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蒋介石传（部分）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7 18:32:44

蔣介石傳 第一章　保守的革命者 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軍人政治家一樣，蔣介石是個無所畏懼的人，允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這樣。但他只是一個戰術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於搞政治陰謀。 蔣介石對希特勒納粹及法西斯主義發生了極大興趣，於是派次子蔣緯國赴德國深造，受希特勒兩次召見，並組建一個法西斯機構“藍衣社”⋯ 蔣介石長得兩眼炯炯有神，他經常剃著光頭，蓄著短須，帶有一股軍人的風度。 但是，他的神情卻不可思議——這並非因為他不擅言辭，而是因為他總是掛著一臉中國人特有的謙恭的微笑。 他演講時帶有濃重的浙江口音，聲音高亢，語調急促。這使得他有別於來自外省的大多數僚屬和追隨者。 蔣介石從不費心思去學習北京活——標準的漢語，更不用說外語了，他掌權之後每月要向規模宏大的孫中山紀念會致詞。雖然他的方言刺耳難懂，但與會者卻不得不洗耳恭聽。此時的蔣，不僅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而且是一個典型的浙江人。 蔣介石不接受外國的影響，但卻娶了一位中國基督教牧師的女兒，她受過美國教育，後來一直擔任蔣的隨身翻譯。蔣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傳記作家董顯光，20 年代後期曾給他作過數月英文教師。 董後來披露說：“蔣公因政務繁忙，很快放棄了英語。”蔣介石後來教育其子蔣經國吸取他的教訓，要學好外語。 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引用了1922 年和1923 年他父親的幾封信。這些信要求他必須掌握英語。1943 年，當蔣經國三十五，六歲時，他父親還致信要求他每週花六小時學習英語，尤其是英語語法與閱讀。 老蔣樂觀他說：“吾兒俄文基礎良好，學習英文必易”。 蔣夫人宋美齡是舉世聞名的美人，根據臺灣的官方傳記，她是蔣的第二個妻子，事實上如果把1912 年蔣的一位側室算上，她則可說是蔣的第三、甚至第四個妻子。 蔣委員長及其夫人的確在民眾中樹立了無懈可擊的美滿姻緣形象。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時，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燒。 但青年時代的蔣介石，是個有名的風流人物，對上海的青樓瞭若指掌。他一方面放蕩不羈，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堅持克己自律。 他的確是一個意堅志強的孔道徒子。由於與基督徒結婚，他又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在他那個時代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中，此種怪誕的姻緣屢見不鮮。此外，其他許多事情同樣是人們瞭解蔣的生平與性格的關鍵。他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 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孫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詡為一個革命家。 蔣介石以為，革命就是民族主義，對內推翻封建皇帝，對外結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關於國家組織學說、社會行為方式以及中國傳統社會和森嚴的等級制度等方面，蔣介石卻是一個頑固的保守主義者；有人甚至認為他是一個反動分子。儘管蔣介石參加過推翻清朝的革命，但是他無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與銳不可擋之勢。他徒勞地阻止革命潮流的進一步發展，企圖在軍閥混戰中奪取政權而黃袍加身。蔣介石最後失敗了，他被迫下野，並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而被迫逃至臺灣，建立起他的避難所。早期的葡萄牙探險家曾稱臺灣為“美麗的島嶼”。蔣介石晚年統治著一個微型的“大國”。他身後留下了一個富饒繁榮的工業化臺灣。每年10 月10 日，“中華民國總統”都要主持雙十節紀念民族主義革命。接之而來的是蔣家及其追隨者於10 月31 日為蔣介石祝壽。 每年元旦，他總要向全民發佈文告，宣揚“反攻大陸”。在他漫長生涯的最後兩年裏，他兩腿癱瘓，從而不再會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發或由人代發。 1975 年4 月5 日，星期六，八十七歲的蔣介石逝於心臟病，而大陸則依舊沒有“光復”。不僅如此，他拒不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進入了聯合國，而他自己的“中華民國”則被趕了出去，屈辱與失敗紛至遝來。與一些軍人政治家如戴高樂、佛朗哥以及其他獨裁者一樣，蔣介石與他的國家緊密相聯。 他的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確實力實現他的野心奮鬥了終生。1925 年孫中山逝世時，蔣的名字並未被列入繼承者的名單。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權力基礎。他是黃埔軍校校長，黃埔畢業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羅馬式禁衛軍。他統率的國民軍從廣東出發，進行北伐，不到兩年，終於在名義上征服並統一了中國。那些分省割據的軍閥有的戰敗投降，有的改旗易幟，表示歸附。 但是，勝利是暫時的，在後來的十年裏，蔣一直只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領袖，但決不是中國無人挑戰的統治者。在蔣的早期生活中有兩件事是不可忽視的，一是1923 年底，蔣率領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回國之後他對俄國人很不信任，從而對共產主義仇恨萬分。但是革命之父孫中山的意見則不同，他摒棄了蔣的建議，從而求助於布爾什維克的使者鮑羅廷，讓鮑羅廷當顧問，仿效蘇聯共產黨改組國民黨。 另一件事至今仍沒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 年的十年間，蔣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經紀人的經歷。那時候，蔣介石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卒。但在20 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會青幫的手裏，蔣與那些銀行家和商人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沒有正式加入青幫），於是上海成了蔣介石的第二個權力基地。 蔣介石與他那些富有的保護者進行交易：他們資助他的革命，而他則防止左派分子進政府。蔣與宋美齡的婚姻也是這種交易的產物。1927 年，蔣先後在上海與廣東摧毀了共產黨的地方政權。七年之後，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下，毛澤東被迫率領農民軍隊進行傳奇式的長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窯洞。毛在延安窯洞裏向蔣發動挑戰，並最終打敗了這位國民黨領袖。1931 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1937 年又開始征服中國。在日本的挑戰面前，蔣介石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愛國者；在他的軍事戰略中，擺在首位的敵人總是共產黨，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認為共產黨是叛逆者，必須先征服他們；只有先安內，統一中國，才能抵禦日本人。 結果這個做法導致了1936 年的西安事變。少帥張學良綁架了蔣，要求他停止“剿共”，開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進分子要求殺蔣謝罪。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九年前國民黨在上海追捕的周恩來擔保了蔣的獲釋，伺時蔣也答應抗日。然而，在蔣的心底，首位的敵人仍是共產黨。 日本侵略中國之時，蔣介石的權力與地位正處於頂峰，他領導國民黨已達十年之久。儘管他還沒有完全統治全中國，但他的權力是其他對手無與倫比的。 1938 年，董顯光著的官方性的蔣介石傳記出版時，把蔣吹捧為我們時代“亞洲大陸最偉大的軍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沒有一個象蔣介石那樣，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威風掃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蔣介石傳記出版十一年之後，蔣家王朝被毛澤東的人民解放軍徹底粉碎。國民黨及其軍隊不得不逃至臺灣避難。 上面所講的兩件事情是給蔣介石帶來滅頂之災的根本原因，但並非全部原因。蔣介石的秘史具有雙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權力之峰的？又是如何從頂峰跌落下來的？最後又是如何在彈丸之地臺灣島上恢復統治並保持終生的？ 要回答上述問題，必須從蔣介石複雜的個性和非凡的特點入手。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軍人政治家一樣，蔣介石是個無所畏懼的人，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這樣。 在決策時他雖然有時會瞻前顧後，但一旦作出決策，他就會毫無顧忌地以驚人的速度加以實施。那些向他挑戰的人都一個個先後被處死或投入牢獄。 在軍事謀略方面，蔣介石受過良好的訓練，久經沙場，但他只是一個戰術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於搞政治陰謀。觀其一生，他總是使各個派系互相敵視，對自己的追隨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傳統，他是個脫離人民的人。 但有兩個人對他來講是例外——他的第三個妻子宋美齡和兒子蔣經國，蔣介石只信任他們二人。於是他的僚屬及其助手們總是人心惶惶，不敢對他講真話。 儘管他笑臉常開，但他的性情變化無常，令人難以捉摸。因此，他周圍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懼三分，總是唯唯諾諾，點頭稱“好”。 據說，他年輕時經常欺淩原配妻子，後來也是喜怒無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電影冒犯了他，他馬上喝斥放映師立即關掉放映機，每當這時，他都會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爛茶杯。 蔣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並非人們虛構。從1936 年起，他與煙酒絕緣，外國來訪者發現蔣已不飲中國烈酒，而換了白開水。戰時，他的早點是牛奶和清茶。他不愛賭博，僅有的娛樂就是散步。平常他愛穿高領卡其內衣，也不佩軍銜和徽章，顯得整潔。年輕的時候，這樣的裝束在老人看來是不體面的。那時他穿的是長袍馬褂，戴的是室內便帽，象一個老書生。 蔣介石自己謙虛謹慎，兩袖清風。但對於周圍的腐化現象他卻採取寬容態度。他對其夫人家族（指宋子文家族）及其親屬便是如此。對於下層軍官的腐化，蔣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有時會大發雷霆，下令將有關人員處死。1934 年，七名軍官貪污國家財產，蔣立即命令把他們全部槍斃。在另一個案子中，幾位師長向蔣求情，要求他赦免一名犯罪的軍官，但這幾位師長一走，他便下令槍斃了這個軍官。 蔣介石傳 第一章　保守的革命者 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軍人政治家一樣，蔣介石是個無所畏懼的人，允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這樣。但他只是一個戰術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於搞政治陰謀。 蔣介石對希特勒納粹及法西斯主義發生了極大興趣，於是派次子蔣緯國赴德國深造，受希特勒兩次召見，並組建一個法西斯機構“藍衣社”⋯ 蔣介石長得兩眼炯炯有神，他經常剃著光頭，蓄著短須，帶有一股軍人的風度。 但是，他的神情卻不可思議——這並非因為他不擅言辭，而是因為他總是掛著一臉中國人特有的謙恭的微笑。 他演講時帶有濃重的浙江口音，聲音高亢，語調急促。這使得他有別於來自外省的大多數僚屬和追隨者。 蔣介石從不費心思去學習北京活——標準的漢語，更不用說外語了，他掌權之後每月要向規模宏大的孫中山紀念會致詞。雖然他的方言刺耳難懂，但與會者卻不得不洗耳恭聽。此時的蔣，不僅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而且是一個典型的浙江人。 蔣介石不接受外國的影響，但卻娶了一位中國基督教牧師的女兒，她受過美國教育，後來一直擔任蔣的隨身翻譯。蔣介石不懂外文，他的官方傳記作家董顯光，20 年代後期曾給他作過數月英文教師。 董後來披露說：“蔣公因政務繁忙，很快放棄了英語。”蔣介石後來教育其子蔣經國吸取他的教訓，要學好外語。 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中引用了1922 年和1923 年他父親的幾封信。這些信要求他必須掌握英語。1943 年，當蔣經國三十五，六歲時，他父親還致信要求他每週花六小時學習英語，尤其是英語語法與閱讀。 老蔣樂觀他說：“吾兒俄文基礎良好，學習英文必易”。 蔣夫人宋美齡是舉世聞名的美人，根據臺灣的官方傳記，她是蔣的第二個妻子，事實上如果把1912 年蔣的一位側室算上，她則可說是蔣的第三、甚至第四個妻子。 蔣委員長及其夫人的確在民眾中樹立了無懈可擊的美滿姻緣形象。1927年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時，他的青春之火正熊熊燃燒。 但青年時代的蔣介石，是個有名的風流人物，對上海的青樓瞭若指掌。他一方面放蕩不羈，另一方面又遵循孔道，堅持克己自律。 他的確是一個意堅志強的孔道徒子。由於與基督徒結婚，他又成了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在他那個時代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中，此種怪誕的姻緣屢見不鮮。此外，其他許多事情同樣是人們瞭解蔣的生平與性格的關鍵。他參加了推翻清王朝的1911 年革命，是“革命之父”孫中山的信徒。他也因此自詡為一個革命家。 蔣介石以為，革命就是民族主義，對內推翻封建皇帝，對外結束民族屈辱，但是，在其他方面，在關於國家組織學說、社會行為方式以及中國傳統社會和森嚴的等級制度等方面，蔣介石卻是一個頑固的保守主義者；有人甚至認為他是一個反動分子。儘管蔣介石參加過推翻清朝的革命，但是他無法理解革命的勇往直前與銳不可擋之勢。他徒勞地阻止革命潮流的進一步發展，企圖在軍閥混戰中奪取政權而黃袍加身。蔣介石最後失敗了，他被迫下野，並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而被迫逃至臺灣，建立起他的避難所。早期的葡萄牙探險家曾稱臺灣為“美麗的島嶼”。蔣介石晚年統治著一個微型的“大國”。他身後留下了一個富饒繁榮的工業化臺灣。每年10 月10 日，“中華民國總統”都要主持雙十節紀念民族主義革命。接之而來的是蔣家及其追隨者於10 月31 日為蔣介石祝壽。 每年元旦，他總要向全民發佈文告，宣揚“反攻大陸”。在他漫長生涯的最後兩年裏，他兩腿癱瘓，從而不再會客。他的文告只好停而不發或由人代發。 1975 年4 月5 日，星期六，八十七歲的蔣介石逝於心臟病，而大陸則依舊沒有“光復”。不僅如此，他拒不承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進入了聯合國，而他自己的“中華民國”則被趕了出去，屈辱與失敗紛至遝來。與一些軍人政治家如戴高樂、佛朗哥以及其他獨裁者一樣，蔣介石與他的國家緊密相聯。 他的觀點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但他確實力實現他的野心奮鬥了終生。1925 年孫中山逝世時，蔣的名字並未被列入繼承者的名單。然而，他已建立了自己的權力基礎。他是黃埔軍校校長，黃埔畢業生被他塑造成自己的古羅馬式禁衛軍。他統率的國民軍從廣東出發，進行北伐，不到兩年，終於在名義上征服並統一了中國。那些分省割據的軍閥有的戰敗投降，有的改旗易幟，表示歸附。 但是，勝利是暫時的，在後來的十年裏，蔣一直只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領袖，但決不是中國無人挑戰的統治者。在蔣的早期生活中有兩件事是不可忽視的，一是1923 年底，蔣率領代表團訪問莫斯科，回國之後他對俄國人很不信任，從而對共產主義仇恨萬分。但是革命之父孫中山的意見則不同，他摒棄了蔣的建議，從而求助於布爾什維克的使者鮑羅廷，讓鮑羅廷當顧問，仿效蘇聯共產黨改組國民黨。 另一件事至今仍沒有完全披露，即1912——1922 年的十年間，蔣介石在上海做股票生意經紀人的經歷。那時候，蔣介石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卒。但在20 年代初，上海的股票生意控制在上海黑社會青幫的手裏，蔣與那些銀行家和商人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雖然他沒有正式加入青幫），於是上海成了蔣介石的第二個權力基地。 蔣介石與他那些富有的保護者進行交易：他們資助他的革命，而他則防止左派分子進政府。蔣與宋美齡的婚姻也是這種交易的產物。1927 年，蔣先後在上海與廣東摧毀了共產黨的地方政權。七年之後，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下，毛澤東被迫率領農民軍隊進行傳奇式的長征，抵至荒僻的延安窯洞。毛在延安窯洞裏向蔣發動挑戰，並最終打敗了這位國民黨領袖。1931 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1937 年又開始征服中國。在日本的挑戰面前，蔣介石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愛國者；在他的軍事戰略中，擺在首位的敵人總是共產黨，其次才是日本人。 他認為共產黨是叛逆者，必須先征服他們；只有先安內，統一中國，才能抵禦日本人。 結果這個做法導致了1936 年的西安事變。