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理性主义之二--------上海老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30 09:52:11

致茅于轼先生的两封信(第二封信) 尊敬的茅于轼先生，您好！5月2日的来信收到。对于您能在百忙中给我这样的小人物回信，使我深为感动。您认为领导是由群众选择的，领导的决策必须顾及群众的意愿，这些观点我也同意。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可以引导或改变群众的意愿。这实际就是领导与群众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群众与领导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文化与政治的作用。文化代表群众（领导者的文化一说不甚确切，领导者的观念、文化不能做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所谓文化，必须是为群众所认可的观念），政治代表领导。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引自《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前言P.3）从总体而言，是群众决定领导（文化决定政治），但领导又可以改变群众（政治改变文化）。这个关系曾使许多学者感到困惑。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学勤教授，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从反对决定论开始，激烈地反对“文化决定论”，您老的观点就是他所反对的“文化决定论”。他认为“文革”就是“文化决定论”的实践，他反对领导用“看得见的手”去触动人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那块领域，认为改造人的思想（洗脑）是一种粗暴的反人权行为，既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有赖于群众观念的提高与改变，而我们又不能违反人权对人民进行洗脑，那么怎么才能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呢？由此我才萌生了我的“路线图”。即首先强迫领导集团改变观念，由改变观念后的领导去改变制度，通过制度使人民得利，得利后的人民自动、自觉地改变观念从而使制度更完善、巩固，这样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领导与群众、文化与政治间的良性互动。您老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全民教育”，我认为如果不区分领导与群众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的义务与权利，是无法践行的，相反倒有“教鱼游泳”之嫌。一个良好高效的市场环境形成当然有赖于这个市场的成员人人讲信用，如果这个市场像时下的中国，人人都急功近利、都不讲诚信，那必然是假冒伪劣商品横行，但现在问题并非是群众的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制度使然。譬如注水肉，人人都卖注水肉，我不卖，我肯定吃亏。问题在于守法讲信用的成本高，违法欺诈的成本低。在这种制度下进行市场道德教育岂不是“缘木求鱼”？这些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您老之所以没有想通，我想可能是由于您的工作过于繁忙，无暇坐下来静心细想的缘故。以上是对我的“路线图”的解释。下面谈谈我所关心的经济问题。由于我未受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因此对于自已在这方面的主张缺乏把握，更希望能得到您老的指教。关于我在经济方面的主张，请先看随函寄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投资中国的另类理由》，另一篇是我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贱卖中国》，作者可能是侨居美国的经济学票友，其主张恐怕可算作我的货币观点的佐证。我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如下：我认为中国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中以大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这是由于50～60年代人口无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使然。由于多生了约7～8亿人口，中国人口的高峰可能会出现在本世纪20～30年代，届时最高人口可能会达16～17亿之巨，而彼时我国自然资源（淡水、森林、土地）所能支持的合理人口数仅为5～6亿。也就是说在彼时，超生人口数约为10～12亿。据人口专家计算，要使我国的人口数回落到5～6亿，约需百年时间。因此我们要有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政府在这百年时间里尤其不能只管2－3亿城市人口，将十几亿农村人口抛出政府的责任范围，任其听天由命、自生自灭。而从现在开始到人口高峰的20、30年代，我们面临的人口压力将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更使我们感到重压的是，不仅要使这超生的人口能维持温饱，同时还要使他们能与城里人一样实现小康，否则就是统治集团的失职。