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关于他的一切仍新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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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在虚拟与现实中
本刊记者/张凡
“毛泽东”三个字在现实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种途径折射出的各式毛泽东是人们重忆这位伟人的现实表现
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书法、诗词和史书，写得一手好字，喜欢与那些御用知识名流们唱和，讨论古诗的创作规律。
”这是一位博客主人的介绍，而这个博客的名字是“毛泽东”。
“毛泽东”三个字频繁出现在网络上，不仅有“毛泽东博客”，而且有各种各样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说，今日的中国人，不仅从书籍和影视媒体中熟悉毛泽东，更喜欢从网络中寻找或重塑毛泽东。
网上魔力
在网络对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时，“毛泽东”这个天价域名在1998年就被英国人抢注了。国内最初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网站则难以查考。胡为雄说，现在普遍认为河北晶牛集团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网站是国内最早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传播网站。今年3月，这个在2000年底开通的“毛泽东思想”网站的点击量超过了1亿次。
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政府机构都加入到创建“毛泽东”网站的行列中来。2001年12月26日，由共青团中央和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建立的“毛泽东纪念馆”在网上开通。
在2003年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若干个和“毛泽东”有关的网站，毛泽东的诗词、选集、传记、轶事都纷纷传到了网上。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出现了几百家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这一热潮在2003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顶峰。
有人把这称之为“红色网站”的井喷，形形色色的网站的开通，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了另外一个毛泽东王国。
伴随着各种网站的建立，是网络论坛中一直争吵不息的论战，“千年一师毛主席”与“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方”这样的帖子同时出现在论坛中。
“如果说毛泽东网站的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怀念和研究外，那么各种毛泽东论坛里的争论却往往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对骂也好，论战也好，反映出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胡为雄说。
“我觉得不仅仅是口水仗。”曾经参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毛泽东论战”的网民“向日葵”认为，大家都想证明自己的判断，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参与论战的网民的想法。论战双方都花了很大力气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建国后工农业的各项发展指标和数据、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增长率这样相对专业的东西都被拿出来反复分析。
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论战还在继续。“天涯”、“中青在线”等著名论坛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一个新的关于毛泽东的帖子而重新开始打架。显然，这样的论战并不会停止。
毛泽东甚至走进了网络游戏世界，在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共青团中央组织实施的《中华英雄谱》网络游戏中，设置的“宝物”是毛泽东语录，平装本、精装本、限量精装本、签名精装本等显示了不同的等级，而玩家的最终成就即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虚拟世界里的毛泽东塑造出来的肯定不是历史中的毛泽东，但却是历史中的毛泽东在现实的一种投射。30年后的毛泽东，在网上的虚拟世界里也同样经历着人神之间的轮回，在新的网络话语中成为持久的一种潮流。
红色书籍主角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再次热卖，由此带动整个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一块专门辟出来的图书专区，书的封面大都以“红色”为主调，《长征日记》、《红星照耀的中国》、《毛泽东传》、《马克思传》、《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家书》，老书新书都聚集其中，买书的人把这称之为“红色专柜”。红色，大都与“毛泽东”三个字有所关联。
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书店中，几乎都有这样的“红色专柜”。借着纪念建党85周年的东风，重新解读的“党史类”书籍在今年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段时间出现了断档。”中国青年出版社市场部经理付豪杰说，在上市不到两周后，起印两万册的书已经被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加紧重印。“新版《毛泽东传》已经卖了11万册左右，连带其他几本毛泽东学术研究类的书也卖了1万多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宇博士说，这本再版的传记是在畅销书行列中待得比较久的书。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刚刚推出了她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本书在上海书市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众多参加签名售书的人则希望从孔东梅的身上看到更多毛泽东的影子。
涉及“毛泽东”的书籍的出版并不容易，除了按常规要在新闻出版署进行选题申报和备案审查外，涉及重大党史人物和党史问题的还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专家进行专门审查。《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这本书连写作带报批前后差不多用了4年时间。这是一本第一次全面披露1962年“七千人大会”全过程的著作。“党史类书籍在这方面非常耗时间。” 《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梅说。所以有的出版社不愿意碰这类书籍，因为周期太长，有时单纯从经济效益上考虑经常得不偿失。
但是近年来这类书籍在市场上却一直成为一个热点。众多的出版社尽管面临诸多困难，都在尝试出版类似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一些有分量的书激起了人们的阅读欲望，但是另一方面，跟风之作也充斥其中。在“红色专柜”中，也有一些从封面设计到题材看上去雷同的书，标题耸人听闻，内容却乏善可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对现在的党史类书籍的泛滥用八个字来形容。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同样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吴江认为今年党史类书籍更注重了对党的革命和执政规律的探索，不再局限于描述党的历史，更注重通过历史对规律的挖掘。他对红色出版物热潮评价是，从长远看来，热潮会减退，常温依然在。
但在书市之外、网络之下，“毛泽东”这个名字及其背后的故事仍将为人们津津乐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认为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的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
在后人追溯的目光中，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来，回到热闹的网络博客中，一位来自西藏那曲的网民多吉俄色在自己的博客上说，毛泽东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化，不管是出生在他在世的年代，还是他去世后出生的人，都在关注他，尽可能地去了解他。
本刊记者/张凡
“毛泽东”三个字在现实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种途径折射出的各式毛泽东是人们重忆这位伟人的现实表现
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书法、诗词和史书，写得一手好字，喜欢与那些御用知识名流们唱和，讨论古诗的创作规律。
”这是一位博客主人的介绍，而这个博客的名字是“毛泽东”。
“毛泽东”三个字频繁出现在网络上，不仅有“毛泽东博客”，而且有各种各样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说，今日的中国人，不仅从书籍和影视媒体中熟悉毛泽东，更喜欢从网络中寻找或重塑毛泽东。
网上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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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政府机构都加入到创建“毛泽东”网站的行列中来。2001年12月26日，由共青团中央和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建立的“毛泽东纪念馆”在网上开通。
在2003年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若干个和“毛泽东”有关的网站，毛泽东的诗词、选集、传记、轶事都纷纷传到了网上。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出现了几百家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这一热潮在2003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顶峰。
有人把这称之为“红色网站”的井喷，形形色色的网站的开通，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了另外一个毛泽东王国。
伴随着各种网站的建立，是网络论坛中一直争吵不息的论战，“千年一师毛主席”与“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方”这样的帖子同时出现在论坛中。
“如果说毛泽东网站的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怀念和研究外，那么各种毛泽东论坛里的争论却往往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对骂也好，论战也好，反映出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胡为雄说。
“我觉得不仅仅是口水仗。”曾经参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毛泽东论战”的网民“向日葵”认为，大家都想证明自己的判断，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参与论战的网民的想法。论战双方都花了很大力气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建国后工农业的各项发展指标和数据、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增长率这样相对专业的东西都被拿出来反复分析。
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论战还在继续。“天涯”、“中青在线”等著名论坛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一个新的关于毛泽东的帖子而重新开始打架。显然，这样的论战并不会停止。
毛泽东甚至走进了网络游戏世界，在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共青团中央组织实施的《中华英雄谱》网络游戏中，设置的“宝物”是毛泽东语录，平装本、精装本、限量精装本、签名精装本等显示了不同的等级，而玩家的最终成就即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虚拟世界里的毛泽东塑造出来的肯定不是历史中的毛泽东，但却是历史中的毛泽东在现实的一种投射。30年后的毛泽东，在网上的虚拟世界里也同样经历着人神之间的轮回，在新的网络话语中成为持久的一种潮流。
红色书籍主角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再次热卖，由此带动整个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有一块专门辟出来的图书专区，书的封面大都以“红色”为主调，《长征日记》、《红星照耀的中国》、《毛泽东传》、《马克思传》、《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家书》，老书新书都聚集其中，买书的人把这称之为“红色专柜”。红色，大都与“毛泽东”三个字有所关联。
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书店中，几乎都有这样的“红色专柜”。借着纪念建党85周年的东风，重新解读的“党史类”书籍在今年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段时间出现了断档。”中国青年出版社市场部经理付豪杰说，在上市不到两周后，起印两万册的书已经被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加紧重印。“新版《毛泽东传》已经卖了11万册左右，连带其他几本毛泽东学术研究类的书也卖了1万多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宇博士说，这本再版的传记是在畅销书行列中待得比较久的书。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刚刚推出了她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本书在上海书市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众多参加签名售书的人则希望从孔东梅的身上看到更多毛泽东的影子。
涉及“毛泽东”的书籍的出版并不容易，除了按常规要在新闻出版署进行选题申报和备案审查外，涉及重大党史人物和党史问题的还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专家进行专门审查。《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这本书连写作带报批前后差不多用了4年时间。这是一本第一次全面披露1962年“七千人大会”全过程的著作。“党史类书籍在这方面非常耗时间。” 《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梅说。所以有的出版社不愿意碰这类书籍，因为周期太长，有时单纯从经济效益上考虑经常得不偿失。
但是近年来这类书籍在市场上却一直成为一个热点。众多的出版社尽管面临诸多困难，都在尝试出版类似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一些有分量的书激起了人们的阅读欲望，但是另一方面，跟风之作也充斥其中。在“红色专柜”中，也有一些从封面设计到题材看上去雷同的书，标题耸人听闻，内容却乏善可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对现在的党史类书籍的泛滥用八个字来形容。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同样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吴江认为今年党史类书籍更注重了对党的革命和执政规律的探索，不再局限于描述党的历史，更注重通过历史对规律的挖掘。他对红色出版物热潮评价是，从长远看来，热潮会减退，常温依然在。
但在书市之外、网络之下，“毛泽东”这个名字及其背后的故事仍将为人们津津乐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认为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的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
在后人追溯的目光中，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来，回到热闹的网络博客中，一位来自西藏那曲的网民多吉俄色在自己的博客上说，毛泽东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化，不管是出生在他在世的年代，还是他去世后出生的人，都在关注他，尽可能地去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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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他也曾有三起三落(一)http://news.QQ.com 2006年08月29日12:15 新世纪周刊 第 1 2 3 4 5 6 7 8 页 越历史,越真实
本刊记者／张凡
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
参与编辑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撰写过《毛泽东年谱》，出版过《毛泽东画传》、《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等。对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颇有己见。
不应纠缠于个人品质
新世纪：关于毛泽东的热度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素华：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点时间来上网。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毛泽东虽然逝世30周年了，国人对他还是相当关注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至今还被人们广泛地关注？我想大体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和党章里都记载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虽然那个毛泽东思想强调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有着这样显赫地位的人物，自然会受到关注。二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从功业上来说，他既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又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样一个功过俱存的人物，如何评价，自然众说纷纭；三是他曾经是一个被神化的人，如何把他还原成人，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又会产生很多争论；四是毛泽东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想对毛泽东的评价，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新世纪：在一些激烈的争论中，关于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纠缠在毛泽东个人身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素华：在争论当中，我发现有些问题大家应该取得共识。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尽量少从个人的品质上来寻找存在问题的原因。比如在整人问题上，仅仅放在中国看，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放在国际共运这个大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党的问题，许多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些党的第一把手人品都有问题，事情有那么巧合吗？
1956年，一个兄弟党内有四个人因为受迫害，逃到中国，还有两个人在苏联不敢回国。原因是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央的领导。对此事毛泽东十分有看法。他对米高扬说，这不是正常的党内生活。在党内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还让米高扬告诉那个党说：你那套打倒的办法不行，这只能引起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今天你打倒了他们，也许明天他们又打倒了你，这样下去你们的党、你们的事业就危险了！他还说，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嘛！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起来把你打倒，明天你起来又把我打倒。这样不好。资产阶级还有两党制度呢，美国就有两个党，艾森豪威尔上台，杜鲁门并没有坐班房啊！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那个党的代表团时，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那个党的同志说，美国人最近散发传单反对我们的领袖，那些被开除逃跑的人也反对我们的领袖，可见是特务，他们反党，反政府。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是美国人的特务？今天，我、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也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该是特务了。帝国主义分子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现在也批评斯大林，那么，赫鲁晓夫也该是帝国主义分子了？这些都是无原则的联系。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很清醒。可是仅仅一年以后，他就来了一个反右，1959年又在党内反右，从此就很少消停，直至文化大革命。由清醒到不清醒，由坚决反对打压不同意见，到大肆打压不同意见，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找原因，那么换个品行好的人就行了。行吗？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新世纪：现在来看，这些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
