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惟有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一位北京官员的讲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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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中共北京东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刘庄振
前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思想路线问题、发展道路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腐败问题是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四个主要问题。前三个问题经过三代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我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即腐败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它正在或已经成为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不及时填平这个鸿沟，我们将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在当前，“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但是，惟有腐败问题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又作了哪些努力？我想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前，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在事物的发展中，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当前各种外部势力要想推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内部的某种变化才能达其目的。在我们内部的诸多因素中，惟有党内的腐败可以将自己打倒，使自己灭亡。这已被苏联的剧变所证明。苏联的剧变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腐败问题。因为，严峻的事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或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要设法找到造成“严峻”之势的“病根”。
(一)前苏联剧变的教训
1991年8月19日，在列宁的故乡，当一个执政70多年，有1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国家解体的时候，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到处都变成了鲜花的海洋，人们欢庆用“冷战”和“热战”不曾征服的国家突如其来地倾刻间土崩瓦解。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无不在从中寻找答案。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把苏俄变奏归结为:效率低、封闭、国防负担、资本主义信息的传播等。我国学者在对前苏联的剧变中总结了六条原因:一是思想僵化、闭关锁国，使前苏联从长期停滞中走向衰落；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三是官僚体制造成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四是长期与美搞核军备竞赛，忽视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六是长期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发生如此沉痛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两个问题所致，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变故。上述中、西学者的分析均不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诸多原因中那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看看苏俄剧变前后几年的变化吧:
80年代的苏联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人民大众逐渐对新体制产生了不适应和反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越来越狂烈地威胁着苏共的统治地位。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取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公开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这是前苏联变质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政府从市场撤出一切权力)。一时间，民主派掌握了政权，经济私有化，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到1992年底，俄罗斯食品价格比89年增长了80—130倍。其他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31倍，零售价格上涨了15倍。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却给银行家、掌权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只要将发给工人、教师、军官的工资扣发两三个月，就可以得到可观的收益。银行家、执政者暴富了。1991年12月29日，叶利钦总统宣布了私有化计划。很快，俄罗斯50%的建材工业、商饮业，60%的食品工业、农业，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修理行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国家财产大多廉价地出售给企业领导人。
这些“新贵”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悬殊的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利用通货膨胀克扣职工工资，挪用贷款谋利；通过破产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廉价购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或私分股票等等，掠取了大量资金。这一切是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连持不同政见者、黑市倒爷也有心无力。由此看来，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原苏联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者对人民财产的侵占，对劳动者的剥削。
截止1995年，在俄罗斯政府和叶利钦的亲信中有75%的人是前苏联的党政干部，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74%的俄政府官员以及61%的大企业家来自前苏联官僚机构。在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化为己有的，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这种局面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正中下怀。所以在剧变中，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思想政治路线，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这是前苏联剧变的最深刻的教训。
(二) 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的严重问题
1、腐败现象涉及的问题日趋严重
建国以来我国腐败问题第一次大范围泛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连续几年，大学不招生，企业不招工。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70年6月，中央决定恢复招生，废除考试。一些人(主要是领导干部)拉关系、走后门送子女上大学，继而形成走后门上工厂、走后门参军的歪风。这股歪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是第一次腐败浪潮。这次浪潮随着高考恢复和改革开放而低落。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改革之初。当计划经济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国家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各项改革开放政策也随之出台。一时间“官倒”风起云涌。但不是谁都可以“官倒”的，搞“官倒”的大多出自有权有势之子弟，或有门路之人。与此同时，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等大面积泛滥。据《中国改革报》透露:81年—88年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价、房地产批租、权力炒股等方式约有200亿人民币流入了个人腰包，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西方，通过合法手段积聚百万资产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在中国暴富者却仅用了短短几年。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十四大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建立，腐败逐步侵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这时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组织人事部门买官卖官事件时有发生，96年至99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798件;在司法机关贪赃枉法案件也屡见不鲜，同一时期全国政法部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分的共达35153人。在有的地方，买官卖官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有的贿选，有的各种官位明码标价。群众中流传:“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如: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副书记冯荣江把手中权力当做摇钱树，利用职权肆意卖官鬻爵，涉及当地中层以上干部数十人。王收受贿赂36万多元，冯受贿10多万元。 这次浪潮较前两次浪潮更为严重，因为腐败侵蚀了国家机器。
2、腐败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此多的人民群众参与上街游行，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腐败的痛恨和关注。1994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80%的农民，86.7%城市居民对腐败深恶痛绝，89.32%的群众认为社会贪污腐败程度已相当严重。今年初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京、津、沪等全国6个特大型城市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惩治腐败为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两项合计高达97.8%。近年来，就连不畏权势、惩治贪官、反腐倡廉的电视剧，如《包青天》、《苍天在上》、《宰相刘罗锅》、《抉择》等也常常火爆京城，由此可见人们的好恶。
87年10月---98年11月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4.7万多件，年均14.5万多件。87年以来，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万多人，年均近4000人。80年代用于送礼的主要是烟酒土特产，高档电器、组合家具属重磅糖弹。1983年初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处极刑，贪污受贿总额是6.9万元，80年代初处以极刑的王守信，当时轰动全国，贪污50万元，行贿每人每次不过几百元。到了90年代，贿赂的实物开始高档化，并逐步现金交易。送上几百元，受礼者可能摆出一副廉洁的面孔曰:“你怎么来这一套，给我拿回去。”递上几千元也仅可当做敲门砖。腐败的“标的”迅速攀升。95年以来的大要案听起来叫人触目惊心。如原红塔集团董事长禇时健，临退休前领到的不是退休证，却是通向监牢的逮捕证。他仅在准备退休的几个月时间，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本人及亲属接受各种礼金、礼品合计人民币达55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87年10月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干部199人。他们中有北京的原四套班子领导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原铁道部两位副部长罗云光、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青海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等等。http://jj.bjdch.gov.cn/ForwardPos.asp?TCD=3&ID=23
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中共北京东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刘庄振
前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思想路线问题、发展道路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腐败问题是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四个主要问题。前三个问题经过三代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我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即腐败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它正在或已经成为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不及时填平这个鸿沟，我们将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在当前，“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但是，惟有腐败问题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又作了哪些努力？我想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前，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在事物的发展中，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当前各种外部势力要想推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内部的某种变化才能达其目的。在我们内部的诸多因素中，惟有党内的腐败可以将自己打倒，使自己灭亡。这已被苏联的剧变所证明。苏联的剧变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腐败问题。因为，严峻的事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或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要设法找到造成“严峻”之势的“病根”。
(一)前苏联剧变的教训
1991年8月19日，在列宁的故乡，当一个执政70多年，有1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国家解体的时候，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到处都变成了鲜花的海洋，人们欢庆用“冷战”和“热战”不曾征服的国家突如其来地倾刻间土崩瓦解。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无不在从中寻找答案。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把苏俄变奏归结为:效率低、封闭、国防负担、资本主义信息的传播等。我国学者在对前苏联的剧变中总结了六条原因:一是思想僵化、闭关锁国，使前苏联从长期停滞中走向衰落；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三是官僚体制造成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四是长期与美搞核军备竞赛，忽视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六是长期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发生如此沉痛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两个问题所致，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变故。上述中、西学者的分析均不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诸多原因中那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看看苏俄剧变前后几年的变化吧:
80年代的苏联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人民大众逐渐对新体制产生了不适应和反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越来越狂烈地威胁着苏共的统治地位。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取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公开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这是前苏联变质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政府从市场撤出一切权力)。一时间，民主派掌握了政权，经济私有化，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到1992年底，俄罗斯食品价格比89年增长了80—130倍。其他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31倍，零售价格上涨了15倍。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却给银行家、掌权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只要将发给工人、教师、军官的工资扣发两三个月，就可以得到可观的收益。银行家、执政者暴富了。1991年12月29日，叶利钦总统宣布了私有化计划。很快，俄罗斯50%的建材工业、商饮业，60%的食品工业、农业，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修理行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国家财产大多廉价地出售给企业领导人。
这些“新贵”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悬殊的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利用通货膨胀克扣职工工资，挪用贷款谋利；通过破产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廉价购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或私分股票等等，掠取了大量资金。这一切是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连持不同政见者、黑市倒爷也有心无力。由此看来，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原苏联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者对人民财产的侵占，对劳动者的剥削。
截止1995年，在俄罗斯政府和叶利钦的亲信中有75%的人是前苏联的党政干部，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74%的俄政府官员以及61%的大企业家来自前苏联官僚机构。在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化为己有的，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这种局面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正中下怀。所以在剧变中，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思想政治路线，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这是前苏联剧变的最深刻的教训。
(二) 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的严重问题
1、腐败现象涉及的问题日趋严重
建国以来我国腐败问题第一次大范围泛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连续几年，大学不招生，企业不招工。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70年6月，中央决定恢复招生，废除考试。一些人(主要是领导干部)拉关系、走后门送子女上大学，继而形成走后门上工厂、走后门参军的歪风。这股歪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是第一次腐败浪潮。这次浪潮随着高考恢复和改革开放而低落。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改革之初。当计划经济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国家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各项改革开放政策也随之出台。一时间“官倒”风起云涌。但不是谁都可以“官倒”的，搞“官倒”的大多出自有权有势之子弟，或有门路之人。与此同时，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等大面积泛滥。据《中国改革报》透露:81年—88年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价、房地产批租、权力炒股等方式约有200亿人民币流入了个人腰包，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西方，通过合法手段积聚百万资产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在中国暴富者却仅用了短短几年。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十四大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建立，腐败逐步侵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这时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组织人事部门买官卖官事件时有发生，96年至99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798件;在司法机关贪赃枉法案件也屡见不鲜，同一时期全国政法部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分的共达35153人。在有的地方，买官卖官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有的贿选，有的各种官位明码标价。群众中流传:“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如: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副书记冯荣江把手中权力当做摇钱树，利用职权肆意卖官鬻爵，涉及当地中层以上干部数十人。王收受贿赂36万多元，冯受贿10多万元。 这次浪潮较前两次浪潮更为严重，因为腐败侵蚀了国家机器。
2、腐败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此多的人民群众参与上街游行，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腐败的痛恨和关注。1994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80%的农民，86.7%城市居民对腐败深恶痛绝，89.32%的群众认为社会贪污腐败程度已相当严重。今年初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京、津、沪等全国6个特大型城市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惩治腐败为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两项合计高达97.8%。近年来，就连不畏权势、惩治贪官、反腐倡廉的电视剧，如《包青天》、《苍天在上》、《宰相刘罗锅》、《抉择》等也常常火爆京城，由此可见人们的好恶。
87年10月---98年11月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4.7万多件，年均14.5万多件。87年以来，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万多人，年均近4000人。80年代用于送礼的主要是烟酒土特产，高档电器、组合家具属重磅糖弹。1983年初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处极刑，贪污受贿总额是6.9万元，80年代初处以极刑的王守信，当时轰动全国，贪污50万元，行贿每人每次不过几百元。到了90年代，贿赂的实物开始高档化，并逐步现金交易。送上几百元，受礼者可能摆出一副廉洁的面孔曰:“你怎么来这一套，给我拿回去。”递上几千元也仅可当做敲门砖。腐败的“标的”迅速攀升。95年以来的大要案听起来叫人触目惊心。如原红塔集团董事长禇时健，临退休前领到的不是退休证，却是通向监牢的逮捕证。他仅在准备退休的几个月时间，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本人及亲属接受各种礼金、礼品合计人民币达55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87年10月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干部199人。他们中有北京的原四套班子领导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原铁道部两位副部长罗云光、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青海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等等。