由于这一历史原因，我们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就无法走一条平稳从容的发展之路，而只能走一条急速发展的风险之路，或说是一条危险的大跃进之路。致茅于轼先生的两封信(第二封信) 尊敬的茅于轼先生，您好！5月2日的来信收到。对于您能在百忙中给我这样的小人物回信，使我深为感动。您认为领导是由群众选择的，领导的决策必须顾及群众的意愿，这些观点我也同意。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可以引导或改变群众的意愿。这实际就是领导与群众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群众与领导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文化与政治的作用。文化代表群众（领导者的文化一说不甚确切，领导者的观念、文化不能做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所谓文化，必须是为群众所认可的观念），政治代表领导。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引自《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前言P.3）从总体而言，是群众决定领导（文化决定政治），但领导又可以改变群众（政治改变文化）。这个关系曾使许多学者感到困惑。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学勤教授，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从反对决定论开始，激烈地反对“文化决定论”，您老的观点就是他所反对的“文化决定论”。他认为“文革”就是“文化决定论”的实践，他反对领导用“看得见的手”去触动人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那块领域，认为改造人的思想（洗脑）是一种粗暴的反人权行为，既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有赖于群众观念的提高与改变，而我们又不能违反人权对人民进行洗脑，那么怎么才能实现一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呢？由此我才萌生了我的“路线图”。即首先强迫领导集团改变观念，由改变观念后的领导去改变制度，通过制度使人民得利，得利后的人民自动、自觉地改变观念从而使制度更完善、巩固，这样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领导与群众、文化与政治间的良性互动。您老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全民教育”，我认为如果不区分领导与群众在现代化过程中各自的义务与权利，是无法践行的，相反倒有“教鱼游泳”之嫌。一个良好高效的市场环境形成当然有赖于这个市场的成员人人讲信用，如果这个市场像时下的中国，人人都急功近利、都不讲诚信，那必然是假冒伪劣商品横行，但现在问题并非是群众的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制度使然。譬如注水肉，人人都卖注水肉，我不卖，我肯定吃亏。问题在于守法讲信用的成本高，违法欺诈的成本低。在这种制度下进行市场道德教育岂不是“缘木求鱼”？这些道理其实并不复杂，您老之所以没有想通，我想可能是由于您的工作过于繁忙，无暇坐下来静心细想的缘故。以上是对我的“路线图”的解释。下面谈谈我所关心的经济问题。由于我未受过经济学方面的训练，因此对于自已在这方面的主张缺乏把握，更希望能得到您老的指教。关于我在经济方面的主张，请先看随函寄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投资中国的另类理由》，另一篇是我从互联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贱卖中国》，作者可能是侨居美国的经济学票友，其主张恐怕可算作我的货币观点的佐证。我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如下：我认为中国应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中以大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这是由于50～60年代人口无计划生育造成的恶果使然。由于多生了约7～8亿人口，中国人口的高峰可能会出现在本世纪20～30年代，届时最高人口可能会达16～17亿之巨，而彼时我国自然资源（淡水、森林、土地）所能支持的合理人口数仅为5～6亿。也就是说在彼时，超生人口数约为10～12亿。据人口专家计算，要使我国的人口数回落到5～6亿，约需百年时间。因此我们要有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政府在这百年时间里尤其不能只管2－3亿城市人口，将十几亿农村人口抛出政府的责任范围，任其听天由命、自生自灭。而从现在开始到人口高峰的20、30年代，我们面临的人口压力将日甚一日、年甚一年，更使我们感到重压的是，不仅要使这超生的人口能维持温饱，同时还要使他们能与城里人一样实现小康，否则就是统治集团的失职。由于这一历史原因，我们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就无法走一条平稳从容的发展之路，而只能走一条急速发展的风险之路，或说是一条危险的大跃进之路。

