从国家形象的“软打击”看国家“软实力”ZT

中国网 | 时间： 2007-01-20  | 文章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研究中，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普遍归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这一力量随着全球传播时代的来临而得到了空前的放大。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良好的国家形象意味着更高的可信度，从而直接影响一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以及该国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一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国家利益——都起着微妙的作用。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正面形象”以及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品牌，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特别通行证”，也是这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特殊的润滑剂”，更是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必须占据的“道德高地”。在一些情形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甚至可能影响目标国家的政治决策，从而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也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都在不断努力塑造自己更具可接纳性的国际形象的重要原因。

但是，正是由于国家形象不仅影响着国家间关系，而且影响着各国组织和普通民众间的相互交往与合作，相应地，将国际竞争对手的形象“妖魔化”，使之处于道德上的“不义”境地，形成更不容易为他人所接受的“负面形象”，也就成了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常用的博弈策略。这种博弈策略可以相应地、形象地称之为“软打击”。近年来，当我们积极从正面研究良好的国家形象如何增进国家“软实力”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关于国家形象在“软打击”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却相对地被忽略了。

一、“软打击”阻碍一国对外战略以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实施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大国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形象攻势”。在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这一总的方针和宣传目标指导下，“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丑化中国形象。在一些媒体机构共同制定的宣传提纲中，宣传西方生活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力图为统治世界而发动战争的侵略势力，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消除的，宣讲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讲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将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等等赫然在目。所以，严格地说，尽管所谓“妖魔化”中国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才流行起来，但事实上自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和中国人早就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新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例如，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宣扬“中国威胁”成为了一种“时尚”。在影视艺术界，有关中国“扩张”以及预言“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粉墨登场。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西方民众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对中国“崛起”的误解、恐惧和抵触情绪。在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达到高潮时进行的一些民意测验中，甚至一度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开始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也有一半以上的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威胁”亚洲。此外，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也产生了对中国的疑虑。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右翼政治势力则利用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一“舆论基础”，鼓吹对中国采用“遏制政策”，致使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在冷战以后不断出现周期性的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战略以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实施。

当然，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的主题还很多，但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遏制，是其对中国形象进行“妖魔化”的根本战略目标。在这一点上，各种可能相互矛盾的主题却是共同的。

二、“软打击”直接影响一国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原因，如果在他国形成了更不易接纳的形象，将直接影响一国在其它国家国际活动的推展。这样的活动既包括重大的政治活动，也包括一般的商务活动，甚至包括普通国民的日常生活。在若干情形下，国家形象的被“妖魔化”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冷战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中，中国人“抢走别国饭碗”的形象导致中国产品被频频设限，从而被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例如2005年以来，中国纺织业就不断遭遇了这样的尴尬。无论是欧盟对于中国纺织品的“围堵”，还是美国频频发起的“贸易磋商”，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纺织企业无法估算配额，无法预测成本，无法维持可靠的供应渠道……。在极端的情形中，甚至出现了他国极端情绪化的民众焚烧中国产品和仓储设施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危机与商业危机出现了恶性互动的局面。

反之，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在阿拉伯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和激烈的反弹，并导致了针对美国以及其它西方人的极端暴力活动，以至于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大国的美国国民在中东国家活动时常常不敢自报家门，美国商品也在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到了抵制。又如，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钓鱼岛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领域频频采取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日本在中国民众中的“国家形象”，致使近年来中国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日反感情绪，并直接导致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日货”被抵制的现象。

其实，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坏人”和“坏的产品”，而国家形象不易为他国接受的国家同样也并不是没有“好人”和“好的产品”。实事求是地说，在前述案例中，美国、日本的大多数产品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品质、价格的比较中实际上是名列前茅的。而“抵制美货”、“抵制日货”也未必真正抵制到了抵制活动发起者所希望抵制的美国人或日本人。但是这样的现象毕竟出现了，并且在漫长的国际政治斗争史中不断复制。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对于一国产品的推销、“人的推销”甚至国家对外政策的“推销”发挥的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的影响力似乎说明，经济学有关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假定事实上是不成立的。作为情感动物所具有的非理性的一面，也使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而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另类魅力”所在。

