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邱兴华家人受社会资助 11个死者家庭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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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30 09:24:05 来源: 南方网
http://news.163.com/06/1230/09/33J3M44R0001124J.html
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
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影响了公众的心态。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也部分反映了公众的特殊心态。
11个家庭遭遇的幸与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url=]补贴[/url]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url=]父亲[/url]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7月18日，汉阴县公安局民警开始在邱兴华家中守护。从这天起，邱兴华家人窘迫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出于办案的需要，民警们从城里或者集市上买来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一部分送给邱兴华家人，另一部分则与邱兴华家人同吃。时任安康市公安局局长秦康健第一次到邱兴华家中时，还专门带了两袋米面和其他生活用品。
8月22日，邱兴华归案后第四天，接连有读者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询问邱兴华家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表示有意捐款资助。因记者不便参与钱物往来，建议读者与公安机关联系。
受捐助后邱家人用上了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干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邱祖满对记者说。
邱祖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7月15日，邱兴华杀人案案发时，邱祖满刚从安康市公安局调任汉阴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时间仅一个多月。当时，县人大常委会甚至还没开会表决对他的任命。邱兴华杀人案对邱祖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振奋的是，此案最终成功告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url=]文化[/url]，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url=]广东[/url]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令邱祖满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呼吁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引发舆论激烈争议。他认为这也是此案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邱家人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url=]副教授[/url]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
本报记者陈春平王培民文/图 (华商报)
2006-12-30 09:24:05 来源: 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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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遇害者熊万成的妻子希望能得到救助邱兴华从被抓获到枪决，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
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影响了公众的心态。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也部分反映了公众的特殊心态。
11个家庭遭遇的幸与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url=]补贴[/url]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url=]父亲[/url]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7月18日，汉阴县公安局民警开始在邱兴华家中守护。从这天起，邱兴华家人窘迫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出于办案的需要，民警们从城里或者集市上买来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一部分送给邱兴华家人，另一部分则与邱兴华家人同吃。时任安康市公安局局长秦康健第一次到邱兴华家中时，还专门带了两袋米面和其他生活用品。
8月22日，邱兴华归案后第四天，接连有读者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询问邱兴华家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表示有意捐款资助。因记者不便参与钱物往来，建议读者与公安机关联系。
受捐助后邱家人用上了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干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邱祖满对记者说。
邱祖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7月15日，邱兴华杀人案案发时，邱祖满刚从安康市公安局调任汉阴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时间仅一个多月。当时，县人大常委会甚至还没开会表决对他的任命。邱兴华杀人案对邱祖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振奋的是，此案最终成功告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url=]文化[/url]，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url=]广东[/url]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令邱祖满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呼吁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引发舆论激烈争议。他认为这也是此案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邱家人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url=]副教授[/url]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
本报记者陈春平王培民文/图 (华商报)
http://news.163.com/06/1230/09/33J3M44R0001124J.html
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遇害者熊万成的妻子希望能得到救助
邱兴华从被抓获到枪决，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
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影响了公众的心态。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也部分反映了公众的特殊心态。
