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实用化倾向妨碍基础研究

　　●过去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br/><br/>　　●我们很难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往往关注如何实用，而对长期的、远期的基础研究支持太弱<br/><br/>　　●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br/><br/>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基础，我国基础研究的状况如何？<br/><br/>　　<strong>进步虽快而差距还不小</strong><br/><br/>　　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很快，从１９９１年的７．４３亿元到２００３年的８７．７亿元，１３年增长了１０．８倍。另外，我国已拥有一支总数约７．９万人的研究队伍，总体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与国际科学界对话的群体。现在，我国的基础研究在当今国际科学前沿的若干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整体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正处在从跟踪向原始性创新、由量的扩展向质的跨越的转变之中。科研论文数量增加也很快，２００４年我们被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总数为５．７４万篇，居世界第五位；论文被引用篇数增长速度达到年均１９．４％。<br/><br/>　　但是，我们的弱点也很明显。总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还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多数高新技术的核心知识我们还未掌握。瑞士洛桑研究所把国家分为五等。第一等是全面领先国家——美国；第二等是全面强国，包括日本、英国；第三等是科学大国，包括意大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第四等被称之为边缘国家，中国、印度、巴西都被归于这一类；第五是不发达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发表论文总数跃居世界第五位。但我国部分学科论文篇均引用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偏低，表明论文质量尚未明显提高。例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篇均引用率，国际平均水平是２５左右，我们不到１０。<br/><br/>　　<strong>队伍结构不合理</strong><br/><br/>　　党和政府一向十分支持科研，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br/><br/>　　首先还是投入不足。相对于先进国家，我们的投入仍然较低。从各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方面的经费投入比例来看，中国为１∶３∶１３，美国为１∶１∶３，日本为１∶２∶５，法国为１∶１∶２。我们在实验开发上大量地花钱，但在基础研究这个源头上还舍不得花钱，存在结构上的失衡。同时，我国的人均科研经费过低。<br/><br/>　　所以，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申请各类项目，到处跑钱，跑到钱以后又要对付各种评估。结果搞基础研究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潜心研究。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研究，还会影响内部环境和队伍稳定。<br/><br/>　　接下来看队伍问题。每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我国为１，日本和俄国分别为１０，韩国也达到４。另外，整个队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整体水平偏低；学术带头人的年龄结构过于集中，队伍构成和层次结构呈现失衡。<br/><br/>　　再看科研人员的年龄分布。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术带头人的年龄分布集中在５５岁，现在前移到３６岁到４０岁，科研人员总体上年轻化了，但是，３６岁到４０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又过于集中，没有形成合理的生态分布。而美国的分布是从２０多岁到７５岁均衡分布的。两者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年龄分布上升线陡，说明源头供应不足。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现实，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学好经管法，财源滚滚不断来”，观念变了，数理化不吃香了，源头供应不足。还有，本来可以发挥作用的人，行政干预一刀切，“８６３”、“９７３”项目超过一定岁数就不能申请了，或者６０岁以上的就不能当专家，没有注意发挥老中青结合的优势。所以，从年龄分布上来讲，我们不如美国社会环境宽松。更重要的是研究队伍的职务结构中，高级人员比例过高，头重脚轻形成“倒梯形”甚至是“倒三角形”，都是教授、副教授，下面层次没人了，钱都用来聘请高级人员了，这样分工就不合理。<br/><br/>　　另外，高技能技术支撑人员队伍严重匮乏。记得过去北大的几位老师傅很厉害，你设计好了以后，别人做不出来的他可以做出来，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大家很尊敬他们。美国也一样，有很多高技能的人员，他的地位、工资一点也不比教授低，都是当宝贝的，但后来什么都讲博士学历等，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就一步步削弱了。另外，高技能技术支撑人员队伍严重匮乏，导致技术研究碰到很大困难。<br/><br/>　　<strong>价值观过于实用化</strong><br/><br/>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传统制约的因素。