张素华：所以我们党拨乱反正以后，做出了实行领导任期制的制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还是拿毛泽东来说，如果实行任期制，毛泽东1949年任党的主席，按任期10年算，到1959年他就到期了，对于一个1959年就要到期的领导来说，他可能再发动一次庐山会议的反右吗？肯定不会。因为他发动不起来呀！当时的彭德怀就不服嘛，很多的人不服嘛。你就要成为明日黄花了，真理又不在你的手里，谁还会跟你走呢？如果在毛泽东任期内不可能发动反右，新上来的同志肯定也不会。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斯大林事件出现以后，赫鲁晓夫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也主要是在人品上找原因，没有在制度上找原因，结果没有走出那个怪圈。赫鲁晓夫呢，还是搞终身制，做了11年的总书记被别人给政变了。当时的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应该说，他注意到了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中共八大他有了退的想法，在党内出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
但这个思想不彻底，还是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时，就说他太任性，但同时也怪罪赫鲁晓夫等人当时不提醒斯大林，现在批判斯大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事件的出现，确实使毛泽东在观察他身边的人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从斯大林身上也没有能够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新世纪：那么这个问题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素华：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注意从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上来分析他，研究他，一种说法是“历史还原法”。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很难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现在回过头去看，说应该这么着，而他却那么着。
比如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恐怕就很难这么说了。共产党当时恰恰是不屑于抓枪杆子的。是一个论党内地位还没有毛泽东高的蒋介石，先是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接着是“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然后在南京自立中央政府。这边的国民党中央，虽然对蒋介石三令五申，共产党又发通电，蒋介石根本不理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原因是什么呢？他手里有枪。不但蒋介石不理你，这边国民党中央的人后来也跟着蒋介石走了，全都清共。
湖南的唐生智算什么呢？起初毛泽东也没有太在意他，孰料他后来也成了左右武汉政权的关键力量，成了扑灭湖南农民运动关键的力量，所以，毛泽东悟到，蒋、唐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都是拿枪杆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结出来的。
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枪杆子不会有说话的权力，更不用说要夺取政权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都需要用历史的还原法来细致、认真地梳理出来。
再比如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你傻不傻呀，干吗不实行全方位外交？不同美国搞好关系？至少可以实行中间路线嘛。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如果深入研究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既不像西方说的，当时的中央内部有亲苏、亲美派之分，毛泽东是从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出发去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也不是毛泽东对什么高岗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不安等等，而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慎做出的。总之，它恰好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新世纪：现在网络上这种重塑毛泽东的过程还在继续，怎么看待这种重塑？
张素华：网上现在的这种重塑，有自己合理想象的地方。我感觉如果真正要总结历史经验，要评说毛泽东，恐怕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不能神化他，现在神化他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很难成为气候；第二是不能妖魔化，把他说得像魔鬼，我认为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注意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他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苏联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比较狭隘。现在人们讲社会主义有几个支流，一个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东方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别的社会主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956年英国工党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就和毛泽东辩论，他们坚持的也是社会主义，并且劝毛泽东不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的和苏联一样，那样不好，苏联的社会主义有问题。毛泽东坚持说，我们和苏联是一致的。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虽然怀疑，但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怀疑，所以建国后的毛泽东，没有走出苏联的模式；相反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总是想建立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比如提干、上学、当兵，处处都要优先工农子弟。他甚至提拔工人、农民的代表到中央任职。他不认为这对非工农出身的人是一种不平等，是对另外一些人的歧视。他更没有认识到要改变工农的地位，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要提高工农的经济地位，就得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也就是说，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同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有关。
总的来讲，我感觉要正确看待毛泽东，尤其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需要分清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狭隘理解造成的；哪些是对形势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哪些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既不要神化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评价他，这对毛泽东是公正的，对我们的社会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无论对谁，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大家评论一个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总结经验，为了使我们不再重复他人或前人的错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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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他也曾有三起三落(一)http://news.QQ.com 2006年08月29日12:15 新世纪周刊 第 1 2 3 4 5 6 7 8 页 越历史,越真实
本刊记者／张凡
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
参与编辑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撰写过《毛泽东年谱》，出版过《毛泽东画传》、《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等。对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颇有己见。
不应纠缠于个人品质
新世纪：关于毛泽东的热度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素华：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点时间来上网。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毛泽东虽然逝世30周年了，国人对他还是相当关注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至今还被人们广泛地关注？我想大体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和党章里都记载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虽然那个毛泽东思想强调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有着这样显赫地位的人物，自然会受到关注。二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从功业上来说，他既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又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样一个功过俱存的人物，如何评价，自然众说纷纭；三是他曾经是一个被神化的人，如何把他还原成人，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又会产生很多争论；四是毛泽东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想对毛泽东的评价，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新世纪：在一些激烈的争论中，关于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纠缠在毛泽东个人身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素华：在争论当中，我发现有些问题大家应该取得共识。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尽量少从个人的品质上来寻找存在问题的原因。比如在整人问题上，仅仅放在中国看，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放在国际共运这个大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党的问题，许多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些党的第一把手人品都有问题，事情有那么巧合吗？
1956年，一个兄弟党内有四个人因为受迫害，逃到中国，还有两个人在苏联不敢回国。原因是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央的领导。对此事毛泽东十分有看法。他对米高扬说，这不是正常的党内生活。在党内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还让米高扬告诉那个党说：你那套打倒的办法不行，这只能引起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今天你打倒了他们，也许明天他们又打倒了你，这样下去你们的党、你们的事业就危险了！他还说，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嘛！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起来把你打倒，明天你起来又把我打倒。这样不好。资产阶级还有两党制度呢，美国就有两个党，艾森豪威尔上台，杜鲁门并没有坐班房啊！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那个党的代表团时，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那个党的同志说，美国人最近散发传单反对我们的领袖，那些被开除逃跑的人也反对我们的领袖，可见是特务，他们反党，反政府。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是美国人的特务？今天，我、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也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该是特务了。帝国主义分子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现在也批评斯大林，那么，赫鲁晓夫也该是帝国主义分子了？这些都是无原则的联系。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很清醒。可是仅仅一年以后，他就来了一个反右，1959年又在党内反右，从此就很少消停，直至文化大革命。由清醒到不清醒，由坚决反对打压不同意见，到大肆打压不同意见，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找原因，那么换个品行好的人就行了。行吗？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新世纪：现在来看，这些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
张素华：所以我们党拨乱反正以后，做出了实行领导任期制的制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还是拿毛泽东来说，如果实行任期制，毛泽东1949年任党的主席，按任期10年算，到1959年他就到期了，对于一个1959年就要到期的领导来说，他可能再发动一次庐山会议的反右吗？肯定不会。因为他发动不起来呀！当时的彭德怀就不服嘛，很多的人不服嘛。你就要成为明日黄花了，真理又不在你的手里，谁还会跟你走呢？如果在毛泽东任期内不可能发动反右，新上来的同志肯定也不会。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斯大林事件出现以后，赫鲁晓夫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也主要是在人品上找原因，没有在制度上找原因，结果没有走出那个怪圈。赫鲁晓夫呢，还是搞终身制，做了11年的总书记被别人给政变了。当时的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应该说，他注意到了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中共八大他有了退的想法，在党内出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
但这个思想不彻底，还是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时，就说他太任性，但同时也怪罪赫鲁晓夫等人当时不提醒斯大林，现在批判斯大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事件的出现，确实使毛泽东在观察他身边的人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从斯大林身上也没有能够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新世纪：那么这个问题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素华：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注意从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上来分析他，研究他，一种说法是“历史还原法”。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很难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现在回过头去看，说应该这么着，而他却那么着。
比如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恐怕就很难这么说了。共产党当时恰恰是不屑于抓枪杆子的。是一个论党内地位还没有毛泽东高的蒋介石，先是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接着是“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然后在南京自立中央政府。这边的国民党中央，虽然对蒋介石三令五申，共产党又发通电，蒋介石根本不理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原因是什么呢？他手里有枪。不但蒋介石不理你，这边国民党中央的人后来也跟着蒋介石走了，全都清共。
湖南的唐生智算什么呢？起初毛泽东也没有太在意他，孰料他后来也成了左右武汉政权的关键力量，成了扑灭湖南农民运动关键的力量，所以，毛泽东悟到，蒋、唐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都是拿枪杆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结出来的。
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枪杆子不会有说话的权力，更不用说要夺取政权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都需要用历史的还原法来细致、认真地梳理出来。
再比如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你傻不傻呀，干吗不实行全方位外交？不同美国搞好关系？至少可以实行中间路线嘛。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如果深入研究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既不像西方说的，当时的中央内部有亲苏、亲美派之分，毛泽东是从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出发去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也不是毛泽东对什么高岗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不安等等，而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慎做出的。总之，它恰好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新世纪：现在网络上这种重塑毛泽东的过程还在继续，怎么看待这种重塑？
张素华：网上现在的这种重塑，有自己合理想象的地方。我感觉如果真正要总结历史经验，要评说毛泽东，恐怕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是不能神化他，现在神化他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很难成为气候；第二是不能妖魔化，把他说得像魔鬼，我认为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注意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他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苏联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比较狭隘。现在人们讲社会主义有几个支流，一个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东方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别的社会主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956年英国工党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就和毛泽东辩论，他们坚持的也是社会主义，并且劝毛泽东不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的和苏联一样，那样不好，苏联的社会主义有问题。毛泽东坚持说，我们和苏联是一致的。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虽然怀疑，但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怀疑，所以建国后的毛泽东，没有走出苏联的模式；相反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总是想建立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比如提干、上学、当兵，处处都要优先工农子弟。他甚至提拔工人、农民的代表到中央任职。他不认为这对非工农出身的人是一种不平等，是对另外一些人的歧视。他更没有认识到要改变工农的地位，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要提高工农的经济地位，就得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也就是说，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同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有关。
