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 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20:57:21
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梦溪夜话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罗马帝国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梦溪夜话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罗马帝国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
梦溪夜话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罗马帝国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唐宋历史的另类思考
梦溪夜话
将唐宋并称，似乎不符合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们传统的历史教育，使人们习惯将汉唐并称。所谓汉魂唐魄，大致是人们所向往的盛世。然而，学术界的一些人，却喜欢将唐宋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治隆唐宋”。站在世界的角度上，一些历史学家，当然，这些历史学家主要是外国的学者，却对中国宋代的评价要高出国内的评价，甚至要高出对中国其它朝代的评价，更有人认为，近代史的序幕是由中国的宋代拉开。为什么专家意见和大家的感觉会有如此的差异呢？事实上，我们所赞美的一些盛世，它们所处的时代里，在世界其它地区，也有实力相当的国家称雄。与汉代并存的是罗马帝国；与唐代并存的是阿拉伯帝国。从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看，华夏文明最鼎盛的时代汉唐两朝似乎还不能和这两个帝国相比。汉唐两朝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似乎从未超出亚洲，基本局限于东亚。而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势力都曾经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至今仍然发挥重大影响。代表基督教文明的罗马帝国继承者日耳曼人建立了现代欧洲和美洲的文明，并继续在其它地区扩张；代表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廷帝国，仍然在欧亚非地区拥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的一半近邻都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而普通中国民众所蔑视的宋代却对世界文明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历史。
和基督教信奉地球中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一直信奉华夏中心论。这是一个民族认知上的悲剧，不幸的是，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时，我们仍然没有醒悟，反而将这一悲剧拉到高潮：从乾隆皇帝对待大英帝国使臣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就完全了解我们祖先在封闭的心理下所表现出的无知多么严重。直至今日，我们普通民众世界观仍然存有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烙印。当我们不知道外部世界时，我们自视优越；当我们发现外部世界优越时，我们则说：早些年我的祖上要比你们阔多了。因为信奉华夏文明中心论，我们堕入一个怪圈：这个民族习惯于自欺欺人，习惯于委过于人。这个民族痴迷于昔日的辉煌，却倾向于忘却曾经的不幸。我们一直自诩为四大文明古国，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华夏文明中的一分子。可我一直不明白，古希腊文明怎么不是几大文明之一？从考古研究的结果看，古希腊文明可以上溯到前2200年左右，从实证的角度看，华夏文明至今还没有什么文物可以上溯到这个时期，我们基本上是以司马迁漏洞百出和时序错乱的《史记》作为根据来下结论，这种结论对于信奉实证主义的西方历史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当然，不接受并不等于不存在，但证明存在必须要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证据（中国的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往往欠缺这种科学精神）。大约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文明达到鼎盛状态（实际上东方的中国文明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从精神文明的发展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史以来最有成就，对中国及东亚历史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从古希腊文明对后代的影响看，从当时文化及文明取得的水准看，毫无疑问，古希腊是所有古文明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是当今最强势文明----西方文明之母），这样历史悠久与华夏文明毫不逊色的古文明没有被称为五大文明，亦或为四大文明，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或者部分精英）心理是多么阴暗。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文明的传承看，只有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存在明显的传承主体和传承轨迹，而其它古文明基本上在历史的进程中淹灭和中断，没有必然的传承关系，甚至连逻辑上传承关系都没有。现在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我们把古希腊文明排斥在几大古文明之外，刻意将华夏文明打扮成几大文明仅存的一个，来证明华夏文明的优越。殊不知，华夏文明自满蒙入侵之后，已经势微，到了1949年以后已经中断，我们的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里已经殖入了西方文明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文化，当我们在为四大文明而自豪时，而华夏华文明恰恰中断在我们这一两代人的手中，这不可悲吗？有了华夏文明中心论的认知，诸夏万民就有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即使是蛮夷之族的满人，一旦入主中原，似乎血统也立马高贵起来。看看乾隆给英国使臣的批文，就知道当时国人对于世界的眼光与胸襟。正因为人们一直陶醉于文明的优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时，我们乐于倾听来自“蛮夷”之族的奉承，中国的皇帝一贯认为富有四海，对四方夷狄只在乎名号，而从不计较利益。当中原势力衰弱时，我们对入主中原的异族，往往采取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事后的历史又迫不及待地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朔（当然，异族统治者也乐于被奉承），来粉饰华夏文明中心论的光环。正如一个骗局，人们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一旦骗局被人戳穿，人们往往咒骂的，不是制造骗局的人，而是戳穿骗局的人。宋代的先民将华夏文明推进到中国历史最高的水平，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顶峰，这一成就本来可以让中国人，也让人类感到自豪和景仰，然而宋代却亡于一个野蛮民族，对于一向自大和习惯自欺的华夏民族而言，表面接受现实，但内心却无法承受这种文明之耻。
有元代宋以后，学者们似乎忘却了圣人的训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方面忙于阳奉鞑胡为正朔以延祀，一方面又忙于抵毁宋代先民为泄愤。直至今日，在强大而优越的西方文明之前，我们仍然不能摆脱华夏文明中心论的窠臼，无视西方史家的结论，仍然对宋代中国表达的强烈蔑视和不屑。当然，我们无权责怪普通民众，他们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观点缘于学者的论述与传播。如果学者一味地指鹿为马，普通民众只能认为鹿就是马了。
唐朝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中国朝代
可以这样说，近世华夏文明是祸起于宋，而肇因于唐，今天的种种，基本上皆拜唐宋所赐。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宋代的国防资源问题说起。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江淮之间，也是河网纵横，历来是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和主要战场。过了淮河，直至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甘泉美草之地，沃野千里之域，才能成群放养，最终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之地，在宋朝开国之时，正好一个被辽国盘踞，一个被党项长期占有。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些重要战争资源的先天缺乏，使宋代战略上失去主动出击的战争资源。宋立国之后的数次对辽战争，前胜后败，后人皆讥宋太宗不知兵，现代人更以近世的眼光看宋辽战争，殊不知，没有战马以及战马组成的强大机动部队，在平原地区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的辽国决战，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装甲部队遭遇美国空军的命运一样。相反，辽国在与宋军作战时，反而显得更有战略与战术能力。在宋辽战争中，因为辽国对北宋一直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辽国统治者一直控制辽宋之间的战争规模，要求战线不得超过宋国纵深300公里，这种战略既保证了辽兵作战区间的有利地形；又能有效地运用骑兵进退自如战术优势。当然，从现代的国际观点看，宋辽战争的根本点是宋朝企图通过战争夺回幽云十六州故地，而这些故地已经在后唐时期归属辽国，是辽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双方都知道此地战略价值之所在。终宋一代，对故土的追求，酿成两次亡国。而这一切悲剧，却开始时大唐盛世。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
唐朝是一个被过高评价的中国朝代
可以这样说，近世华夏文明是祸起于宋，而肇因于唐，今天的种种，基本上皆拜唐宋所赐。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从宋代的国防资源问题说起。中国的地理形势，长江以南水网交错，气候炎热潮湿，不适合骑兵作战。江淮之间，也是河网纵横，历来是南北战争的分界线和主要战场。过了淮河，直至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中国之对付北方塞外敌人，更非骑兵不可。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即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在西北，即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甘泉美草之地，沃野千里之域，才能成群放养，最终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而这两个出马之地，在宋朝开国之时，正好一个被辽国盘踞，一个被党项长期占有。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些重要战争资源的先天缺乏，使宋代战略上失去主动出击的战争资源。宋立国之后的数次对辽战争，前胜后败，后人皆讥宋太宗不知兵，现代人更以近世的眼光看宋辽战争，殊不知，没有战马以及战马组成的强大机动部队，在平原地区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的辽国决战，这和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装甲部队遭遇美国空军的命运一样。相反，辽国在与宋军作战时，反而显得更有战略与战术能力。在宋辽战争中，因为辽国对北宋一直没有领土上的要求，因此一直保持战略上的克制，辽国统治者一直控制辽宋之间的战争规模，要求战线不得超过宋国纵深300公里，这种战略既保证了辽兵作战区间的有利地形；又能有效地运用骑兵进退自如战术优势。当然，从现代的国际观点看，宋辽战争的根本点是宋朝企图通过战争夺回幽云十六州故地，而这些故地已经在后唐时期归属辽国，是辽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具战略价值的一部分。控制幽云，实际上就等于锁住汴京的咽喉，双方都知道此地战略价值之所在。终宋一代，对故土的追求，酿成两次亡国。而这一切悲剧，却开始时大唐盛世。
唐朝对于后代毫无开疆拓土之功，反而丢掉华夏民族控制漠北前进基地和战马供给基地----河南与河北广大地区（今河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近人习惯以盛唐时期的疆域来宣扬唐代开疆拓土之功（这如同炒股一样，股票火爆时的帐面资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由于安史之乱，不仅初唐和盛唐时期开拓的国土全部丢失，连汉隋等朝开疆之地也一并丢失。唐朝立国之策失误，造成宋代立国困局终其始终。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一直被人忽视，使得许多本该唐朝承担的责任反而由宋代背负。隋唐时代，中国遭遇千载难缝好时机：其一，突厥内部的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人的战争潜力和战斗意志；其二，经过长达两百多年的分裂与战乱，特别是北朝异族的残暴统治，人心思定，民意思统。在这种有利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帝国时代。华夏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如果采用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内修政治，外结友好。文求治国之道，武求安边之术。总结出类似贾谊之策、晁错之谋、董仲舒之道这一类垂范后世的经典。那么，唐代不仅给后代创造更多的文化遗产，还会使自己的国祚接近或超出汉代。然而，气势如虹的大唐，不仅没有创造国祚的奇迹，而且，它给百姓带来的和平时期不仅不如汉代，不如宋代，甚至不如明代和清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统治这两朝的皇帝，特别是隋炀帝和唐太宗，对疆域都有很强烈的进取心。大抵两位帝王都得国不正，急需建立奇功来自解。所以并不打算遵守中国古代传统的安边策略：爱民攘夷（‘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西周以此国策安边而有三百五十余年国运，可见这一策略十分有效。同样，有很多著名的历史悲剧恰恰就是违背了这一古训。申侯犯规，子带破戒，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国都焚毁，幽王被杀，西周覆灭，东周危殆。三国魏晋，胡人归附，皆安置于都城附近，江统劝出塞外，晋武帝竟不准，武帝死后没有几年，终致弥天大祸。西晋灭国，中原故土，竟成胡人的天下；华夏衣冠，不得不退守江南。殷鉴不远，以太宗的神武圣明，本来对夷夏如何相处，该有清醒的认识，然而，有着胡人血统的隋唐皇帝（唐高祖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兄）本没有多少夷夏之防，加上隋炀帝和唐太宗又都是好大喜功之人，对于四夷远服，乐得照单全收，并且安置于河南以示天恩浩荡（匈奴旧地），使处京畿附近。关于唐王朝这方面的国策，在贞观朝内部也存在争议，当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实际上，魏征就是一个正确代表。在《贞观政要》的卷九里，有明确的记载。
贞观四年，李靖击败突厥颉利部，其部多来归降。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从之。秘书监魏征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败，此是上天剿绝，宗庙神武。且其世寇中国，万姓冤仇，陛下以其为降，不能诛灭，即宜遣发河北，居其旧土。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陛下以内地居之，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尤不可处以河南也。”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魏征曰：“晋代有魏时，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统劝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数年之后，遂倾瀍、洛。前代覆车，殷鉴不远。陛下必用彦博言，遣居河南，所谓养兽自遗患也。”彦博又曰：“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给事中杜楚客进曰：“北狄人面兽心，难以德怀，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至如雁门之役，虽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无道。中国以之丧乱，岂得云兴复亡国以致此祸？夷不乱华，前哲明训，存亡继绝，列圣通规。臣恐事不师古，难以长久。”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自颉利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西夏李元昊之先）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由此可见，门户洞开，广纳四夷，不是明皇首倡。推及以远，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均有失察之责。然而，首要责任，当推太宗。高祖开基之后，四年削平海内，两年后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即退位。因此，唐朝的制度建设及祖宗之法，基本由太宗规划和确定。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
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唐初自武后始，为鼓励军人建立军功，常常以“出将入相”晋升立功边将。
由此可见，门户洞开，广纳四夷，不是明皇首倡。推及以远，隋文帝、炀帝、唐高祖均有失察之责。然而，首要责任，当推太宗。高祖开基之后，四年削平海内，两年后发生玄武门之变，随即退位。因此，唐朝的制度建设及祖宗之法，基本由太宗规划和确定。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
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唐初自武后始，为鼓励军人建立军功，常常以“出将入相”晋升立功边将。
李林甫为了长期把持相位，杜绝汉族同僚的“出将入相”之源，曾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于即宏党援，彼生而雄，善马上，长布阵，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图也。帝以为然。由于李林甫把持朝政19年，逐贤臣，进小人，用蕃将，养盗自重，使朝政败坏到不可收拾，最终将日如中天的大唐，带入毁灭的进程。
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虽然这些“胡化”现象，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这些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原地带的汉民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唐政府完全放弃汉学的教化功用，助长了这一地区“胡化”，也使汉学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宝贵时机。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唐人心胸何等宽广。从现存的各种文物看，唐代更多的是文化吸收，而没有多少文化输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从唐代学了不少，问题这是日本人主动求学，而不是我们主动传教）。
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是靠不住的。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
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
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请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虽然这些“胡化”现象，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 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这些文化表层范围的异化，对于中原地带的汉民族的文化根本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对于河东、河南之地的居民则影影响深远。事实上，与“胡化”对立的是“汉化”，当这一地区的异族保持原有的习俗和信仰，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反而会导致原居的汉民族产生“胡化”，这种区域性“胡化”和日常生活中的“胡化”是完全不同的，它表现的是“文化寄生”，“文化繁殖”到最终的“反客为主”。唐政府完全放弃汉学的教化功用，助长了这一地区“胡化”，也使汉学失去了一次走向世界的宝贵时机。现在很多国人都盛赞唐代文化何等开放，唐人心胸何等宽广。从现存的各种文物看，唐代更多的是文化吸收，而没有多少文化输出（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从唐代学了不少，问题这是日本人主动求学，而不是我们主动传教）。
正因为这些后世所谓的开放和开明政策，使得唐代对归附中央的异族统治一直停留于表层：即简单的军事占领和名义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统治是靠不住的。从世界各文明的历史进程看，要想实施永久的统治，政权的建立只是开始，文化的建设才是根本。要想使异族永久地归属，文化上的同化才是民族融合的根本手段（如同我们汉族的形成，血缘不是主要的，文化认同才是根本的）。唐代对异族文化与传统的保存和尊重，对这些民族而言，可能是幸运的，但对华夏民族而言，是绝对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实力具备绝对优势的时期对西北地区建立完全有效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因为文化同源而成为华夏文明的永久屏障。从中国历史进程看，这一地区历来是华夏文明主要危险的源泉。不幸的是，西北地区“胡化”的同时，存在着“汉化”的逆过程。这种“汉化”使得这些游牧民族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识中原王朝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促使这些异族迅速地摆脱愚昧，进入文明时代。
这种不是同化的“汉化”，使这些民族在学习先进文明的同时，保存了自己民族的主体。这种“汉化”没有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教化之功，恰恰是用华夏文明的先进成果去武装了自己的未来敌人。当中原还处于战乱之时，公元907年，契丹帝国成立于北方并一直威胁中原各个王朝；党项人也是利用中原动乱的机会，迅速扩张势力，最终尾大不掉，难以制衡。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当时的文化政策的愚蠢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如果说“胡化”仅局限于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和都市的部分生活方式，那么佛学的影响则长期占据唐代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唐代20帝，只有两个异类（玄宗和武宗笃信道教），其他都是佛教信徒。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佛学研究在唐朝达到顶峰。佛教香火最旺是南北朝时期，但开放的唐朝对异域的文化似乎比本土文化更感兴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大致分三个阶段：引入时期，开拓时期，融入时期。对应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明时期。表现的形式依此是：寺庙与洞窟，宗派兴盛，儒释道合流。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此段时期中国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的工作。大唐盛世，国势达到顶盛，但唐代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现在诗）。唐代哲理研究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唐代在佛教哲理方面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直至禅宗，达到佛学最高的智慧。这些宗派的大师如智者大师、玄奘、贤首等都够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发展到这里已经是最高峰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代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大多数皇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唐宪宗时达到高峰。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正式即位称帝，她的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华夏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法统。为了能够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舆论和教义的支持。佛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尊女卑，我们今天从庙宇供奉的佛像上就可以看出，不少佛像都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中国人信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谁也说不清楚。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企图利用佛学牵制儒学，淡化儒学的影响，进而分化传统文化对其执政的抵制。
