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第一芯神话破灭　网友扼腕叹息

<p>真的假的？</p><p></p><p>1000元配整机的梦想没了。</p>

<p>欲哭无泪，我想骂他娘！</p>

&nbsp;&nbsp;&nbsp; 希望龙芯不要有事，它算得上是唯一的希望了

诡异的国家,诡异的制度,发生任何诡异的事情都是正常的......[em03][em05]

<p>谈不上中国第一芯,即使成功了.</p><p>对龙芯比较期待.</p>

<p>先做人,后做事.</p><p>再说,这个东东什么时候成第一芯了</p>

<p>&nbsp; 因为文革的封闭以及破坏，在文革后相当长的时间出不来大成果是正常的相，但中国人普遍爱面子的心理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p><p>&nbsp; 当年陈景润的成果被大吹特吹，现在来看，当时是为了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才大力宣传的，这种事情恰反映了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窘境，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啊。</p><p>&nbsp;&nbsp;中国科技最重要的还是要打好基础啊，不能急功近利。</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westcrwest</i>在2006-6-28 0:05:00的发言：</b><br/><p>欲哭无泪，我想骂他娘！</p></div>吐啊吐的就习惯了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T62</i>在2006-6-28 9:14:00的发言：</b><br/><p>&nbsp; 因为文革的封闭以及破坏，在文革后相当长的时间出不来大成果是正常的相，但中国人普遍爱面子的心理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p><p>&nbsp; 当年陈景润的成果被大吹特吹，现在来看，当时是为了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才大力宣传的，这种事情恰反映了当时中国科技界的窘境，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啊。</p><p>&nbsp;&nbsp;中国科技最重要的还是要打好基础啊，不能急功近利。</p></div><p>又是文革？？？</p><p>那时爆炸第一颗氢弹、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超级水稻问世......也全是在造假了？</p>

那是前朝打下的人才基础 .

国人需要鼓舞士气,编造一些神话有点用处吧!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虎魄</i>在2006-6-28 9:37:00的发言：</b><br/><p>又是文革？？？</p><p>那时爆炸第一颗氢弹、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超级水稻问世......也全是在造假了？</p></div><p>你这种话也就能自娱自乐罢了。实际大多都是吃原回国人员的老本，科技发展也就比蜗牛快一点，某些人居然也能意淫达到高潮。</p><p>劝你还是多积累吧，跟你这种人说实在很累!</p><p>当年文革期间钱伟长带了一个科技团出访，回来后受到表扬，为什么？</p><p>因为外国人知道中国文革期间没搞出什么象样的科技成果，而记者偏喜欢问“你们中国这些年有什么重大成果”之类的问题，这类问题其实挺难回答，但是钱不但回答了，而且很好的维护了中国人的面子。</p><p>这都是在《大家》栏目的访谈内容，有兴趣可以找来看。</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8 11:11:23编辑过]

<p>就是这个钱伟长，在派不派他出去时还发生了争论，有人怕他叛逃。</p><p>最后是临上飞机前把他从工厂车间喊出来的，没有合适的衣服，鞋子，周总理喊身边身材合适的秘书脱了衣服给他。</p><p>钱伟长炼钢、梁思礼养猪、沈从文扫女厕所、季羡林拉煤、、、，加上当时中国科技界与外界的极度封闭，加上拍马屁大诗人当科学院院长，这么好的环境。</p><p>呵呵，想也能想到中国的科技学术会如何发展。</p>

<p>钟南山就说过，SARS问题上中国科技界“整体打了败仗”，算是暴露出冰山一角。</p><p>一个整天有人抢院士电脑什么的社会环境，“想也能想到中国的科技学术会如何发展”。</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虎魄</i>在2006-6-28 10:57:00的发言：</b><br/><p>第一颗氢弹、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超级水稻问世、人工合成胰岛素......都是在文革期间取得的。</p><p>文革结束了整整30年了！这30年为什么没积累？这再怎么也说不过去。</p></div><p></p><p>因为文革十年没有正规的大学招生，人才形成了断层，好的学术传统在文革被严重破坏，人的学术品质不是教出来的，是带出来的，你懂吗？</p><p>文革把学校搞得是一潭死水，大学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象样的科研活动，招得净是工农兵学员，怎么出成果。</p><p>一个人20岁左右前受教育，出成果在30到40多岁之间，正常的话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现在50来岁，这帮人是靠不住的，</p><p>就是80年代的进校的学生，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是在被文革严重破坏后的学校环境，当时大学的学术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以这批人出重大成果也是很难的呀。</p><p>不要以为我喜欢把什么现在落后的东西都往文革上靠，因为这是事实，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个事实后，中国科技界才可能脚踏实地的干出些成果来。</p><p></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8 11:29:17编辑过]

<p>

你这种话也就能自娱自乐罢了。实际大多都是吃原回国人员的老本，科技发展也就比蜗牛快一点，某些人居然也能意淫达到高潮。

</p><p>80年代,那些回国人员呢?死光了?</p><p>文革担误了大学教育?难道解放前的大学教育很发达?</p><p></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8 14:51:57编辑过]

太正常了&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p>看到这个地方还有那么多人嘲笑韩国人自大自恋，我就觉得可笑可悲。我们有脸嘲笑人家吗？</p><p>中国科学事业二十年内是无法走到世界的前沿的。</p>

<p>其实从这件事我们真的要好好认清我国现阶段的科技实力。</p><p></p><p>老喊着杀倭敲棒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以其空叫，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身的工作更好了。</p><p></p><p>该争的我们要争但是该软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软。能源是不可以松手的。但是科技却是无法逞强的。</p>