总的来讲，我感觉要正确看待毛泽东，尤其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需要分清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狭隘理解造成的；哪些是对形势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哪些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既不要神化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评价他，这对毛泽东是公正的，对我们的社会也是有好处的。我们无论对谁，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大家评论一个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总结经验，为了使我们不再重复他人或前人的错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好。
他也有三落三起
张素华
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允升著的《毛泽东三落三起》一书。
过去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有个“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如今黄允升又向大家讲了一个毛泽东“三落三起”的长篇故事。
说起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对于毛泽东说来，自然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磨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秋收起义后第一落
毛泽东的第一落，说起来，叫人不能不遐想。1927年春夏，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进行穷追猛打。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然而，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可是起义没几天，几乎全部失利。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山了。
上山，在当时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传再传，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
事后来看，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泽东呢？他暴动一半，就领兵走了，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逃兵”。之后，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
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
第二落：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
一来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无奈，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
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为中央批判对象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非常复杂，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因此，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表面看来，毛泽东的三个大落与大起，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实际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既有一个对外斗争，也有一个内部不断争论、不断调整方向、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做事一定从实际出发，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离真理近一点。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不但没有因为受到挫折而消沉，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贺子珍说，他变得更耐心了，更加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此文为作者对《毛泽东三落三起》的最新书评，本刊略有删节)
张素华
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允升著的《毛泽东三落三起》一书。
过去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有个“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如今黄允升又向大家讲了一个毛泽东“三落三起”的长篇故事。
说起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对于毛泽东说来，自然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磨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秋收起义后第一落
毛泽东的第一落，说起来，叫人不能不遐想。1927年春夏，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进行穷追猛打。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然而，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可是起义没几天，几乎全部失利。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山了。
上山，在当时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传再传，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
事后来看，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泽东呢？他暴动一半，就领兵走了，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逃兵”。之后，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
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
第二落：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
一来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无奈，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
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为中央批判对象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非常复杂，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因此，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表面看来，毛泽东的三个大落与大起，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实际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既有一个对外斗争，也有一个内部不断争论、不断调整方向、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做事一定从实际出发，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离真理近一点。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不但没有因为受到挫折而消沉，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贺子珍说，他变得更耐心了，更加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此文为作者对《毛泽东三落三起》的最新书评，本刊略有删节)
主角：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
张素华
七千人大会时期，毛泽东自然是整个中国的主角，这位个性强、气质浪漫的“一把手”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自我批评又给大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通常说来，1961年底，中国已经走出三年经济困难的危机。
但事实上，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极缺，各种物资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调整起来却十分费力。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为此非常着急。
危难当中，有人提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问题或许可以解决。
危机时刻，毛泽东交心开大会
毛泽东的突出印象是：“空气比较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气不壮是外在的表现，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结没有解开。这心结是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都是热情高涨，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到头来遭遇的却是重大挫折，不少人还受了处分，不免有点灰溜溜的，甚至还有不少怨气，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与精神。对“大跃进”的工作怎么看，哪些对哪些不对，错误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这便是随后召开的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用什么办法来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泽东提出用交心的办法。这个“心”怎么交？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全党思想；通过中央承担责任，来给各级干部松绑；通过向地方干部交心，来赢得地方的信赖；然后再讲全局和纪律，来达到反对分散主义的目的。
顺从民意，毛泽东让人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邓小平为大会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的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却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很显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肯定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怎么办？又一个难题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
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推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对报告进行修改。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报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不在大会上宣读，而是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然后再正式作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是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3天时间转瞬即逝，是正式宣讲报告，还是继续讨论？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思量再三，“天塌不下来”，决定延长会期，放手讨论。
正在此时，中央又发现一些省级干部不同意中央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的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按照报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甚感意外，他们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商量大会该如何进行。
商量的结果，毛泽东提议，让大会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大会主题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还重新成立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于是，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修改的报告最后定稿，并且印发大会，不再宣读。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吸收了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对“大跃进”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提出本着有什么反什么、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来进行，使地方同志既认识到反分散主义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对人们十分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由刘少奇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与会者相当满意。这一段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干部心有不满，毛泽东安抚人心
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讨论通过中央报告以后，几个中央常委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会议。但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他们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气，比如，在上级大搞“大跃进”时，有些人因为不愿盲从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为右倾；在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时，有些人因为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又被定性为死官僚等5种人。总之，左右都不是。即使在北京开会，有的省委书记依然十分专断，不让人讲话，致使部分人的气很是不顺。有人因此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他们对省委书记有意见，要求出气。
会议开始时，考虑到过去几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泽东提出由中央承担责任，地方的同志只要求改，不做检讨。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县两级干部对省委心中有气，不出气，就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书记服气，又能让地、县两级干部出气？需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化解这一对矛盾。毛泽东同中央常委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苦水，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个“出气会”怎么开，省委书记接受意见的空间有多大，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1月30日，他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强调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后再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来批评有些第一书记不让人讲话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七千人大会”由于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因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实现了大会的预期目的。大会之后，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是，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动因” ：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张素华
七千人大会时期，毛泽东自然是整个中国的主角，这位个性强、气质浪漫的“一把手”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自我批评又给大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通常说来，1961年底，中国已经走出三年经济困难的危机。
但事实上，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极缺，各种物资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调整起来却十分费力。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为此非常着急。
危难当中，有人提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问题或许可以解决。
危机时刻，毛泽东交心开大会
毛泽东的突出印象是：“空气比较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气不壮是外在的表现，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结没有解开。这心结是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都是热情高涨，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到头来遭遇的却是重大挫折，不少人还受了处分，不免有点灰溜溜的，甚至还有不少怨气，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与精神。对“大跃进”的工作怎么看，哪些对哪些不对，错误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这便是随后召开的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用什么办法来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泽东提出用交心的办法。这个“心”怎么交？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全党思想；通过中央承担责任，来给各级干部松绑；通过向地方干部交心，来赢得地方的信赖；然后再讲全局和纪律，来达到反对分散主义的目的。
顺从民意，毛泽东让人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邓小平为大会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的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却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很显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肯定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怎么办？又一个难题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