但自从毛泽东58年的大跃进失败之后，经济发展上求稳怕乱的策略就与决策者的能力、品行挂上了钩。主张冒进的官员往往被视为不成熟，小心谨慎的官员更易得到器重。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经济发展更偏向温良沉稳。这种温良沉稳的要求由于与中国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儒家传统文化正好不谋而合，因而博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同，而面对由于人口超生造成的各种问题，主张稳重的人只能以不断提高自己良心的麻木程度来应付。统治集团内的理论家们很少在良知与正义的压力下，以理性来质疑这种稳健保守的经济发展政策，仿佛近十亿人口的苦难是命中注定，是天意，是我们的智慧、能力和资源无法解决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天生有一种求稳怕乱的特性。因此在责任与利益对立的两难选择中，自然偏向了维护既得利益的求稳怕乱。再从经验的感受上而言，中国经济建设上的几次冒进，最终都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因此新的一轮跃进要求，自然被认为不可取，所谓“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得就是这种经验主义者。由于这种利益与经验的原因，使求稳怕乱的经济发展战略成为统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因此在实行市场体制以来，2003年第一次出现的效益相当好的高增长态势，就使保守的统治集团产生了相当大的担忧，他们担忧经济过热，担忧通涨，担忧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而自97年之后产生的通货紧缩却一直未引起统治集团像今天这般的担忧。这里有几个问题，我吃不准，在此提出向您老求证：1、中国GDP保持两位数的增长20年能否化解或相对减轻人口超生带来的压力？是否只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就足以应对这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2、日、韩历史上是否出现过两位数、并保持十几年的增长？（我记得曾看过一份材料，述说日本地60～80年代、韩国在70～90年代，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出现了上述的高速增长，但具体是哪份材料，现在记不起来了）。我承认采取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但出于缓解人口压力和对错误负责的义务，这是政府无奈的选择。尽管从理性上而言许多人承认大跃进的必要性，但从感情和既得利益的私利出发，许多人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必要性。他们可以重提中共历史上几次大跃进带来的痛苦经验，可以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无以应对通涨为理由，更可以从大跃进引发的资源紧张（煤、油、电）与生态环境恶化为理由来反对大跃进。他们认为现在城里人的生活已达小康，大家都在讲环保、讲可持续发展，因此片面追求GDP的大跃进实属过时的观念，应根本弃绝之。那么众多生活在前工业阶段的广大农民们的感受他们知道吗？这些农民因为是超生人口，就应该被现代化抛弃吗？凭什么超生的痛苦就应由一部份农村人口承担而不能由全体人民来承担？大跃进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通涨，但可以控制在10％以下，其次，通涨会造成退休老人的生活困难，但相比广大在职的劳动者而言，退休者还是少数，而且他们的困难是不难解决的。如果GDP增长12％（扣除通涨后），通涨为5％，这还是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我们对通涨有一定的经验，但对市场体制下出现的通缩却毫无一点经验。自97年以来出现的通缩，至今连存在与否经济学这们都未能统一意见，遑论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应对的方法了。根据我个人意见，中国目前产生的通缩之原因如下：1、大量的超生人口存在，使劳力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工资水平很难与社会财富同步增长。工资水平低导致购买力低。例如，86－87年珠三角地区的血汗工厂内，工人平均月工资为500～800元，十几年过去了，目前工资水平仍然如此。2、制度不合理导致公正缺失、基尼系数偏高、大量财富聚于少数精英，工农大众所得份额偏小。少数精英消费有限，大部份人（主要是农民）因为贫穷导致内需不振。按联合国人均日消费低于1美元为绝对贫困的标准，我国九亿农村人口收入尚达不到日均1美元的标准，遑论消费！3、社会保障体系未完善，导致城市工薪阶层面对医疗、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预期支出的加大而不敢消费。4、房价走高使城市居民将其收入大头投入储蓄或还按揭，其他方面的开支被迫压缩。5、中华民族历来有量入为出的文化传统，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吃大锅饭”的弊端后，这一传统得以恢复。因此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一文化传统，中国也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这是一种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而不易通涨的文化传统。6、国家发行货币的指导思想有误：未能认清现时货币本位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实物产品本位过渡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信用本位；未能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财富，财富的本质是自然资源加人力资源。