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宋太祖的“内圣外王”兼及唐宋军事力量比较

<span class="postmessage"><font size="3">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宋太祖和唐太宗做为皇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不讨论两人作为战将的问题，那确实有点象关公战秦琼了），，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一个方面是在历史上的作用，类似于传统认为的“内圣外王”，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紧密的相连的。<br/><br/>一、内圣的方面，唐太宗杀兄杀弟纳弟妇，杀尽子侄，“不复列于人类”，私德完全是不及格；而宋太祖的私德在中国帝王中可以列为最优之列。<br/><br/>jlanu兄认为“太宗和兄弟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要么太宗亡，要么兄弟死，而且两边颇有点势均力敌的味道。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一个人，会怎样选择呢？这和私德关系不大吧。”<br/><br/>但考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李世民是谋夺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兄弟之间的斗争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呢？这场斗争完全是由李世民主动挑起的，以精心设计的政变谋杀而告终，怎么可能各打五十板？不仅如此，政变杀了兄弟二人成功后，李世民还杀兄弟二人的所有子女，都是些小孩子，并纳李元吉的妻子，逼自己父亲下台，这种人居然会是私德无亏吗？还谈得上儒家的“内圣”？借用jlanu兄的评价：“对于一个永远都不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挑战的弱势，而采取占尽杀绝的手段，除了丧心病狂，没有其他解释”，这是对李世民完美的评价。<font color="#fcfccc">t/</font><br/>反过来看宋太祖，他通过和平不流血的方式取得了政权，对前朝皇族不仅没有加害，还立下誓碑让子孙皇帝发下最恶毒的誓言来保障柴氏后代的绝对安全，即使他们谋反也只能在监狱里赐死，请问中国历史上能找得出第二例吗？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怀和仁义之心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br/><br/>朔雷兄言“只要不是特bt,都不会斩尽杀绝”，以这条标准上看，那中国历史上的变态实在是太多，包括李世民几乎是变态中的魁首了。这种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满，稍微看一下史书，看一下那些亡国之君及其家族的下场，柴氏无疑是最幸运的。就是20世纪的宣统也没这样的待遇啊，犯法照样进号子。<br/><br/>“从别人手里接受，而且未经其人同意，那叫窃”，那强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岂不都是抢劫吗？是强盗。抢劫和窃哪一个是政权更替的更好方式？一个以战争的形式，生灵涂炭，一个以和平的方式。秦始皇继承的是父祖的功业统一了中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太祖继承的是柴荣的功业统一了中国，为何就不能相提并论？难道就在于宋太祖和柴荣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由，不懂。宋太祖夺得的仅是五代十国割据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当然是最强大的一个，是通过和平方式夺得的，难道一定是所谓的“真刀真枪”，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开国方式才是更有价值？真不明白评价体系彼此为何有如此的不同。<br/><br/>二、外王的比较（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br/><br/>1、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br/><br/>宋太祖统一中国<br/><br/>自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br/><br/>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DangerCode;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你当历史是变魔术啊。呵呵<br/><br/>唐太宗攻灭东突厥<br/><br/>据《旧唐书DangerCode;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br/><br/>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哄，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此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羈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不再属于唐朝的羈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那就是太拿这些土地当回事了。<br/>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br/>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br/><br/>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是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谈。