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推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对报告进行修改。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报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不在大会上宣读，而是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然后再正式作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是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3天时间转瞬即逝，是正式宣讲报告，还是继续讨论？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思量再三，“天塌不下来”，决定延长会期，放手讨论。
正在此时，中央又发现一些省级干部不同意中央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的判断。他们的观点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按照报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甚感意外，他们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商量大会该如何进行。
商量的结果，毛泽东提议，让大会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大会主题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还重新成立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于是，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修改的报告最后定稿，并且印发大会，不再宣读。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吸收了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对“大跃进”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提出本着有什么反什么、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来进行，使地方同志既认识到反分散主义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对人们十分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由刘少奇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与会者相当满意。这一段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干部心有不满，毛泽东安抚人心
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讨论通过中央报告以后，几个中央常委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会议。但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他们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气，比如，在上级大搞“大跃进”时，有些人因为不愿盲从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为右倾；在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时，有些人因为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又被定性为死官僚等5种人。总之，左右都不是。即使在北京开会，有的省委书记依然十分专断，不让人讲话，致使部分人的气很是不顺。有人因此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他们对省委书记有意见，要求出气。
会议开始时，考虑到过去几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泽东提出由中央承担责任，地方的同志只要求改，不做检讨。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县两级干部对省委心中有气，不出气，就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书记服气，又能让地、县两级干部出气？需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化解这一对矛盾。毛泽东同中央常委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苦水，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个“出气会”怎么开，省委书记接受意见的空间有多大，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1月30日，他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强调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后再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来批评有些第一书记不让人讲话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七千人大会”由于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因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实现了大会的预期目的。大会之后，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是，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动因” ：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非常年代 非常大会
本刊记者/ 陈焱
规模之大、人数众多、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召开，新近出版的《变局——七千年大会始末》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再研究，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离开历史的现场，把事件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洞察，研究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情况，专司研究毛泽东思想生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革’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让研究者感到深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关联对于历史问题的探究很有意义。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 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评价者认为，个性那么强、气质那么浪漫的“一把手”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实在是难得可贵。张素华分析七千人大会的功能认为：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前者是对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
在自我批评精神主导下的七千人大会究竟开得怎么样？ 张素华在书中谈到：当时毛泽东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这个会开得好”。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而作为毛泽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张素华的评价又是什么？她说：“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而想要做到这些,其实也并不容易。“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历史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人已经作古，即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张素华称。
35万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终于脱稿，张素华心情却并不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个非常的会议。”如今，书中各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书中的事却仍被人们深刻关注着。
本刊记者/ 陈焱
规模之大、人数众多、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召开，新近出版的《变局——七千年大会始末》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再研究，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离开历史的现场，把事件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洞察，研究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情况，专司研究毛泽东思想生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革’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让研究者感到深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关联对于历史问题的探究很有意义。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 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评价者认为，个性那么强、气质那么浪漫的“一把手”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实在是难得可贵。张素华分析七千人大会的功能认为：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前者是对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
在自我批评精神主导下的七千人大会究竟开得怎么样？ 张素华在书中谈到：当时毛泽东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这个会开得好”。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而作为毛泽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张素华的评价又是什么？她说：“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而想要做到这些,其实也并不容易。“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历史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人已经作古，即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张素华称。
35万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终于脱稿，张素华心情却并不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个非常的会议。”如今，书中各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书中的事却仍被人们深刻关注着。
毛式语体自天成
萧延中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他的这一突出特质，使得“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
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 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
萧延中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他的这一突出特质，使得“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
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 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
孔东梅：不再神化外公
本刊记者/ 张凡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我想把更真实的毛泽东写给人们看。”
“我不想再写一个神化的毛泽东。”孔东梅笑着说，作为毛家第三代中的唯一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传播“新红色经典”。孔东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其母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确认幸存的孩子。
最近，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是孔东梅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都是以第三代人的眼光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书里的事不断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毛泽东。
王海容开口讲毛泽东的故事
这一次，孔东梅和王海容聊的虽然是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但是关于毛泽东的感情和性格，孔东梅更为关注。 “孔东梅出书讲述毛泽东的初恋故事”，更多的报纸把这样的标题留给了这本新书。孔东梅说：“我不是刻意地关注外公的隐私，但是关于他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知道。”
让王海容开口极不容易，作为毛泽东的侄外孙女、中国唯一女性副外长的王海容，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但是文革后即赋闲的王海容却很少在公众前露面，也极少谈起过去的经历。
“我常劝她自己写一些东西，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孔东梅对这位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表姐很是尊敬，她们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孔东梅最初希望王海容能自己动笔写回忆录，但在孔东梅看来，非常慷慨大度的王海容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相当谨慎。
或许是因为在政府任职，王海容像拒绝其他人一样拒绝了这个小表妹的请求。经历过文革前后的大起大落，王海容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孔东梅则认为她亲历了太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写出来就太可惜了。
去年，王海容正式退休。孔东梅再次劝她写点东西，经不住孔东梅的再三劝说，王海容开口说话。
“当然，聊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熟悉的就不写了。”孔东梅说，她自己最关注的是外公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作为伟人的另一部分的情感。所以在这本书中有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王海容对孔东梅说，你不是想听个故事嘛，我就给你讲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毛泽东在16岁时喜欢上了一个远房表妹王十姑。但后来让村里算命的人一算，八字不合，这段初恋无疾而终。在王海容面前，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还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外公16岁时有段美好的初恋，可惜最后没有结果。我写这段故事，是想通过它来反映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告诉读者，毛泽东也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孔东梅说，在和王海容聊天中，有许多这样真性情的故事让孔东梅感动，她说在这些小事情上才真正的体现了外公的人格魅力。
在国外重新认识外公
孔东梅说，自己是到了国外，才真正开始“认识”外公毛泽东。
在此之前，她虽然知道自己的外公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从来没有试图想去了解这样一个外公意味着什么。
1999年，已经工作三年的孔东梅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当时的孔东梅还非常单纯，尽管之前也出过几次国，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出的经验。
第一次去的时候，孔东梅带上了她的全部家当，什么被子、枕头、衣服架子都带着，最后装了满满四个大皮箱。然后她一个人拎着四个皮箱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初到美国，先住到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开始找房子。前六个月，搬了四次家，每次孔东梅都得提着她的四个大皮箱。在最初的两个月，孔东梅特别想家，她说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回去。
在这段比较苦闷的日子里，国内的朋友给他寄了很多关于外公毛泽东的书。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孔东梅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使自己安静下来，不去考虑自己是谁的后代，而有时间想想将来要去做些什么。她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明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上来看待外公毛泽东。
在出国之前就有创办公司念头的孔东梅决定回国创业，她把外公“菊香书屋”的名字用来作为自己公司的名字。
人性毛泽东
有一些号称“红色经典”的书籍在市场销得不好，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孔东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后人就来买她的书。“不是从‘毛泽东’换成‘我的外公’就可以了。”孔东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地写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孔东梅给自己的公司定位于传播和推广新的“红色经典”。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给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孔东梅说自己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也不会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再来塑造高大全的毛泽东。她说：“我想从第三代后人，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希望呈现一个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毛泽东，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过去的历史，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来发现他们身上那种温暖的人性。”
《翻开我家老影集》是孔东梅的第一本尝试之作，在她的追述中，让更多的人知晓了毛泽东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和人生历程，其中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故事更是第一次为人所知。让孔东梅意犹未尽的是，这本书里关于外婆贺子珍的故事有很多还没讲出来。她的第二本书《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诞生了，站到后代的角度上，她把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讲述重新还原，讲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爱情传奇。
“现在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好奇，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人却很少。”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做时，孔东梅经过一翻深思熟虑。在美国，她看到年轻人会去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林肯纪念碑凭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上座率都非常高。孔东梅觉得红色经典的传播也应该有一些时代的东西，用现代的观念、文化的角度来关注红色传统。
她说，我希望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但不是简单地宣传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是伟人，而是讲给他们更多真实的故事，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历史。