科学基础差，即使卯足尽拿下几个前沿科技成果，意义也不大。踏踏实实把科学基础提上来，出成果是水到渠成的事。

<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nbsp;&nbsp;那些认为文革以及之前的政治运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学术建设没有影响的人看看下面的文章哈！！！！原文在于《评北大及中国的学术界》 。有兴趣的我可以发全文出来。</font></font></p><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font></font></p><p><font size="4"><font color="#000000">&nbsp;&nbsp; 两千六百余年之后，“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失传了。在北大百年庆典特别网站中，有一篇洋洋万言的“北京大学校史”。在这篇校史中，北大的史官不仅没能“秉笔直书”，他们还利用隐瞒和删除的手法来篡改历史，使北大本来十分肮脏、十分丑恶、十分阴暗的历史看起来金光闪闪，看起来光彩夺目。从这篇校史中，人们看不到北大在1951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即使是在北大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之一长度的“文革”，这篇校史也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font><a href="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font color="#000000">http://www.china.net/pku100/frames0.htm</font></a><font color="#000000">）。<br/>　　几十年的为非作歹，就用这么平淡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涂抹了过去。难道只有在“文革”期间？难道只有“工作”遭到了破坏？遭到谁的破坏？北大是破坏者还是被破坏者？除了“文革”期间，北大还干了些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公诸于世，北大就还会在世人面前道貌岸然地招摇撞骗，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在下一个“文革”到来之时，他就还会再次象一个恶棍那样疯狂猖獗，助纣为孽。中国人民不是一直对日本鬼子不肯为其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暴行俯首认罪而耿耿于怀吗？那么看一看自己的“最高学府”吧，他何曾为自己的丑行劣迹向中国人民道过半声歉，他何曾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向中国人民表示过丝毫的忏悔？<br/>　　如果总结一下新中国的历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9年，中国几乎是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如批《武训传》，如“三反”、“五反”，如“肃反”，如“四清”，如“社教”，如“批林批孔”。在这些运动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冲击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个是开始于1966年的“文革”。如果追根溯源，“反右”可以看成是“文革”的序幕，而这个序幕的前奏曲则是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史料证明，北大是这个前奏的号手，是这个序幕的领唱，是整个大戏的主角。在北大这个大舞台，虽然整个大戏的主题大致相似，但每出戏的故事情节却是不同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主要是教授；而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并且受到残酷迫害的却多数是学生。到了文革，一切都颠倒了，学生斗官员，官员斗学生，学生斗学生，学生斗教授。这其中，存在着因果关系。<br/>　　“思想改造运动”的正式名称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于1951年9月。在这次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变成了新政权的附庸。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他用“4个S”来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阶段就发生在“思想改造运动”。（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br/>　　根据科学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思想改造运动”是由马寅初在北大教员中发起的。虽然这个观点在最初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么说并不离谱。马寅初在1951年6月1日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而在这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一个全国性专业会议上作报告说：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校长大受启发，当即就在北大搞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转引自：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br/>　　这年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这封信在9月9日转呈毛泽东。9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向京津地区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思想改造运动”至此正式开始。（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br/>　　“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都是些什么呢？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做“脱裤子，割尾巴”，而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嫩耳软，听不惯这么形象的语言，于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文雅的名称，叫做“洗澡”。这个运动大致分成五个阶段，分别是：学习、坦白、审查、改造、总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由精神贵族变成了罪孽感深重、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的精神贱民。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1957年回忆时说：“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文汇报》1957年5月19日，转引自王友琴的文章）。<br/>　　北京大学既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全国的运动中心。周恩来就曾多次指示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门，运动要“以北京大学为主”、“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在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有两个人，一个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另一个是法学家周炳琳教授。1952年3月7日，朱光潜教授在西语系师生大会上检讨，但与会者一致表示不满，先后有5位师生在会上发言，对他进行揭发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学院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继续批判朱光潜。4月9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朱光潜作了第三次检讨。会上，马寅初校长总结说：“朱先生的检讨有进步，但还需要继续反省，加紧改造，根本改变反动立场站到人民的一边来”。（《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转引自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br/>　　与朱光潜一样，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检讨难以通过，因此他向马寅初校长表示拒绝再作检讨，“愿承担一切后果”。但马寅初先是带人到他家里找他谈话，然后又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帮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愿意“清算自己的反动思想”。马寅初还亲自主持北大高层领导人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周炳琳的问题。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1952年4月21日，毛泽东给彭真写信：“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做法。” （引文同上）。<br/>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可以让60－70％的教师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 5月6日，北大校长马寅初召开会议，称“思想改造运动”已基本完成，“会议决定，5月14日全校恢复上课，今后要做到运动和上课两不误。”<br/>　　就在“思想改造运动”结束之后两周，北京大学再次停课，进行“忠诚老实运动”。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据称有三千多人交代了问题，约占参加运动人数的90％，其中41人有“重大问题”。（引文同上）。<br/>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马上就进行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是一个带有学术、行政和政治目的行为，与“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密切相关。北大校友、旅美学者王友琴认为，“这三个”运动“设计得严丝合缝，紧紧衔接，互相补充，一环扣一环，所以成效显著。”（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在本系列的第二篇中，我已经说过，北大是“院系调整”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兼并了燕京大学的精华，搬进了美丽的燕园，并且成为唯一的全国性文理综合大学。这是北大在前两个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所得到的赏赐。<br/>　　需要指出的是，在1952年3月到5月间，也就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收尾阶段，北京大学有7个人自杀身亡，相当于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当然，由于是第一次交手，这场运动的激烈程度远不如“反右”运动和“文革”。（王友琴：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S）。<br/>　　从任何角度来看，“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五年后“反右”运动的预演，它是新政府巩固政权的一个步骤和策略，而马寅初校长则率领北大非常主动和积极地参与了这场运动，使北大成为全国的运动中心和样板。北大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可以说是他在以后50多年间所有行为的前兆：自觉、自动地参与政治运动，紧跟政治风向，进而顺应社会潮流。这使北大丧失了一所真正的大学所最为宝贵的品质：独立性。<br/>　　马寅初先生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北大历史系教授何芳川先生在北大105年校庆之际撰写专文，标题就是“前有蔡元培，后有马寅初”。北大五十年代的毕业生至今还对马校长的开口禅“兄弟我”津津乐道，即使是他因为“兄弟今天喝了一点酒”而在全校大会上将李富春副总理介绍为“李副总统”，北大的校友们也还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把它看成是名人逸事。（牛正武：北大琐忆）。马先生在民国时代反对国民政府的腐败，严辞抨击“四大家族”，甚至拒绝蒋介石总统的招见，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风骨。在新中国政权下，他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新人口论”，抵抗强大的政治压力拒不退缩，大义凛然地宣布：“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这可以说是过去50年内，中国有骨气的学者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这些，是谁也否认不了的。<br/>　　不过，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先生与蔡元培先生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蔡先生为北京大学灌注了自由主义精神，建立了“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使北大形成了独立不羁的性格特色。这些，正是一所现代化大学和一所名校的立身之本。而马寅初先生呢？在他领导北大的九年间，几乎将蔡元培的北大完全转变成了马寅初的北大，这是一个时刻观察政治风向的北大，一个随时准备追逐潮流的北大，一个趋炎附势的北大，一个既不保护自己的教授、也不保护自己的学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内，北大成了政治斗争的风向标、角斗场。<br/>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马寅初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不过，他在解放前就与周恩来私交甚深，曾说，“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产党走的。”而他为自己的孙子、孙女分别起名为思润、思泽、思东，更可见他本人的政治倾向。（邵纯：黄钟大吕马寅初）。不容否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而每一个真正的学者也都有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在办大学中“兼容并包”的价值。马先生把自己的政治倾向搀杂到一所大学的建设之中，可以说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失败的关键。<br/>　　除此之外，马寅初先生在1927年率先喊出“北大主义”口号（马寅初：北大之精神），表明他对母校北大的感情非同一般。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北大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马先生重返母校，北大的学生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马寅初也高兴地说：“北京大学是我娘家，回到了娘家，见到了‘红楼’，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张友仁：马寅初先生在北京大学（上）］。要知道，这是在他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仅仅两年之后。一个是弃之如蔽履，一个是爱之如父母。马先生未免厚此薄彼太甚。而对母校的这种“说不出的感情”对他办北大到底有什么影响，也许是真的“说不出”。<br/>　　“思想改造运动”要改造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而且包括学术观点。让知识分子当众违心地检讨、批判自己，正象这个运动的非正式名称所形容的那样，是当众“脱裤子”，是非常让人感到难堪和羞耻的事情。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当众脱裤子呢？更何况是爱面子的知识分子。而马寅初先生作为学者，不但自己积极倡导，而且参与其中，进而迫使（或诱使）他人就范，其目的是什么呢？<br/>　　春秋时，齐国有个人名叫竖刁。竖刁知道齐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阉割成太监，以便能够经常接近齐桓公。齐桓公叹曰：“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竖刁因此得宠。这就是所谓的“竖刁自宫”的典故。可是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却说：“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管子——小称》）。后来竖刁果然作乱，齐桓公被活活渴死。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br/>　　用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北大的“自宫”，一切不就都昭然若揭了吗？自宫求宠，如此而已！而北大在其后的所作所为，其实质就是在祸国殃民。这又与竖刁的作乱何其相似！怪不得北大这么害怕历史的真实。有了一柄史鉴，什么肮脏的勾当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br/>　　也许有人会问，当时的政治运动是在全国范围、从上到下全面展开的，把责任推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公平吗？换句话说就是，马寅初先生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北京大学应该为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吗？我的回答是：应该。因为一个人，一所大学，必须要为自己在任何时候的所作所为负责，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没有公理，社会就会没有正义，人类就会没有良心。</font></font></p><p><font color="#c0c0c0" size="4">&nbsp; </font></p>