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中共北京东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刘庄振
前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思想路线问题、发展道路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腐败问题是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四个主要问题。前三个问题经过三代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我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即腐败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它正在或已经成为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不及时填平这个鸿沟，我们将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在当前，“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但是，惟有腐败问题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又作了哪些努力？我想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前，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在事物的发展中，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当前各种外部势力要想推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内部的某种变化才能达其目的。在我们内部的诸多因素中，惟有党内的腐败可以将自己打倒，使自己灭亡。这已被苏联的剧变所证明。苏联的剧变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腐败问题。因为，严峻的事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或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要设法找到造成“严峻”之势的“病根”。
(一)前苏联剧变的教训
1991年8月19日，在列宁的故乡，当一个执政70多年，有1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国家解体的时候，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到处都变成了鲜花的海洋，人们欢庆用“冷战”和“热战”不曾征服的国家突如其来地倾刻间土崩瓦解。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无不在从中寻找答案。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把苏俄变奏归结为:效率低、封闭、国防负担、资本主义信息的传播等。我国学者在对前苏联的剧变中总结了六条原因:一是思想僵化、闭关锁国，使前苏联从长期停滞中走向衰落；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三是官僚体制造成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四是长期与美搞核军备竞赛，忽视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六是长期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发生如此沉痛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两个问题所致，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变故。上述中、西学者的分析均不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诸多原因中那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看看苏俄剧变前后几年的变化吧:
80年代的苏联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人民大众逐渐对新体制产生了不适应和反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越来越狂烈地威胁着苏共的统治地位。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取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公开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这是前苏联变质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政府从市场撤出一切权力)。一时间，民主派掌握了政权，经济私有化，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到1992年底，俄罗斯食品价格比89年增长了80—130倍。其他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31倍，零售价格上涨了15倍。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却给银行家、掌权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只要将发给工人、教师、军官的工资扣发两三个月，就可以得到可观的收益。银行家、执政者暴富了。1991年12月29日，叶利钦总统宣布了私有化计划。很快，俄罗斯50%的建材工业、商饮业，60%的食品工业、农业，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修理行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国家财产大多廉价地出售给企业领导人。
这些“新贵”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悬殊的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利用通货膨胀克扣职工工资，挪用贷款谋利；通过破产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廉价购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或私分股票等等，掠取了大量资金。这一切是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连持不同政见者、黑市倒爷也有心无力。由此看来，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原苏联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者对人民财产的侵占，对劳动者的剥削。
截止1995年，在俄罗斯政府和叶利钦的亲信中有75%的人是前苏联的党政干部，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74%的俄政府官员以及61%的大企业家来自前苏联官僚机构。在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化为己有的，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这种局面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正中下怀。所以在剧变中，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思想政治路线，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这是前苏联剧变的最深刻的教训。
(二) 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的严重问题
1、腐败现象涉及的问题日趋严重
建国以来我国腐败问题第一次大范围泛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连续几年，大学不招生，企业不招工。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70年6月，中央决定恢复招生，废除考试。一些人(主要是领导干部)拉关系、走后门送子女上大学，继而形成走后门上工厂、走后门参军的歪风。这股歪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是第一次腐败浪潮。这次浪潮随着高考恢复和改革开放而低落。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改革之初。当计划经济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国家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各项改革开放政策也随之出台。一时间“官倒”风起云涌。但不是谁都可以“官倒”的，搞“官倒”的大多出自有权有势之子弟，或有门路之人。与此同时，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等大面积泛滥。据《中国改革报》透露:81年—88年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价、房地产批租、权力炒股等方式约有200亿人民币流入了个人腰包，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西方，通过合法手段积聚百万资产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在中国暴富者却仅用了短短几年。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十四大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建立，腐败逐步侵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这时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组织人事部门买官卖官事件时有发生，96年至99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798件;在司法机关贪赃枉法案件也屡见不鲜，同一时期全国政法部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分的共达35153人。在有的地方，买官卖官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有的贿选，有的各种官位明码标价。群众中流传:“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如: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副书记冯荣江把手中权力当做摇钱树，利用职权肆意卖官鬻爵，涉及当地中层以上干部数十人。王收受贿赂36万多元，冯受贿10多万元。 这次浪潮较前两次浪潮更为严重，因为腐败侵蚀了国家机器。
2、腐败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此多的人民群众参与上街游行，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腐败的痛恨和关注。1994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80%的农民，86.7%城市居民对腐败深恶痛绝，89.32%的群众认为社会贪污腐败程度已相当严重。今年初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京、津、沪等全国6个特大型城市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惩治腐败为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两项合计高达97.8%。近年来，就连不畏权势、惩治贪官、反腐倡廉的电视剧，如《包青天》、《苍天在上》、《宰相刘罗锅》、《抉择》等也常常火爆京城，由此可见人们的好恶。
87年10月---98年11月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4.7万多件，年均14.5万多件。87年以来，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万多人，年均近4000人。80年代用于送礼的主要是烟酒土特产，高档电器、组合家具属重磅糖弹。1983年初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处极刑，贪污受贿总额是6.9万元，80年代初处以极刑的王守信，当时轰动全国，贪污50万元，行贿每人每次不过几百元。到了90年代，贿赂的实物开始高档化，并逐步现金交易。送上几百元，受礼者可能摆出一副廉洁的面孔曰:“你怎么来这一套，给我拿回去。”递上几千元也仅可当做敲门砖。腐败的“标的”迅速攀升。95年以来的大要案听起来叫人触目惊心。如原红塔集团董事长禇时健，临退休前领到的不是退休证，却是通向监牢的逮捕证。他仅在准备退休的几个月时间，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本人及亲属接受各种礼金、礼品合计人民币达55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87年10月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干部199人。他们中有北京的原四套班子领导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原铁道部两位副部长罗云光、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青海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等等。http://jj.bjdch.gov.cn/ForwardPos.asp?TCD=3&ID=23
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中共北京东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刘庄振
前言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思想路线问题、发展道路问题、经济建设问题和腐败问题是涉及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四个主要问题。前三个问题经过三代领导人的积极探索和我们的不懈努力，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是第四个问题即腐败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好。它正在或已经成为我们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一条巨大鸿沟。如果不及时填平这个鸿沟，我们将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可以说，在当前，“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但是，惟有腐败问题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又作了哪些努力？我想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前，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在事物的发展中，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据这一理论，笔者认为，当前各种外部势力要想推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内部的某种变化才能达其目的。在我们内部的诸多因素中，惟有党内的腐败可以将自己打倒，使自己灭亡。这已被苏联的剧变所证明。苏联的剧变给我们一个警示——要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腐败问题。因为，严峻的事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饰或无视这个事实。我们要设法找到造成“严峻”之势的“病根”。
(一)前苏联剧变的教训
1991年8月19日，在列宁的故乡，当一个执政70多年，有1000多万共产党员的国家解体的时候，华盛顿、伦敦、巴黎、波恩到处都变成了鲜花的海洋，人们欢庆用“冷战”和“热战”不曾征服的国家突如其来地倾刻间土崩瓦解。全世界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无不在从中寻找答案。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把苏俄变奏归结为:效率低、封闭、国防负担、资本主义信息的传播等。我国学者在对前苏联的剧变中总结了六条原因:一是思想僵化、闭关锁国，使前苏联从长期停滞中走向衰落；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三是官僚体制造成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四是长期与美搞核军备竞赛，忽视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六是长期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发生如此沉痛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两个问题所致，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变故。上述中、西学者的分析均不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诸多原因中那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呢?
还是看看苏俄剧变前后几年的变化吧:
80年代的苏联已经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人民大众逐渐对新体制产生了不适应和反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越来越狂烈地威胁着苏共的统治地位。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议上，在一系列文件中都取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公开放弃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这是前苏联变质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休克疗法”(政府从市场撤出一切权力)。一时间，民主派掌握了政权，经济私有化，价格放开，通货膨胀。到1992年底，俄罗斯食品价格比89年增长了80—130倍。其他商品批发价格上涨了31倍，零售价格上涨了15倍。通货膨胀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却给银行家、掌权者带来了巨额利润。只要将发给工人、教师、军官的工资扣发两三个月，就可以得到可观的收益。银行家、执政者暴富了。1991年12月29日，叶利钦总统宣布了私有化计划。很快，俄罗斯50%的建材工业、商饮业，60%的食品工业、农业，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制造业和修理行业都实行了私有化。国家财产大多廉价地出售给企业领导人。
这些“新贵”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悬殊的外汇差价，倒买倒卖商品；利用通货膨胀克扣职工工资，挪用贷款谋利；通过破产侵吞国有和集体资产；廉价购买自己管理的国有企业或私分股票等等，掠取了大量资金。这一切是一般老百姓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连持不同政见者、黑市倒爷也有心无力。由此看来，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原苏联一些上上下下的领导者对人民财产的侵占，对劳动者的剥削。
截止1995年，在俄罗斯政府和叶利钦的亲信中有75%的人是前苏联的党政干部，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74%的俄政府官员以及61%的大企业家来自前苏联官僚机构。在俄罗斯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化为己有的，90%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这种局面对那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腐败分子来说，是正中下怀。所以在剧变中，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思想政治路线，是党内的腐败分子。
————这是前苏联剧变的最深刻的教训。
(二) 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的严重问题
1、腐败现象涉及的问题日趋严重
建国以来我国腐败问题第一次大范围泛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连续几年，大学不招生，企业不招工。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高潮。70年6月，中央决定恢复招生，废除考试。一些人(主要是领导干部)拉关系、走后门送子女上大学，继而形成走后门上工厂、走后门参军的歪风。这股歪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这是第一次腐败浪潮。这次浪潮随着高考恢复和改革开放而低落。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80年代改革之初。当计划经济的地位发生动摇后，国家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各项改革开放政策也随之出台。一时间“官倒”风起云涌。但不是谁都可以“官倒”的，搞“官倒”的大多出自有权有势之子弟，或有门路之人。与此同时，请客送礼、吃喝玩乐等大面积泛滥。据《中国改革报》透露:81年—88年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价、房地产批租、权力炒股等方式约有200亿人民币流入了个人腰包，有数以万计的人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在西方，通过合法手段积聚百万资产需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在中国暴富者却仅用了短短几年。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十四大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建立，腐败逐步侵入了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这时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组织人事部门买官卖官事件时有发生，96年至99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798件;在司法机关贪赃枉法案件也屡见不鲜，同一时期全国政法部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分的共达35153人。在有的地方，买官卖官已不是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有的贿选，有的各种官位明码标价。群众中流传:“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勤跑多送，提拔重用。”如:河南省滑县原县委书记王新康，副书记冯荣江把手中权力当做摇钱树，利用职权肆意卖官鬻爵，涉及当地中层以上干部数十人。王收受贿赂36万多元，冯受贿10多万元。 这次浪潮较前两次浪潮更为严重，因为腐败侵蚀了国家机器。
2、腐败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中，如此多的人民群众参与上街游行，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腐败的痛恨和关注。1994年国家体改委对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调查表明，有80%的农民，86.7%城市居民对腐败深恶痛绝，89.32%的群众认为社会贪污腐败程度已相当严重。今年初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京、津、沪等全国6个特大型城市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惩治腐败为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非常关心、比较关心两项合计高达97.8%。近年来，就连不畏权势、惩治贪官、反腐倡廉的电视剧，如《包青天》、《苍天在上》、《宰相刘罗锅》、《抉择》等也常常火爆京城，由此可见人们的好恶。
87年10月---98年11月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4.7万多件，年均14.5万多件。87年以来，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万多人，年均近4000人。80年代用于送礼的主要是烟酒土特产，高档电器、组合家具属重磅糖弹。1983年初原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处极刑，贪污受贿总额是6.9万元，80年代初处以极刑的王守信，当时轰动全国，贪污50万元，行贿每人每次不过几百元。到了90年代，贿赂的实物开始高档化，并逐步现金交易。送上几百元，受礼者可能摆出一副廉洁的面孔曰:“你怎么来这一套，给我拿回去。”递上几千元也仅可当做敲门砖。腐败的“标的”迅速攀升。95年以来的大要案听起来叫人触目惊心。如原红塔集团董事长禇时健，临退休前领到的不是退休证，却是通向监牢的逮捕证。他仅在准备退休的几个月时间，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本人及亲属接受各种礼金、礼品合计人民币达5500多万元。据不完全统计，87年10月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省部级干部199人。他们中有北京的原四套班子领导陈希同、王宝森、铁英、黄纪诚，原江西省长倪献策，原铁道部两位副部长罗云光、张辛泰，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青海人大副主任韩福才，原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等等。
伴随着这些重大案件的往往是一挖一窝，一提一串。邓斌，女，57岁，原是江苏无锡县金城弯开发总公司下属的金城弯工贸公司的业务经理。在无锡非法集资特大案件中，她竟然是主角。此案共涉及全国13个省市273人，其中党员187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26人，包括地厅级、省部级干部55人。在“陈、王”案件中共涉及包括铁英、黄纪诚在内的17名干部。
3、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不法分子气焰嚣张
众多领导干部被“糖弹”击中，腐败分子的贪欲使“行情”不断上涨，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分子的猖狂。
是打击不力吗?