少帥張學良綁架了蔣，要求他停止“剿共”，開始抗日，西安的一些激進分子要求殺蔣謝罪。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九年前國民黨在上海追捕的周恩來擔保了蔣的獲釋，伺時蔣也答應抗日。然而，在蔣的心底，首位的敵人仍是共產黨。 日本侵略中國之時，蔣介石的權力與地位正處於頂峰，他領導國民黨已達十年之久。儘管他還沒有完全統治全中國，但他的權力是其他對手無與倫比的。 1938 年，董顯光著的官方性的蔣介石傳記出版時，把蔣吹捧為我們時代“亞洲大陸最偉大的軍人政治家”。 然而，世界上的政治家沒有一個象蔣介石那樣，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裏威風掃地，名落千丈。 在董的蔣介石傳記出版十一年之後，蔣家王朝被毛澤東的人民解放軍徹底粉碎。國民黨及其軍隊不得不逃至臺灣避難。 上面所講的兩件事情是給蔣介石帶來滅頂之災的根本原因，但並非全部原因。蔣介石的秘史具有雙重性。他是如何登上權力之峰的？又是如何從頂峰跌落下來的？最後又是如何在彈丸之地臺灣島上恢復統治並保持終生的？ 要回答上述問題，必須從蔣介石複雜的個性和非凡的特點入手。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軍人政治家一樣，蔣介石是個無所畏懼的人，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精神上都是這樣。 在決策時他雖然有時會瞻前顧後，但一旦作出決策，他就會毫無顧忌地以驚人的速度加以實施。那些向他挑戰的人都一個個先後被處死或投入牢獄。 在軍事謀略方面，蔣介石受過良好的訓練，久經沙場，但他只是一個戰術大師而非戰略家。他的真正天才是善於搞政治陰謀。觀其一生，他總是使各個派系互相敵視，對自己的追隨者也是疑心重重。按照儒家的傳統，他是個脫離人民的人。 但有兩個人對他來講是例外——他的第三個妻子宋美齡和兒子蔣經國，蔣介石只信任他們二人。於是他的僚屬及其助手們總是人心惶惶，不敢對他講真話。 儘管他笑臉常開，但他的性情變化無常，令人難以捉摸。因此，他周圍的人在他面前都畏懼三分，總是唯唯諾諾，點頭稱“好”。 據說，他年輕時經常欺淩原配妻子，後來也是喜怒無常。 有一次他在家看的一部電影冒犯了他，他馬上喝斥放映師立即關掉放映機，每當這時，他都會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爛茶杯。 蔣介石古板、暴戾、神秘的性格並非人們虛構。從1936 年起，他與煙酒絕緣，外國來訪者發現蔣已不飲中國烈酒，而換了白開水。戰時，他的早點是牛奶和清茶。他不愛賭博，僅有的娛樂就是散步。平常他愛穿高領卡其內衣，也不佩軍銜和徽章，顯得整潔。年輕的時候，這樣的裝束在老人看來是不體面的。那時他穿的是長袍馬褂，戴的是室內便帽，象一個老書生。 蔣介石自己謙虛謹慎，兩袖清風。但對於周圍的腐化現象他卻採取寬容態度。他對其夫人家族（指宋子文家族）及其親屬便是如此。對於下層軍官的腐化，蔣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有時會大發雷霆，下令將有關人員處死。1934 年，七名軍官貪污國家財產，蔣立即命令把他們全部槍斃。在另一個案子中，幾位師長向蔣求情，要求他赦免一名犯罪的軍官，但這幾位師長一走，他便下令槍斃了這個軍官。

有人認為，1927 年一1937 年的十年是國民黨統治相對穩定的十年，是國民黨蔣介石建立自己專政的十年。在這期間，雖然工作中的貪污與低效現象不斷出現，但多數官員都在努力工作。電報與長途電話已推廣到各個地區，包括1937 年才納入全國統一範圍的四川在內。中國與美國、德國的航線開通了。中國境內一些省份的航線也得以開通，國家修築了七萬五千英里的公路，1934 年發行的以白銀為儲備的紙幣得到穩定。三年後美國財政部通過《彼得曼法案》同意以白銀交換黃金，從而幫助中國國民黨政府進口武器。1932 年，蔣夫人的哥哥，財政部長宋子文平衡預算，轉換內債，廢除厘金——這是太平天國以來被人痛恨的捐稅。 學術研究得到復興。中國過去沒有的標點符號也被引入到現代文學中。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胡適提倡的白話文得到普遍的推廣。 1912 年，即孫中山革命的第二年，全國只有2793633 名兒童上小學，而到1935 年入學人數已達11667888 人。高中入學人數也由52100 上升到500000。1912 年，全國只有四所學院，1933 年全國有四十所大學，四十所學院和二十九所專科學校。 這一年，全國圖書館藏書達450 萬冊。 但是，按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所應該實行的民主卻沒有得到實行。1928 年10 月4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的《中華民國組織法》規定，在人民懂得民主之前，黨對人民實行“監護”。事實上，“監護”就是專制，就是員警國家。 1925 年至1929 年，蔣介石的秘密員警頭子陳立夫建立了中央調查與統計局（中統）。 佔領上海後，一直到30 年代中期，保安組織也在全國建立起來。 中央軍事委員會下屬的軍事調查與統計局（軍統）組織更嚴密，權力更大。軍統頭子戴笠被人稱為中國的“希姆萊”。他以國家名義處理特務案件，實行恐怖政策。他的“耳目”遍佈社會各個階層，可以執行秘密逮捕與暗殺。 在國民黨的員警國家裏，出版要經審查，期刊要經許可。因此。有許多出版物都夭折了。有的剛出版幾周或幾月就被查禁了，但同時又有許多新出版物取而代之。 出於早期對共產主義的警惕和與上海黑社會的曖昧關係，蔣介石學習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希特勒上臺後，蔣介石派遣兩名軍官赴德國考察納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蔣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蔣緯國赴德國軍事學院深造。蔣緯國受到希特勒的兩次召見。據說他曾與德軍一起開赴到奧地利。 蔣介石對納粹發生興趣的結果便是組建了一個法西斯式的機構——由10000 名成員組織的“藍衣社”，於是全國象一座兵營，連幼稚園與墓地也被軍事化了。 藍衣社的教育方針是“國家化、軍事化與生產化”。 藍衣社使用暴力打擊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人，並清洗那些腐敗的官員。他們從不關心孫中山的民主主義原則。藍衣社的宗旨是集中控制。雖然蔣介石一直口說獻身民主，但他無疑是一名藍衣社分子。藍衣社的許多成員都是蔣介石的黃埔骨幹。 藍衣社雖在國內外聲名昭著，但他們只是從事秘密活動。在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中，藍衣社起了重要作用。蔣介石發動“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是試圖仿效法西斯主義，重振儒教，並以此作為團結全國的基礎。此外，他和宋美齡還把基督教納入到“新生活運動”之中。儒家的四大原則，“忠、誠、禮、信”構成了“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基礎。基督教的清教主義也被推崇。基督教青年會積極地投入運動之中。 在“新生活運動”中，藍衣社發揮了它的作用。無論人們是否喜歡，它總是強迫人們成為清教徒與孔教徒。酒館半夜被迫關門，跳舞也受到查禁，活躍分子被趕出舞廳與電影院；穿西眼的人們身上被灑上硫酸。蔣介石夫婦通過樹立模範人物，試圖恢復古代中國那種毫無生機的精神傳統，然而，運動的結果令人沮喪：他的失敗遠不止於此。 蔣介石從不擔心權力無法推行。但他的許多倡議都在官僚系統中被拖延耽誤了。在國民黨首都南京，有的檔要通過三十六道手續，才能有最後結果，常常一拖再拖，一項備忘錄的答復有時拖延長達六個月之久。 這種官僚系統有兩種官員，一種是負責具體事務的，一，種是負責全面工作的。蔣介石是屬於第二種，一般不做具體事務。 在二戰期間，據說他擔任了不下八十二個職務。下面僅列出一部分：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全國軍事委員會主席、海陸空三軍總司令、中國戰區最高長官、行政院長、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央計畫局總主任、國民黨政治工作審查委員會主席、新生活運動協會主任、憲政起草委員會主席、中央訓練團上席、全國滑翔者協會會長等。 l937 年，由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的新制度無論成敗與否，均被迫停頓下來。蔣介石在日本留過學，知道自己的軍隊雖然兵額百萬，但裝備極差，與現代化的日本軍隊無法相比。蔣介石打算抗日，但採取了大撤退戰略。 放棄首都南京後，他在西部的長江三峽入口處的重慶建立了戰時首都。此地在軍事上具有戰略地位，但是，在社會與政治方面，這裏卻是蔣介石未日的開始。廣大的地區、眾多的人口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淪陷區的人民期待著共產黨遊擊隊，而不是逃命的國民黨來抗擊侵略者，保家衛國。 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根據地以後的十年裏，毛澤東學到了很多東西。毛澤東善於動員農民，發揮農民的無窮力量，而蔣介石卻視農民為群氓。威脅他們馴服於自己。 毛澤東善於誘導農民認清農村現狀的實質。毛的人民軍隊不抓壯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並幫助農民收穫莊稼。毛澤東還沒收土豪的田地，重新分給農民。而國民黨正好相反，他們違反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推行可怕的國有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促成了蔣介石與美國的聯盟，但也帶來了新課題。羅斯福總統認為領導中國軍隊及中國戰場的美軍總司令，應該是熱愛中國人民，性格內向，中文地道而沉默寡言的人。 “醋鬼”約瑟夫•史迪威，1942 年抵達重慶，擔任蔣委員長的參謀長，兩人從一開始就發生了矛盾，史迪威是位戰將，希望他的中國同盟軍赴前線作戰，並主張整治軍官腐敗現象，直接從戰時首都挑選人才。史迪威認為中國政府的全部機構象一個臭氣熏大的“大糞池”，他還蔑稱蔣介石為“花生米”。由於雙方互相反感，1944 年，美國總統解除了史迪威的職務。 此前一年，當蔣介石與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以四巨頭的身份出席開羅首腦會議時，他享有了世界性的威望，美國人的援助滾滾而來，資金。武器、醫藥等各種戰備物資運到了蔣介石的後方。但是，大多數物資又流入了黑市，物價開始飛漲，其驚人程度在近代史上只有德國的魏瑪共和國可與之相比。 戰爭結束時，“蔣委員長”的統治已面臨嚴重危機。內蒙古大部分與東北處於共產黨控制之下。戰爭最後幾天裏，蘇聯紅軍出兵中國，將繳獲日本人的大量武器與軍火移交給毛澤東。 1945 年底，杜魯門總統派遣馬歇爾將軍出使中國，調解國共兩黨的關係，以實現和平。雙方政治上毫不妥協，註定了調解必然失敗。內戰的烏雲籠罩全國。事實上，1946 年內戰就爆發了。 起初，國民黨很快贏得了表面上的勝利，然而，1948 年春天，人民解放軍發動了全面攻勢。蔣介石方面士氣一片沮喪，華盛頓最終對蔣介石政府感到厭煩，不願再將美元供給這個沒有希望的政府。國民黨全軍崩潰。 蔣介石作出可憐的姿態，於1949 年1 月21 日，正式辭去總統一職，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蔣重返浙江老家。蔣介石自年輕時起就表現過一系列的“辭職意向”，然而只是到最後時刻才暫時辭職讓位。而每次辭職後，他總使繼位者表現得無能為力，好讓他東山再起，重掌政權。 共產黨佔領南京、廣東、重慶之後，蔣介石帶領幾十個師的精銳部隊逃離大陸，來到臺灣。 他失去了中國。雖然他後來在臺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無法彌補他在大陸失敗的災難性屈辱。 成年後的蔣介石愛寫日記。這個在公開場合自負而頑固的人，在他的日記中常常深刻地批評自己。每天，他與夫人一起雙膝長跪，祈禱上帝保佑。 1975 年3 月29 日，他的遺願表達了他至死不泯的夢想： “吾之同仁及同鄉、正值國家漸漸強大之際，汝勿因本人之故去而忘卻國家之悲哀與希望。吾之天靈將永遠與吾之同仁及同鄉一起實現三民主義、光復大陸、恢復吾之民族文化。” 他還以謙虛和自傲相混雜的口吻說道：“餘自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那穌基督及總理信徒自居”。 蔣介石死了，他那不可思議的夢想也被帶進了墳墓。 第二章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這句話是傑出的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60 年代用來描繪非洲革命形勢時的名言。 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正是革命者鼓動革命的好時機。孫逸仙博士是這場革命的先驅，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後來，有兩個年輕人對他的政治遺產發生了分歧，他們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這句話是傑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60年代用來描繪非洲革命形勢時的名言。 在本世紀初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清王朝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帝國的秩序動盪不安，這正是革命者鼓動革命的好時機。 孫逸仙博士是這場革命的先驅，他因此而名垂千古。後來，有兩個年輕人對他的政治遺產發生了分歧，他們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幾個世紀來，中華帝國體制穩定，國泰民安，但到清朝統治時期國勢開始衰落。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爆炸。1778 年統計時，全國人口已達到242，956，613 人。人口增加了，但並沒有新的土地開發出來。清廷更擔憂禍從國外起，於是限制向海外移民。中國人滯留國內，人口不斷增加。 本來工業革命能夠解決人口問題，但中國沒有產生工業革命。更為嚴重的是，洋人帶來的貿易和工業品已深入內地，破壞了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傳統手工業。中國人毫無出路，因為工業化國家通過關稅壁壘來限制中國手工業品的出口。 接著，洋人進來了，在我們這個交通發達，通訊便利的時代，要理解洋人來到中國後對中國人及其統治者形成的變化與心理衝擊，並非易事。與其他文明不同，中國在封閉中發展了自己的文明。沙漠、高山與大海把中國與外部世界隔離起來。 中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世界的中心”，比境外的“夷人”以及漢族周邊的“南蠻”、“北胡”都要先進。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主權平等的國際關係概念，在中國是無法被理解的。 中國皇帝認為接受“夷人”來朝是屈尊大駕，和“夷人”沒有進一步交往的必要。 中國還有獨特的表意文字——漢字。漢字複雜難懂，必然導致大量文盲。能夠掌握漢字的人就有升官發財的機會，而那些家境貧寒、智商低下的人則被排除在外。然而，有發展前途的孩子即使家貧，如果得到地方慈善機構或富人的資助，也有受教育的機會，中科舉，取功名，從而走上仕途。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並沒有森嚴的等級界限。 但是，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概念對中國人來講是非常陌生的。中國社會有過森嚴的等級制度，最高等級享有至上的尊嚴。中國俗語“天無二日”意思是說，皇帝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中國是天下唯一的大國。在皇帝獨裁之下，違抗皇帝命令是十分危險的，簡直與背叛無異。 中國社會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法制不如其他國家發達，雖然有刑典制裁犯罪分子，但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法典。 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也不同一般，上帝的啟示在他們的人生中沒有作用，他們顯得寬容大度。 中國人崇尚迷信，信仰佛教或道教。 西方人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其實這是誤解，事實上，儒教是一種倫理道德的模式，是中國的國教。不斷的動盪，改朝換代，都需要儒教來確保社會的穩定。 然而，長期的穩定也有副作用，它帶來社會的僵化與停滯不前。 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建立了舉世無雙的偉大文明，他們的聰明才智與發明創造都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的農業技術領先於歐洲。皇帝大興土木，把洪水氾濫的黃河流域及其他江河流域開發出來精耕細作。在農業、藝術、文學以及國家制度等方面，中國人認為在過去的黃金時代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因此，點滴的變化均被視為異端，任何革命都得不到鼓勵，似乎一切已達到完美的頂峰，不可再臻一步。 在這種秩序下，君主享有精神統治權，他的權力是絕對的，但不是永久的。人們認為君主是正義的化身。如果他不代表正義，就有可能被取而代之。 中國歷史上的“犯上作亂”都因此而起。如果失敗了，起義者就成為歷史上的“叛逆”；如果勝利了，起義領袖就會黃袍加身，改朝換代，而被廢黜的君主則失去其“天子”地位。 與絕大多數的外國人不同，中國人既不受討厭的法律的桎梏，也不受基督教原罪概念的約束。他們有自己獨特的信仰，他們忠於自己的家鄉、家庭和家族。在這種“家”的環境下，長者仲裁糾紛，一人得道，全家沾光，一人遭災，全族救援。 當外國侵略中國時，中國社會受到強烈的震撼。中國統治者妄自尊大的思想被粉碎了。 他們發現外國技術比中國先進，同時他們又自我安慰，說外國的哲學沒有中國的發達。但是，這種觀點經不住事實的考驗。 英國人來到中國的大門口，因其要求被中國拒絕而向中國宣戰，中國方面認為英國發動戰爭是強迫中國進口印度鴉片的帝國主義行徑，因此這場戰爭被稱為“鴉片戰爭”。英國毫不費力地打了勝仗，於1842 年8 月29 日簽訂了《南京條約》。廣東失去了對海上貿易的壟斷，中國被迫割讓香港給英國，開放口岸，並賠償2100 萬英磅。《南京條約》標誌著“夷人”對中國皇帝的朝貢制度的結束。 外國的欺侮遠沒有了結，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 1844 年、1858 年、1879 年、1881 年、1883 年、1885 年和1895 年，幾十年間簽訂了許多的不平等條約。國家喪權失地，民族屈辱日深，美國首先在中國獲得了治外法權，在中國領土上設立法庭，其他國家群起效尤，也取得了這種特權。