<font color="#000000" size="4">“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在1955年又开展了所谓的“肃反”运动，其全称是“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肃反”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抓“反革命分子”有指标，每个单位至少5％。与“思想改造运动”相比，在学术界，“肃反”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斗争手段向暴力方向转化。“肃反”运动的这两个特点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一年后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北大在“肃反”运动中到底抓了多少“反革命”，我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不过，在1956年，“肃反扩大化”问题受到了重视，所以这一年是中国知识界相对宽松的时光。<br/>　　转眼间，到了1957年。北大校友张元勋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反右”之前北大学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天真、向上、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精神状态。北大学生张玲曾有这样的诗句：“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那首诗的标题是《照相》。1957年5月4日问世的北大学生刊物《红楼》中有这么一首配图诗：<br/>　　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br/>　　是的，在平静的日子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不过，友谊是否真诚要在烈火中检验，生命是否年轻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煎熬。而人性是否存在，要在世界疯狂的时候才能够得以显现。<br/>　　1957年5月19日，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天。这天下午，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建议。（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br/>　　5月20日清晨，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歌“是时候了” 出现在北大大饭厅。这首诗马上把“5.19”运动推向了高潮：<br/>　　（－）<br/>　　是时候了，年轻人<br/>　　放开嗓子唱！<br/>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br/>　　一齐都泻到纸上！<br/>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br/>　　心中的甜、酸、苦、辣<br/>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br/>　　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br/>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br/>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br/>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br/>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br/>　　因为它的火种<br/>　　来自－－“五四”！！！<br/><br/>　　（二）<br/>　　是时候了。<br/>　　向着我们的今天<br/>　　我发言！<br/>　　昨天，我还不敢<br/>　　弹响沉重的琴弦。<br/>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br/>　　歌唱和风和花瓣！<br/>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br/>　　作为一支巨鞭，<br/>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br/>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br/>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br/>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br/>　　为什么……？<br/>　　我含着愤怒的泪，<br/>　　向我辈呼唤：<br/>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br/>　　快将火炬举起<br/>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br/>　　（引自《思忆文丛?原上草》）。<br/>　　这样的文采和文才，这样的激情和胸怀，这样的胆量和见识，在现今的燕园可能是千金难觅了。我在本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曾说：“批北大，我心里有点儿没底。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再不济，也不缺乏学富五车之辈，才高八斗之流。我这杆秃笔，还不得让北大的才子给碾成粉末？”（XYS060103）。果然，有一个名为“一北大学生”的人，以北大才子自居，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逐条“批驳”我。（北大未名站“北大发展”版面http：//pkudevelopment.bdwm.net/收有他的“文章”“回亦明‘贪’文”中的（一）、（二）两篇，缺第三篇，该版面也保留我的本系列前五篇，确实难得）。看他那要文才没文才、要思想没思想、既无良知又无理性、一味胡搅蛮缠的王府恶少嘴脸，我先是觉得好笑，可嘴角刚动了一动，鼻子却酸了，老眼之中，竟然涌出了几滴浊泪。这就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新北大” 真是后继有人呐！<br/>　　言归正传。在“是时候了”之后，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又接连写出了“第一株毒草”等系列大字报，“右派”学生们成立了社团“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后改名“百花学社”），创办了刊物《广场》。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br/>　　北大的“5.19”运动仅持续了十几天，“左派”很快开始大举反攻。6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他们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被解散。此时的北大已经陷入了政治斗争的狂热之中，同学的友谊突然间荡然无存。北大当时的一首诗颇能反映当时的气氛：<br/>　　向左！向左！！向左！！！<br/>　　共和国的公民<br/>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br/>　　举起我们的枪口：<br/>　　向右！向右！！向右！！！<br/>　　在“向右”的枪口下，右派学生开始了他们二十余年的悲惨人生。谭天荣被“劳教”11年，陈奉孝被判“反革命”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铁窗生涯。张元勋被判刑8年，但在被“释放”之后，仍旧必须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改造”。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为替胡风鸣冤叫屈，被打成“极右派”，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绝食，狱卒就用铁棍橇他的嘴，将他的牙齿大部分橇掉。刘奇弟最终绝食而死。（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据陈奉孝介绍，当年北大的学生右派中，至少有四人后来被枪毙，他们是：哲学系的黄宗羲，在1958年被枪毙；西语系的顾文选，1960年（应是1970年）被枪毙；第三位是化学系的张锡琨，在1976年被枪毙，第四位是中文系的林昭，1968年在上海监狱中被枪杀。（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在北大的学生右派中，林昭以她的美丽和才华，以她的顽强和孤傲，更以她命运之悲惨而引人注目。林昭本名彭令昭，因她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而毅然改名，可见她对新政府的热爱。1954年，她以华东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曾在北大学生刊物《北大诗刊》、《未名湖》、《红楼》任编辑，当时有“《红楼》里的林姑娘”之称。<br/>　　林昭的不幸起因于她在一个辩论会上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林昭可能没有料到，除了受到了讨伐，她还被打成了右派。林昭不愿意忍受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在被救醒之后，她愤然地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br/>　　这段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林昭自杀未遂，“被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加重处罚。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另一个版本是林昭给“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上述三种情况都发生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估计历史在这里可能有些扭曲。但不论哪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林昭这撕心裂肺的质问，定会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上空徘徊不去一样，只要北大存在一天，就将永远在北大校园的上空回响。北大的校长和书记们应该每天都回答这样的质问：你呢？你们呢？良知何在？<br/>　　林昭后来多次被捕入狱，但她拒绝认罪，因此在1968年被枪杀于上海，执法机关还曾专门派人找到林昭的老母，收取了5分钱的子弹费。（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有人评论说，“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佚名：高贵的林昭）。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好人了；而在偌大一个“最高学府”，敢於打抱不平、敢於伸张正义的，竟然只有一个纤弱的女子！真是愧杀七尺须眉！南唐亡国妃子花蕊夫人曾叹道：“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历史总是那么无情地重演。<br/>　　史鉴，明晃晃，亮晶晶，既冷酷，又刻薄。你让今人无颜苟活呀！<br/>　　与林昭在北大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境遇。在人大，林希翎竟然能够在第一次抓右派时“漏网”。只是因为她“继续放毒”，才被打成第二批右派。人大校长吴玉章虽然不赞成把她打成右派，但他有职无权，爱莫能助。不过，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宣读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的十几名右派的名字时，吴校长故意跳过林希翎的名字不念，以此表达自己的反抗。（丁抒：《阳谋》）。林希翎在1973年出狱，后来移民法国。（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学生右派中，比林昭命运更惨的是顾文选。顾文选是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时还只是一个大男孩儿。他有冤无处伸，就偷着跑回杭州老家找妈妈。被抓回来后，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与张元勋一样需要在劳改农场“就业”，不得进入社会。顾文选於是逃到前苏联，但在那里受到了折磨和审问之后，被送了回来。1970年，他在北京被枪杀了。（丁抒：《阳谋》；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顾文选是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呢？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见该书517页，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这段文字是在顾文选被打成右派41年之后、被枪杀28年之后、被平反19年之后以北大官方文字的形式公诸于世的。因此，顾文选实际上至今还在背负这个“捏造事实”的罪名！把人整死了，还要往尸首上倒垃圾，这些人的心肠可真毒！<br/>　　根据陈奉孝的回忆，顾文选“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不久写道：“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确实令人恐怖。假如历史可以倒流，“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还会在北大原样重新上演。我对此坚信不疑。<br/>　　其实，凡是经历过“反右”的人，谁都不会把它遗忘，只不过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记忆而已。在“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在1979年几乎全部被“平反”，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冤枉。但是需要提及的是，在清华大学为469名右派分子重作审查时，只改正了462名。剩下的7名右派中，有3人下落不明，有4人未获改正，大概以此来证明反右运动不是全盘错误。这4名未被平反的右派中，就有钱伟长教授。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出于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钱伟长教授最后在1982年出走上海大学。（曾昭奋：后摇篮曲━记钱伟长《读书》2000年6月）。同是在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在被“平反”19年之后仍旧不许给学生上课。（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因此可以说，“反右”的余毒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挥效力。<br/>　　在当时，北大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完全可以说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那首“向左”站队、“向右”开枪的歪诗，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林昭被称为唯一“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北大人。她在自杀之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曾经“整”过她的人是多么的凶残。<br/>　　张元勋先生是这么记述他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在北大校园中的处境的：“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我曾长时间困惑不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举世闻名，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什么竟然能够挥舞战刀，疯狂地砍杀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和那些频频点头鞠躬的日本人会是同一伙人吗？读了“反右”史，读了文革史，我明白了。是的，他们是同样的日本人。因为我看到了同样的中国人。战争和政治动荡这类特殊的环境能够使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br/>　　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北大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被记为716。（《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转引自王友琴：程贤策之死）。另一种说法是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丁抒：《阳谋》）。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因为抓的右派比例仅为6.5％，被中央视为“反右”不力，党委书记职务被后来的陆平接替。陆书记又抓了一批右派，使右派总数达到师生总数的15％。数字有出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右派”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其中后两类有时不归入“右派”之中。<br/>　　“右派份子”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第一级最严重，要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第五级降薪降职；第六级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甚至监狱的的，绝大多数是学生。而那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多数没有被发配。<br/>　　旅美学者王友琴看到了这一点“不公平”：“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变成］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钱理群教授注意到另一点“不公平”：“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被打成右派的的学生不全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不小心而落入北大为他们设置的陷阱的。数学力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当时是班长，系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最大罪孽就是，他坑害了一大批中国的英才。北大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而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把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几乎一网打尽。据丁抒先生的“北大在一九五七”一文，由於“院系调整”，清华的理科合并到了北大，而中国科技大学尚未成立，所以北大实际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这些学生中，以物理系的学生最为活跃，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也最多，几乎占北大学生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一。<br/>　　北大没有对自己的这些学生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温情，没有对这些大孩子表现出一点一滴的怜悯和惋惜。恰恰相反，北大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们赶出燕园，把他们赶到劳改农场，把他们赶到监狱。北大甚至还把学生直接“扭送”到公安机关。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应该说，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既是挖置陷阱的恶棍，又是心毒手狠的鹰犬。不过，在那场运动中，北大既不象六年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那样充当急先锋，也没有象九年后在政治斗争中那样成为带头羊。他只是象一座运转正常的机器，根据指令，在有条不紊、按步就班地运转。<br/>　　这是一架冷冰冰、阴森森、血淋淋、恶狠狠的绞肉机器！<br/>　　与自宫求宠的竖刁同时，在齐国还有一个人，名叫易牙。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子。一次他听齐桓公说还没有吃过人肉，就把自己的长子杀了，为主子做了一碗人肉羹。齐桓公说：“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不用说，易牙得到了国君的信任和宠爱。如果说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 前后的表现是“竖刁自宫” 的话，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易牙烹子”。通过烹子，学校的当权者们保住了自己头上的顶戴花翎，并且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其实，北大何曾把学生当做孩子来看待。对他们来说，这些学生只不过是用来维持这个绞肉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原料罢了。<br/>　　应该说，参与烹子的北大人并不全是党政干部，教授学者也曾混迹其间，尽管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的“余思或反思”部分中写道：“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br/>　　陈奉孝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述了他到马寅初校长和傅鹰教授处募捐的情形：“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br/>　　“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先“支持”、然后“不赞成”，这里面微妙的潜台词，真是余味无穷啊。这些教授们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给与学生们以父母般的忠告。怪不得北大的教授右派少，而少数“大右派”们还受到了“优待”。“明哲保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中。但母鸡在受到恶鹰的袭击时，尚知奋勇护卫幼雏，而成年野牛在遇到群狼的攻击时，会自动站成一圈，把幼崽围在中间。那些被保护的幼崽又何曾是它们的亲生儿女！<br/>　　北大“烹子”的后果是深远的。谢泳先生在“最好的出局”一文中如此写道：“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br/>　　这真是让人顿开茅塞的解释。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font><br/>