三、“软打击”连带影响与这个国家相关的人群

负面的国家形象还连带地影响与这个国家相关的人群的形象。例如“中国威胁论”不仅伤害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家的形象。2001年，美国“百人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一次规范性的全国民意调查，以彻底了解美国大众对美国华裔和亚裔的看法。从3月1日至14日，扬革洛维奇公司通过电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访了1216人，被访人年龄都超过18岁，具有代表性。马梯拉公司则在几个主要城市选择了10个焦点小组，与他们座谈。当年5月公布的题为《美国人对美国华裔和亚裔的看法》的民意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4的美国人对美国华裔持“很负面的看法”；23%的美国人不情愿选亚裔当美国总统；24%的美国人不赞成与亚裔通婚；3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华裔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愿意亚裔是自己公司的总裁、配偶或邻居。不少美国人对亚裔的普遍印象居然是他们“永远是外国人”，亚裔对参与美国社会无兴趣，甚至认为华裔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等等。对美国华裔和亚裔持有偏见的人占有如此的比例，这就难以避免华裔和亚裔在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益方面受到损害，包括妨碍他们的职业晋升、获得社会认同等等。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观感和态度似乎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和改观。例如，在有110万华人、而且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有关机构在人口最密集的北加州旧金山地区和南加州洛杉矶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国产业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华裔在美国会受到正面影响的有45%，会受到负面影响的占31%。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他说：“中国内部的发展会影响美国人对在美华人的看法，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日本裔以及许多亚裔，也因为日本的经济奇迹而受到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此相应的是，美国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1994年和2005年分别发表的美国人对中国观感的民意调查表明，在这10年当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已经从46%增加到59%。

四、“软打击”直接影响一国的政权更迭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极端的情况下，“负面形象”的“软打击”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政权更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74年历史的南斯拉夫历经内战、科索沃战争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变局，最终于2003年被“塞尔维亚和黑山”取而代之，就此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在这一政治变局中，有关前南政权负面形象的建构可谓“功不可没”。

在前南内战中，各民族之间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但惟有塞尔维亚人背负了“种族清洗”的罪名。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一些政治势力有意识、有组织的“负面形象”建构确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美国、加拿大若干著名公关公司在内的各路“神仙”耗费巨资，竭力为对手贴上“种族清洗”的标签，同时制造自身“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法国电视二台主编莫利诺曾采访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大众事务社社长哈尔夫，并将此一时期的舆论“制造流程”和盘托出。莫利诺在其所著《南斯拉夫的实况不好说》一书中是这样记述哈尔夫的回答的：

“我们成功地让犹太人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工作出类拔萃。就在1992年8月2日和5日，恰好纽约的《新闻日报》把塞尔维亚人设立集中营的消息给抖了出来，所用的标题是‘死亡之营’和‘塞族的死亡之营’。我们趁机将犹太人的3个庞大组织争取到我们这边……

“你知道，南斯拉夫问题极为复杂，谁都不知道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问‘波斯尼亚究竟位于非洲哪一带’？而一瞬间，我们就编出了一个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

“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审查消息的内容真实与否……人家付钱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宣传道德学说，即便是负有责任，我们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证明塞尔维亚人是受害者，你就不妨试试，你的处境肯定非常孤立。”

在2000年决定前南斯拉夫命运的大选中，西方大量的广播器材、计算机，甚至小型印刷设备不断流入塞尔维亚。到大选开始时，美国甚至为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组织支付了5000罐油漆的费用，使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在塞全境涂写“反米”标语和口号。在2000年7月至10月间，美国资助写有“Gotovje”（塞尔维亚语“他完蛋了”的意思，这个标语后来成了整个“倒米运动”的口号）的不干胶贴达250万张，重达80吨。这期间，这些不干贴在塞全境张贴，甚至用它们覆盖了米氏的竞选广告。同样，用美国资金印刷的“OTPOR”（抵抗）运动组织标志——紧握的拳头也随处可见。大选的结果是，米洛舍维奇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南斯拉夫最终失去了统一的国家。

总的看来，当一国认定自身在他国的若干形象为“负面形象”，而该国出于自身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又希望提升自己在这一对象国中形象的可接纳性时，该国国家形象建构者一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强化“正面形象”的影响力，同时“软打击”的影响力也促使我们注意去减弱甚至消解负面“他形象”的不利影响，此即该国国家形象的修复。近年来，“公共外交”的概念日益流行。所谓公共外交，就是“旨在通过公众传播的手段影响其它国家的人民，进而影响其它国家政策。公共外交可以补充甚至避开政府官方代表之间所展开的传统外交。它寻求使别国的民众建立或改变对该国行为的看法，或者影响公众对该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或人民生活方式所持有的见解。”(刘 明 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

( 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期，原题为《警惕“软打击”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中国网 | 时间： 2007-01-20  | 文章来源：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在国家综合国力的研究中，良好的国家形象被普遍归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这一力量随着全球传播时代的来临而得到了空前的放大。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良好的国家形象意味着更高的可信度，从而直接影响一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发挥以及该国国际战略的实施，对于一国的国家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国家利益——都起着微妙的作用。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正面形象”以及形象的进一步提升——品牌，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特别通行证”，也是这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特殊的润滑剂”，更是这个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所必须占据的“道德高地”。在一些情形下，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甚至可能影响目标国家的政治决策，从而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也是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大国，都在不断努力塑造自己更具可接纳性的国际形象的重要原因。