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对贿赂罪增加了死刑。但贿赂犯罪却逐年上升。86年立案数比82年增长近1倍，89年又比86年增长2倍。在90年代立案的贿赂案件中，属89年8月“两高”《通告》以后作案的近一半。
9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6.8万件，其中当年作案的占30%左右，中纪委93年二次全会以来作案的约占70%。顶风违法违纪，贪婪成性，这些腐败分子已成为“冒险家”，完全无视党纪国法。
请看以下事实：
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一边带领人员对包括副部长罗云光在内的15名局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13名科级干部的贪污受贿案进行查处，同时又忙里偷闲三次接受他人贿赂。
然而向明序更是有恃无恐。当“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被中纪委立案审查时，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考察和讨论后选定“最佳人选”—— 向明序。闫健宏以及同伙几乎都是当着向明序的面被戴上手铐，押进呼啸的囚车的。向明序对闫健宏等人的下场感受应是最直接的，印象也应是最深刻的。向上任后不久面对贵州省纪委领导信誓旦旦地表示:“闫健宏尸骨未寒，中纪委领导的谈话言犹在耳，我能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吗?”然而不法分子看到前边的“倒下”了，又眼睛不眨一下地盯上了后继者。可不，中纪委工作组还没有完全撤离，押走闫健宏囚车的呼啸还余音充耳，许多涉贪者还在吃不好、睡不着时，向明序就开始与同一不法奸商进行权钱交易了。在战争年代，不少共产党员为了老百姓的解放，不惜牺牲，前仆后继。难怪老百姓说，现在这些腐败分子行贿、受贿，前边的被抓了，后边的还接着干，也可谓“前仆后继”呀!
浙江省富阳市二建董事长兼总经理楼奇尧通过送礼、打牌、吃饭，与市委书记周宝法成了“铁哥们儿”，次次合作都非常默契。然而一次饭桌上哥俩“酒后吐真言”。书记对总经理说:“你现在工程多了，对我不亲近了。告诉你我可以让你在富阳干，也可以不让你在富阳干!”总经理听后毫不示弱地回敬说:“你甭吹，我可以让你当这个书记，也可以不让你当这个书记!”周宝法听后哑口无言。
无锡市郊有一位村长叫谈根法，他与副市长丁浩兴也是“铁哥们儿”。春节前夕村里举行过年酒会。酒过三巡，谈根法当众宣称“只要我给他钱，他就替我办事”。大家有的捧场，有的不以为然，于是谈说:“我说让他15分钟来这里，他不敢16分钟来”。大家半信半疑，谈拿出手机，当即叫通了丁副市长的电话。众人翘首以待，时间过了14分半，丁果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众人面前。
领导干部收到的不义之财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他的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只要紧紧绳，他就心惊肉跳。而不法分子的投入仅是得到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更少。
4、党风不正带坏了社会风气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公仆不怕饮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习水’、‘洋河’腾细浪，孔府佳酿走泥丸；‘酒鬼’下肚肚里暖，‘特曲’壮胆胆不寒；更喜‘茅台’‘五粮液’，诸君饮后尽开颜”。据新疆自治区纪委监察厅调查，乌鲁木齐市730多家高中档饭店舞厅的营业额中，公款消费曾占70%，有的高达90%。而大量的接待并不是用于区外交往，区内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宴请占总量的80% 。财政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八五”期间我国行政经费每年递增21%，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两倍。
据国家旅游部门统计，1993年国内旅游收入320亿元，公费至少占去一半。加上每年公款出国旅游人员的开支等在内，全国每年的财政支出将在400—500亿元以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消除腐败做了不懈努力。以制止公款吃喝玩乐为例，仅国家有关部门就先后下发了40多个文件，可是终究没有管住“一张嘴”。1995年全国公款吃喝就超过千亿元。另外，关于公务活动中不准请客、送礼，开会不准送礼品、纪念品，禁止领导干部兼职取酬，禁止干部子女经商，禁止党政机关办企业，禁止赠送礼金、礼券等等，中央都是三令五申，但对这些事不少人已经到了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地步。
不少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生活会上要嘛说自己没有问题，要嘛说，:“饭是吃过的，土特产是拿过的、烟酒是收过的”，思想上却认为“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叫奇怪”，只要不拿现金，不收贵重礼品，不赌不嫖，“廉政”就基本合格。由于这种思想作怪，介乎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现象在不断蔓延。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光请不送办不成事，所以为了个人或部门单位的利益是见了庙就烧香，见了佛就下拜。在一些领导干部面前感谢费、劳务费、慰问费、回扣、纪念品等接连不断。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因受贿被检察院从家中搜出价值200多万元的财物。这些工资之外的收入朱胜文辩解为“灰色收入”，仅住一次院，便收下了价值30多万元的各类物品。
这些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腐败，对此深恶痛绝。
老百姓的这些认识不无道理，但有些不十分准确。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党风不正、党内的腐败现象是社会不正之风以至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人们为获取私利，制假、贩假、掺假现象随处可见。如:假酒、假药、假名牌、假合同、假公章、假发票、假钞到处都有；假工商、假公安、假高干子弟令人防不胜防，假江湖医生真骗子、假外商真皮包公司，让多少人吃尽苦头；还有造假帐挥霍了国家资金，使多少人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更有在政治领域假话横行，假戏真唱，弄虚作假，多少人成了新闻人物，多少人被提拔重用。就连“观世音”也有假的。去年我国发生特大水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动人场面不胜枚举。然而在中央台举办的电视晚会上，竟有人沽名钓誉，大庭广众之下认捐的6亿多元人民币，半年过去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到位。
真可谓，为了私利，有权的发挥权力的优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权有钱的不择手段，疯狂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没权也没钱的只能望洋兴叹。
5、腐败是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60年代的豫东兰考，焦裕禄曾带领干部趟洪水、探流沙、闯风口，人民念念不忘。90年代还是在这里，一个农民因为未按要求种花生被罚907元。老农四处筹借，只弄到397元。交款时他苦苦哀求支书再宽限几天。可是支书不予理睬，带人扒了他的房子，抢走了家具和粮食，然后在屋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
30多年前，为了61个阶级兄弟，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食物中毒民工从死亡线上得以拯救。人民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然而30多年后，还是这个地方，平陆县常乐镇前村村委会主任裴安军横行乡里，打骂群众，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但他却被镇党委年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群众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只有9万人的阜平就有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人民群众用小米和红枣养育了革命战士，连疯狂的敌人也哀叹:“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是堡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挖地三尺，还是红的”。50多年后还是个贫困县的阜平，有一天老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在车队必经的道路上到处撒满了送葬的纸钱，为调离这里的县委书记王振荣送行。战争年代，老百姓经常是用自己的死去换回一个战士的生，然而，如今他们却在乞盼一个活着的县委书记早日归天。
同志们，这是怎样强烈的反差!
这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愤怒和抗议！
这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厌恶，对贪官的痛恨！
3、腐败分子有恃无恐，不法分子气焰嚣张
众多领导干部被“糖弹”击中，腐败分子的贪欲使“行情”不断上涨，违法违纪案件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分子的猖狂。
是打击不力吗?
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对贿赂罪增加了死刑。但贿赂犯罪却逐年上升。86年立案数比82年增长近1倍，89年又比86年增长2倍。在90年代立案的贿赂案件中，属89年8月“两高”《通告》以后作案的近一半。
9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6.8万件，其中当年作案的占30%左右，中纪委93年二次全会以来作案的约占70%。顶风违法违纪，贪婪成性，这些腐败分子已成为“冒险家”，完全无视党纪国法。
请看以下事实：
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一边带领人员对包括副部长罗云光在内的15名局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13名科级干部的贪污受贿案进行查处，同时又忙里偷闲三次接受他人贿赂。
然而向明序更是有恃无恐。当“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被中纪委立案审查时，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考察和讨论后选定“最佳人选”—— 向明序。闫健宏以及同伙几乎都是当着向明序的面被戴上手铐，押进呼啸的囚车的。向明序对闫健宏等人的下场感受应是最直接的，印象也应是最深刻的。向上任后不久面对贵州省纪委领导信誓旦旦地表示:“闫健宏尸骨未寒，中纪委领导的谈话言犹在耳，我能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吗?”然而不法分子看到前边的“倒下”了，又眼睛不眨一下地盯上了后继者。可不，中纪委工作组还没有完全撤离，押走闫健宏囚车的呼啸还余音充耳，许多涉贪者还在吃不好、睡不着时，向明序就开始与同一不法奸商进行权钱交易了。在战争年代，不少共产党员为了老百姓的解放，不惜牺牲，前仆后继。难怪老百姓说，现在这些腐败分子行贿、受贿，前边的被抓了，后边的还接着干，也可谓“前仆后继”呀!
