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理性主义之一--------上海老范-超级军网

致茅于轼先生的两封信 尊敬的茅于轼先生，您好!     对于您 以70多岁高龄仍旧活跃在我国经济理论战线上的事迹，我深感钦佩。     但我对于您的主要论点，即以提高国民素质、进行国民教育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不同的意见，在此提出，希望得到您的指数。     我寄给阁下的那本书，是专门鼓吹理性主义的。我认为我找到了中国这只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理性化程度低、理性主义的缺失。您老有篇文章令我印象很深，是说什么妨碍了我们致富。您指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小事，认为就是这些看似平常、微不足到的小事，阻碍了我们致富。该文说得很对，这些阻碍我们致富的行为依我的看法，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先贤有言，“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们这个民族与日本人不同，一向疏于精细，喜好宏大壮阔。先贤的教诲几千年来难于入耳，仍是“善小不为、恶小为之。”这种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差不多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不为中国所专有。而发达国家，这些阻碍致富的行为倒是很少见的。我们将这种“恶小为之，善小不为”的行为称为不文明行为，而不文明行为就是缺乏理性的结果。有了这种缺乏理性的民众，自然就有缺乏理性的统治集团。统治集团缺乏理性的后果危害就更大，作为这些人子民的你我，在他们这种人的统治下自然活得不顺心、不服气。在我的思想中，我们的统治集团实际就是与阿Q无异的那类人，这可是十分恶毒、反动的思想。不知您对改变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如此缺乏信心，是否也有这种阴暗的恶毒心理？     国内有些理论家力主公民教育(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希望通过一群精英的努力(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水平上)，能塑造出一群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众，譬如说中产阶级，希望从这些人中产生出新一代的统治者。     我的观点与此不同，我认为公民教育虽十分重要，但不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过分迷信于此，甚至有“教鱼游泳”之嫌。我有一条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路线图”，在此陈述，望能得到阁下的指教。     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无关)和“三个代表”为基础、为指引 <line id="_x0000_s1030" to="387pt,27.3pt" from="342pt,27.3pt" style="Z-INDEX: 5;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9" to="90pt,27.3pt" from="36pt,27.3pt" style="Z-INDEX: 4;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8" to="54pt,3.9pt" from="0,3.9pt" style="Z-INDEX: 3;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7" to="261pt,3.9pt" from="207pt,3.9pt" style="Z-INDEX: 2;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6" to="261pt,3.9pt" from="207pt,3.9pt" style="Z-INDEX: 1;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要求统治集团改变观念            制度变革(主要是重新立宪)         新的制度促进生产发展，使民众得到实惠        老百姓在新制度下转变观念形成新的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成为支撑新制度的土壤，于是社会进入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下面是对此“路线图”各个环节的解释： 1、统治集团的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     时下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三农问题、台湾问题、贫穷问题、环保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各不相同，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统治集团，不在民众，不在老天爷，也不在外国人。     中国之所以没有高效率的市场体制，从现象上看，问题在于民众，在于民众的诚信缺失。如果就问题抓问题，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民众的问题，说到底是由于统治集团的思想、文化观念的落后，由于这些落后的观念，所以才有不尽合理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正是由于这些不尽合理的制度，才造成了民众的非理性行为。     所以说统治集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譬如说“三农”问题，依我的见解，中国可说是一个类似于“奴隶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城市人口享有国民待遇，农村人口则没有。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农民却不可以组织农会。过去共产党闹革命时鼓动农民建农会，掌权之后却不许农民组织农会。实行市场经济了，仍旧不许农民建农会，农民自然成了“弱势群体”。现在粮价稍一上涨，化肥农膜就拼命涨价。如果农民有了农会，自然会想出许多办法来抵抗其他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侵害。