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李锐：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

丁聪为李锐作的肖像画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

本文为吴敏写作的《民主探求录》一书的序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篇序言发表于11月23日《山西日报》理论专版

作者:李锐

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都是在民主同专制的反复较量中逐步实现的，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尤其如此。民主者，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民主者，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尽其所能，关心国家的大事小事，并予以必要的干预。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

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的目标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在这一百年里，从“五四”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民主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前的中国，大概不会有人再公开否定和反对民主了。但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影响和惯性，我们党历史上相当长时期里不重视民主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与迄今尚未根本改变的“权力过分集中”体制密切相联的深层利益结构的潜在制约，决定了中国民主发展仍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邓小平早就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惜这个思想还未能完全付诸行动。

我们这些耄耋之人，大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谈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已写入宪法。在人民的各项自由中，言论自由很重要。马克思就说过，没有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谈不上。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现在，民间流传的调侃、嘲讽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是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的反映，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法律规范，使民意表达机制逐步健全起来。

在百年来的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辛劳乃至生命。要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还需两、三代人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开拓。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那一天。

“老三届”群体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许多人是各行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我喜欢同年轻人来往，在“老三届”群体中有不少的“忘年交”。这本《民主探求录》的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迅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当然，这本书中有的观点难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戒骄戒躁，尽量做得更好些。

2004年5月16日于北京
丁聪为李锐作的肖像画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

本文为吴敏写作的《民主探求录》一书的序言，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篇序言发表于11月23日《山西日报》理论专版

作者:李锐

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到社会，都是在民主同专制的反复较量中逐步实现的，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尤其如此。民主者，主权在民，权为民所授；民主者，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尽其所能，关心国家的大事小事，并予以必要的干预。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

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的目标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努力和奋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路程。在这一百年里，从“五四”运动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到“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从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一步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均以不同方式表明了民主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前的中国，大概不会有人再公开否定和反对民主了。但是，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影响和惯性，我们党历史上相当长时期里不重视民主留下的后遗症，特别是与迄今尚未根本改变的“权力过分集中”体制密切相联的深层利益结构的潜在制约，决定了中国民主发展仍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和实践过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思想有所解放，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维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现在已列入宪法。这是很大的进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深得民心之言，都属于民主政治的内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并举，所谓政治文明，岂不就是要遵守宪法、实施宪政吗?邓小平早就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惜这个思想还未能完全付诸行动。

我们这些耄耋之人，大都是受五四精神的熏陶，追求自由民主而投身革命的。几十年来，虽历经磨难，未变初衷。十五大召开时，我有长篇上书，谈如何防“左”；十六大召开时，我又有长篇上书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谈党内民主五条，国家民主五条。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实现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已写入宪法。在人民的各项自由中，言论自由很重要。马克思就说过，没有言论自由，任何自由都谈不上。有些史学家认为，我们现在处于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怎样过渡呢?我认为首要一条，就是要言论自由。现在，民间流传的调侃、嘲讽谚语太多了，大庭广众中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听到，这和言论自由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是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的反映，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应进入正常轨道，要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等法律规范，使民意表达机制逐步健全起来。

在百年来的中国民主奋斗史上，已经有几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辛劳乃至生命。要在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还需两、三代人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开拓。中国的事急不得，但太慢也不好。我们这些从“一二九”运动和延安窑洞里走过来的人，已届“望九”、“望百”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能为中国民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有限的了。我们寄希望于后之来者，相信他们会把民主发展的接力棒传下去，一直传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那一天。

“老三届”群体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许多人是各行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不少人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我喜欢同年轻人来往，在“老三届”群体中有不少的“忘年交”。这本《民主探求录》的作者吴敏也是“老三届”一分子，我和他不很熟悉，仅有过几次通迅联系，见过两、三次面。但我认真研读了这本书的“自序”和目录，粗粗翻阅了全书的书稿，就欣然答应作者的请求，同意为他写这篇序。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他二十多年来一直注重研究有关民主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个精神值得提倡；二是觉得现在研究和宣传民主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某种风险。我作为一个“风雨虽曾几度经”，“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共产党人，应该为他壮壮胆。当然，这本书中有的观点难免有欠缺，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戒骄戒躁，尽量做得更好些。

2004年5月1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