但是，正是由于国家形象不仅影响着国家间关系，而且影响着各国组织和普通民众间的相互交往与合作，相应地，将国际竞争对手的形象“妖魔化”，使之处于道德上的“不义”境地，形成更不容易为他人所接受的“负面形象”，也就成了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常用的博弈策略。这种博弈策略可以相应地、形象地称之为“软打击”。近年来，当我们积极从正面研究良好的国家形象如何增进国家“软实力”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的时候，关于国家形象在“软打击”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却相对地被忽略了。

一、“软打击”阻碍一国对外战略以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实施

早在冷战时期，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大国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形象攻势”。在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这一总的方针和宣传目标指导下，“美国之音”等西方媒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丑化中国形象。在一些媒体机构共同制定的宣传提纲中，宣传西方生活方式，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力图为统治世界而发动战争的侵略势力，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消除的，宣讲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讲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将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等等赫然在目。所以，严格地说，尽管所谓“妖魔化”中国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才流行起来，但事实上自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和中国人早就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妖魔化”了。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新的“妖魔化”中国的浪潮例如，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宣扬“中国威胁”成为了一种“时尚”。在影视艺术界，有关中国“扩张”以及预言“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小说和影视作品粉墨登场。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西方民众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对中国“崛起”的误解、恐惧和抵触情绪。在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炒作达到高潮时进行的一些民意测验中，甚至一度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美国民众开始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也有一半以上的日本民众认为“中国威胁”亚洲。此外，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也产生了对中国的疑虑。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右翼政治势力则利用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一“舆论基础”，鼓吹对中国采用“遏制政策”，致使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在冷战以后不断出现周期性的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战略以及国家整体战略的实施。

当然，美国等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的主题还很多，但是，对于后冷战时代“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遏制，是其对中国形象进行“妖魔化”的根本战略目标。在这一点上，各种可能相互矛盾的主题却是共同的。

二、“软打击”直接影响一国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无论是由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原因，如果在他国形成了更不易接纳的形象，将直接影响一国在其它国家国际活动的推展。这样的活动既包括重大的政治活动，也包括一般的商务活动，甚至包括普通国民的日常生活。在若干情形下，国家形象的被“妖魔化”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冷战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中，中国人“抢走别国饭碗”的形象导致中国产品被频频设限，从而被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例如2005年以来，中国纺织业就不断遭遇了这样的尴尬。无论是欧盟对于中国纺织品的“围堵”，还是美国频频发起的“贸易磋商”，种种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纺织企业无法估算配额，无法预测成本，无法维持可靠的供应渠道……。在极端的情形中，甚至出现了他国极端情绪化的民众焚烧中国产品和仓储设施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危机与商业危机出现了恶性互动的局面。

反之，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在阿拉伯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和激烈的反弹，并导致了针对美国以及其它西方人的极端暴力活动，以至于作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大国的美国国民在中东国家活动时常常不敢自报家门，美国商品也在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到了抵制。又如，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钓鱼岛和东海海洋权益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领域频频采取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严重损害了日本在中国民众中的“国家形象”，致使近年来中国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日反感情绪，并直接导致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日货”被抵制的现象。

其实，具有良好国家形象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坏人”和“坏的产品”，而国家形象不易为他国接受的国家同样也并不是没有“好人”和“好的产品”。实事求是地说，在前述案例中，美国、日本的大多数产品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品质、价格的比较中实际上是名列前茅的。而“抵制美货”、“抵制日货”也未必真正抵制到了抵制活动发起者所希望抵制的美国人或日本人。但是这样的现象毕竟出现了，并且在漫长的国际政治斗争史中不断复制。

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对于一国产品的推销、“人的推销”甚至国家对外政策的“推销”发挥的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妙的影响力似乎说明，经济学有关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假定事实上是不成立的。作为情感动物所具有的非理性的一面，也使经济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而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的“另类魅力”所在。

