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在工地捡到价值百万绝版钞票

来源:南方都市报  

　　1995年，一群工人在广州一个拆迁工地拾获1953年版346张、面额总计1227元的人民币。这些工人不知道，这些旧版钞票的收藏价值当时已接近90万元。

　　后来，这批人民币因无法使用，被工人们以750元的价格卖给谢某。当时，1953年版的人民币已经停止收兑多年，在被多家银行拒绝后，某银行宝安支行沙井办事处主任甘某提出以1：1的比例与谢某兑换，谢某后来从甘某手中换得1000多元现金。  

　　过了一年，谢某知道了1953年版人民币的巨额收藏价值，便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追讨这些票券。在被当事银行告知当年的票券已经找不到后，谢某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谢某的票券是捡来的，并不归他所有，谢某无权要求人家返还。谢某遂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昨天下午开庭审理此案。

　　拆迁工地上捡到“废纸币”

　　1995年春节后，四川籍民工赵某与工友在广州市海珠北路136号拆迁工地施工。在一家民居里清理业主留下的垃圾时，赵某等人拾获一包纸币。他们发现，这些纸币是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分别是十元、五元和三元，共346张，总面额1227元。

　　赵某等人不知道，这些捡来的纸币，在当时的收藏价值已经接近90万元。他们后来打算拿着这1000多元去买烟买酒，但没有商场愿收，连银行也不肯回收兑换。

　　当年3月，赵某到宝安区沙井相亲，他与老乡谢某讲起这些在他看来形同废纸的旧版人民币。当时谢某提出以750元买下，这让赵某喜出望外。谢某说，当时只是凭直觉觉得多少会有些价值。

　　被银行人员以个人名义兑换

　　谢某后来拿着买到的1953年版人民币，去到沙井和福永多家银行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钱已经不能用。

　　最后，谢某到某银行深圳分行沙井办事处。谢某说，当他在窗口询问时，办事处主任甘某从他身边走过，听到谢某所言，就请其到办公室详谈。在办公室，甘某打了一通很长时间的电话，然后对谢某称1953年版人民币已经不能流通，但他可以按1：1提供兑换。

　　终于有人愿兑换，谢某喜出望外。谢某回家后，将部分1953年版纸币赠人。1995年5月20日，他拿着剩下的1067元纸币到甘某办公室。

　　甘某以个人名义接过全部旧版人民币，然后从自己钱包里掏钱支付给谢某。谢某说，当时双方皆大欢喜，而甘某还笑呵呵地说要请他喝咖啡。

　　一年后事主方知“亏大了”

　　谢某起初以为自己白赚了几百块。但过了一年，他发现200多张纸币中，随便哪张的价值都远不止千元。他觉得自己亏大了。

　　谢某向甘某追讨，甘某后来分几次向谢某退还了91张票券，谢某把这些退回的票券在全国各地卖了五六万元。谢某称，甘某退的全部是最残旧的票券，否则远不止这个价。不久，最初拾到这批票券的民工也相继获悉他们捡到的其实是宝贝，纷纷向谢某追讨。

　　1997年，谢某向当事银行投诉甘某拒不退还剩余的226张旧版人民币。当年5月9日，该行召集相关人员到沙井办事处解决此事。银行考虑到甘某私自收兑客户旧版人民币欠妥，将甘某尚未退还谢某的226张旧版人民币，以银行的名义收兑，并向甘某出具了这226张旧版人民币的收兑证明。

　　追讨不成起诉到法院

　　对于该银行的做法，谢某大为不满，称是“强行收兑。”从1997年开始，谢某不断投诉上访，该行深圳中心支行和深圳市银监局相继介入调查。而该行深圳分行向两家机构反馈的情况，让谢某更加发火。

　　该银行深圳分行在情况说明文件中说，在向谢某出具收兑证明后，工作人员将剩余的226张共789元旧版人民币带回分行处理。但因为当时的处理人员后来全部调离或离行，该行现在已经找不到旧版人民币的实物。

　　最后，谢某根据该行深圳中心支行的建议，去法院起诉沙井支行。

　　一审败诉原告上诉

　　谢某要求法院判令当事银行沙井支行返还收兑证明上列明的226张1953版人民币。谢某说，被告当日违背他的意愿，强行从他手中将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收兑。而且根据银行的相关通告，1953年版人民币在1964年5月15日开始就已经停止收兑，因此被告无权兑换涉案人民币。

　　被告并未对谢某所言作出直接回应。被告提出，涉案票券是谢某老乡在民居中拾获，应属于原来业主的埋藏物和隐藏物，因此原告并不是票券的主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被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票券是埋藏物。

　　宝安区人民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观点。一审法院称，综合本案事实看，涉案票券是在拆迁房屋时才被发现，说明该物客观上处于隐蔽的位置，主人并非将该物抛弃，而只是将其埋藏或隐藏。因此谢某并非涉案的票券真正主人，其无权要求被告返还票券。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谢某的请求，但表示可以退还谢某预交的3500元案件受理费用。

　　谢某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昨日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上，原告与被告继续就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展开辩论。