依此，我认为财富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①生产对象－自然资源②生产工具－自然资源加劳动力之物化③劳动力）中，最珍贵的是人力资源，因此财富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具有一定素质与技能的人才。货币的国家信用本位也可以转为人才本位。而我们发行货币的决策人见物不见人，根本不承认人的作用。7、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发行货币时仍循产品本位，未将土地、淡水、矿藏等自然资源算作财富。而实际上由于上述自然资源参与了市场交换，占用了大量货币，因而导致货币紧缺。高房价导致大量货币被吸纳，实际就是土地吸纳了货币。尽管我国货币发行量逐年递增，但由于土地等资源不是渐次进入交换，而是由于政策改变突然进入的，因此其吸纳货币的作用不是货币发行量逐年递增所能解决的。8、我国人民币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国通货变为我国和我国周边地区的通货。例如，香港一地即有700亿元，俄罗斯有多少？东南亚有多少？央行恐怕是心中无数。这些流到境外的货币并未在发行时被扣，因而加剧了国内的通缩。9、几亿农民工参予商品经济生产，这些人应成为国家货币本位的购成，但国家在理论上并未承认其政治地位，仍将其视为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劳动者，这个因素是否应在货币发行时有所体现？虽然马克思的生产力三要素中并没有货币的位置，但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货币就如汽车的汽油。国家少发了那么多货币，经济发展自然就不快。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我们应看到我们的人口是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均各项指标仍在世界上很落后，由此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痛苦。我记得茅老曾在农村搞过小额扶贫贷款，应该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主张，政府应该放松银根、加大货币发行量，以加快经济发展，缓解人口压力。说到发展速度，我觉得应提醒一下，中国由于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应该快一些，不能因为目前的速度居世界前列即故步自封或“高处不胜寒”。应该看到目前的速度与人民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值得惭愧的是，我们的人均GDP大约只有美国的1/40，而人家的GDP发展速率却与我们相差不多，处于同一数量级。这就好比人家是40～50岁的成年人，身高体重仍在长，而我们只是11～12岁的孩子，增长率却与那位大叔差不多。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指责我们这个小孩子吃得太多、长得太快，要注意“协调”，即要节食、减肥。50年代的大跃进为何失败？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尚不具备“跃进”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应该说已具备了跳跃的基础，日、韩不是也在人均1000美元之后才开始进入高速成长的通道吗？

有人以经济过热为由要求收紧银根，对经济实行“刹车”，这些人不知道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经济，“过热”乃正常现象。这就象处于超速发展阶段的青少年一样，小孩子从生下来到成人之间，在16~17岁之前是匀速发育，而在16~17岁之间是超速发育。在这个超速发育期间，其体温要较平时的36.5~37℃要高，一般会达37~37.3℃之间。如果不是在超速发育期，这样的体温就会引起不适，谓之“低热”。但在超速发育期却不会，因为这不是疾病引起体温升高，而是超速发育引起的正常生理反映。同理，对于经济过热也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将现在的情况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企、政府为片面追求政绩而不讲市场需求的投资过热混淆起来。至于由有效需求引起的煤电油资源紧张，这与“过热”又有所不同，中国由于人口超生必然要引起资源紧张，在人的正常需求被市场激发出来的情况下，究竟应将重点放在“开源”上，还是应采取传统的“节流”手法？传统的“节流”手法就是抑制一部份人的需求，满足另一部份人的需求。既然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必须将“人”的概念扩大到整个中国人民，而不能仅将城里人视为人，将乡下人不视为人。为此，我认为当务之急并非是收紧银根，而应是放松银根。正如本信的附件《贱卖中国》所言，政府发行货币应以实际拥有的财富为本位。既然我们有100~150万亿元的财富，那就应该在现有20万亿元的基础上逐年多发，使货币与财富在5—10年内逐步达到平衡。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放松银根，每年多发几万亿元的票子不但不会引发恶性通胀，相反可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平抑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政府放松银根、多发货币之后，资金投向的重点是哪里呢？我认为应以“三造”作为投资重点，即造城、造地、造林。一、造城。所谓造城即是“城市化”。