不许农民成立农会无异于绑住农民的手脚，在绑住农民手脚的前提下要解决“三农”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再说一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固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拖成现在这样的状态共产党难辞其咎。我接触过一些台湾知识分子，他们说台湾与大陆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台湾岛不可能搬走，而中共在他们眼中是共产共妻的吃人老虎。过去老蒋说要发扬武松打虎的精神反攻大陆。老蒋认为武松可以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台湾军民为何不可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现在台湾民众认识到“反攻大陆”不过是一种神话。但他们现在又碰到另一种神话：共产党这只吃人老虎现在宣称改吃素了，要和平统一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台湾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与“反攻大陆”一样的神话。既然台湾无法搬走，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又不可信，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同一屋檐下砌一堵墙，即选择台独。也就是说，台独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无奈选择。 台独的诉求最早是由“皇民化情结”或说是“汉奸情结"引起的(其中一部份是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这些人大多经历了日据时代，譬如说李登辉之流。“皇民化情结”下的台独诉求是一种非理性的诉求，因为两岸统一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绝对是利大于弊。而现在的台独主体则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有中产阶段背景的族群，按理说这些人的理性主义精神最强，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不理性的选择呢?这是因为上述与老虎同居一屋者的感受。“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共产党是非理性的，我又无法搬走，而且我也不可能将老虎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与老虎同栖一个屋檐下，最理性的选择莫过于    在屋中砌一堵墙”。这就是理性主义“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为什么说中共的“一国两制”是象老虎吃素那样的神话呢?台湾的知识分子会指出大陆宪法中有无产阶级专政条款。什么是“专政”?按列宁的解释，专政即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革命政权。既然大陆宪法中有专政条款，那么台湾如果象香港那样与大陆签了“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台湾民众的福祉仍是无保障的，因为这一合同的甲方即大陆方有随时毁约的特权，而作为台方的乙方则无权毁约，故这是不平等条约。因为宪法是母法，“台湾基本法”是子法，子法不能对抗母法，既然母法中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中共就可不受台湾基本法的限制，随时可以废除该法对中共的掣肘。这些深奥的法律道理专家知道，台湾普通的民众并不了解，但香港23条的风波及随后中共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使台湾民众意识到一国两制的后果。上一次陈水扁仅得百分之三十几的选票，时隔四年，陈水扁的选票不降反升，而这四年是台湾经济最糟糕的四年，足见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恐惧。如果我们的统治集团能够理性一些，使自己的宪法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台湾问题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走进死胡同。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解决中国目前这些重大问题的关键，在统治集团而不在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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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茅于轼先生的两封信 尊敬的茅于轼先生，您好!     对于您 以70多岁高龄仍旧活跃在我国经济理论战线上的事迹，我深感钦佩。     但我对于您的主要论点，即以提高国民素质、进行国民教育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不同的意见，在此提出，希望得到您的指数。     我寄给阁下的那本书，是专门鼓吹理性主义的。我认为我找到了中国这只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理性化程度低、理性主义的缺失。您老有篇文章令我印象很深，是说什么妨碍了我们致富。您指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小事，认为就是这些看似平常、微不足到的小事，阻碍了我们致富。该文说得很对，这些阻碍我们致富的行为依我的看法，就是不理性的行为。 先贤有言，“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我们这个民族与日本人不同，一向疏于精细，喜好宏大壮阔。先贤的教诲几千年来难于入耳，仍是“善小不为、恶小为之。”这种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差不多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不为中国所专有。而发达国家，这些阻碍致富的行为倒是很少见的。我们将这种“恶小为之，善小不为”的行为称为不文明行为，而不文明行为就是缺乏理性的结果。有了这种缺乏理性的民众，自然就有缺乏理性的统治集团。统治集团缺乏理性的后果危害就更大，作为这些人子民的你我，在他们这种人的统治下自然活得不顺心、不服气。在我的思想中，我们的统治集团实际就是与阿Q无异的那类人，这可是十分恶毒、反动的思想。