　　链接

　　1953版人民币史上唯一3元券

　　1953年版人民币的十元券、五元券和三元券为苏联代印，是人民币历史上唯一一套有三元面额的人民币。后因中苏交恶，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继续印刷，并通过新疆和东北边境投放到我国境内，扰乱我国金融秩序。人民银行从1964年4月14日开始，限期一个月对上述三种面额的1953年版人民币进行回收销毁，过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

　　深圳市慈善收藏研究会副会长马存宏说，1953年版人民币极为罕有，多年来价值一路攀升。据他估算，工人所拾获的346张1953年版人民币，在1995年时在收藏市场的价值已经接近90万元。而本案讼争的1953年版人民币虽然只有226张，如果全部品相良好，目前的价值超过200万元。

　　庭审现场

　　原告怒骂对方律师

　　谢某提出上诉后，深圳市中级法院昨日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上，原告与被告继续就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展开辩论。

　　当年拾获票券的赵某出庭作证称，当年是根据工头指示，进入待清拆民居中清理垃圾，而在民居中，捡到地上的旧版人民币。

　　原告说，根据证言，涉案票券显然是被作为垃圾抛弃。而被告则提出，在难以认定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的情况下，应首先推定为遗失物，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原主人的权益。

　　原告还表示，被告当年是强行从他手中将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收兑的，而且没有向他支付任何代价。被告方律师回应，收兑证明已经证实，银行当年已经按1：1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金额。听到此话，谢某当即打断对方律师的话，站起来大喊：“放你×的屁！”法官耐心劝他不要影响庭审秩序，谢某才坐下。

　　辩论焦点

　　旧钞是否被弃物

　　收藏专家表示，按照现在的行情，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的价值无论如何都在200万元以上。为了追回这笔低价得来的横财，谢某一追就是十年。而他能不能追回这笔横财，涉案票券被发现时的状态成了关键。

　　谢某说，证人赵某的证言已经证实，涉案票券是散落在待拆迁房屋中的垃圾堆里，这表明房屋主人在搬迁时，已经认为涉案票券毫无价值，将其作为垃圾抛弃。因此他能合法拥有这批捡回来的票券。

　　而被告认为，涉案票券是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才被发现，说明其处于一般情况下不容易被发现的状态，因此不是抛弃物。而一审法院提出，“综合本案事实”，涉案票券处于隐蔽的位置，应属于主人的埋藏物或隐藏物。因此发现人赵某和购得票券的谢某，都不拥有这批票券的所有权，谢某无权要求被告返还。

　　来源:南方都市报  

　　1995年，一群工人在广州一个拆迁工地拾获1953年版346张、面额总计1227元的人民币。这些工人不知道，这些旧版钞票的收藏价值当时已接近90万元。

　　后来，这批人民币因无法使用，被工人们以750元的价格卖给谢某。当时，1953年版的人民币已经停止收兑多年，在被多家银行拒绝后，某银行宝安支行沙井办事处主任甘某提出以1：1的比例与谢某兑换，谢某后来从甘某手中换得1000多元现金。  

　　过了一年，谢某知道了1953年版人民币的巨额收藏价值，便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追讨这些票券。在被当事银行告知当年的票券已经找不到后，谢某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谢某的票券是捡来的，并不归他所有，谢某无权要求人家返还。谢某遂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昨天下午开庭审理此案。

　　拆迁工地上捡到“废纸币”

　　1995年春节后，四川籍民工赵某与工友在广州市海珠北路136号拆迁工地施工。在一家民居里清理业主留下的垃圾时，赵某等人拾获一包纸币。他们发现，这些纸币是1953年版人民币，面额分别是十元、五元和三元，共346张，总面额1227元。

　　赵某等人不知道，这些捡来的纸币，在当时的收藏价值已经接近90万元。他们后来打算拿着这1000多元去买烟买酒，但没有商场愿收，连银行也不肯回收兑换。

　　当年3月，赵某到宝安区沙井相亲，他与老乡谢某讲起这些在他看来形同废纸的旧版人民币。当时谢某提出以750元买下，这让赵某喜出望外。谢某说，当时只是凭直觉觉得多少会有些价值。

　　被银行人员以个人名义兑换

　　谢某后来拿着买到的1953年版人民币，去到沙井和福永多家银行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这些钱已经不能用。

　　最后，谢某到某银行深圳分行沙井办事处。谢某说，当他在窗口询问时，办事处主任甘某从他身边走过，听到谢某所言，就请其到办公室详谈。在办公室，甘某打了一通很长时间的电话，然后对谢某称1953年版人民币已经不能流通，但他可以按1：1提供兑换。

　　终于有人愿兑换，谢某喜出望外。谢某回家后，将部分1953年版纸币赠人。1995年5月20日，他拿着剩下的1067元纸币到甘某办公室。

　　甘某以个人名义接过全部旧版人民币，然后从自己钱包里掏钱支付给谢某。谢某说，当时双方皆大欢喜，而甘某还笑呵呵地说要请他喝咖啡。

　　一年后事主方知“亏大了”

