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国家实力

中国真正的国家实力



在获得爆炸性成功的著作《非理性繁荣》一书中，罗伯特·希勒，一位智力与运气俱佳的经济学家，相信心理因素是驱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繁荣的主要原因。一股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对商业的崇拜，与充斥四处的新闻报道，使人们当真开始相信泡沫永不破灭。在很多时刻，人们被情绪驱动，他们对真实不屑一顾。

“人们今天谈论中国，就像1999年谈论互联网。”这是2004年3月《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开头。尽管将今天的中国繁荣与互联网泡沫类比异常拙劣，因为后者只拥有可能无法实现的期待，而前者则拥有更坚实的基础，并已经源源不断地产出成果，但我们同样需要警惕的是，外界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概念的过分热烈的谈论，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种语言的泡沫，语言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可能正在出现分离。

了解这种语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第8版。你将连篇累牍地阅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标题，“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为了缓解世界的焦虑，我们自己创造了“和平崛起论”，并准备投入200万人民币为这个概念制造理论框架。

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谈论了这么多“中国崛起”前景与可能造成的后果，却很少有人明确地指出崛起的标志是什么，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它拥有物质的力量吗？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建立于此。因为中国25年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是第六大经济体，并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这个年份总是在变）超过美国。但是，物质力量常常与国家力量并不同步。时至1880年，美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没人看得起美国，它的外交力量与军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视。即使到了20世纪初，1907年－1913年英国驻美国大使布赖斯勋爵都会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描述外交政策对美国生活的左右――“爱尔兰根本没有蛇”。再比如日本，尽管从1960年代末开始，它就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非公认的大国。

即使就单纯的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也仍未达到人们喜欢的类比国的对应程度：19世纪中叶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这些国家在各自的年份均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位置。但经过25年的改革，直到2001年，中国在世界ＧＤＰ的份额仍不过3．5％，（美国的比例是将近25％），而这个比例在1900年时却将近7％。是的，我们的物质力量的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有了迅速的增长，但国际关系实力总是相对的，对此约瑟夫·张伯伦曾说，“需要谨记在心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它与自己过去的比较，而取决于它在世界联合体中的相对地位。”

实力是人口吗？看起来，我们正在彻底地抛弃马尔萨斯最初的担忧。对于中国崛起，一个不断被谈论的观点是，我们拥有13亿人的市场，它大得足以改变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廉洁劳动力，也为知识经济时代准备了人材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直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实力，在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5亿时，中国的人口就已达到4亿，当时西方商业世界流行的一本书是《四亿人的市场》，但我们同样还是不断地衰落。在世界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拥有和日本一样多的人口，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实力是军事力量吗？在最后关头，这条比任何都重要。尽管外界总是试图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2002年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仍不过是美国的1／10，比日本仍低。况且，在现代世界，军事的作用仍显著，却越来越需要别的因素，尤其是军事的合法性所辅助，丛林法则已不适合于联合国建立后的世界。

实力是来自于文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吗？很显然中国仍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谈论中国是一种时髦，但人们的关注点仍仅仅在于这里是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我们没有产生足够多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科学家与媒体。我见到的对于中国的软权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来自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中他写道，到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况且，软权力也没有描述的那样重要，全世界都在观看美国电影，但这并不会减弱反美情绪。

这种设问的单子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大约在1948年，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这样描述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它们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与原料）、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特别是人口分布）、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但他强调在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很显然，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在国际关系中拥有足够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这样定义权力：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集会。而政治学家丹尼斯·朗给予权力以明确的三种形式划分：武力、操纵与说服。那么，暂时放开《参考消息》，根据你的常识，想象一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所采取的方式，它是否已经达到了语言描绘的大国地位了？创造新理论以减缓别人的焦虑值得理解，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率先夸大了我们的实力。中国真正的国家实力



在获得爆炸性成功的著作《非理性繁荣》一书中，罗伯特·希勒，一位智力与运气俱佳的经济学家，相信心理因素是驱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市繁荣的主要原因。一股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对商业的崇拜，与充斥四处的新闻报道，使人们当真开始相信泡沫永不破灭。在很多时刻，人们被情绪驱动，他们对真实不屑一顾。