不知您对改变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如此缺乏信心，是否也有这种阴暗的恶毒心理？     国内有些理论家力主公民教育(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希望通过一群精英的努力(不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水平上)，能塑造出一群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众，譬如说中产阶级，希望从这些人中产生出新一代的统治者。     我的观点与此不同，我认为公民教育虽十分重要，但不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如果过分迷信于此，甚至有“教鱼游泳”之嫌。我有一条解决中国现存问题的“路线图”，在此陈述，望能得到阁下的指教。     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无关)和“三个代表”为基础、为指引 <line id="_x0000_s1030" to="387pt,27.3pt" from="342pt,27.3pt" style="Z-INDEX: 5;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9" to="90pt,27.3pt" from="36pt,27.3pt" style="Z-INDEX: 4;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8" to="54pt,3.9pt" from="0,3.9pt" style="Z-INDEX: 3;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7" to="261pt,3.9pt" from="207pt,3.9pt" style="Z-INDEX: 2;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line id="_x0000_s1026" to="261pt,3.9pt" from="207pt,3.9pt" style="Z-INDEX: 1; LEFT: 0px; POSITION: absolute; TEXT-ALIGN: left;"></line><line></line><stroke endarrow="block"></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stroke><line></line><line></line>要求统治集团改变观念            制度变革(主要是重新立宪)         新的制度促进生产发展，使民众得到实惠        老百姓在新制度下转变观念形成新的理性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成为支撑新制度的土壤，于是社会进入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下面是对此“路线图”各个环节的解释： 1、统治集团的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     时下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三农问题、台湾问题、贫穷问题、环保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各不相同，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统治集团，不在民众，不在老天爷，也不在外国人。     中国之所以没有高效率的市场体制，从现象上看，问题在于民众，在于民众的诚信缺失。如果就问题抓问题，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民众的问题，说到底是由于统治集团的思想、文化观念的落后，由于这些落后的观念，所以才有不尽合理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正是由于这些不尽合理的制度，才造成了民众的非理性行为。     所以说统治集团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譬如说“三农”问题，依我的见解，中国可说是一个类似于“奴隶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城市人口享有国民待遇，农村人口则没有。工人可以组织工会，农民却不可以组织农会。过去共产党闹革命时鼓动农民建农会，掌权之后却不许农民组织农会。实行市场经济了，仍旧不许农民建农会，农民自然成了“弱势群体”。现在粮价稍一上涨，化肥农膜就拼命涨价。如果农民有了农会，自然会想出许多办法来抵抗其他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侵害。不许农民成立农会无异于绑住农民的手脚，在绑住农民手脚的前提下要解决“三农”问题岂非缘木求鱼?     再说一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固然是历史造成的，但拖成现在这样的状态共产党难辞其咎。我接触过一些台湾知识分子，他们说台湾与大陆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台湾岛不可能搬走，而中共在他们眼中是共产共妻的吃人老虎。过去老蒋说要发扬武松打虎的精神反攻大陆。老蒋认为武松可以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台湾军民为何不可反攻大陆、统一中国？现在台湾民众认识到“反攻大陆”不过是一种神话。但他们现在又碰到另一种神话：共产党这只吃人老虎现在宣称改吃素了，要和平统一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台湾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与“反攻大陆”一样的神话。既然台湾无法搬走，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又不可信，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同一屋檐下砌一堵墙，即选择台独。也就是说，台独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无奈选择。 台独的诉求最早是由“皇民化情结”或说是“汉奸情结"引起的(其中一部份是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这些人大多经历了日据时代，譬如说李登辉之流。“皇民化情结”下的台独诉求是一种非理性的诉求，因为两岸统一对于台湾民众而言绝对是利大于弊。而现在的台独主体则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有中产阶段背景的族群，按理说这些人的理性主义精神最强，他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不理性的选择呢?