<font color="#000000" size="4">“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在1955年又开展了所谓的“肃反”运动，其全称是“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肃反”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抓“反革命分子”有指标，每个单位至少5％。与“思想改造运动”相比，在学术界，“肃反”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斗争手段向暴力方向转化。“肃反”运动的这两个特点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一年后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北大在“肃反”运动中到底抓了多少“反革命”，我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不过，在1956年，“肃反扩大化”问题受到了重视，所以这一年是中国知识界相对宽松的时光。<br/>　　转眼间，到了1957年。北大校友张元勋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反右”之前北大学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天真、向上、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精神状态。北大学生张玲曾有这样的诗句：“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那首诗的标题是《照相》。1957年5月4日问世的北大学生刊物《红楼》中有这么一首配图诗：<br/>　　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br/>　　是的，在平静的日子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不过，友谊是否真诚要在烈火中检验，生命是否年轻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煎熬。而人性是否存在，要在世界疯狂的时候才能够得以显现。<br/>　　1957年5月19日，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天。这天下午，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建议。（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br/>　　5月20日清晨，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歌“是时候了” 出现在北大大饭厅。这首诗马上把“5.19”运动推向了高潮：<br/>　　（－）<br/>　　是时候了，年轻人<br/>　　放开嗓子唱！<br/>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br/>　　一齐都泻到纸上！<br/>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br/>　　心中的甜、酸、苦、辣<br/>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br/>　　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br/>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br/>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br/>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br/>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br/>　　因为它的火种<br/>　　来自－－“五四”！！！<br/><br/>　　（二）<br/>　　是时候了。<br/>　　向着我们的今天<br/>　　我发言！<br/>　　昨天，我还不敢<br/>　　弹响沉重的琴弦。<br/>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br/>　　歌唱和风和花瓣！<br/>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br/>　　作为一支巨鞭，<br/>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br/>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br/>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br/>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br/>　　为什么……？<br/>　　我含着愤怒的泪，<br/>　　向我辈呼唤：<br/>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br/>　　快将火炬举起<br/>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br/>　　（引自《思忆文丛?原上草》）。<br/>　　这样的文采和文才，这样的激情和胸怀，这样的胆量和见识，在现今的燕园可能是千金难觅了。我在本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曾说：“批北大，我心里有点儿没底。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再不济，也不缺乏学富五车之辈，才高八斗之流。我这杆秃笔，还不得让北大的才子给碾成粉末？”（XYS060103）。果然，有一个名为“一北大学生”的人，以北大才子自居，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逐条“批驳”我。（北大未名站“北大发展”版面http：//pkudevelopment.bdwm.net/收有他的“文章”“回亦明‘贪’文”中的（一）、（二）两篇，缺第三篇，该版面也保留我的本系列前五篇，确实难得）。看他那要文才没文才、要思想没思想、既无良知又无理性、一味胡搅蛮缠的王府恶少嘴脸，我先是觉得好笑，可嘴角刚动了一动，鼻子却酸了，老眼之中，竟然涌出了几滴浊泪。这就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新北大” 真是后继有人呐！<br/>　　言归正传。在“是时候了”之后，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又接连写出了“第一株毒草”等系列大字报，“右派”学生们成立了社团“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后改名“百花学社”），创办了刊物《广场》。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br/>　　北大的“5.19”运动仅持续了十几天，“左派”很快开始大举反攻。6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他们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被解散。此时的北大已经陷入了政治斗争的狂热之中，同学的友谊突然间荡然无存。北大当时的一首诗颇能反映当时的气氛：<br/>　　向左！向左！！向左！！！<br/>　　共和国的公民<br/>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br/>　　举起我们的枪口：<br/>　　向右！向右！！向右！！！<br/>　　在“向右”的枪口下，右派学生开始了他们二十余年的悲惨人生。谭天荣被“劳教”11年，陈奉孝被判“反革命”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铁窗生涯。张元勋被判刑8年，但在被“释放”之后，仍旧必须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改造”。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为替胡风鸣冤叫屈，被打成“极右派”，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绝食，狱卒就用铁棍橇他的嘴，将他的牙齿大部分橇掉。刘奇弟最终绝食而死。（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据陈奉孝介绍，当年北大的学生右派中，至少有四人后来被枪毙，他们是：哲学系的黄宗羲，在1958年被枪毙；西语系的顾文选，1960年（应是1970年）被枪毙；第三位是化学系的张锡琨，在1976年被枪毙，第四位是中文系的林昭，1968年在上海监狱中被枪杀。（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在北大的学生右派中，林昭以她的美丽和才华，以她的顽强和孤傲，更以她命运之悲惨而引人注目。林昭本名彭令昭，因她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而毅然改名，可见她对新政府的热爱。1954年，她以华东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曾在北大学生刊物《北大诗刊》、《未名湖》、《红楼》任编辑，当时有“《红楼》里的林姑娘”之称。<br/>　　林昭的不幸起因于她在一个辩论会上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林昭可能没有料到，除了受到了讨伐，她还被打成了右派。林昭不愿意忍受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在被救醒之后，她愤然地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br/>　　这段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林昭自杀未遂，“被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加重处罚。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另一个版本是林昭给“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上述三种情况都发生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估计历史在这里可能有些扭曲。但不论哪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林昭这撕心裂肺的质问，定会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上空徘徊不去一样，只要北大存在一天，就将永远在北大校园的上空回响。北大的校长和书记们应该每天都回答这样的质问：你呢？你们呢？良知何在？<br/>　　林昭后来多次被捕入狱，但她拒绝认罪，因此在1968年被枪杀于上海，执法机关还曾专门派人找到林昭的老母，收取了5分钱的子弹费。（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有人评论说，“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佚名：高贵的林昭）。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好人了；而在偌大一个“最高学府”，敢於打抱不平、敢於伸张正义的，竟然只有一个纤弱的女子！真是愧杀七尺须眉！南唐亡国妃子花蕊夫人曾叹道：“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历史总是那么无情地重演。<br/>　　史鉴，明晃晃，亮晶晶，既冷酷，又刻薄。你让今人无颜苟活呀！<br/>　　与林昭在北大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境遇。在人大，林希翎竟然能够在第一次抓右派时“漏网”。只是因为她“继续放毒”，才被打成第二批右派。人大校长吴玉章虽然不赞成把她打成右派，但他有职无权，爱莫能助。