如果一個英國人或法國人殺了一個中國人，中國法庭無權審判被告。 1860 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俄國人趁火打劫，掠奪阿莫爾河（黑龍江）與黑龍江省，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比白種的西洋人更為險惡。東洋日本——後起的亞洲強國強迫中國割讓了臺灣。 1897 年底，法國佔領了膠州。於是，瓜分租借地的狂潮隨之而來。外國侵略者隨心所欲，中國已無主權可言。此外，國內接連發生民眾造反，皇帝的權威受到挑戰。 1851— 1864 年，太平天國起義風起雲湧，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令人吃驚，在西方國家的內戰史上，只有西班牙內戰和美國內戰可以與之相提並論。西班牙內戰歷時三年，損失50 萬人，美國內戰歷時四年，也損失50萬人。 太平天國起義時間更長，損失更大。在長達十四年的戰爭中，有2000萬人喪失生命。 在更為重要的意義上，太平天國起義是近一個世紀後毛澤東農民革命的預演。 太平天國起義的偉大領袖洪秀全不同于一般的中國人，他還是一個基督徒，他主張人人平等，財產公有。他是一位天才的領袖，建立了一支紀律嚴明、規模宏大的軍隊，攻佔了南京，統治了中國中部與南部。1853 年，洪秀全及其信徒宣告“太平天國”誕生，此刻北京清朝統治者惶惶不安，洪秀全雖是一個勇敢的征服者，卻不是一個英明的行政建設者。1855 年他開始走下坡路，革命運動面臨著分裂。 起義四起，全國混亂。1900 年，一場獨特的起義爆發（義和團起義——譯注）。這場運動受到統治者的鼓勵，目的不是滅“清”而是滅“洋”。起義者利用傳統的中國拳術，進行自衛，故稱“義和拳”。義和拳運動迅速蔓延，席捲中國北部鄉村。他們燒毀洋教堂，處死成千上萬的教民。7 月13日，義和團沖進北京，包圍了外國使館。第二天，一支國際部隊（即八國聯軍）攻陷天津、進軍北京，並於1 個月後擊敗了義和團，救出了避難於使館的外國人。此刻，這些人已驚恐萬分，饑餓不堪。西太后則攜員出逃。 八國聯軍洗劫了北京，強迫清朝政府於1901 年9 月7 日簽訂了《辛丑合約》。其條件極其苛刻，列強要求中國賠償7．38 億美元，包括利息，分40 年還清。清廷官員受到懲處，列強使館得到加固與擴大。通往天津的鐵路沿線允許列強駐兵。中國遭受了奇恥大辱。 在後來的20 年裏，有兩個人對中國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一個是將軍出身的政治家袁世凱，另一個是醫生出身的革命家孫中山。 袁世凱打贏了朝鮮戰役並升為朝廷駐韓大臣。袁本該滿足，但他野心勃勃，試圖奪取最高權力。公開的起義代價太大，充滿危險，因而他選擇了陰謀背叛。慈禧太后變化無常，兇暴無情。她唯一的宗旨就是反對變革與改良。光緒皇帝思想進步，他企圖囚禁西大後，推行他那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籌設京師大學堂，修建京漢鐵路，使軍隊近代化。 袁世凱得知了光緒皇帝的計畫，並向西太后告了密。起初，西大後感到震驚。1898 年9 月22 日，她將光緒皇帝囚禁起來。 袁世凱估計他時運亨通，於是向西大後進言說：著欲保住帝國的天下，須建立新軍，而他則是建立新軍的最合適人選。創建新軍需要資金和放手大幹的自由，袁世凱都得到了。 1905 年，他已建立了六支訓練有素的新軍。然而，三年之後他的一切計畫都落空了。 西大後病臥床榻，於1908 年11 月15 日，即光緒皇帝去世後的第二天，命歸西天。光緒皇帝臨死之前，同意由他的兄弟醇親王任攝政王，並讓其設法處死袁，因為袁在10 年前背叛了他的改革計畫。 醇親王並不象光緒那樣主張殺袁以謝罪；1909 年1 月，他宣稱袁患足疾告假回鄉療養，從而解除了袁的一切職務。新皇帝傅儀還是個小孩，攝政王則懦弱無能，宮內的大監與女人明爭暗鬥，皇位搖搖欲墜，1910 年10 月、資政院召開會議，主張實行議會制度，這雖然違反醇親王的意願，但他還是同意於1913 年設立議會。然而，革命已經來臨。1911 年10 月10 日，革命終於爆發。袁世凱再次背叛清廷的機會到來了。 孫中山登上了歷史舞臺。孫中山（1866 一1925）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與意志堅強的理想主義者。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後來的幾年裏，孫中山的敵人袁世凱自私自利，破壞了革命。 從某種角度講，孫中山與袁世凱都是民族主義者。但孫是一個愛國者、在緊要關頭把國家利益置於自己利益之上；而袁世凱卻不同，”他把國家利益與私利混為一體。 孫中山個子不高，臉龐寬大，留著鬍子，他的一生富有傳奇與冒險色彩。據說早在1894 年，他就于廣東建立了第一個秘密的革命團體（指興中會——譯注）。此後他先後發動了十次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起義，但只有1911年的革命成功了。當時，他是在革命爆發後才得到消息的，他正在美國，直到耶誕節才抵達上海。1895 年他首次遭到失敗。第二年他在倫敦被綁架，關在中國駐英公使館達十天之久。他將困境告訴了一位英國朋友。 由於這位朋友的斡旋，孫中山才被救出來。 後來孫中山到澳門、檀香山、美國、東京秘密活動，組織海外華人團體。10 月10 日爆發的革命本來計畫晚一周起義。但是，10 月9 日一個炸彈在漢口俄租界突然爆炸，於是不得不提前起義。24 歲的蔣介石是革命者之一。他率領一支由100 名男人與兩個女人組成的隊伍向駐在杭州的浙江省都督官邪發動進攻。 攝政王嚇得膽戰心驚。他幸好沒有聽他兄弟光緒皇帝的話殺掉袁世凱。 現在只有袁世凱能夠保佐帝位。然而，當醇親王召袁回朝的信到達袁世凱手中時，他仍然稱足疾未愈，遲遲不肯返京保衛朝廷。八天過後，當袁世凱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時，他才同意返回朝廷。袁世凱回到朝廷以後，受到重用，任朝廷軍機大臣，只有攝政王才能罷黜他。 這正是他夢寐以求的要職。袁率領他訓練與裝備起來的新軍開始鎮壓革命者。 但袁世凱並非真心實意地想拯救清王朝。他與共和革命者持有同樣的觀點，認為清王朝應該壽終正寢。但那時他的真實野心不是別的，而是要恢復帝制自任皇帝。 位居袁世凱之上的一位將軍遭到刺殺，於是他便處於僅次於攝政王的要職上，1911 年11 月7 日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負責組織一個新的臨時議會，一周之後，袁世凱進入京城。 道路是曲折的，12 月30 日，臨時革命議會在南京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國聯省大總統。此前十天，袁世凱的代表與孫中山的代表達成建立共和國的秘密協定。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應由使清帝退位的人來擔任。袁世凱正好是處在這種地位上的人。 1912 年2 月12 日隆裕太后含淚接受了袁世凱監督制定的清廷讓位令，並決定給予他組建臨時共和政府的“全權”。可笑的是，清廷自己宣佈共和。這個讓位令對孫在南京的共和國隻字不提，背叛清廷的袁世凱又準備背叛孫中山。他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提醒他信守協定，支援迫使清廷退位的人。 如果是列寧接到這樣的電報，他肯定會拒絕，但孫中山不是列寧。孫中山抗議由清廷宣佈共和。同時，他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而僅有的前提是定都南京。此外，他的政府必須工作至參議院選出新的臨時大總統並宣誓就職為止。孫中山不是袁世凱的對手。孫中山派遣一個使團北上，迎接袁南下。老好巨滑的袁世凱在北京及其他三個城市發動兵變，詭稱：北方未定，何以南下？ 袁世凱又得手了。1912 年3 月10 日，他在宮廷舉行宣誓儀式，正式就任為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雖然被奪了清王朝的皇位，但他卻給退位的清官以優厚的待遇。並非袁偏愛清官，而是位居統治者寶座的袁希望保留清官的尊榮，小皇帝溥儀與宮廷侍從住在宮裏，養尊處優，繼續享受皇宮的生活。溥儀後來當了日本扶植的“滿洲國”的傀儡皇帝。中共奪取政權後，他成了一個園丁。 袁世凱開饋了另一項工作。起初，他容忍了共和國的存在。 後來、他認為解散共和國的時機已成熟、尤其是必須解散對他有妨礙的革命組織——國民黨（1912 年8 月、孫中山將同盟會改名為國民黨，其意似乎是“公民的党”，但通常稱為“民族主義的黨”）。新政府正因貪污腐化，辦事荒唐處於自我毀滅之中。 臨時參議員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爭吵不休，甚至拳腳相加。1912年底至1913 年初，全國大選仍無結果。選票成了金錢交易，許多新議員歸屬不同的黨派。每次議會開會，大多數時間都用來討論議員津貼問題。 袁世凱象一個殺手，1912 年他宴請國民黨一位參加過武昌起義的將領，後來就把他謀殺了。 孫中山立即趕到北京，要求袁對此進行解釋，為了使孫息怒，袁大總統任命孫中山為中國鐵路總監。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因為鐵道根本沒有建設資金，袁世凱資金匾乏。 清廷的國庫所剩羌幾，地方軍閥橫徵暴斂，政府的稅收難以實現。袁世凱向外國銀行貸款，他以鹽稅擔保，談判“善後大借款”，總額為2500 萬英磅。1913 年4 月27 日，貸款協定終於簽訂，但是，不久又出了一個小問題。憲法規定條約審批權在議會，雖然議員們已明確表示準備通過貸款協定，但袁世凱把議員們完全忘記了，於是，他指示他的總理與兩名部長在貸款協定上簽了字。外國銀行實際上只支付了2100 萬英磅，袁世凱立即支付25 萬供清廷用，6 萬供總統與內閣支出。 國民黨仍是袁世凱的眼中釘。在1912——1913 年的大選中，國民黨議員贏得了參眾兩院大多數席位。 1912 年10 月，孫中山離開北京，袁世凱立即頒令禁止國民黨秘密結社活動。孫中山本可以繼續留在國內指導革命的航程，但是，這年冬天，他去了日本，考察鐵路系統。

孫中山任命年輕有為的宋教仁任國民黨執行委員會主席。 1913 年3 月21 日，宋在乘上海至北京的火車時被人槍擊腹部而死，年僅31 歲。袁世凱的刺客又開殺戒了。 面對如此暴行，孫中山再也不能容忍了。不久，他通電聲討袁世凱：“你背叛了國家，我必須像反對清王朝那樣反對你”。 1913 年5 月5 日，國民黨在議會中以多數票通過決議，認為“善後大借款”屬非法。7 月10 日，諸省國民黨將領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發動武裝起義，史稱“第二次革命”。但它沒有第一次革命組織嚴密。不到兩個月，袁世凱的軍隊就打敗了國民黨的進攻。 10 月6 日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11 月4 日，他下令把所有國民黨議員驅逐出議會。 1914 年1 月10 日，他解散了國民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計畫已快告成。1913 年10 月，袁世凱政府已獲得世界列強的多數承認。次年5 月1 日，經過修改的臨時憲法給袁世凱以巨大的統治權。 1915 年8 月，他公開進行復辟帝制的活動，皇帝的龍座似乎垂手可得，由他一手操縱的全國大會推選他為皇帝。 12 月9 日，袁正式接受帝位，定於次年登基，並定為洪憲元年，同時發行有袁世凱頭像的貨幣。 但是，上帝並不想把統治權交給這個背信棄義的獨裁者。袁世凱很快出人意料地倒臺了，而倒袁運動始于東京。 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後，孫中山重新組織力量，又建立了秘密組織，他創立了中華革命党臨時總部，設在日本。 1914 年8 月23 日，日本向德國宣戰。不久，日本人破壞了中國的中立。1915 年1 月19 日，日本向中國秘密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直到5 月8 日，袁世凱才遲遲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碟。日本人接收了德國人在山東的特權；日本人在滿州的租借期延長到99 年；日本公司享有在華商業與工業利益。這是又一個不平等條約。 “善後大借款”已花光了。袁世凱政府已日薄西山。在一片聲討與屈辱中，他不得不延遲復辟帝制的計畫。 然而，1915 年12 月25 日雲南都督蔡愕在日本人資助下，宣佈雲南獨立，討代復辟帝制的人。其他諸省先後回應，陝西、四川、湖南也相繼宣佈獨立。孫中山回到上海，發表討袁演說。 1916 年6 月6 日，辱恨交加，重病纏身的袁世凱離開了人間。 在他死前三周，他企圖再以暗殺阻擋革命的潮流——他派人刺殺了孫中山最優秀的追隨者、蔣介石的革命導師陳其美，但這次暗殺也沒能挽救他的命運，卻給他的歷史記上了可恥的一筆。 第三章　求學日本 蔣介石從小就表現出自己的終身性格——“屢陷逆境”，但總能設法從逆境中脫身。 蔣介石成功的秘密是什麼——，蔣介石的恩師長岡外史認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報才是蔣介石成功的秘密。 蔣介石的父親出身于世代農家，母親是個虔誠的佛教婦女，但是，這個世代務農的家族到了蔣介石的父親蔣肅庵這一代便開始改換職業了——他成了販鹽商人。 在後來的歲月裏，蔣介石漸漸認為他是周朝一個大夫的後代，並為證實這一點而費盡周折。 溪口的村民們常常找蔣肅庵商量事情，因為他見多識廣，被認為有頭腦。蔣介石的母親是蔣肅庵的第三任妻子，但她對蔣的前妻留下的孩子似乎都能一視同仁，給以慈母般的關懷。 她嫁到蔣家兩年後，蔣介石出世了。據說他生性活潑頑皮，但體弱多病，從小就表現出自己的終身性格——屢陷逆境，但總能設法從逆境中脫身。 據說他三歲月才有一次將一雙筷子插入自己的喉嚨，看能杵多深，他發現杵進去不難，可要拔出來就不那麼容易了。“弄壞嗓子了吧？”爺爺知道後焦急而又心痛地問他。“沒事，我不還可以好好說話嗎，我沒啞。”他從床上一蹦而起沖爺爺大聲叫道。 兩年後的1892 年冬天，幼小的蔣介石跳進一口大水缸，這水缸有成人那麼高，中國人通常將它放在屋簷下用來裝水。缸裏的冰塊引起了他的好奇，從那東西裏他看見了自己的影像，便跳了進去。這一次兄長們都不在旁邊，結果他渾身上下濕了個透，結成了冰，還吞了一肚子冰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出來。 他家屋前有一條湍急的山溪流過，他常常跳入溪水中洗澡，有時樂而忘返（“溪口”——他出生的地方——意思就是“小溪的出口”。這裏又叫“武嶺”，另外它還有一個詩一般的名字叫“錦溪”）。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歷來忽視體育，但對蔣介石來說，由於經常在鄉問的小溪中游泳和外出爬山，使他從小就很快擺脫了孱弱多病的體質而變得體魄健壯了，並在他那漫長的一生中一直保持到晚年。 他最喜歡的娛樂是玩打仗的遊戲，和戴高樂將軍小時候一樣，“總司令”一律由他自己擔任。據說他經常站在一塊高地上，向小夥伴們訓活或給他們說古道今，這樣他很早就養成了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的習慣。後來他時常發表些沒完沒了的演說正是得力於這種早熟的演講基礎。 那時候，溪口人談論的問題大多集中於中國的動亂，蔣介石七歲那年，中國被日本打敗。1895 年的《馬關條約》使中國被迫割讓了臺灣和澎湖列島。 蔣介石常常可以聽到周圍的人談論由清王朝帶來的這一新的奇恥大辱（這與後來成為將軍的佛朗哥一樣，佛朗哥小時候也經常聽到街頭巷尾、家家戶戶都在談論西班牙在與美利堅的戰鬥中被打得一敗塗地的恥辱）。這種談論本身可能並不會締造出民族領袖來，但它確實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意志。 就連清朝統治者此時也意識到了變革的必要。倒楣的光緒帝在激進的改良派康有為的引導下發動了“百日維新”（1898 年6 月—9 月），這使他得罪了官僚集團和令人畏懼的西太后，還沒等他把事情辦完，西太后就把他監禁起來了。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開明的兩江總督張之洞寫了一本具有爆炸性的小冊子《勸學篇》，該書出人意料地銷售了一百萬冊，其主旨是要求人們勿忘中國所遭受的如土耳其一樣的恥辱，勿忘要和日本一樣革新。位於東亞的中國當時的確和位於歐洲東端的土耳其一樣——是個病夫。 在溪口，識字的人不僅自己看《勸學篇》，而且還將它讀給不識字的人聽。眼看列強的劫掠接踵而至，義和團運動成了中國人對所面臨的局勢的絕望的回答。 所有這些對蔣介石來說並無多大意義，他只不過在以後的歲月裏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回憶起這些往事罷了。由於他調皮搗蛋，經常惹事生非，他母親很是擔驚受怕，覺得他應該接觸一下外面的規矩了。 在取得丈夫和公公同意後，她為年僅四歲的蔣介石請了一個塾師。關於他的學習才能說法不一，但由於他經常翹課去玩打仗的遊戲，他的進步似乎很慢。好在當時正常情況下，四歲還不是勤學用功的年齡。既便這佯，他還是在不到九歲時就讀完了法定的孔夫子的四部經典著作：夫子自己的《大學》、《中庸》、《論語》和他的信徒孟子的《孟子》，這四部書要求中國所有有志青年都得在不大理解字裏行間的意思時就能句讀背誦。 九至十六歲期間，蔣介石還學習了“五經”：《詩》、《書》、《易》、《禮》、《春秋》。 1895 年，蔣介石八歲那年，父親去世了，他就由母親和祖父撫養。後來蔣介石對他們二人倍加頌揚。由於他難得給世人留下傳記資料，有必要摘引他在一篇講話中關於他母親的一段話，這篇講話是他在1936 年10 月30日，他“五十”歲生日（按中國人的演算法，出生的那一年就已經一歲了）時向全國人發表的。他說： “……對先母的記憶是不可磨滅的，她含辛茹苦地教育和哺養著我這遺孤。如今，她的陵墓上已草木叢生，我不能不痛感仍一事無成，我辜負了她老人家寄予我的希望。” 據他透露，在那段日子裏，他家境艱難，母親用鐵一般的嚴規戒律管束他。她只要覺得他沒有達到自己要求的嚴格標準，就會毫不猶豫地打他。她相信僕人的活兒對鍛煉他的性格有好處，所以就要他每天乾洗碟子、拖地板之類的活兒。 蔣介石曾感慨他說，要知道那時的清政權正處於最腐敗的狀況。腐朽的貪官污吏和墮落的顯貴對欺壓魚肉百姓已習以為常。我家既無靠山又無權勢、很快就成了他們欺淩的目標。 苛捐雜稅和不正當的勞役時不時地落在我們頭上。有一次，他們在村公所前大庭廣眾之下欺負我們，我深感遺憾和痛心的是在場的親友們一個個都見之而無動於衷。那時我家境悲慘，的確無以形容。我們家之所以能夠免于傾家蕩產，全虧了我母親和她那善良而又堅韌不拔的品格。 有一本蔣介石的傳記對蔣介石的這段辛酸的回憶講得比較清楚：溪口的一個村民由於付不起糧祖而出逃了，由於蔣家家主去肚，當地的官吏就將年幼的蔣介石抓起來，一直拖到村公所前，並威脅說要是他付不清那出逃的村民所欠的租子，就將他送進大牢，欠祖最終可能由他家付了，因他後來很快就被放了出來。但這次借“皇上”的名義而使蔣母和她兒子蒙受的不白之冤和恥辱，對他倆都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後來，蔣介石經常將這件事稱為“點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顆火花”。 1901 年，蔣介石年方十四，他的長輩就作主為他操辦了婚事，讓他和一位比他大三歲的姑娘——毛福梅結婚。要是蔣介石繼承了他父親販鹽的生意活，這樁婚姻本可以是圓滿的，但沒過幾年，他在東京尋花問柳的風言風語就在他的家鄉傳開了。 蔣介石十七歲那年曾就學於一位叫顧清廉的人，此人在奉化鎮辦了一家名字很古怪的文學館，館內收藏了許多經史子集。