浙江省富阳市二建董事长兼总经理楼奇尧通过送礼、打牌、吃饭，与市委书记周宝法成了“铁哥们儿”，次次合作都非常默契。然而一次饭桌上哥俩“酒后吐真言”。书记对总经理说:“你现在工程多了，对我不亲近了。告诉你我可以让你在富阳干，也可以不让你在富阳干!”总经理听后毫不示弱地回敬说:“你甭吹，我可以让你当这个书记，也可以不让你当这个书记!”周宝法听后哑口无言。
无锡市郊有一位村长叫谈根法，他与副市长丁浩兴也是“铁哥们儿”。春节前夕村里举行过年酒会。酒过三巡，谈根法当众宣称“只要我给他钱，他就替我办事”。大家有的捧场，有的不以为然，于是谈说:“我说让他15分钟来这里，他不敢16分钟来”。大家半信半疑，谈拿出手机，当即叫通了丁副市长的电话。众人翘首以待，时间过了14分半，丁果然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众人面前。
领导干部收到的不义之财是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他的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只要紧紧绳，他就心惊肉跳。而不法分子的投入仅是得到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更少。
4、党风不正带坏了社会风气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公仆不怕饮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习水’、‘洋河’腾细浪，孔府佳酿走泥丸；‘酒鬼’下肚肚里暖，‘特曲’壮胆胆不寒；更喜‘茅台’‘五粮液’，诸君饮后尽开颜”。据新疆自治区纪委监察厅调查，乌鲁木齐市730多家高中档饭店舞厅的营业额中，公款消费曾占70%，有的高达90%。而大量的接待并不是用于区外交往，区内内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宴请占总量的80% 。财政部的一份资料显示，“八五”期间我国行政经费每年递增21%，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的两倍。
据国家旅游部门统计，1993年国内旅游收入320亿元，公费至少占去一半。加上每年公款出国旅游人员的开支等在内，全国每年的财政支出将在400—500亿元以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消除腐败做了不懈努力。以制止公款吃喝玩乐为例，仅国家有关部门就先后下发了40多个文件，可是终究没有管住“一张嘴”。1995年全国公款吃喝就超过千亿元。另外，关于公务活动中不准请客、送礼，开会不准送礼品、纪念品，禁止领导干部兼职取酬，禁止干部子女经商，禁止党政机关办企业，禁止赠送礼金、礼券等等，中央都是三令五申，但对这些事不少人已经到了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地步。
不少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生活会上要嘛说自己没有问题，要嘛说，:“饭是吃过的，土特产是拿过的、烟酒是收过的”，思想上却认为“只吃不带，作风正派；又吃又带不算意外；不吃不带才叫奇怪”，只要不拿现金，不收贵重礼品，不赌不嫖，“廉政”就基本合格。由于这种思想作怪，介乎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现象在不断蔓延。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光请不送办不成事，所以为了个人或部门单位的利益是见了庙就烧香，见了佛就下拜。在一些领导干部面前感谢费、劳务费、慰问费、回扣、纪念品等接连不断。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因受贿被检察院从家中搜出价值200多万元的财物。这些工资之外的收入朱胜文辩解为“灰色收入”，仅住一次院，便收下了价值30多万元的各类物品。
这些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是腐败，对此深恶痛绝。
老百姓的这些认识不无道理，但有些不十分准确。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党风不正、党内的腐败现象是社会不正之风以至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人们为获取私利，制假、贩假、掺假现象随处可见。如:假酒、假药、假名牌、假合同、假公章、假发票、假钞到处都有；假工商、假公安、假高干子弟令人防不胜防，假江湖医生真骗子、假外商真皮包公司，让多少人吃尽苦头；还有造假帐挥霍了国家资金，使多少人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更有在政治领域假话横行，假戏真唱，弄虚作假，多少人成了新闻人物，多少人被提拔重用。就连“观世音”也有假的。去年我国发生特大水灾，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动人场面不胜枚举。然而在中央台举办的电视晚会上，竟有人沽名钓誉，大庭广众之下认捐的6亿多元人民币，半年过去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到位。
真可谓，为了私利，有权的发挥权力的优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权有钱的不择手段，疯狂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没权也没钱的只能望洋兴叹。
5、腐败是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60年代的豫东兰考，焦裕禄曾带领干部趟洪水、探流沙、闯风口，人民念念不忘。90年代还是在这里，一个农民因为未按要求种花生被罚907元。老农四处筹借，只弄到397元。交款时他苦苦哀求支书再宽限几天。可是支书不予理睬，带人扒了他的房子，抢走了家具和粮食，然后在屋里撒了一泡尿扬长而去。
30多年前，为了61个阶级兄弟，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使食物中毒民工从死亡线上得以拯救。人民感谢共产党，感谢社会主义。然而30多年后，还是这个地方，平陆县常乐镇前村村委会主任裴安军横行乡里，打骂群众，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但他却被镇党委年年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群众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阜平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中，只有9万人的阜平就有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人民群众用小米和红枣养育了革命战士，连疯狂的敌人也哀叹:“这里的每一座村庄都是堡垒，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战士”，“挖地三尺，还是红的”。50多年后还是个贫困县的阜平，有一天老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在车队必经的道路上到处撒满了送葬的纸钱，为调离这里的县委书记王振荣送行。战争年代，老百姓经常是用自己的死去换回一个战士的生，然而，如今他们却在乞盼一个活着的县委书记早日归天。
同志们，这是怎样强烈的反差!
这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愤怒和抗议！
这是人民群众对腐败的厌恶，对贪官的痛恨！
民心不可侮!民心不可欺！腐败产生民怨，不正引起民愤，如任其发展必定会形成物理现象——共振!由此可见，腐败是一种反社会现象，是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显然，现在任何外部敌人都不可能征服我们。但是一旦腐败泛滥，一旦我们的党被腐败分子所控制，那么人民就会与我们离心离德，各种内外敌对势力就会趁机行动，亡党亡国的危险就会变为现实!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前，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由于其阶级的局限，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呢？
回答是肯定的！
在腐败已成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之时，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所代表的阶级先进性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自身不足，善于加强自身建设，勇于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
(一)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腐败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物。我们党公开承认存在腐败，并且鲜明地提出和坚持进行反腐败斗争。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对外开放在学习利用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乘机而入；在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使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等等。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的个人主义膨胀，使其走向腐败。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看，1979年至21世纪初叶，是中国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改革开放之初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我们面临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但绝非病入膏肓。在研究腐败问题时还要弄清党的建设与反腐败的关系，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的关系。把握“腐败”必须具有“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两个基本条件，是正确处理上述两个关系的关键。我们不能把不属腐败性质的问题列入其中，使之泛化。如社会不正之风、赌毒黄、杀人放火等，这些虽与腐败现象有联系，但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腐败。
腐败问题之复杂，决定了反腐败的艰巨；反腐败的任务越艰巨，反腐败的成本就越高。举报概率与立案概率低，使腐败分子安全系数过大。举报的是违法违纪中的一小部分，立案查处的又是举报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受到惩处的是违法违纪者中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据有关人士推算，被查处的最多只有违法违纪实际数的2—3%。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是因为腐败案件与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刑事犯罪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刑事案件具有严重的、直接的反社会性质，受害者是明显的、公开的。而腐败问题案件，一般说来受危害的是国家和集体利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违纪主体有职务行为的掩护，并与社会不正之风相关连，知情人怕报复，不知情的又很难拿出证据。这些都增加了发现和定性的难度。另外就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手段与公安、检察机关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违纪案件查处率低的一个原因。
问题多、查处率低，还有心理原因。比如人们往往存在从众、攀比、趋同、归因或侥幸心理。认为为人处事随大流没错儿；大家都这样，我干点出圈的事儿也没啥；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是高尚的，我也不会去模仿；别人都不知道，犯一次错儿不会犯事儿等等。除了上述心理障碍之外，还有的就是“怕”字作怪：坚持原则，怕打击报复，怕套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怕群众白眼；查处案件怕拔出萝卜带起泥；认真抓廉政怕吃亏等等。
上述这些主客观情况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不法分子和腐败分子可以冒较小的风险，得到较大或巨大利益；二是老百姓举报多，真正查处的少，以至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不足。
讲这些内容，目的是要我们对腐败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⑴腐败不是我国独有的，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⑵腐败与私有制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的彻底铲除有赖于私有制的彻底消亡；⑶腐败与其他社会丑恶现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⑷遏制腐败任务十分艰巨。
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显然，现在任何外部敌人都不可能征服我们。但是一旦腐败泛滥，一旦我们的党被腐败分子所控制，那么人民就会与我们离心离德，各种内外敌对势力就会趁机行动，亡党亡国的危险就会变为现实!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当前，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由于其阶级的局限，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呢？
回答是肯定的！
在腐败已成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之时，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所代表的阶级先进性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敢于正视自身不足，善于加强自身建设，勇于接受群众监督的体现。
(一)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腐败是一个政治概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它是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物。我们党公开承认存在腐败，并且鲜明地提出和坚持进行反腐败斗争。这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对外开放在学习利用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乘机而入；在改革中，新旧体制转换、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使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等等。在这种客观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头脑中的个人主义膨胀，使其走向腐败。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来看，1979年至21世纪初叶，是中国腐败现象的高发期（改革开放之初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我们面临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但绝非病入膏肓。在研究腐败问题时还要弄清党的建设与反腐败的关系，腐败现象与不正之风的关系。把握“腐败”必须具有“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两个基本条件，是正确处理上述两个关系的关键。我们不能把不属腐败性质的问题列入其中，使之泛化。如社会不正之风、赌毒黄、杀人放火等，这些虽与腐败现象有联系，但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腐败。
腐败问题之复杂，决定了反腐败的艰巨；反腐败的任务越艰巨，反腐败的成本就越高。举报概率与立案概率低，使腐败分子安全系数过大。举报的是违法违纪中的一小部分，立案查处的又是举报中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受到惩处的是违法违纪者中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据有关人士推算，被查处的最多只有违法违纪实际数的2—3%。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的是因为腐败案件与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刑事犯罪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刑事案件具有严重的、直接的反社会性质，受害者是明显的、公开的。而腐败问题案件，一般说来受危害的是国家和集体利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违纪主体有职务行为的掩护，并与社会不正之风相关连，知情人怕报复，不知情的又很难拿出证据。这些都增加了发现和定性的难度。另外就是纪检监察机关的手段与公安、检察机关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违纪案件查处率低的一个原因。
问题多、查处率低，还有心理原因。比如人们往往存在从众、攀比、趋同、归因或侥幸心理。认为为人处事随大流没错儿；大家都这样，我干点出圈的事儿也没啥；即使大多数人认为××是高尚的，我也不会去模仿；别人都不知道，犯一次错儿不会犯事儿等等。除了上述心理障碍之外，还有的就是“怕”字作怪：坚持原则，怕打击报复，怕套不着狐狸惹一身臊，怕群众白眼；查处案件怕拔出萝卜带起泥；认真抓廉政怕吃亏等等。
上述这些主客观情况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不法分子和腐败分子可以冒较小的风险，得到较大或巨大利益；二是老百姓举报多，真正查处的少，以至造成广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不足。
讲这些内容，目的是要我们对腐败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⑴腐败不是我国独有的，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⑵腐败与私有制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的彻底铲除有赖于私有制的彻底消亡；⑶腐败与其他社会丑恶现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⑷遏制腐败任务十分艰巨。
（二）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风建设进行的苦苦探索
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执政后，巩固政权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为此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做出了艰苦努力和不懈的探索。这些努力和探索，是我们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宝贵财富。
1、毛泽东的努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为巩固政权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1945年7月，应毛泽东之邀，黄炎培等6名国民党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其间，毛问黄来延安几天有何感想。黄说:我60多岁了，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逃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松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这样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这时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这一席耿耿铮言，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在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1月9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尔后中央根据不法资本家用糖衣炮弹向国家干部发起进攻的现实，立即决定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前后两届书记堕落成大贪污犯，1952年2月10日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一严重事件的揭露和处理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极强的教育作用。
在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强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些探索和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在加强党风建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可惜的是，1957年之后毛泽东没有坚持八大确定的路线，却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清除党和政府的阴暗面，结果不仅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没有从腐败的深层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且，使诸如特权意识、官僚主义、作风浮夸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毒化了党和政府的肌体。总结、汲取这个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反腐败的认识和探索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他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两手抓”。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各种犯罪活动；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否则，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迷惘，出现了不良风气。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11月陈云同志针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松驰，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滋生腐败的现实，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81年3月9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党风问题在认识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这里主要强调是党风问题的重要性。从总的看来，当时对其严重性和长期性的估计还不足。