11个家庭遭遇的幸与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url=]补贴[/url]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url=]父亲[/url]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7月18日，汉阴县公安局民警开始在邱兴华家中守护。从这天起，邱兴华家人窘迫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出于办案的需要，民警们从城里或者集市上买来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一部分送给邱兴华家人，另一部分则与邱兴华家人同吃。时任安康市公安局局长秦康健第一次到邱兴华家中时，还专门带了两袋米面和其他生活用品。
8月22日，邱兴华归案后第四天，接连有读者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询问邱兴华家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表示有意捐款资助。因记者不便参与钱物往来，建议读者与公安机关联系。
受捐助后邱家人用上了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干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邱祖满对记者说。
邱祖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7月15日，邱兴华杀人案案发时，邱祖满刚从安康市公安局调任汉阴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时间仅一个多月。当时，县人大常委会甚至还没开会表决对他的任命。邱兴华杀人案对邱祖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振奋的是，此案最终成功告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url=]文化[/url]，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url=]广东[/url]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令邱祖满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呼吁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引发舆论激烈争议。他认为这也是此案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邱家人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url=]副教授[/url]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
本报记者陈春平王培民文/图 (华商报)
2006-12-30 09:24:05 来源: 南方网http://news.163.com/06/1230/09/33J3M44R0001124J.html
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遇害者熊万成的妻子希望能得到救助邱兴华从被抓获到枪决，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
有观点认为，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
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上说，影响了公众的心态。
12月28日邱兴华被执行枪决后，震惊全国的“7·16”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仍余音未了。从邱兴华案中的“情杀起因”，到“司法精神病”鉴定争论，以及社会捐款一边倒倾向邱兴华的家人，这些问题无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也部分反映了公众的特殊心态。
11个家庭遭遇的幸与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url=]补贴[/url]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不知娘俩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url=]父亲[/url]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如果他们经济宽裕，生活无忧，还会去上山问卦吗？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7月18日，汉阴县公安局民警开始在邱兴华家中守护。从这天起，邱兴华家人窘迫的生活开始有了转机。出于办案的需要，民警们从城里或者集市上买来米面油等生活物品，一部分送给邱兴华家人，另一部分则与邱兴华家人同吃。时任安康市公安局局长秦康健第一次到邱兴华家中时，还专门带了两袋米面和其他生活用品。
8月22日，邱兴华归案后第四天，接连有读者打电话给本报记者，询问邱兴华家人近期的生活情况，表示有意捐款资助。因记者不便参与钱物往来，建议读者与公安机关联系。
受捐助后邱家人用上了手机
“在办案期间，我们公安干警确实资助给邱兴华家人几百元钱，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不少的帮助。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仅仅是对弱者的一种怜悯和同情，是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另一种是出于办案侦查的需要。”邱祖满对记者说。
邱祖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7月15日，邱兴华杀人案案发时，邱祖满刚从安康市公安局调任汉阴县公安局局长职务，时间仅一个多月。当时，县人大常委会甚至还没开会表决对他的任命。邱兴华杀人案对邱祖满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令人振奋的是，此案最终成功告破。
据邱祖满介绍，“邱兴华归案后，鉴于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难，政府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另外有好几个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最初两三次，捐款人都是把汇款通过县公安局转交邱兴华妻子的，大概有3000多元。”
邱兴华被捕后，何冉凤带着孩子搬到了石泉县城郊区居住，房租每月100多元。9月中旬，邱兴华妻子何冉凤在一次采访中证实，她确实收到了一些外地“好心人”的捐款，大概有几千元。有了这些钱，才能租房住，孩子也才能上学。
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url=]文化[/url]，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
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url=]广东[/url]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和规范可言呢？
令邱祖满想不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呼吁对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引发舆论激烈争议。他认为这也是此案中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邱家人受助得益于“名人效应”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昨日下午，安康学院心理学[url=]副教授[/url]黄路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为邱兴华家属捐款的人有没有其他的心态？黄路阳说，不排除有其他的心态，没有具体调查，他本人不认同有这些心态，如愤世、认可、甚至赞同等。对于个别精神病专家呼吁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一事，从事18年心理学教学的黄路阳认为，单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是有合理性的，如果有其他的目的，其行为和心理不好说，没有调查、分析和测量，不能进行简单的推断。
本报记者陈春平王培民文/图 (华商报)
人们关注的是焦点 就这样.... 某大学生杀了四个同学 事后被炒作成了英雄 有几个人去可怜那几个被杀的人及他们的家庭呢 唉 .....
舆论就是一坨屎
2006年12月31日00:25 红网