因此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八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廿五年，途经三十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八十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庐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反观与唐朝同处一个时代的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策及其稍后整个西域的伊斯兰化，唐朝当时的文化政策的愚蠢就再清楚不过了。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实现侵略的主要形式都是文化殖民，正因为这种政策的成功，造就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并且幅员辽阔。而华夏文明自唐代之后只能自保，要不是宋儒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理学和华夏民族的正统理念，将学术研究由国家的行为演变成民间的自觉，即便国亡于上但学存于下，最后保留了文明的种子。否则以蒙古四大汗国的伊斯兰化势头，我们现在很难说华夏是否也会伊斯兰化，要知道，当时参与元朝政治管理的，军事指挥的除了蒙古贵族外，基本上是回回。伊斯兰文化基本上可以算是官方文化。
如果说“胡化”仅局限于西北这一特定的区域和都市的部分生活方式，那么佛学的影响则长期占据唐代统治者的精神领域。唐代20帝，只有两个异类（玄宗和武宗笃信道教），其他都是佛教信徒。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因此，佛学研究在唐朝达到顶峰。佛教香火最旺是南北朝时期，但开放的唐朝对异域的文化似乎比本土文化更感兴趣。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大致分三个阶段：引入时期，开拓时期，融入时期。对应的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明时期。表现的形式依此是：寺庙与洞窟，宗派兴盛，儒释道合流。南北朝主要在吸收佛教，此段时期中国的思想完全用在吸收佛教的教理。至隋唐就完成了吸收消化的工作。大唐盛世，国势达到顶盛，但唐代不是哲学家的时代，而是文学家的时代（其表现在诗）。唐代哲理研究的精彩在佛教，佛教的那些大宗派都产生在唐朝或隋唐之间。唐代在佛教哲理方面高度的成就与表现，能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直至禅宗，达到佛学最高的智慧。这些宗派的大师如智者大师、玄奘、贤首等都够得上是真正的大哲学家，与西方的大哲学家相较绝无逊色。佛教的教义发展到这里已经是最高峰了。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唐代帝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唐代大多数皇帝都提倡佛教。武则天、唐宪宗时达到高峰。武则天于天授元年（公元六九○年）正式即位称帝，她的这一行为显然不符合华夏传统的政治文明和法统。为了能够君临天下，她迫切需要舆论和教义的支持。佛教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男尊女卑，我们今天从庙宇供奉的佛像上就可以看出，不少佛像都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中国人信奉的观世音菩萨是男是女谁也说不清楚。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帝王，企图利用佛学牵制儒学，淡化儒学的影响，进而分化传统文化对其执政的抵制。
因此武则天执政期间，始终不遗余力发展佛教。首先，她曾亲自组织八十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在此之前已有六十卷本）。为了表示对译经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在《华严经》译成后，她还特意写了一篇序文。其次，她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义净（公元645-713年）慕法显、玄奘游历印度的壮举，取海道西行求法。他于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从广州出发，历时廿五年，途经三十余国，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带回梵本佛经近四百部。当他返回洛阳时，武则天亲自出迎。又如，神秀是当时北方禅宗界的领袖，被武则天请入京师，时时请教佛法。第三，她直接支持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八十卷本《华严经》译成之后，武则天诏令法藏在佛授记寺大力宣传该经思想，给予充分的物质保证，推动华严宗的创立。华严宗凭借政治势力，曾风靡一时。第四，她热衷于建寺造像。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庐舍那佛像，就是在武则天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纻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二○五），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肃宗、代宗、德宗有意保护佛教，或造寺度僧，或鼓励禅修。至唐宪宗时，崇佛活动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佛教传说，古印度阿育王在释迦牟尼逝世若干年后，借助于鬼工神力，修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重新安放佛陀舍利。位于今陕西扶风境内的法门寺塔便是其中之一，塔内藏有佛陀指骨一节。唐代宗时，曾命名该塔为「护国真身佛骨宝塔」，十分敬重。宝塔所在的法门寺大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代，原属宫廷寺庙，历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已逐步向民间开放。因塔内珍藏佛骨，所以它为法门寺增添了无限光彩。按唐代通例，该塔每三十年开启塔门一次，即可使岁丰民安，国运昌盛。自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首次迎佛骨于宫内供养起，其后各帝均竭力仿效。每当开塔之际，“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或有烧头炼指，剌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法苑珠林》卷三十八）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当世大儒韩愈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崇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衷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发生严重抵触。到武宗即位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有关佛教弊端，武宗在其在废佛敕书中明确指出：“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摘自《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结果，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廿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以武宗会昌五年全国496万户的人口规模看，大约3000万人口供养40余万僧尼及其奴仆。看来，唐武宗灭佛不仅仅是文化因素（此君信奉道教），晚唐糟糕的经济也不堪如此重负。可惜，唐代的君主多数信佛少数信道，对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儒学（似乎只有太宗对国学重视一些），倒没有几个垂青的。相对于佛教的高度发展并成为显学，汉学（即儒学）在唐代反而成了末流与隐学。当时的人文领袖，被后世推崇的唐宋第一大儒的韩愈（钱穆更称之为唐宋文化第一伟人）因为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差点丢掉老命，便可以说明儒学当时的命运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什么历史到了唐末，却出现如此的反常？或许有一个答案：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又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唐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实在是一个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诚然，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当世大儒韩愈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国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崇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衷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理念发生严重抵触。到武宗即位时，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唐武宗从会昌初年（公元841年）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入灭佛高潮。有关佛教弊端，武宗在其在废佛敕书中明确指出：“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摘自《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结果，共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廿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以武宗会昌五年全国496万户的人口规模看，大约3000万人口供养40余万僧尼及其奴仆。看来，唐武宗灭佛不仅仅是文化因素（此君信奉道教），晚唐糟糕的经济也不堪如此重负。可惜，唐代的君主多数信佛少数信道，对于华夏文化的主流儒学（似乎只有太宗对国学重视一些），倒没有几个垂青的。相对于佛教的高度发展并成为显学，汉学（即儒学）在唐代反而成了末流与隐学。当时的人文领袖，被后世推崇的唐宋第一大儒的韩愈（钱穆更称之为唐宋文化第一伟人）因为一份“谏迎佛骨”的奏章，差点丢掉老命，便可以说明儒学当时的命运
唐代适逢南北朝这样的历史大混乱之后，传统的华夏文化与道德伦理遭遇三百年的侵蚀和破坏，已经变质和衰败，迫切需要复兴与发展。然而唐代过度的开放，异族文化与宗教的进入，反而反客为主，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和学术成果的代表。最终思想开放变成全民思想混乱，边境开放变成异族步步为营；儒学冷落造成全民道德伦理的崩溃。试问唐代有何文治武功？有唐289年，它给百姓135年的生平生活，却有150多年的战乱；有唐一代，中断了丝绸之路，丢失了西域，丧失了河南、河东之地。唐代的民族政策和开放的文化造成了宋代立国的艰难。从唐末的藩镇割据到五季乱极，中国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动乱年代（如果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算起，则有200多年的乱世。在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因连续战乱而引发全社会动荡超过100年的时期并不多，从春秋算起也只有春秋时期294年、战国时期255年、汉桓灵三国时期120年、南北朝时期260年、唐末五代时期、太平天国民国时期98年）。钱穆穆先生曾言：“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乱世衰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为中国文化一特征”。从春秋战国，到汉末三国，到南北朝，无不验证这一规律。然而唐末五代却是一个平庸的乱世，没有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学问家、大道德家。有人可能讲这个时间与春秋战国相比太短，那么自汉桓灵二帝到三分归晋也不过120年，三国时期中国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太平天国至共和国建立，不过100年，这一时期中国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灿。为什么历史到了唐末，却出现如此的反常？或许有一个答案：传统文化的衰落与削弱，异域文化的鼎盛和时髦，使文化发展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佛的出世和道的无为又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动力。军人左右政局削弱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和文人的社会地位，崇尚武力和暴力淡化了文化的教化功能。唐只有强大的政治而没有繁荣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并无多少再造之功，实在是一个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有人拿出唐诗为例，殊不知只有百年之运的元代也有小曲奉献给历史。诗也好，曲子也好，这些文学形式只能表达人们一时之情，不能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诚然，韩愈是一座丰碑，但他只是划破天空的一颗流星，余辉照耀的是两百年后的宋儒。
宋代是中国历史最被误解的时代也是最被蔑视的时代
历史进入中唐之后，战争离乱是那个时代历史的主要特征。唐末百年藩镇割据，终于把中国引上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加上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华夏文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倒退时期。五季乱极，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全面动乱，而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破坏和道德伦理的全面崩溃。不倒翁冯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人民需要安居，时代需要文治。当那个时兴皇帝轮流做的年代，宋朝建立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但宋代文化复兴却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对华夏文明实在有再造之功。宋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似乎都不为过，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今人因“前有隋唐,后有明清”，一般民众对宋朝的文化、成就如何评价，往往不得其当，但在学术界，特别是国学领域，宋代的评价往往正面得多。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宋朝文化、宋朝一代非常推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晞亦认为：“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论武功，当推汉唐；论学术文化则以两宋为先。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亦密。彼等此项贡献，在我国学术史上应予大书特书，不容忽视”。 宋代学术，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从经学上看，主要是汉学颓废，宋学兴起；从文学上看，主要是骈体文走向没落，古文运动兴起；从史学上看，主要是考据性史学衰退，义理性史学崛起；从佛学上看，主要是各种佛教宗派走向没落，南宗禅宗独领天下；从三教关系上看，主要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从科学技术上来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经史之争，成就了理学和史学两大学术高峰。由于宋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就功能而言，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重大的改良和创新。这种再造，以今天的目光看可能存在重大的弊端，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十三世纪的中国，可以说这一系列改造对中国文化的保存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首先，重建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经过唐代过度开放和异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挤压，特别是唐末五代长期的割据混战，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建立后，收复汉唐故地数次战争均遭遇失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如何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割据和抵御外来入侵，如何从思想上重建封建伦常道德，成为宋代思想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尊王攘夷”和“正统论”之辩，激发了宋代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迅速发展与勃兴。导致了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开始严厉地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和文明差异。在重修唐史、五代史热的过程中，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人，承袭了晚唐时期韩愈反佛、弘扬孔孟之道的传统，在史学领域内展开了新一轮的反佛高潮。他们的主导思想就是维护文化传统和道德伦常，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弘扬儒家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仪之道”。因此在史书修撰中，效法《春秋》而提倡“尊王攘夷”。这实际上也是在纠正隋唐时代夷夏不分的国家政策。宋代初期的思想界，虽然看上去总是在讨论政治上的“尊王攘夷”的问题，总是在讨论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可是，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一旦从政治延伸到文化，就会讨论思想上的“尊王攘夷”，与文明上的谁代表“正统”。所以，宋代的经史之学常常表达这种思想的追求，比如孙复不仅要撰《春秋尊王发微》，而且要在《儒辱》中极力申斥“（佛老）绝灭仁义，摒弃礼乐，以涂窒天下之耳目”，呼吁捍卫儒家学说；而宋代史学中正统论争论的兴盛，正在于重构历史，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通过文化上教化之功，建立华夏民族上的认同基础，并以此产生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宋以前的中国往往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比重比地理意义更为重要。宋代政治精英和和文化精英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以华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并且运用文化的教化功能让这些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的共识和民族的意志，这一功勋，所有乐见华夏文化得以承续的国人，都应对这些先辈致以敬意。
历史进入中唐之后，战争离乱是那个时代历史的主要特征。唐末百年藩镇割据，终于把中国引上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加上一百五十年的藩镇割据，华夏文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倒退时期。五季乱极，不完全是政治上的全面动乱，而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破坏和道德伦理的全面崩溃。不倒翁冯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人民需要安居，时代需要文治。当那个时兴皇帝轮流做的年代，宋朝建立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但宋代文化复兴却是时代的客观要求。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对华夏文明实在有再造之功。宋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无论怎么评价似乎都不为过，严复说：“究人心政术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为揪心。中国所以成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且不论，宋人所造什八九。”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今人因“前有隋唐,后有明清”，一般民众对宋朝的文化、成就如何评价，往往不得其当，但在学术界，特别是国学领域，宋代的评价往往正面得多。国学大师陈寅恪对宋朝文化、宋朝一代非常推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晞亦认为：“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论武功，当推汉唐；论学术文化则以两宋为先。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亦密。彼等此项贡献，在我国学术史上应予大书特书，不容忽视”。 宋代学术，规模宏大，气象万千。从经学上看，主要是汉学颓废，宋学兴起；从文学上看，主要是骈体文走向没落，古文运动兴起；从史学上看，主要是考据性史学衰退，义理性史学崛起；从佛学上看，主要是各种佛教宗派走向没落，南宗禅宗独领天下；从三教关系上看，主要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从科学技术上来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经史之争，成就了理学和史学两大学术高峰。由于宋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就功能而言，无疑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重大的改良和创新。这种再造，以今天的目光看可能存在重大的弊端，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十三世纪的中国，可以说这一系列改造对中国文化的保存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首先，重建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经过唐代过度开放和异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长期挤压，特别是唐末五代长期的割据混战，传统伦理道德遭到严重破坏。北宋建立后，收复汉唐故地数次战争均遭遇失败，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如何从制度上防止地方割据和抵御外来入侵，如何从思想上重建封建伦常道德，成为宋代思想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尊王攘夷”和“正统论”之辩，激发了宋代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迅速发展与勃兴。导致了儒家史学在修撰过程中，开始严厉地区分“中国”和“四夷”的空间差异和文明差异。在重修唐史、五代史热的过程中，欧阳修、宋祁、司马光等人，承袭了晚唐时期韩愈反佛、弘扬孔孟之道的传统，在史学领域内展开了新一轮的反佛高潮。他们的主导思想就是维护文化传统和道德伦常，极力抵制外来文化，弘扬儒家固有的“君臣之道”、“礼仪之道”。因此在史书修撰中，效法《春秋》而提倡“尊王攘夷”。这实际上也是在纠正隋唐时代夷夏不分的国家政策。宋代初期的思想界，虽然看上去总是在讨论政治上的“尊王攘夷”的问题，总是在讨论历史上的“正统”问题，可是，这种合理性的论证一旦从政治延伸到文化，就会讨论思想上的“尊王攘夷”，与文明上的谁代表“正统”。所以，宋代的经史之学常常表达这种思想的追求，比如孙复不仅要撰《春秋尊王发微》，而且要在《儒辱》中极力申斥“（佛老）绝灭仁义，摒弃礼乐，以涂窒天下之耳目”，呼吁捍卫儒家学说；而宋代史学中正统论争论的兴盛，正在于重构历史，为这个处在‘尊王攘夷’关键时刻的王朝，通过文化上教化之功，建立华夏民族上的认同基础，并以此产生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宋以前的中国往往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比重比地理意义更为重要。宋代政治精英和和文化精英在国家灭亡之前建立了以华夏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并且运用文化的教化功能让这些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的共识和民族的意志，这一功勋，所有乐见华夏文化得以承续的国人，都应对这些先辈致以敬意。