　　谢某起初以为自己白赚了几百块。但过了一年，他发现200多张纸币中，随便哪张的价值都远不止千元。他觉得自己亏大了。

　　谢某向甘某追讨，甘某后来分几次向谢某退还了91张票券，谢某把这些退回的票券在全国各地卖了五六万元。谢某称，甘某退的全部是最残旧的票券，否则远不止这个价。不久，最初拾到这批票券的民工也相继获悉他们捡到的其实是宝贝，纷纷向谢某追讨。

　　1997年，谢某向当事银行投诉甘某拒不退还剩余的226张旧版人民币。当年5月9日，该行召集相关人员到沙井办事处解决此事。银行考虑到甘某私自收兑客户旧版人民币欠妥，将甘某尚未退还谢某的226张旧版人民币，以银行的名义收兑，并向甘某出具了这226张旧版人民币的收兑证明。

　　追讨不成起诉到法院

　　对于该银行的做法，谢某大为不满，称是“强行收兑。”从1997年开始，谢某不断投诉上访，该行深圳中心支行和深圳市银监局相继介入调查。而该行深圳分行向两家机构反馈的情况，让谢某更加发火。

　　该银行深圳分行在情况说明文件中说，在向谢某出具收兑证明后，工作人员将剩余的226张共789元旧版人民币带回分行处理。但因为当时的处理人员后来全部调离或离行，该行现在已经找不到旧版人民币的实物。

　　最后，谢某根据该行深圳中心支行的建议，去法院起诉沙井支行。

　　一审败诉原告上诉

　　谢某要求法院判令当事银行沙井支行返还收兑证明上列明的226张1953版人民币。谢某说，被告当日违背他的意愿，强行从他手中将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收兑。而且根据银行的相关通告，1953年版人民币在1964年5月15日开始就已经停止收兑，因此被告无权兑换涉案人民币。

　　被告并未对谢某所言作出直接回应。被告提出，涉案票券是谢某老乡在民居中拾获，应属于原来业主的埋藏物和隐藏物，因此原告并不是票券的主人，无权处分他人财产。被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涉案票券是埋藏物。

　　宝安区人民法院支持了被告的观点。一审法院称，综合本案事实看，涉案票券是在拆迁房屋时才被发现，说明该物客观上处于隐蔽的位置，主人并非将该物抛弃，而只是将其埋藏或隐藏。因此谢某并非涉案的票券真正主人，其无权要求被告返还票券。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谢某的请求，但表示可以退还谢某预交的3500元案件受理费用。

　　谢某提出上诉，深圳市中级法院昨日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上，原告与被告继续就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展开辩论。

　　链接

　　1953版人民币史上唯一3元券

　　1953年版人民币的十元券、五元券和三元券为苏联代印，是人民币历史上唯一一套有三元面额的人民币。后因中苏交恶，苏方利用手中的印版继续印刷，并通过新疆和东北边境投放到我国境内，扰乱我国金融秩序。人民银行从1964年4月14日开始，限期一个月对上述三种面额的1953年版人民币进行回收销毁，过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

　　深圳市慈善收藏研究会副会长马存宏说，1953年版人民币极为罕有，多年来价值一路攀升。据他估算，工人所拾获的346张1953年版人民币，在1995年时在收藏市场的价值已经接近90万元。而本案讼争的1953年版人民币虽然只有226张，如果全部品相良好，目前的价值超过200万元。

　　庭审现场

　　原告怒骂对方律师

　　谢某提出上诉后，深圳市中级法院昨日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上，原告与被告继续就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展开辩论。

　　当年拾获票券的赵某出庭作证称，当年是根据工头指示，进入待清拆民居中清理垃圾，而在民居中，捡到地上的旧版人民币。

　　原告说，根据证言，涉案票券显然是被作为垃圾抛弃。而被告则提出，在难以认定涉案票券是否抛弃物的情况下，应首先推定为遗失物，这样才有利于维护原主人的权益。

　　原告还表示，被告当年是强行从他手中将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收兑的，而且没有向他支付任何代价。被告方律师回应，收兑证明已经证实，银行当年已经按1：1的比例向原告支付金额。听到此话，谢某当即打断对方律师的话，站起来大喊：“放你×的屁！”法官耐心劝他不要影响庭审秩序，谢某才坐下。

　　辩论焦点

　　旧钞是否被弃物

　　收藏专家表示，按照现在的行情，226张1953年版人民币的价值无论如何都在200万元以上。为了追回这笔低价得来的横财，谢某一追就是十年。而他能不能追回这笔横财，涉案票券被发现时的状态成了关键。

　　谢某说，证人赵某的证言已经证实，涉案票券是散落在待拆迁房屋中的垃圾堆里，这表明房屋主人在搬迁时，已经认为涉案票券毫无价值，将其作为垃圾抛弃。因此他能合法拥有这批捡回来的票券。

　　而被告认为，涉案票券是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才被发现，说明其处于一般情况下不容易被发现的状态，因此不是抛弃物。而一审法院提出，“综合本案事实”，涉案票券处于隐蔽的位置，应属于主人的埋藏物或隐藏物。因此发现人赵某和购得票券的谢某，都不拥有这批票券的所有权，谢某无权要求被告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