198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陈云《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一文中提出:“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使今年的党风有个决定性的好转”。接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83年、84年中央继续延用了这个提法:“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在今年整党中实现党风明显好转”。86年1月6日，胡耀邦同志又提出了“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口号。
中央的这些目标，虽经多方努力，但没有变成现实。这时中央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些提法不妥。86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中纪委书记强晓初的文章，文中提出:“端正党风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同年10月，在中纪委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党风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要贯彻‘一要坚持、二要持久’的方针”。一年后，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一段时间的整顿解决所有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党对党风及反腐败斗争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1993年江泽民在强调反腐败问题时说:“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一年后，江总书记明显加重了份量，他说:腐败现象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惊人的程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在报告中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至此，标志着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阶段。
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应该统一到十五大报告上来。但是一些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还有一些错误认识。一是难免论，认为腐败是古今中外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反也没有用。二是对立论，把惩治腐败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是干扰中心工作;应该“思想糊涂一点儿”、“事情少管一点儿”、“纪律放松一点儿”、“处理人马虎一点儿”。三是危机论，认为反腐败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引发社会危机，“不反腐败亡党，反腐败亡国”。现在，国内外对我国的反腐败议论很多，评价也不一样。我们的一些同志激于义愤，说出一些过头的、偏激的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反腐败的关心，希望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成效，可以理解，不必责怪。但是，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反腐败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这是我们一项政治责任。我们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形势下进行的，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抓住我们的一些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妄图搞乱我们的阵脚，颠覆我们的政权的条件下开展的。他们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我们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成果。同时他们还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利用各种媒体来渲染并攻击我们的腐败问题。这些现实再一次表明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反腐败斗争中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不保持警惕，而任其泛滥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动摇广大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从根本上来说，将动摇干部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
共产党夺取政权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执政后，巩固政权的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为此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做出了艰苦努力和不懈的探索。这些努力和探索，是我们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宝贵财富。
1、毛泽东的努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还为巩固政权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1945年7月，应毛泽东之邀，黄炎培等6名国民党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其间，毛问黄来延安几天有何感想。黄说:我60多岁了，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逃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始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松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这样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这时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了这一席耿耿铮言，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在新的形势下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他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1月9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尔后中央根据不法资本家用糖衣炮弹向国家干部发起进攻的现实，立即决定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前后两届书记堕落成大贪污犯，1952年2月10日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一严重事件的揭露和处理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了极强的教育作用。
在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强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些探索和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在加强党风建设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
可惜的是，1957年之后毛泽东没有坚持八大确定的路线，却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清除党和政府的阴暗面，结果不仅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不仅没有从腐败的深层根源上解决问题，而且，使诸如特权意识、官僚主义、作风浮夸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毒化了党和政府的肌体。总结、汲取这个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反腐败的认识和探索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他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注意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他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两手抓”。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各种犯罪活动；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否则，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迷惘，出现了不良风气。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11月陈云同志针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纪律松驰，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一些干部中滋生腐败的现实，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81年3月9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党风问题在认识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这里主要强调是党风问题的重要性。从总的看来，当时对其严重性和长期性的估计还不足。
198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陈云《要讲真理，不讲面子》一文中提出:“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使今年的党风有个决定性的好转”。接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五年内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83年、84年中央继续延用了这个提法:“尽快实现党风根本好转”，“在今年整党中实现党风明显好转”。86年1月6日，胡耀邦同志又提出了“为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奋斗”的口号。
中央的这些目标，虽经多方努力，但没有变成现实。这时中央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这些提法不妥。86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中纪委书记强晓初的文章，文中提出:“端正党风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同年10月，在中纪委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党风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要贯彻‘一要坚持、二要持久’的方针”。一年后，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工作，不可能靠一段时间的整顿解决所有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党对党风及反腐败斗争认识上的一个飞跃。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1993年江泽民在强调反腐败问题时说:“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长和蔓延”。一年后，江总书记明显加重了份量，他说:腐败现象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惊人的程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江泽民在报告中强调:“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至此，标志着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阶段。
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认识应该统一到十五大报告上来。但是一些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还有一些错误认识。一是难免论，认为腐败是古今中外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反也没有用。二是对立论，把惩治腐败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是干扰中心工作;应该“思想糊涂一点儿”、“事情少管一点儿”、“纪律放松一点儿”、“处理人马虎一点儿”。三是危机论，认为反腐败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引发社会危机，“不反腐败亡党，反腐败亡国”。现在，国内外对我国的反腐败议论很多，评价也不一样。我们的一些同志激于义愤，说出一些过头的、偏激的话，大多数还是出于对反腐败的关心，希望反腐败斗争取得更大成效，可以理解，不必责怪。但是，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反腐败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这是我们一项政治责任。我们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是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战略的形势下进行的，是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抓住我们的一些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妄图搞乱我们的阵脚，颠覆我们的政权的条件下开展的。他们把我们党描绘得一团漆黑，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一无是处，完全否定我们反腐败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成果。同时他们还打着反腐败的幌子，利用各种媒体来渲染并攻击我们的腐败问题。这些现实再一次表明反腐败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反腐败斗争中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不保持警惕，而任其泛滥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它将动摇广大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从根本上来说，将动摇干部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
3、反腐之路初步形成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同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的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路子。具体有以下内容：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突出重点，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 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 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但不搞群众运动;惩治腐败和扶持正气相结合。
———工作格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这三项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基本方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惩处腐败分子，又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领导机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个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使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走上了法制化轨道，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探索反腐败斗争的途径方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遏制腐败
中国共产党对遏制腐败是有决心的！
中国共产党对遏制腐败也是有能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路子的同时，
“重拳出击”，坚决打击腐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从总的来说，腐败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与之斗争多与政治路线相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泛滥，我们党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斗争。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次高潮。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频繁出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央于1980年2月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用三年时间开展整党的决定。86年1月，整党即将在全国结束，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八千人大会，号召中央国家机关做出表率。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袭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人还是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82年至86年全国纪检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15195人被开除党籍。仅85、86年两年就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74人，地师级干部635人。这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次高潮。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89年夏发生了政治风波。8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告》，责令违法犯罪分子限期坦白自首。到92年底的三年间，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70.7万件，处分60多万人，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16005人，其中省部级干部79人。这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阶段，即1993年8月中纪委召开二次全会至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这是理清思想阶段，并使反腐败斗争出现的第三次高潮。
93年8月21日召开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主会场设在北京，党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立了分会场。大会明确了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特别是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使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期间，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些方面成效明显。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廉洁自律规定。93年1月——97年6月，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26.3万人（次）在党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共清理出超标准小汽车2.1万多辆，58.6万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的的问题。92年10月至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66.9万多人（包括县处级干部20295人，地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其中12万人被开除党籍。另外，通过治理，公路“三乱”、企业和农民负担重等现象得到明显改变，职业道德建设和行风建设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五大以来的两年，这个阶段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阶段。