其中有一部書可能要比別的任何一部都要重要得多，這就是中國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軍事著作——《孫子兵法》（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對這本書的要旨遠不如他的對手毛澤東掌握得透實）。館內還有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總督曾國藩的著作，有蔣介石深為敬仰的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著名學者王陽明的書，王陽明是明朝一位學者兼政治家。後來蔣介石流落到臺灣，還將一座草山重新命名為陽明山，以示緬懷。 蔣介石從顧清廉的教育中獲益匪淺，他被引向了更為正統的儒家學派——以宋朝朱熹為首的儒家學派。該派的信條是“存天理，遏人欲”，主張修身養德，自我約束。後來，蔣介石之所以經常到廬山去舉行會議和開辦訓練班，是因為那兒正是當年朱熹經常講學的地方。 對青年蔣介石更具有關鍵意義的是，他的老師將自己所知道的有關孫逸仙和即將爆發的革命的情況都告訴了他。 私塾學堂滿師後，蔣介石又去了這個鎮上的一所學校—— 龍津中學堂，不過他在那裏只呆了三個月就突然決定去東京學習軍事。 蔣介石的傳記中都記有他在這段時間的一個怪癖：他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後就在臥室前的陽臺上，筆筆直直地一站就是半個小時，雙唇緊閉，雙臂緊抱胸前。 傳記作者們都想推測這時他的大腦在想什麼。從他不久後的行動來看，當時的他正由於滿懷著一種新的嚮往而心潮澎湃。 他投筆從戎是因為他覺得需要拿出實際行動，需要去冒險，需要去爭取為國效力的機會。他選擇東京作為開始學習的地方，是因為日本的首都是當時世界所公認的軍事藝術中心。 更為吸引人的是在東京他最有可能去結識流落東洋的中國革命者。 1905 年，蔣介石拿定主意東渡求學。這一年，日本仍在和沙俄爭得不可開交，他的親朋好友們都費盡心機勸他放棄這個傻念頭。可他是個既已拿定主意就不輕易改變的人。他一聲不響，不與他們爭辯，而是操起一把剪刀“哢嚓”一下剪掉自己腦後的辮子，他認為這會讓那些成天圍著他團團轉而糾纏不休的人大吃一驚。正如他猜想的那樣，他這一招還真靈了。 在當時，任何青年只要剪了辮子，就會被別人拒之門外。 他只有遠走他鄉，離自己的故鄉越遠越好。他母親對孩子從不嬌生慣養，自己也想得開，便籌措了一筆錢給他做旅費。 1905 年5 月，蔣介石乘船東渡日本，可是這首次東渡卻有點虎頭蛇尾。帝國軍官學校沒有革命者的落腳之地，拒絕接納他們。這些學校和中國的軍機處有個協議：中國來的學生只有屬於由清政府推薦的才准予註冊入學。儘管如此，對蔣介石來說這次東渡並沒有白費，因為正是在那個時候他在東京結識了後來成為他革命的良師益友的陳其美——人們通常把他看作孫逸仙的最有才華的早期追隨者。蔣介石眼看著不久將不得不回國，他就去學日語。 但他母親覺得既然他在東京求學未能如願，他就不應該還呆在那裏，於是她假稱家中有件不可推託的事——姐姐出嫁——以此為藉口催他回家。到底是個孝子，他于當年冬天返回了家鄉。 然而，1908 年蔣家發生了一件更為重要的事。蔣介石的大兒子蔣經國出世了。這是毛福梅對蔣家的巨大奉獻。剛開始她和蔣介石的生活並不順心，婆婆既苛刻又囉嗦，老是要她唯唯諾諾，恭敬順從，官方的傳記作者們都稱讚毛福梅落落大方的性格，但她本人卻經常向自己的朋友流露，她其實是過著一種對自己丈夫粗野性格的恐懼以及對自己常遭到的毒打提心吊膽的生活。 蔣介石開始接受軍事教育了，但卻是在中國，而不是在日本。1906 年，儘管有段日子他曾抱病在身，但他還是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考入了保定軍官學校。 浙江報考者有1000 多人，只考中了60 人，他是這60 人中的一個。但是有兩件事對他不利：他是漢人而非滿族人；另外他留著短髮，在革命前的中國；這可能就會被認為是對帝國傳統的蔑視，招致叛逆的嫌疑——被認為是一種具有危險思想的人物。 學校裏的教員大多是日本人。由於他們國家剛剛打敗沙皇軍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早些時候還戰勝了中國軍隊，所以他們一個個都顯得趾高氣揚，毫不掩飾對中國人的蔑視。 有一次上衛生課，日本教員拿出一個土塊，將它比作中國，看到學生們一個個臉上都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這個教員解釋道：“中國有四億人，而他手中的那個土塊正好有四億個微生物。” 看到這，蔣介石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不顧軍紀走上前去，把那土塊一下掰成差不多大小的八塊，兩眼怒視著教員問道：“日本有五千萬人，是否也像五千萬個微生物，寄生在這土塊的八分之一中？” 教員被問得啞口無言，可不一會兒，他用手指著蔣介石剪去了辮子的頭威脅他說道：“你是個革命分子！”據說蔣答道： “先回答我說的對不對，請別把問題岔開，” 在軍校，是不允許學員這麼做的。對蔣介石來說，他是冒了很大的風險的。他可能因此而被軍校趕出來；還有可能被秘密逮捕。 他被召到校長辦公室，算他走運，校長覺得他這麼幹有他自己的理由，只嚴厲訓斥了他一頓，並不深究，這件事就這麼了結了。 這年年終，有一批人數有限的學生被選送到日本去學習軍事，蔣介石是其中之一。他懂得日本語，在選撥中派上了用場。 1907 年春，他註冊進入東京振武學堂。 在這段時間，他的同學們覺得他對人雖然彬彬有禮，但很冷淡，他對同學間的友誼並不大在意，常常對別人的友好表示無動於衷，這使他不大受人歡迎，他的同學們認為他傲慢。 不過他對一個人是例外的，那就是張群——他是蔣介石當時的同學，並贏得了蔣介石的終生信賴。除了蔣夫人和蔣經國外，張群要算蔣介石最親密的知己了。 當時的學習生活比他所能想像的還要艱苦，甚至超過他在母親寡居時所受的困苦。一日三餐很簡單：每頓一碗米飯，加上幾小片魚和一小盤蘿蔔，他強迫自己把分到的這點東西湊合著吃下，由此他漸漸養成了節儉的習慣並終生如此。 每到漫長的暑假，蔣介石總要千里迢迢趕回家去看望母親（看妻子倒是次要的），不過每次他總要在上海停留去看望那裏的革命者，並幫助他們徵募人員和籌集資金。他這時尚未加入任何革命組織，儘管他的衛生課老師曾對他產生過模糊的懷疑。 後來在東京，陳其美介紹他參加了同盟會。蔣介石第一次參加同盟會的大會時，孫逸仙在會上發表了講話。會後陳其美向孫逸仙引見了蔣介石。 關於這次後來被大書特書的“歷史性”會晤，既無文字記載，又無影像有聲資料。按照喜歡臆想的傳記作者所說，這位熱血青年給孫中山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對陳其美說： “這個人將成為革命的中堅，我們的革命運動正需要這樣的人。 現在回顧一下，這句話的後一部分比前一部分要說得恰當一些，除非孫逸仙是個輕率的人，否則他就不會對陳其美這麼說，因為陳其美那時有理由認為，要是革命確實需要個中堅的話，那麼這個角色定是非他陳其美莫屬。 不管蔣介石在與孫逸仙的第一次會晤中是否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倆的會晤倒確有其事。那時的蔣介石正是一個渴求找到領袖的熱情青年。 而今他終於找到了領袖，這正值孫逸仙活動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具有吸引力的時候，他感到欣喜若狂。 那時候，中國公民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就可以進入日本，不管他屬於什麼民族，也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如何，既不須護照也不必辦登記。 然而要是清廷官方向日本指出有某個不良分子要去日本或已在那兒，日本方面就會禁止此人入境。如果已在日本，也會將其驅逐，以滿足清廷的要求。 對孫逸仙，清廷正好向日本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這大概是在孫蔣會晤之後不久。毫無疑問，孫在日本已培植了一大批革命的迫隨者。他過去是從上海被趕出來的，如今東京也呆不下去了，他就將革命總部移往香港。 當蔣介石還在軍校學習時，孫逸仙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在華南各地就進行了不少於七次的革命嘗試，但都失敗了，他的許多追隨者被殺了頭，清朝的統治依然如故。 蔣介石每次總是主動提出要為革命出力，但每次都由於出於長遠的考慮而被拒絕，孫逸仙說，他為革命為中華能作的最大貢獻就是完成他的軍事學業。 1909 年。11 月底，蔣介石從軍校畢業了，下一步是上正規的軍事大學，但在此之前軍校學員得去體驗一下最低級的軍事人員的生活，看看自己能否受得住這種艱苦生活的考驗。 1910 年1 月一個凜冽的早晨，蔣介石站到了駐紮在高田的野戰炮兵第十九聯隊隊長日奉大佐面前，“啪”一個立正，打了個敬禮，他倆的頂頭上司是“大鬍子將軍”長岡外史，他統帥著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日奉大佐的聯隊就隸屬於這個師團。 整個冬季，蔣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時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喂自己的馬，然後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戶外，晚上日本士兵們通常要幹奴僕般的苦活。 後來蔣介石對他在日本這幾年的生活隻字不提。這些活是規定死了的，非幹不可，他幾乎沒有時間和自己的中國同學往來，但一旦和他們聊起來，他總要說些“上戰場比這要苦得多，沒有人不可忍耐之事，習慣成自然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很奇怪，蔣介石似乎並沒給他的日本長官們留下什麼印象。他們絕沒想到他會幹成什麼大事。幾年以後的1929 年，這時的蔣介石已出名了。 長岡外史冥思苦想試圖找到蔣成功的秘密，他寫了篇文章回憶說：1927年在東京，他邀請蔣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樣，蔣穿戴得筆挺，“象個瀟灑的影星”，謙恭有禮得有點兒過分，告別的時候，蔣獻給長岡一個條幅，上書“不負師教”四個字。長岡外史認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報才是蔣介石成功的秘密。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中時，他便決定暫時放棄在日本的軍事學業，馬上回去參加革命。自那以後，尤其是參加杭州戰鬥以後，蔣介石的個人經歷就開始同中國的現代史結合在一起了。 開始他並不引人注目，後來則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國民黨的史學家們都稱蔣介石的部下為“敢死隊”。在帶領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撫衙門之前，他給母親寫了封信，信中懇切地希望母親“恕兒不孝之罪”。接著他又說他是多麼希望能幹一番事業出人頭地，縱然戰死也心甘情願。從他母親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確實是個名副其實的剛強的母親。她在給兒的回信中說：“獻身與否均由你的事業決定。家中的事不必掛念。” 戰鬥勝利結束了，儘管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他的作用與重大得多的整個事業相比顯得很有限——而且這場戰鬥的勝利充其量也只能算整個杭州起義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認為他於得挺不錯。後來，一位將領寫了本不長的書《浙江獨立紀實》，書中把蔣介石當作英雄特寫了一番。為表敬意，他獻給蔣介石一本，並隨書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風尚，蔣介石回信說，他無功受過獎，受之有愧，並希望此書再版時，作者也能公正地評價一下書中未曾提及的參加了這次戰鬥的其他人員。 有一本蔣介石的傳記記錄了這次信件往來，但沒說明日期。不過可以推斷出這事可能發生在1912 年8 月。正是在這個月．國民黨成立了。也正是在這個月，袁世凱派人暗殺了一位民國將領。 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運動的狀況：清政府被推翻了、但這種變化的結果只是僅僅讓另一個清朝的官員上臺，而他對孫逸仙的革命綱領——三民主義毫無興趣，如果這樣的話，那這種變化還有什麼意義呢？蔣介石覺得幻想破滅了，他不甘謀職于袁世凱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 年8 月，他決定返回東京繼續學習他的軍事。 他一面學習，一面擔任《軍聲》雜誌的編輯工作，該雜誌經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軍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 年—— 1913 年這段時間寫成的。他在《軍聲》雜誌創刊號上撰文嚮往一個大同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各種族和睦相處，只需員警來維持秩序，沒有戰爭，因而也無需軍隊。他更現實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勢，指出俄國和日本最有可能與中國為敵，他排除了中國能經受得住俄國人進攻的可能性，指出實際上無論侵略來自何方，中國都不堪一擊，並大聲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 萬人的正規陸軍來保衛國家。 就中國的面積和當時龐大的人口而言，這已是相當小的兵力，但這也將花去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國家收入。 他還強烈批評了把軍權和民權集中于省總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寫道：這種制度要是不改變，中國總有一天會變成由許多各自為政的王國組成的一個鬆散的拼盤，因此，軍權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掌握。 蔣介石發表這通狂論時是二十五、六歲。20 和30 年代，戴高樂就法國的國防問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和書籍，並引起了爭論。這樣看來，蔣介石發表類似文章時比戴高樂要年輕十歲。 儘管那時人們同樣愛好爭論，但蔣介石的這篇文章是否引起過類似的爭論並無記載。不過，當時他還很年輕，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還是在一個異邦的首都寫出來的。 那時候在遠東，任何一個想從事軍事生活的年輕人學習軍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後才能輪到另一個軍事強國德國。蔣介石正打算去德國繼續他的軍事學習時，孫逸仙為推翻袁世凱而發動了“二次革命”。蔣介石立即趕往上海投奔陳其美，擔任了陳的參謀長。 1913 年7 月23 日，按照事先的計畫，陳其美宣佈上海獨立，但這次也和以前一樣，革命者舉事迅速，失敗也迅速。他們攻打的製造局防守嚴密，戰鬥中蔣介石還被一名哨兵抓獲，但他設法逃了出來。 蔣介石失敗了，但並沒因此而失寵，在孫逸仙眼裏，他甚至變得更堅強了。要說孫中山是個成功的革命領袖，似乎不太恰當，但蔣介石對他身處逆境所表現出的勇氣倍加欽佩。 御用的傳記作者因此而認為他倆的親密友誼即始於此時。 這次革命失敗後，他倆同赴日本尋求避難（日本對孫博士的到來是不加禁止的）。 他們的党被背信棄義的袁世凱取締了，國民黨領袖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民國在遭到極度痛苦的挫折後土崩瓦解了。不錯，他們革命所發生的影響和作用遍及全國各地，但絕大多數地區傳來的報告都令人沮喪。 南方的局勢尤其險惡。陳其美認為，不管怎麼說南方受革命影響較大，而真正的革命目標其實應該是北京和北方。孫博士認為他說的有道理，便將他派往大連，在那裏花了六個月的時間進行實地調查，但結果一無所獲。 現實是無情的。在國民黨和袁世凱的鬥爭中，國民黨不論哪方面都要略勝一籌。但他們的組織渙散，情報不可靠，治安防衛漏洞百出。蔣介石很早就發現了這些問題，1914 年春他再一次意識到這些問題。這一年他被派往上海去執行一項任務，在那裏組織一起暴動，他計畫制訂得十分完善，但方法有點欠缺，他打算一動手，就馬上佔領該城四周和海岸附近所有重要的戰略點。但上海鎮守使老奸巨猾，一年以前他曾遇到並處理過類似的問題。他的安全防範設施十分有效，5 月30 日，他派員警對蔣的總部突然襲擊，進行搜查，部隊和員警一下包圍了蔣介石正打算去的一個朋友的家。 蔣差一點被抓了起來。當他從遠處看到圍著一群人時，就趕緊逃之夭夭了。 6 月，孫博士派他和另一個同事去黑龍江省，調查一份安插在那裏的一個國民黨員寫的報告，報告說那兒的條件已成熟，可以舉行起義。蔣介石講一口結結巴巴的北京官活，而且對那兒的情況缺乏瞭解，派他去幹這種事並不適合。但調查了一些地方後，蔣介石報告說，在那裏舉行起義，成功的可能性精確他說只能等於零。後來才弄清楚，那位打了樂觀報告的國民黨員，原來是想借此等到資金，以飽私囊。這樣的事例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歷史中不勝枚舉。 看來又得等很長一段時間了。蔣介石回到東京，開始整天鑽研中國哲學和軍事著作，並且開始每天晚上在日記己中記下白天所幹的錯事。 由於那時他沒有多少事可做，所以有人猜想他並沒多少東西可以往日記裏寫。但記日記的習慣已纏住了他。他一直將這個習慣保持到死。 然而革命行動並未銷聲匿跡。1915 年夏，蔣介石又迎來了所謂的“第三次革命”。與前兩次一樣，這一次的結果仍無起色。 蔣介石第一次——但並非最後一次——效法袁世凱慣用的伎倆，策劃了一起暗殺行動。 因為上海守官兩度挫敗了蔣介石佔領該城的企圖，這一次蔣得將他幹掉。於是兩名國民黨刺客——一個是神槍手，另一是懷揣炸彈，於11 且10日找到了暗殺的目標，但關鍵時刻他倆卻變節自首了。 12 月5 日，原定的海上援助攻城計畫只得告吹，設在法租界內的革命總部也被法國巡捕搗毀，蔣介石爬到另一幢樓上才得以脫險。 這次失敗使蔣深受打擊、可能由於神經衰弱，也可能是由於得了一種身心病——心理情感的原因而引起的身體上病症——他開始臥床不起了。他仍隱匿在上海，他母親得知這個消息後，長途跋涉趕來護理他，好讓他恢復健康。 關於蔣介石的母親對兒子那時過的生活是怎麼想的，並無任何記載。 蔣介石的御用傳記作者對蔣在上海期間的細節描寫似乎太過分珍惜筆墨了，這是可以理解的。 蔣的朋友陳其美除了在革命方面是蔣的良師益友外，在別的一些事情上也是蔣的“師友”。他時常光顧妓院，蔣介石也每次同往。 1912 年，在一次晚宴上蔣介石與一位姑娘眉來眼去，這姑娘叫姚怡誠，是為一個名妓做下手的女僕，雙方的目光都很熾熱。不久她就成了他的情婦，蔣介石還將她帶回老家。姚氏自己沒有生育，蔣緯國被從日本帶回來後，她就將他視為己生（蔣緯國是蔣介石在東京時期的私生子）。 儘管蔣介石經常被通碟緝拿，但他似乎頗有逃遁之術，總能躲過袁世凱巡警的追捕。當時他在上海混跡於下流社會之中——這個社會是由冷酷無情而又臭名昭著的青幫統治的天下，它是黑手黨在中國的變種。他們控制著鴉片、妓院，敲榨勒索，過著花天酒地的放蕩生活。在這個無法無天的城市中，他們幹著各種污七八糟和傷天害理的事，誰要和他們作對，他們想把他幹掉就可以把他幹掉。為了哥兒們義氣、他們可以採取暴力。這是一支可能連員警都自歎莫如的有組織的勢力。 