我国由于长期推行城乡二元化发展策略，导致城市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目前就业困难，原因之一在于第三产业不发达，而第三产业本可吸纳大批劳动人口。第三产业之所以不发达又与城市化程度低大有关系。但在如何推进城市化的思路上，本人极不赞同政府现有的思路。政府的思路是限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的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我认为在如何发展城市化的问题上，一要尊重大部份人的意志，二要借重市场的功能。不能只凭借几个官老爷的意志。我的意见是应恢复54年宪法中的公民的迁徙之权。大量的农民，究竟是愿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镇落户还是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落户，一切悉听尊便。各城市政府应尊重宪法、人权，对于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应一视同仁，不得歧视。如此一来，大城市在与中小城镇接受外来移民方面肯定要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人口突破3～4000万都有可能。另一方面，为配合宪法中公民迁徙权的恢复，国家在税收上也要与之相应配合，税种应向个人税靠拢（个人所得税与消费税），以解决城市政府的市政建设投入困难。农民为何喜欢往大城市挤而不喜欢留在自己家乡的中小城市？道理很简单，大城市赚钱容易。经济学家通过调查发现，大城市的人均GDP一般要高于中小城市，而市政投入与占用土地面积，大城市则比中小城市要节约。30万人的城市建一个水厂，3000万人的城市不一定要建100个水厂，可能50个就足够了。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但不应歧视外来的农民工，相反还应善待他们。具体做法是兴建大量廉租房，使每户有一室、一厨一卫一阳台，月租金不超过300～500元，留住全国各地来沪打工、经商的青壮年农民，同时城市的规模通过轨道交通向整个长三角地区扩张，最终建成上海大区，使江苏、浙北地区均并入上海大区（有专家学者建议，将江苏省苏北地区的东部全部并入上海）。上海如采取这种善待农民的做法，很有可能会使人口迅速膨胀至5～6000万。上海就会象一部巨大的抽水机，将各地农村中的青壮年都吸进自己的腹中，这是一个巨大的几乎令人生畏的城市，某品牌的牛奶，在天津一个月销20吨，可能在上海要销200吨。而各地农村则只剩下了老人和儿童。其结果是农田被少数人集约经营，而每100个来沪打工的农民中，如果有一个发达了、回乡投资，其对当地的贡献可能要超出那些流失出去的99个自己的同乡。只有在这时，各地政府才会发现，人口，特别是青壮年人口，是税收的基础。人口，在政府眼中是包袱，在商人眼中是人气，人气旺，才会财气旺。上海大区南起浙北，北达连云港，人口规模可能有5～6000万，长江而不是黄浦江成了她的内河。这样的城市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还是政府肩上的包袱，我相信商人的判断往往比官员的判断更准确。如果上海因善待农民工而使自己获得了发展，京津和珠三角地区肯定会群起效仿，由此中国的城市化和三农问题的解决有可能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建造廉租房，使他们能拖家带口地在城市居住下来，不要每到年底形成集体返乡的“民工潮”，这实际是利国利民之事。在这个过程中，廉租房的建设是关键，本人从事房地产开发工作多年，认为只要政府能免收土地出让金、水电燃气等垄断行业奉行保本微利的原则，就能在上海市郊建成1500元/㎡左右的多层廉租房，每户建筑面积40㎡，每套成本价为6万元。这样就能使月租金保持在300～500元的范围内。这种廉租房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贫民窟”，但因其功能齐全，环境整洁，并不会给我们造成难堪，几十年后炸掉重建或改成二室一厅的小康套房都不是什么费力之事。在造城的同时，加强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科技文化教育是与造城具有同等意义之事。人口既是负担也是资源，如果政府不加强教育上的投入，负担的因素就会大于资源的因素。在对农民工的科技文化教育上也要走市场化的道路。政府在用工薪酬上应强行介入，迫使雇主针对经过不同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支付不同的相对较高的工资。你看重上海的市场吗？你就要支付相对较高的成本，否则就把你赶出去！因为经过专业培训就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进城打工的青壮年农民自然就舍得在学习上花钱,政府同时也要给市场上这些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机构以优惠政策。目前城市房价太高，引来众人之非议。依我的看法，造成房价过高的原因首先是政府。政府应该不是利益集团，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各级政府成了一个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垄断的土地是目前政府手中的重要资源，因此以土地卖高价成了政府逐利的重要途径。卖了地，政府才能改善办公条件，才能行有车、食有鱼，才能出国考察。据悉采用土地拍卖办法的全世界只有两家，一家是香港，一家是马来西亚。香港采用土地拍卖是末代港英政府为了临走捞一票，其所造成的高房价的苦果只有由接手的董特首来消化。马来西亚的政府土地拍卖制度一样造成了高房价，而高房价据说也是马来西亚通缩的重要原因。政府有意无意地使民众相信，高房价是开发商追求暴利的结果。本人多年在一个亿万富翁身边从事房地产开发，对于这些老板的心态比较了解。