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增长可能引发大危机

<p>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nbsp;周天勇</p><p>　　“十一五”开局年第一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长率１０．２％，继续高速增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５月１１日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表明，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３１位跃居到第１９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外一片赞扬声中，不应盲目乐观，要保持清醒。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实际潜伏着较大危机，必须花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br/><br/>　　<strong>高增长极度扭曲的动力结构<br/></strong><br/>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出口。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看，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１３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始终低迷。<br/><br/>　　有学者将中国高速增长的模式，与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模式相媲美，称这是东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增长的奇迹，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出口导向和拉动方面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所相同，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１．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因素中，失业率较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较高，劳动的分配率也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强；２．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是市场和民间主导的，由民间决策和民间投入，因此，投资的效率较高，投资于能发挥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项目较多；３．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结构转型中，既重视特大、大型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加注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４．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既注重交通、能源、城市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注重产业的投资；不仅注重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成长，更注重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而“中国增长模式”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政府、企业和外资主导投资，不持续增加就业的建设项目较多，偏重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资本密集等等为主要动力推动。<br/><br/>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转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从增长动力角度分析增长方式，如果中国“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主导推动的增长方式不进行转变，投入和产出体现的增长方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br/><br/>　　<strong>高增长可能带来大危机<br/></strong><br/>　　增长的这种中国模式没有其长期的可持续性。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革，经济增长沿着固有的模式延续下去，国民经济将会发生崩溃和大危机，形成灾难性后果。其理由和可能的情况如下：<br/><br/>　　首先，中国式高增长模式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的高失业率。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来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方面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在这种局面下，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而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相对和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就业。<br/><br/>　　其次，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扩大了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中国目前正在重点发展特大和大企业，资本、资源和财富向特大和大型企业集中，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由此而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增加，创业不足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剧。<br/><br/>　　再次，中国式高增长形成国家相对富裕而居民相对贫困的格局。由于政府主导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且政府参与分配的权力较强，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两到三倍。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到了有关部门和地方上，仍是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引进外资，向本地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收费和多罚款，如此等等，确保提高两个比重和财政收入，实际是工作的重中之重。<br/><br/>　　最后，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如不转变，必定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目前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增加，工资增长缓慢，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制造业和商品房过剩的局面已经出现。由于投资容易控制和反弹，消费较为稳定但不足，消费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支撑能力较弱，中国经济一放就热和一控就冷的波动性很大。如果中国目前“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不彻底改变，一旦与经济大幅振荡、外部冲击、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等联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p><p>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nbsp;周天勇</p><p>　　“十一五”开局年第一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长率１０．２％，继续高速增长。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５月１１日公布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表明，在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内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３１位跃居到第１９位，成为排名上升最快的国家。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外一片赞扬声中，不应盲目乐观，要保持清醒。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实际潜伏着较大危机，必须花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br/><br/>　　<strong>高增长极度扭曲的动力结构<br/></strong><br/>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出口。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来看，其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和出口，１３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始终低迷。<br/><br/>　　有学者将中国高速增长的模式，与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模式相媲美，称这是东亚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增长的奇迹，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在出口导向和拉动方面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所相同，但是，两者有很大区别：１．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因素中，失业率较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较高，劳动的分配率也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强；２．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是市场和民间主导的，由民间决策和民间投入，因此，投资的效率较高，投资于能发挥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项目较多；３．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结构转型中，既重视特大、大型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加注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４．东亚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既注重交通、能源、城市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注重产业的投资；不仅注重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成长，更注重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而“中国增长模式”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政府、企业和外资主导投资，不持续增加就业的建设项目较多，偏重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资本密集等等为主要动力推动。<br/><br/>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转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增长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从增长动力角度分析增长方式，如果中国“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主导推动的增长方式不进行转变，投入和产出体现的增长方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转变。<br/><br/>　　<strong>高增长可能带来大危机<br/></strong><br/>　　增长的这种中国模式没有其长期的可持续性。如果不进行调整和改革，经济增长沿着固有的模式延续下去，国民经济将会发生崩溃和大危机，形成灾难性后果。其理由和可能的情况如下：<br/><br/>　　首先，中国式高增长模式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和城镇的高失业率。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来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国内消费方面的拉动力太弱，原因在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国有企业投资、外资等。在这种局面下，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等基础工业建成后，增加不了多少就业；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和外资，其容纳的劳动力就业相对也越来越少；而出口产品结构的高级化，特别是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相对和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就业。<br/><br/>　　其次，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扩大了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中国目前正在重点发展特大和大企业，资本、资源和财富向特大和大型企业集中，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由此而失业和贫困的人口增加，创业不足和企业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在加剧。<br/><br/>　　再次，中国式高增长形成国家相对富裕而居民相对贫困的格局。由于政府主导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且政府参与分配的权力较强，每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两到三倍。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到了有关部门和地方上，仍是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以增加税收，引进外资，向本地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收费和多罚款，如此等等，确保提高两个比重和财政收入，实际是工作的重中之重。<br/><br/>　　最后，中国式的高增长模式如不转变，必定会带来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目前在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城镇失业人口大规模增加，工资增长缓慢，消费能力相对较弱，制造业和商品房过剩的局面已经出现。由于投资容易控制和反弹，消费较为稳定但不足，消费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支撑能力较弱，中国经济一放就热和一控就冷的波动性很大。如果中国目前“政府—大企业—资本密集”的增长方式不彻底改变，一旦与经济大幅振荡、外部冲击、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等联动，就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