不过，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宣读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的十几名右派的名字时，吴校长故意跳过林希翎的名字不念，以此表达自己的反抗。（丁抒：《阳谋》）。林希翎在1973年出狱，后来移民法国。（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学生右派中，比林昭命运更惨的是顾文选。顾文选是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时还只是一个大男孩儿。他有冤无处伸，就偷着跑回杭州老家找妈妈。被抓回来后，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与张元勋一样需要在劳改农场“就业”，不得进入社会。顾文选於是逃到前苏联，但在那里受到了折磨和审问之后，被送了回来。1970年，他在北京被枪杀了。（丁抒：《阳谋》；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顾文选是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呢？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见该书517页，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这段文字是在顾文选被打成右派41年之后、被枪杀28年之后、被平反19年之后以北大官方文字的形式公诸于世的。因此，顾文选实际上至今还在背负这个“捏造事实”的罪名！把人整死了，还要往尸首上倒垃圾，这些人的心肠可真毒！<br/>　　根据陈奉孝的回忆，顾文选“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不久写道：“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确实令人恐怖。假如历史可以倒流，“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还会在北大原样重新上演。我对此坚信不疑。<br/>　　其实，凡是经历过“反右”的人，谁都不会把它遗忘，只不过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记忆而已。在“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在1979年几乎全部被“平反”，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冤枉。但是需要提及的是，在清华大学为469名右派分子重作审查时，只改正了462名。剩下的7名右派中，有3人下落不明，有4人未获改正，大概以此来证明反右运动不是全盘错误。这4名未被平反的右派中，就有钱伟长教授。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出于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钱伟长教授最后在1982年出走上海大学。（曾昭奋：后摇篮曲━记钱伟长《读书》2000年6月）。同是在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在被“平反”19年之后仍旧不许给学生上课。（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因此可以说，“反右”的余毒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挥效力。<br/>　　在当时，北大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完全可以说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那首“向左”站队、“向右”开枪的歪诗，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林昭被称为唯一“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北大人。她在自杀之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曾经“整”过她的人是多么的凶残。<br/>　　张元勋先生是这么记述他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在北大校园中的处境的：“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我曾长时间困惑不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举世闻名，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什么竟然能够挥舞战刀，疯狂地砍杀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和那些频频点头鞠躬的日本人会是同一伙人吗？读了“反右”史，读了文革史，我明白了。是的，他们是同样的日本人。因为我看到了同样的中国人。战争和政治动荡这类特殊的环境能够使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br/>　　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北大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被记为716。（《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转引自王友琴：程贤策之死）。另一种说法是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丁抒：《阳谋》）。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因为抓的右派比例仅为6.5％，被中央视为“反右”不力，党委书记职务被后来的陆平接替。陆书记又抓了一批右派，使右派总数达到师生总数的15％。数字有出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右派”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其中后两类有时不归入“右派”之中。<br/>　　“右派份子”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第一级最严重，要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第五级降薪降职；第六级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甚至监狱的的，绝大多数是学生。而那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多数没有被发配。<br/>　　旅美学者王友琴看到了这一点“不公平”：“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变成］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钱理群教授注意到另一点“不公平”：“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被打成右派的的学生不全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不小心而落入北大为他们设置的陷阱的。数学力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当时是班长，系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最大罪孽就是，他坑害了一大批中国的英才。北大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而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把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几乎一网打尽。据丁抒先生的“北大在一九五七”一文，由於“院系调整”，清华的理科合并到了北大，而中国科技大学尚未成立，所以北大实际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这些学生中，以物理系的学生最为活跃，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也最多，几乎占北大学生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一。<br/>　　北大没有对自己的这些学生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温情，没有对这些大孩子表现出一点一滴的怜悯和惋惜。恰恰相反，北大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们赶出燕园，把他们赶到劳改农场，把他们赶到监狱。北大甚至还把学生直接“扭送”到公安机关。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应该说，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既是挖置陷阱的恶棍，又是心毒手狠的鹰犬。不过，在那场运动中，北大既不象六年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那样充当急先锋，也没有象九年后在政治斗争中那样成为带头羊。他只是象一座运转正常的机器，根据指令，在有条不紊、按步就班地运转。<br/>　　这是一架冷冰冰、阴森森、血淋淋、恶狠狠的绞肉机器！<br/>　　与自宫求宠的竖刁同时，在齐国还有一个人，名叫易牙。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子。一次他听齐桓公说还没有吃过人肉，就把自己的长子杀了，为主子做了一碗人肉羹。齐桓公说：“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不用说，易牙得到了国君的信任和宠爱。如果说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 前后的表现是“竖刁自宫” 的话，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易牙烹子”。通过烹子，学校的当权者们保住了自己头上的顶戴花翎，并且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其实，北大何曾把学生当做孩子来看待。对他们来说，这些学生只不过是用来维持这个绞肉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原料罢了。<br/>　　应该说，参与烹子的北大人并不全是党政干部，教授学者也曾混迹其间，尽管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的“余思或反思”部分中写道：“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br/>　　陈奉孝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述了他到马寅初校长和傅鹰教授处募捐的情形：“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br/>　　“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先“支持”、然后“不赞成”，这里面微妙的潜台词，真是余味无穷啊。这些教授们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给与学生们以父母般的忠告。怪不得北大的教授右派少，而少数“大右派”们还受到了“优待”。“明哲保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中。但母鸡在受到恶鹰的袭击时，尚知奋勇护卫幼雏，而成年野牛在遇到群狼的攻击时，会自动站成一圈，把幼崽围在中间。那些被保护的幼崽又何曾是它们的亲生儿女！<br/>　　北大“烹子”的后果是深远的。谢泳先生在“最好的出局”一文中如此写道：“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br/>　　这真是让人顿开茅塞的解释。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font><br/>