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离不开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但并不表示文化没有缺失。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种缺乏以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传统，我们的价值观偏于实用化。过去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价值观偏向实用化，基础研究底蕴不足，使得许多技术发明止步于应用。<br/><br/>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发达的。我国最早用甲骨文记录了行星的爆发，但我们没有问为什么；《墨经》对所有的几何光学现象都有记载，如针孔成像，放大镜等等，但没有人问“光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往往强调“用”，有人用了就好了，止步于应用，没有进一步进行哲学的思考、理论的思维，往往停留在感性的阶段。<br/><br/>　　周光召先生曾说：“你们研究基础研究，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发明绝大部分都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的发现？”我们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恐怕是像吴大猷先生讲的那样，中国的科学文化是伟大的，但价值观上可能偏向于实用化，使得我们很多技术发明方面“止步于应用”。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往往关注如何实用，而对长期的、远期的基础研究支持太弱。<br/><br/>　　<strong>研究不能由文章驱动</strong><br/><br/>　　这种局限性也表现在我们科学成果的评价体制上，过于强调研究的短期产出表现，每年都要“报账”。但是，基础研究往往需要１０年、甚至２０年才可以出成果，很多工作是几年出不来成果的。那怎么办？问题还在于对基础研究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刻的分析，急功近利。<br/><br/>　　我们说更科学的评价体系，不是说不要看ＳＣＩ的论文收录数量了，而是这还不够。现在很多研究都是文章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我和很多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很苦恼。这个问题很好，很重要，但为什么不继续研究？他说，如果继续研究，短期内发不了文章，我们如何“交账”？于是，重要的研究就这样放弃了。而国外，首要问的是你的科学目标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意义在那里？这才是第一位的，因此才能出原创性的重要成果。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br/><br/>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br/>●过去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br/><br/>　　●我们很难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往往关注如何实用，而对长期的、远期的基础研究支持太弱<br/><br/>　　●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br/><br/>　　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基础，我国基础研究的状况如何？<br/><br/>　　<strong>进步虽快而差距还不小</strong><br/><br/>　　我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增长很快，从１９９１年的７．４３亿元到２００３年的８７．７亿元，１３年增长了１０．８倍。另外，我国已拥有一支总数约７．９万人的研究队伍，总体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与国际科学界对话的群体。现在，我国的基础研究在当今国际科学前沿的若干学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整体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正处在从跟踪向原始性创新、由量的扩展向质的跨越的转变之中。科研论文数量增加也很快，２００４年我们被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总数为５．７４万篇，居世界第五位；论文被引用篇数增长速度达到年均１９．４％。<br/><br/>　　但是，我们的弱点也很明显。总体创新能力和水平还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大多数高新技术的核心知识我们还未掌握。瑞士洛桑研究所把国家分为五等。第一等是全面领先国家——美国；第二等是全面强国，包括日本、英国；第三等是科学大国，包括意大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第四等被称之为边缘国家，中国、印度、巴西都被归于这一类；第五是不发达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发表论文总数跃居世界第五位。但我国部分学科论文篇均引用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偏低，表明论文质量尚未明显提高。例如，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篇均引用率，国际平均水平是２５左右，我们不到１０。<br/><br/>　　<strong>队伍结构不合理</strong><br/><br/>　　党和政府一向十分支持科研，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br/><br/>　　首先还是投入不足。相对于先进国家，我们的投入仍然较低。从各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方面的经费投入比例来看，中国为１∶３∶１３，美国为１∶１∶３，日本为１∶２∶５，法国为１∶１∶２。