这些老板在市场上拼博，主要受两种心态制约，首先是贪欲，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随时随地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次是恐惧，担心生意失败，破产。我的老板认为，像这种身价的人，生意失败后最好的归宿是自杀。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亿万富翁的生活再要回到贫苦状态，这是比死还要难过之事。一般人只了解资本家的贪欲，而不知在贪欲后面的恐惧心理所起的作用。开发商造房子的钱大部份是银行贷款。因此对这些老板而言，首先不是暴利，首是对不能还贷的恐惧，或说首先不是求赢，首先是求不输，然后才是求赢。因此我们在制定售房价时，一般只将年利润率限在5-10%左右。如果卖不掉，价格只能再往下压。当然，如果卖得快，价格当然会上涨，但这只有在还贷有保证的情况下才敢于采取。私企老板的这种心态与国企老板完全不同，私企老板要以自己的生家性命对贷款负责，而国企老板一般都是“负赢不负立”，即企业赢利了，他拿承包奖，拿高额年薪；企业亏损了，贷款还不出，最多拍拍屁股走人，绝无身家性命之忧，而且很有可能个人已经捞得钵满盆满了。因此高房价是如下四种原因造成的:1、          政府垄断土地，通过拍卖，人为地使土地价格飙升。2、          政府对开发商在报批的各个环节上管卡压，致使效率低下，开发周期延长，提升了开发成本。3、          国营水电煤等配套设施的垄断价格与官僚主义作风提升了开发成本。4、          政府要求银行提高贷款门坎，使开发商资金成本上升。这里面，最主要的是第一和第四两条因素。当然，高房价最终会被市场支撑还是因为民众住房需求的刚性程度。有人认为房价高是由于炒作造成的泡沫。不能否认炒作对高房价是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上海的高房价主要是由二手房的高价在支撑。而二手房主要是买来居住，很少有炒作的。因此要提升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政府首先要节欲。譬如对居住用房的70年地租，可否分期支付？政府只想通过卖地圈钱，急功近利，最终政府也要吃苦头。其次，房地产业不应是限制性产业，而应作为鼓励性产业。“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政府一方面要实现全面小康，一方面又打压房地产业，这岂非自相矛盾？打压房地产，实质就是打压城市民众改善住房和农民城市化的需求，而这两个需求在今后的十年中，刚性程度将日益增强，政府如在求稳怕乱的思路下一味对房地产业施行打压，到头来有可能被视为倒行逆施。

二、造地。政府放松银根后，大量资金的第二个去向应该是造地。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目前政府对造地似乎并无特别兴趣，其兴趣只在限制用地、保护耕地上。增进福利有开源节流之说，然而政府对开源不感兴趣，只注重于节流，如此单打一，未免失之偏颇。我国有大量土地，但耕地较缺。耕地中中低产田多、高产田少。所谓造地，主要是1、加大投资使中低产田变为高产田。2、将荒地变为耕地。在改造中低产田方面，一是加大水利设施投入，使旱地变为水浇地，一是采用先进技术，如菌肥技术，使长期施用化肥板结的土壤在细菌的作用下变为疏松肥沃。在将荒地转为耕地上，主要是指黄土高原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那里有丰富的土壤与日照条件，所缺的就是淡水。因此南水北调工程对于造地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有专家提出，为改善西北地区的干旱状况，不妨东水西调，即将东部海水西输至沙漠地区，通过日照，使海水蒸发，增加当地空气温度，增加降水量，以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环境。在造地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也大有可为。江苏省苏北的黄海滩涂，退潮时露出水面的面积有5000多平方公里。如加以围垦，十年左右即可成良田。这些滩涂是1855年之前黄河入黄海时的泥沙堆积而成，1855年后黄河改道入渤海，黄海滩涂失去大量泥沙来源，在风浪的侵蚀下，面积日减，由此造成我国领海面积相应萎缩。50年代该块滩涂面积约7000多平方公里，在距海岸线30-50公里的黄海中分布有十个沙岛，目前这十个沙岛在退潮时能露出水面的也不到十个了，由此造成我国黄海领海线相应后退。政府用行政手段阻止耕地流失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与大城市周围的良田将更多地在市场的作用下转为建设用地，这实际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政府的行政手段与市场在较量，谁胜谁负殊难预料。但即使是政府的目的达到了，政府是否就赢了呢？近日报载，上海要为“三农”问题出力。我想，上海要为解决“三农”出力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种粮、种菜，所需的粮菜均由外省输入。上海郊区的土地如果不是用于房地产和工业，而是种粮种菜，这样苦的是河南的粮农与山东的菜农。三年自然灾害给我国的统治集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历届政府均特别注重粮食安全。但农业科技发展使粮食的安全作用日益降低。在对过去的苦难上，反应应该适度。过度与不及均不可取。现在的问题是对缺粮的反应过度，没有看到现代农业科技的发展使粮食由一种特殊商品日益变为一种普通商品。自97年以来，因扰农民的一直是卖粮难，只是03年末粮价开始恢复性上涨。今年出台的鼓励农民种粮的措施，会否导致秋后的谷贱伤农?粮食产量一方面由天气一方面由市场决定。科技的发展使我粮食种植更多地取决于市场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对缺粮的过度恐惧。政府的这种恐惧是来源于农业文化的“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造田并非都是用来种粮，具体种植什么应取决于市场。如果市场需要花卉，粮田可以种花，一旦粮食短缺，几个月就可使原来的花田变为粮田并有粮食产出。政府应使用市场手段来鼓励民间与社会资本投资于造地与农业，使经营农业也能得到类似于投资工业、房地产的回报，这才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