<font color="#000000" size="4">“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全国在1955年又开展了所谓的“肃反”运动，其全称是“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肃反”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抓“反革命分子”有指标，每个单位至少5％。与“思想改造运动”相比，在学术界，“肃反”运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斗争手段向暴力方向转化。“肃反”运动的这两个特点在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和十一年后的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北大在“肃反”运动中到底抓了多少“反革命”，我没有找到确切的数字。不过，在1956年，“肃反扩大化”问题受到了重视，所以这一年是中国知识界相对宽松的时光。<br/>　　转眼间，到了1957年。北大校友张元勋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反右”之前北大学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那是一种天真、向上、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精神状态。北大学生张玲曾有这样的诗句：“笑呀，笑出声来，最好连声音也照上！”那首诗的标题是《照相》。1957年5月4日问世的北大学生刊物《红楼》中有这么一首配图诗：<br/>　　世界是这么广大，友谊是这么真诚，生活是这么美好啊!我们又这么年轻。<br/>　　是的，在平静的日子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不过，友谊是否真诚要在烈火中检验，生命是否年轻要看它能否经受得住历史的煎熬。而人性是否存在，要在世界疯狂的时候才能够得以显现。<br/>　　1957年5月19日，是北大后50年历史上最光彩夺目的一天。这天下午，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全国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接着出现了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的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建议。（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佚名：北大民主/运动纪事）。<br/>　　5月20日清晨，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歌“是时候了” 出现在北大大饭厅。这首诗马上把“5.19”运动推向了高潮：<br/>　　（－）<br/>　　是时候了，年轻人<br/>　　放开嗓子唱！<br/>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br/>　　一齐都泻到纸上！<br/>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br/>　　心中的甜、酸、苦、辣<br/>　　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br/>　　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br/>　　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光照耀！<br/>　　我的诗是一支火炬<br/>　　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br/>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br/>　　因为它的火种<br/>　　来自－－“五四”！！！<br/><br/>　　（二）<br/>　　是时候了。<br/>　　向着我们的今天<br/>　　我发言！<br/>　　昨天，我还不敢<br/>　　弹响沉重的琴弦。<br/>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br/>　　歌唱和风和花瓣！<br/>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br/>　　作为一支巨鞭，<br/>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br/>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br/>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br/>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br/>　　为什么……？<br/>　　我含着愤怒的泪，<br/>　　向我辈呼唤：<br/>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br/>　　快将火炬举起<br/>　　为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br/>　　（引自《思忆文丛?原上草》）。<br/>　　这样的文采和文才，这样的激情和胸怀，这样的胆量和见识，在现今的燕园可能是千金难觅了。我在本系列文章第二篇中曾说：“批北大，我心里有点儿没底。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北大再不济，也不缺乏学富五车之辈，才高八斗之流。我这杆秃笔，还不得让北大的才子给碾成粉末？”（XYS060103）。果然，有一个名为“一北大学生”的人，以北大才子自居，在“新语丝读书论坛”上逐条“批驳”我。（北大未名站“北大发展”版面http：//pkudevelopment.bdwm.net/收有他的“文章”“回亦明‘贪’文”中的（一）、（二）两篇，缺第三篇，该版面也保留我的本系列前五篇，确实难得）。看他那要文才没文才、要思想没思想、既无良知又无理性、一味胡搅蛮缠的王府恶少嘴脸，我先是觉得好笑，可嘴角刚动了一动，鼻子却酸了，老眼之中，竟然涌出了几滴浊泪。这就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新北大” 真是后继有人呐！<br/>　　言归正传。在“是时候了”之后，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又接连写出了“第一株毒草”等系列大字报，“右派”学生们成立了社团“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后改名“百花学社”），创办了刊物《广场》。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是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br/>　　北大的“5.19”运动仅持续了十几天，“左派”很快开始大举反攻。6月21日，《人民日报》宣布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反动组织”，他们遭到全校大会的“批判”，组织被解散。此时的北大已经陷入了政治斗争的狂热之中，同学的友谊突然间荡然无存。北大当时的一首诗颇能反映当时的气氛：<br/>　　向左！向左！！向左！！！<br/>　　共和国的公民<br/>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br/>　　举起我们的枪口：<br/>　　向右！向右！！向右！！！<br/>　　在“向右”的枪口下，右派学生开始了他们二十余年的悲惨人生。谭天荣被“劳教”11年，陈奉孝被判“反革命”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铁窗生涯。张元勋被判刑8年，但在被“释放”之后，仍旧必须留在劳改队里“继续改造”。物理系学生刘奇弟因为替胡风鸣冤叫屈，被打成“极右派”，并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绝食，狱卒就用铁棍橇他的嘴，将他的牙齿大部分橇掉。刘奇弟最终绝食而死。（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据陈奉孝介绍，当年北大的学生右派中，至少有四人后来被枪毙，他们是：哲学系的黄宗羲，在1958年被枪毙；西语系的顾文选，1960年（应是1970年）被枪毙；第三位是化学系的张锡琨，在1976年被枪毙，第四位是中文系的林昭，1968年在上海监狱中被枪杀。（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在北大的学生右派中，林昭以她的美丽和才华，以她的顽强和孤傲，更以她命运之悲惨而引人注目。林昭本名彭令昭，因她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县长而毅然改名，可见她对新政府的热爱。1954年，她以华东地区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曾在北大学生刊物《北大诗刊》、《未名湖》、《红楼》任编辑，当时有“《红楼》里的林姑娘”之称。<br/>　　林昭的不幸起因于她在一个辩论会上说了几句打抱不平的话：“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林昭可能没有料到，除了受到了讨伐，她还被打成了右派。林昭不愿意忍受屈辱，服安眠药自杀。在被救醒之后，她愤然地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br/>　　这段故事有不同的版本。根据张元勋先生的回忆录，林昭自杀未遂，“被给予‘劳动教养三年’的加重处罚。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另一个版本是林昭给“学校领导发出一封责问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上述三种情况都发生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估计历史在这里可能有些扭曲。但不论哪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林昭这撕心裂肺的质问，定会象共产主义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上空徘徊不去一样，只要北大存在一天，就将永远在北大校园的上空回响。北大的校长和书记们应该每天都回答这样的质问：你呢？你们呢？良知何在？<br/>　　林昭后来多次被捕入狱，但她拒绝认罪，因此在1968年被枪杀于上海，执法机关还曾专门派人找到林昭的老母，收取了5分钱的子弹费。（邱隐帆：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br/>　　有人评论说，“在1957年的北大人中，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恐怕只有林昭一人。”（佚名：高贵的林昭）。我孤陋寡闻，不知道“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能够做到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是好人了；而在偌大一个“最高学府”，敢於打抱不平、敢於伸张正义的，竟然只有一个纤弱的女子！真是愧杀七尺须眉！南唐亡国妃子花蕊夫人曾叹道：“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历史总是那么无情地重演。<br/>　　史鉴，明晃晃，亮晶晶，既冷酷，又刻薄。你让今人无颜苟活呀！<br/>　　与林昭在北大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境遇。在人大，林希翎竟然能够在第一次抓右派时“漏网”。只是因为她“继续放毒”，才被打成第二批右派。人大校长吴玉章虽然不赞成把她打成右派，但他有职无权，爱莫能助。不过，在学校开学典礼上宣读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的十几名右派的名字时，吴校长故意跳过林希翎的名字不念，以此表达自己的反抗。（丁抒：《阳谋》）。林希翎在1973年出狱，后来移民法国。（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学生右派中，比林昭命运更惨的是顾文选。顾文选是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时还只是一个大男孩儿。他有冤无处伸，就偷着跑回杭州老家找妈妈。被抓回来后，他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後，他与张元勋一样需要在劳改农场“就业”，不得进入社会。顾文选於是逃到前苏联，但在那里受到了折磨和审问之后，被送了回来。1970年，他在北京被枪杀了。（丁抒：《阳谋》；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顾文选是因为什么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呢？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1957年“5月25日下午，一些学生以西语系英三班和团支部的名义在办公楼礼堂召开了一个‘反三害’的控诉大会。该系学生顾文选和周铎捏造了许多耸人听闻的‘事实’，控诉‘党的三害的罪过’。当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在东操场电影晚会后向全校同学讲话，谴责了这个‘控诉会’，并警告这些人，不要越出整风的范围。”（见该书517页，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这段文字是在顾文选被打成右派41年之后、被枪杀28年之后、被平反19年之后以北大官方文字的形式公诸于世的。因此，顾文选实际上至今还在背负这个“捏造事实”的罪名！把人整死了，还要往尸首上倒垃圾，这些人的心肠可真毒！