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br/><br/>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br/><br/>北宋末年对西夏的作战越来越占了上风，但除了这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陕西军外无一可战之军，军制完全败坏。但这些不能怪到宋太祖的头上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有王朝的军队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败坏的，就象你不能要求唐太宗对征南诏失败的唐军负责一样。重文轻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和进步，而并非以后军队衰败的原因。宋太祖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了大臣作乱，武臣割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对民众危害最大的乱因，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没有这一套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唐朝看来是重武轻文了，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br/><br/>北宋末年，金人崛起，这是一支装备重甲的重骑兵，契丹在金军面前就像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在这支军队面前，宋军的表现比契丹强太多了。当勤王的陕西军在野战中被金人伏击覆灭后，开封失去了支持，成了孤城，失守后皇帝被俘，此时宋朝已经接近亡国，但就是这样，还能绝处逢生，成立流亡政府（都到海上去啦，真正的流亡政府），最后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能反攻。<br/><br/>反正是乱谈，索性扯开去。比一下宋和明是比较有意思的，南宋初年的形势比明末险恶得多，两个皇帝被俘，首都失陷，皇帝被追得跑海上飘流，可最终还是顶下来了，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还能占上风反击。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如，金有重骑兵；明军武器条件远胜于宋军，有火器，也从不缺少最重要的战马（连流寇都可以一人配三马，人有十来万），为什么结果相差这样大？明末与其说是抗清史，不如是将领（包括文人）率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史，读明末清初史，感觉到当时的汉奸真TMD地多啊（这此些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可不是网上的，呵呵），这只能归因于宋明两朝的人心感招力不同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大臣屁股，杀人如割草的朝廷卖命，尤其是那帮武将，争着抢着投降，充当灭明的急前锋。崇祯谁也不信，只信太监，最后卖了他的也是太监，真是人心丧尽。人心向背是件虚的事，玄的事，人心向背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几十年上百年修得的功夫，这就完全是宋太祖的功劳了。<font color="#fcfccc">转</font><br/><br/>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所以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名言多为空言，或多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却是制定了一条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仅这一条，宋太祖的形象就可以光照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明君了。什么叫外王？这就是外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外王，因为没有内圣，外王最多就是铁木真；只有有了宋太祖的慈悲心、仁义之心以及建立的一整套长治久安的开明制度才可真正称为内圣，也只有具备了内圣，才真正称得上是内圣外王兼备是内圣外王兼备的千古一帝</font></span><span class="postmessage"><font size="3">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宋太祖和唐太宗做为皇帝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不讨论两人作为战将的问题，那确实有点象关公战秦琼了），，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品德和才能，一个方面是在历史上的作用，类似于传统认为的“内圣外王”，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紧密的相连的。<br/><br/>一、内圣的方面，唐太宗杀兄杀弟纳弟妇，杀尽子侄，“不复列于人类”，私德完全是不及格；而宋太祖的私德在中国帝王中可以列为最优之列。<br/><br/>jlanu兄认为“太宗和兄弟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要么太宗亡，要么兄弟死，而且两边颇有点势均力敌的味道。这样一种情形下，作为一个人，会怎样选择呢？这和私德关系不大吧。”<br/><br/>但考之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李世民是谋夺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兄弟之间的斗争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呢？这场斗争完全是由李世民主动挑起的，以精心设计的政变谋杀而告终，怎么可能各打五十板？不仅如此，政变杀了兄弟二人成功后，李世民还杀兄弟二人的所有子女，都是些小孩子，并纳李元吉的妻子，逼自己父亲下台，这种人居然会是私德无亏吗？还谈得上儒家的“内圣”？借用jlanu兄的评价：“对于一个永远都不会对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挑战的弱势，而采取占尽杀绝的手段，除了丧心病狂，没有其他解释”，这是对李世民完美的评价。