这是因为上述与老虎同居一屋者的感受。“我是个理性主义者，但共产党是非理性的，我又无法搬走，而且我也不可能将老虎打死。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与老虎同栖一个屋檐下，最理性的选择莫过于    在屋中砌一堵墙”。这就是理性主义“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为什么说中共的“一国两制”是象老虎吃素那样的神话呢?台湾的知识分子会指出大陆宪法中有无产阶级专政条款。什么是“专政”?按列宁的解释，专政即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革命政权。既然大陆宪法中有专政条款，那么台湾如果象香港那样与大陆签了“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台湾民众的福祉仍是无保障的，因为这一合同的甲方即大陆方有随时毁约的特权，而作为台方的乙方则无权毁约，故这是不平等条约。因为宪法是母法，“台湾基本法”是子法，子法不能对抗母法，既然母法中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中共就可不受台湾基本法的限制，随时可以废除该法对中共的掣肘。这些深奥的法律道理专家知道，台湾普通的民众并不了解，但香港23条的风波及随后中共对香港民主派的打压使台湾民众意识到一国两制的后果。上一次陈水扁仅得百分之三十几的选票，时隔四年，陈水扁的选票不降反升，而这四年是台湾经济最糟糕的四年，足见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恐惧。如果我们的统治集团能够理性一些，使自己的宪法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台湾问题至少不会象现在这样走进死胡同。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解决中国目前这些重大问题的关键，在统治集团而不在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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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问题是统治集团问题的关键。    统治集团何以会如此不理性，如此愚蠢?有人认为主要是那些掌权的人不行，认为统治集团并无良好的意图，当官的一个个只想“捞”，哪管国家和百姓如何。    从这个指责来看，这里存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这批人不行，得换一批，譬如将一批民主精英换上去，或是换一批道德品质十分优秀的人上去，情况是否就会改观?这是一个问题，由于此问题与本信主题不符，容笔者另文解答。    第二个问题是导致现在统治集团不尽如人意的原因。究竟是掌权的人私心重，不能做到立党为公，还是笔者的观点一一问题出在文化观念上?    这里着重回答第二个问题。    马克斯·韦伯认为，东西方宗教的本质不同，西方宗教的本质是禁欲主义，东方则是神秘主义(禁欲主义与理性主义有关，而神秘主义则属非理性主义)。由于宗教不同，东西方的伦理也不同。西方由禁欲主义发展出了“责任伦理”，而东方则发展出了“意图伦理”。“责任”与“意图”的区别，有些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动机”和“效果"。“意图伦理”者不重效果重动机，“责任伦理”者则相反。    饱受“意图伦理”影响的中国人特别看重意图、动机这类情感化的因素。即以当今中国政坛而言，当局以“三个代表”要求权威，“三个代表”就是一种意图，“我既然有至善的意图，那我就应有至上的权威”，相反对于如何落实、践行“三个代表”倒是不甚热心。    而反对派则以腐败、社会不公这些存在的问题来指证当局意图的邪恶。双方都以意图为目标互相争斗。而民间百姓怀有阴暗心理的，更容易相信当局的问题出在意图上。他们相信，如果选思想品德高尚的人作统治集团，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为改观。    由此笔者联想到存在于列宁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列宁认为，对立阶级、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不是因为理性的偏差，而是因为利益的分殊与对立。因此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说理是无用的，只能靠暴力解决(列宁的该观点是否源自马克思、待考。另外，毛泽东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也与此有关)。列宁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理论同样是建筑在“意图伦理”上的，作为资产阶级的意图而言，当然是给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但在实际上，由于工人的斗争，竞争关系以及政府的限制，工人的工资可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上，而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调动内需，也有利于资产阶级。但列宁仅看重意图而否认实际上劳资两利的可能，故得出了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结论。“意图伦理"也是暴力革命的理论根源之一。    我认为统治集团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切错误、欠缺之处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纠正的。首先，我认为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哪怕是很严重的问题，都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不是倒退中产生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改革、靠发展。其次，这些问题不独为中国所专有，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这就象小孩子成长一样，要求小孩子在成长中不犯错误，这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成长的烦恼，成长的代价。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当年的西方国家差不多也都遇到过。    