“老百姓希望毛家人多写点东西是一种朴素的愿望，但我不希望再塑造一个神化的毛泽东。我觉得买书的人主要也不是看孔东梅，而是希望看到毛家后代的成长。”孔东梅微笑着说。在孔东梅的计划里，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外公毛泽东，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去。她说，以后不会局限于只写外公，外公他们那一代人可能都会是她关注的对象。
本刊记者/ 张凡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我想把更真实的毛泽东写给人们看。”
“我不想再写一个神化的毛泽东。”孔东梅笑着说，作为毛家第三代中的唯一女性，她一直致力于传播“新红色经典”。孔东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其母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确认幸存的孩子。
最近，她推出了自己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是孔东梅出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听外婆讲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都是以第三代人的眼光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书里的事不断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毛泽东。
王海容开口讲毛泽东的故事
这一次，孔东梅和王海容聊的虽然是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但是关于毛泽东的感情和性格，孔东梅更为关注。 “孔东梅出书讲述毛泽东的初恋故事”，更多的报纸把这样的标题留给了这本新书。孔东梅说：“我不是刻意地关注外公的隐私，但是关于他丰富的个人情感世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人知道。”
让王海容开口极不容易，作为毛泽东的侄外孙女、中国唯一女性副外长的王海容，是上世纪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那“轰轰烈烈”的年代里，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上和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毛主席身边的她。但是文革后即赋闲的王海容却很少在公众前露面，也极少谈起过去的经历。
“我常劝她自己写一些东西，把这些事情讲给我们听。”孔东梅对这位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表姐很是尊敬，她们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孔东梅最初希望王海容能自己动笔写回忆录，但在孔东梅看来，非常慷慨大度的王海容在这个问题上却是相当谨慎。
或许是因为在政府任职，王海容像拒绝其他人一样拒绝了这个小表妹的请求。经历过文革前后的大起大落，王海容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孔东梅则认为她亲历了太多的历史时刻，如果不写出来就太可惜了。
去年，王海容正式退休。孔东梅再次劝她写点东西，经不住孔东梅的再三劝说，王海容开口说话。
“当然，聊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大家熟悉的就不写了。”孔东梅说，她自己最关注的是外公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他作为伟人的另一部分的情感。所以在这本书中有了“毛泽东的初恋”这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次王海容对孔东梅说，你不是想听个故事嘛，我就给你讲一个从来没听过的。毛泽东在16岁时喜欢上了一个远房表妹王十姑。但后来让村里算命的人一算，八字不合，这段初恋无疾而终。在王海容面前，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还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
“外公16岁时有段美好的初恋，可惜最后没有结果。我写这段故事，是想通过它来反映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告诉读者，毛泽东也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孔东梅说，在和王海容聊天中，有许多这样真性情的故事让孔东梅感动，她说在这些小事情上才真正的体现了外公的人格魅力。
在国外重新认识外公
孔东梅说，自己是到了国外，才真正开始“认识”外公毛泽东。
在此之前，她虽然知道自己的外公是一个了不起的领袖，但是从来没有试图想去了解这样一个外公意味着什么。
1999年，已经工作三年的孔东梅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当时的孔东梅还非常单纯，尽管之前也出过几次国，但是她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出的经验。
第一次去的时候，孔东梅带上了她的全部家当，什么被子、枕头、衣服架子都带着，最后装了满满四个大皮箱。然后她一个人拎着四个皮箱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初到美国，先住到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开始找房子。前六个月，搬了四次家，每次孔东梅都得提着她的四个大皮箱。在最初的两个月，孔东梅特别想家，她说三个月的时候一定要回去。
在这段比较苦闷的日子里，国内的朋友给他寄了很多关于外公毛泽东的书。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孔东梅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使自己安静下来，不去考虑自己是谁的后代，而有时间想想将来要去做些什么。她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明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她开始从不同的文化观念上来看待外公毛泽东。
在出国之前就有创办公司念头的孔东梅决定回国创业，她把外公“菊香书屋”的名字用来作为自己公司的名字。
人性毛泽东
有一些号称“红色经典”的书籍在市场销得不好，甚至有滥竽充数之嫌。孔东梅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她认为，人们不会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后人就来买她的书。“不是从‘毛泽东’换成‘我的外公’就可以了。”孔东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地写出人们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孔东梅给自己的公司定位于传播和推广新的“红色经典”。
“我希望从我的角度去写外公，呈现给一个人性化的毛泽东。”孔东梅说自己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也不会从政治的、历史的角度再来塑造高大全的毛泽东。她说：“我想从第三代后人，同时也是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希望呈现一个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毛泽东，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希望能够用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过去的历史，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来发现他们身上那种温暖的人性。”
《翻开我家老影集》是孔东梅的第一本尝试之作，在她的追述中，让更多的人知晓了毛泽东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和人生历程，其中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的故事更是第一次为人所知。让孔东梅意犹未尽的是，这本书里关于外婆贺子珍的故事有很多还没讲出来。她的第二本书《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诞生了，站到后代的角度上，她把贺子珍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讲述重新还原，讲述了人们所不熟悉的爱情传奇。
“现在的人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好奇，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人却很少。”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做时，孔东梅经过一翻深思熟虑。在美国，她看到年轻人会去华盛顿的阿灵顿公墓、林肯纪念碑凭吊，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上座率都非常高。孔东梅觉得红色经典的传播也应该有一些时代的东西，用现代的观念、文化的角度来关注红色传统。
她说，我希望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但不是简单地宣传谁是英雄，谁是好汉，谁是伟人，而是讲给他们更多真实的故事，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历史。
“老百姓希望毛家人多写点东西是一种朴素的愿望，但我不希望再塑造一个神化的毛泽东。我觉得买书的人主要也不是看孔东梅，而是希望看到毛家后代的成长。”孔东梅微笑着说。在孔东梅的计划里，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外公毛泽东，而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过去。她说，以后不会局限于只写外公，外公他们那一代人可能都会是她关注的对象。
吴连登：给主席管家
特约记者/欧阳海燕 本刊记者/陈焱
“主席的家好管也不好管,即便是精打细算也常常让人捉襟见肘。”毛泽东最后的管家忆往事
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从1964年开始，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到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作为一名普通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他19岁，是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毛头小伙。第一次给主席端水，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点颤抖。“因为兴奋和紧张，跟主席的第一次简单对话并没有出彩的地方。”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吴连登至今说起这些都神采飞扬，“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主席为什么会挑我去给他管家，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没问过。”
忙碌的管家生活冲淡了吴连登初入毛泽东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难忘岁月里的往事却让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辈子难忘。
新华门影壁题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刻上去的，关于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体也少有披露，吴连登认为把这个来历告诉后人很有价值。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多次跟我提起这五个字的由来。”吴连登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东兴乘坐前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当即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点点头，示意同意。”吴连登回忆称，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至今已45年。
“给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清理书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一想起主席家的仓库，我就难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1968年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他管的范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还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其介绍，毛泽东的工资原为一级，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就提出来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变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毛泽东和江青每人一本细账，他们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当年在毛家当“财务总管”，吴连登的记忆里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账。“说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钱怎么花。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300元。此外，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茶叶支出也要30多元。这些钱全部都要从工资里支出。也许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结帐，我们也都为维护主席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严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钱。”
即便有一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当时的毛泽东家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泽东的稿费，吴连登说那也是不能随意支配的，“主席说，我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终还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么一次，吴连登请求从主席稿费中支出一些钱作为生活补贴。支出稿费要经毛泽东批准，吴连登必须拿着主席的签字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出钱来。
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着勤俭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没给儿女留下一元钱、一垄地、一间房子，临终时他的全家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最后也都上交给国家。
“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毛泽东对于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一直跟随他身边的吴连登评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费。
“一次吃饭，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主席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卖了，拿回来钱收到账里头。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吴连登回忆说。
毛家家规很严，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江西省委送来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娃娃鱼。吴连登说你们不要给我了，主席不会吃。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心意，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着吃。因为东西特殊，吴连登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放了它。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不能吃。
而这一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吴连登澄清说，“事实上，江青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享受，主席对她限制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实报道把主席太过神化了，同时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说什么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家里人都不够喝，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江青最贵的化妆品就是一瓶外国发胶。”
“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主席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吴连登说，平时外地给主席送来的少量土特产，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没把这些东西送给江青，也没有送给自己的孩子们。
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送的，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可是毛泽东说不行，这辆自行车只能工作人员用。李讷的自行车是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吴连登说，“他们时时处处维护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走进西楼发现自己没带钱，转身又出来。工作人员认识李讷，示意她进去，李讷不肯，最后打了个“欠西楼两毛钱”的欠条，第二天就把钱还了回来。
曾经发生在吴连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风”事件，对吴连登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能打着主席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吴连登说：“主席曾说‘我能做到，你们必须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补丁衣服吗？我们家里用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毛泽东不贪、不占、不受贿，不白吃、白喝、白拿。’”
吴连登说，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学到最多的是勤俭，“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
特约记者/欧阳海燕 本刊记者/陈焱
“主席的家好管也不好管,即便是精打细算也常常让人捉襟见肘。”毛泽东最后的管家忆往事
吴连登，毛泽东最后的管家。从1964年开始，他陪伴毛泽东度过了最后的12个春秋，直到1976年9月，把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到纪念堂。
1961年在中南海颐年堂，作为一名普通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他19岁，是个刚刚从乡下进城的毛头小伙。第一次给主席端水，吴连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点颤抖。“因为兴奋和紧张，跟主席的第一次简单对话并没有出彩的地方。”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吴连登至今说起这些都神采飞扬，“我当时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主席为什么会挑我去给他管家，我到现在也不很清楚，我也没问过。”
忙碌的管家生活冲淡了吴连登初入毛泽东家的好奇心，但那些难忘岁月里的往事却让这位年逾七旬、精神矍铄的老人一辈子难忘。
新华门影壁题字的由来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镌刻“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它又是什么时候被刻上去的，关于这些，知道的人不多，媒体也少有披露，吴连登认为把这个来历告诉后人很有价值。
“汪东兴(原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多次跟我提起这五个字的由来。”吴连登回忆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入驻中南海，除了对已经非常破旧的中南海做一些必要的修缮和装饰，中南海里一直没有大的布置，很多砖墙仍保留着上个世纪初的外貌，上面什么装饰都没有。新华门的影壁也还是袁世凯修建时的样子，深灰色的砖壁，中间有一个椭圆形图案，四个角上刻着花纹。
“1961年的一天，主席和汪东兴乘坐前苏联赠送的‘吉斯’防弹车经过新华门，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门口的影壁是不是考虑给它用起来？’汪东兴当即说好，就写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另外还可以写上‘艰苦朴素’。毛泽东问汪东兴‘写我的话好吗？’汪东兴说，这是我们党的宗旨，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主席点点头，示意同意。”吴连登回忆称，随后，汪东兴安排中共中央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周启才和武建华两人负责此事。不久，在中南海新华门和中南海东门的影壁上便出现了毛泽东体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至今已45年。