除了建立国家认同和民族意志外，宋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政治道德和伦理建设上，也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史为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有宋一代，史书成为现实政治的教课书。因此，史学研究和史书的编纂成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重要任务。唐末及五代的动乱使宋代政治精英认识到重建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鉴于《旧五代史》褒贬不够分明和不够力度，欧阳修重修五代史，称之为《新五代史》，目的就是要用春秋笔法褒贬历史人物。五代政治人物中，冯道可谓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自称长乐老的冯道，堪称官场的一个不倒翁。自后唐庄宗时起，经历了五个朝代，伺奉了十个君王，八个姓氏。累世不离宰相，三公，三师之位，他圆滑多智，根据世道兴替浮沉而变换面目，一生荣华富贵，深受到当世人的推崇。这位毫无政治操守的长乐老，历经五代那样的政治乱世，累世高官已是奇迹，居然广受时人的推崇，这足以说明唐末至五代，中国的政治道德和社会伦理已经堕落到何等不堪的地步。欧阳修在《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无廉耻立人之大节，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
另一位史学大家司马光在《后周记》中对于这位时人称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的冯道，也给与无情的鞭挞：“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有人以唐室灭亡，群雄力争，帝王的兴废不是一人能够左右为冯道辩解。司马光反驳道：“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供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偈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当有人说冯道能在乱世中全身避祸也是一种贤能时，司马光痛斥道：“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哉？”现代人每每责备宋代诸贤过于严苛，身逢乱世，似乎冯道也迫不得已。事实上，冯道是个读书人，岂不闻圣人之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欲全大义引身就戳并非常人所能，但退而隐身保全名节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有无名节之心，有无贪恋荣华富贵之意？就冯道之流的行为而论，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冯道不以为耻，时人竟相推崇，是因为当时社会道德伦理已经完全败坏。
宋代立国艰难，北方诸族虎视眈眈、前仆后继，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异族入侵的危机与危险。提倡政治忠诚和民族气节，不仅是文化的社会责任和士大夫的政治追求，更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政治的迫切需求。在道德与伦理的废墟上重建，使得宋代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因应目标的转变而产生方法的转变。从西汉到宋初，我国古代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建国以来，收复故土一直是既定的国策，然而，这一政策并末收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一直遭遇挫折。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两国25年战争，但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雄心遭遇彻底的挫败。正统王朝的理想遭受夷狄之国的压制，这对于抱有大一统理想的宋代文人儒士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屈辱。但究竟形势比人强，现实必须接受。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迁迫使宋代学人更多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同时，新儒学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伦常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准则而置于特殊地位。这样，儒家伦理支配下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这个标准在欧阳修所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唐书》、《五代史》的重新改撰和《唐史》、《唐史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的修撰，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新风气的变化。从他们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是以“春秋笔法”作为自己立论的武器，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新的批判和审视。明确要求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道”，从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重振被晚唐五代之乱败坏了的伦常道德。
由于受宋学议论、怀疑与实用精神的冲击，宋代学人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采取了批判态度。到北宋仁宗年间，随着宋学在史学领域内的深入，新的史风——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议论的精神，成为宋代史学的主流。尤其是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史学，开启了一代风气，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变迁。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从清代四库馆臣辑录的114部、1838卷“春秋学”著作可以看出，宋人之作占38部，689卷，以部数论，恰为三分之一，以卷数论，则为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宋代春秋学是极其发达的。
另一位史学大家司马光在《后周记》中对于这位时人称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的冯道，也给与无情的鞭挞：“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有人以唐室灭亡，群雄力争，帝王的兴废不是一人能够左右为冯道辩解。司马光反驳道：“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供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偈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当有人说冯道能在乱世中全身避祸也是一种贤能时，司马光痛斥道：“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哉？”现代人每每责备宋代诸贤过于严苛，身逢乱世，似乎冯道也迫不得已。事实上，冯道是个读书人，岂不闻圣人之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欲全大义引身就戳并非常人所能，但退而隐身保全名节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有无名节之心，有无贪恋荣华富贵之意？就冯道之流的行为而论，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冯道不以为耻，时人竟相推崇，是因为当时社会道德伦理已经完全败坏。
宋代立国艰难，北方诸族虎视眈眈、前仆后继，国家始终无法摆脱来自异族入侵的危机与危险。提倡政治忠诚和民族气节，不仅是文化的社会责任和士大夫的政治追求，更是时代的客观需要和现实政治的迫切需求。在道德与伦理的废墟上重建，使得宋代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因应目标的转变而产生方法的转变。从西汉到宋初，我国古代史学基本上遵循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修史原则，注重对史料的编辑，注重总结前代的兴衰成败，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借鉴。但自北宋建国以来，收复故土一直是既定的国策，然而，这一政策并末收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一直遭遇挫折。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两国25年战争，但北宋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雄心遭遇彻底的挫败。正统王朝的理想遭受夷狄之国的压制，这对于抱有大一统理想的宋代文人儒士来说，不啻是天大的屈辱。但究竟形势比人强，现实必须接受。国家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变迁迫使宋代学人更多地思考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同时，新儒学的兴起对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以往史学评判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儒家们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史料和史事的单纯记载，而应该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表现褒善贬恶的“春秋”精神，并最终把儒家伦常作为评判是非得失的最高准则而置于特殊地位。这样，儒家伦理支配下的道德原则就成了历史学家讨论过去事物时的“终极标准”。这个标准在欧阳修所撰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得到了彻底地贯彻。在这一史风的影响下，崇尚《春秋》而贬低司马迁、推崇编年而贬斥纪传的史学观，与唐初已大为不同。《唐书》、《五代史》的重新改撰和《唐史》、《唐史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史书的修撰，均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新风气的变化。从他们的史学著作可以看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是以“春秋笔法”作为自己立论的武器，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新的批判和审视。明确要求史学领域内应该“振三纲”、“讲人伦”、“重人道”，从而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重振被晚唐五代之乱败坏了的伦常道德。
由于受宋学议论、怀疑与实用精神的冲击，宋代学人对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采取了批判态度。到北宋仁宗年间，随着宋学在史学领域内的深入，新的史风——不迷信权威、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议论的精神，成为宋代史学的主流。尤其是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的史学，开启了一代风气，典型地反映了宋代史学的变迁。无论是过去的事件，还是早出的史书，都重新受到锐利的审视。从清代四库馆臣辑录的114部、1838卷“春秋学”著作可以看出，宋人之作占38部，689卷，以部数论，恰为三分之一，以卷数论，则为三分之一以上，可见宋代春秋学是极其发达的。
在古代对少数民族的处理办法看起来很头疼。一旦等他们坐强，打起仗来得要增加成本，弄不好江山就有倾覆之忧。他们弱了，归附于你，既要防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又不可能斩尽杀绝，一劳永逸。怎么着都不是。
大体上来说，北宋时期的史著主要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南宋时期则主要为偏居一方的政权争正统，这主要是由北、南宋不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欧阳修的《正统论》、苏轼的《正统论》，就是这一时期倡言“正统”的代表。何为“正统”？欧阳修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其后司马光、刘恕、陈师道、毕仲游、张栻、朱熹等人对“正统”问题亦发表过议论。“正统论”被引入史学，反映了这一时期强烈的时代特征。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演进的大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大一统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以政治观点为内核而生发其它的思想。嘉佑四年（1059）九月，欧阳修为史馆修撰，明确要求：“史之为书，以纪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恶功过，宜藏之有司。”对于宋代史学领域内这种明显带有实用目的的学术思潮，后世学者屡有批判，现代学者的批判尤为严厉。事实上，本朝史学领域内这种带有实用目的的学术倾向更为严重甚至更加离谱。按此推理，本朝学人应是最没有资格批判宋代学人。毕竟中国的学术自汉末历经四百年的动乱，到了唐代应当有所纠正，但唐代似乎对国学始终兴趣不大，虽有韩愈，但终没有多大作为。唐末及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使得史学的拨乱反正更为迫切，宋代学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如果说有缺失，也不过是矫枉过正。后人可以反过来再矫正。
其次，重建社会价值和公众伦理。如果宋代的史学研究是服务政治和政治人物，那么，宋代的经学研究则是针对广大公众。被后世称道的盛唐，实在不是一个风气很好的时代，隋唐王室的手足残杀、父子相残、两性乱伦和性行为的放荡动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唐帝国最终演变为杀戮战场。五代的冯道累世不倒，除了冯道自身的的道德观念之外，整个社会对其行为的认同应是主要因素（洪承畴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但却被清朝政府列入贰臣传，说明明清时代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彻底改变）。钱穆说过：“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斯言甚是。纲常不振，道德沦丧是晚唐及五代社会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
宋代理学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研究最突出的时期是汉代和宋代，但汉宋两代儒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大致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术目标、偶像崇拜和研究方法。
第一，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儒家典籍，散佚极其严重。汉代儒学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儒学经典。自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汉代学者主要精力和学术活动就是对这些经典进行收集、辑补、注解。历史进入魏晋及以后的南北朝朝时期，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引入，造成道学与佛学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动摇。唐代佛学发展更是进入巅峰时期，儒学空间进一步受压，学术的主流地位更加动摇。因此，宋代的学术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儒学的主流地位。通过宏扬传统学术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因此，汉代对儒学有保存之德，宋代对儒学有发展之功。
第二，汉代以前周公、孔子并尊，而宋以下则改尊孔孟。这表面上是偶像崇拜的一次调整，实际反应的是政治与文化理念的重大调整。周公是中国上古时期圣君贤相的代理人，从《尚书》现存的文字看，周公虽然不是帝王，但地位似乎在帝王之上，周代早期的政策文件基本都是周公颁布或借成王之名颁布，周公甚至可以流王于外，亲自执政，以至于“管、蔡”造反，并为周公诛之。由此观之，周公在古代不仅代表道统（道德完人），似乎也代表法统（毕竟上古时代的许多纲领性的文件都是因周公之名而颁布）。崇拜周公实际上就崇拜上古时代所谓的圣君贤相和完美社会，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人一直不避嫌疑，将周公与上古圣君并称）之类。这种完美社会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实在令人怀疑。至少历史的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离此越来越远。历史进入宋代，再重复周公的故事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大。在中国历代先贤中，似乎孟子是最有民本思想（现代学人一直将此老当作中国古代民主的典型代表）。孔子讲“苛政猛于虎”，孟子则更进一步，“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引入孟子，不仅使宋代儒学具有更多的民本内容，也使儒学的政治理念更具备时代性、现实性和操作性，更具有积极意义。宋代学人更在《五经》的基础上，编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之为四书五经，形成儒学的核心经典。故汉代尊五经，而元明以下乃改尊四书尤超五经之上。作为统治者代表的周公被孔子取代，一个破落户子弟成为至圣先师，历史地位超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统治者，这在法统氛围十分浓厚的中国，不亚于一次转天换日的大改变。
第三，汉代经学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收集与整理，于是产生了章句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东汉年间，白虎观会议和郑玄、毛亨遍注群经后，经学日益走上了繁琐的道路，丧失了它原先具有的开放精神，转而成了束缚读书人思想的枷锁。《后汉书•儒林传》指出：“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正义或注疏、义疏、释文等，从此以后，经学更加颓废，日益陷入了繁琐哲学的泥潭，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因此，宋学之所以最终取代汉学，在治学方法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具体而言，汉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汉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由汉至唐，日趋繁琐，在外来佛教的冲击与抗衡下，实难成为敌手。而宋学则从经的大旨出发，复苏了传统儒家旧有的开放精神，完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内部的自我更新。从治学途径上来说，汉学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学则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入手，亦即从宏观方面解经，达到通经的目的。邓广铭先生认为：“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将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
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5页）然而，经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探古发源，而是要教化世俗。
其次，重建社会价值和公众伦理。如果宋代的史学研究是服务政治和政治人物，那么，宋代的经学研究则是针对广大公众。被后世称道的盛唐，实在不是一个风气很好的时代，隋唐王室的手足残杀、父子相残、两性乱伦和性行为的放荡动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使唐帝国最终演变为杀戮战场。五代的冯道累世不倒，除了冯道自身的的道德观念之外，整个社会对其行为的认同应是主要因素（洪承畴是大清国的开国元勋，但却被清朝政府列入贰臣传，说明明清时代整个社会风气已经彻底改变）。钱穆说过：“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斯言甚是。纲常不振，道德沦丧是晚唐及五代社会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
宋代理学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研究最突出的时期是汉代和宋代，但汉宋两代儒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大致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学术目标、偶像崇拜和研究方法。
第一，经历了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的儒家典籍，散佚极其严重。汉代儒学的首要任务是保存儒学经典。自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汉代学者主要精力和学术活动就是对这些经典进行收集、辑补、注解。历史进入魏晋及以后的南北朝朝时期，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引入，造成道学与佛学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动摇。唐代佛学发展更是进入巅峰时期，儒学空间进一步受压，学术的主流地位更加动摇。因此，宋代的学术目标是维护和发展儒学的主流地位。通过宏扬传统学术来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蚀。因此，汉代对儒学有保存之德，宋代对儒学有发展之功。
第二，汉代以前周公、孔子并尊，而宋以下则改尊孔孟。这表面上是偶像崇拜的一次调整，实际反应的是政治与文化理念的重大调整。周公是中国上古时期圣君贤相的代理人，从《尚书》现存的文字看，周公虽然不是帝王，但地位似乎在帝王之上，周代早期的政策文件基本都是周公颁布或借成王之名颁布，周公甚至可以流王于外，亲自执政，以至于“管、蔡”造反，并为周公诛之。由此观之，周公在古代不仅代表道统（道德完人），似乎也代表法统（毕竟上古时代的许多纲领性的文件都是因周公之名而颁布）。崇拜周公实际上就崇拜上古时代所谓的圣君贤相和完美社会，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古人一直不避嫌疑，将周公与上古圣君并称）之类。这种完美社会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实在令人怀疑。至少历史的发展似乎是背道而驰，离此越来越远。历史进入宋代，再重复周公的故事似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连象征意义都不大。在中国历代先贤中，似乎孟子是最有民本思想（现代学人一直将此老当作中国古代民主的典型代表）。孔子讲“苛政猛于虎”，孟子则更进一步，“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引入孟子，不仅使宋代儒学具有更多的民本内容，也使儒学的政治理念更具备时代性、现实性和操作性，更具有积极意义。宋代学人更在《五经》的基础上，编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之为四书五经，形成儒学的核心经典。故汉代尊五经，而元明以下乃改尊四书尤超五经之上。作为统治者代表的周公被孔子取代，一个破落户子弟成为至圣先师，历史地位超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统治者，这在法统氛围十分浓厚的中国，不亚于一次转天换日的大改变。
第三，汉代经学的学术活动主要是收集与整理，于是产生了章句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东汉年间，白虎观会议和郑玄、毛亨遍注群经后，经学日益走上了繁琐的道路，丧失了它原先具有的开放精神，转而成了束缚读书人思想的枷锁。《后汉书•儒林传》指出：“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正义或注疏、义疏、释文等，从此以后，经学更加颓废，日益陷入了繁琐哲学的泥潭，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因此，宋学之所以最终取代汉学，在治学方法也作了重大的改变。具体而言，汉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汉班固：《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由汉至唐，日趋繁琐，在外来佛教的冲击与抗衡下，实难成为敌手。而宋学则从经的大旨出发，复苏了传统儒家旧有的开放精神，完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内部的自我更新。从治学途径上来说，汉学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学则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入手，亦即从宏观方面解经，达到通经的目的。邓广铭先生认为：“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将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
