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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江平先生，你究竟要干什么？——也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 <br/><br/>水生 <br/><br/>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导，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在该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br/>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br/>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br/>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br/>”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br/>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 <br/><br/>初读以上一段话，笔者对江平先生这种“仗义执言”之勇气深感钦佩。但仔细一<br/>看，又深为疑惑。江平先生不是国内最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吗？照说，江平先生理<br/>应更清楚地知道，法律是最需要用词准确的，也是最讲究证据的。如果一部法律<br/>用词不当，是要出大乱子的。就是一个律师，如果在法庭上用词不当，也是要输<br/>官司的。而且，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当事人双方的指控或辩护，也无论是法官的<br/>判决，都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江平先生恰恰在这两个方<br/>面充分表现出了其“专业水准”的缺失。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以供各位网<br/>友乃至江平先生自已阅评。 <br/><br/>一， 百姓骂了全体“经济学家”吗？ <br/><br/>江平先生在讲话中是指责批评者“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br/>学家或其他人身上”。江平先生这样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百姓并<br/>没有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批评什么“其它人”。百姓批评的<br/>只是那些有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歪曲成所谓的“市场化改革<br/>”的极少数身在体制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且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也是这些<br/>人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以及一些已经被批露出来的利用职权为自已或家人谋取<br/>私利的行为。应该说，百姓这样的批评是有根据的。百姓并没有对体制内坚持正<br/>确意见或并没有表明态度的其它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也没有指控所有的经济学<br/>家都利用职权为自已谋取私利。因为普通百姓也知道“批评要讲证据”。百姓所<br/>批评的都是将改革引入歧途并造成重大负面后果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而正<br/>是这些人是改革过程中所犯错误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百姓在饱受改革所<br/>带来的所谓“代价”之苦后，批评这些当初竭力鼓吹这种“改革“的所谓“主流<br/>经济学家”有何不对？江平先生有意将受到百姓批评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笼<br/>统称为“经济学家”，难道少数挨骂的“主流经济学家”就能代表中国所有的“<br/>经济学家”？如此说法又将那些并未受到百姓批评的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等人<br/>和其它众多非主流经济学家）置于何地？作为法学专家的江平先生用词竟然如此<br/>语焉不详，究竟是何居心？是有意挑拨还是要让所有“经济学家”都来挨一下“<br/>板子”？ <br/><br/>二， 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br/><br/>江平先生援引“中国的决策机制”认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br/>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br/>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作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br/>会副主任委员的江平，也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应该十分清楚中国所<br/>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尽管这种决策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如何运作<br/>，江平先生应该十分清楚。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后果，“执政党和<br/>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未必就是“最后的决策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百姓对一<br/>些政府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缺乏指名道姓的批评。比如，在网络<br/>上对国资委、证监会、教育部、卫生部、建设部和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都有<br/>过不少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也不亚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难道江平先<br/>生对此一无所知？诚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要承担相应<br/>的责任。但追究“领导责任”，和追究“直接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br/>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备受百姓诟病的医改、教改和房改<br/>问题，现任“最高领导人”有什么直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现任“最高领导人<br/>”已经在用自已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已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发<br/>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态度。