“给主席管家，好管也不好管”
吴连登到毛家“帮帮忙”的头几年，仅是做一些杂务：搞搞卫生，清理书房，收拾收拾衣物，再就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
“一想起主席家的仓库，我就难受得想哭。”事隔多年，吴连登回忆刚到毛家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仓库里一没有豪华服装，二没有金银首饰，三没有一件礼品。“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带过来的，像主席穿的大棉袄啊、一些旧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什么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就是毛泽东50年代初出访苏联做的大衣、深色中山服、礼帽、皮鞋。主席回国后就再也没穿过，成为仓库里最珍贵的摆设。”
吴连登1968年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主席的生活和家里所有的事都属于他管的范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管理毛泽东、江青的工资及日常支出，负责毛泽东的衣食住行，还要管理江青和孩子们的家务杂事……
据其介绍，毛泽东的工资原为一级，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就提出来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三级，变为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毛泽东和江青每人一本细账，他们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
“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回想当年在毛家当“财务总管”，吴连登的记忆里至今仍是一本清楚的账。“说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钱怎么花。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党费10元，房租水电、地毯家具80多元，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还要负担李敏、李讷、毛远新及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开始每人每月15元，后来加到30元。孩子们因事派公车，主席要付车费；再加上有时招待民主人士、故交老友及家乡亲戚的饭费、车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就已经超过300元。此外，毛泽东还有两项花费，吸烟和喝茶，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茶叶支出也要30多元。这些钱全部都要从工资里支出。也许一般人想不到，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管家的都要去结帐，我们也都为维护主席的形象，维护党的形象，严格按要求去做，不落一毛钱。”
即便有一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当时的毛泽东家也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提起毛泽东的稿费，吴连登说那也是不能随意支配的，“主席说，我的稿费是人民的，不是我的，最终还要用在人民身上”。但是一年中也常常有那么一次，吴连登请求从主席稿费中支出一些钱作为生活补贴。支出稿费要经毛泽东批准，吴连登必须拿着主席的签字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领出钱来。
毛泽东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着勤俭的普通百姓生活。他没给儿女留下一元钱、一垄地、一间房子，临终时他的全家生活费只有几百元钱，最后也都上交给国家。
“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毛泽东对于饮食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一直跟随他身边的吴连登评价：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浪费。
“一次吃饭，主席夹起掉在桌上的饭粒，我说‘主席，不要了’。主席马上很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农民吗？农民苦啊，农民不容易啊。我们不能浪费。不是一粒饭的问题，我们要提倡这种精神，就是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主席爱喝猪骨头炖汤，五六斤的猪骨加上一只三四斤的老母鸡，汤可以做菜，也可以调汤。熬到一定程度，拆下骨头上的肉，鸡拿出来炸成香酥鸡，孩子们回来就可以美餐一顿了。如果吃不完，就拿到中南海食堂卖了，拿回来钱收到账里头。主席家没有浪费的地方。” 吴连登回忆说。
毛家家规很严，就是不能搞特殊。毛泽东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用的、花的。但是如果我毛泽东白吃、白喝、白拿，下面的人都会照着做，这个国家还有法治理吗？”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江西省委送来了一条六七斤重的娃娃鱼。吴连登说你们不要给我了，主席不会吃。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心意，让吴连登给毛主席做着吃。因为东西特殊，吴连登向主席作了报告。主席说，放了它。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不能吃。
而这一点，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江青也不能例外，“江青怕胆固醇高，吃鸡蛋不吃蛋黄，主席就让做饭师傅把蛋黄留起来，等李讷来了，拿它给李讷炒饭吃。”吴连登澄清说，“事实上，江青在生活上没有过多的享受，主席对她限制很多。过去的一些不实报道把主席太过神化了，同时也把江青妖魔化了，说什么江青用牛奶洗澡，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家里人都不够喝，怎么可能这样浪费呢？江青最贵的化妆品就是一瓶外国发胶。”
“孩子们一个星期也只能跟主席吃一顿饭，平时只能吃食堂。主席说，这是个待遇问题。他们大灶上吃饭也是我掏钱，可在我这吃就不同了。我为人民做了一点工作，这是人民给我的待遇，他们无权享受。”吴连登说，平时外地给主席送来的少量土特产，主席也都是叫他送给幼儿园，或者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没把这些东西送给江青，也没有送给自己的孩子们。
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天津自行车厂送的，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可是毛泽东说不行，这辆自行车只能工作人员用。李讷的自行车是主席自己掏钱买的。“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吴连登说，“他们时时处处维护主席的形象。”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走进西楼发现自己没带钱，转身又出来。工作人员认识李讷，示意她进去，李讷不肯，最后打了个“欠西楼两毛钱”的欠条，第二天就把钱还了回来。
曾经发生在吴连登去毛家前的“毛家整风”事件，对吴连登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我明白即便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也不能打着主席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吴连登说：“主席曾说‘我能做到，你们必须做到。我是主席，我就不能穿补丁衣服吗？我们家里用的，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我毛泽东不贪、不占、不受贿，不白吃、白喝、白拿。’”
吴连登说，自己在主席身边工作12年，学到最多的是勤俭，“我一辈子都信毛泽东！”
未曾公开的轶事
特约记者/欧阳海燕
不去官园住
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
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就总想动员他去，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一辈子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
“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特约记者/欧阳海燕
不去官园住
1966年以后，毛泽东住的地方是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游泳池。
游泳池的房子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又受邢台地震的影响，墙体开裂，显得简陋不堪。周恩来和汪东兴商量说主席一辈子没享过福，决定在中南海外面为毛泽东建造一处住所，就是现在的“官园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这件事毛泽东起初并不知情。房子盖好后，工作人员报告主席，说官园有一个新的住处，你去看一看吧。毛泽东不表态。连续讲了几次，主席还是没有表态。工作人员就总想动员他去，他们都希望主席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住处，同时也想改善一下自己的居住条件。在游泳池，吴旭君、吴连登等工作人员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每间更衣室只有七八平方米，阴暗而狭小。搬到官园，工作人员也能换一个相对好的环境。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一辈子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
“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保卫毛主席
本刊记者/杨东晓
眼看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1948年，有人想分一头牛，回家种地。
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要年仅17岁的赵延河表态，赵延河说：“我要保卫毛主席一辈子！”
赵延河刚读了一年高小，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安阳市以东的地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这位学生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是1946年，全国解放前夕，参军的热潮也正风起云涌，“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号人报名”。有人说，延河，你想参军吗？赵延河太想参军了，马上报了名，一所上千人的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当了兵，分到了二野，那是刘伯承的队伍。
这一年他14岁。
手枪连连长保卫毛主席
赵延河的老上级、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那一年他才17岁，在老家山西省石楼县入伍。从1937年5月10日起，给毛主席当警卫，直到建国。
1946年3月，国民党开始了向陕北根据地的全面进攻，18日、19日， 胡宗南的2.5万人占领了毛泽东让出的空城延安。
中央机关周围，只有三四百人——这支具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只拥有一支七八十人的骑兵连，一支100多人的手枪连，两支总共二三百人的步枪连。白天国民党有飞机轰炸，所以毛主席的队伍只能晚上行军。
作为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始终走在机关的最前头。“我走在第一个，毛主席紧跟着我，走在部队的第二个。那时是夏天，夜间暴雨，我这个腿扑通一声就踩水坑里去了，毛主席也跟着跳进坑里。主席说，‘你这个人，在这里洗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水，我就不进去了’，我说，‘你离远些嘛，我的腿还没出来，你就进来了’。主席说，‘离远我看得见吗？’”事隔60年，高富有讲起来感情充沛：“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事，是别人不敢想的事。”高富有说。刘戡进攻，大家的意见是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往东边去。但毛主席不同意，带着三四百人的中央机关沿着刘戡部盘踞的山沟向西，朝敌人的后面走。刘部当时已经测到了我中央机关在王家湾的电台，但刘戡和胡宗南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毛泽东还敢留在陕北。
1947年6月，毛主席为拴住胡宗南部队主力，率部由小河村转战天赐湾。在从小河村往天赐湾转移途中，又是大雨滂沱。夜半行军，看到了山头上国民党部队的灯火，有时，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到。这时，毛主席等几百人就在同一座山的山脚下。任弼时发现了火光，便让高富有发命令“人不能说话，不能抽烟，牲口捆上嘴”。
行至月亮湾这座仅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庄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由警卫人员安置在火炕上，烤衣烤人。高富有在外面布置警戒，烤了不到一个小时，看天光已有凌晨三四点钟，再晚就有暴露的可能。高富有一声令下：出发！“主席说，你让我们把衣服烤干。我说，走，再不走，就暴露了。”
“到了天赐湾，我们向北，敌人向西，敌人和我们走岔了。”这时候已经化险为夷，毛主席指着满脸是泥的高富有开玩笑：你们看看，看看高富有这个狼狈相。
不久，毛主席看着高富有摇晃的背影，问他怎么了？用手一摸他的身上滚烫，毛主席说：“你有病。”“主席下了马一定要我骑上，主席一下马，部队便停下了。我说‘出发！’周副主席看到前面队伍停下了，也来询问，他要我骑他自己的马。”看到停止行进的队伍，高富有再次下命：出发！一回到小河，他仍然坚持着布置完警戒。毛主席派自己的保健大夫黄树则为他看病，一看，感冒高烧，转成肺炎。
保密规定，毛主席也得执行
中央的警卫工作，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有些规定，还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赵延河说，《保密守册》就是毛主席制订的，包括 “出去不能说这里的情况、不能泄密”等规定。
“平时警卫战士见了主席，主席要是看你了，你就敬礼，主席如果低着头想问题，没看见你，你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就是了。主席接见外宾，接见群众时，规定不能抢镜头。”所以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在中南海工作几十年，没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这个传统从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有的，都是主席与我们全体干部在一块的集体照片，从来没有单独合过影”。
保密制度一经中央通过，就是毛主席本人，也要严格执行。高富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曾化名李德胜。有一天，有位城里的教员端详了毛主席很久，并让他的学生去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个小学生跑过来，扶着主席的腿问他姓什么。”毛主席和颜悦色地答道：“我姓李，叫李德胜。”过一会又一个小学生跑来，还是趴在主席腿上：“你是谁呀，你姓什么？”主席还是耐心地解释：“我姓李，我叫李德胜。”后来又来过一些孩子，毛主席都是这么回答他们。
保卫毛主席：武器与智慧
高富有回忆起小米加步枪的年代说，能有一支步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陈庚从山西回到延安开会，陈庚说你是手枪连连长，你能不能把保卫毛主席的武器给介绍介绍。高富有介绍到他们的装备：手枪140多支，有的有一发子弹，有的一发子弹也没有，有的子弹盒也没有，是摆个样子吓敌人的。另外，每人配一把大刀，近距离时，就用刀杀敌，远距离，还有两挺转盘机枪。
陈庚问他，他打电报，给送来150支卡宾枪怎么样，高富有说自己做不了主，陈庚说那他跟他团长说说，高富有仍说，团长也做不了主。陈庚就明白了，找到了毛主席。“主席当时侧过身来问我，你想要吗？我不吭声，主席又问，你想要卡宾枪吗？我还是不吭声。主席说，你想要枪，你到敌人手里要，不能向自己人要。”高富有说，“我了解主席的脾气，他是想让我们自己去夺枪。”后来他们果真抓到了一个既是“耳朵”又是“舌头”的电话兵。
解放后作为毛主席的警卫，精良的装备已经不再是问题。警卫战士的智慧还用到了其他地方。
赵延河回忆说，毛主席经常熬夜，为了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休息得好一点，战士想出来一个对付树上乌鸦乱叫和鸟雀争鸣的办法。因为不能乱放枪打鸟，战士就用小石头砸跑这些饶舌的小家伙，但是石头落在房上，会发出一串叮当的脆响。后来，警卫员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把沙土掺水握成团扔到树上，吓跑这些多嘴叽喳的鸟雀，这样一来，鸟也飞了，沙土掉在房上会散开，也不会发出响声，自然就不会影响毛主席的睡眠了。
领袖从来不怕见群众
从1947年被刘伯承派到陕北保卫毛主席起，赵延河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长达30年。能够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都和赵延河一样，有着几代贫农的出身和过硬的政治觉悟。
赵延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白衬衫的左胸前，端正地佩戴着一枚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这枚像章是一家毛家菜馆赠送的，他一直珍爱地戴在身上。赵延河一再地重复：“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毛泽东，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力量。”
赵延河回忆到，毛主席不喜欢警卫人员把他和群众隔开，他有一句话叫：“哪有领袖怕群众的？”
“主席从来不穿防弹衣，他走到人民群众中时，最常见的装束就是一件白衬衫，白衬衫束在腰里。”赵延河讲起毛主席在天津的一个故事：有一回在天津出差，工作之余毛主席对警卫人员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警卫人员都高兴极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最著名的“正阳楼”饭店。正吃饭时，主席走到门外透口气，看到一位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路过，正好车子上带着的孩子把鞋踢掉了。毛主席就喊那位女同志，掉东西了。喊了几遍，女同志才知道是有人对她说话，等她捡起孩子的鞋，抬头一看，认出了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正是毛主席时，激动万分，“您是毛主席！”这句话又被对面晾晒衣物的大妈听见了，两人一同喊起：“你好啊，毛主席”。听到她们的声音，路人行上全都聚了过来，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这样举着右手，喊‘人民万岁’。”赵延河这句模仿，带有浓重湘音。后来馆子里吃饭的警卫人员听见了外面热烈的高呼，跑了出来，把主席拉回了楼上。主席明显不高兴地说：“哪有领袖怕群众的？”他自己推开窗户，挥动右手喊：“人民万岁！”
“有时候毛主席出来走走，也有人不认识他的。”赵延河说。毛主席喜欢游泳，曾经几十次畅游长江，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派出十几位水性好的警卫人员游在他的身边。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游着游着，就游到人家渔船旁边，“他想上船去和人家说说话，有时候人家还不让上”。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大家对国家领导人的“见面”机会比较多，另外，人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在大江大海里遇到毛主席。“碰到这种时候，主席还会跟渔民说好话，‘让我上去吧，上去咱们聊聊’。”主席一般会问人家，家里几口人，这季能打多少鱼，粮食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那么渔民会说，不够吃就配野菜。“主席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了解一些真实的民生疾苦。”赵延河说。
本刊记者/杨东晓
眼看就要取得全国胜利的1948年，有人想分一头牛，回家种地。
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要年仅17岁的赵延河表态，赵延河说：“我要保卫毛主席一辈子！”
赵延河刚读了一年高小，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安阳市以东的地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这位学生土改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是1946年，全国解放前夕，参军的热潮也正风起云涌，“一个村子就有几十号人报名”。有人说，延河，你想参军吗？赵延河太想参军了，马上报了名，一所上千人的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当了兵，分到了二野，那是刘伯承的队伍。
这一年他14岁。
手枪连连长保卫毛主席
赵延河的老上级、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高富有1935年就是地下工作者，那一年他才17岁，在老家山西省石楼县入伍。从1937年5月10日起，给毛主席当警卫，直到建国。
1946年3月，国民党开始了向陕北根据地的全面进攻，18日、19日， 胡宗南的2.5万人占领了毛泽东让出的空城延安。
中央机关周围，只有三四百人——这支具有战斗能力的部队，只拥有一支七八十人的骑兵连，一支100多人的手枪连，两支总共二三百人的步枪连。白天国民党有飞机轰炸，所以毛主席的队伍只能晚上行军。
作为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始终走在机关的最前头。“我走在第一个，毛主席紧跟着我，走在部队的第二个。那时是夏天，夜间暴雨，我这个腿扑通一声就踩水坑里去了，毛主席也跟着跳进坑里。主席说，‘你这个人，在这里洗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水，我就不进去了’，我说，‘你离远些嘛，我的腿还没出来，你就进来了’。主席说，‘离远我看得见吗？’”事隔60年，高富有讲起来感情充沛：“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
