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想感化鲁迅 [转帖]

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三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讲解说：
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如此。蒋介石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伦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通过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却坚决不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六日至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一九三零年十二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楚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孟麟作替身。文中讲的「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本增田涉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说：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一九三一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吧，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蒋介石」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一九二四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一九二六年去苏联留学，一九二七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一九三一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兼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绐他们。
一九三六年五至七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三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
此信由南京寄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鲁迅日记中说：「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同年七月五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一九三六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七月十三日，正是鲁迅沉屙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郑彦代表蒋中正先生亲自到北平八道湾周宅，给鲁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币十万元，作为春节慰问金。后来许广平在上海曾写信询问此事，朱安于二月一日致函许广平：「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一九三零年二月十三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授意，然后通过冯雪峰联络，浙江籍的著名作家鲁迅成为此组织的第一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为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经核准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
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讲解说：
一九四九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国民党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国民党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如此。蒋介石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伦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通过蒋孟麟带了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却坚决不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六日至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伦，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一九三零年十二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楚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蒋介石便找蒋孟麟作替身。文中讲的「中宣部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蒋介石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已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蒋介石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蒋介石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日本增田涉在一九四七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说：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一九三一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吧，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蒋介石。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蒋介石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文革」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蒋介石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蒋介石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蒋介石」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一九二四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一九二六年去苏联留学，一九二七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一九三一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兼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绐他们。
一九三六年五至七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三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
此信由南京寄出。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鲁迅日记中说：「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同年七月五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一九三六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七月十三日，正是鲁迅沉屙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
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郑彦代表蒋中正先生亲自到北平八道湾周宅，给鲁迅原配朱安送去法币十万元，作为春节慰问金。后来许广平在上海曾写信询问此事，朱安于二月一日致函许广平：「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也就接受了。」朱安于翌年六月二十九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