普通百姓正是从这里对现<br/>任“最高领导人”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江平先生有意将普通百姓<br/>对自已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和对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后果的抱怨引向现任“最高<br/>领导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后果已经十分明<br/>显时，又是谁在说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究竟是<br/>谁在为“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进行辩护？ <br/><br/>三，所谓的“主流精英”应该如何避免“代人受过”？ <br/><br/>江平先生是勇于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挨骂”打抱不平的。他说，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看来，江平先生是非常愿意主持“公正”的。<br/>但是，笔者认为，江平先生此话有点蛮不讲理。你明明知道那些挨骂的“主流经<br/>济学家”大都在现行体制中具有一官半职，而普通百姓却并不知道高层的一些决<br/>策内幕，所以只能根据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材料对已经公开表明自已态度的一些主<br/>流精英们“开骂”。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如何让百姓去批评“现任以及已<br/>经下台的领导人”？难道让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br/>”毫无根据地指名开骂？作为法律专家，你在法庭作出指控或辩护时，能够如此<br/>作为吗？但有一个方法是作为法学专家应该十分清楚地，就是让现在已经挨骂的<br/>“主流经济学家”们公开当时的一些所谓改革决策的具体经过。比如，某某时候<br/>开个什么会议是如何商量的，某某方案是由某某人提出来的，某某人是支持的，<br/>某某人又是反对的，某某人又是如何坚持要通过的，又是某某人利用职权借改革<br/>之机谋取了多少私利。。。。。。如此等等。只要将“决策过程”公布出来，真<br/>相大白，证据确凿，责任清楚，谁该挨骂，谁该支持，百姓完全可以“有的放矢<br/>”，也免得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代人受过”。笔者相信，以江平先生和一<br/>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政界的地位和人脉，对这里边的决策内幕也是所知甚多的<br/>。江平先生既然敢于批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br/>领导人”，那么如此简单的办法，江平先生为何居然想不到？是不敢、不愿还是<br/>不能？ <br/><br/>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笔者希望和江平先生谈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也<br/>说说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说说那些挨骂的“主流<br/>精英”们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代人受过”？当然，如果江平先生等人坚持仍要百<br/>姓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那么，江平先生就应当带头将改革决策过<br/>程中的“内幕”公布出来。如若不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包括“主流经济学家<br/>”在内的“主流精英”们挨骂是——活该！ <br/><br/>2006年5月6日 <br/></p><p>&nbsp;</p><p>江平：改革失败凭什么骂经济学家? <br/><br/><br/><br/><br/><br/>针对中国国企、医疗、教育改革的大量问题的讨论演变成一场事关改革方向的争<br/>论。质疑改革的舆论认为，上述改革导致工人下岗、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br/>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基本属于失败。而那些主张加快改革的经济学者在改革中与<br/>强势集团结成联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应对目前失业和贫富分<br/>化严重、甚至腐败盛行负责。 <br/><br/><br/>　　江平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br/>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br/>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br/>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 <br/><br/><br/><br/><br/>　　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br/>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br/>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br/>的事情”。 <br/><br/><br/><br/><br/><br/><br/>　　去年以来，随着舆论不满看病、上学和住房难的声音逐渐增强，力主中国进<br/>行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频频遭到批评。一时间，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br/>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br/><br/><br/><br/><br/><br/><br/>　　在谈到目前改革遇到的问题时，江平说，改革必须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有充<br/>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中国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代表权力和金钱的强势集团才能<br/>对改革发表意见，弱势群体的意见基本听不到。 <br/><br/><br/><br/><br/>　　以民众对改革意见最多的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为例，国企改革很少<br/>听到普通职工的声音，教育改革很少听到学生的声音，医疗改革很少听到患者的<br/>声音，住房改革很少听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声音。 <br/><br/><br/><br/><br/>　　同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渠道相当狭窄。中国的议政机构有政协和人大，<br/>但政协都是由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精英组成；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br/>体的比例也很低。另一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但由于<br/>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很大缺陷。 <br/><br/><br/><br/><br/><br/><br/>　　中国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工会也只是“政府说啥就说啥”的“御用工<br/>会”，下岗职工很难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很难去代表<br/>弱势阶层说话。 <br/><br/><br/><br/><br/><br/><br/>　　江平指出，在议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表达弱势阶层意见的情况下，<br/>学者或其他社会精英应该成为呼唤社会公正、保护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尽管有<br/>些学者依靠同强势集团结盟来获利，但笼统指责学者和社会精英也是不公正的。<br/></p><p><br/>&nbsp;<br/><br/>水生 <br/><br/>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导，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在该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br/>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br/>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br/>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br/>”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br/>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 <br/><br/>初读以上一段话，笔者对江平先生这种“仗义执言”之勇气深感钦佩。但仔细一<br/>看，又深为疑惑。江平先生不是国内最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吗？照说，江平先生理<br/>应更清楚地知道，法律是最需要用词准确的，也是最讲究证据的。如果一部法律<br/>用词不当，是要出大乱子的。就是一个律师，如果在法庭上用词不当，也是要输<br/>官司的。而且，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当事人双方的指控或辩护，也无论是法官的<br/>判决，都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江平先生恰恰在这两个方<br/>面充分表现出了其“专业水准”的缺失。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以供各位网<br/>友乃至江平先生自已阅评。 <br/><br/>一， 百姓骂了全体“经济学家”吗？ <br/><br/>江平先生在讲话中是指责批评者“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br/>学家或其他人身上”。江平先生这样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百姓并<br/>没有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批评什么“其它人”。百姓批评的<br/>只是那些有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歪曲成所谓的“市场化改革<br/>”的极少数身在体制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且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也是这些<br/>人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以及一些已经被批露出来的利用职权为自已或家人谋取<br/>私利的行为。应该说，百姓这样的批评是有根据的。百姓并没有对体制内坚持正<br/>确意见或并没有表明态度的其它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也没有指控所有的经济学<br/>家都利用职权为自已谋取私利。因为普通百姓也知道“批评要讲证据”。百姓所<br/>批评的都是将改革引入歧途并造成重大负面后果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而正<br/>是这些人是改革过程中所犯错误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百姓在饱受改革所<br/>带来的所谓“代价”之苦后，批评这些当初竭力鼓吹这种“改革“的所谓“主流<br/>经济学家”有何不对？江平先生有意将受到百姓批评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笼<br/>统称为“经济学家”，难道少数挨骂的“主流经济学家”就能代表中国所有的“<br/>经济学家”？如此说法又将那些并未受到百姓批评的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等人<br/>和其它众多非主流经济学家）置于何地？作为法学专家的江平先生用词竟然如此<br/>语焉不详，究竟是何居心？是有意挑拨还是要让所有“经济学家”都来挨一下“<br/>板子”？ <br/><br/>二， 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br/><br/>江平先生援引“中国的决策机制”认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br/>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br/>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作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br/>会副主任委员的江平，也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应该十分清楚中国所<br/>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尽管这种决策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如何运作<br/>，江平先生应该十分清楚。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后果，“执政党和<br/>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未必就是“最后的决策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百姓对一<br/>些政府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缺乏指名道姓的批评。比如，在网络<br/>上对国资委、证监会、教育部、卫生部、建设部和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都有<br/>过不少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也不亚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难道江平先<br/>生对此一无所知？诚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要承担相应<br/>的责任。但追究“领导责任”，和追究“直接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br/>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备受百姓诟病的医改、教改和房改<br/>问题，现任“最高领导人”有什么直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现任“最高领导人<br/>”已经在用自已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已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发<br/>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态度。