“毛主席想的事，是别人不敢想的事。”高富有说。刘戡进攻，大家的意见是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往东边去。但毛主席不同意，带着三四百人的中央机关沿着刘戡部盘踞的山沟向西，朝敌人的后面走。刘部当时已经测到了我中央机关在王家湾的电台，但刘戡和胡宗南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毛泽东还敢留在陕北。
1947年6月，毛主席为拴住胡宗南部队主力，率部由小河村转战天赐湾。在从小河村往天赐湾转移途中，又是大雨滂沱。夜半行军，看到了山头上国民党部队的灯火，有时，人的说话声都能听到。这时，毛主席等几百人就在同一座山的山脚下。任弼时发现了火光，便让高富有发命令“人不能说话，不能抽烟，牲口捆上嘴”。
行至月亮湾这座仅有两户人家的小村庄时，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由警卫人员安置在火炕上，烤衣烤人。高富有在外面布置警戒，烤了不到一个小时，看天光已有凌晨三四点钟，再晚就有暴露的可能。高富有一声令下：出发！“主席说，你让我们把衣服烤干。我说，走，再不走，就暴露了。”
“到了天赐湾，我们向北，敌人向西，敌人和我们走岔了。”这时候已经化险为夷，毛主席指着满脸是泥的高富有开玩笑：你们看看，看看高富有这个狼狈相。
不久，毛主席看着高富有摇晃的背影，问他怎么了？用手一摸他的身上滚烫，毛主席说：“你有病。”“主席下了马一定要我骑上，主席一下马，部队便停下了。我说‘出发！’周副主席看到前面队伍停下了，也来询问，他要我骑他自己的马。”看到停止行进的队伍，高富有再次下命：出发！一回到小河，他仍然坚持着布置完警戒。毛主席派自己的保健大夫黄树则为他看病，一看，感冒高烧，转成肺炎。
保密规定，毛主席也得执行
中央的警卫工作，有着严格细致的规定，有些规定，还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赵延河说，《保密守册》就是毛主席制订的，包括 “出去不能说这里的情况、不能泄密”等规定。
“平时警卫战士见了主席，主席要是看你了，你就敬礼，主席如果低着头想问题，没看见你，你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就是了。主席接见外宾，接见群众时，规定不能抢镜头。”所以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有的在中南海工作几十年，没有一张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这个传统从延安时期就有规定，“有的，都是主席与我们全体干部在一块的集体照片，从来没有单独合过影”。
保密制度一经中央通过，就是毛主席本人，也要严格执行。高富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7年，毛主席在陕北曾化名李德胜。有一天，有位城里的教员端详了毛主席很久，并让他的学生去问问这个人到底是谁。“一个小学生跑过来，扶着主席的腿问他姓什么。”毛主席和颜悦色地答道：“我姓李，叫李德胜。”过一会又一个小学生跑来，还是趴在主席腿上：“你是谁呀，你姓什么？”主席还是耐心地解释：“我姓李，我叫李德胜。”后来又来过一些孩子，毛主席都是这么回答他们。
保卫毛主席：武器与智慧
高富有回忆起小米加步枪的年代说，能有一支步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陈庚从山西回到延安开会，陈庚说你是手枪连连长，你能不能把保卫毛主席的武器给介绍介绍。高富有介绍到他们的装备：手枪140多支，有的有一发子弹，有的一发子弹也没有，有的子弹盒也没有，是摆个样子吓敌人的。另外，每人配一把大刀，近距离时，就用刀杀敌，远距离，还有两挺转盘机枪。
陈庚问他，他打电报，给送来150支卡宾枪怎么样，高富有说自己做不了主，陈庚说那他跟他团长说说，高富有仍说，团长也做不了主。陈庚就明白了，找到了毛主席。“主席当时侧过身来问我，你想要吗？我不吭声，主席又问，你想要卡宾枪吗？我还是不吭声。主席说，你想要枪，你到敌人手里要，不能向自己人要。”高富有说，“我了解主席的脾气，他是想让我们自己去夺枪。”后来他们果真抓到了一个既是“耳朵”又是“舌头”的电话兵。
解放后作为毛主席的警卫，精良的装备已经不再是问题。警卫战士的智慧还用到了其他地方。
赵延河回忆说，毛主席经常熬夜，为了让他在有限的时间里休息得好一点，战士想出来一个对付树上乌鸦乱叫和鸟雀争鸣的办法。因为不能乱放枪打鸟，战士就用小石头砸跑这些饶舌的小家伙，但是石头落在房上，会发出一串叮当的脆响。后来，警卫员又想到一个好办法，把沙土掺水握成团扔到树上，吓跑这些多嘴叽喳的鸟雀，这样一来，鸟也飞了，沙土掉在房上会散开，也不会发出响声，自然就不会影响毛主席的睡眠了。
领袖从来不怕见群众
从1947年被刘伯承派到陕北保卫毛主席起，赵延河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长达30年。能够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都和赵延河一样，有着几代贫农的出身和过硬的政治觉悟。
赵延河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白衬衫的左胸前，端正地佩戴着一枚金黄色的毛主席头像，这枚像章是一家毛家菜馆赠送的，他一直珍爱地戴在身上。赵延河一再地重复：“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感谢毛泽东，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人格力量。”
赵延河回忆到，毛主席不喜欢警卫人员把他和群众隔开，他有一句话叫：“哪有领袖怕群众的？”
“主席从来不穿防弹衣，他走到人民群众中时，最常见的装束就是一件白衬衫，白衬衫束在腰里。”赵延河讲起毛主席在天津的一个故事：有一回在天津出差，工作之余毛主席对警卫人员说，我请你们吃饭吧!警卫人员都高兴极了。大家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最著名的“正阳楼”饭店。正吃饭时，主席走到门外透口气，看到一位女同志骑着自行车路过，正好车子上带着的孩子把鞋踢掉了。毛主席就喊那位女同志，掉东西了。喊了几遍，女同志才知道是有人对她说话，等她捡起孩子的鞋，抬头一看，认出了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者正是毛主席时，激动万分，“您是毛主席！”这句话又被对面晾晒衣物的大妈听见了，两人一同喊起：“你好啊，毛主席”。听到她们的声音，路人行上全都聚了过来，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这样举着右手，喊‘人民万岁’。”赵延河这句模仿，带有浓重湘音。后来馆子里吃饭的警卫人员听见了外面热烈的高呼，跑了出来，把主席拉回了楼上。主席明显不高兴地说：“哪有领袖怕群众的？”他自己推开窗户，挥动右手喊：“人民万岁！”
“有时候毛主席出来走走，也有人不认识他的。”赵延河说。毛主席喜欢游泳，曾经几十次畅游长江，我们一个排三十多人，派出十几位水性好的警卫人员游在他的身边。他在北戴河游泳时，游着游着，就游到人家渔船旁边，“他想上船去和人家说说话，有时候人家还不让上”。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大家对国家领导人的“见面”机会比较多，另外，人们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在大江大海里遇到毛主席。“碰到这种时候，主席还会跟渔民说好话，‘让我上去吧，上去咱们聊聊’。”主席一般会问人家，家里几口人，这季能打多少鱼，粮食够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那么渔民会说，不够吃就配野菜。“主席就是这样深入群众，了解一些真实的民生疾苦。”赵延河说。
他们这样评价毛泽东
“尽管曾经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尽管曾经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这是一位盖世英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
“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
“(我们)是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的。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日常生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的棕色皮鞋已经需要擦抽了，一双纱袜松松地掉到了脚踝上。毛的家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庭够不上台湾有人批评他们的‘铺张浪费。’他的‘享受’大致相当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享受到的东西。”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法国总统德斯坦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巴基斯坦总理：本·布托
“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毛瓷记忆
本刊记者/杨东晓
被称做“红色官窑”的毛瓷在坊间的传说很多，当年景德镇版制作者重忆故事始末
31年前中国景德镇。
40余位中国顶级陶瓷高手与200多位科技人员，艰苦攻关8个多月，终于将一种高白釉瓷在1400摄氏度时瓷化——这项命名为“7501”的工程，是1975年的首要任务。
事隔多年，年深日久的民间流传中，能揭秘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在我们讲述当年代号为“7501”的毛瓷故事时，就有了这样一位核心当事人，1975年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主抓业务的副所长——罗慧蓉女士。
瓷都景德镇受命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罗慧蓉的记忆，还是把所有被收藏者炒作出来的想象空间，都归于了民间。“因为这在当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不留任何想象余地的。
当初领到这个任务的，是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方综所长和罗慧蓉副所长。
罗慧蓉，这位生长在江西的女性陶瓷专家当年42岁，中共党员。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中央专门为他订制过这套生活用瓷，他本人更无指示要求什么地方专门为他制瓷。一向生活俭朴的毛泽东，在1975年的时候，健康大不如前，甚至当他使用这些瓷器时，只有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知晓老人家对这些瓷器的表态——对于他来说，这一年，国家的与他本人的病痛，沉疴一样牵扯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头。
罗慧蓉在接受《新世纪》周刊对于这段尘封了31年的故事的揭秘时，还提到了另外几位受命者：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而在《文物天地》对此事的报道里，人们还能看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黄庆荣曾经回忆过这项起源于1974年12月的任务，他说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代他的。
毛泽东主席曾经于1974在长沙住过一段时间，是年12月，黄庆荣接到汪东兴电话，要他安排毛主席到江西的安全警卫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黄庆荣第一次看到一面给毛主席用的红色梅花瓷盘。这位江西副省长一搭眼，就说出“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的话来。在黄庆荣的记忆中，汪东兴问他：“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黄庆荣觉得，江西应该可以试一试。
于是，1975年元月的一天，这个任务落实到了景德镇市市委书记李克时的头上，李克时很有把握，景德镇有能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但是一切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于是，方综、罗慧蓉接到的都是口头指令，没有任何文字材料。
罗慧蓉说：“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瓷器是为毛主席订制的。我们所经常接到一些中央指派的任务，给外宾的礼品，还有国家领导人出国礼品。所以对于这项绝密任务，我们并没有想到瓷器是中央为主席订制的。”
20套成品，10套归主席
制作这批每套30件~40件的瓷器，黄庆荣给罗慧蓉提出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能保证绝对安全卫生”，至今罗慧蓉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些要求，“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其他要求还有美观、制作工艺不能有半点瑕疵”。
此时已是1975年的上半年，人、财、物各方面都有了详细分工，罗慧蓉负责技术攻关，人力、拨款找市委书记李克时，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是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
“图案设计，当然是以梅花为主，因为都知道毛主席酷爱梅花。但是这个红色要烧制得鲜艳，需要技术攻关，这项技术当初是不能讲的，现在同样也不能讲。”罗慧蓉说。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试验过程中，烧完了研究所库存的高岭土，为此，还动员了当地群众上山捡了两天，这笔捡土的花费，在当时已经达到了5000元人民币。这个说法使“7501”更为身价百倍。但罗慧蓉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试验阶段是不会用高岭土的，试制成功以后，我们才用了高岭土”，高岭土是烧制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
试制期间，一直不太理想，结果到了1975年夏天，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品。一天，罗慧蓉被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车拉到了南昌，30多年后，很多细节都随风而逝，但罗慧蓉还记得这一次出行，在江西毛主席下榻处828招待所，她才知道了这批瓷器的主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此后的几个月，罗慧蓉完全从其他工作中抽身出来，“记不清又过了几个月了，反正是到了1975年八九月份，我们的成品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成品挑出20套，送到了省里”。
20套精挑细做的瓷器，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特殊标准，“景德镇瓷器有四个特点：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我们的这套瓷器，就是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更高的要求，挑选这些瓷器，依据的就是行业标准”。罗慧蓉说，这20套瓷器有10套归毛主席名下，其中有两套进了中南海，，主席在外省的其他住处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
这项代号为“7501”的使命，在主席离世前一年圆满完成，“因为这是1975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所以就取了这个代号，后来到1978年又有了一项政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代号为7801了”。因此，目前收藏市场上，就有了用“7801”冒充“7501”的现象。
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毛瓷
吴连登1968年成为毛泽东的管家，他也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位管家。1974～1975年“7501”毛瓷酝酿阶段，他才30多岁。对于30年前的往事，很多细节，他都记忆犹新。
“建国初期，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当时中央首长很多人都用这种瓷，‘建国瓷’是专门为中南海订制的，是在景德镇订制的。”吴连登说，“后来，他老人家也用过青花，绘有兰花图案。”
“都知道主席生活中有两难，到了老年，就更加严重，一是睡觉难，一是吃饭难。”吴连登道，“主席工作时，叫他吃饭，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饭，饭菜早就凉了。”
第一个想到为年高多病的毛泽东专门订制一套生活用瓷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吴连登说：“汪东兴考虑到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是吃凉饭不行。况且，主席连一套像样的餐具都没有。”
中央办公厅就想为主席订制一套能保温的餐具，“所以，后来生产的7501毛瓷用具，在要求安全卫生、不含铅的基础上，格外要求能保温”，吴连登详说那些能保温的毛瓷：“茶杯有盖、碗也有盖，菜盘有盖、汤盆也有盖，所有餐具都有盖。更重要的是，这种瓷本身就具有保温性能。”这样一套有盖的餐具，能够使饭菜在一定的时间里相对保温，毛主席本人也很喜欢这种设计。吴连登自己和其他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喜欢这套瓷具。
除了加盖设计，“7501”在设计上照顾到主席用餐时的习惯，“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欢在饭里加些菜汤，7501无论是碗还是菜盘和汤盆，设计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这样，主席吃饭时加点菜汤，就比较容易”。在吴连登的回忆中，主席吃饭时，有时还喜欢欣赏手中的饭碗，“他拿在手里，喜欢这样子来回地看，那碗是非常轻的，只有120克。所以主席有时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看”。
毛瓷在图案设计上，采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红梅，而且餐具的内外都有图案，又是釉下彩，工艺非常精湛，红梅均为手绘，没有哪两盏餐具是相同的。“毛瓷的声音非常悦耳，像玉器相击的声音，迎光而视，呈半透明状。”吴连登说。
但是一套“7501”到底有多少件，吴连登也记不清，都是需要用什么就拿什么，“而且，主席不喜欢用勺子，所以有些东西没有用过”。
“为主席订制生活用瓷的工作，一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过，但都不能令人满意。汪东兴是江西人，他就想到了景德镇。”吴连登说。汪东兴在2000年 9月 4日接见“7501毛泽东专用瓷”收藏家马晓峰时，说过当时的考虑：“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产，但是送来的设计图案不是很满意，毛主席说还是景德镇的瓷器好。这样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将任务下达给景德镇。”
遗落民间
1975年最首要的任务完成后，罗慧蓉及所里其他领导接到命令：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以及挑下来的成品，全部销毁。图纸一并销毁。
罗慧蓉曾经专程赶到省会南昌找到黄庆荣，她提出的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给所里作科研用。她的提法并不过分：遴选下的，即便是残次品，也比普通瓷器好得多，全部销毁太可惜。另一部分最好能发给苦干多日的科技人员，作个纪念。工作人员严格保密，并且保证不让纪念品流入社会。要求还有，保留一套图纸。
这些当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后来还是通过了黄庆荣的批准。
研究所把没有销毁的库存封存起来，以备北京的需要——瓷器是太容易损坏的东西。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部分作品作为年终奖励分给过先进工作者。这也许是毛瓷后来能够走向收藏、走向拍卖行的一个渠道。
另外，据吴连登分析，毛泽东到各地观察工作时，餐具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有时会忘在地方上一些，有时也会在临走收拾东西时，把当地的餐具带走。这样，有些有心人就能收藏起来。
事实上，“7501”也并非只供毛泽东使用，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江青那边也有一部分，“我们的其他首长和供应科，也有储备，以便有损坏时，再补上”。
“不过，我手里没有毛瓷。”吴连登说。
本刊记者/杨东晓
被称做“红色官窑”的毛瓷在坊间的传说很多，当年景德镇版制作者重忆故事始末
31年前中国景德镇。
40余位中国顶级陶瓷高手与200多位科技人员，艰苦攻关8个多月，终于将一种高白釉瓷在1400摄氏度时瓷化——这项命名为“7501”的工程，是1975年的首要任务。
事隔多年，年深日久的民间流传中，能揭秘的当事人越来越少。在我们讲述当年代号为“7501”的毛瓷故事时，就有了这样一位核心当事人，1975年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主抓业务的副所长——罗慧蓉女士。
瓷都景德镇受命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1年，但是罗慧蓉的记忆，还是把所有被收藏者炒作出来的想象空间，都归于了民间。“因为这在当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不留任何想象余地的。
当初领到这个任务的，是轻工业部景德镇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方综所长和罗慧蓉副所长。
罗慧蓉，这位生长在江西的女性陶瓷专家当年42岁，中共党员。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中央专门为他订制过这套生活用瓷，他本人更无指示要求什么地方专门为他制瓷。一向生活俭朴的毛泽东，在1975年的时候，健康大不如前，甚至当他使用这些瓷器时，只有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知晓老人家对这些瓷器的表态——对于他来说，这一年，国家的与他本人的病痛，沉疴一样牵扯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年头。
罗慧蓉在接受《新世纪》周刊对于这段尘封了31年的故事的揭秘时，还提到了另外几位受命者：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景德镇市委书记李克时。而在《文物天地》对此事的报道里，人们还能看一个更为关键的人物：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黄庆荣曾经回忆过这项起源于1974年12月的任务，他说是汪东兴面对面亲口交代他的。