<font color="#fcfccc">t/</font><br/>反过来看宋太祖，他通过和平不流血的方式取得了政权，对前朝皇族不仅没有加害，还立下誓碑让子孙皇帝发下最恶毒的誓言来保障柴氏后代的绝对安全，即使他们谋反也只能在监狱里赐死，请问中国历史上能找得出第二例吗？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怀和仁义之心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br/><br/>朔雷兄言“只要不是特bt,都不会斩尽杀绝”，以这条标准上看，那中国历史上的变态实在是太多，包括李世民几乎是变态中的魁首了。这种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满，稍微看一下史书，看一下那些亡国之君及其家族的下场，柴氏无疑是最幸运的。就是20世纪的宣统也没这样的待遇啊，犯法照样进号子。<br/><br/>“从别人手里接受，而且未经其人同意，那叫窃”，那强行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岂不都是抢劫吗？是强盗。抢劫和窃哪一个是政权更替的更好方式？一个以战争的形式，生灵涂炭，一个以和平的方式。秦始皇继承的是父祖的功业统一了中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太祖继承的是柴荣的功业统一了中国，为何就不能相提并论？难道就在于宋太祖和柴荣没有血缘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由，不懂。宋太祖夺得的仅是五代十国割据中的一个政权而已，当然是最强大的一个，是通过和平方式夺得的，难道一定是所谓的“真刀真枪”，以千万人生命为代价开国方式才是更有价值？真不明白评价体系彼此为何有如此的不同。<br/><br/>二、外王的比较（分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br/><br/>1、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最大的军功是攻灭东突厥，宋太祖的最大军功是统一中国（除燕云十六州），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大军功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贡献。<br/><br/>宋太祖统一中国<br/><br/>自8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中国大分裂的开始，这是中国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中国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中国（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br/><br/>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宋初的统一战略的决策和提出者是谁的问题。《宋史DangerCode;赵普传》：太祖数微行过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闻叩门声，普亟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设重裀地坐堂中，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与普计下太原。普曰“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尔。”这一段史料明确指出，先南后北是太祖提出的，只是征询赵普的意见而已，哪里来的“先北后南，当时已不是柴荣北伐之时，契丹北汉已稳住阵脚，如不是其弟及赵普等人力劝，只怕逃回的会是他”的结论？再说，宋朝建立离柴荣北伐有几年？半年！就这半年中，中国与辽的形势已经有了大变化？你当历史是变魔术啊。呵呵<br/><br/>唐太宗攻灭东突厥<br/><br/>据《旧唐书DangerCode;李靖传》：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br/><br/>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哄，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吧。这此战役过后，唐朝的版图就扩大到了蒙古高原，可这种领土和中国内地的领土性质和价值是一样的吗？根本没有有效的赋税和户口管理（根本没有人，哪来的管理？），与西域一样，只是唐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故在正史上叫做“羈糜”，连古人也知道这与真正的版图是两回事，千万不要现在自作多情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所以这些领土才得之也速，失之也迅，仅几十年后，突厥汗国重新建立，蒙古高原不再属于唐朝的羈糜区。因此不要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皇帝的外王之功，那就是太拿这些土地当回事了。<br/>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探讨一下中国面临的敌人的变化。<br/>匈奴-突厥系和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的民族一直是中国的头号大敌，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匈奴-突厥系建立的帝国是纯粹的游牧“行国”，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而东胡系的民族是以游猎为主，但他们占据中原地方后常常会变成“住国”，即有固定的居所，有城池，有耕地，有稳定的经济生产，而不像匈奴-突厥系纯粹以游牧为生的行国，经济基础极为脆弱，一遇天灾，人口牲畜死亡大半，战斗力也就锐减；另外，由于没有城池防卫，一遇到突然袭击完全可能一战亡国。试想，东突厥如果有城池据守，唐军还能胜得如此容易吗？举个简单的反例，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威远征高丽这个农耕民族，结果如何呢？突厥比高丽强大得多吧？