如果說蔣介石是受到了上海黑幫勢力的保護的話，那麼他是用什麼來予以報答的呢？當時他不名一文，也沒有證據能說明他當時和黑幫狼狽為奸，共用贓物，但他和黑幫一起，共同對付袁世凱的員警，倒是真的。他落難之時黑幫拔刀相助，也實有其事。儘管有時他到上海證券交易所充當經紀人來打發生活，但當時他常常還是處於危險之中的。 在袁世凱看來，蔣介石和陳其美已是他的眼中釘，必須將他倆除悼，1916年春，蔣介石恰好又給袁肚凱製造了個麻煩： 他佔領了位於長江南岸介於上海和南京之間的江陰要塞，後來他的部下紛紛離去，只剩他孤身一人守著要塞。這一次蔣介石又遭到了失敗，不過他再一次逃脫了此時陳其美已接任國民黨黨務部部長，命蔣介石為其助手，這是耽于幻想的孫博士所實行的試圖集中黨的組織機構的計畫中的一部分。如過去一樣，經費還是少得可憐。 一天，有個人向陳其美提出要向革命組織獻款，陳動了心。其實他應該謹慎一點，提出獻款的人實際是一個身為國民黨員而替袁世凱辦事的特務。1916 年5 月18 日，陳其美前往預定的交款地點時，在途中被槍殺了。 陳其美的死使蔣介石深感悲痛，在為他這唯一的親密朋友作的悼詞中，蔣介石失聲愉哭道：“悲哉！從今後象他那樣知我愛我之人，何處可尋啊？！”這是他發自內心的呼喊，既有情感的悽楚，又帶有現實的悲衰。他昂首間蒼天，陳的事業誰來繼承？接替他的會不會是一位與自己有隙的人呢？ 隨著陳其美的死，蔣介石在領導層中的地位提高了，他成為孫博士的親信。陳被刺不到三個星期，世人憎惡的袁世凱也在潦倒之中一命嗚呼。 他的帝制復辟的夢想被帶進了墳墓。 這時的蔣介石已29 歲，性格已完全成熟了，在此值得多說幾句，溪口的這個“頑皮小子”已成為一個好衝動和冒險的大人了。他勇敢得可以說到了莽撞的程度，他常常去冒些異常可怕的生命危險。但每次都安然無恙。 他為人嚴肅，結友不多但對他們都很忠誠。無論從他的一舉一動，還是從他所受的教育來看，他都是一個十足的孔教徒，就連後來他皈依基督教這個事實也沒影響他一點。他的政治觀是現代和保守思想的混合： 他認為，除非儒家的道德得到保存或恢復。否則實現現代化將毫無意義。 他的性格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東西。他的謙遜由來已久，決不是裝模作樣作出來的，他終生反對別人過分讚揚自己，而且還不願和他人開口談論自己。 然而，對有助於他的統治且無庸置疑已在他的追隨者中傳佈開來的對他的崇拜，他卻並不採取行動加以阻上。伴隨著言行舉止的謙遜，他養成了一種極端的自矜之情，雖然他並設想到自己的志向和行為會有什麼錯，也沒想到這些志向和抱負竟會與中國最大的利益背道而馳，以至於最後一切致命的失敗給他帶來了一場終身的恥辱。 他的領袖天賦是無可非議的，但良好的判斷並不能說明一切，他對軍事和戰略的分析在地緣政治方面不無道理，但他對政治的領悟還遠遠不夠，他主要是從軍事上來理解權力，而一旦他靠操縱他人對自己的忠誠來行使權力時，他就將自己的那種對政治的理解如實地、毫不掩飾地付諸行動。最後，他也就無法理解權力賴以維持的社會和政治因素。 他最終失敗的原因蓋源於此。 第四章　動盪與背叛 “殺死孫中山、搞賞20 萬美金”，在這段處於逆境的日子裏，蔣介石一直追隨在孫中山左右，忠誠不移。 孫中山終於認識到，此前曾給予他良好建議並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而正是蔣介石。 從此蔣介石開始飛黃騰達。 袁世凱與日本人的勾結損害了民族主義革命。袁世凱有過成功的時候，但他卻未能恢復帝制，也未能有效地控制全中國。 孫中山創立的國民黨勢力較小，而孫中山本人有時也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在中國人的眼裏，民主的概念是不可思議的，而已有的一些議會民主經驗也已誤入歧途。 清王朝垮臺了，但還沒有取而代之的產物；中國面臨一個漫長的動盪不安的局面，不斷遭到外來干涉。 中國出現了幾個相互敵對的政權，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孫中山在廣州領導的政府。1917 年7 月，還有人企圖重新恢復清王朝的統治，但僅僅維持了11 天。事實上，這些政府都無實權，幾乎所有省份都為當地軍閥所統治。 軍閥之間戰爭的勝負決定了其勢力範圍的大小，1920 年至1926 年，中國內戰不斷，1926 年和1928 年蔣介石領導的兩次北伐，在表面上掃除了這些軍閥，但是只要一有機會，他們便會東山再起，這些軍閥統治者肆意殘酷地剝削老百姓，收斂錢財。他們拼命增加苛捐雜稅，開煙館設妓院。他們強迫農民在地裏種鴉片，結果造成各地區普遍饑荒、商人們也被迫向軍閥納貢，以免被公開掠奪，當時的鴉片監督局不進行毒品控制，卻巧立名目強徵稅款。 1916 年至1926 年這十年間，中國處於動亂之秋，局勢混亂不堪。1917年5 月3 日北京政府非法解散議會。同年10 月，在海軍第一艦隊的護送下，孫中山偕同兩位前任部長和130 名前國會議員回到廣州。 孫中山宣佈成立國民軍政府，他被選舉為大元帥。他嚴正地指出北京的“總統”是革命的叛徒。此時的孫中山正如以前一樣，不知道又一起背叛正引而待發。他的新政府裏的一個高級官員正暗中與北洋政府勾結，並派人暗殺了第一艦隊司令。這個叛徒就是桂系軍閥陸榮廷，他公然無視和違背孫中山的命令。 1918 年5 月4 日，孫中山這位共和國的創始人在絕望之中被迫辭職。 以後的三年是軍事混戰、政治混戰的歲月。蔣介石已任粵軍要職，這支部隊由陳炯明將軍領導，在表面上效忠孫中山。 由於粵軍全是廣東人，再加上蔣介石要求紀律嚴明，作為外鄉人的他並不受官兵歡迎。 最後，蔣宣佈辭職，並告誡孫中山，陳炯明不可信賴。但是，孫中山沒有考慮蔣介石的意見。後來的事實證明，蔣介石的這一判斷是有根據的。 自從袁世凱死後。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重大事件。1917 年11 月，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奪得政權，孫中山作為一個革命者向另一個革命者列寧致電祝賀。 第二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都迫不及待希望能收回清王朝時被外國人佔領的土地和給予外國人的特權。美國總統威爾遜至少三次提出和平公正地解決戰後問題，他的著名的“十四點計畫” （1918 年1 月8 日提出）號召要公正地調整殖民地政策，要考慮到人民的利益。但必須承認，他的主張對於解決中國問題，還是顯得過於籠統了一些。 中國問題的焦點是山東半島的主權歸屬問題，1898 年德國強行佔領了山東半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也宣稱對山東半島擁有主權。1919 年5月，中國的反日情緒達到極點，北京的學生們計畫以“國恥日”的方式，抗議1915 年與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5 月4 日，學生們與守護使館區的員警發生衝突，導致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 6 月12 日，北洋政府內閣成員被迫引咎辭職。6 月28 日，出席凡爾賽會議的中國代表，在未得到任何指示的情況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直到7 月10 日，代表們才收到政府的指示，但拒絕簽字已成事實。世界各國突然注意到對遠東的政策是不公正的，威爾遜總統也因中國問題在國內受到攻擊。 這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已成立。1919 年7 月，蘇俄人民外交副委員加拉罕宣佈了《第一次對華宣言》，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它表示蘇俄政府將把沙皇時代割占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中國，中東鐵路也將交還中國，蘇俄放棄庚子賠款中的應賠償給俄國的那部分，俄國人在中國的特權也將取消，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只有一個：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問題難就難在北洋政府實為外國勢力控制，沒有外國主子的同意，它不敢給予承認。最後，產生了一個妥協的辦法，這就是北洋政府宣佈不承認沙皇政府。即使這樣，那些外國主子仍不滿意，但北洋政府決定下再後退了。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聚集了革命力量，促進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革命團體的建立。“新青年組織” 便是其中之一，其成員包括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陳獨秀和圖書館館長李大釗，他們倆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毛澤東當時是圖書館助理員，1919 年12 月。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會”。這些代表著未來的力量在這一年都聚集在北京，而蔣介石此時卻在幹著別的事情。 那麼，蔣在幹些什麼呢？蔣介石仍負責粵軍第二支隊，他越來越不喜歡在那裏呆下去，1919 年上半年，蔣介石以探望母親為藉口離開部隊。事實上。這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蔣介石卻停留在上海和東京。 粵軍參謀長鄧鏗是蔣介石最好的朋友，這年夏天，蔣介石曾兩次給他寫信，談論對粵軍的看法，蔣介石抱怨說，已經無法對第二支隊進行改造了，軍餉無端被浪費，他也不能自己選拔軍官，而他提的任何建議都未被採納。總之，情況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救藥，所以，蔣介石認為應解散第二支隊。 在7 月9 日的第二封信中，蔣介石抱怨情況越來越糟，他“身心憔悴”，有些地區土匪活動猖獗，但由於部隊紀律渙散，內部派系鬥爭嚴重，他們根本無力對付土匪。為避免人們指責他迷戀官職，喜歡投機，蔣介石決定辭去第二支隊司令一職。 在蔣介石的生涯中，每當形勢不能如他所願時，他就以辭職的方式來以退為進。他多次辭職，試圖以此來證明他是不可缺少的，其結果也往往是他一旦複出，職權就會更大。這次孫中山和陳炯明再三挽留，但蔣介石都予以拒絕，直到1920 年9 月，由於他的一個朋友朱執信被桂系軍閥殺害，蔣介石才重返廣東。朱執信的棺木被運往香港，蔣介石前往悼念，並擬定了一份以粵軍驅逐桂系軍閥的作戰計畫。 但是此時，蔣介石與陳炯明的矛盾已不可調和。1920 年11 月，孫中山寫了一封情真意切而又嚴肅的信給蔣介石，勸他留下來並努力與陳炯明搞好關係。 孫中山不顧年齡長幼的傳統習慣，稱蔣介石為“我親愛的介石兄”。信中寫道： 執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計吾黨中知兵事而能肝膽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誠篤，堪與執信比，而知兵則尤過之。兄性剛而嫉欲過甚，故常齟齬難合，然為黨負重大之責任，測勉強犧牲所見而降格以求，所以為黨、非為個人也。 起初，蔣介石還能聽進孫中山的勸告，但他對陳炯明的不滿還是有增無減。陳炯明未採納蔣介石的意見，結果沒有全部消滅桂系軍閥。蔣介石憤怒之下，拂袖而去，前往上海。 他打電話給孫中山，解釋他離職的原因，但此時孫中山已無心思聽蔣的抱怨了。在他看來，陳炯明已實現了他的目的，即將桂系軍閥趕出廣東，桂系軍閥尚有殘餘留存，但卻無妨大局，孫中山決定返回廣州，重建軍政府。孫中山要求蔣回廣州，履行自己的職責。蔣一氣之下，回到老家溪口探家去了。 即使蔣長期不在職，孫中山仍十分信任他。1920 年11 月底，蔣終於返回廣州，發現給他的職位是重建的軍政府內政部部長，而這並不合他的胃口。 另一方面陳炯明已開始建立自己的勢力，他的職務頭銜甚至超過了孫中山：陸軍部長、廣東都督、粵軍總司令、兩廣最高檢察長。 1921 年1 月12 日，在廣州召開國會議員大會，進行投票選舉。儘管代表不足法定人數，孫中山作為“革命之父”已數次成為正義力量的領袖。這一次，孫中山希望通過法律程式成為當然的領袖。4 月，國會議員選舉孫中山為全國非常大總統。5 月5 日，孫正式宣誓就職。

儘管許多傳記渲染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親密關係，但有一點很明顯，孫中山從來就未認真考慮蔣介石的建議，也未將他當作自己的知心朋友。蔣介石再三勸告孫中山不要搞這個選舉，因為這種選舉未達法定人數，缺少法律效力；而且一旦南方聯合瓦解，不再效忠政府，這種選舉便毫無意義。蔣介石爭論說，任何不同意見都應被考慮。 蔣介石最後這次負氣離職，時間近三個月。他不斷受到各個方面的壓力，要求他回廣州。為孫中山效勞。他最後竟失去耐心，將國民黨的說客給打發走了。1921 年1 月5 日，蔣就他的行為寫信表示道歉：“我脾氣暴躁，行為魯莽，⋯⋯事後反省，深感慚愧，意識到自己太可笑了。” 孫表示原諒他的行為，但也說： “我兄——你過於固執己見，實為不可救藥。任何小事於你不滿，你都火冒三丈。” 蔣介石自己回憶說，在讀了來訪者帶來的信後，他感動得幾乎流淚，他決定返回廣州。 陳炯明在擊敗他的對手桂系軍閥後，手下已有幾個師組成的龐大隊伍，這時，他準備在中國南方建立自己的封建割據勢力。因此，他對孫中山的繼續西伐桂系的命令拖延不理，更不用說蔣介行的任何建議了。 1921 年2 月在在廣州，蔣介石已察覺出陳炯明的野心，但孫中山還不相信。 蔣之所以仍然回到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孫中山再三催促，另一方面是他一直渴望有機會徹底剷除廣西的殘餘桂軍。此時，這位內政部長最愁的是缺乏經費，因此暫時還顧不上向陳炯明挑戰。蔣介石認為，徵收關稅是籌集資金的最佳辦法，但問題是在北京的外國使館和公館不承認廣東軍政府，拒絕與之合作，而陳炯明也支持外國使館的態度。正是這個原因，促使孫中山進行選舉，以當選非常大總統。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他和北洋政府的首腦一樣，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1921 年5 月，蔣介石寫信給孫中山，表示完全反對這個選舉計畫。他認為：廣西的軍閥還未徹底清除，西南部也還未得到控制，此刻沒有時間進行選舉。更何況，選舉因議員不夠法定人數而缺乏法律依據，他寫到：“在平息廣西的叛亂後，我們可望繼續向東北進軍、直搗敵人的心臟”。他還充滿信心的寫道：“統一全中國並非一個非常艱苦的任務”。在信的最後，他再次提醒孫中山不要輕信陳炯明。 孫中山並未重視蔣介石的這封信。蔣介石沒有參加廣西戰役，6 月14日他母親去世，他立即趕了回去，一直呆到11 月他母親安葬完畢。這期間，他除了幾次返回廣東外，大部分時間都在溪口，孫中山未出席葬禮，但他為蔣太夫人寫了一篇感人的悼文，並在葬禮上由人代讀。 正如蔣所判斷的那樣，陳炯明開始背叛革命。1922 年3 月21 日，粵軍高級軍官、蔣介石的朋友鄧鏗被暗殺。陳炯明涉嫌很深，但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指控他。陳炯明有很大的可能暗殺鄧鏗，因為鄧鏗非常忠心於孫中山。陳炯明計畫排擠或除掉孫中山周圍的高級軍官，使其孤立無援；然後他再逼迫孫中山推遲甚至放棄北伐計畫。 蔣介石強烈要求孫中山將他的部隊秘密開進廣州，重建其大元帥的權威，然後清除廣西殘餘桂軍，最後出征北伐。 4 月，孫中山的部隊開到廣州。這時，陳炯明拍電報給孫中山，請求辭去他的幾個主要職務——這是傳統的拉開距離的中國方式。孫中山批准了他的辭呈，但要求他仍留任陸軍部長職，陳炯明拒絕孫中山的挽留，將他的部隊開回老巢——廣州東部的惠州，在那裏靜觀事態的發展，等待時機。 蔣介石強烈要求進攻惠州，然後平定廣西，但孫中山又一次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惱怒之下；蔣介石回到上海。4 月22 日他寫信給陳炯明，呼籲他與孫中山團結合作，參加北伐。陳炯明未予理睬。 陳炯明與北方軍閥的暗中勾結現在公開化了。這些北方軍閥都有自己的代表在北京政府內任職。北洋政府致電孫中山，要求他辭職，陳炯明及其手下公開支持這種要求。 6 月16 日，陳炯明倚仗北洋政府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公然派他的部隊炮擊孫中山的官邸，企圖謀害孫中山。 這時，蔣介石還在上海，他後來回憶說，陳炯明曾向他的部下許諾，如果能殺死孫中山，則犒賞20 萬美金，他還要洗劫廣州城三天。 孫中山堅持到最後，只是在他的同志們的勸說下，才離開廣州。在廣州的大街上，他一度與叛軍相遇，但僥倖的是未被認出來，孫中山逃到停泊在黃埔港的“永豐”號軍艦上。 儘管孫中山不聽蔣介石的勸告，以致於到了今天這樣的處境，但蔣介石如果不忠誠於孫中山，他也將一文不值。 蔣介石聞訊立即由滬南下，繼續追隨孫中山。他們在艦上呆了56 天。艦上悶熱難熬，又缺乏食物和淡水。一到晚上，蔣介石就上岸尋找食物，天亮則回到艦上睡覺或在甲板上警戒。 他們沒有根快乘艦離開，因他們寄希望于蔣的同事許崇智率領討伐軍打敗陳炯明。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8 月6 日他們得到許戰敗的壞消息；7 日，他們又得知詳細情況。兩天以後，他們的內線報告有人要陰謀殺害孫中山。終於，這艘英國軍艦同意將孫中山及其不多的迫隨者送往香港，再從那裏去上海。 在這段處於逆境的日子裏，蔣介石一直追隨在孫中山左右，忠誠不移，儘管他並不事事服從。孫中山終於認識到，此前曾給予他良好建議並一直堅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而正是蔣介石。 從此蔣介石開始飛黃騰達。 第五章　加入共產國際 孫中山決定聯俄聯共，派蔣介石去蘇聯考察。在莫斯科時，蔣介石讀到一份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檔，立即說到：“我太絕望了！看看它都說了些什麼？這麼忽視一個友好的黨，它怎麼能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蔣介石寫道：“⋯⋯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 許崇智戰敗後，率其餘部逃到福建。1922 年10 月13 日，他佔領了福州，孫中山立即給予嘉獎，並任命他為總司令，蔣介石為參謀長。 由於其他部隊的配合，這支忠誠的軍隊於11 月15 日進抵廣州，陳炯明不得不躲藏起來。幾個星期後，形勢變得明朗化了。1923 年1 月21 日，孫中山返回廣州，又恢復了他的軍政府。 反復無常的蔣介石總是要有命令或召喚才回到孫的身邊。 在重新收復廣東前，他又藉故跑到上海。於是，孫中山又給他寫了封信，此信是所有信中最嚴厲的一封，對蔣進行了批評和勸告。 蔣介石回到廣州，孫中山剛恢復軍政府，蔣介石又請假去上海醫治眼病。那時，他的確患了眼疾，儘管不清楚到底是什麼病。 上海這個港口城市，自有它的迷人之處，一直吸引著蔣介石，蔣介石參加革命的引導人陳其美，曾帶他去過黑勢力“青幫”的地盤，那條街到處都是妓院。 在那裏，蔣介石遇到一個妓女陳潔如，被她迷住了。蔣介石不久便與陳潔如結了婚，並居住在一起，直到後來蔣與宋美齡結婚，蔣與陳的這段浪漫婚姻才告結束。 在北伐期間，陳潔如在蔣的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扮演了日後宋美齡在蔣的生涯中扮演的角色。陳潔如容貌嬌豔，且知書達禮，蔣的朋友和部下都十分尊重她。 “青幫”成了蔣的保護人。 1927 年秋，臭名昭著的“青幫”頭子杜月笙資助陳潔如去美國。