普通百姓正是从这里对现<br/>任“最高领导人”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江平先生有意将普通百姓<br/>对自已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和对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后果的抱怨引向现任“最高<br/>领导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后果已经十分明<br/>显时，又是谁在说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究竟是<br/>谁在为“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进行辩护？ <br/><br/>三，所谓的“主流精英”应该如何避免“代人受过”？ <br/><br/>江平先生是勇于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挨骂”打抱不平的。他说，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看来，江平先生是非常愿意主持“公正”的。<br/>但是，笔者认为，江平先生此话有点蛮不讲理。你明明知道那些挨骂的“主流经<br/>济学家”大都在现行体制中具有一官半职，而普通百姓却并不知道高层的一些决<br/>策内幕，所以只能根据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材料对已经公开表明自已态度的一些主<br/>流精英们“开骂”。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如何让百姓去批评“现任以及已<br/>经下台的领导人”？难道让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br/>”毫无根据地指名开骂？作为法律专家，你在法庭作出指控或辩护时，能够如此<br/>作为吗？但有一个方法是作为法学专家应该十分清楚地，就是让现在已经挨骂的<br/>“主流经济学家”们公开当时的一些所谓改革决策的具体经过。比如，某某时候<br/>开个什么会议是如何商量的，某某方案是由某某人提出来的，某某人是支持的，<br/>某某人又是反对的，某某人又是如何坚持要通过的，又是某某人利用职权借改革<br/>之机谋取了多少私利。。。。。。如此等等。只要将“决策过程”公布出来，真<br/>相大白，证据确凿，责任清楚，谁该挨骂，谁该支持，百姓完全可以“有的放矢<br/>”，也免得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代人受过”。笔者相信，以江平先生和一<br/>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政界的地位和人脉，对这里边的决策内幕也是所知甚多的<br/>。江平先生既然敢于批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br/>领导人”，那么如此简单的办法，江平先生为何居然想不到？是不敢、不愿还是<br/>不能？ <br/><br/>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笔者希望和江平先生谈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也<br/>说说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说说那些挨骂的“主流<br/>精英”们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代人受过”？当然，如果江平先生等人坚持仍要百<br/>姓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那么，江平先生就应当带头将改革决策过<br/>程中的“内幕”公布出来。如若不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包括“主流经济学家<br/>”在内的“主流精英”们挨骂是——活该！ <br/><br/>2006年5月6日 <br/></p><p>&nbsp;</p><p>江平：改革失败凭什么骂经济学家? <br/><br/><br/><br/><br/><br/>针对中国国企、医疗、教育改革的大量问题的讨论演变成一场事关改革方向的争<br/>论。质疑改革的舆论认为，上述改革导致工人下岗、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br/>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基本属于失败。而那些主张加快改革的经济学者在改革中与<br/>强势集团结成联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应对目前失业和贫富分<br/>化严重、甚至腐败盛行负责。 <br/><br/><br/>　　江平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br/>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br/>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br/>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 <br/><br/><br/><br/><br/>　　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br/>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br/>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br/>的事情”。 <br/><br/><br/><br/><br/><br/><br/>　　去年以来，随着舆论不满看病、上学和住房难的声音逐渐增强，力主中国进<br/>行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频频遭到批评。一时间，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br/>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br/><br/><br/><br/><br/><br/><br/>　　在谈到目前改革遇到的问题时，江平说，改革必须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有充<br/>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中国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代表权力和金钱的强势集团才能<br/>对改革发表意见，弱势群体的意见基本听不到。 <br/><br/><br/><br/><br/>　　以民众对改革意见最多的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为例，国企改革很少<br/>听到普通职工的声音，教育改革很少听到学生的声音，医疗改革很少听到患者的<br/>声音，住房改革很少听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声音。 <br/><br/><br/><br/><br/>　　同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渠道相当狭窄。中国的议政机构有政协和人大，<br/>但政协都是由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精英组成；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br/>体的比例也很低。