三、造林。中国所缺的几大宗资源中，林业无疑是排在头几位的（排在林业前面的是土地、淡水、石油等）。由于禁伐天然林，我国建设所需木材只能依靠进口。因此国际上有人说，中国人到哪里，哪里的森林遭殃。首先是东南亚，其次是非洲，现在轮到了俄罗斯。中国不能长期这样下去，必须从现在开始大规模营林造林。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国退民进”之说，即在一般竞争领域，国有资本应退出，让位于民营资本。退出的国有资本大部份应“还账”，作为社保基金，有一小部份应进入造林业。人工造林由于时间长，经济效益不高，在国际上一般都是国有国营，因此我国造林业的领头羊应为国营企业。以体现有国资本为民造福的理念。具体的思路是首先提升国家林业局的地位，使之恢复成林业部，由其为主投资几千亿元形成几个大的国家级林场，林场内应雇佣农民，使农民以户为单位承包荒山荒地造林。各地方政府也应仿效此法，从财政中拿钱投资营林业。由此形成的公司加农户的企业，成为中央林业部和地方林业厅的下属国营企业（也可以搞国有民营）。我还设想，中国的军队和武警那么多人，是否可以有一部份转为造林、营林部队，类似于以前搞的铁道兵、工程兵部队。当然，林业除了有国资带头进入外，还应鼓励大量民企进入。在这个方面，我有些设想。现在银行对民营房地产业贷款卡得很死，是否以银根松动来引导民营房地产企业投资于造林？即施行“以房养林，以林促房”的政策。民企如果投资造林，主要是造经济用材林，例如造纸用林和胶合板、木材用林等。我公司为此储备了一些此方面的技术，主要有①固体水技术（用于半干旱地区植树）②城市生活污水灌溉技术。上海有一民营胶合板企业，每年需进口大量木材。为此希望能在国内有一林业基地。我公司与赤峰市联系，该市愿意提供荒地沙地供植树造林无偿使用，惟要求雇佣当地农牧民进林场当工人。胶合板企业提供低价苗木，并保证在七年后成材时全部收购（将造胶合板生产线搬至赤峰，就地砍伐，就地加工，以胶合板成品运至上海），我公司如投资1000万元，可造林10平方公里。为加速林木生长，养护期应浇水施肥，因此我们打算引赤峰市生活污水灌溉林地。经调查，赤峰市现有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于河流，最后都汇入了渤海。我们计划将此污水全部用于林业，这样可以减轻对河流与海洋的污染。经调查，赤峰市的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氮磷含量较高，重金属含量甚微，适用于灌溉林木。应该说这个方案很好，既利国又利民，但因资金占用期太长，而公司资金紧张，最终未能实施。我设想，如果我公司投资1000万元用于营造经济林，在一年后，林木成活，银行能否以其林木蓄积量给以较为优惠的抵押贷款。即民营房地产企业投资1000万元于林业，银行则在第二年给予1000~1500万元的3~5年期贷款。房地产企业拿了贷款在城市投资房地产，房地产赢利后再投资民林业，这就是“以房养林，以林促房”的思路。该思想进一步延伸，还可以在大城市周围或水源涵养地营造大规模生态林，并在林地中辟了5~10%的土地搞别墅开发。如果政府以银行贷款将城市房地产开发与造地、造林联系起来，使欲获得资金的企业明白，只有首先投资于造地与造林，才能获得银行的贷款，这就使造城、造地、造林三位联成了一体。这三项事业的兴起，首先将使我国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只有在减少农村人口的前提下，“三农”问题的解决才有出路。“三造”的实质是为中国人民造饭碗，这一思路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经济学家钟朋荣的启发。钟有一本书《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他敏锐地看到了中国超生人口的问题。书中提出了造地的建议。但我对于他的“逼民致富”的思路不敢苟同。在如何实施“三造”工程，即放松银根后的资金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三造只是指明了投资的方向，未解决资金如何使用的问题），我有如下建议：“官商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官是指政府，商则指民营企业家。我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不同于欧美放任的自由主义，而接近于日、韩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这是由于日、韩、中三国的文化与欧美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韩国经济之所以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与大财阀制度有关。现今韩国的大宇、三星、现代等财阀，当初都是不起眼的夫妻老婆店。其后由于朴正熙集团“独裁开发”体制下倾全国财力的喂养，这些企业才有今天的规模。具体说来就是，企业出很少的资本金，银行则给予无限量的贷款。但军政府对企业也有严格要求①一分钱都不可转移到国外，②企业家私人用钱须经银行干部的同意。美国顾问当时不许韩国军政府搞国营企业，韩国人就搞这种公不公、私不私的发明创造。事后证明，这种官商团结的做法在韩国经济起飞中是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的。