毛泽东主席曾经于1974在长沙住过一段时间，是年12月，黄庆荣接到汪东兴电话，要他安排毛主席到江西的安全警卫工作。在湖南省委警卫接待处，黄庆荣第一次看到一面给毛主席用的红色梅花瓷盘。这位江西副省长一搭眼，就说出“我们江西造出来，肯定比这个好”的话来。在黄庆荣的记忆中，汪东兴问他：“你能行吗？恐怕也难吧。”黄庆荣觉得，江西应该可以试一试。
于是，1975年元月的一天，这个任务落实到了景德镇市市委书记李克时的头上，李克时很有把握，景德镇有能力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但是一切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于是，方综、罗慧蓉接到的都是口头指令，没有任何文字材料。
罗慧蓉说：“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瓷器是为毛主席订制的。我们所经常接到一些中央指派的任务，给外宾的礼品，还有国家领导人出国礼品。所以对于这项绝密任务，我们并没有想到瓷器是中央为主席订制的。”
20套成品，10套归主席
制作这批每套30件~40件的瓷器，黄庆荣给罗慧蓉提出了基本要求：“用料要最好，能保证绝对安全卫生”，至今罗慧蓉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些要求，“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其他要求还有美观、制作工艺不能有半点瑕疵”。
此时已是1975年的上半年，人、财、物各方面都有了详细分工，罗慧蓉负责技术攻关，人力、拨款找市委书记李克时，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是这一专项工作的核心领导。
“图案设计，当然是以梅花为主，因为都知道毛主席酷爱梅花。但是这个红色要烧制得鲜艳，需要技术攻关，这项技术当初是不能讲的，现在同样也不能讲。”罗慧蓉说。
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试验过程中，烧完了研究所库存的高岭土，为此，还动员了当地群众上山捡了两天，这笔捡土的花费，在当时已经达到了5000元人民币。这个说法使“7501”更为身价百倍。但罗慧蓉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试验阶段是不会用高岭土的，试制成功以后，我们才用了高岭土”，高岭土是烧制高白釉瓷的上等原料。
试制期间，一直不太理想，结果到了1975年夏天，还是没有令人满意的成品。一天，罗慧蓉被省公安厅副厅长的车拉到了南昌，30多年后，很多细节都随风而逝，但罗慧蓉还记得这一次出行，在江西毛主席下榻处828招待所，她才知道了这批瓷器的主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此后的几个月，罗慧蓉完全从其他工作中抽身出来，“记不清又过了几个月了，反正是到了1975年八九月份，我们的成品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成品挑出20套，送到了省里”。
20套精挑细做的瓷器，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特殊标准，“景德镇瓷器有四个特点：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我们的这套瓷器，就是对这四个特点进行了更高的要求，挑选这些瓷器，依据的就是行业标准”。罗慧蓉说，这20套瓷器有10套归毛主席名下，其中有两套进了中南海，，主席在外省的其他住处也有分配。另外10套交由江西省委安排。
这项代号为“7501”的使命，在主席离世前一年圆满完成，“因为这是1975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所以就取了这个代号，后来到1978年又有了一项政治任务，就顺理成章地代号为7801了”。因此，目前收藏市场上，就有了用“7801”冒充“7501”的现象。
没有两件完全一样的毛瓷
吴连登1968年成为毛泽东的管家，他也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位管家。1974～1975年“7501”毛瓷酝酿阶段，他才30多岁。对于30年前的往事，很多细节，他都记忆犹新。
“建国初期，毛主席的生活用瓷，叫‘建国瓷’，当时中央首长很多人都用这种瓷，‘建国瓷’是专门为中南海订制的，是在景德镇订制的。”吴连登说，“后来，他老人家也用过青花，绘有兰花图案。”
“都知道主席生活中有两难，到了老年，就更加严重，一是睡觉难，一是吃饭难。”吴连登道，“主席工作时，叫他吃饭，一次一次地叫，也不吃，等他工作完了，要吃饭，饭菜早就凉了。”
第一个想到为年高多病的毛泽东专门订制一套生活用瓷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吴连登说：“汪东兴考虑到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是吃凉饭不行。况且，主席连一套像样的餐具都没有。”
中央办公厅就想为主席订制一套能保温的餐具，“所以，后来生产的7501毛瓷用具，在要求安全卫生、不含铅的基础上，格外要求能保温”，吴连登详说那些能保温的毛瓷：“茶杯有盖、碗也有盖，菜盘有盖、汤盆也有盖，所有餐具都有盖。更重要的是，这种瓷本身就具有保温性能。”这样一套有盖的餐具，能够使饭菜在一定的时间里相对保温，毛主席本人也很喜欢这种设计。吴连登自己和其他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也非常喜欢这套瓷具。
除了加盖设计，“7501”在设计上照顾到主席用餐时的习惯，“主席晚年咀嚼很慢，而且喜欢在饭里加些菜汤，7501无论是碗还是菜盘和汤盆，设计得都比其他一般的餐具深，这样，主席吃饭时加点菜汤，就比较容易”。在吴连登的回忆中，主席吃饭时，有时还喜欢欣赏手中的饭碗，“他拿在手里，喜欢这样子来回地看，那碗是非常轻的，只有120克。所以主席有时边吃饭边拿在手里转着看”。
毛瓷在图案设计上，采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红梅，而且餐具的内外都有图案，又是釉下彩，工艺非常精湛，红梅均为手绘，没有哪两盏餐具是相同的。“毛瓷的声音非常悦耳，像玉器相击的声音，迎光而视，呈半透明状。”吴连登说。
但是一套“7501”到底有多少件，吴连登也记不清，都是需要用什么就拿什么，“而且，主席不喜欢用勺子，所以有些东西没有用过”。
“为主席订制生活用瓷的工作，一开始在其他地方进行过，但都不能令人满意。汪东兴是江西人，他就想到了景德镇。”吴连登说。汪东兴在2000年 9月 4日接见“7501毛泽东专用瓷”收藏家马晓峰时，说过当时的考虑：“毛主席是湖南人，所以先安排湖南省生产，但是送来的设计图案不是很满意，毛主席说还是景德镇的瓷器好。这样我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将任务下达给景德镇。”
遗落民间
1975年最首要的任务完成后，罗慧蓉及所里其他领导接到命令：试制过程中留下的残次品以及挑下来的成品，全部销毁。图纸一并销毁。
罗慧蓉曾经专程赶到省会南昌找到黄庆荣，她提出的要求，希望能留下一部分给所里作科研用。她的提法并不过分：遴选下的，即便是残次品，也比普通瓷器好得多，全部销毁太可惜。另一部分最好能发给苦干多日的科技人员，作个纪念。工作人员严格保密，并且保证不让纪念品流入社会。要求还有，保留一套图纸。
这些当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后来还是通过了黄庆荣的批准。
研究所把没有销毁的库存封存起来，以备北京的需要——瓷器是太容易损坏的东西。但是，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部分作品作为年终奖励分给过先进工作者。这也许是毛瓷后来能够走向收藏、走向拍卖行的一个渠道。
另外，据吴连登分析，毛泽东到各地观察工作时，餐具都是“我们自己带去的，有时会忘在地方上一些，有时也会在临走收拾东西时，把当地的餐具带走。这样，有些有心人就能收藏起来。
事实上，“7501”也并非只供毛泽东使用，在吴连登的记忆中，江青那边也有一部分，“我们的其他首长和供应科，也有储备，以便有损坏时，再补上”。
“不过，我手里没有毛瓷。”吴连登说。
《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昔与今
卓鸿蒙
“小红书”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是台湾版《毛泽东语录》扉页上的话
在那 “火红的年代”里，唯一可以与《圣经》发行量相媲美的书，就是曾风靡全球，被外国人俗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
据报道，仅“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过50多种文字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国际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影响，“小红书”流向世界各地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让人惊奇的是：严酷的意识形态之网，居然也阻挡不住这本“禁书”的流传。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台湾就暗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自然，这一当时在台湾被称为“匪作”的书籍，只能被在极小的范围“内部阅览”。
饶有兴趣的是，至今在台湾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里，还保留着一本1974年版为《毛主席语录》所撰写的公开“辅导资料”：《毛泽东语录的透视》。按常识推断，一旦某书的“辅导资料”出现，就意味着阅读、哪怕是“窥视”过该书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毛泽东语录的透视》由“国际反共文教协会”出版，作者王国琛。该书装潢简约，共97页，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该书目录，全书共计22个专题，采取边引边批的形式，逐一对“语录”展开对峙。作者在“自序”中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思想？系统的思想？或有没有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语义学(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任谁读了《毛语录》，必然的结论是‘毛’无思想。所以《毛语录》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从《毛语录》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更显出‘毛’本人的狂妄与无知。这是《毛语录》对‘毛’本身的丑化。”毋庸置疑，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会读、所以提前下药，以防污染的“消毒”作品。
世道千变万化。事隔30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毛主席语录》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图书市场上竟然公开出版了《毛泽东语录》这本同邦异地，意识形态差距甚大的新时代“小红书”。
除了删掉大陆版《毛主席语录》中由林彪撰写的“再版前言”以外，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大体上是前书的翻版，只是附加了“文革”极为流行的“老五篇”，即毛泽东五篇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最后还摘选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指示》。
令人惊奇的是，全书刚好333页。将两个3相加是“六”，将三个3相加是“九”。要知道，“六”和“九”正是《易经》中的“坤数”和“乾数”。冥冥之中，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竟达到了一个阴阳合体的易数顶级。
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最新书台的中央，就摆放着这本《毛泽东语录》。在万紫千红的书海之中，这本大红封面的“小书”却非常抢眼。它在出版一个月内就印刷了4次。按台湾出版界不成文的行规，一次印刷大至为1000册，照此推算，至少几个月内就销售4000至5000册。自2005年9月到目前已近一年，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发行量虽不可确知，但在常识范围内估计，至少应当在6000册到8000册之间。无论就封面而言，还是发行量而论，这在台湾都可算是一本“火红”的书了。
台湾读者怎么会对《毛泽东语录》感兴趣？该书装饰环衬上的广告语或许能够透露些许间接的信息：
副标题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毛泽东精神如何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
征服全球的红色资本家最推荐的交战手册。台商西进，经营大中国的唯一圣经！
据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先生说，开发历史禁书当然不排除诱发好奇的意思，但与共产党打交道难道可以不读毛泽东？更为重要的是，有西洋和东洋生活背景、熟通英语、日语的杨一峰先生还认为，在“左派”思想的内部其实积淀了众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毛泽东从一个农民到执掌一个大国，他的思想曾影响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面对丰富的历史，意识形态无疑将显示出片面和单质的局限性。
“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毛泽东，这难道不是常识吗？无论从正面和负面的角度，我们都避免不了接触他的书。” 杨先生如此说。由他创办的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符号标志就是一只“左眼睛”。看来，商业驱动、思想体悟和理想憧憬，通过《毛泽东语录》的策划，在杨先生的灵魂中已难以剥离而浑为一体了。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中，替代林彪“再版前言”的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先生所写的导读性文章“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该文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话听起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方式不大相同罢了。
在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时，杨照先生说：“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为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毛泽东超凡洞察力和控制力的叹服。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扉页上清清楚楚印着这样一句话：
副标题三：“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它是祈望？它是幻想？它是寄托？它还是一首“隐蔽信息之公开表达”的诗境修辞？无论怎样诠释，反正这句动情的语言被印刷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第一页上。
卓鸿蒙
“小红书”被国际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是台湾版《毛泽东语录》扉页上的话
在那 “火红的年代”里，唯一可以与《圣经》发行量相媲美的书，就是曾风靡全球，被外国人俗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
据报道，仅“文革”时期，全世界出版过50多种文字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余亿册。以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拥有一本半还有余。以至于它被国际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巨大影响，“小红书”流向世界各地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让人惊奇的是：严酷的意识形态之网，居然也阻挡不住这本“禁书”的流传。中国大陆“文革”期间，台湾就暗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自然，这一当时在台湾被称为“匪作”的书籍，只能被在极小的范围“内部阅览”。
饶有兴趣的是，至今在台湾中研院著名的“傅斯年图书馆”里，还保留着一本1974年版为《毛主席语录》所撰写的公开“辅导资料”：《毛泽东语录的透视》。按常识推断，一旦某书的“辅导资料”出现，就意味着阅读、哪怕是“窥视”过该书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毛泽东语录的透视》由“国际反共文教协会”出版，作者王国琛。该书装潢简约，共97页，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打开该书目录，全书共计22个专题，采取边引边批的形式，逐一对“语录”展开对峙。作者在“自序”中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思想？系统的思想？或有没有正确而健康的思想？所以，语义学(Semantics)，在思想上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任谁读了《毛语录》，必然的结论是‘毛’无思想。所以《毛语录》是‘毛思想’的否定。尤其从《毛语录》本身的矛盾与荒谬，更显出‘毛’本人的狂妄与无知。这是《毛语录》对‘毛’本身的丑化。”毋庸置疑，这分明是一部知道有人会读、所以提前下药，以防污染的“消毒”作品。
世道千变万化。事隔30多年以后，当中国大陆《毛主席语录》已成为历史文物的时候，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图书市场上竟然公开出版了《毛泽东语录》这本同邦异地，意识形态差距甚大的新时代“小红书”。
除了删掉大陆版《毛主席语录》中由林彪撰写的“再版前言”以外，台湾版《毛泽东语录》大体上是前书的翻版，只是附加了“文革”极为流行的“老五篇”，即毛泽东五篇著名的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最后还摘选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指示》。
令人惊奇的是，全书刚好333页。将两个3相加是“六”，将三个3相加是“九”。要知道，“六”和“九”正是《易经》中的“坤数”和“乾数”。冥冥之中，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竟达到了一个阴阳合体的易数顶级。
在台湾著名的学术书店“诚品书店”最新书台的中央，就摆放着这本《毛泽东语录》。在万紫千红的书海之中，这本大红封面的“小书”却非常抢眼。它在出版一个月内就印刷了4次。按台湾出版界不成文的行规，一次印刷大至为1000册，照此推算，至少几个月内就销售4000至5000册。自2005年9月到目前已近一年，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发行量虽不可确知，但在常识范围内估计，至少应当在6000册到8000册之间。无论就封面而言，还是发行量而论，这在台湾都可算是一本“火红”的书了。
台湾读者怎么会对《毛泽东语录》感兴趣？该书装饰环衬上的广告语或许能够透露些许间接的信息：
副标题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了解毛泽东精神如何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
征服全球的红色资本家最推荐的交战手册。台商西进，经营大中国的唯一圣经！
据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策划者和发行人杨一峰先生说，开发历史禁书当然不排除诱发好奇的意思，但与共产党打交道难道可以不读毛泽东？更为重要的是，有西洋和东洋生活背景、熟通英语、日语的杨一峰先生还认为，在“左派”思想的内部其实积淀了众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毛泽东从一个农民到执掌一个大国，他的思想曾影响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面对丰富的历史，意识形态无疑将显示出片面和单质的局限性。
“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毛泽东，这难道不是常识吗？无论从正面和负面的角度，我们都避免不了接触他的书。” 杨先生如此说。由他创办的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符号标志就是一只“左眼睛”。看来，商业驱动、思想体悟和理想憧憬，通过《毛泽东语录》的策划，在杨先生的灵魂中已难以剥离而浑为一体了。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中，替代林彪“再版前言”的是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先生所写的导读性文章“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该文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这话听起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表达方式不大相同罢了。
在归纳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征时，杨照先生说：“毛泽东的思想中，最突出的一块，就是如何细腻运用敌我关系，从没有任何人，在敌我关系上投注过那么多那么深刻的用心，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敌我思考，使得敌我关系转化成为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不断移位，需要最高警觉与最高智慧随时判读。”这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毛泽东超凡洞察力和控制力的叹服。
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扉页上清清楚楚印着这样一句话：
副标题三：“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它是祈望？它是幻想？它是寄托？它还是一首“隐蔽信息之公开表达”的诗境修辞？无论怎样诠释，反正这句动情的语言被印刷在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第一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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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