“人们今天谈论中国，就像1999年谈论互联网。”这是2004年3月《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开头。尽管将今天的中国繁荣与互联网泡沫类比异常拙劣，因为后者只拥有可能无法实现的期待，而前者则拥有更坚实的基础，并已经源源不断地产出成果，但我们同样需要警惕的是，外界与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概念的过分热烈的谈论，有可能正在形成某种语言的泡沫，语言的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可能正在出现分离。

了解这种语言泡沫的最好方式，是坚持每天阅读《参考消息》第8版。你将连篇累牍地阅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标题，“已经崛起的中国、“中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世界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中国世纪”……为了缓解世界的焦虑，我们自己创造了“和平崛起论”，并准备投入200万人民币为这个概念制造理论框架。

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谈论了这么多“中国崛起”前景与可能造成的后果，却很少有人明确地指出崛起的标志是什么，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实力就是它拥有物质的力量吗？所有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都建立于此。因为中国25年高速经济增长，中国是第六大经济体，并可能在2020年（或是2040年，这个年份总是在变）超过美国。但是，物质力量常常与国家力量并不同步。时至1880年，美国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在国际舞台上，没人看得起美国，它的外交力量与军事力量都不值得重视。即使到了20世纪初，1907年－1913年英国驻美国大使布赖斯勋爵都会用游客描述爱尔兰之蛇的方式来描述外交政策对美国生活的左右――“爱尔兰根本没有蛇”。再比如日本，尽管从1960年代末开始，它就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非公认的大国。

即使就单纯的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也仍未达到人们喜欢的类比国的对应程度：19世纪中叶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1960年代的日本，这些国家在各自的年份均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位置。但经过25年的改革，直到2001年，中国在世界ＧＤＰ的份额仍不过3．5％，（美国的比例是将近25％），而这个比例在1900年时却将近7％。是的，我们的物质力量的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有了迅速的增长，但国际关系实力总是相对的，对此约瑟夫·张伯伦曾说，“需要谨记在心的关键……（是）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它与自己过去的比较，而取决于它在世界联合体中的相对地位。”

实力是人口吗？看起来，我们正在彻底地抛弃马尔萨斯最初的担忧。对于中国崛起，一个不断被谈论的观点是，我们拥有13亿人的市场，它大得足以改变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它既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廉洁劳动力，也为知识经济时代准备了人材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直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并不能保证我们获得实力，在20世纪初世界人口不过15亿时，中国的人口就已达到4亿，当时西方商业世界流行的一本书是《四亿人的市场》，但我们同样还是不断地衰落。在世界范围内，印度尼西亚拥有和日本一样多的人口，但这说明不了什么。

实力是军事力量吗？在最后关头，这条比任何都重要。尽管外界总是试图夸大中国的军事实力，2002年时，中国的军费支出仍不过是美国的1／10，比日本仍低。况且，在现代世界，军事的作用仍显著，却越来越需要别的因素，尤其是军事的合法性所辅助，丛林法则已不适合于联合国建立后的世界。

实力是来自于文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软权力吗？很显然中国仍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软权力，谈论中国是一种时髦，但人们的关注点仍仅仅在于这里是消费市场与世界工厂。我们没有产生足够多的有影响力的作家、导演、艺术家、科学家与媒体。我见到的对于中国的软权力最激动人心的描述来自于《纽约时报》的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一篇名叫《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中他写道，到2040年时，世界各种科学会议中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的音乐排行中也充满着中国歌曲。况且，软权力也没有描述的那样重要，全世界都在观看美国电影，但这并不会减弱反美情绪。

这种设问的单子仍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大约在1948年，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这样描述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它们包括地理、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与原料）、工业能力、军事准备（特别是人口分布）、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但他强调在衡量国家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很显然，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在国际关系中拥有足够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这样定义权力：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为中，甚至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的集会。而政治学家丹尼斯·朗给予权力以明确的三种形式划分：武力、操纵与说服。那么，暂时放开《参考消息》，根据你的常识，想象一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所采取的方式，它是否已经达到了语言描绘的大国地位了？创造新理论以减缓别人的焦虑值得理解，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率先夸大了我们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