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案件，执法人员贪赃枉法案件和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8年1—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举报电话160多万件(次)，立案14万多件，处分12.4万多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3人，省(部)级干部11人。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3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1713人。这是反腐败的第四次高潮。
2、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十五大以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多变，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更为重视自身的建设。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
一是严肃执纪，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82年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违纪违法党员、干部240多万人，其中有50万人被开除党籍。92年10月至97年6月的5年间比十四大前11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年均数增长27.1%;十五大后的1998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计4274人，比上一个五年的平均数又提高了4.4%。在被查处的人员中，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浙江省金华县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今年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决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死刑，其他11名涉案罪犯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以权谋私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开除党籍。
从我区来看也是如此。1993年区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以来，共受理信访举报2193件，办结1959件，其中澄清1034件，批评教育174件，纠正23件。这期间共立案129件。其中涉及经济类案件71件，政治类案件1件，组织人事类案件7件，失职类案件13件，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案件17件，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2件，其他20件。在129起案件中，共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1人（其中正处11人，副处10人），科级干部60人。目前已结案123件，91人受到党纪处分，49人受到政纪处分。其中31人被开除党籍，15人留党察看，5人被撤销党内职务;28人受到撤销行政职务以上的重处分。1993年以来，区纪委监察局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共挽回经济损失10476746.80元，通过行政执法监察协助有关部门追缴税费4000多万元。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严惩违纪违法分子，震慑了违纪者，也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反腐败既打“苍蝇”也“打”老虎“，从而增强了反腐败的信心。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反腐败同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的结合起来，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路子。具体有以下内容：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服务。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突出重点，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从领导干部做起，首先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 严格依法办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 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但不搞群众运动;惩治腐败和扶持正气相结合。
———工作格局：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这三项工作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基本方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惩处腐败分子，又要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在全党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领导机制：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个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使我们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走上了法制化轨道，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探索反腐败斗争的途径方面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遏制腐败
中国共产党对遏制腐败是有决心的！
中国共产党对遏制腐败也是有能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有效开展反腐败斗争路子的同时，
“重拳出击”，坚决打击腐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
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从总的来说，腐败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与之斗争多与政治路线相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腐败现象不断蔓延、泛滥，我们党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斗争。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四次高潮。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是频繁出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央于1980年2月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83年10月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用三年时间开展整党的决定。86年1月，整党即将在全国结束，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八千人大会，号召中央国家机关做出表率。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袭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一些人还是走上了违法违纪的道路。82年至86年全国纪检机关共处分违纪党员650141人，其中15195人被开除党籍。仅85、86年两年就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74人，地师级干部635人。这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次高潮。86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89年夏发生了政治风波。8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告》，责令违法犯罪分子限期坦白自首。到92年底的三年间，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70.7万件，处分60多万人，其中包括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16005人，其中省部级干部79人。这是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阶段，即1993年8月中纪委召开二次全会至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这是理清思想阶段，并使反腐败斗争出现的第三次高潮。
93年8月21日召开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主会场设在北京，党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设立了分会场。大会明确了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特别是提出了反腐败斗争的三项工作格局。这使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期间，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断加大，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有些方面成效明显。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执行廉洁自律规定。93年1月——97年6月，全国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有26.3万人（次）在党员民主生活会上检查纠正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问题，共清理出超标准小汽车2.1万多辆，58.6万名科级以上干部检查纠正了住房方面的的问题。92年10月至97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3.1万多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66.9万多人（包括县处级干部20295人，地局级干部1673人，省部级干部78人），其中12万人被开除党籍。另外，通过治理，公路“三乱”、企业和农民负担重等现象得到明显改变，职业道德建设和行风建设得到加强。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五大以来的两年，这个阶段是反腐败斗争深入发展的阶段。
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案件，执法人员贪赃枉法案件和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98年1—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举报电话160多万件(次)，立案14万多件，处分12.4万多人。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970人，地(厅)级干部293人，省(部)级干部11人。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3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1713人。这是反腐败的第四次高潮。
2、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
十五大以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多变，站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共产党人比以往更为重视自身的建设。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
一是严肃执纪，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82年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违纪违法党员、干部240多万人，其中有50万人被开除党籍。92年10月至97年6月的5年间比十四大前11年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年均数增长27.1%;十五大后的1998年，被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计4274人，比上一个五年的平均数又提高了4.4%。在被查处的人员中，包括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浙江省金华县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等。今年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审判决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死刑，其他11名涉案罪犯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以权谋私并造成严重影响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原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开除党籍。
从我区来看也是如此。1993年区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以来，共受理信访举报2193件，办结1959件，其中澄清1034件，批评教育174件，纠正23件。这期间共立案129件。其中涉及经济类案件71件，政治类案件1件，组织人事类案件7件，失职类案件13件，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案件17件，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案件2件，其他20件。在129起案件中，共涉及处级领导干部21人（其中正处11人，副处10人），科级干部60人。目前已结案123件，91人受到党纪处分，49人受到政纪处分。其中31人被开除党籍，15人留党察看，5人被撤销党内职务;28人受到撤销行政职务以上的重处分。1993年以来，区纪委监察局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共挽回经济损失10476746.80元，通过行政执法监察协助有关部门追缴税费4000多万元。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严惩违纪违法分子，震慑了违纪者，也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反腐败既打“苍蝇”也“打”老虎“，从而增强了反腐败的信心。
二是从源头源头抓起，解决滋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去年7月全国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以来取得重大进展，海关一年查获走私大要案1万多宗，案值达26.3亿元。反走私斗争拉动了海关税收持续增长，仅今年上半年就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783.6亿元，同比增长117%，创历史最好水平。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到去年底，多少年来盘根错节的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经商问题顺利解决，共撤销企业19241户，移交6491户，解除挂靠关系5557户，其中包括70家汽车制造厂，近400家制药厂、1500家宾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和向国有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以及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司法公开工作取得进展。这些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措施和成效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反腐败信心。
三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反腐败运行机制，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十五大以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加快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坚决让权力退出市场。在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同时，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00多件有关惩治腐败的法律、决议、决定，国务院发出30多件行政法规，党内制定2400多项各类法规之后，中央又在97年颂布了《纪律处分条例》、《廉政准则》，98年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经过长期努力国家和党内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法规体系正在形成，这对惩治和遏制腐败是个有力保证。
总之，我们力图达到这样一种局面，即：第一，通过教育筑起思想道德防线，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想犯错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坚持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开展“三讲”教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我们的不少同志认为违法违纪找不到我，生活会上讲自己是廉洁的，群众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反映的不少事我看是存在的，如：过年、过节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送些东西，一些领导干部接受土特产品;以培训、学习、考察为名外出旅游;接待宴请超标;收入申报不实等等。这些问题通过生活会（“三讲”）自查自纠了，一般可以不追究纪律责任。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不珍惜这一次次机会。96年以来，我区就有6名处级干部因兼职取酬不自查自纠，受到纪律处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些问题班子成员是知道的，但不少同志从个人利益出发，当老好人，不提醒、不批评。如果我们都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想有一些同志的问题不会最后受到纪律处分。第二，通过加强管理，健全各种制度，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犯错误。这就要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制度来堵塞漏洞，使我们的干部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如建立“三重一大”制度，实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校务公开、居务公开等。一提起“公开”，个别同志就反感。这种思想说到底无非是怕失掉权利，失去利益。我们不是与领导干部过不去，“三重一大”也好，各种“公开”也好，这是保证领导决策科学正确，办事公正的一种手段，它一方面是从源头治理腐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工作的透明度，减少群众一些不必要的疑问，调动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性。第三，通过加大惩处力度，使我门的党员、干部不敢犯错误。这是最后一招。有的人平时不用纪律、法律来约束自己，等纪律、法律找到自己时就追悔莫及了。我们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要使个别人受到惩处，另一方面就是给更多的同志以警示。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是有决心、有信心和有能力的！
同志们，“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多少人为之茫然。是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胸怀，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及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了今天的辉煌。十五大以来的历史进程使我们坚信，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率领全国人民遏制腐败，并最终战胜腐败!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是:
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三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反腐败运行机制，把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十五大以后，中央国家机关开始进行改革，精简机构，加快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坚决让权力退出市场。在加强教育，努力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同时，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200多件有关惩治腐败的法律、决议、决定，国务院发出30多件行政法规，党内制定2400多项各类法规之后，中央又在97年颂布了《纪律处分条例》、《廉政准则》，98年颁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经过长期努力国家和党内关于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法规体系正在形成，这对惩治和遏制腐败是个有力保证。