<br/>　　根据陈奉孝的回忆，顾文选“原来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也被打成反革命，并受到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之后不久写道：“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确实令人恐怖。假如历史可以倒流，“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还会在北大原样重新上演。我对此坚信不疑。<br/>　　其实，凡是经历过“反右”的人，谁都不会把它遗忘，只不过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各自有着不同的记忆而已。在“反右”运动中，全国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这些右派在1979年几乎全部被“平反”，因此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的无辜和冤枉。但是需要提及的是，在清华大学为469名右派分子重作审查时，只改正了462名。剩下的7名右派中，有3人下落不明，有4人未获改正，大概以此来证明反右运动不是全盘错误。这4名未被平反的右派中，就有钱伟长教授。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清华大学出于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钱伟长教授最后在1982年出走上海大学。（曾昭奋：后摇篮曲━记钱伟长《读书》2000年6月）。同是在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在被“平反”19年之后仍旧不许给学生上课。（曾昭奋：江河万里━记水利专家黄万里）。因此可以说，“反右”的余毒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发挥效力。<br/>　　在当时，北大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完全可以说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那首“向左”站队、“向右”开枪的歪诗，就完全说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林昭被称为唯一“能够合乎鲁迅先生所界定的人格标准的”北大人。她在自杀之前，曾写下一份绝命书，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著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著我的血”。（丁抒：北大在一九五七）。由此可以想象那些曾经“整”过她的人是多么的凶残。<br/>　　张元勋先生是这么记述他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在北大校园中的处境的：“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所以，别看北京大学的堂皇学府之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皆都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br/>　　我曾长时间困惑不解：日本人的彬彬有礼举世闻名，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什么竟然能够挥舞战刀，疯狂地砍杀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和那些频频点头鞠躬的日本人会是同一伙人吗？读了“反右”史，读了文革史，我明白了。是的，他们是同样的日本人。因为我看到了同样的中国人。战争和政治动荡这类特殊的环境能够使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br/>　　在“反右”运动中，北大到底抓了多少右派，目前至少有两种说法。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大抓了699名右派，其中589人是学生，110人是教职员。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北大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被记为716。（《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转引自王友琴：程贤策之死）。另一种说法是北大总共抓了1500余人。（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丁抒：《阳谋》）。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因为抓的右派比例仅为6.5％，被中央视为“反右”不力，党委书记职务被后来的陆平接替。陆书记又抓了一批右派，使右派总数达到师生总数的15％。数字有出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右派”是分为不同等级的，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其中后两类有时不归入“右派”之中。<br/>　　“右派份子”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第一级最严重，要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第二级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第五级降薪降职；第六级作“中右份子”处理，免于处分。（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份子处理原则规定》，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被开除公职、送到劳改农场甚至监狱的的，绝大多数是学生。而那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洗礼”的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多数没有被发配。<br/>　　旅美学者王友琴看到了这一点“不公平”：“费孝通和顾文选一样，都被划成‘右派份子’。费孝通是从有名的大教授［变成］有名的‘大右派’的。对这些教授的处分一般是降薪降级，还留在学校里。……而大批成为右派份子的大学生，他们常常被轻蔑地称为‘小右派’，因为他们的一次发言或者一张大字报，却被送到劳改农场，精神上物质上都被踩到最底层。”（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钱理群教授注意到另一点“不公平”：“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利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真正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br/>　　被打成右派的的学生不全是因为“对真理的追求”，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不小心而落入北大为他们设置的陷阱的。数学力学系四年级的李力当时是班长，系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毕业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br/>　　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最大罪孽就是，他坑害了一大批中国的英才。北大当时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优秀学生，而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把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几乎一网打尽。据丁抒先生的“北大在一九五七”一文，由於“院系调整”，清华的理科合并到了北大，而中国科技大学尚未成立，所以北大实际囊括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这些学生中，以物理系的学生最为活跃，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也最多，几乎占北大学生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一。<br/>　　北大没有对自己的这些学生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温情，没有对这些大孩子表现出一点一滴的怜悯和惋惜。恰恰相反，北大迫不急待地要把他们赶出燕园，把他们赶到劳改农场，把他们赶到监狱。北大甚至还把学生直接“扭送”到公安机关。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1957年7月27日，全校大会揭露和批判钱如平（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并当场宣布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法办。”（转引自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br/>　　应该说，在“反右”运动中，北大既是挖置陷阱的恶棍，又是心毒手狠的鹰犬。不过，在那场运动中，北大既不象六年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那样充当急先锋，也没有象九年后在政治斗争中那样成为带头羊。他只是象一座运转正常的机器，根据指令，在有条不紊、按步就班地运转。<br/>　　这是一架冷冰冰、阴森森、血淋淋、恶狠狠的绞肉机器！<br/>　　与自宫求宠的竖刁同时，在齐国还有一个人，名叫易牙。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子。一次他听齐桓公说还没有吃过人肉，就把自己的长子杀了，为主子做了一碗人肉羹。齐桓公说：“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不用说，易牙得到了国君的信任和宠爱。如果说北大在“思想改造运动” 前后的表现是“竖刁自宫” 的话，北大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易牙烹子”。通过烹子，学校的当权者们保住了自己头上的顶戴花翎，并且把它们染成了血红的颜色。其实，北大何曾把学生当做孩子来看待。对他们来说，这些学生只不过是用来维持这个绞肉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原料罢了。<br/>　　应该说，参与烹子的北大人并不全是党政干部，教授学者也曾混迹其间，尽管他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在他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的“余思或反思”部分中写道：“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br/>　　陈奉孝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记述了他到马寅初校长和傅鹰教授处募捐的情形：“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现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br/>　　“忙于参加批判会，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先“支持”、然后“不赞成”，这里面微妙的潜台词，真是余味无穷啊。这些教授们就是没有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给与学生们以父母般的忠告。怪不得北大的教授右派少，而少数“大右派”们还受到了“优待”。“明哲保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中。但母鸡在受到恶鹰的袭击时，尚知奋勇护卫幼雏，而成年野牛在遇到群狼的攻击时，会自动站成一圈，把幼崽围在中间。那些被保护的幼崽又何曾是它们的亲生儿女！<br/>　　北大“烹子”的后果是深远的。谢泳先生在“最好的出局”一文中如此写道：“那些当年在学校成为右派的学生，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思想活跃，二是聪明（智商）过人。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后来成为右派的那些人，应该是社会各界的第一流人材。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当年的右派后来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基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专家。因为右派生涯已是非人的生活，二十年后重回社会，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成为第一流的专家了。比如林希翎、谭天荣。‘反右’在大学里造成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后，那个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最终占据大学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还说得过去的人。”<br/>　　这真是让人顿开茅塞的解释。德才兼备的人被“烹”掉了，剩下的不就是那些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的人了吗？这么一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学术水平低、腐败程度高的现象不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了吗？</font><br/>