陳潔如在美安頓下來後，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她前往西海岸，在三藩市附近買了一幢房子居住下來。 1967 年她寫完她的自傳，交給紐約的一個出版商出版，但是臺灣當局不惜鉅款買下了該書的版權，使其出版計畫夭折。 陳潔如得到這筆錢後，十分富有，她移居香港，直到1971 年去世。她的骨灰運回了加利福尼亞，並埋葬在那裏。 那時，蔣除了眼疾外，其他一些事情也將他留在了上海，直到4 月20日，他才返回廣州。然後，他立即投入了與那裏的叛軍的戰鬥，這段時期，局勢一片混亂，進攻與反擊、忠誠與背叛、好運與惡運、敵對與競爭，錯綜複雜，變幻莫測。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孫中山的權力越來越不穩定了。 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孫中山決定聯合新的盟友——莫斯科新政權領導人，以改變他的運氣。 1918 年7 月4 日，蘇維埃政權剛成立不久，蘇俄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宣佈，蘇俄單方面廢除歷代沙皇與中國及以中國為代價而與日本和其他國家簽訂的協定和不平等條約。除了1919 年7 月25 日的宣告外，蘇俄又於1920年9 月27 日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並正式通知了北京政府。 這一系列友好的聲明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的歡迎。最初，蘇俄並不重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只把它看作南方的一個小集團。蘇俄頻頻向北洋政府提出各種建議，但是在西方列強和日本控制下的各屆北洋政府均加以拒絕，於是，蘇聯人決定發展與國民黨的關係。與此同時，孫中山意識到他的權力基礎很不牢固，指望西方列強是不可能的，於是決定回應蘇聯人的建議。 蘇聯的利益並不一定都要由蘇聯人來代表。1919 年列寧建立共產國際，以把革命推向世界各個角落。 第一個派往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是斯內弗利特，化名為馬林，他以旅遊者的身份于1921 年春來到中國，並前往廣西會見了孫中山，這次見面，孫中山給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馬林認識到國民黨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代表。 1922 年1 月，廣州和香港爆發了海員大罷工，馬林發現國民黨很好地組織了這次新型的中國工人運動。 回到莫斯科後，馬林建議中國共產黨應加入國民黨，以期從內部控制它。這一建議與十月革命後派往中國的另一個蘇聯代表的報告內容完全相反，該報告贊成與北方軍閥發展關係。 1922 年8 月,馬林與孫中山在上海再次舉行會談。馬林建議孫中山吸收共產黨的群眾宣傳和群眾組織等經驗；而蔣介石則總是主張採取軍事行動。看來，孫中山採納了馬林的全部建議。 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如何呢？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都不懂俄語，也沒有人在蘇聯接受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事實上，正是馬林和共產國際的另一代表魏金斯基，把各地分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召集到一起，於1921 年7 月1 日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從而標誌著共產黨的成立。 馬林和魏金斯基都出席了會議。12 個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其中有毛澤東。 但是，中國共產主義思想的真正締造者陳獨秀和李大釗未出席，陳獨秀當選為第一位總書記，但不久他就脫離了中共。 後來李大釗被北京軍閥殺害。12 個代表中至少有6 個脫離了共產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導致了馬林仕途受阻。 最初，中共弱小並力量單薄，基本為共產國際所控制。 1922 年8 月，馬林在與孫中山第二次會晤後，正式建議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儘管中共黨內存在強烈的反對意見，但這一建議還是執行了。孫中山表示歡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 “媒”已作成，就差舉行婚禮正式結婚了。莫斯科派了一位有經驗的外交官——原駐柏林大使越飛來完成這一使命。 1922 年8 月，越飛來到中國，在與北京政府建立關係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後，他前往上海與孫中山進行會談。 1923 年1 月26 日，雙方發表了《孫越公報》，雙方表示中國目前還不具備實現共產主義或蘇聯模式的社會制度的條件；當前的首要問題是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公報再一次宣佈蘇聯放棄在中國的任何特權，但仍保留中東鐵路——這條鐵路是俄國人1917 年得到的。 孫中山和越飛之間達成一個默契，那就是蘇聯共產黨將按照共產主義路線改組國民黨。 1923 年10 月6 日，蘇聯政治局委派能幹的鮑羅廷來進行這項工作。正象這一時期的許多俄國革命者一樣，鮑羅廷用了假身份，他是個猶太人，出生於立陶宛。 1924 年1 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完成了改組任務，從此，國民黨決定每兩年召開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半年開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另外，設立一個小規模的常務委員會，由五至九人組成，這相當於標準的共產黨政治局。 這一系列措施使共產黨獲益匪淺，儘管它的人數仍然很少，但它開始在人數眾多的國民黨內部發揮作用了。 上述這一切，正是蔣在下一個階段的活動的歷史背景。 孫中山已決定聯俄聯共，他計畫派他的部下去蘇聯考察並向他彙報，他選中了蔣介石。 1923 年8 月5 日，蔣在上海與馬林商談了出訪安排。1923 年8 月5 日，蔣在上海與馬林商談了出訪安排。9 月2 日，蔣由三個助手陪同，抵達莫斯科。他在蘇聯的大部分時間都呆在首都莫斯科。11月29 日他們離開了蘇聯，並於12 月15 日回到上海。 蔣介石一行是前去考察蘇聯革命成功後的黨的體制以及政治和軍事組織狀況。 有關蔣的傳記裏說，蔣對他在蘇聯親眼目睹的蘇聯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滿。在他自己的文章裏，他解釋了其原因。在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裏，蔣介石表示了對革命的信心，他認為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思想基礎的中國革命運動，將在兩三年內取得成功。他宣稱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建議共產國際多派些人去考察。 在莫斯科時，他讀到一份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檔，立即說到：“我大絕望了！看看它都說了些什麼？這麼忽視一個友好的黨，它怎麼能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 蔣介石一行參觀了彼得格勒的海軍研究所和其他一些軍事學校，並在克倫斯塔參觀了海軍基地。沒有人談論兩年前在這兒發生的一次叛變。但從當地人和海軍人員的態度來看，這一事件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他們會晤了一些部長及一些地方官員並參加了莫斯科蘇維埃全體代表大會。蔣寫道： “我很快就察覺出蘇聯社會各部門及蘇聯共產黨記憶體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激烈鬥爭。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這是我出訪蘇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一直呆在國內，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發現這些。” 國民黨的一些較為婉轉的有關蘇聯的參考資料也未改變蔣介石對蘇聯體制的看法。 還有一個原因導致蔣失望和不滿。蔣試圖與蘇聯解決沙俄侵佔的中國領土，尤其是外蒙古問題。在頭一年元月份的《孫越公報》中，蘇聯代表明確表示，蘇聯“無意繼續奉行在外蒙古問題上的帝國主義政策，也無意使它脫離中國”。 但是，只要蔣介石一提起這個問題，蘇聯人或者避而不答，或者態度強硬，毫不妥協。 事實上，正是在蘇俄當局的策劃下，于1919 年7 月6 日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而且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蘇聯會放棄對它的控制。 蔣介石希望列寧能會見他，但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此時已處於昏迷狀態，蔣介石與契切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和托洛茨基等人見了面，尤其是與托洛茨基進行了幾次長談。 使蔣介石吃驚的是，許多蘇聯領導人都十分敬重孫中山，而且最真誠與國民黨合作的多是猶太人。 托洛茨基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蘇聯將給予全力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他請蔣轉告孫中山：“蘇聯將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將給予積極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蘇聯不會直接出兵。” 列寧的病情日益惡化，蔣注意到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國際派和以史達林為首的國內派為爭奪權力的鬥爭已日趨顯著（蔣介石當時似乎沒見過史達林）。 使蔣介石擔憂的是，中蘇合作是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的，蔣認為，一旦蘇聯政權得以鞏固，它就會恢復沙皇時代的帝國野心。 蔣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這些都寫了出來。1924 年3 月14 日，他從奉化給一個國民黨高級官員發了一封信，信中寫道：蘇聯共產黨不值得信賴，並且他在蘇聯遇到的黨員，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他繼續寫到：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蔣介石的這封信在國民黨常務委員中進行了傳閱。但是，他的信和報告在國共合作的熱烈氣氛下，絲毫沒有產生作用。 當蔣介石不在廣州時，鮑羅廷正好到來，在廖仲愷的建議下，孫中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 孫中山看來完全被鮑羅廷的個人風度和性格迷住了。 鮑羅廷是個典型的世界主義者和革命冒險家。他幼年時被送往美國，在那兒接受教育。 後來他在芝加哥開辦了一所商業學校，並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鮑羅廷是他的化名，共產國際先後派他去過墨西哥、蘇格蘭（在這裏被驅逐過）和土耳其。 鮑羅廷來到廣州時，還帶了一封蘇聯的信函，宣佈放棄沙皇時期侵佔的中國領土。 鮑羅廷很快贏得國民黨領導人的信任，這不僅是由於他的個人風度、他的真誠，而且是由於他的個人信念及對三民主義的完全支持。 蔣介石12 月中旬才返回廣州。他回到中國後，先回了溪口。孫中山再次對蔣的目無紀律感到不滿。1923 年12 月24 日他發了封電報給蔣，說他此行蘇聯責任重大，應速回廣東報告旅蘇情況，詳細制定中蘇合作計畫。他還寫到，我們尊重你關於政治形勢的意見和你的建議，我們想與你商討此事。 蔣介石不甚情願地中斷了他的個人安排，回到了廣州。他向孫中山解釋說，在他去蘇聯之前，他十分相信俄共是真誠的，是願意幫助國民黨的。但是，蘇聯之行使他失望了。從短期利益來看，“聯俄容共”可能會形成反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力量；但是從長遠來看：蘇聯的世界革命計畫比老的殖民者對中國的獨立具有更大的威脅。 同以往一樣，孫中山又一次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他認為，目前的革命形勢迫切需要國共合作，對待共產黨的唯一辦法是，將他們置於國民黨的領導和控制之下。這樣，就能進行北伐，而一旦北伐勝利，就能實現三民主義。 蔣介石徒勞的努力使國民黨領導人開始有所戒心，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的反問：難道蘇聯沒有承認國民黨是唯一能領導民族革命的黨嗎？難道不是蘇聯敦促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接受其領導嗎？越飛不是承認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嗎？ 根據國民黨的官方檔案，孫中山的最初政策是“聯俄容共”，但是中共按照自己的做法，將其理解為“聯俄聯共”。 蔣回到廣州後不幾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憂心忡忡的蔣介石參加了大會，他發現國民黨黨員已經開始受新加入的共產黨員的影響。 這些中共黨員很好地利用了他們與蘇聯的特殊關係，第一個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李大釗在大會上發言說： “我們作為個人而不是組織加入國民黨。也許有人說我們是雙重黨籍，但是不能說國民黨是黨中有黨⋯⋯我們加入國民黨並同時保留中共黨員的資格，這是公開的值得讚揚的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行動。” 蔣回憶說，李大釗的講話起到了預期的效果。國民黨的所有疑慮都消失了，國民黨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然而，中共黨員通過秘密組織，迅速擴大了它的影響範圍。 大會正式通過了鮑羅廷起草的章程，李大釗和毛澤東等八名共產黨員被選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1 月24 日，大會即將閉幕時，蔣被任命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主席，籌畫在距廣州14 英里處的黃埔島開辦學校，並被提名為軍校校長。蔣對與共產黨合作越來越表示懷疑，再次提出辭職，並將籌備工作留給廖仲愷，自己回溪口老家去了。孫中山又一次發信和拍電報催他，提醒他要服從革命的需要。直到4 月份，蔣才聽從催勸，返回廣州。 孫中山認為軍校是國家統一不可缺少的工具。他迫切需要一支訓練優良的隊伍去掃除軍閥勢力。 蘇聯答應提供武器和訓練人員來支援軍校。在莫斯科時，蔣介石就與蘇聯紅軍高級將領討論過有關的細節問題，在他返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途中，他還會見了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加倫將軍。 蔣介石最後同意出任黃埔軍校校長，他提出由加倫將軍作他的參謀長。蘇聯方面同意了這個要求，這樣加倫來到了中國。 廖仲愷被任命為黃埔軍校國民黨黨代表，他的副手是留法的年輕有為的中共黨員周恩來。 蔣對加倫十分敬重。“在我看來”，蔣寫道：“他是個傑出的蘇聯將軍，也是個很有理智的人和很好的朋友。最不同尋常的是他身上絲毫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跡象。” 在後來的日子裏，蔣又多次要求史達林再派加倫來華，這些請求多數未被答復。1939 年，史達林告訴國民黨駐蘇大使，加倫由於迷戀一個日本女間諜而不忠於國家，已被處決。 1924 年6 月16 日，孫中山宣佈黃埔軍校正式創建，這表明中蘇之間、國共之間的軍事政治合作已經開始。 第六章　孫中山逝世前後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權力在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中角逐，因為孫中山生前認定他的同鄉廣東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馬”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孫中山一邊與當時的背叛和種種欺騙行為進行鬥爭，一邊繼續帶頭表現出高尚的品質和對他人的純樸的信任，其他人似乎並不急於仿效他，在他58 歲及隨後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再次將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實現上。 每個人都知道孫的革命意味著推翻清朝統治，取消不平等條約，保障中國的主權和統一。但這些雄心抱負是模糊不清的。 少數完全堅持自己思想觀念的共產黨人參加了國民黨，這些共產黨人知道自己所要做的是什麼，並且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在力法措施上得到了良好的指導。但是什麼是國民黨自己要做的呢？什麼是國民黨自己所確切主張和堅持的呢？ 孫博士的三項原則——三民主義——已得到表述，但卻未得到解釋。他目前正試圖通過持續數月的每週一次的系列演說來彌補這個不足。 孫逸仙曾被批評為一個空洞貧乏的理想主義者，但這種批評並不完全公正。 由於中國語言的特點，使三項原則本身的確切含義顯得含糊不清。 第一項原則——通常被解釋為民族主義，在中文裏其字面含義是種族，而更廣泛的含義則是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第二項原則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它有著兩個類似于第一項原則的中國漢字：民權，意思是人民的權利；至於第三項原則“民生”，它有時被描述成社會福利或社會主義，並且孫博士本人就曾論述說它並不比共產主義遜色，但民生的字面含義無疑更接近其原來的精神。 孫博士試圖吸收包括象盧梭、傑佛遜、馬克思等人在內的外來的政治思想，使之適應中國的歷史經驗和實際條件。