因此，造成统治集团不能尽如人意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意图不好，而是理性不好，是理性发育尚不成熟。换言之，不是意图卑劣，而是理性幼稚。理性的问题就是文化的问题。    要劝说中共改弦易辙，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将他们头脑中的列宁主义加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置换出来。“三个代表”的可取之处在于将先进文化与生产力和人民利益并列，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次创新，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他恰恰没有代表先进文化，或说，他们的文化观念中，有相当一部份并非先进文化，而是落后文化，是前工业文明的文化。    “先知先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统治者之所以能成为统治者，并非是因为“受命于天”、“血统高贵”或“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是因为“三个代表”，或说“先知先觉”。统治者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来源于他提出的方针路线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并由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因此才有合法性与权威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经验主义的，这曾经使我们在农业文明时代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现代文明是植根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只有这种文化，才能产生出现代科学技术与先进的政、经和法律制度。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但要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而且要在文化、思想层面学习西方。有人认为这是“全盘西化”，是数典忘祖，是大逆不道。且不说我的主张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基本西化(因为全盘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无论怎样搞，都不可能建成一个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来)，就是“全盘西化”又如何呢?只要能促进人民的利益，西化不西化根本就不重要。要说“西化”，马克思主义何尝不是西化，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只听一个人的，这何尝不是西化?再看看我们的衣食起居，除了筷子，也不早已全盘西化了?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莫非现在又要加一条地域标准?反对西方者决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一种狂热情绪，以情绪、意志、欲望来指导理性，这正是非理性主义者的重要特征。    中共高层人士对西化如此痛恨，可见文化观念转变之困难。文革中曾有“触及灵魂”之说，改变观念就是触及灵魂。文革的错误在于，统治者自己不改变观念，却要人民改变观念，这是说不通的。民间有谚日，“领导生病，群众吃药”，就是我们过去的惯常做法。    改变观念是痛苦的，这个痛苦，只能由统治集团来承受，他们只有先改变观念，“先知先觉”，才能带领民众奔小康，否则其统治的合法性就有危机。

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因思想文化观念的落后而造成经济落后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你要象你的对手那样强大，就必须学会对手的思维方法，你只有象对手那样思维，你才能在体量上(综合国力)达到对手的水平。而思维方法就是一种文化。    八十年代我国曾兴起一股文化热，电视剧《河殇》可说是其代表。进入九十年代，思想界将之贬为“文化决定论”。我不同意这种对文化的贬损观点。在此向阁下推荐一本书一一《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作者之一是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书中有篇文章挺有趣，叙述一家公司受哥伦比亚政府与私营企业委托去调查为何哥伦比亚的牛皮制品难以打开美国市场。他们首先到皮革制品商那里去调查，该商人认为是牛皮质量差，哥伦比亚政府保护国内落后的鞣皮厂，对进口皮革征收15％的关税，使进口的阿根廷皮革变得太贵。    待到鞣皮厂调查，这些厂主们说皮革质量差与鞣皮厂无关，主要是屠宰厂提供的生牛皮太次了，那些屠夫只想多卖些牛肉，对把牛皮弄破却不在乎。    再到屠宰厂调查，屠宰厂又说牛皮差的原因是牧场主的错，那些牧场主为防止毒枭与游击队偷牛，在牛身上打了太多的烙印，烙印多，牛皮自然就弄坏了。    最后赶到牧场，牧场主将牛皮差的原因归结为牛的愚蠢。那些蠢牛为了驱赶叮在它们身上的虻蝇和挠痒，老往铁丝网上蹭，自然就将牛皮蹭破了。因此哥伦比亚的皮制品之所以打不进美国市场，是由于那里的牛太愚蠢。    这种情况在不发达国家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每一个人将自己的不发达归于外因，他们的统治者也普遍如此。    为什么有的国家穷，有的国家富?对于这个问题，二战后的美国兰德公司受政府委托出具了一份咨询报告，他们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将穷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穷国统治集团的观念落后。及至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学者提出“依附论”，将穷国落后的原因归于外因一一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剥削与压迫。    这样就使现代化理论(专门研究穷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一门综合学科)内出现了两个学派，一派为“内因论”，其理论来源于韦伯，另一派为“外因论”，其理论来源于列宁主义。    根据毛泽东思想，我当然赞成内因论。