在冷兵器时代攻城实在是件困难的事，尤其是对方在城外还有实力相当的野战部队可以支援的时候。<br/><br/>自辽占据燕云十六州后，中国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根本无法处处有效设防，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因此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设防，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以前中原政权没有面临过的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游猎政权，而是兼游猎与农业的一国两制国家，攻有游猎的劲骑，守有农业区的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这些都是汉唐时期匈奴、突厥们所不具有的优势，并非全是宋军的战斗力问题，更关键的是中原敌人完全不同于以往，并不是单纯的游猎民族，中原政权可以趁其不备突袭，一战而胜，这恰恰是汉唐军队取胜的法宝。以后的金、西夏也是如此。汉时期没有马蹬，匈奴骑兵并不能充分发挥像以后游猎民族那样的战斗力，这也是汉军取胜的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可能是汉军的弓箭射程射速远过于匈奴。李陵以五千步兵可敌数万匈奴兵（因箭尽被俘），如果是面对的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无疑是天方夜谈。而实际上，唐朝时，唐军与周边游猎民族的战争并不是一直很辉煌，和吐蕃的战争是失败居多，甚至首都也被吐蕃攻陷，边境就在长安西边不远处。即使是在极盛时，与同样农耕民族的南诏作战，唐军败得更是惨不忍睹。西夏、辽、金比南诏、高丽如何？所以用宋对外战争的失利来比较唐、宋军功是只及其皮，不及其里。<br/><br/>在宋初期，宋辽基本上是均势，宋攻辽深入必败，辽攻宋深入也必败，宋真宗的时候辽兵一直深入到黄河边，可一座城池也攻不下，只好谈和退兵。双方看清了这一点，才有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晚死，按照他的战略计划，是必然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宋辽大战不会像军事才能极差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难看，胜负还在两可之间。宋初的两次北伐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困马乏，不听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授阵图，越级指挥，以至众将不和。<br/><br/>北宋末年对西夏的作战越来越占了上风，但除了这支常年与西夏作战的陕西军外无一可战之军，军制完全败坏。但这些不能怪到宋太祖的头上吧？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啊，所有王朝的军队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败坏的，就象你不能要求唐太宗对征南诏失败的唐军负责一样。重文轻武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飞跃和进步，而并非以后军队衰败的原因。宋太祖建立了一整套文官制度，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了大臣作乱，武臣割据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对民众危害最大的乱因，宋朝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没有这一套制度保障是不可能的。唐朝看来是重武轻文了，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br/><br/>北宋末年，金人崛起，这是一支装备重甲的重骑兵，契丹在金军面前就像落叶一样被扫荡一空，可见其战斗力之强悍。在这支军队面前，宋军的表现比契丹强太多了。当勤王的陕西军在野战中被金人伏击覆灭后，开封失去了支持，成了孤城，失守后皇帝被俘，此时宋朝已经接近亡国，但就是这样，还能绝处逢生，成立流亡政府（都到海上去啦，真正的流亡政府），最后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能反攻。<br/><br/>反正是乱谈，索性扯开去。比一下宋和明是比较有意思的，南宋初年的形势比明末险恶得多，两个皇帝被俘，首都失陷，皇帝被追得跑海上飘流，可最终还是顶下来了，与金打个平手，甚至还能占上风反击。清军的战斗力未必强过金军，甚至还不如，金有重骑兵；明军武器条件远胜于宋军，有火器，也从不缺少最重要的战马（连流寇都可以一人配三马，人有十来万），为什么结果相差这样大？明末与其说是抗清史，不如是将领（包括文人）率军争先恐后的投降史，读明末清初史，感觉到当时的汉奸真TMD地多啊（这此些汉奸可是货真价实的，可不是网上的，呵呵），这只能归因于宋明两朝的人心感招力不同了。没有人愿意为打大臣屁股，杀人如割草的朝廷卖命，尤其是那帮武将，争着抢着投降，充当灭明的急前锋。崇祯谁也不信，只信太监，最后卖了他的也是太监，真是人心丧尽。人心向背是件虚的事，玄的事，人心向背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是几十年上百年修得的功夫，这就完全是宋太祖的功劳了。<font color="#fcfccc">转</font><br/><br/>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之所以这样讲，一点也不夸张。名言多为空言，或多作用于一时一事，而宋太祖的名言却是制定了一条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仅这一条，宋太祖的形象就可以光照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明君了。什么叫外王？这就是外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外王，因为没有内圣，外王最多就是铁木真；只有有了宋太祖的慈悲心、仁义之心以及建立的一整套长治久安的开明制度才可真正称为内圣，也只有具备了内圣，才真正称得上是内圣外王兼备是内圣外王兼备的千古一帝</font></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