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5页）然而，经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探古发源，而是要教化世俗。
这是宋代儒家学者所抱负的共同使命。宋代学者置四书在五经之上（四书为本，五经为用），实际上就是为了立德、立言、立行。《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已为天下读书人指明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则为天下读书定下了治学的最高准则；“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至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则为天下读书人立下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
自宋以后，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历代读书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物转星移，世代更替，延续至今。由经学、史学发展而成的宋代理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成就和中国古代学术巅峰之作。宋代的国事多艰，异族入侵始终是挥不去的梦靥。靖康之难，二帝蒙尘，更让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痛心和困惑。关心国事是宋代读书人的特质，替国家分忧也是这些读书人份内的事。宋代文化的内敛特质与宋代国事多艰是完全相关的。现代人每每诟病宋代理学，实际多半是屈解和误解理学的核心精神。比如，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类》卷四）现代人老是想到两性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我们必须艰苦奋斗”或者“共产党人必须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欲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理学另一为现代人唾骂的名言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来源于程颐回答别人关于寡妇应否再嫁时所说的话。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唐代两性关系过度放荡之后，宋代在男女行为上采取收敛政策本来就无可厚非。作为一代宗师，程氏的意见只代表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法律规定，也不能代表社会意志（宋代寡妇再嫁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与程颐同时代的先贤范仲淹母亲就曾再嫁）。这段话也受到朱熹的重视和推崇，特别收到其著作《近思录》中的第六“家道”中。问题在于，到朱子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时，宋朝的国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京失守，二帝被俘，国家局促于东南一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学术领袖，这个时候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似乎不再关系男女伦常，而是关系政治人物和天下士人的民族气节和国家忠诚。现代人总是将其理解为寡妇不能再嫁，不人道，窒息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却从未有人理解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真理不可丢”这一类高尚的政治信念和道德情操，这说明，对宋代理学，现代人通常将其庸俗化和狭隘化。很多痛骂程朱理学的人实际上根本不了解程朱理学，只是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这两句名言，便谩骂不绝于耳。事实上，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宋代立国，外患继其始终，其能坚守三百余年，完全是文化之功。
再次，宋代构建了独立于政府与国家的乡村社会。这种乡村社会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确保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灭亡之后，异族统治之下仍然能够获得生存和自我发展。宋代的保甲制度使乡村自治有了组织依托；宋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族观念的改革使文化传承有了社会基础。
第一，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大致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实行乡亭制，以官派乡官为主，民间推选人员为辅，乡为基层行政区域。这一局面一直北宋开国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亭、里居民一般也是聚族而居，形成自然的村落，除了亲缘关系存在密切的来往外，邻里之间除了必要的经济联系，互动完全出于个人喜好，而不是外部的压力。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之一保甲法规定：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在农闲时练兵，农忙时种田，维持社会秩序，战时编入军队作战。既可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又可以抵御辽和西夏的进攻，同时减少了军费开支。这一政策彻底结束秦汉以降乡村政治面貌，自神宗朝之后，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保甲法的推行，使乡村居民的天然关系之外，增加了强制性的互保和连坐关系。这种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组织模式，使组织内的个体必须保持与其它个体及整体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自保性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组织自然会演变成能自动调节、自我复制的微型政体，即有威权的领袖，有共同接受的组织规则，有一定的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工，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和活动场所。保甲制度最初是一种军事体制，最终演变成以文化为核心纽带的乡村基层组织，这实在是王荆公始料未及的，它给后来华夏民族带来的不朽功绩和和巨大争议，更是宋代精英无法想象，即使今天，大多数国人也从未想过保甲制度曾经有过巨大的正面意义（民国时代的保甲制度一直作为国民党政权的罪证写入历史）。 事实上，正是这个自治型的乡村组织，在宗法制度的指导下，在蒙元代宋之后，承载了中华文化，由于它的封闭性，自然地排斥了蒙元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得以在民间完整地保存，并得到很好的传承。当日月重开大宋天时，儒家文化随即恢复了它在宋代时期的历史地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史称宋明理学，就是明代学者，如王守仁等在宋学的基础了，发扬了宋代理学。
第二，宋代学人对乡村政治另一个重大的改造就是重构新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自古有之，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谱系素有大小宗之法，但大宗专录嫡长子世系，不及庶系旁支，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歧视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兴盛，削弱了以大宗之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制逐渐走向末路，安史之乱，行伍出身的军人成了掌握者，无异给门阀士族制最后猛烈的一击。北宋立国后，在门阀士族制的废墟上，不少宋儒呼吁和倡导按照儒家的伦理，重新建立宗族规制。如程颢、程颐和张载都强调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在家族内部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张、程虽强调简别大小宗，但跟旧有宗法制已差异较大。由于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大宗谱法已难以继续存在，因而在欧阳修和苏洵的时代，宗族文化的恢复不是恢复姓系学（大宗之法），而是逐渐恢复被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断了的世系学（小宗之法）。“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従小宗。”（苏洵：《族谱后录上篇》）为了恢复纲常伦理，教化世人，宋代诸贤不仅大力倡导，广泛呼吁，而且以身作则，文以载道。在宋仁宗皇佑年间由欧阳修和苏洵主持编纂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即被后世引为谱牒编撰典范的“欧谱”、“苏谱”对后世各族宗法制度的建立有着奠基性的贡献。宋代诸贤积极参与各家族族谱修纂的实践。他们常为各地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渗透于其中。朱熹为福建众多家族写过序文，如他为福建闽清“梅溪千古两先生，棣萼一堂双理学”的陈旸、陈祥道的家族所写的序文，叙述了宗法制的源起及谱谍兴起的缘由，以为“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也。……但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软，一经流远，视若途人。然昭穆既明，本源自辨，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披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旃下怠，庶光前业已。”宋代诸贤的努力，使小宗之法得以普及，到北宋中期，各姓宗法制度建立已蔚然成风。因此，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族谱、家法族规、族长和房长、族产、族塾义学。族谱如同一个家族的家史，记载了家族的来源、世系等，但重要的内容则是家法族规和谱序及传记，它体现了一个家族的价值观念和纲常伦理，也包含了家族内部管理的主要制度和程序。有了族谱、家法族规和族长（房长），宗法制度就具备了一定的行政职能，在偏远的地区和乱世，宗法制度则可能承担了主要的行政职能。族产和义学的实施，使宗法制度又体现了国家的部分职能。
自宋以后，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历代读书人共同追求的目标，物转星移，世代更替，延续至今。由经学、史学发展而成的宋代理学，是宋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成就和中国古代学术巅峰之作。宋代的国事多艰，异族入侵始终是挥不去的梦靥。靖康之难，二帝蒙尘，更让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痛心和困惑。关心国事是宋代读书人的特质，替国家分忧也是这些读书人份内的事。宋代文化的内敛特质与宋代国事多艰是完全相关的。现代人每每诟病宋代理学，实际多半是屈解和误解理学的核心精神。比如，朱熹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类》卷四）现代人老是想到两性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我们必须艰苦奋斗”或者“共产党人必须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欲望，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理学另一为现代人唾骂的名言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此话来源于程颐回答别人关于寡妇应否再嫁时所说的话。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唐代两性关系过度放荡之后，宋代在男女行为上采取收敛政策本来就无可厚非。作为一代宗师，程氏的意见只代表一种价值取向而不是法律规定，也不能代表社会意志（宋代寡妇再嫁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与程颐同时代的先贤范仲淹母亲就曾再嫁）。这段话也受到朱熹的重视和推崇，特别收到其著作《近思录》中的第六“家道”中。问题在于，到朱子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时，宋朝的国家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京失守，二帝被俘，国家局促于东南一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学术领袖，这个时候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似乎不再关系男女伦常，而是关系政治人物和天下士人的民族气节和国家忠诚。现代人总是将其理解为寡妇不能再嫁，不人道，窒息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愿望。却从未有人理解为“头可断，血可流，共产主义真理不可丢”这一类高尚的政治信念和道德情操，这说明，对宋代理学，现代人通常将其庸俗化和狭隘化。很多痛骂程朱理学的人实际上根本不了解程朱理学，只是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这两句名言，便谩骂不绝于耳。事实上，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宋代立国，外患继其始终，其能坚守三百余年，完全是文化之功。
再次，宋代构建了独立于政府与国家的乡村社会。这种乡村社会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确保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灭亡之后，异族统治之下仍然能够获得生存和自我发展。宋代的保甲制度使乡村自治有了组织依托；宋代的宗法制度和宗族观念的改革使文化传承有了社会基础。
第一，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大致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实行乡亭制，以官派乡官为主，民间推选人员为辅，乡为基层行政区域。这一局面一直北宋开国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亭、里居民一般也是聚族而居，形成自然的村落，除了亲缘关系存在密切的来往外，邻里之间除了必要的经济联系，互动完全出于个人喜好，而不是外部的压力。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之一保甲法规定：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十家编为一保。保丁在农闲时练兵，农忙时种田，维持社会秩序，战时编入军队作战。既可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又可以抵御辽和西夏的进攻，同时减少了军费开支。这一政策彻底结束秦汉以降乡村政治面貌，自神宗朝之后，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保甲法的推行，使乡村居民的天然关系之外，增加了强制性的互保和连坐关系。这种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组织模式，使组织内的个体必须保持与其它个体及整体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自保性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组织自然会演变成能自动调节、自我复制的微型政体，即有威权的领袖，有共同接受的组织规则，有一定的阶级差别和社会分工，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和活动场所。保甲制度最初是一种军事体制，最终演变成以文化为核心纽带的乡村基层组织，这实在是王荆公始料未及的，它给后来华夏民族带来的不朽功绩和和巨大争议，更是宋代精英无法想象，即使今天，大多数国人也从未想过保甲制度曾经有过巨大的正面意义（民国时代的保甲制度一直作为国民党政权的罪证写入历史）。 事实上，正是这个自治型的乡村组织，在宗法制度的指导下，在蒙元代宋之后，承载了中华文化，由于它的封闭性，自然地排斥了蒙元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传统的儒家文化得以在民间完整地保存，并得到很好的传承。当日月重开大宋天时，儒家文化随即恢复了它在宋代时期的历史地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史称宋明理学，就是明代学者，如王守仁等在宋学的基础了，发扬了宋代理学。
第二，宋代学人对乡村政治另一个重大的改造就是重构新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自古有之，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家族组织已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谱系素有大小宗之法，但大宗专录嫡长子世系，不及庶系旁支，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歧视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制度兴盛，削弱了以大宗之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隋唐时期，门阀士族制逐渐走向末路，安史之乱，行伍出身的军人成了掌握者，无异给门阀士族制最后猛烈的一击。北宋立国后，在门阀士族制的废墟上，不少宋儒呼吁和倡导按照儒家的伦理，重新建立宗族规制。如程颢、程颐和张载都强调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在家族内部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张、程虽强调简别大小宗，但跟旧有宗法制已差异较大。由于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大宗谱法已难以继续存在，因而在欧阳修和苏洵的时代，宗族文化的恢复不是恢复姓系学（大宗之法），而是逐渐恢复被唐末五代的战乱中断了的世系学（小宗之法）。“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以为大宗，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其法皆従小宗。”（苏洵：《族谱后录上篇》）为了恢复纲常伦理，教化世人，宋代诸贤不仅大力倡导，广泛呼吁，而且以身作则，文以载道。在宋仁宗皇佑年间由欧阳修和苏洵主持编纂的《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即被后世引为谱牒编撰典范的“欧谱”、“苏谱”对后世各族宗法制度的建立有着奠基性的贡献。宋代诸贤积极参与各家族族谱修纂的实践。他们常为各地的宗族族谱写序言、赞词、跋语、诗句等，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渗透于其中。朱熹为福建众多家族写过序文，如他为福建闽清“梅溪千古两先生，棣萼一堂双理学”的陈旸、陈祥道的家族所写的序文，叙述了宗法制的源起及谱谍兴起的缘由，以为“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也。……但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软，一经流远，视若途人。然昭穆既明，本源自辨，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披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旃下怠，庶光前业已。”宋代诸贤的努力，使小宗之法得以普及，到北宋中期，各姓宗法制度建立已蔚然成风。因此，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宗法制度的核心是：族谱、家法族规、族长和房长、族产、族塾义学。族谱如同一个家族的家史，记载了家族的来源、世系等，但重要的内容则是家法族规和谱序及传记，它体现了一个家族的价值观念和纲常伦理，也包含了家族内部管理的主要制度和程序。有了族谱、家法族规和族长（房长），宗法制度就具备了一定的行政职能，在偏远的地区和乱世，宗法制度则可能承担了主要的行政职能。族产和义学的实施，使宗法制度又体现了国家的部分职能。
宋仁宗时，范仲淹首创义田，并且亲自订立十三条规矩，其后子孙又陆续增订。范仲淹与其兄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宋理宗时，范氏宗族有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此后义田的风气渐盛，如北宋官员谢景初“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一个并未得到官位的士人张鼎“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南宋的义田事例更多。由宋代士大夫发起这些“义田”活动，实际是对国家福利政策的一个重要补充。不仅可以使贫寒之家度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使宗法制度增加了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宗法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影子政府”。
新型的家族制度在宋代形成之际，与此相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学――家族教育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几乎每一家族都设置有学田和族塾，故即便是贫乏无力之子弟亦得以肆业于中。相对普及的家族教育，为理学的文化理念向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渗透提供了可能（当然，因南宋管辖的范围在现代的东南方向。这种家族教育主要集中在现在中国的东南并一直影响到现代，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之后，一直落后于东南地区，这与理学中心向东南转移有极大的因果关系，也与东南地区的宗法制度建立与完善有极大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北方人与南方特质存在的种种差别与其说生理的差别，倒不如说是文化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实在是理学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有人说，理学是中国走现代社会的枷锁，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公允。南宋时期，中国理学的主要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徽学和叶适为代表的吴学。大概覆盖的地域就是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东部和安徽南部。徽商不用说了，江、浙、闽人的经商能力、追逐市场的魄力和四处拼搏的冒险精神，是现代人有目共睹的，还有广东，据我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广东如果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地方之一。）在科举取士的时代，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大小为衡量标准。而透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故科举入仕常是家族教育的热点。为了推动族人积极参加科考，各家族常订有物质和精神奖励措施。徽州朱熹族裔，订“学规”对参加科考族人给予经济资助。闽西中川胡氏家族给有功名的族人立“功名柱”。理学正是通过科考文本的方式，广泛地渗入根深叶茂的家族教育网络之中。当然，家族办教育也并非完全为了“特发科举，高门第也”，让本族子弟“读书明大义，识道理，即经营生理，明白者自不至于受人之愚”（陈进国：《理性的驰驱和义理的见容》），也是家族教育的一大目的。
“读书明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常识，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基本观点。宋代理学大家之所以热心地替各家族修谱、作序、写传等，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将理学的精神渗透到各个家族的精神传统和纲常伦理中去，再通过普及的家族教育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子弟。除了族谱和家法族规之外，宋代儒家还将儒学经典融会贯通，专门编写大量的通用读本，用于启蒙教育。如：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汪洙的《神童诗》，朱熹的《朱子家礼》，朱熹、刘清之的《小学》，王应麟的《三字经》，谢枋得的《千家诗》等。通过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宋代学人成功地将文化由豪门大族转移到士农工商，使文化渗透到草根阶层。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谓的“国亡于上而学存于下”。