日本、韩国、台湾，在兰德公司提出的理论下，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统治集团被迫改变思想观念，再加上民间传统的儒教经验主义文化的影响，使西方的理性主义与东方的经验主义达成了溶和，故率先实现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化。而南美国家由于受外因论的误导，至今仍处于不发达状态。由此可见先进文化的重要性。    3、转变制度。    中国的制度弊病不在于具体的政经与法律制度有问题，而在于根本的制度有问题。江泽民说“三个代表”，他不敢讲“四个代表”，即政治文明上，共产党尚不敢言先进。    目前的宪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年年修宪、贴补丁不解决问题。应该从根本上重新立宪，使宪法临驾于意识形态与政党之上，而不能由政党在宪法之上。但我们又不能象俄罗斯那样，从军政一下子跳到宪政。中国由于是一个经验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盛行的国家，不象西方那样是理性主义加个人主义的文化，因而形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俄罗斯转型的高代价在于将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一下子打破，变成一个弱社会、弱政府的格局，因此代价高昂。    我所提出的转变制度在于应使中国从军政首先转向训政，使民主政体有雏形，实际施行的是威权体制，类似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那样的政体。中共在宣布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前提下，仍是一党掌权，象九十年代之前的日本自民党那样。由于种种技术性条款的限制，反对党永远长不大。训政阶段反对党存在的理由只是：    (1)抑制执政党的腐败，切断权力与市场的联系；    (2)使权力的交接免于流血(波普尔认为民主的要义不在于多党制与言论自由，而在于使权力的交接免于流血)。    训政体制也许要在中国延续20～50年，待中国人均GDP达数万美元时，才能过渡至宪政体制。而彼时的社会是强政府对应于强社会，两强博奕才能导致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    4、使统治集团改变观念从而改变制度的可能性。    许多人对笔者的观点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要说服统治集团改变观念从而改变“党国”体制几乎是“与虎谋皮"。

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有如下两点理由：    ①中共的文化基因中有一部份为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产物。毛泽东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实事求是”，并将具有深厚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色彩的“实事求是”改造为理性主义的“实事求是”(毛认为“是”并非表象，而是客观规律)，并将其定为党的思想路线。虽然自邓理论之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多地被赋予了经验主义的色彩，马克思主义也日渐被边缘化，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仍存在于统治集团文化观念的深处。如果统治集团从来就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基因，你劝其从经验主义文化回归到理性主义文化那当然很困难。    ②理性主义的核心是利益。你可以反对理性主义，但你不能反对你自己的利益。共产党为其利益在奋斗，但这个党不是一个思想上成熟的党，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一样，其思想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从过去对自己的利益懵懵懂懂的状态，到现时的急功近利、视天下利益都归自己、他人不得染指的急吼吼状态，这已然是一种进步。但应承认，这还是一种自在状态，尚未成熟到自为状态。这自在状态，人们还是利益的奴隶，只有到了自为阶段，才能成为利益的主人。一旦达到了那个成熟状态，我们的统治者就会明白，一已之私利必要与他人之利和平共处，才能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共产党的根本利益是什么?就是“红色江山万年长”，就是一代二代传之万代地永远保持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这个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能否统一?当然可以。只是随着民智的提高，统治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处于成熟状态的统治记集团知道，行事不能仅考虑意图与意志，还要考虑可能。    当一种统治意图在贯彻执行中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时，成熟的统治者就会从其利益理性出发，循着“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适时调整意图，改弦易辙。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们对统治集团的劝说，必须放弃传统的价值理性而宜从功利理性、利益理性着手，要对统治集团晓之以利、诉之以理。决不能与其一般见识，揭露、指正其意图的歹毒，行为的卑劣。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引导之，要苦口婆心，要与人为善。这并非是伪善、拍马屁，而是从责任伦理出发的必然选择。    基于以上两点理由，我认为促使统治集团改变观念、从而改变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怀疑这种可能性的人，往往是出于意图伦理。他们只看到统治集团的意图，未看到其意图在外界压力下被迫改变的可能。实际上我们的统治集团在历史上曾多次被迫改变意图。远的不说，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是一次重大的意图改变吗?在80年代初期，我们能想到他们会采用今天的观念和制度吗?    以上是对我的政治观念的解释。我在经济上的一些主张，由于我缺少这方面专业训练，故不如我在政治、哲学方面那么有把握，也是特别需要向你求教的。由于担心将这部份内容与此并在一起导致信件太长，容我下封信再寄过来。 此致敬礼                                                       范  海  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