另一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但由于<br/>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很大缺陷。 <br/><br/><br/><br/><br/><br/><br/>　　中国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工会也只是“政府说啥就说啥”的“御用工<br/>会”，下岗职工很难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很难去代表<br/>弱势阶层说话。 <br/><br/><br/><br/><br/><br/><br/>　　江平指出，在议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表达弱势阶层意见的情况下，<br/>学者或其他社会精英应该成为呼唤社会公正、保护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尽管有<br/>些学者依靠同强势集团结盟来获利，但笼统指责学者和社会精英也是不公正的。<br/></p><br/><p>江平先生，你究竟要干什么？——也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 <br/><br/>水生 <br/><br/>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导，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在该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br/>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br/>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br/>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br/>”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br/>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 <br/><br/>初读以上一段话，笔者对江平先生这种“仗义执言”之勇气深感钦佩。但仔细一<br/>看，又深为疑惑。江平先生不是国内最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吗？照说，江平先生理<br/>应更清楚地知道，法律是最需要用词准确的，也是最讲究证据的。如果一部法律<br/>用词不当，是要出大乱子的。就是一个律师，如果在法庭上用词不当，也是要输<br/>官司的。而且，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当事人双方的指控或辩护，也无论是法官的<br/>判决，都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江平先生恰恰在这两个方<br/>面充分表现出了其“专业水准”的缺失。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以供各位网<br/>友乃至江平先生自已阅评。 <br/><br/>一， 百姓骂了全体“经济学家”吗？ <br/><br/>江平先生在讲话中是指责批评者“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br/>学家或其他人身上”。江平先生这样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百姓并<br/>没有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批评什么“其它人”。百姓批评的<br/>只是那些有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歪曲成所谓的“市场化改革<br/>”的极少数身在体制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且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也是这些<br/>人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以及一些已经被批露出来的利用职权为自已或家人谋取<br/>私利的行为。应该说，百姓这样的批评是有根据的。百姓并没有对体制内坚持正<br/>确意见或并没有表明态度的其它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也没有指控所有的经济学<br/>家都利用职权为自已谋取私利。因为普通百姓也知道“批评要讲证据”。百姓所<br/>批评的都是将改革引入歧途并造成重大负面后果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而正<br/>是这些人是改革过程中所犯错误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百姓在饱受改革所<br/>带来的所谓“代价”之苦后，批评这些当初竭力鼓吹这种“改革“的所谓“主流<br/>经济学家”有何不对？江平先生有意将受到百姓批评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笼<br/>统称为“经济学家”，难道少数挨骂的“主流经济学家”就能代表中国所有的“<br/>经济学家”？如此说法又将那些并未受到百姓批评的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等人<br/>和其它众多非主流经济学家）置于何地？作为法学专家的江平先生用词竟然如此<br/>语焉不详，究竟是何居心？是有意挑拨还是要让所有“经济学家”都来挨一下“<br/>板子”？ <br/><br/>二， 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br/><br/>江平先生援引“中国的决策机制”认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br/>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br/>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作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br/>会副主任委员的江平，也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应该十分清楚中国所<br/>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尽管这种决策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如何运作<br/>，江平先生应该十分清楚。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后果，“执政党和<br/>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未必就是“最后的决策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百姓对一<br/>些政府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缺乏指名道姓的批评。比如，在网络<br/>上对国资委、证监会、教育部、卫生部、建设部和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都有<br/>过不少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也不亚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难道江平先<br/>生对此一无所知？诚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要承担相应<br/>的责任。