<p>&nbsp;&nbsp;&nbsp;对于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素质，我的爷爷给我说过，当时他有一些大学时期的同学在大学里教书，他们给我爷爷说，那些工农兵学生太差劲了有些家伙甚至连小学的四则运算都搞不利索，还谈什么学术研究。就连恢复高考之后的几届高中学生在我爷爷看来也是不怎么样的，按照他的意思就是比民国时期的高中生要差的远了。</p><p>&nbsp; 建国之后的政治运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学术建设的打击太大，一批真正有知识分子高风亮节的人才被扫荡了，使得民国时期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一些学术道德规范被损毁殆尽，现在看到只是那之后的后续影响，不妨看作手术之后的并发症。</p>[em03][em03][em0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9 10:42:03编辑过]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屠狗英雄</i>在2006-6-28 13:01:00的发言：</b><br/><p></p><div class="quote">你这种话也就能自娱自乐罢了。实际大多都是吃原回国人员的老本，科技发展也就比蜗牛快一点，某些人居然也能意淫达到高潮。</div><p></p><p>80年代,那些回国人员呢?死光了?</p><p>文革担误了大学教育?难道解放前的大学教育很发达?</p><p></p></div><p></p>是啊，解放前大学是没有科研大楼和大型实验室的，有的只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

不要再沉湎于对过去的声讨中了，要向前看。科技界这种造假的风气源于中国古老的“官本位”思想，只不过加了一点点金钱的诱惑而已。

嘿嘿，这种事情也能扯上文革。如果说，现在国家有什么成绩的话，那一定是否定文革的结果；如果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提高或是仍然落后的话，那自然一定是文革的罪过。多么无懈可击的逻辑。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摇头晃脑立于不败之地。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大老虎</i>在2006-6-29 12:25:00的发言：</b><br/>嘿嘿，这种事情也能扯上文革。如果说，现在国家有什么成绩的话，那一定是否定文革的结果；如果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提高或是仍然落后的话，那自然一定是文革的罪过。多么无懈可击的逻辑。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摇头晃脑立于不败之地。</div><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这是事实的逻辑！！！！</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29 23:54:14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30 7:57:13编辑过]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有还无</i>在2006-6-29 10:46:00的发言：</b><br/>不要再沉湎于对过去的声讨中了，要向前看。科技界这种造假的风气源于中国古老的“官本位”思想，只不过加了一点点金钱的诱惑而已。</div><p>还是体制的不健全</p>

<div class="quote"><b>以下是引用<i>伟哥A</i>在2006-6-30 0:42:00的发言：</b><br/><p>＝＝如果说现在的科技界只用3分力气高科研，那老毛时期就连一分也没有。知识分子都被打倒整死了，还有什么教育科研可言？有的是古今中外少有的、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p><p>＝＝跟这种顽固不化的人说确实很累！！</p><br/></div><p></p><p></p><p>不值一驳</p>

<p>踏踏实实作学问的人少了，是因为现在人心乱了，被 “市场社会” 搞乱了。</p><p>弄虚作假者并不是没水平，我看其专业能力个个都比 “工农兵大学生”强，就是不想好好干。</p>

<p>&nbsp;&nbsp;&nbsp; 说起来还真是文革的遗祸。一方面老科学家死的死，疯的疯，造成断层。另一方面，搞研究的不如搞学术的，搞科研的不如搞关系的，导致整个研究气氛极坏，基础工作无人去做，科研成了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p><p>&nbsp;&nbsp;&nbsp; 去研究下现在的研究所，研究院吧，掌权的多数是工农兵学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