宋代的学者虽然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但却成功地保护了华夏文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化与精神。当崖山海战，十几万南宋军民壮烈殉国；宋少帝、杨太后、丞相陆秀夫、枢密副史张世杰等无数南宋君臣慷慨赴死；当身陷元大都的文天祥从容就义、谢枋得绝食完节，我们还能说宋代理学没有现实的政治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吗？当大明建立之后，华夏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南各地蓬勃发展，我们能说宋代学者对乡村的文化耕耘没有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吗？有宋一后，由于理学对社会全面渗透，东南地区的文化水平始终优越于北方，即使宋以后的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北方，但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始终扎根于南方。即使本朝曾经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发展北方的经济，但一旦市场开放，行政束缚得以解放，经济中心仍然无可挽回地更倾向于南方。这里有没有宋代长期的南北分裂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潜移默化的结果呢？
新型的家族制度在宋代形成之际，与此相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私学――家族教育也获得迅速的发展。几乎每一家族都设置有学田和族塾，故即便是贫乏无力之子弟亦得以肆业于中。相对普及的家族教育，为理学的文化理念向基层社会的深层次渗透提供了可能（当然，因南宋管辖的范围在现代的东南方向。这种家族教育主要集中在现在中国的东南并一直影响到现代，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及普及程度自宋代特别是南宋之后，一直落后于东南地区，这与理学中心向东南转移有极大的因果关系，也与东南地区的宗法制度建立与完善有极大的因果关系。
实际上，北方人与南方特质存在的种种差别与其说生理的差别，倒不如说是文化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实在是理学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有人说，理学是中国走现代社会的枷锁，这种观点实在有失公允。南宋时期，中国理学的主要流派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徽学和叶适为代表的吴学。大概覆盖的地域就是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及江西东部和安徽南部。徽商不用说了，江、浙、闽人的经商能力、追逐市场的魄力和四处拼搏的冒险精神，是现代人有目共睹的，还有广东，据我在广东的所见所闻，广东如果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最好的地方之一。）在科举取士的时代，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常以该家族科举及第和入仕的人数以及入仕者官阶大小为衡量标准。而透过族众的入仕，家族组织也能加强与国家政权的联系，并能获取社会经济上的实利或特权。故科举入仕常是家族教育的热点。为了推动族人积极参加科考，各家族常订有物质和精神奖励措施。徽州朱熹族裔，订“学规”对参加科考族人给予经济资助。闽西中川胡氏家族给有功名的族人立“功名柱”。理学正是通过科考文本的方式，广泛地渗入根深叶茂的家族教育网络之中。当然，家族办教育也并非完全为了“特发科举，高门第也”，让本族子弟“读书明大义，识道理，即经营生理，明白者自不至于受人之愚”（陈进国：《理性的驰驱和义理的见容》），也是家族教育的一大目的。
“读书明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常识，也是中国普通民众普遍接受的基本观点。宋代理学大家之所以热心地替各家族修谱、作序、写传等，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途径将理学的精神渗透到各个家族的精神传统和纲常伦理中去，再通过普及的家族教育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子弟。除了族谱和家法族规之外，宋代儒家还将儒学经典融会贯通，专门编写大量的通用读本，用于启蒙教育。如：司马光的《居家杂议》，汪洙的《神童诗》，朱熹的《朱子家礼》，朱熹、刘清之的《小学》，王应麟的《三字经》，谢枋得的《千家诗》等。通过保甲制度和宗法制度，宋代学人成功地将文化由豪门大族转移到士农工商，使文化渗透到草根阶层。在国家即将灭亡之际，实现了钱穆先生所谓的“国亡于上而学存于下”。
宋代的学者虽然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但却成功地保护了华夏文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化与精神。当崖山海战，十几万南宋军民壮烈殉国；宋少帝、杨太后、丞相陆秀夫、枢密副史张世杰等无数南宋君臣慷慨赴死；当身陷元大都的文天祥从容就义、谢枋得绝食完节，我们还能说宋代理学没有现实的政治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吗？当大明建立之后，华夏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在东南各地蓬勃发展，我们能说宋代学者对乡村的文化耕耘没有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吗？有宋一后，由于理学对社会全面渗透，东南地区的文化水平始终优越于北方，即使宋以后的政治中心始终位于北方，但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始终扎根于南方。即使本朝曾经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力发展北方的经济，但一旦市场开放，行政束缚得以解放，经济中心仍然无可挽回地更倾向于南方。这里有没有宋代长期的南北分裂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潜移默化的结果呢？
最后，宋代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唐宋之际夷夏关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来势汹汹，但中国显然对此认识不足，甚至全然不知。直至今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仍然有诸多不切实际的看法与观点。比如，在现代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辽、西夏、金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应该是中原王朝宋朝（中国）的一部分，辽、西夏领土是宋朝的固有领土。
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但汉代以前，这种观点有合理的因素。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文明的早期缺少与同时代的其它先进文明充分的交流，而华夏民族的诸邻的确又都是蛮夷之族，其文明程度同中国相比，实在望尘莫及。这种情况反过来助长了中国人的自大和自闭。在儒家心目中，“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王道政治--笔者注）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基础。” （《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秦汉隋唐时期与匈奴、突厥战争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中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忽视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这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相对稳定的管理区域，国都，政府和领袖），中国与这两个政治对手之间，不存在实际的边界，只有一个纵深很大的灰色边境区域。长城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分界线，大多沿线是无人区域，更不用说派兵据守。汉唐的军队只是据守在几个要塞和重镇，如灵州、太原、大同和燕京等地。唐朝对突厥的一连串军事胜利，众多异族成批归附，使人们忽视了孕育于南北朝而最终在隋唐之际初具规模的新型国际形势。事实上，就在唐朝势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到750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现在新疆的漫长边界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中国史家和学者，往往比较喜好谈论和研究隋唐与突厥的关系，不愿意触及甚至回避唐与吐蕃的关系。“开元盛世”的结束，唐帝国糟糕的内政影响了唐朝与吐蕃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唐的军事扩张政策的停止就是因为双方拉据式的战争使唐蕃都意识到，使对方臣属是不现实的。“8世纪末和9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在此形势下，唐朝采用了外交与武力并重的方针，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成员也在盟约的基础上逐渐结成了稳定的相互关系。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础上最终会盟，从而也加入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
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的中心，尽管仍有使节和使团继续定期拜访长安。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纷争不已，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结盟与和约网络；东北方的新罗、渤海和日本，通过把汉语作为共同语和采用从唐制中吸收的礼节，形成了另一个外交网络。”（《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无疑是对传统世界观的一种反动，传统中国居高临下的对外政策（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纳贡称臣）遭遇现实政治不得不进行修正。历史往往是现实政治的产物。理想可以指导与影响政治进程，但不能左右政治发展。已经变化了世界需要人们用适应时代的方法与观念来面对，但华夏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使人们难以做到这一点，即便是今天，我们对世界事务的观点与处理仍带有华夏早期的思想传统而形成许多不切实际的观点与想法。
宋代的悲剧尤为深刻。有宋一代的对外政策，一直在两条不相交的路线（以现实政治为考量的务实策略和抱持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上运行，这使得宋代的外交政策一直前后反复，左右徘徊。宋代的高度文明使宋代的精英不屑于了解夷狄世界（文字、语言和制度有时是一种特权，与宋缔结盟约的国家——辽、西夏、金，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外交程序上以中国的先例为规范，外交中使用的语言也是汉文。似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辽、金和西夏发给宋的哪一封信件是用其本国的语言文字书写的，或者发往中原的文本的原文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起草的。我们尚不清楚，对于这几个北方国家而言，那些必须礼仪性地放置在它们祖庙里的誓书是否是用它们本国的语言书写的。看来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不论这些国家的多语状况如何，在整个东亚大陆，外交上的通行语言是汉文。注：引自《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在信息传递与交流还很不发达的宋代，这种文化上的单向性的结果，就是宋代精英无法准确地了解外部世界，相反，处于文化劣势的辽、西夏、金却对宋朝的文化热心和虚心得多。
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但汉代以前，这种观点有合理的因素。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文明的早期缺少与同时代的其它先进文明充分的交流，而华夏民族的诸邻的确又都是蛮夷之族，其文明程度同中国相比，实在望尘莫及。这种情况反过来助长了中国人的自大和自闭。在儒家心目中，“中国，更确切些说是中国的王朝，在这个世界上受命于天去统治人类，它是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惟一合法的拥有者，这个权力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它周围的民族，都是“番人”，他们并没有充分参与中国文化，应该在五服模式（王道政治--笔者注）内心甘情愿地服从皇帝，做他的臣属；他们的国家应该是处于皇帝的道德权威之下而又在他的实际控制和他的文官直接管辖的范围之外的一种周边地带。这一模式无视多少个世纪以来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坚持作为世界的象征，就像中国的上流人物所想象的那样。建立在截然划分中国人与番人的想象中的世界基础上的这些看法的残渣浮沫，在本卷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继续在侵蚀着中国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的基础。” （《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秦汉隋唐时期与匈奴、突厥战争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中国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忽视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这两个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相对稳定的管理区域，国都，政府和领袖），中国与这两个政治对手之间，不存在实际的边界，只有一个纵深很大的灰色边境区域。长城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分界线，大多沿线是无人区域，更不用说派兵据守。汉唐的军队只是据守在几个要塞和重镇，如灵州、太原、大同和燕京等地。唐朝对突厥的一连串军事胜利，众多异族成批归附，使人们忽视了孕育于南北朝而最终在隋唐之际初具规模的新型国际形势。事实上，就在唐朝势力达到顶峰的时期，“到750年，这种状况被完全改变：晚唐的中国被一些稳定的国家所包围——云南的南诏，沿着四川、甘肃和现在新疆的漫长边界上的极富侵略性的吐蕃王国，位于西域的大食王朝，蒙古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及后来的回鹘汗国，东北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还有远方的日本。”（《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中国史家和学者，往往比较喜好谈论和研究隋唐与突厥的关系，不愿意触及甚至回避唐与吐蕃的关系。“开元盛世”的结束，唐帝国糟糕的内政影响了唐朝与吐蕃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唐的军事扩张政策的停止就是因为双方拉据式的战争使唐蕃都意识到，使对方臣属是不现实的。“8世纪末和9世纪初，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在此形势下，唐朝采用了外交与武力并重的方针，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其他成员也在盟约的基础上逐渐结成了稳定的相互关系。822年，唐朝和吐蕃在平等的基础上最终会盟，从而也加入了这种国家间的体系。
中国从此不再是国际关系环绕的中心，尽管仍有使节和使团继续定期拜访长安。在西方，回鹘人、吐蕃人、南诏人和阿拉伯人相互纷争不已，从而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结盟与和约网络；东北方的新罗、渤海和日本，通过把汉语作为共同语和采用从唐制中吸收的礼节，形成了另一个外交网络。”（《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无疑是对传统世界观的一种反动，传统中国居高临下的对外政策（要么置之不理；要么纳贡称臣）遭遇现实政治不得不进行修正。历史往往是现实政治的产物。理想可以指导与影响政治进程，但不能左右政治发展。已经变化了世界需要人们用适应时代的方法与观念来面对，但华夏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使人们难以做到这一点，即便是今天，我们对世界事务的观点与处理仍带有华夏早期的思想传统而形成许多不切实际的观点与想法。
宋代的悲剧尤为深刻。有宋一代的对外政策，一直在两条不相交的路线（以现实政治为考量的务实策略和抱持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上运行，这使得宋代的外交政策一直前后反复，左右徘徊。宋代的高度文明使宋代的精英不屑于了解夷狄世界（文字、语言和制度有时是一种特权，与宋缔结盟约的国家——辽、西夏、金，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外交程序上以中国的先例为规范，外交中使用的语言也是汉文。似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形：辽、金和西夏发给宋的哪一封信件是用其本国的语言文字书写的，或者发往中原的文本的原文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起草的。我们尚不清楚，对于这几个北方国家而言，那些必须礼仪性地放置在它们祖庙里的誓书是否是用它们本国的语言书写的。看来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假设：不论这些国家的多语状况如何，在整个东亚大陆，外交上的通行语言是汉文。注：引自《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在信息传递与交流还很不发达的宋代，这种文化上的单向性的结果，就是宋代精英无法准确地了解外部世界，相反，处于文化劣势的辽、西夏、金却对宋朝的文化热心和虚心得多。
关于唐朝的外族将领问题太过于片面了。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藩镇割据而不是少数民族。即使全都换成汉族，按照那个体制，照样要发生叛乱。
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真不知道南宋人到底还能有多少光复失地的壮志雄心。
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真不知道南宋人到底还能有多少光复失地的壮志雄心。
尽管官方禁止文献随便出境（苏辙曾上奏《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篇，就他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宋辽关系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他针对“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及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为防“泄漏机密”，他主张要加强管制。）但出使辽国的苏辙却吃惊发现，在宋国出版不久的东坡诗稿，已经在辽国上市（辽国殿侍对苏辙说：“令兄内翰(指苏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指苏辙)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甚至辽道宗耶律洪基写下这样的句子：“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
双方政治精英和和文化精英对彼此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辽国（西夏、金）的无知和辽国对宋朝的有知。这就是后世一直不理解宋朝对外政策为什么有时显得过分无知和荒谬的真实原因。宋立国后，宋太宗一直试图采用武力迫使辽国向长城以外撤出，恢复汉唐时代的边界。宋军的长驱直入暴露了宋军的战略缺陷。几场战争都是先胜后败，功败垂成，反而激起契丹人轻视之心，到真宗朝，反而是契丹人不断入侵中国，结果也很相似：先胜后败。最后双方都认识到维持现状是明智的选择。
“澶渊之盟”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这一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费正清：《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诚如费正清先生所言，“澶渊之盟”一直被宋以后的中国正统史家当作丧权辱国条约，是北宋王朝绥靖主义的代表作，被后人广泛诟病。“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两国百余年和平，从此宋朝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革除五代长期动乱的各项弊端。由于一些史学家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导，人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宋代边关总是战火不断，宋廷不断赔款求和，对外一直处于劣势和不平等的状态。然而，在北宋时期，无论是对待辽国，还是对待西夏，北宋在某种意义上都占有优势。“澶渊之盟”规定宋辽是兄弟之邦，辽帝尊宋帝为兄长，宋帝尊辽帝为皇弟。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纯粹是一项经济援助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
从中国传统的道统与纲常看，我们看不出宋辽关系中宋廷存在屈辱的地方。元昊的父亲李德明曾称臣于宋（1004—1005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摘自《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这种纳贡体系只是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不具备实际内容。但素有大志的元昊决定利用宋辽固有矛盾以使自己渔利（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双方政治精英和和文化精英对彼此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辽国（西夏、金）的无知和辽国对宋朝的有知。这就是后世一直不理解宋朝对外政策为什么有时显得过分无知和荒谬的真实原因。宋立国后，宋太宗一直试图采用武力迫使辽国向长城以外撤出，恢复汉唐时代的边界。宋军的长驱直入暴露了宋军的战略缺陷。几场战争都是先胜后败，功败垂成，反而激起契丹人轻视之心，到真宗朝，反而是契丹人不断入侵中国，结果也很相似：先胜后败。最后双方都认识到维持现状是明智的选择。
“澶渊之盟”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澶渊之盟是在意识形态要求之上的政治务实主义的巨大成功。它为一个世纪的稳定与和平共处铺平了道路，并通过两个宫廷之间不间断的使团互访得到加强和保障。通常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遵守，两国从海边到黄河拐弯处的边界被清晰地划界并由双方警惕地守卫，这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国际边界，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最重要的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非常有助于整个11世纪两国的长期稳定和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这一条约的效果被普遍歪曲了，尤其是宋朝给契丹的岁币被描绘成给宋朝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这当然不符合事实。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仅仅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必须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979年战争之后，贸易持续不断，只是在实际的敌对状态期间才发生短暂的中断，而条约缔结之后，又甚至在更大的规模上得以恢复。在这一贸易中，宋朝获得了大量的盈余，而且据估算，岁币中银的大约60%，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尽管资助对于极富有的宋帝国来说并不是一项巨大开支，但它对国库收入相对不足的契丹来说则显得极其重要。他们把绢用于自身巨大的国内消费，比如在和约之后立即建立了新中京，而且他们还用大量的绢与他们的邻居，包括回鹘人、党项人、高丽人和蒙古地区诸部落的部民进行贸易。因此，这种安排对于双方来说均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宋朝以有限的代价获得了持久的和平。”（费正清：《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诚如费正清先生所言，“澶渊之盟”一直被宋以后的中国正统史家当作丧权辱国条约，是北宋王朝绥靖主义的代表作，被后人广泛诟病。“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两国百余年和平，从此宋朝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革除五代长期动乱的各项弊端。由于一些史学家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导，人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宋代边关总是战火不断，宋廷不断赔款求和，对外一直处于劣势和不平等的状态。然而，在北宋时期，无论是对待辽国，还是对待西夏，北宋在某种意义上都占有优势。“澶渊之盟”规定宋辽是兄弟之邦，辽帝尊宋帝为兄长，宋帝尊辽帝为皇弟。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纯粹是一项经济援助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