但追究“领导责任”，和追究“直接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br/>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备受百姓诟病的医改、教改和房改<br/>问题，现任“最高领导人”有什么直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现任“最高领导人<br/>”已经在用自已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已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发<br/>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态度。普通百姓正是从这里对现<br/>任“最高领导人”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江平先生有意将普通百姓<br/>对自已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和对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后果的抱怨引向现任“最高<br/>领导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后果已经十分明<br/>显时，又是谁在说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究竟是<br/>谁在为“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进行辩护？ <br/><br/>三，所谓的“主流精英”应该如何避免“代人受过”？ <br/><br/>江平先生是勇于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挨骂”打抱不平的。他说，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看来，江平先生是非常愿意主持“公正”的。<br/>但是，笔者认为，江平先生此话有点蛮不讲理。你明明知道那些挨骂的“主流经<br/>济学家”大都在现行体制中具有一官半职，而普通百姓却并不知道高层的一些决<br/>策内幕，所以只能根据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材料对已经公开表明自已态度的一些主<br/>流精英们“开骂”。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如何让百姓去批评“现任以及已<br/>经下台的领导人”？难道让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br/>”毫无根据地指名开骂？作为法律专家，你在法庭作出指控或辩护时，能够如此<br/>作为吗？但有一个方法是作为法学专家应该十分清楚地，就是让现在已经挨骂的<br/>“主流经济学家”们公开当时的一些所谓改革决策的具体经过。比如，某某时候<br/>开个什么会议是如何商量的，某某方案是由某某人提出来的，某某人是支持的，<br/>某某人又是反对的，某某人又是如何坚持要通过的，又是某某人利用职权借改革<br/>之机谋取了多少私利。。。。。。如此等等。只要将“决策过程”公布出来，真<br/>相大白，证据确凿，责任清楚，谁该挨骂，谁该支持，百姓完全可以“有的放矢<br/>”，也免得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代人受过”。笔者相信，以江平先生和一<br/>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政界的地位和人脉，对这里边的决策内幕也是所知甚多的<br/>。江平先生既然敢于批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br/>领导人”，那么如此简单的办法，江平先生为何居然想不到？是不敢、不愿还是<br/>不能？ <br/><br/>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笔者希望和江平先生谈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也<br/>说说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说说那些挨骂的“主流<br/>精英”们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代人受过”？当然，如果江平先生等人坚持仍要百<br/>姓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那么，江平先生就应当带头将改革决策过<br/>程中的“内幕”公布出来。如若不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包括“主流经济学家<br/>”在内的“主流精英”们挨骂是——活该！ <br/><br/>2006年5月6日 <br/></p><p>&nbsp;</p><p>江平：改革失败凭什么骂经济学家? <br/><br/><br/><br/><br/><br/>针对中国国企、医疗、教育改革的大量问题的讨论演变成一场事关改革方向的争<br/>论。质疑改革的舆论认为，上述改革导致工人下岗、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br/>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基本属于失败。而那些主张加快改革的经济学者在改革中与<br/>强势集团结成联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应对目前失业和贫富分<br/>化严重、甚至腐败盛行负责。 <br/><br/><br/>　　江平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br/>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br/>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br/>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 <br/><br/><br/><br/><br/>　　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br/>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br/>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br/>的事情”。 <br/><br/><br/><br/><br/><br/><br/>　　去年以来，随着舆论不满看病、上学和住房难的声音逐渐增强，力主中国进<br/>行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频频遭到批评。一时间，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br/>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br/><br/><br/><br/><br/><br/><br/>　　在谈到目前改革遇到的问题时，江平说，改革必须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有充<br/>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中国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代表权力和金钱的强势集团才能<br/>对改革发表意见，弱势群体的意见基本听不到。 <br/><br/><br/><br/><br/>　　以民众对改革意见最多的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为例，国企改革很少<br/>听到普通职工的声音，教育改革很少听到学生的声音，医疗改革很少听到患者的<br/>声音，住房改革很少听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声音。 <br/><br/><br/><br/><br/>　　同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渠道相当狭窄。