总之，我们力图达到这样一种局面，即：第一，通过教育筑起思想道德防线，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想犯错误。建立思想道德防线，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坚持廉洁自律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开展“三讲”教育活动等，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但是我们的不少同志认为违法违纪找不到我，生活会上讲自己是廉洁的，群众对此很不满意。他们反映的不少事我看是存在的，如：过年、过节向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送些东西，一些领导干部接受土特产品;以培训、学习、考察为名外出旅游;接待宴请超标;收入申报不实等等。这些问题通过生活会（“三讲”）自查自纠了，一般可以不追究纪律责任。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不珍惜这一次次机会。96年以来，我区就有6名处级干部因兼职取酬不自查自纠，受到纪律处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些问题班子成员是知道的，但不少同志从个人利益出发，当老好人，不提醒、不批评。如果我们都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想有一些同志的问题不会最后受到纪律处分。第二，通过加强管理，健全各种制度，使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能犯错误。这就要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制度来堵塞漏洞，使我们的干部少犯错误，不犯错误。如建立“三重一大”制度，实行政务公开、企务公开、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校务公开、居务公开等。一提起“公开”，个别同志就反感。这种思想说到底无非是怕失掉权利，失去利益。我们不是与领导干部过不去，“三重一大”也好，各种“公开”也好，这是保证领导决策科学正确，办事公正的一种手段，它一方面是从源头治理腐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们工作的透明度，减少群众一些不必要的疑问，调动干部和职工群众积极性。第三，通过加大惩处力度，使我门的党员、干部不敢犯错误。这是最后一招。有的人平时不用纪律、法律来约束自己，等纪律、法律找到自己时就追悔莫及了。我们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不断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要使个别人受到惩处，另一方面就是给更多的同志以警示。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是有决心、有信心和有能力的！
同志们，“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多少人为之茫然。是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胸怀，提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及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了今天的辉煌。十五大以来的历史进程使我们坚信，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会率领全国人民遏制腐败，并最终战胜腐败!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是:
惟有腐败可以使我们亡党亡国，
惟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
这倒是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红二方面军的一句名言：
有些人创建共产党是为了毁灭共产党而创建它的。
有些人创建共产党是为了毁灭共产党而创建它的。
英王查理二世也说，“只有我才能挽救这个国家，只有我才是各方都不可缺少的！”（大意），可历史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一针见血的指出实质啊！！！
谁死了地球也照样转，腐败的根源就是党权太大了，完全不受监督与制约，能不腐败吗？要真都能自己监督自己的话，要法律干什么？
推论下去，只有美国可以遏制霸权主义。
以毒攻毒？？？
反腐之路 何时才是尽头，现在不时少数在腐败，而是多数在腐败，唉，国家，民族！！！！
振兴之路！！！！！！！！！！！
振兴之路！！！！！！！！！！！
此话不复合辩证法
此地无银600两
以下是引用红水河在2003-9-17 21:47:00的发言：
此地无银600两
妙
疯了
只有健全的法制才能防腐
谁见过高明的医生自己动手摘除自己体内的肿瘤？
[quote]以下是引用guowy在2003-9-17 23:40:00的发言：
谁见过高明的医生自己动手摘除自己体内的肿瘤？
[/quo
有道理[em06][em06][em06][em06]
谁见过高明的医生自己动手摘除自己体内的肿瘤？
[/quo
有道理[em06][em06][em06][em06]
现在的共产党反正就是这个论调！
口里喊着反腐败，回去照样贪污受贿。
一句话，他们就是回避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共产党既然也知道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应该知道光是欺骗老百姓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当时主要是要走共产主义路线，现在大家都知 道，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很搞笑的。然后得出来的问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到底合法不合法？答案是不合法的！因为既然共产主义路线不存在，那这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有些同志会说，怕改革来得太快影响稳定。那好，抛开上面的不提，共产党，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让一些腐败官僚来随意欺骗老百姓、压迫老百姓。你告诉我，制度里面有那些约束机制能够对共产党腐败形成遏制？靠腐败官僚来反腐败可能不可能？
口里喊着反腐败，回去照样贪污受贿。
一句话，他们就是回避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共产党既然也知道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应该知道光是欺骗老百姓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当时主要是要走共产主义路线，现在大家都知 道，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很搞笑的。然后得出来的问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到底合法不合法？答案是不合法的！因为既然共产主义路线不存在，那这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有些同志会说，怕改革来得太快影响稳定。那好，抛开上面的不提，共产党，你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让一些腐败官僚来随意欺骗老百姓、压迫老百姓。你告诉我，制度里面有那些约束机制能够对共产党腐败形成遏制？靠腐败官僚来反腐败可能不可能？
靠，被抓的贪官都是副职的，不信大家自己看看
以下是引用shjd28506l在2003-9-17 23:59:00的发言：
实际上，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执政党，当时主要是要走共产主义路线，现在大家都知 道，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很搞笑的。然后得出来的问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到底合法不合法？答案是不合法的！因为既然共产主义路线不存在，那这个“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论点已经站不住脚了。
[B]合法[/B]，什么[B]法[/B]？什么叫[B]合[/B]？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执政，不合哪一条[B]法[/B]了？你要改变要么修宪，要么颠覆政府？
二、凭什么说“共产主义路线不存在”？中国现在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B]我们坚决支持反腐，但本论坛不允许以此为反党、反制度、反政府的借口[/B]！
[B]本论坛版主对你正式提出严重警告[/B]！！！！
没什么好说的，典型的官样文章，只是举了大量缺乏足够说服力的例子来证明，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对很多东西避而不谈。
在“当前，唯有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这一节里，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基本理论无非就是这一点“⑵腐败与私有制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的彻底铲除有赖于私有制的彻底消亡”。
私有制的确是腐败的根源，但就现在人类结构、意识形态来看，绝对的公有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那么绝对的公有制按需分配究竟什么时候出现？所有物资都能充足供应全球的每一个人，从生活基本品到奢侈品，也许这个时候才看到了消除人的贪念的曙光。事实证明了，在物资供应达不到要求时采取强制性公有制度是行不通的。即使到了物资极大丰富的境界，那么人的劳动的性质也将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现在我是无法想象出来。
这样腐败就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只能对其进行遏制，那么本文关于遏制腐败问题方面讲了些什么呢？我只看到空洞的发言和大量历史资料的堆积，到底该如何遏制？
文中所举的几条解决方案基本都是常识，任何一个研究过反腐败的人都知道该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本来还指望能从里面看到点具体举措，结果看到的却是炫耀打击源头所取得的成就！打击的源头占腐败源头总数的份额是多少？大家心知肚明。后面的几条举措的陈述和前面的没什么区别，都是炫耀所取得的成就，一切都没有具体措施的提出。
最后的“力图达到这样一种局面”还算有点东西，但不得不说的是这里明显的官本位意识浓厚！“一提起“公开”，个别同志就反感。这种思想说到底无非是怕失掉权利，失去利益”怕失去谁的权利？谁的利益？你们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还是人民群众吗？早就不奢求各级官员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成为“人民的公仆”所以还不算很失望。
结论“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是有决心、有信心和有能力的！ ”也许从上面这些东西里面能看到决心、信心，但就这些东西能看出能力？天下哪个政党不知道反腐败的重要性？除非想下台了！我相信党有能力反腐败，但不要老是出这种说废话的官样文章嘛！
最后的就更离谱了“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多少人为之茫然。”就这么把腐败的责任全推到十年动乱了！没有人能够负责的十年动乱！
我的总结，官样文章，毫无用处！拿来蒙人都没说服力！
在“当前，唯有共产党才能遏制腐败”这一节里，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基本理论无非就是这一点“⑵腐败与私有制是一对孪生兄弟，它的彻底铲除有赖于私有制的彻底消亡”。
私有制的确是腐败的根源，但就现在人类结构、意识形态来看，绝对的公有制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出现。那么绝对的公有制按需分配究竟什么时候出现？所有物资都能充足供应全球的每一个人，从生活基本品到奢侈品，也许这个时候才看到了消除人的贪念的曙光。事实证明了，在物资供应达不到要求时采取强制性公有制度是行不通的。即使到了物资极大丰富的境界，那么人的劳动的性质也将有着截然不同的定义，现在我是无法想象出来。
这样腐败就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只能对其进行遏制，那么本文关于遏制腐败问题方面讲了些什么呢？我只看到空洞的发言和大量历史资料的堆积，到底该如何遏制？
文中所举的几条解决方案基本都是常识，任何一个研究过反腐败的人都知道该从这几个方面下手。本来还指望能从里面看到点具体举措，结果看到的却是炫耀打击源头所取得的成就！打击的源头占腐败源头总数的份额是多少？大家心知肚明。后面的几条举措的陈述和前面的没什么区别，都是炫耀所取得的成就，一切都没有具体措施的提出。
最后的“力图达到这样一种局面”还算有点东西，但不得不说的是这里明显的官本位意识浓厚！“一提起“公开”，个别同志就反感。这种思想说到底无非是怕失掉权利，失去利益”怕失去谁的权利？谁的利益？你们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还是人民群众吗？早就不奢求各级官员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成为“人民的公仆”所以还不算很失望。
结论“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反腐败是有决心、有信心和有能力的！ ”也许从上面这些东西里面能看到决心、信心，但就这些东西能看出能力？天下哪个政党不知道反腐败的重要性？除非想下台了！我相信党有能力反腐败，但不要老是出这种说废话的官样文章嘛！
最后的就更离谱了“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多少人为之茫然。”就这么把腐败的责任全推到十年动乱了！没有人能够负责的十年动乱！
我的总结，官样文章，毫无用处！拿来蒙人都没说服力！
only us can kill corrup party
we are from out sea[em08][em08][em08]
we are from out sea[em08][em08][em08]
我们的党在一步一步清醒过来，认识到问题所在，这就是希望，为什么不支持？！
至于那些所谓民主制度的枪手们，何谓民主？！这次香港的事件大家都可以看出端倪了吧
至于那些所谓民主制度的枪手们，何谓民主？！这次香港的事件大家都可以看出端倪了吧
笑掉大牙 哈哈
对了，作者还有后半句没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最大限度的滋生腐败”。
若是举例子，腐败的例子恐怕就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喽
对了，作者还有后半句没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最大限度的滋生腐败”。
若是举例子，腐败的例子恐怕就像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过来喽
搞笑。
唉
为数众多的贪官司的利益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这点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首先把这些贪官开除出自己的队伍就说明两者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作者的论据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立场是坚定的、一惯的，自新中国建立初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一直同党内的败类作斗争；能领导取得中国解放战争胜利也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纲领、立场能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工作中的不完善甚至是缺陷不能作为从根本上否决共产党思想、执政地位的借口，那也是不负责任的。数量众多的贪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有漏洞，但管理制度的完备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诸位想当然的”政改万能“。
横向比俄罗斯是彻底的政改，几十个政党，能够互相监督、指责，但有效制止了腐败吗？对腐败的激愤表明大家都有一颗炽热的心，但光讲空话大话有什么用？坚决站出来同他们作战吧，已经有很多的斗士、榜样在我们面前；从自我作起，弘扬爱国正气，坚守道德情操。
工作中的不完善甚至是缺陷不能作为从根本上否决共产党思想、执政地位的借口，那也是不负责任的。数量众多的贪官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有漏洞，但管理制度的完备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诸位想当然的”政改万能“。
横向比俄罗斯是彻底的政改，几十个政党，能够互相监督、指责，但有效制止了腐败吗？对腐败的激愤表明大家都有一颗炽热的心，但光讲空话大话有什么用？坚决站出来同他们作战吧，已经有很多的斗士、榜样在我们面前；从自我作起，弘扬爱国正气，坚守道德情操。
以下是引用dell在2003-9-17 13:07:00的发言：
谁死了地球也照样转，腐败的根源就是党权太大了，完全不受监督与制约，能不腐败吗？要真都能自己监督自己的话，要法律干什么？
兄弟说的极是.问题的实质是谁能监督共产党呢?没有哪个人或者团体有这个能力,也没有人敢去监督.所以要想改变现状,维护党的统治地位,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先在党内实行民主嘛~~~~可以让人民群众从党的领导班子当中选出自己理想的领导人.
一党专政就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中国政府或者说共产党打着法制社会的幌子,走的还是人治社会的路啊,权大于法,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你们说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民主,怎么会不滋生腐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杀了人被法院判了死刑,如果你家有后台,或者干脆跟老江有关系,老江给法院下了个摸棱两可的批示,我保证你不会被枪毙.我们这儿的腐败太厉害,从小就对此深恶痛绝(父母是生意人,经常要烧香拜佛).我今天才从大学毕业,可以说涉世未深,但我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腐败呢?前面已经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咱们这儿有个犯人,真的能通天哦,白天是自由身,晚上回监狱过过场,报个道.牛吧
中国政府或者说共产党打着法制社会的幌子,走的还是人治社会的路啊,权大于法,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你们说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民主,怎么会不滋生腐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杀了人被法院判了死刑,如果你家有后台,或者干脆跟老江有关系,老江给法院下了个摸棱两可的批示,我保证你不会被枪毙.我们这儿的腐败太厉害,从小就对此深恶痛绝(父母是生意人,经常要烧香拜佛).我今天才从大学毕业,可以说涉世未深,但我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腐败呢?前面已经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咱们这儿有个犯人,真的能通天哦,白天是自由身,晚上回监狱过过场,报个道.牛吧
阅
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国家正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但路是一步步走的，那些想依靠所谓西方模式来让中国快速自由化的人，实际上是在误国误民！
国家正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但路是一步步走的，那些想依靠所谓西方模式来让中国快速自由化的人，实际上是在误国误民！
只有多党机制和合理的监督机制才能抑制腐败
嘿嘿，不好说
1991年 8月解散苏共，人民没起来保卫苏共，各级党组织没抵制，军队也分裂和倒戈，因苏共已名誉扫地。后来查封苏共各级党委竟未遇到一次有组织的抵抗，被它代表的人民群众不是隔岸观火，就是幸灾乐祸，甚至直接加入掘墓人的行列。
小将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
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 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一党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一党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18
整个前苏联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19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
，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小将指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向了死亡。缪矣！
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能行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幺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还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记得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幺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以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
事实上，戈氏的前任，从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到契尔年科，都程度不同地搞过政治、经济改革，意图惩 治贪腐、提高效率。然而「一党专制」的「紧箍咒」摧毁了他们的努力。旧体制下的各种潜能全部用尽，问题不见解决反而却越积越多。到戈氏时，他在经济领域已无「革」可改。这才迅速转向了「政治改革」。因此，与其说是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了死亡，倒不如说是那些死抱「一党专制」不放的前任们早就为苏联铺好了通向死亡之路。如果说苏共垮台是改革的结果，不如说是苏共没跨越腐败陷阱，割断与人民联系，在人民不满和冷漠中失去支持，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人民冷漠不是人民无情，而是苏共蜕变咎由自取！
早在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起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并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被称之为“官僚特权的阶层”。