我们在实验开发上大量地花钱，但在基础研究这个源头上还舍不得花钱，存在结构上的失衡。同时，我国的人均科研经费过低。<br/><br/>　　所以，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申请各类项目，到处跑钱，跑到钱以后又要对付各种评估。结果搞基础研究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潜心研究。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研究，还会影响内部环境和队伍稳定。<br/><br/>　　接下来看队伍问题。每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我国为１，日本和俄国分别为１０，韩国也达到４。另外，整个队伍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整体水平偏低；学术带头人的年龄结构过于集中，队伍构成和层次结构呈现失衡。<br/><br/>　　再看科研人员的年龄分布。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术带头人的年龄分布集中在５５岁，现在前移到３６岁到４０岁，科研人员总体上年轻化了，但是，３６岁到４０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又过于集中，没有形成合理的生态分布。而美国的分布是从２０多岁到７５岁均衡分布的。两者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年龄分布上升线陡，说明源头供应不足。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现实，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学好经管法，财源滚滚不断来”，观念变了，数理化不吃香了，源头供应不足。还有，本来可以发挥作用的人，行政干预一刀切，“８６３”、“９７３”项目超过一定岁数就不能申请了，或者６０岁以上的就不能当专家，没有注意发挥老中青结合的优势。所以，从年龄分布上来讲，我们不如美国社会环境宽松。更重要的是研究队伍的职务结构中，高级人员比例过高，头重脚轻形成“倒梯形”甚至是“倒三角形”，都是教授、副教授，下面层次没人了，钱都用来聘请高级人员了，这样分工就不合理。<br/><br/>　　另外，高技能技术支撑人员队伍严重匮乏。记得过去北大的几位老师傅很厉害，你设计好了以后，别人做不出来的他可以做出来，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大家很尊敬他们。美国也一样，有很多高技能的人员，他的地位、工资一点也不比教授低，都是当宝贝的，但后来什么都讲博士学历等，这样一来这支队伍就一步步削弱了。另外，高技能技术支撑人员队伍严重匮乏，导致技术研究碰到很大困难。<br/><br/>　　<strong>价值观过于实用化</strong><br/><br/>　　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传统制约的因素。我们这个民族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离不开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但并不表示文化没有缺失。我们的文化当中有一种缺乏以认识自然界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传统，我们的价值观偏于实用化。过去强调学以致用，而“学以致知”讲得很少。长期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价值观偏向实用化，基础研究底蕴不足，使得许多技术发明止步于应用。<br/><br/>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是发达的。我国最早用甲骨文记录了行星的爆发，但我们没有问为什么；《墨经》对所有的几何光学现象都有记载，如针孔成像，放大镜等等，但没有人问“光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往往强调“用”，有人用了就好了，止步于应用，没有进一步进行哲学的思考、理论的思维，往往停留在感性的阶段。<br/><br/>　　周光召先生曾说：“你们研究基础研究，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发明绝大部分都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的发现？”我们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恐怕是像吴大猷先生讲的那样，中国的科学文化是伟大的，但价值观上可能偏向于实用化，使得我们很多技术发明方面“止步于应用”。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把基础研究作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往往关注如何实用，而对长期的、远期的基础研究支持太弱。<br/><br/>　　<strong>研究不能由文章驱动</strong><br/><br/>　　这种局限性也表现在我们科学成果的评价体制上，过于强调研究的短期产出表现，每年都要“报账”。但是，基础研究往往需要１０年、甚至２０年才可以出成果，很多工作是几年出不来成果的。那怎么办？问题还在于对基础研究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刻的分析，急功近利。<br/><br/>　　我们说更科学的评价体系，不是说不要看ＳＣＩ的论文收录数量了，而是这还不够。现在很多研究都是文章驱动，而不是科学目标驱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提级、奖励、待遇都是和文章挂钩的。我和很多年轻的学术带头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也很苦恼。这个问题很好，很重要，但为什么不继续研究？他说，如果继续研究，短期内发不了文章，我们如何“交账”？于是，重要的研究就这样放弃了。而国外，首要问的是你的科学目标是什么？科学研究的意义在那里？这才是第一位的，因此才能出原创性的重要成果。文章驱动的评价体系是出不来大成就的。<br/><br/>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核物理学家）<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