从中国传统的道统与纲常看，我们看不出宋辽关系中宋廷存在屈辱的地方。元昊的父亲李德明曾称臣于宋（1004—1005年，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为李德明与宋朝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朝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朝称臣纳质（这在党项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朝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朝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朝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朝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摘自《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这种纳贡体系只是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不具备实际内容。但素有大志的元昊决定利用宋辽固有矛盾以使自己渔利（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李德明向宋朝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朝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摘自《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朝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朝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宋朝巨大的经济优势和似乎耗不尽的战争资源（除了战马），让元昊意识到战争难以为继。元昊的中央集权政策（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终使他遭到暗杀的结局），与宋朝和谈又是现实政治的唯一选择。1043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朝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类似程式的翻版。最后，宋朝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经双方多次的讨价还价，最终于1044年5月达成和约，元昊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与吐蕃一直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战略上牵制辽与西夏十分有益。自公元960立国至1044年，宋朝花了60年时间解决边境问题并理顺了国际关系。
这本来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沉浸在“理想国”的宋儒们并不满意，这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宋辽、宋西夏的和平对峙中（冷战之中伴随局部的热战，其中大部分都是宋朝挑起的，如1081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唐。这个地区自8世纪后一直处于吐蕃的管辖之下，1063年，纳入西夏的统治范围）渐渐地，经济与文化上的实力悄然改变双方的国力。南朝的富庶繁华；南朝的文化魅力使契丹人困惑和心动。马背上的民族，一旦离开了马背，似乎就失去天然的优势。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沿着同一个历史轨迹演绎自己的历史。或许，野蛮民族步入文明社会必然要冒被更野蛮民族毁灭的风险。在工业革命以前，整个世界史，就是文明社会最终毁灭于野蛮民族的历史。和平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汉化”速度，加快了这两个国家进入文明国家的速度。然而，文明程度愈高，他们就离他们的传统愈远，离他们的传统愈远，他们的传统优势就愈少。夹在高度文明和高度野蛮中间的民族是最尴尬的。一方面，野蛮的方式，他们已经不会；另一方面，文明的方式，他们还不够娴熟。宋朝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与辽、西夏传统优势的逐渐丧失，使力量对比渐渐地向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
到了辽道宗时代，这种趋势就更明显。道宗显然不是大有为之主，早在道宗继位之前， 1054年，道宗之父兴宗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得高枕也！” （《辽史》，卷21，第251页）希望宋朝支持其子（道宗）继位。道宗朝（1055-1101年）是辽国由盛转衰的时期。苏辙使辽时，辽国皇帝年已六十，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不愿轻动干戈；其孙燕王(辽祚帝)幼弱，因契丹大臣前些年诛杀其父，燕王也有依托汉人之意；辽国臣僚大都年高晓事，赞叹多年的和好“为自古所未有”；契丹人民因和好年深，人人安居，也不乐战斗。根据以上情况，苏辙断言：“北朝皇帝若且无恙，北边可保无事。”（苏辙：《论北朝政事大略》）宋仁宗去世之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辽的衰弱（元昊去世之后，西夏对宋的威胁也消失），减轻了宋朝边防的压力，宋朝本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对外加强同这两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平等互信，经济援助的政策，使辽国和西夏的国内政治朝着更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并成为北部边境永久藩屏。对内，革除弊政，裁减冗兵冗官，改革兵制，发展经济，提高国力，静观时变，或有可为。
然而，一些坚持“王道一统”理念的政治精英却从辽的衰败找到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机会。他们或许并不理解辽的衰败与女真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关联。正是与女真人的战争消耗了辽国最后的军事力量。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崛起的女真人可能成为朝廷新的敌人，多数人赞同与女真人联合，共同铲除辽国这个宿敌。一些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书生将这种战略称之为仿效秦国统一之策，远交近攻。他们并不知道，秦国之所以实施这一战略，是因为近邻的三晋之国韩、赵、魏拥有不比秦国弱小的军事力量，在晋国被上述三国瓜分之前，秦晋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胜负各半。另外，赵国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可以随时奔袭秦国的军事要塞和重镇。同时，在当时的七国中，秦无疑是军事实力最强大，军事地理最优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北宋完全不能套用这一战略，北宋的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开阔地带，从燕京过来，精锐骑兵只要两天时间，由于缺少战马，北宋的主力基本是步兵。
这本来是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沉浸在“理想国”的宋儒们并不满意，这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在宋辽、宋西夏的和平对峙中（冷战之中伴随局部的热战，其中大部分都是宋朝挑起的，如1081年宋军收复兰州，挺进青唐。这个地区自8世纪后一直处于吐蕃的管辖之下，1063年，纳入西夏的统治范围）渐渐地，经济与文化上的实力悄然改变双方的国力。南朝的富庶繁华；南朝的文化魅力使契丹人困惑和心动。马背上的民族，一旦离开了马背，似乎就失去天然的优势。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在沿着同一个历史轨迹演绎自己的历史。或许，野蛮民族步入文明社会必然要冒被更野蛮民族毁灭的风险。在工业革命以前，整个世界史，就是文明社会最终毁灭于野蛮民族的历史。和平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汉化”速度，加快了这两个国家进入文明国家的速度。然而，文明程度愈高，他们就离他们的传统愈远，离他们的传统愈远，他们的传统优势就愈少。夹在高度文明和高度野蛮中间的民族是最尴尬的。一方面，野蛮的方式，他们已经不会；另一方面，文明的方式，他们还不够娴熟。宋朝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与辽、西夏传统优势的逐渐丧失，使力量对比渐渐地向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
到了辽道宗时代，这种趋势就更明显。道宗显然不是大有为之主，早在道宗继位之前， 1054年，道宗之父兴宗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得高枕也！” （《辽史》，卷21，第251页）希望宋朝支持其子（道宗）继位。道宗朝（1055-1101年）是辽国由盛转衰的时期。苏辙使辽时，辽国皇帝年已六十，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不愿轻动干戈；其孙燕王(辽祚帝)幼弱，因契丹大臣前些年诛杀其父，燕王也有依托汉人之意；辽国臣僚大都年高晓事，赞叹多年的和好“为自古所未有”；契丹人民因和好年深，人人安居，也不乐战斗。根据以上情况，苏辙断言：“北朝皇帝若且无恙，北边可保无事。”（苏辙：《论北朝政事大略》）宋仁宗去世之后，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也握着使者的手号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辽的衰弱（元昊去世之后，西夏对宋的威胁也消失），减轻了宋朝边防的压力，宋朝本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对外加强同这两国的同盟关系，通过平等互信，经济援助的政策，使辽国和西夏的国内政治朝着更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并成为北部边境永久藩屏。对内，革除弊政，裁减冗兵冗官，改革兵制，发展经济，提高国力，静观时变，或有可为。
然而，一些坚持“王道一统”理念的政治精英却从辽的衰败找到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机会。他们或许并不理解辽的衰败与女真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关联。正是与女真人的战争消耗了辽国最后的军事力量。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崛起的女真人可能成为朝廷新的敌人，多数人赞同与女真人联合，共同铲除辽国这个宿敌。一些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书生将这种战略称之为仿效秦国统一之策，远交近攻。他们并不知道，秦国之所以实施这一战略，是因为近邻的三晋之国韩、赵、魏拥有不比秦国弱小的军事力量，在晋国被上述三国瓜分之前，秦晋之间的战争，基本上是胜负各半。另外，赵国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可以随时奔袭秦国的军事要塞和重镇。同时，在当时的七国中，秦无疑是军事实力最强大，军事地理最优越，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北宋完全不能套用这一战略，北宋的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开阔地带，从燕京过来，精锐骑兵只要两天时间，由于缺少战马，北宋的主力基本是步兵。
因此，它必须在开封附近保持强大兵力以拱卫京都。同时，漫长的宋辽边界和宋夏边界又需要大量步兵防守。这种地理和战备都说明，北宋不适合从事进攻性的战争。宋需要一个对自己不构成威胁的邻国作为自己的屏障。
现在多数人都批评北宋君臣苟安，如果他们真是无为，或许是中国之福，问题在于他们一直没有忘记那片祖先故土，念念不忘收复这片河山，结果灭了狼，却引来了虎。宋朝君臣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不惜背信弃义（这可是儒家的主要教条），撕毁宋辽和约。配合金国两边夹击辽国，最终使辽国灭亡（部分成立了西辽），并短暂地部分收回幽云十六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朝君臣所想象的“沦落”于辽国的汉人，“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的感人场面没有出现，反而遭遇这些汉人的强烈抵抗。
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吊诡，仔细一想也合情理。这些汉人生活在辽国多半有几代人了，他们不知道什么王师，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皇帝是辽国的君主。宋的背信弃义使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当辽南部的汉人区开始受到宋人和女真人的同时威胁时，这部分人仍然对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作就把南京（燕京）放弃给了女真人”（《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与辽相比，金显然是更危险的敌人。宋辽相争时，辽国对宋朝的土地几乎没有表现什么欲望，反倒是宋对辽的土地屡有所求。宋与金的合作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立国才10年的金国获得与宋国平等的国家地位。作为辽的继承国，金希望合法地继承宋给辽的岁币而且数目还要增加。同时，宋也没有完全得到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金提出北宋须用天文数字的价格来赎买。金太祖和金太宗在对辽和对宋的关系上显示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和外交智慧。围绕幽云十六州归属和岁币数目的争吵终于使两国走向了全面战争。宋军事上的外强中干，重演了一百年前的故事，开封作为帝国首都的致命缺陷再次暴露无遗。宋徽宗父子终于没有逃脱一百年前后晋皇帝石重贵的命运，整个皇室除了部分贵族之外，全部被俘。繁华如梦的汴梁不久将变成一片废墟。宋代士大夫的积极进取，一方面造就了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他们不合时宜的执着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断送了大宋的半壁江山。现在他们争论的已经不是“大一统”的命题，而是与大金国争论谁是“正统”的命题了。
现在多数人都批评北宋君臣苟安，如果他们真是无为，或许是中国之福，问题在于他们一直没有忘记那片祖先故土，念念不忘收复这片河山，结果灭了狼，却引来了虎。宋朝君臣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不惜背信弃义（这可是儒家的主要教条），撕毁宋辽和约。配合金国两边夹击辽国，最终使辽国灭亡（部分成立了西辽），并短暂地部分收回幽云十六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宋朝君臣所想象的“沦落”于辽国的汉人，“箪食壶浆”迎接“王师”的感人场面没有出现，反而遭遇这些汉人的强烈抵抗。
历史有时显得十分吊诡，仔细一想也合情理。这些汉人生活在辽国多半有几代人了，他们不知道什么王师，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皇帝是辽国的君主。宋的背信弃义使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当辽南部的汉人区开始受到宋人和女真人的同时威胁时，这部分人仍然对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作就把南京（燕京）放弃给了女真人”（《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与辽相比，金显然是更危险的敌人。宋辽相争时，辽国对宋朝的土地几乎没有表现什么欲望，反倒是宋对辽的土地屡有所求。宋与金的合作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立国才10年的金国获得与宋国平等的国家地位。作为辽的继承国，金希望合法地继承宋给辽的岁币而且数目还要增加。同时，宋也没有完全得到幽云十六州的土地，金提出北宋须用天文数字的价格来赎买。金太祖和金太宗在对辽和对宋的关系上显示出了出类拔萃的军事和外交智慧。围绕幽云十六州归属和岁币数目的争吵终于使两国走向了全面战争。宋军事上的外强中干，重演了一百年前的故事，开封作为帝国首都的致命缺陷再次暴露无遗。宋徽宗父子终于没有逃脱一百年前后晋皇帝石重贵的命运，整个皇室除了部分贵族之外，全部被俘。繁华如梦的汴梁不久将变成一片废墟。宋代士大夫的积极进取，一方面造就了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他们不合时宜的执着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断送了大宋的半壁江山。现在他们争论的已经不是“大一统”的命题，而是与大金国争论谁是“正统”的命题了。
诚如费正清先生所言，“澶渊之盟”一直被宋以后的中国正统史家当作丧权辱国条约，是北宋王朝绥靖主义的代表作，被后人广泛诟病。“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两国百余年和平，从此宋朝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革除五代长期动乱的各项弊端。由于一些史学家的有意或无意的误导，人们一般的印象就是宋代边关总是战火不断，宋廷不断赔款求和，对外一直处于劣势和不平等的状态。然而，在北宋时期，无论是对待辽国，还是对待西夏，北宋在某种意义上都占有优势。“澶渊之盟”规定宋辽是兄弟之邦，辽帝尊宋帝为兄长，宋帝尊辽帝为皇弟。宋朝坚持每年给辽的岁币应当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朝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开封的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纯粹是一项经济援助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
自欺欺人莫过于此
自欺欺人莫过于此
一般人喜欢将中国历史上三个事件相互对照并以此来评价这三个事件的主角：东西汉的过渡、东西晋的过渡和南北宋的过渡。以这三个事件的最终结果看，评价最高的当然是汉光武帝刘秀，当然，他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皇帝之一；评价一般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他在东南保住了中华衣冠，虽然偏安一隅，但毕竟拥有尊严和国体；被否定的则是宋高宗赵构，他建立了南宋，但他开了华夏民族的先例，首次对野蛮民族称臣，这无论如何让一贯认为华夏文化和华夏民族比其它民族和文化优越的人们无法接受，但又必须接受。于是，华夏民族所有的恶气就只能发泄在宋高宗及其政治集团身上。
古人局限于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坐井观天的眼界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他们看问题难免有失偏颇。但今天的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有了根本性提高，却仍然局限于古人的认识和结论，这实在是悲哀的事。前面强调过，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历史轨迹是历史现实的轨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平心静气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我们将根本无法冷静且理智地处理当代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插入这段话，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国人，对于历史和政治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人云亦云，评书演义的水平上。
事实上，这三个历史事件根本没有可比性。光武兴汉之际，正是匈奴和其它野蛮民族蛰伏之时，素浮众望的王莽代汉，并没有引起天下的不满，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这位沉浸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上古理想社会的新朝皇帝，成日想入非非，想彻底改造华夏中国，实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最终酿成天下大乱。人们对新朝的不满，必然会滋生对汉朝的怀念，刘秀兄弟，还有更始帝，作为汉朝皇族，此时高举兴汉大旗，自然会一夫振臂而天下响应。这是一种传统模式下的改朝换代。只有巧合，没有悬念。巧在谁将最后胜出，无悬念就如同历届中国乒乓球女子决赛一样，反正是中国人得冠。 司马睿本是琅邪王司马觐之子，觐死睿嗣。与东海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才气过人，识量清远。时值皇太帝司马颖专权，乱杀宗室子弟，导劝睿速回封国，睿从其言。晋惠帝永兴二年，委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据守建康（南京）。可见，睿在称帝之前，已经经营东南国土，东南本是其实力基础。匈奴人刘聪连杀怀愍二帝，华夏震动。北方从此纷乱，豪门士族纷纷退避江南。王导本是北方豪门子弟，素有名望，在江南也颇得人心。由王导出面，拥立睿为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为了加强睿的合法性，王导的另一位宗家，侍御史王冲，伙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实，拜实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再看此时的北方，刘聪还没有高兴几天，他手下的大将石勒已对他的位置垂诞不已。从公元317年至430年，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十六国（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社会大动乱时期，这些胡人在中国互相残杀，打得天昏地暗。除了前秦符坚（重用王猛，在一度基本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顾部属亲随反对，强行挥师东征，终酿淝水之战惨败，不仅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而加速了前秦的败亡）曾一度南顾之外，其余政权终无心南方，故清人王夫之曾言：“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宋论》）所以，晋元帝能够稳定东南政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
最后，来看看赵构立国时的情势。与辽国不同的是，金国的统治者显然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在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地，迫使宋放弃了1129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随即踏进了浙江地区。从当时的情景看，金国的目标显然伟大得多：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宋朝残余势力，然后一统天下。其时，“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清王夫之《宋论》），西夏、蒙古、高丽及其它北方小国均已臣属金国，金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接受了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自认为代表了天下的“正统”，逐鹿中原，只是第一步，夺取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141年的历史看，金国基本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旋即被金兵所迫，四处亡命。“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佑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摘自王夫之《宋论》）建炎三年，扈从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勒兵逼宫，高宗被迫降诏退位，让位于太子，改元明受。幸得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勤王，才得以复位。乱世之中，武臣擅行废立，正是朝廷大忌。绍兴元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事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盗贼，驻跸之地，最为急务。
古人局限于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坐井观天的眼界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他们看问题难免有失偏颇。但今天的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有了根本性提高，却仍然局限于古人的认识和结论，这实在是悲哀的事。前面强调过，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历史轨迹是历史现实的轨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平心静气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我们将根本无法冷静且理智地处理当代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插入这段话，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国人，对于历史和政治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人云亦云，评书演义的水平上。