反观日本，三菱、三井也是官商勾结，靠政府财力支持发展起来的。官商团结是为中国传统道德不能见容的恶劣行为，但作为一种“潜规则”实际上一直在暗中发挥作用。韩国人的发明不过是将其制度化了，对其弊端进行了种种限制，发挥了其正面作用。世上任何事物均有利弊，关键是看究竟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我认为官商团结的作法对于东亚文化的国家而言，初期是利大于弊，后期是弊大于利。韩国当时的朴正熙政府为了防止手下的军政人员以贷款谋私，实行的是责任追究制。如果某级军政府的将军将贷款弄得血本无归，就拉出去枪毙，坏了国家贷款的老板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韩国的特工干掉。相反，如果经济上去了，就业上去了，财政收入上去了，则不问不察，听凭那些将军们大收私营老板的贿赂。中国目前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官商团结”，但这并非是自觉、主动公开地实行，而是暗地里背动地不自觉地在实行。主动自觉地实行有利于政府认清该体制的弊端，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抑其弊而扬其利。政府如果采取双积极的经济政策，即积极的财政与积极的货币政策，将有大量的贷款投放出来。如何使用该笔贷款是关系到国家安危之大事。如果主要由国企来使用，必是大部份有去无回，我认为应使民营企业成为使用这笔货款的主体。政府应使得到该笔贷款的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明白，如果不能还贷，将实行个人无限责任，老板或是坐牢或是跳楼，所谓有限责任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官商团结并非是“抓大放小”，而是各级政府实行亲商、亲私的政策。中央一级抓全国性的大型民企集团、省、市、县、乡则抓他们那一层次的民企。党委书记应是放贷还贷的主要责任人，经济上去了，不察不问，反而升官发财，贷款坏掉了，轻则罢官坐牢，重则枪毙。对受贷的民企首先要求是无限责任，其次应采取韩国的办法①一分钱不能转移到国外（指国家贷款，如以自有资金投资国外则不在禁止之列）②私人用钱须经银行同意。另一方面，贷款不应仅向各级大小财阀发放，也应向普通劳动者私人发放。凡创业经营或为维持生计的生产性投资应尽量放低贷款条件，前提是借款人实行无限责任，并实行父债子还的办法。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银行管理水平也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现在要求银行的坏账率向发达国家的水平看齐，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中国的企业管理水平，信用程度均不如西方，仅要求坏账与西方相同是很难做到的，这样要求的结果必然是银行惜贷，而银行惜贷的结果是通缩加剧，经济增速逐年下降。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成长性好。银行放出的贷款即使有1/3坏掉了，也不怕，余下的2/3因为经济的高增长，几年之内就能将坏账的损失补回。要提高银行经营管理的水平只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惜贷的情况下是无法提高贷款质量的。

说到这里你可能注意到我的一个矛盾，在前一封信中，我主张有限度的民主，以切断权力与市场联系，而在这一封信中又主张官商团结，官商团结不正是权力介入市场吗？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或说是东方传统文化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使东亚的政府主导型市场体制回归到欧美的自由市场体制吗？如果可以，也是日、韩现在正在追求的目标，而我们作为“初级阶段”，尚不能立即切断权力与市场的联系。换言之，我希望有限度的民主只是抑制权力介入市场的消极方面，而不能抑制其积极方面。我在电视中看到这样一档节目，是说广西某地喀斯特地貌区，石漠化严重，农民生活困苦。当地几任书记矢志不移地抓沼气、养猪和果树栽培，最后使农民走上富裕之路，这是权力介入市场的积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没有什么官商勾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各地都有许多经济上的能人，政府要抓经济，能不依重这些“能人”吗？官商勾结实质就是政府抓骨干，寻找依靠力量的问题。以前我们搞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当然要依靠工人阶段与贫下中农，现在我们搞资本主义，只能依靠资本家，他们是各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撇开这些大小老板，叫政府去依靠下岗工人能有什么结果？我的主张并非是“抓大放小”，而是“抓大不放小”，第一书记傍大款，这是抓大头、抓典型，是“点”上的工作；银行贷款向普通劳动者畅开大门，是“面”上的工作，面上的工作也许没有点上的工作见效快，并且管理起来成本高，但其产生的作用稳定、持久，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以上是我在经济方面的主张，迫切希望能得到您老的指教。此致   敬礼  <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SimSu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范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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