中国的议政机构有政协和人大，<br/>但政协都是由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精英组成；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br/>体的比例也很低。另一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但由于<br/>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很大缺陷。 <br/><br/><br/><br/><br/><br/><br/>　　中国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工会也只是“政府说啥就说啥”的“御用工<br/>会”，下岗职工很难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很难去代表<br/>弱势阶层说话。 <br/><br/><br/><br/><br/><br/><br/>　　江平指出，在议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表达弱势阶层意见的情况下，<br/>学者或其他社会精英应该成为呼唤社会公正、保护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尽管有<br/>些学者依靠同强势集团结盟来获利，但笼统指责学者和社会精英也是不公正的。<br/></p><p><br/>&nbsp;<br/><br/>水生 <br/><br/>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导，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在该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br/>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br/>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br/>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br/>”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br/>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 <br/><br/>初读以上一段话，笔者对江平先生这种“仗义执言”之勇气深感钦佩。但仔细一<br/>看，又深为疑惑。江平先生不是国内最为著名的法学专家吗？照说，江平先生理<br/>应更清楚地知道，法律是最需要用词准确的，也是最讲究证据的。如果一部法律<br/>用词不当，是要出大乱子的。就是一个律师，如果在法庭上用词不当，也是要输<br/>官司的。而且，在法律面前，无论是当事人双方的指控或辩护，也无论是法官的<br/>判决，都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江平先生恰恰在这两个方<br/>面充分表现出了其“专业水准”的缺失。对此，笔者作出如下分析，以供各位网<br/>友乃至江平先生自已阅评。 <br/><br/>一， 百姓骂了全体“经济学家”吗？ <br/><br/>江平先生在讲话中是指责批评者“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br/>学家或其他人身上”。江平先生这样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百姓并<br/>没有不加分析地批评所有的经济学家，更没有批评什么“其它人”。百姓批评的<br/>只是那些有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歪曲成所谓的“市场化改革<br/>”的极少数身在体制内的“主流经济学家”，而且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的也是这些<br/>人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以及一些已经被批露出来的利用职权为自已或家人谋取<br/>私利的行为。应该说，百姓这样的批评是有根据的。百姓并没有对体制内坚持正<br/>确意见或并没有表明态度的其它经济学家提出过批评，也没有指控所有的经济学<br/>家都利用职权为自已谋取私利。因为普通百姓也知道“批评要讲证据”。百姓所<br/>批评的都是将改革引入歧途并造成重大负面后果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而正<br/>是这些人是改革过程中所犯错误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百姓在饱受改革所<br/>带来的所谓“代价”之苦后，批评这些当初竭力鼓吹这种“改革“的所谓“主流<br/>经济学家”有何不对？江平先生有意将受到百姓批评的少数“主流经济学家”笼<br/>统称为“经济学家”，难道少数挨骂的“主流经济学家”就能代表中国所有的“<br/>经济学家”？如此说法又将那些并未受到百姓批评的经济学家（包括郎咸平等人<br/>和其它众多非主流经济学家）置于何地？作为法学专家的江平先生用词竟然如此<br/>语焉不详，究竟是何居心？是有意挑拨还是要让所有“经济学家”都来挨一下“<br/>板子”？ <br/><br/>二， 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 <br/><br/>江平先生援引“中国的决策机制”认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br/>的决策者”，“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现有政治<br/>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作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律委员<br/>会副主任委员的江平，也曾经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应该十分清楚中国所<br/>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尽管这种决策机制还需要继续完善，但如何运作<br/>，江平先生应该十分清楚。所以，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负面后果，“执政党和<br/>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未必就是“最后的决策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百姓对一<br/>些政府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并不缺乏指名道姓的批评。比如，在网络<br/>上对国资委、证监会、教育部、卫生部、建设部和人民银行等单位的负责人都有<br/>过不少严厉的批评。有些批评也不亚于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难道江平先<br/>生对此一无所知？诚然，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当然也要承担相应<br/>的责任。但追究“领导责任”，和追究“直接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br/>最主要的是，百姓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对备受百姓诟病的医改、教改和房改<br/>问题，现任“最高领导人”有什么直接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现任“最高领导人<br/>”已经在用自已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自已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科学发<br/>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态度。