事实上，这三个历史事件根本没有可比性。光武兴汉之际，正是匈奴和其它野蛮民族蛰伏之时，素浮众望的王莽代汉，并没有引起天下的不满，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这位沉浸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上古理想社会的新朝皇帝，成日想入非非，想彻底改造华夏中国，实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最终酿成天下大乱。人们对新朝的不满，必然会滋生对汉朝的怀念，刘秀兄弟，还有更始帝，作为汉朝皇族，此时高举兴汉大旗，自然会一夫振臂而天下响应。这是一种传统模式下的改朝换代。只有巧合，没有悬念。巧在谁将最后胜出，无悬念就如同历届中国乒乓球女子决赛一样，反正是中国人得冠。 司马睿本是琅邪王司马觐之子，觐死睿嗣。与东海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才气过人，识量清远。时值皇太帝司马颖专权，乱杀宗室子弟，导劝睿速回封国，睿从其言。晋惠帝永兴二年，委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据守建康（南京）。可见，睿在称帝之前，已经经营东南国土，东南本是其实力基础。匈奴人刘聪连杀怀愍二帝，华夏震动。北方从此纷乱，豪门士族纷纷退避江南。王导本是北方豪门子弟，素有名望，在江南也颇得人心。由王导出面，拥立睿为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为了加强睿的合法性，王导的另一位宗家，侍御史王冲，伙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实，拜实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再看此时的北方，刘聪还没有高兴几天，他手下的大将石勒已对他的位置垂诞不已。从公元317年至430年，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十六国（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社会大动乱时期，这些胡人在中国互相残杀，打得天昏地暗。除了前秦符坚（重用王猛，在一度基本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顾部属亲随反对，强行挥师东征，终酿淝水之战惨败，不仅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而加速了前秦的败亡）曾一度南顾之外，其余政权终无心南方，故清人王夫之曾言：“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宋论》）所以，晋元帝能够稳定东南政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
最后，来看看赵构立国时的情势。与辽国不同的是，金国的统治者显然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在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地，迫使宋放弃了1129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随即踏进了浙江地区。从当时的情景看，金国的目标显然伟大得多：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宋朝残余势力，然后一统天下。其时，“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清王夫之《宋论》），西夏、蒙古、高丽及其它北方小国均已臣属金国，金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接受了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自认为代表了天下的“正统”，逐鹿中原，只是第一步，夺取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141年的历史看，金国基本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旋即被金兵所迫，四处亡命。“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佑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摘自王夫之《宋论》）建炎三年，扈从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勒兵逼宫，高宗被迫降诏退位，让位于太子，改元明受。幸得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勤王，才得以复位。乱世之中，武臣擅行废立，正是朝廷大忌。绍兴元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事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盗贼，驻跸之地，最为急务。
一般人喜欢将中国历史上三个事件相互对照并以此来评价这三个事件的主角：东西汉的过渡、东西晋的过渡和南北宋的过渡。以这三个事件的最终结果看，评价最高的当然是汉光武帝刘秀，当然，他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优秀的皇帝之一；评价一般的是晋元帝司马睿，他在东南保住了中华衣冠，虽然偏安一隅，但毕竟拥有尊严和国体；被否定的则是宋高宗赵构，他建立了南宋，但他开了华夏民族的先例，首次对野蛮民族称臣，这无论如何让一贯认为华夏文化和华夏民族比其它民族和文化优越的人们无法接受，但又必须接受。于是，华夏民族所有的恶气就只能发泄在宋高宗及其政治集团身上。
古人局限于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坐井观天的眼界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他们看问题难免有失偏颇。但今天的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有了根本性提高，却仍然局限于古人的认识和结论，这实在是悲哀的事。前面强调过，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历史轨迹是历史现实的轨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平心静气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我们将根本无法冷静且理智地处理当代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插入这段话，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国人，对于历史和政治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人云亦云，评书演义的水平上。
事实上，这三个历史事件根本没有可比性。光武兴汉之际，正是匈奴和其它野蛮民族蛰伏之时，素浮众望的王莽代汉，并没有引起天下的不满，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这位沉浸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上古理想社会的新朝皇帝，成日想入非非，想彻底改造华夏中国，实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最终酿成天下大乱。人们对新朝的不满，必然会滋生对汉朝的怀念，刘秀兄弟，还有更始帝，作为汉朝皇族，此时高举兴汉大旗，自然会一夫振臂而天下响应。这是一种传统模式下的改朝换代。只有巧合，没有悬念。巧在谁将最后胜出，无悬念就如同历届中国乒乓球女子决赛一样，反正是中国人得冠。 司马睿本是琅邪王司马觐之子，觐死睿嗣。与东海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才气过人，识量清远。时值皇太帝司马颖专权，乱杀宗室子弟，导劝睿速回封国，睿从其言。晋惠帝永兴二年，委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据守建康（南京）。可见，睿在称帝之前，已经经营东南国土，东南本是其实力基础。匈奴人刘聪连杀怀愍二帝，华夏震动。北方从此纷乱，豪门士族纷纷退避江南。王导本是北方豪门子弟，素有名望，在江南也颇得人心。由王导出面，拥立睿为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为了加强睿的合法性，王导的另一位宗家，侍御史王冲，伙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实，拜实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再看此时的北方，刘聪还没有高兴几天，他手下的大将石勒已对他的位置垂诞不已。从公元317年至430年，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十六国（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社会大动乱时期，这些胡人在中国互相残杀，打得天昏地暗。除了前秦符坚（重用王猛，在一度基本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顾部属亲随反对，强行挥师东征，终酿淝水之战惨败，不仅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而加速了前秦的败亡）曾一度南顾之外，其余政权终无心南方，故清人王夫之曾言：“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宋论》）所以，晋元帝能够稳定东南政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
最后，来看看赵构立国时的情势。与辽国不同的是，金国的统治者显然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在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地，迫使宋放弃了1129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随即踏进了浙江地区。从当时的情景看，金国的目标显然伟大得多：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宋朝残余势力，然后一统天下。其时，“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清王夫之《宋论》），西夏、蒙古、高丽及其它北方小国均已臣属金国，金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接受了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自认为代表了天下的“正统”，逐鹿中原，只是第一步，夺取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141年的历史看，金国基本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旋即被金兵所迫，四处亡命。“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佑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摘自王夫之《宋论》）建炎三年，扈从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勒兵逼宫，高宗被迫降诏退位，让位于太子，改元明受。幸得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勤王，才得以复位。乱世之中，武臣擅行废立，正是朝廷大忌。绍兴元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事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盗贼，驻跸之地，最为急务。
古人局限于中国，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种坐井观天的眼界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使得他们看问题难免有失偏颇。但今天的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世界历史的了解有了根本性提高，却仍然局限于古人的认识和结论，这实在是悲哀的事。前面强调过，政治是现实的政治，历史轨迹是历史现实的轨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平心静气地认识和理解历史问题，那么，我们将根本无法冷静且理智地处理当代的现实问题。之所以插入这段话，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国人，对于历史和政治仍然停留在非黑即白，人云亦云，评书演义的水平上。
事实上，这三个历史事件根本没有可比性。光武兴汉之际，正是匈奴和其它野蛮民族蛰伏之时，素浮众望的王莽代汉，并没有引起天下的不满，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问题在于这位沉浸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些上古理想社会的新朝皇帝，成日想入非非，想彻底改造华夏中国，实施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最终酿成天下大乱。人们对新朝的不满，必然会滋生对汉朝的怀念，刘秀兄弟，还有更始帝，作为汉朝皇族，此时高举兴汉大旗，自然会一夫振臂而天下响应。这是一种传统模式下的改朝换代。只有巧合，没有悬念。巧在谁将最后胜出，无悬念就如同历届中国乒乓球女子决赛一样，反正是中国人得冠。 司马睿本是琅邪王司马觐之子，觐死睿嗣。与东海参军王导关系很好。王导才气过人，识量清远。时值皇太帝司马颖专权，乱杀宗室子弟，导劝睿速回封国，睿从其言。晋惠帝永兴二年，委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睿请王导为司马，委以军事，据守建康（南京）。可见，睿在称帝之前，已经经营东南国土，东南本是其实力基础。匈奴人刘聪连杀怀愍二帝，华夏震动。北方从此纷乱，豪门士族纷纷退避江南。王导本是北方豪门子弟，素有名望，在江南也颇得人心。由王导出面，拥立睿为皇帝，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为了加强睿的合法性，王导的另一位宗家，侍御史王冲，伙同黄门郎史淑，自长安奔凉州，称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赍诏赐张实，拜实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十二） 。再看此时的北方，刘聪还没有高兴几天，他手下的大将石勒已对他的位置垂诞不已。从公元317年至430年，中国北方进入了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十六国（一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一夏）社会大动乱时期，这些胡人在中国互相残杀，打得天昏地暗。除了前秦符坚（重用王猛，在一度基本实现北方统一之后，不顾部属亲随反对，强行挥师东征，终酿淝水之战惨败，不仅没有达到统一的目标，反而加速了前秦的败亡）曾一度南顾之外，其余政权终无心南方，故清人王夫之曾言：“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宋论》）所以，晋元帝能够稳定东南政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
最后，来看看赵构立国时的情势。与辽国不同的是，金国的统治者显然有更大的政治目标。在1127年北宋灭亡之后的几年中，金兵一再试图攻取长江南部的战略要地，迫使宋放弃了1129年一度成为临时国都的建康（南京），撤退到浙江省的绍兴，但金兵的铁蹄随即踏进了浙江地区。从当时的情景看，金国的目标显然伟大得多：乘胜追击，彻底消灭宋朝残余势力，然后一统天下。其时，“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清王夫之《宋论》），西夏、蒙古、高丽及其它北方小国均已臣属金国，金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接受了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自认为代表了天下的“正统”，逐鹿中原，只是第一步，夺取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从公元1127年至公元1141年的历史看，金国基本是一直处于进攻状态。1127年，高宗仓促即位于建康（没有上一任皇帝诏书，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皇帝），旋即被金兵所迫，四处亡命。“兀术渡江而南，席卷吴、会，追高宗于四明，东迤海滨；其别将追隆佑太后，南至于虔州之皂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怀袖。当是时也，江南糜烂，宋无一城之可恃，韩、岳浮寄于散地，而莫能自坚。”（摘自王夫之《宋论》）建炎三年，扈从统制、鼎州团练使苗傅，威州刺史刘正彦勒兵逼宫，高宗被迫降诏退位，让位于太子，改元明受。幸得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勤王，才得以复位。乱世之中，武臣擅行废立，正是朝廷大忌。绍兴元年，尚书左仆射吕颐浩言：“今国事多艰，中原隔绝，江、淮之地，尚有盗贼，驻跸之地，最为急务。
陛下当先定驻跸之地，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若不速为之，逡巡过春夏，则金人它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曾经残破。浙江郡县，往往已遭焚劫，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若不移跸于上流州军，保全此数路，及浙近川、陕，使国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则民失耕业，号令阻绝。俄倾之间，已至秋冬，金人复来，则虽欲追悔，无及矣。”（毕沅《续资治通鉴》）高宗采纳其言，确立驻跸之地。现代一此学者批评高宗，国家危急关头，还在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些人似乎不了解，以中共当时的财力，还在延安盖了几幢楼房，何况国家的政府办公地。
除军事、内政让高宗睡不安忱之外，对父母兄弟族人安危的挂念也使他食不知味（经过文革之后的国人，似乎都很冷血，对人间亲情，往往并不介怀，人们都希望高宗打过去，有没有想过这些人质的命运？当年北京城头上，李自成刀劈吴襄那一幕，似乎没有多少人记得，或者没有多少人在乎，但吴三桂肯定在乎，而且发了疯地追杀李部，最后发了疯地追杀南明军队和君臣。）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霣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毕沅《续资治通鉴》）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和平似乎是政治上最好的选择。其时，金国上有明君在朝，下有良将在野，宗翰、宗弼（兀术）诸皇族皆为一时人杰，国势日隆。灭宋之心并不比南宋收复旧山河的决心小。事实上，当南宋提出和议时，金太宗也有心议和，与南宋朝廷一样，大多数武臣（尤其是宗弼）都坚决反对和议，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132年和约，条件要比1142年的更有利于南宋（该条约规定宋拥有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就是在两国主战派的共同努力下流产的。高宗决心议和，但朝廷内部争议仍然激烈，如果听任这种和战争论不休的情况持续下去（宋朝在和战之中摇摆不定造成的不利影响要远远大于单纯的任何一项政策），不仅会造成朝廷内部分歧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地方及民众，而且造成不同派系斗争激化和矛盾向朝廷以外转移。任其发展，南宋朝廷不保，500年后的南明历史就是明证。这个小朝廷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上，而是放在内部政争上。
作为国家统治者，高宗展现出他应有的政治魄力，借助主和的秦桧支持，使主和成为国家的既定政策。不幸的是，这一政策最终酿成岳飞下狱，并屈死。一项令人华夏民族蒙羞的和议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完成。宋必须向金称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人的政权向蛮族政权称臣；以淮河河流中间为界，意味着丢失了大批国土。每年向金国输送更多的岁币。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屈辱的和约，但终于使南宋得到某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认南宋政权，并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于自己的汉族地方政权，如张邦昌的大楚国和刘豫的大齐国等），无论人们多么痛心，总体上，它使以后两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至少有法律依据和处理架构。条约的签定不仅没有使宋国人满意，金国人也不满意，金国的目标是消灭南朝，一统天下。到1146年，“蒙古、西夏、高丽、回鹘和西辽都成为金的属国。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使得金国的统治者已经把自己当然地认为是中国的统治者而不是女真族的首领。
暴君海陵王很不满意金宋和约，他把自己看成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这边在杀主和派），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重要军事物资，就象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与设备一样，那个年头也有“巴统协定”）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1161年海陵王的入侵战争最终遭到失败，他本人也在前线被部属刺杀身亡。采石之战无疑是一场很漂亮的防御战，它成功地阻止了海陵王的南渡计划，并使他的整个战争计划受到重创。而这场战斗的宋朝功臣却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虞允文（一般人都将宋的军力不振归因于宋代压制武臣，实际上，自宋代起，文臣领兵似乎是一种趋势，明代的王守仁、胡宗宪、洪承畴、袁宗焕等，清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战争结束又使金宋回到谈判桌上，获胜的一方必然获得回报。 “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除军事、内政让高宗睡不安忱之外，对父母兄弟族人安危的挂念也使他食不知味（经过文革之后的国人，似乎都很冷血，对人间亲情，往往并不介怀，人们都希望高宗打过去，有没有想过这些人质的命运？当年北京城头上，李自成刀劈吴襄那一幕，似乎没有多少人记得，或者没有多少人在乎，但吴三桂肯定在乎，而且发了疯地追杀李部，最后发了疯地追杀南明军队和君臣。）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凯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冯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霣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毕沅《续资治通鉴》）值此内忧外患之际，和平似乎是政治上最好的选择。其时，金国上有明君在朝，下有良将在野，宗翰、宗弼（兀术）诸皇族皆为一时人杰，国势日隆。灭宋之心并不比南宋收复旧山河的决心小。事实上，当南宋提出和议时，金太宗也有心议和，与南宋朝廷一样，大多数武臣（尤其是宗弼）都坚决反对和议，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132年和约，条件要比1142年的更有利于南宋（该条约规定宋拥有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就是在两国主战派的共同努力下流产的。高宗决心议和，但朝廷内部争议仍然激烈，如果听任这种和战争论不休的情况持续下去（宋朝在和战之中摇摆不定造成的不利影响要远远大于单纯的任何一项政策），不仅会造成朝廷内部分歧进一步扩大，并波及地方及民众，而且造成不同派系斗争激化和矛盾向朝廷以外转移。任其发展，南宋朝廷不保，500年后的南明历史就是明证。这个小朝廷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与清政府的斗争上，而是放在内部政争上。
作为国家统治者，高宗展现出他应有的政治魄力，借助主和的秦桧支持，使主和成为国家的既定政策。不幸的是，这一政策最终酿成岳飞下狱，并屈死。一项令人华夏民族蒙羞的和议终于在激烈的反对声中完成。宋必须向金称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汉人的政权向蛮族政权称臣；以淮河河流中间为界，意味着丢失了大批国土。每年向金国输送更多的岁币。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屈辱的和约，但终于使南宋得到某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认南宋政权，并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于自己的汉族地方政权，如张邦昌的大楚国和刘豫的大齐国等），无论人们多么痛心，总体上，它使以后两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至少有法律依据和处理架构。条约的签定不仅没有使宋国人满意，金国人也不满意，金国的目标是消灭南朝，一统天下。到1146年，“蒙古、西夏、高丽、回鹘和西辽都成为金的属国。在东亚这种复杂纷乱的局面之中，金的地位却如此坚固地建立起来，使得金国的统治者已经把自己当然地认为是中国的统治者而不是女真族的首领。