儘管孫逸仙所做的關於三頂原則的十四次演說只是偶爾才顯示出樸實真切，而且無法與體現政治哲學家才智的最偉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為凝聚中國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孫博士對中國和西方制度進行的最有獨創性的結合是政權結構的新形式，即五權分立的政府，其五個分支機搆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和監察。雖然，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經選舉而產生的委員會（中文稱“院”），但是，人民主要是通過運用以下四項“權力”來實現其主權的：投票權、罷免權、創制權和複決權。一個嚴重的不足是孫博士沒有制定任何細節來詳細闡明人們怎樣使用上述四種權力。 在當時混亂和野蠻行徑充斥的情況下，孫博士的政治主張的影響是極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 年，對孫博士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是如何規劃他那遙遙無望的三民主義烏托邦，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領導他所發起的這場革命。 他在1924 年4 月12 日頒佈的“民族復興大綱”中簡單敍述了其革命的方法，這個大綱制定了運用武力排除障礙、以和平方式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以及避免階級鬥爭和社會動盪的原則。 蔣則把這一大綱稱為“國民革命基本憲章”，並在孫中山去世後援引該憲章作為其屠殺共產主義者的根據。 儘管勉強存在同軍閥及其雇傭軍進行合作的機會，但孫仍主要寄希望於黃埔軍校。蔣介石曾拒絕在軍校工作以表現他似乎對此漠不關心，然而，一旦他開始從事這項工作，他便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很明顯，黃埔軍校校長這一職務是他獲取大權的一個臺階。 在當時，蔣的資歷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點使他還不能進入更高的國民黨政治決策機構，不論人們是徵求他的意見還是僅僅採納他的建議，他的主張都不可能被當作命令來執行，但作為被任命來訓練未來的國家軍隊的人，他的影響則在逐步擴大，他至少已開始組建一支軍隊，使之聽命於實際存在的中央權威，而不是滿足某個軍閥的強權和貪婪。 很難說那時候蔣就考慮在短期內攫取個人最高權力，因為孫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 歲，相對而言還是年輕的。 在1924 年6 月16 日舉行的軍校開學典禮上，孫博士以簡單明瞭而又引人注目的詞句清楚地闡明了他的目標： 我們共和國的基礎幾乎沒有存在過。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黨的鬥爭而非依靠革命軍隊而開展和堅持的，由於缺乏一支革命的軍隊，我們的革命一直由軍閥和官僚操縱。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的話，我們的革命是決不會取得成功的。 從現在起，我們的革命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這所軍校是革命軍隊的基礎，而革命軍隊是以諸位同學為核心的。 蔣每日淩晨5 時起床，清理臥室後便開始巡察，嚴厲地叫醒仍在蒙頭大睡的人。首期500 名軍校學員是從3000 名申請者中通過公開考試入選的，他們在軍校正式開學五、六個星期前的5 月5 日就被錄取了。 軍校資金缺乏，教員素質參差不齊，蔣的俄國朋友加倫將軍領導著這支蘇維埃式的學員隊伍，並採納了鮑羅廷的意見，即以托洛茨基的紅軍為模式訓練軍隊，使之能在正式操練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現代戰爭的技能——所有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學員們肯定都被相互對立的學說弄糊塗了。共產黨人在給學員講課時帶來的是熱情和蘇維埃式的作風，國民黨則有很多人忙於宣傳孫博士的新思想。

然而在國民黨這一邊，已存在明顯的意識形態不統一的跡象。 軍校的政治委員廖仲愷代表了左派，他們熱心於同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全面的合作。國民黨宣傳部長汪精衛是中間派人物，他最先組建國民黨，支持與俄國人聯繫，是因為孫博士宣導這樣做。而保守的右派胡漢民則公開反對這樣做。 蔣介石的立場是模棱兩可的，而且使其同事們頗感困惑。 在赴莫斯科之前，他滿腔熱情地與布爾什維克合作。他從俄國回來後改變想法這一事實幾乎無人知曉。 孫逸仙忽視了蔣的具有相反意見的赴俄考察報告，廖仲愷也未重視他的來信。這時，他還未決定公開反對共產黨人，他仍然親近地同俄國人共事，特別是加倫將軍。因而他通常被看作是左派陣線中的一員。 軍校的資金很缺乏。因為革命政府本身就很窮。 當時，雲南和廣西的兩支軍閥部隊佔領著廣東，他們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他們曾幫助孫打敗了陳炯明。事實上，這兩支軍隊的司令楊和劉對革命並無特別興趣，只想飽肥私囊。 與其他地方的大軍閥和土匪一樣，他們也非法強徵稅款，而且從富裕的地方商人那裏敲榨勒索。孫的稅收法和實施權力是有限的。楊和劉對黃埔軍校持敵視態度，因為這所學校正在訓練一批似乎要給這些軍閥製造麻煩的軍官，所以，他們繼續為自己大肆進行掠奪。 孫仍不能得到海關稅的收入。北京政權擁有獲得在付完庚子賠款後的海關剩餘收入的權利，而這是被與此利益相關的各國列強們所承認的。1923年春天，孫博士曾要求允許他的政府獲得廣東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拒絕了孫的請求。 同年11 月，孫公開宣稱他將通過武力奪取海關收入的餘額。列強們在英國的煽動和唆使下，派出一支強大的國際聯合海軍艦隊開赴廣東，孫博士義憤填膺，他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宣佈如果列強們不幫助他，他將轉而求助於蘇俄。 當英國工党政府於1924 年1 月上臺執政時，孫的希望上升了，並以國民黨的名義發賀電給拉姆齊、麥克唐納，但麥克唐納沒有承認國民黨。當時國民黨正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不久，列寧去世的消息傳到廣東，國民黨發出了一份電報。不久，收到了契切林的熱情謝電，不過，從心理角度上講，這種氣氛並不可能更有利於與莫斯科合作。 廣州的商人以特別的厭惡眼光來看待孫的“中央政府”，這不僅是由於孫的權力機構尚未成定局，更重要的是由於孫的政府正在和國內外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聯合。商人們于1924 年5 月威脅說：如果向我們徵稅，我們就罷市。 幾星期後，使人不安的報告送到了孫那裏：商人們正在武裝一支9000人的私人軍隊以反抗孫的政府，一艘載有9000 支來福槍的挪威船隻不久將駛進廣州港。這一新的挑戰打斷了孫的演講計畫，怎麼辦？他所信任的大部分軍官正忙於他事，這使得孫轉而起用蔣介石。 接下來發生的這場危機頗有喜劇色彩。蔣毫不妥協地派他的全副武裝 的軍校學生登上挪威船隻，將來福槍轉運到軍校。 商人們繼而進行罷市，蔣則通過宣佈實行戒嚴法來進行反擊。 此時，北京發生的混亂事件象磁鐵一樣吸引著孫的注意力，他準備開始發動拖延已久的北伐。但孫缺乏資金，而商人們卻有很多錢。 這時，背信棄義的楊（“友好的”雲南軍隊的首領）誇下海口：如果將來福槍還給商人們，他將負責從他們那兒徵收100 萬元（中國銀元）的罰金。 這不是那種蔣介石感興趣的建議，蔣堅決地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不要相信這些商人。 這時英國駐廣東總領事也插手了這件事，看來，如果激怒商人，英國皇家海軍有可能炮擊中國軍隊。 孫懷著不安的心情於9 月9 日寫信給蔣：“廣東現在是死亡之地，英國可以用艦隊炮火將我們的司令部化為灰燼，‘永豐’號軍艦和黃埔軍校在炮火下也同樣不能倖免，” 在東江，陳炯明發動了新的進攻，雲南和廣西的軍隊也是不順從的和貪婪的。 孫中山在給蔣的信中繼續寫道：“我們必須拋棄一切去尋求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向北進行征罰性的討伐。我們必須沿著我們漫長而崎嶇的道路去戰鬥。用戰場作為我們的訓練學校，這將產生驚人的收穫。我黨同志決不應猶豫不前。” 戰鬥——甚至用北伐的形式——這並非蔣的愛好。當孫將其指揮部和部分忠於他的軍隊調集到惠州並委託胡漢民為名義上的軍事指揮官時，蔣靜靜地呆在黃埔進行對抗。 孫要求蔣前往惠州增援，蔣則通過電報不停地質問孫為什麼。10 月9日，孫回電給蔣，命蔣離開黃埔前來惠州參加行動。 “立即行動”，孫敦促蔣，“我決不再返回去依靠廣州。請速決定，不要再猶豫了。” 然而，蔣仍堅持自己的立場。蔣回答說：“我已決心保衛這個孤島。直至犧牲，現在我正等你率領軍隊早日返回解救我們。” 他提出將武器交給許崇智，以便妥善保管。 與此同時，商人們一直在討價還價，並獲得了一些成功。 在楊的勸說下，孫同意把罰金減少一半，後來又降至20 萬元。 在準確地估計了形勢之後，他們說服胡漢民接受20 萬元，但不是罰金而是借款。 接著，孫同意並命令蔣把武器交給商人，蔣痛苦和憂慮地執行了孫的命令。 孫的電報，蔣的回電，孫的命令，蔣的執行，這些事都集中發生在10月9 日這一天。 第二天是雙十節——辛亥革命日，商人武裝將他們嶄新的來福槍槍口對準了忠於政府的部隊並開槍打死了數人，最後，孫斷定蔣是正確的。 10 月13 日，孫任命蔣為粵軍司令部訓練部部長。惠州的增援來了，蔣率領部隊投入了戰鬥，經過兩天的巷戰，商團的武裝暴動被平息了。10 月17日，罷市被迫停止，秩序得到了恢復。 北伐的情況如何呢？可以說甚至連那些最熱心的宣導者們也灰心喪氣了，常言道：“天無二日”。然而，在1924 年的中國卻有兩個政權，每個政權都強調自己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但獲得國際承認的卻不是廣州政權。事實上，這兩個政權都不能對無法無天的軍閥們強加任何超出禮儀形式的權威，這些督軍或軍事長官不斷掠奪這個國家的財富並依靠武力而生存。 當時，中國北方的形勢同南方一樣混亂。三個主要人物支配著北方的權力鬥爭，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圍的省份。張是東北軍閥，他的頭銜是“東北各省總司令”。馮那時是吳的部屬，已成為西北軍閥，他們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吳是有學問的將軍，是一名十足的軍官，他那長長的臉上刻著一條傷痕，並長著一小撮鬍子。張那冷酷的胖臉上突出地留著一撮鬍子，日俄戰爭時他是一個土匪並受雇於日本人；後來作為一名中國正規軍的軍官，他升為東北某省的軍事統帥。 形象最生動的是馮。他心寬體胖，臉龐寬大，身材魁偉，以“基督將軍”而聞名於世，後來許多人送給他一個更好的名字：“倒戈將軍”。他曾讓自己的部隊用水管洗身進行洗禮，以顯示他的基督徒身份。作為北京周圍各省有影響的頭頭，吳曾於1923 年10 月5 日通過國會投票選舉來安排共和國總統這一寶座。當時，513 個國會議員中僅有33 人投孫逸仙的票，480 名投票贊成吳的議員每人都收到了5000 元大洋的賄賂。 吳試圖壓服孫博士，馮聽從吳的指揮。而東北的張則主要擔憂橫貫他的地盤的中東鐵路，俄國人正在全力打國民黨這張牌，但俄國人也不和北京方面鬧翻。1924 年5 月31 日，雙方達成協議，中東鐵路由雙方共同管理。當張表示反對時，俄國人告訴他，在必要的情況下，他們將使用武力。這樣，張於9 月20 日與他們簽署了上一項單獨協定。 兩天之前，永遠樂觀的孫中山博士在廣州宣佈北伐開始，但他的這次北伐努力為廣州的商團叛亂所挫敗。北方這時仍在混戰，吳佩孚與馮玉祥組成了對付張作霖的聯盟。 10 月中旬，馮王祥突然背叛了吳佩孚，他命令自己的部隊掉轉頭來向北京進軍。10 月25 日，馮王祥的部隊佔領了北京，吳佩孚被趕出北京。在馮玉祥的幫助下，張作霖又弄到了幾個頭銜。此外，馮玉祥還將自己的一個傀儡扶上了總統的寶座。 為什麼馮玉祥會背叛吳佩孚呢？詹姆斯•E•謝里登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以歷史學家的手法再現了馮玉祥的一生，他認為馮玉祥既不滿意自己所得的報酬，也不滿意自己在與吳佩孚的聯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謝里登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錢來誘使馮玉祥背叛吳佩孚，因為北京的政局變化符合他們的利益。 由於北方發生了這些變化，孫中山認為現在又有機會來實現他建立一個民族主義的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了。這時，剛剛背叛了吳佩孚的馮玉祥向孫中山發出了去北京的邀請。孫博士是否應該接受邀請呢？在孫中山接到邀請時，他所面臨的形勢並不樂觀，他的觀點早已廣為人知，而北方軍閥根本就不接受這些觀點。 這些軍閥最不能接受的一條就是：他們應該下臺，接受制憲政府的領導。此外，北方的親日勢力十分強大。因此，等待孫中山的既有爭吵，又有危險。 於是，孫博士將他的追隨者召集到廣州開會，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說服孫中山不要北上，但他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決定去北京，1924 年11 月12 日，孫中山啟程前往北京。11 月13 日，孫中山乘坐的船隻經過黃埔，當晚他在黃埔軍校過夜。他對蔣介石說：“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麼說，我是去那裏進行鬥爭。看了黃埔軍校表現出來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務。 這樣，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孫中山啟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 孫中山就這件事徵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麼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佈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扎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象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年3 月12 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歷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面，人們認為他大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 歲；另一方面，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儘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志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 年——1945 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 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 年2 月20 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只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檔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麼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儘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歷，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 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啟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面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污。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滲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 月30 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 第二件是“沙基慘案”（或者說“沙基事件”）。6 月23 日，一艘要停泊在廣州英國租界旁邊的法國炮艦向正在就“五卅慘案”舉行示威的群眾開炮，英國人則用機槍進行掃射，造成了很多入的傷亡。而大約在10 天前，也就是6 月12 日，蔣介石剛剛從雲南和廣西軍閥手中奪回了廣州，粉碎了這兩個地方的軍閥企圖利用孫中山的逝世而奪權的計畫。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制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同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 月1 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十六人的委員制的國民政府和一個八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畫，該計畫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畫，廣東政府每年四千萬銀元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儘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 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儘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 年8 月25 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裏。不久後，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麼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儘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勾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 月20 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併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只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 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 年10 月6 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 “今天，我們長驅600 裏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面八方成群結隊的湧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象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裏）。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麼，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只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面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只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面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儘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畫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