普通百姓正是从这里对现<br/>任“最高领导人”充满了信任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江平先生有意将普通百姓<br/>对自已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和对改革中出现的负面后果的抱怨引向现任“最高<br/>领导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在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后果已经十分明<br/>显时，又是谁在说什么“反思改革就是反改革”和“坚持改革不动摇”？究竟是<br/>谁在为“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进行辩护？ <br/><br/>三，所谓的“主流精英”应该如何避免“代人受过”？ <br/><br/>江平先生是勇于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挨骂”打抱不平的。他说，那些对改革<br/>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br/>“很不公正、很不应该的事情”。看来，江平先生是非常愿意主持“公正”的。<br/>但是，笔者认为，江平先生此话有点蛮不讲理。你明明知道那些挨骂的“主流经<br/>济学家”大都在现行体制中具有一官半职，而普通百姓却并不知道高层的一些决<br/>策内幕，所以只能根据主流媒体上公布的材料对已经公开表明自已态度的一些主<br/>流精英们“开骂”。在没有明确根据的情况下，如何让百姓去批评“现任以及已<br/>经下台的领导人”？难道让百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br/>”毫无根据地指名开骂？作为法律专家，你在法庭作出指控或辩护时，能够如此<br/>作为吗？但有一个方法是作为法学专家应该十分清楚地，就是让现在已经挨骂的<br/>“主流经济学家”们公开当时的一些所谓改革决策的具体经过。比如，某某时候<br/>开个什么会议是如何商量的，某某方案是由某某人提出来的，某某人是支持的，<br/>某某人又是反对的，某某人又是如何坚持要通过的，又是某某人利用职权借改革<br/>之机谋取了多少私利。。。。。。如此等等。只要将“决策过程”公布出来，真<br/>相大白，证据确凿，责任清楚，谁该挨骂，谁该支持，百姓完全可以“有的放矢<br/>”，也免得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代人受过”。笔者相信，以江平先生和一<br/>些“主流经济学家”在政界的地位和人脉，对这里边的决策内幕也是所知甚多的<br/>。江平先生既然敢于批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任以及已经下台的<br/>领导人”，那么如此简单的办法，江平先生为何居然想不到？是不敢、不愿还是<br/>不能？ <br/><br/>说了这么多，无非是因为笔者希望和江平先生谈谈百姓为什么要骂经济学家，也<br/>说说百姓为什么不骂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再说说那些挨骂的“主流<br/>精英”们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代人受过”？当然，如果江平先生等人坚持仍要百<br/>姓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那么，江平先生就应当带头将改革决策过<br/>程中的“内幕”公布出来。如若不然，借用一句时髦的话，包括“主流经济学家<br/>”在内的“主流精英”们挨骂是——活该！ <br/><br/>2006年5月6日 <br/></p><p>&nbsp;</p><p>江平：改革失败凭什么骂经济学家? <br/><br/><br/><br/><br/><br/>针对中国国企、医疗、教育改革的大量问题的讨论演变成一场事关改革方向的争<br/>论。质疑改革的舆论认为，上述改革导致工人下岗、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br/>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基本属于失败。而那些主张加快改革的经济学者在改革中与<br/>强势集团结成联盟，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应对目前失业和贫富分<br/>化严重、甚至腐败盛行负责。 <br/><br/><br/>　　江平昨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新闻中国月度论坛”上说，依照中国<br/>决策机制，执政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才是最后的决策者。而现在的情况是，当<br/>改革出现争议后，“板子不是打在应该打的人身上，而是打在经济学家或其他人<br/>身上”，“因为学者是最好指责的、也是最好骂的。”也因为"没人敢骂政府"! <br/><br/><br/><br/><br/>　　江平指出，事实上，经济学家只是提建议，决策者却是政治领导人。在中国<br/>现有政治体制下，政策决策人是永远正确的。那些对改革有意见的人不敢批评现<br/>任以及已经下台的领导人，却拿学者做“替罪羊”，这是“很不公正、很不应该<br/>的事情”。 <br/><br/><br/><br/><br/><br/><br/>　　去年以来，随着舆论不满看病、上学和住房难的声音逐渐增强，力主中国进<br/>行市场化改革的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频频遭到批评。一时间，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br/>成为众矢之的，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程度也降到最低。 <br/><br/><br/><br/><br/><br/><br/>　　在谈到目前改革遇到的问题时，江平说，改革必须让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有充<br/>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但中国的现实是，往往只有代表权力和金钱的强势集团才能<br/>对改革发表意见，弱势群体的意见基本听不到。 <br/><br/><br/><br/><br/>　　以民众对改革意见最多的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为例，国企改革很少<br/>听到普通职工的声音，教育改革很少听到学生的声音，医疗改革很少听到患者的<br/>声音，住房改革很少听到中低收入家庭的声音。 <br/><br/><br/><br/><br/>　　同时，弱势群体发表意见的渠道相当狭窄。中国的议政机构有政协和人大，<br/>但政协都是由企业家、学者等社会精英组成；人大代表中，农民、工人等弱势群<br/>体的比例也很低。另一个能代表不同利益阶层说话的应该是非政府组织，但由于<br/>中国特殊的政治原因，这些组织在中国都有很大缺陷。 <br/><br/><br/><br/><br/><br/><br/>　　中国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工会也只是“政府说啥就说啥”的“御用工<br/>会”，下岗职工很难通过工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其他的非政府组织也很难去代表<br/>弱势阶层说话。 <br/><br/><br/><br/><br/><br/><br/>　　江平指出，在议政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不能有效表达弱势阶层意见的情况下，<br/>学者或其他社会精英应该成为呼唤社会公正、保护不同利益集团的群体。尽管有<br/>些学者依靠同强势集团结盟来获利，但笼统指责学者和社会精英也是不公正的。<br/></p><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