三、“软打击”连带影响与这个国家相关的人群

负面的国家形象还连带地影响与这个国家相关的人群的形象。例如“中国威胁论”不仅伤害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到海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家的形象。2001年，美国“百人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了一次规范性的全国民意调查，以彻底了解美国大众对美国华裔和亚裔的看法。从3月1日至14日，扬革洛维奇公司通过电话，在美国全国范围内采访了1216人，被访人年龄都超过18岁，具有代表性。马梯拉公司则在几个主要城市选择了10个焦点小组，与他们座谈。当年5月公布的题为《美国人对美国华裔和亚裔的看法》的民意调查结果“令人吃惊”：1/4的美国人对美国华裔持“很负面的看法”；23%的美国人不情愿选亚裔当美国总统；24%的美国人不赞成与亚裔通婚；3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华裔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不愿意亚裔是自己公司的总裁、配偶或邻居。不少美国人对亚裔的普遍印象居然是他们“永远是外国人”，亚裔对参与美国社会无兴趣，甚至认为华裔对中国比对美国更忠诚等等。对美国华裔和亚裔持有偏见的人占有如此的比例，这就难以避免华裔和亚裔在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益方面受到损害，包括妨碍他们的职业晋升、获得社会认同等等。

当然，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观感和态度似乎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和改观。例如，在有110万华人、而且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有关机构在人口最密集的北加州旧金山地区和南加州洛杉矶地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中国产业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华裔在美国会受到正面影响的有45%，会受到负面影响的占31%。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典认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他说：“中国内部的发展会影响美国人对在美华人的看法，就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日本裔以及许多亚裔，也因为日本的经济奇迹而受到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与此相应的是，美国的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在1994年和2005年分别发表的美国人对中国观感的民意调查表明，在这10年当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已经从46%增加到59%。

四、“软打击”直接影响一国的政权更迭

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极端的情况下，“负面形象”的“软打击”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政权更迭。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74年历史的南斯拉夫历经内战、科索沃战争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变局，最终于2003年被“塞尔维亚和黑山”取而代之，就此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在这一政治变局中，有关前南政权负面形象的建构可谓“功不可没”。

在前南内战中，各民族之间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但惟有塞尔维亚人背负了“种族清洗”的罪名。尽管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一些政治势力有意识、有组织的“负面形象”建构确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美国、加拿大若干著名公关公司在内的各路“神仙”耗费巨资，竭力为对手贴上“种族清洗”的标签，同时制造自身“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法国电视二台主编莫利诺曾采访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全球大众事务社社长哈尔夫，并将此一时期的舆论“制造流程”和盘托出。莫利诺在其所著《南斯拉夫的实况不好说》一书中是这样记述哈尔夫的回答的：

“我们成功地让犹太人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工作出类拔萃。就在1992年8月2日和5日，恰好纽约的《新闻日报》把塞尔维亚人设立集中营的消息给抖了出来，所用的标题是‘死亡之营’和‘塞族的死亡之营’。我们趁机将犹太人的3个庞大组织争取到我们这边……

“你知道，南斯拉夫问题极为复杂，谁都不知道那儿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会问‘波斯尼亚究竟位于非洲哪一带’？而一瞬间，我们就编出了一个好人、坏人的简单故事。

“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审查消息的内容真实与否……人家付钱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宣传道德学说，即便是负有责任，我们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证明塞尔维亚人是受害者，你就不妨试试，你的处境肯定非常孤立。”

在2000年决定前南斯拉夫命运的大选中，西方大量的广播器材、计算机，甚至小型印刷设备不断流入塞尔维亚。到大选开始时，美国甚至为塞尔维亚学生运动组织支付了5000罐油漆的费用，使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在塞全境涂写“反米”标语和口号。在2000年7月至10月间，美国资助写有“Gotovje”（塞尔维亚语“他完蛋了”的意思，这个标语后来成了整个“倒米运动”的口号）的不干胶贴达250万张，重达80吨。这期间，这些不干贴在塞全境张贴，甚至用它们覆盖了米氏的竞选广告。同样，用美国资金印刷的“OTPOR”（抵抗）运动组织标志——紧握的拳头也随处可见。大选的结果是，米洛舍维奇失去了总统的宝座，南斯拉夫最终失去了统一的国家。

总的看来，当一国认定自身在他国的若干形象为“负面形象”，而该国出于自身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又希望提升自己在这一对象国中形象的可接纳性时，该国国家形象建构者一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强化“正面形象”的影响力，同时“软打击”的影响力也促使我们注意去减弱甚至消解负面“他形象”的不利影响，此即该国国家形象的修复。近年来，“公共外交”的概念日益流行。所谓公共外交，就是“旨在通过公众传播的手段影响其它国家的人民，进而影响其它国家政策。公共外交可以补充甚至避开政府官方代表之间所展开的传统外交。它寻求使别国的民众建立或改变对该国行为的看法，或者影响公众对该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或人民生活方式所持有的见解。”(刘 明 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

( 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年第1期，原题为《警惕“软打击”对国家形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