http://news.qq.com/a/20061231/000025.htm
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12月30日《华商报》）
邱兴华无疑是2006年度“名人”——尽管这“名人”由11位无辜受害者的鲜血而凝成。是“名人”就会产生“名人效应”。这不，邱兴华的家属得到了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各界关爱，“看上了电视”，“用上了手机”，“搬到了郊区居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1位受害者家庭仿佛被社会遗忘了，索赔无门，生活维艰，缺乏政府和社会关怀，承受着精神及物质上的双重打击。这其中，除了政府失责，人心不古，社会良知发生倾斜之外，媒体没能尽到应有社会责任，乃是重要原因。
邱案发生后，媒体关注的焦点，都是邱兴华的杀人动机、公安部门的追捕过程以及先后两审的案件经过，尤其是围绕该不该让邱做精神病鉴定，着实让媒体兴奋了好一阵子。“爱屋及乌”，媒体在把笔墨和镜头投放在邱身上的同时，也没忘了对其亲属的全方位“追踪”、“传真”和“纪实”，把其家庭情况事无巨细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公正地说，媒体不是不可以这样做，也要需要这样做，只是在一窝蜂报道邱和他的家庭的时候，怎么就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那些倒在邱兴华魔掌与屠刀之下的11位受害者和他们惨遭变故、痛失亲人的家庭呢？
我们没有看到，失去丈夫的妻子如何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情景；我们没有看到，失去爱子的母亲如何悲恸欲绝、死去活来的情景；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失去父亲的幼子宛若一只孤燕，伶仃地走在外出打工路上的情景……而这些，都在真实地发生着。这11个家庭，天塌了，地陷了，人生破碎了，希望毁灭了，生活里自此失却了笑声。在心灵遭受摧残的同时，他们原本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缺衣少食，债台高筑，拖家带口，举目无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媒体都集体“忽视”了。以致于很少有人知道11位受害者的名字和他们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媒体宣传带来的“名人效应”，邱的亲属受到了政府的关照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捐款赠物者不断，生活境遇得到改善。
邱兴华的家庭和另11位无辜被害者的家庭，都是受害者，为何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对待？在这件事上，媒体难辞其咎。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造成如此窘况。普利策说：“从不对穷苦人缺乏同情心，永远忠于公众利益。”《马里恩星报》的信条是：“永远不要忽视一个无辜的妇女或孩子对自己亲属的错误或不幸的倾诉。不要等被要求才去这样做，而是主动去做。”“记住：每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要将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媒体的社会责任有许多方面，比如“匡扶正义”、“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济困”、“铁肩担道义”、“为人民鼓与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等。倘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将不可避免带来整个社会信仰滑坡、观念迷失、伦理堕落、良知泯灭、是非标准混乱的后果。
媒体，请肩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少些低俗之风，多些人间正气；少些奢靡之音，多些黄钟大吕；少些官腔官调，多些百姓疾苦。愿邱兴华的“名人效应”是面镜子，让当今新闻界做些反思。
[稿源：红网]
[作者：王清]
[编辑：耿红仁]
http://news.qq.com/a/20061231/000025.htm
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注和帮助。（12月30日《华商报》）
邱兴华无疑是2006年度“名人”——尽管这“名人”由11位无辜受害者的鲜血而凝成。是“名人”就会产生“名人效应”。这不，邱兴华的家属得到了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和各界关爱，“看上了电视”，“用上了手机”，“搬到了郊区居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1位受害者家庭仿佛被社会遗忘了，索赔无门，生活维艰，缺乏政府和社会关怀，承受着精神及物质上的双重打击。这其中，除了政府失责，人心不古，社会良知发生倾斜之外，媒体没能尽到应有社会责任，乃是重要原因。
邱案发生后，媒体关注的焦点，都是邱兴华的杀人动机、公安部门的追捕过程以及先后两审的案件经过，尤其是围绕该不该让邱做精神病鉴定，着实让媒体兴奋了好一阵子。“爱屋及乌”，媒体在把笔墨和镜头投放在邱身上的同时，也没忘了对其亲属的全方位“追踪”、“传真”和“纪实”，把其家庭情况事无巨细地展现在受众面前。公正地说，媒体不是不可以这样做，也要需要这样做，只是在一窝蜂报道邱和他的家庭的时候，怎么就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那些倒在邱兴华魔掌与屠刀之下的11位受害者和他们惨遭变故、痛失亲人的家庭呢？
我们没有看到，失去丈夫的妻子如何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情景；我们没有看到，失去爱子的母亲如何悲恸欲绝、死去活来的情景；我们同样没有看到，失去父亲的幼子宛若一只孤燕，伶仃地走在外出打工路上的情景……而这些，都在真实地发生着。这11个家庭，天塌了，地陷了，人生破碎了，希望毁灭了，生活里自此失却了笑声。在心灵遭受摧残的同时，他们原本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缺衣少食，债台高筑，拖家带口，举目无亲。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媒体都集体“忽视”了。以致于很少有人知道11位受害者的名字和他们家庭所面临的困境。与此相反的是，由于媒体宣传带来的“名人效应”，邱的亲属受到了政府的关照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捐款赠物者不断，生活境遇得到改善。
邱兴华的家庭和另11位无辜被害者的家庭，都是受害者，为何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对待？在这件事上，媒体难辞其咎。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造成如此窘况。普利策说：“从不对穷苦人缺乏同情心，永远忠于公众利益。”《马里恩星报》的信条是：“永远不要忽视一个无辜的妇女或孩子对自己亲属的错误或不幸的倾诉。不要等被要求才去这样做，而是主动去做。”“记住：每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要将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媒体的社会责任有许多方面，比如“匡扶正义”、“追求真理”、“主持公道”、“解危济困”、“铁肩担道义”、“为人民鼓与呼”、“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等。倘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将不可避免带来整个社会信仰滑坡、观念迷失、伦理堕落、良知泯灭、是非标准混乱的后果。
媒体，请肩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少些低俗之风，多些人间正气；少些奢靡之音，多些黄钟大吕；少些官腔官调，多些百姓疾苦。愿邱兴华的“名人效应”是面镜子，让当今新闻界做些反思。
[稿源：红网]
[作者：王清]
[编辑：耿红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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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受害者的家庭被忽视，媒体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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