列宁去世之后，也就是说从3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便大规模地为斯大林盖“专用别墅”，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来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斯大林手下的人仅为他在南方就“建过好几座别墅”。管理着斯大林家庭生活的国家雇员开支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简直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晚年时餐桌上必须放着应有尽有的美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二十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名二十四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边的机会，“没有什幺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幺就怎幺，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因此，钱的问题是不在话下的”。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即令其中有的“在豪华上要差得多”，“没有像一位部长那样生活”，但是如果科学院的研究员“见了他的套间房子和乡村别墅，是会眼红的”。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己经成为一种“制度”；不仅党内要员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甚至他们的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为自己，为他们的近亲远戚，搞豪华生活”。
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在其所着《克里姆林宫内幕》一书中提到，“随着苏维埃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和固定，执政党领导阶层的某些人开始搞特殊化，不仅要求权力和威信，而且也要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了。”“表面上的平等和公平是遵守了。可是，同时却开始尽一切可能地建立‘地下’优待和特权制度”。在20世纪初还只出现在比较狭小的领导集团小圈子里。只是到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从中央到地方的逐渐扩大、确定和固定下来，而这些机关又不断补充进来愈来愈多的“新人”，这些“新人”也为自己要求相应的权力，和“要求给予他们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大的特权”。于是，“开始为党政官员的最高阶层建造住宅大楼，在各个部门开办克里姆林食堂和克里姆林宫医院的所谓分支。所有人民委员部和其它相当有权的机构，首先当然是国家保安机关，也开始建立同样只供指定的少数人使用的内部食堂、商店、小卖部、医院、疗养院和休养所。这就无形中脱离了普通老百姓，并且越来越出格”。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这位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除此之外，还得一个“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幺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也曾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大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利、瓶颈众多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在计划经济下，许多价格都在市场竞争的最低水平之下，它提供了把收受贿赂作为分配紧缺商品和服务的条件，市场经济下的合法交易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了非法的贿赂。除了把商品和服务销售给贿赂付得最多者以外，公务员还回顾以制造更多的瓶颈作为索取更高贿赂的一种方法。比如，官员们会有意拖延，制造麻烦。根本问题不仅是存在着市场最低竞争价以下的控制价格，而且是国家官员垄断权力，这些官员不受效率更高、价格更低的竞争产品的威胁。18
整个前苏联集团的经济状况给了官员一种动力去利用职位谋取个人利益，也给了其客户行贿的动机。因为僵化的制度没有得到公正的法律制度的支持，所以腐败十分普遍。相反，高层特权人物行使着最高权威，他们经常会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权威更改法律规定。下属人员无法通过诉诸法律来抵制上司的要求。这个制度不仅僵化，而且独断，其本身要求的不合理性使得所有人成了违法者。人们在腐败交易中串通一气成了社会控制的一种方法。审理腐败案件被用来惩罚持不同政见者，而不是用来提高政府官僚机构的运转效率。 19
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它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据 1963年10月20日苏联《消息报》和 1964年第12期的《消息报·星期副刊》报道，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通过贿赂，获得了58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同52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300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尚属一种体制惯性，而吸取赫鲁晓夫下台教训的勃烈日涅夫则有强化特权换取拥戴的政治自觉。他制定一系列强化特权的条例和规定，将官僚特权系统化、合法化。
，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勃列日涅夫掌管苏共大权后，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负责的岗位事实上都成了终身的岗位，而官僚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人。很多州委书记、部长、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负责人占据职务达15－20年之久。他们享受高水平的生活和各种特权。这种对干部地位和待遇的充分保证和实际上的终身制，不仅使许多干部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助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习气，更严重的是使相当一部分干部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公然地以权谋私，导致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勃列日涅夫为苏共当了长达18年的家，不仅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都身陷其中。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勃列日涅夫庇护下的犯罪，成为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效法的榜样。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恶劣了，“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在任17年，将内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迭一张地堆放了七层，连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被放在了床底下。
勃列日涅夫还试图建立“特权继承制”。他的儿子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一个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算得上是苏联时期各种腐败行为的集大成者。丘尔巴诺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结婚时，在莫斯科市内得到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勃列日涅夫从自己收藏的国外小轿车中送给他们一辆捷克的“斯科达―1000”轿车、一辆轻型的法国“雷诺―16”。勃列日涅夫还非常关心女婿的前途，亲自出马找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希望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内务部副部长。1977年他果然当上了内务部副部长，之后4年间，他步步高升，一直到被推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大权在握的丘尔巴诺夫在任内务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以各种名目到苏联各地“视察”。各地方当局都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他。所到之处，他不仅大吃大喝，而且连拿带掖。金银首饰、文物珠宝等等，只要丘尔巴诺夫喜欢的，都会带上。到后来，地方官员们甚至把成捆的卢布塞进他的腰包。几年时间，丘尔诺夫总共收受贿赂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想念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
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共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
中共予以全文转载。
中共全文转载的、揭露苏军队、司法机构腐败的较著名的案例还有：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如小将所说，控制舆论，切断和帝国主义的往来，永远不让人民知道真相，“造谣，污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克思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 “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１／３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８０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书记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幺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共产党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81%的人赞同自由的总统、议会和地方长官的选举。人们不想要过去共产主义式的独裁者。这样，共产党也不能控制公共舆论了。
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正像前苏联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
从八十年代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是权贵阶层得以发展并取得财产支配权的基础，有了超常的高度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而且，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前苏联权贵阶层的演变进入加速阶段，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揭露的特权现象要严重也具体得多。叶利钦在他的书中指出，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前夕，各级干部在生活上享受某种等级的特殊生活待遇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据他说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约有4万，而又有等级之分。例如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些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如果到了部长尤其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级，叶利钦把这叫做“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他说这时就可以享有一切，“进入了共产主义！”他还讽刺地说，由于现在人们需求的胃口都很大，因此在苏联“暂时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他以自己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时的特殊生活待遇为例，描绘了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情景。他以别墅为例。“关于我的别墅情况，我想另外再说几句。这个别墅在我之前是属于戈尔巴乔夫的。后来，为他又重新建了一幢别墅，他就搬到那儿去了。”“我头一次到别墅时，在入口处，别墅的卫士长迎接我，先向我介绍此处的服务人员――厨师、女清洁工、卫士、花匠等等一些人。然后，领我转了一圈。单从外面看这个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镶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再向里走，一个房间、二个房间、
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这是一层楼的情况，这儿有一个相当大的带顶棚的玻璃凉台，还有一间放有台球桌的电影厅。我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里面有一个带壁炉的大厅，穿过大厅可以到日光浴室去，那儿有躺椅和摇椅。再往里走便是办公室、卧室。还有两个房间不知是干什幺用的。这儿同样又有几个洗脸间和浴室。而且到处都放有精制的玻璃器皿，古典风格和现代风格的吊灯、地毯、橡木地板等其它东西。”“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l个清洁工，还有1个花匠”。
叶利钦在书中还谈到地方州里和莫斯科市的特权现象。由于叶利钦本人先后担任过一个州委的第一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因此他提供的材料看来是比较可信的。关于州里的情况，他说，州委第一书记是个土皇帝，他的旨意就是法律。当你想让全州的人们都过得更好，“都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让所有的人都能住上房子”，一个州委第一书记会感到权力不够用。但是如果你想为谁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分得一套好的住房，或是给人一点别的什幺好处，那幺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就会显得“巨大无边”。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他并且认为，“这种情况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权力特权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糜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它商品。③特教权。在苏联，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产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公仆官僚化。即官员变成高高在上，凭发号施令过日子的官僚主义者或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沾染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毛病，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在我国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幺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公司的办公室往往设在党团市委和区委的办公室里，成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们不用掏一个子。”“他们同党政机关的关系比法定的资本中的控股股份还要值钱。”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70年代末，苏联出了一部名曰《恶风》的小说。这部小说以一个真实事件为原形，描写了一群苏共高干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走私集团相勾结盗窃国家珍贵物资、走私谋利的丑剧。书名《恶风》意在抨击弥漫苏共官场的腐败之风。该书一出，中共如获至宝，立即全文翻译，作为反苏宣传的左证。
同样是那个时候，苏远东空军中尉别连科驾米格25叛逃日本、转到美国后，撰文揭露苏联军队中的腐败。他指出：在苏空军中，有军官盗窃珍贵的航空燃油贩卖黑市谋利，还有军官假造军营绿化成绩，竟令士兵砍下别处的树木移植到上级视察将要经过的道路旁，以讨好上级。
中共予以全文转载。
中共全文转载的、揭露苏军队、司法机构腐败的较著名的案例还有：
80年代初，苏侵阿部队中，有军官将运送阵亡军人遗体的棺材偷尸换毒」，装入海洛因运回苏联，再走私到西欧谋利。
84年，一名喝醉酒的ＫＧＢ军官被4名普通公安（苏称「民警」）误抓，后被刑讯打死，苏共「纠正错误」后，4名公安，两个被判枪毙，两个被处重刑。）
当改革大潮来临时，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如小将所说，控制舆论，切断和帝国主义的往来，永远不让人民知道真相，“造谣，污蔑！”）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人们开始对苏共是否还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质疑。正像前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阿·阿尔巴托夫所写的那样：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此时的苏联，已走到了因政治上集权不放、经济上又和西方大量来往从而引发严重官场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的时期。
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现在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有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的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苏共垮台是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他们长期以不合法手段占有社会财富的合法化过程，搞垮苏共主要力量是党内的腐败分子。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扩散，高级干部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把公有财物变成家产，甚至亲属也利用其特殊地位搞豪华生活。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形成约50到70万人、加上家属共300万人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握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并有高级职称，经常去西方访问，马克思主义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已经淡薄。他们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在自己领导企业和农庄从事非法经营获取利润高达数十亿卢布。他们大多数人主观上并不想搞垮苏联，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这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丰满，可不费力利用权力掠取国有财富。国家法规不遵守，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致使官僚支配权演变为隐性占有权。随着权贵阶层形成，苏共开始走上腐败变质道路。满足于虚假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单纯追求权力；把权力特权化，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滥用权力，荫庇亲友，以权谋私；把公仆官僚化，许多人不是关心人民，而是关心自己官运、地位和特权，任人唯亲，排除异已，人身依附普遍存在；把权力商品化，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苏共蜕化变质从根本上说是权力变质，一切腐败都同没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关，但根本原因要从体制上去寻找。列宁逝世后苏联政治体制没向民主化方向转变，反而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党组织行政化，党政干部官僚化，形成特权阶层，使苏共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加深他们被欺骗感和失望感。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监督而走向腐败。
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４％，代表苏共党员的占１１％，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８５％。调查情况表明，此时的苏共已名不副实，是个除了代表官僚，谁也不能代表，甚至连自己的党员也不能代表的狭隘利益集团。那些自称 “特殊材料制成”的官僚不但养尊处优，还欲壑难填，扩张既得利益，不但将侵吞国有资产形成的“隐型经济”，搞到占ＧＤＰ１／３的规模，还作了“棉花事件”、“鱼子酱事件”和“飞机事件”等惊天大案；而案值高达８０多亿美元的“棉花事件”的牵头者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丘尔巴诺夫不过是一名共青团干部，一旦成了总书记的女婿，不但当上了中将军衔的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是这幺一些“宝贝”，把一个苏联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即使是经济困难的90年代共产党在选举中从未获得超过1/3的选票，人们对共产党的保留态度是以他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俄罗斯人民不愿意做出危及他们政治自由的选择。公共舆论基金会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1%的人高度赞扬了新闻自由；82%的人支持向境外迁徙和旅行的自由；81%的人赞同自由的总统、议会和地方长官的选举。人们不想要过去共产主义式的独裁者。这样，共产党也不能控制公共舆论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完楼上的文章后只能发出的感叹。
可怜的仍然是这些小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将们，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也被欺骗和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