第七章　北伐 蔣介石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著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狀大。 如果說歷史上一個統一的中國曾在最混亂的變革中出現過的話，那麼，北伐將是必要的。 蔣介石非常自信地認為，不管局勢如何，他都能夠領導新的革命軍走向勝利。 然而，共產主義者，尤其是蘇聯人，卻不象他那麼樂觀。 從理論上講，這種懷疑是有根據的。 在蔣與他的軍事目標之間，存在著五大軍閥，其中三個在上一章中已經提到，他們是吳佩孚、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佩孚駐紮在很遠的地方，曾被馮以翻雲覆雨的手段打敗。1926 年初，他從湖北根據地捲土重來，並佔領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區有湖南、四川和貴州，軍隊大約是25 萬。張作霖當時是北方軍閥中最強大的一個。他控制著山東、滿洲里、熱河、察哈爾和河北，估計他的軍隊大約是30 萬至50 萬。 孫傳芳以20 萬軍隊控制著從上海至江西南昌的華東地區。 他橫跨長江下游，包括江蘇、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兩個是強大而又引人注目的馮玉祥和閻錫山。趕走了吳佩孚以後，馮將自己的部隊增至27．5 萬人左右。但是，由於他過分擴張，使自己的側翼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閻當時似乎想跟張聯盟。那時，馮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肅、綏遠（現在的內蒙古）和察哈爾。因此，他有資格被看成是“西北軍閥”（儘管人們無數次地稱他為“東北軍閥”）。 1926 年1 月1 日，馮突然宣佈他將退休，並動身去作長途旅行，最終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裏，他希望能為他那支號稱是國民軍或人民軍的部隊搞到給養。當他走了幾個月之後，他的下屬指揮官撤退了暴露在閻的勢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隊，並將該部隊拉到距北京50 英里以內的長城南口。 閻和一般的軍閥不同。一般的軍閥是掠奪性的、破壞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閻則以“現代的”或“社會的”軍閥而聞名於世。他開辦學校，促進衛生事業，禁止鴉片，修建公路和橋樑，並且採用各種方案開墾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準。 巴巴拉•塔奇曼寫道：“他的旁邊坐著在劍橋受過教育的中國秘書。他按照外國的風格宴請賓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銀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疊成玫瑰狀，鳥狀和寶塔狀，飯後，由侍從拿著掛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顏六色的燈籠，護衛著客人穿過撒滿月色的花園。” 馮和閻都害怕遭到蔣介石的打擊，他們表示參加國民革命。 軍閥部隊的數目總共不少於75 萬，與勢力強大的軍閥相比，1926 年初，蔣的軍隊人數不超過8．5 萬人，編成6 個師。 從理論上說，這是不夠的。但是，要等到他的軍隊數量能敵得過他的對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蔣給了自己6 個月時間。在制定計劃與訓練的過程中，有時候軍事問題相對於政治問題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國民黨“二大”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 月1 日至19 日在廣東召開。會議決定以孫中山的遺囑作為國民黨永久的基礎。 宣佈孫逸仙的在天之靈永遠是該黨的燈塔。 會議從258 名代表中選出了36 位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有7 位是共產黨人。 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另外，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廣東負責國民黨黨務。蔣介石也被選為執行委員。會上，蔣報告了他的軍事計畫——一個只有8．5 萬軍隊的計畫。這支軍隊中，只有6萬人配有槍支。另外，還有6 千軍校學生，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動員起來。 1926 年2 月1 日，蔣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大概是從這時開始，蔣認為共產黨正在暗中進行反對他的活動。會上，共產黨對他的軍事計畫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鮑羅廷甚至支持這些計畫。然而，會後鮑羅廷突然被召回。 在他離任期間，由他人負責蘇聯軍事顧問團的工作。 大概在此時，廣東出現了把蔣介石描繪成新軍閥和攻擊北伐的傳單。蔣懷疑這是蘇聯人在幕後策劃的。 他在日記中寫道： “我待他們以誠，他們卻報之以詐。不可與他們共事。” 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縮小目標，蔣介石決定辭去他最初選定而尚未就任的職務。他於2 月8 日宣佈，他將不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第二天，他拜訪了汪精衛，提出辭去在軍事委員會中的職務和廣東警備司令的職務。汪不露聲色地聽著，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絕。蔣介石感到，不久他將與現任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領袖的這個真正的對手發生衝突。 對於是否北伐，蔣在心裏仍是很矛盾的。汪精衛依然保持著沉默。最後蔣攤了牌，2 月27 日他對汪說：“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辭呈，那就請俄國人離開。”汪還是沒有反應。 3 月8 日蔣回到汪的辦公室說： “領導國民革命的實權不應落入俄國人之手；即使與第三國際進行聯絡也應劃清某種界限。我們決不能喪失自己的決定權。” 以上的談話情形是在事件發生大約30 年後，蔣介石記錄下來的。 整個事情的發展令人煩惱不安，蔣常常為此而失眠。2 月28 日，他在日記中寫到：他度過了稍微平靜的一天，許多天以來第一次度過了一個心境寧靜的晚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有人兩次企圖殺害蔣，均未成功。 為了當時和將來使用，他開始搜集在廣東的那些潛在的對手和陰謀者的個人檔案，並建立了一個有效的秘密機構，監視來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員。 對於蔣辭職的問題，汪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意見。但是，他開始隱晦地告訴這個年輕人趁著局勢還好的時候離開廣東，繼續呆下去可能會給自己的生命帶來危險。雖然蔣當時的處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繼續呆下去，他可能會遭暗殺。如果離開，他又要對擅離職守負責。更糟糕的是，他發現蘇聯人瞭解到他與汪精衛之間的交易，據此，他認為汪正在與蘇聯人勾結。 接著便是“3•20 事件”（“中山艦事件”）。 蔣聲稱中山艦開到黃埔，“是共產黨的一個陰謀”，他以廣東警備司令的名義宣佈了戒嚴令。 根據他的命令，25 名共產黨員被逮捕或受到嚴密監視，其中包括周恩來。1926 年3 月20 日淩晨3 點，在廣東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 年6 月20 日“沙面事件”後，為支持全面罷工而成立的由共產黨領導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武裝糾察隊，這一次也被繳械。軍隊進駐總工會和中山艦，蘇聯顧問被軟禁。 由於完全沒有準備，蔣對共產黨的突然襲擊是毀滅性的。中共和俄國人都沒有事先覺察。馮玉祥到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後，有人告訴他，在蔣早些時候訪蘇時，給人的印象是比俄國人所見到的其他中國人還要左，還要革命，“3•20 事件”使俄國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感到驚訝。馮寫到：“他們無法想像出發生了什麼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國特有的方式承認在這次間接的權力鬥爭中的失敗。作為一個糖尿病患者，他對緊張局勢感到厭倦。 21 日，蔣試圖給他寫信，但又不知從何說起。蔣在日記中寫道： “我既不想對朋友虛情假意，又不能夠向他傾吐肺腑，所以，很難下筆。”22 日，由汪主持召開政治委員會，會上他以使蔣感到奇怪的熱情認可了蔣的行動。 第二天，汪失蹤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後來，汪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懷疑和厭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擔政治責任了。”5 月份，胡漢民從俄國回來不久，汪精衛便去了法國，他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蔣向他道歉並請他回國，但汪深感傷害、羞辱、不可諒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裏。 這樣一來，蔣成了國民黨中占壓倒優勢的人物。在他的對手中，一個死了，另一個由於受到懷疑而飄泊海外，還有一個也將受到驅逐。 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寫道： “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權術方面，他是一個“進步”很快的新手。 在蔣對俄國人和中共的打擊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蔣給他的學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們的這種希望，他寫道：“孫先生認為，容納共產黨是我們的革命原則。我也認為，如果不容納共產黨，革命戰線就不能統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認為“西山會議”是個錯誤。 事件的發生表明，蔣自從訪蘇以後，就一直是一個反共者。 但蔣自己在敍述這些事件的時候很謹慎，沒有提到這方面的內容，這樣他就可以不對自己的矛盾行為作出解釋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如果蔣要擔任國民革命的領袖，而他的北方對手又依賴其他勢力的活，那麼，他仍然需要蘇聯的幫助。因而蔣當時還不能完全和共產黨與俄國人鬧翻。 另外，右派領袖胡漢民即將從俄國回來，蔣從左派那裏抓到了領導權，也不會把它交給右派。事實上，當胡漢民5 月份從俄國回到廣東時，就沒有被安排任何職務，他在廣東呆了幾天就到上海去了。 蔣在採取鎮壓行動以後，又表示要改善“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4 月29 日，鮑羅廷回到廣東同蔣進行了多次會晤。5 月15 日，蔣介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他第一次主持了會議，在緊張的氣氛中，通過了一項在黨內限制共產黨的新規則，鮑羅廷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 蔣極為老練地擴大了自己的戰果，他甚至通過解散“孫文學會”來表示他的“讓步”。 然而，共產黨卻喪失了許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傳部門的職務（允許他繼續保留農講所負責人的職務，在那裏，他繼續培訓農民鼓動者，後來打敗了蔣介石），另外兩名共產黨員也被解除了重要職務。 4 月初，蔣向國民黨提出了一個關於北伐的詳盡計畫。6 月5 日，他被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軍事部部長。 7 月1 日，軍事委員會發佈了一項動員令。9 日，革命軍舉行誓師大會並批准了一項關於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內容是：“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當所有這些事情都已辦好且北伐已實際上開始的時候，出現了一股反對浪潮。廣東的總罷工失控了。工人糾察隊每天都與員警發生暴力衝突，結果造成了員警官員的辭職。蔣採取行動，派軍隊增援員警巡邏，並派秘密人員監視專門進行鼓動的人。 於是，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商總會似乎不再願意交納用於資助北伐的稅款，蔣使商人們相信，他們最大的利益將通過交款來實現。而這筆款總數是50 萬元。商人們最後交了款，罷工者們也認識到，他們對北伐所能做的貢獻就是出4000 苦力，而且他們這樣做了。 雖然，蔣不在前線，革命軍還是旗開得勝，於1926 年7 月12 日，一舉佔領長沙。蔣最後於7 月27 日離開廣東，前去指揮他的軍隊。當他的新編軍隊加入戰鬥的時候，其總數已從8．5 萬人增加到大約10 萬人，廣西和湖南的軍隊也加入了蔣的行列。 根據蘇聯的建議，各級都派了政治委員，以便向每一個士兵宣傳“三民主義”，無疑其中也夾雜著馬列主義。 這些士兵認識到他們是為什麼而戰，這使他們增添了戰勝軍閥軍隊的優勢。如果他的軍隊情緒波動，他可以採取嚴厲的紀律措施。任何臨陣脫逃的軍官，不論其級別如何，都會被立即槍決；如果一個軍團的司令堅守陣地而戰死沙場，而他周圍的人退卻的話，那麼，該軍團所有師長都要被處決。這條紀律同樣也適用於下級部隊。無疑，這種嚴厲的措施，鼓舞了革命鬥志。 然而，一開始就使蔣受到下級愛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開的場合，他也沒有受到普遍的愛戴。他自己直接指揮的部隊按時發軍飽，並且裝備比其他部隊要好。其他部隊對他的歧視很不滿意，但是，勝利來得如此之快，以致於幾乎不需要嚴厲苛刻的紀律。同時，部隊的條件也從總體上得到了改善。 這是一支徹底的用政治武裝起來的部隊，每個軍團都有國民黨機構和黨員，而且都受過軍事訓練，對其他軍官具有絕對的權威。財務帳目也向每一個人公開，以杜絕敲榨勒索和貪污現象。 雖然軍閥的部隊與革命軍在數量上占10 比1 的優勢，並且裝備精良，習慣當地水土，但是，他們不團結，舉止粗野，並且容易叛變。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國民革命軍是一種新型的軍隊。他們充滿信心，並由於取得了巨大、迅速的勝利而士氣高漲，隨著不斷地向北進軍，隊伍也隨之不斷地壯大。 同吳佩孚的軍隊之間進行的最艱難的一場戰鬥是攻打武漢三鎮之一的武昌戰役，由於武昌城牆堅固，而敵軍又困獸猶鬥，所以，直到10 月7 日才攻下來。11 月8 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軍的數量增加到26．4 萬人。由於紀律嚴明，他們深受愛戴，並且美名遠揚。他們和軍閥的軍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徵用民房，強迫當地商人為軍隊負擔2 至3 個月的費用，並擅自徵用當地勞力，而北伐軍則在廟字和公用建築中宿營，交付生活費用，發給士兵軍餉，並且不抓壯丁。 9 月16 日，信奉基督教的總司令馮玉祥從蒙古和俄國回來，加入了討伐吳佩孚和張作霖的戰鬥。至1926 年底，革命軍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軍於1927 年2 月17 日佔領了蔣家鄉的省城浙江杭州。3 月22 日攻克上海，24 日攻佔南京。至此，革命軍控制了長江流 域，並且控制了華南和華中的10 個省份。然而，那年春天，戰鬥停了下來，間歇了約一年，而其原因在於政治。

想收藏而没找到的兄弟们赶紧看啊

顶一下，历史的蒋介石。

[转帖]蒋介石传（部分） [转帖]蒋介石的“耕者有其田” 蒋介石想感化鲁迅 [转帖] [转帖]闲聊蒋介石与抗日 [转帖]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zt凤凰周刊）蒋介石的替身何云[转帖] [转帖]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日本人“以德报怨” [转帖]蒋介石“五大主力”被歼记 [转帖]据说是蒋介石办公室内的中国地图。论蒋介石无可挑剔的政治素质（zt）（转）蒋介石何以改名“常凯申” 【转帖】中国刑事大案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