暴君海陵王很不满意金宋和约，他把自己看成全中国未来的皇帝，并且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将会像宋朝的统治一样正当，但他的这种抱负，可不是凭他那些汉化措施就能成为现实的。在主要通过诛杀清除掉那些赞成继续采取与宋并存政策的对手之后（这边在杀主和派），海陵王开始准备一场新的侵宋战争。借口并不复杂：他于1158年谴责宋朝违法在边境榷场上购买马匹（重要军事物资，就象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技术与设备一样，那个年头也有“巴统协定”）是破坏了1142年的和议（《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1161年海陵王的入侵战争最终遭到失败，他本人也在前线被部属刺杀身亡。采石之战无疑是一场很漂亮的防御战，它成功地阻止了海陵王的南渡计划，并使他的整个战争计划受到重创。而这场战斗的宋朝功臣却是一个进士出身的文人虞允文（一般人都将宋的军力不振归因于宋代压制武臣，实际上，自宋代起，文臣领兵似乎是一种趋势，明代的王守仁、胡宗宪、洪承畴、袁宗焕等，清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战争结束又使金宋回到谈判桌上，获胜的一方必然获得回报。 “1165年，宋与金之间终于又签署了一个和议，这个和议使宋的地位有所改善。宋不必再向金称臣而改称为侄。这样，虽然从礼仪上说，金仍然高于宋一头，但‘臣’的称呼总算是见不到了。‘贡’也被更中性的词‘岁币’来代替，宋需支付的岁币数量还与以前一样（译者注：实际是银、绢各减5万），以淮水划界也没有变化。当边境榷场开放的时候，为防止意外，世宗还派遣了6万士卒驻扎于与宋的边界一线，从1165年以后，金与宋的边境保持平静达40年（《剑桥中国史》之辽西夏金元卷）。
现在不少史家认为南宋朝廷应逞金国失败之机，迅速扩大战果，大举北伐，收复故土。这种想法十分幼稚。金国这次并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主要战斗力仍然保存，除了战术上局部失败之外，重要的是政治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海陵王的残暴使得许多金国的贵族都无法容忍，在其南征之际，部分贵族拥立其弟登基（世宗），并派人刺杀了他。新的政治环境使得金世宗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上，因此撤军是必然的选择。这是一种战略退却，而不是战术溃退。对于宋朝来说，这次战役主要在宋朝境内展开，宋是防御的一方，所有战争资源和战备均是按照防御战略进行配置。宋缺少成建制的骑兵集团，一旦金兵脱离战线，宋军无法尾随并乘胜追击，待宋军追上金军之时，战机已经失去，金国军队已经保持队列并恢复战斗力，并且以逸待劳。而此时，经长途奔袭之后，军队疲惫不堪，反而是宋军容易遭受袭击。更不幸的是，金国的这位新皇帝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即位短短几年，金世宗就成功地使他的国家无论内外环境都得到了稳定。在他统治的漫长时间之内，在诸多领域如行政机构、经济以及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除了在与蒙古的边境上战争还时有发生之外，金朝享有了长达25年不受干扰的和平时期。世宗竭力想做一个公正的、节俭的统治者，并获得了“小尧舜”的美誉。
1206-1208年，南宋发动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虽然金国正在走向衰落，但金国的军队战斗力仍然没有降低。宋朝军队最终全线溃退。双方自此以淮河为界，虽然小有冲突，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战争，直到金的灭亡。之所以最终以淮河为界，客观的原因不能忽视。淮河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多是丘陵地带，河网纵横；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干燥严寒，不利于马匹饲养和运动；而淮河以北，则是淮北平原，与之连接的是华北平原。金国进攻宋国，进入宋境，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宋国进攻金国，进入平原地带，步兵的劣势马上就会暴露。因此，当双方势均力敌时，谁进攻，基本上是谁失败（和当年宋辽对峙的结果一样）。
1208年后，虽然南宋的形势也不乐观，但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情形又类似于北宋末年，当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时，宋朝当局又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衰落的金国与其说是一个敌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安全的屏障。南宋的官员似乎并不了解蒙古的情况。他们收复故土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他们复仇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以至于忘记联金灭辽，唇亡齿寒的教训。当金哀宗被蒙古人追逼，走投无路之时，派人借粮，“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元脱脱《金史》）亡国之君，其言亦善。自秦汉后，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这样的一个主流思维：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即是卖国贼。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国家遭遇危急关头时，无人愿意站出来讲真话，提清醒且适合形势的建议。个别清议之人，大言煌煌，不切实际，反倒搏得一片掌声，事后还留有千古清名。明末崇祯朝的朝臣一片沉默，便是极好的例证。
自战国后（晚清以前），中国没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外交家。更没有象邱吉尔那样的伟大政治家（为了打败纳粹，他可以和魔鬼合作）。金国与宋朝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江山社稷总比个人家族的仇恨与荣辱更重要。收复故土固然重要，但面对更凶恶、更强大的敌人，联合以前的敌人更重要。蒙古的强大，以它能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吞并西夏，扫平金国就足以明证。南宋朝廷本该逞金国衰弱之际，提出新的结盟要求和条件，尽可能获得一些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标，并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一定程度地武装金兵，让其抵挡蒙古人的进攻。而金国在蒙古人的大军压境之下，必然会部分满足甚至全部满足南宋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在12世纪中叶，金国已经意识到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南宋朝廷也已经意识到，收复故土，重返中原也没有多少希望。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认识，以宋偏安南国，无后顾之忧，而金则腹背受制，战略上南宋更为安全。南宋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必要时，援助弱者，坐收渔利。弹丸之地的大英帝国至今仍是国际强国，玩转欧洲大陆的各大国，用的恰恰就是这一招。金国末帝哀宗都能看穿的时局，不知南宋朝廷为何就没有人看穿，并达成联金的共识？看来，复仇和收复中原的愿望让人们蒙蔽了良知。南宋灭亡之后15年，元世祖就去世了，伴随他的去世，蒙古也失去了一个各部落都拥戴的大汗。群龙无首的蒙古诸部又开始了血腥的内战。从后来元朝的历史看，自1279年南宋灭亡，到1367年元朝灭亡，86年里，竟然换了12个皇帝，其中元末帝（顺帝）一人做了34年。除开国的世祖和亡国的顺帝，其他帝王平均每人任期不到四年。每个蒙古大汗或皇帝上台第一件事，不是对外发动战争，而是首先摆平部落联盟内部挑战权威的其它首领。蒙哥和忽必烈甚至放弃征战，专门回军去争夺汗位，且一打就是几年。以元朝皇帝更换的频率，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南宋不在忽必烈时期亡国，或许会有机会坐看成杰思汗的子孙是在如何的自相残杀。“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
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宋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骑兵集团的运用，使宋蒙处于一个不同装备下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显然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金的灭亡，使宋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而推倒金国这个大厦的最后一根柱子，恰恰是南宋自己。
1206-1208年，南宋发动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虽然金国正在走向衰落，但金国的军队战斗力仍然没有降低。宋朝军队最终全线溃退。双方自此以淮河为界，虽然小有冲突，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战争，直到金的灭亡。之所以最终以淮河为界，客观的原因不能忽视。淮河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多是丘陵地带，河网纵横；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干燥严寒，不利于马匹饲养和运动；而淮河以北，则是淮北平原，与之连接的是华北平原。金国进攻宋国，进入宋境，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宋国进攻金国，进入平原地带，步兵的劣势马上就会暴露。因此，当双方势均力敌时，谁进攻，基本上是谁失败（和当年宋辽对峙的结果一样）。
1208年后，虽然南宋的形势也不乐观，但金国的形势更为严峻。情形又类似于北宋末年，当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时，宋朝当局又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衰落的金国与其说是一个敌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安全的屏障。南宋的官员似乎并不了解蒙古的情况。他们收复故土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他们复仇的心情是那么的迫切，以至于忘记联金灭辽，唇亡齿寒的教训。当金哀宗被蒙古人追逼，走投无路之时，派人借粮，“上谕之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至宋，宋不许。”（元脱脱《金史》）亡国之君，其言亦善。自秦汉后，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这样的一个主流思维：主战即爱国，主和即卖国，主持和谈的官员即是卖国贼。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国家遭遇危急关头时，无人愿意站出来讲真话，提清醒且适合形势的建议。个别清议之人，大言煌煌，不切实际，反倒搏得一片掌声，事后还留有千古清名。明末崇祯朝的朝臣一片沉默，便是极好的例证。
自战国后（晚清以前），中国没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外交家。更没有象邱吉尔那样的伟大政治家（为了打败纳粹，他可以和魔鬼合作）。金国与宋朝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江山社稷总比个人家族的仇恨与荣辱更重要。收复故土固然重要，但面对更凶恶、更强大的敌人，联合以前的敌人更重要。蒙古的强大，以它能够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吞并西夏，扫平金国就足以明证。南宋朝廷本该逞金国衰弱之际，提出新的结盟要求和条件，尽可能获得一些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标，并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一定程度地武装金兵，让其抵挡蒙古人的进攻。而金国在蒙古人的大军压境之下，必然会部分满足甚至全部满足南宋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在12世纪中叶，金国已经意识到消灭南宋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南宋朝廷也已经意识到，收复故土，重返中原也没有多少希望。既然双方都有这样的认识，以宋偏安南国，无后顾之忧，而金则腹背受制，战略上南宋更为安全。南宋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必要时，援助弱者，坐收渔利。弹丸之地的大英帝国至今仍是国际强国，玩转欧洲大陆的各大国，用的恰恰就是这一招。金国末帝哀宗都能看穿的时局，不知南宋朝廷为何就没有人看穿，并达成联金的共识？看来，复仇和收复中原的愿望让人们蒙蔽了良知。南宋灭亡之后15年，元世祖就去世了，伴随他的去世，蒙古也失去了一个各部落都拥戴的大汗。群龙无首的蒙古诸部又开始了血腥的内战。从后来元朝的历史看，自1279年南宋灭亡，到1367年元朝灭亡，86年里，竟然换了12个皇帝，其中元末帝（顺帝）一人做了34年。除开国的世祖和亡国的顺帝，其他帝王平均每人任期不到四年。每个蒙古大汗或皇帝上台第一件事，不是对外发动战争，而是首先摆平部落联盟内部挑战权威的其它首领。蒙哥和忽必烈甚至放弃征战，专门回军去争夺汗位，且一打就是几年。以元朝皇帝更换的频率，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南宋不在忽必烈时期亡国，或许会有机会坐看成杰思汗的子孙是在如何的自相残杀。“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
在对中国的征战中，蒙古人再度显示了他们从事大规模战略包围战的完善战术。除沿长江推进并攻取宋朝首府杭州外，忽必烈还从西、南两翼包围宋朝。经过大规模战役，他侵占了四川、云南、安南和东京，从四面八方将宋王朝团团围住。1277年，占领南方大港广州，三年后，在海南岛沿海消灭宋朝海军，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冷兵器时代，大规模骑兵集团的运用，使宋蒙处于一个不同装备下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显然的，不确定的只是时间而已。金的灭亡，使宋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而推倒金国这个大厦的最后一根柱子，恰恰是南宋自己。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的高度文明最终中止于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仍然使用宋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及工具，但保持高度文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以及保持这种智力活动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和人格尊重已经丧失，不可避免地使宋代创造（还有唐代）领先世界的高度文明走向没落。至如蒙古人是否要为中华文明最终的没落负责，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
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注：lach,vol.ⅱ,p.189.）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
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注：lach,vol.ⅱ,p.189.）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第二，宋代皇帝 成为宋代的皇帝，命中注定是不幸的。贯穿帝国的这一悲剧并不是帝国自身导演的，但帝国的命运始终被这一悲剧左右。唐末的动乱造成帝国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王国恶梦的开始。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辽国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没有养马基地，宋朝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朝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
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
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
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 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历史两次证明，汴京战略地理是多么的不合适，辽国和金国实施了同样的战术，突然包围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的命运：被俘。既然这样，为什么五代和北宋仍然选定汴京作为首都呢？这实际上是个两难的选择。根据中科院对中国古代气候研究表明，从公元950-公元120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寒冷周期，中国的西部和北部进入长期干旱时期，农业萎缩，民生凋敝。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原有的宫殿和城市建筑基本完全毁坏。当时关中内外，农事荒废，给养皆出江淮。运河枯绝，长期弃用，漕运不通，京师日用无法保障。汴京有汴渠之便，直通江淮，江南丝、米，可保京师官民及军队消费。为此，北宋开国初期，太祖、太宗及群臣曾有一番争执。“帝（宋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陈八难，帝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帝亦弗从。晋王又从容言迁都非便，帝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帝曰：‘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帝不答。王出，帝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太祖本纪）。太宗的“在德不在险”对于内政，固然是至理名言，但用于外交，则过于迂腐。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水源供应，洛阳和西安是无法承载一个百万人的大都市；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代，都市已不完全是政治中心，同时它还是商业中心等，必须承载大量人口。如果要定都汴京，则必须收回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京师的屏藩。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了卡在北宋诸帝咽喉中一根鱼刺，吞不下，吐不出。
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皇帝的一生基本上是在现实与理想中煎熬。现代人们都认为宋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朝代，这里有个概念性的误区，中央集权和个人独裁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宋代的国家权力是高度集中，但这种集中并不是集中在皇帝手中，而是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朝廷之上。宋代很多问题久议不决，就是因为朝臣的牵制使皇帝难以乾纲独断。中国历史的独裁制度主要发生在明代、清代和本朝的太祖时期。明太祖收回相权，最终导致太监成了国家的决策者；康熙设立上书房，雍正设立军机处，不管目的如何，最后的结果都是成立自己决策的小圈子，削弱了大臣和朝廷官员的作用。本朝太祖搞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几位小姐组成的内务组倒有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和上书房。因此，宋代中央集权提高并不等于皇权的提高。历史使命的压力和现实政治的艰辛，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皇帝出现厌恶政治的心理，他们或者象宋理宗和度宗，逃避现实，纵情享乐；或者象宋高宗、孝宗、光宗那样，提前退休，做个不管事的太上皇。
有宋一朝，出了四个太上皇（徽宗可能是引咎辞职），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唯一的。特别是宋高宗，1162年退位，1187年去世，做了26年的太上皇，活了81岁。需要说明的是，1162年，宋军刚刚打了胜战，国防形势是自南宋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南宋内部的管理也逐渐走入正轨，他这个时候交班，显然不是来自内部压力，只能是他个人的意愿。孝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力主北伐。但符离集大败之后，接受高宗的劝告，直到高宗去世，不言北伐。高宗的离世，主和派失去了政治靠山，孝宗这个时候想主和，也没有太上皇这个最权威的借口。南宋朝廷似乎应该北代中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国的执政者是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国的国势和孝宗时代的南宋一样，达到顶峰。鉴于金国的军事力量一直拥有较大的优势，北代毫无胜算，况且一旦主动挑衅，最终败北，代价无法估量（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给后世的教训很多，无须在此多谈）。1189年，眼看中原收复无望，祖宗基业不能恢复，万念俱灰之下，南宋最有为的皇帝孝宗借口为高宗守孝，把皇位传给了太子，自己也做了太上皇。光宗没有孝宗的能力，但深知帝位的沉重，它承载了儒家的理想和中原祖籍国民的期望。 圣明如父皇都不能做到的事，光宗知道自己也无法完成。亿万臣民的殷殷期待，让这位皇帝难以心安。无奈之下，也只有退位。光宗的退位很有戏剧性。史载，光宗惧内，常常不按祖制去问候太上皇，大臣们不乐意，先是谏言，后是威胁，最后是劝退。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位光宗皇帝，应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可以说，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帝王。他实在不想做这个有苦难言的皇帝，为此他不满意他的父亲，他撂下的挑子让他难堪，但作为太子，他又无法回避对于祖宗和臣民的责任。他或许并不厌恶父皇，而是痛恨父皇巧妙地逃避责任。他对父亲确实有怨气，这在以孝道治天下的宋代，似乎令人难以理解，更难以接受。最后的结果，是光宗退位。从某种角度看，毋宁说大臣迫光宗退位，倒不如说光宗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自己“名正言顺”地撂了挑子。南宋开始的三个皇帝都先后做了太上皇，这在几千年的专制史上，实在是空前绝后。后世对这一中国历史唯一的现象，似乎表现得过于麻木，没有透过这些“怪异”现象，窥视出隐藏于帝王内心的良知和痛苦。后世对宋代帝王表达的只是憎恨和蔑视，却无视表面风光无限的帝王，私底下却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尴尬。祖宗基业成就了有宋一代所有帝王的悲剧，也使这些帝王成为历史的悲剧人物。年仅九岁的少帝蹈海殉国，则将这个悲剧推向高潮
第三，宋高宗与岳飞 在宋以后的历史中，高宗赵构基本上是一个被完全否定的人物。关于高宗的罪过大致可以概括为：诛杀岳飞，屈膝称臣，偏安苟且。以现代的眼光看，屈杀岳飞是高宗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便两人在主战和主和上有严重分歧，甚至矛盾激烈，也不应轻启杀机，何况国家正处强敌入侵之际，国有良将，此社稷之福，“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政见不合，高宗本可罢免岳飞，实在没有必要枉杀大臣。飞本军人。以军功见重，递次选拔，圣眷日隆，声名渐渐盖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岳飞性格严峻，语言切直，位列其下者，多为敬服，位列其上者，多存嫌隙。且好煌言大语（或问：“天下何时太平？”“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张俊尝问用兵之术，飞曰：“仁、信、智、勇、严、阙一不可。” 每调军食，必蹙额曰：“东南民力竭矣！”好贤礼士，雅歌投壶，恂恂如儒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注摘自《宋史》岳飞列传），为同僚所忌。名播天下之时，常怀意气。偶有小愤，则请归。“初，飞请解官，未报，乃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军事。张浚见飞，具道上之眷遇，且责其不俟报弃军而庐墓。飞具表待罪，帝慰遣之。将行，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11年，正史记载的高宗同岳飞君臣关系，似乎看不出岳飞此后会有横祸。“飞数见帝，论恢复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粘罕因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既还，遣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如此则刘豫成擒，金人可灭，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帝答曰：‘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又召至寝阁命之曰：‘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以王德、郦琼兵隶飞，诏谕德等曰：‘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绍兴11岁，飞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于退敌，乃奏：‘臣如捣虚，势必得利，若以为敌方在近，未暇远图，欲乞亲至蕲、黄，以议攻却。’帝得奏大喜，赐札曰：‘卿苦寒疾，乃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宋史》岳飞列传）以高宗的秉性，断然不会对岳飞痛下杀手，但毕竟岳飞冤死于狱中。有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杀岳飞，是因为担心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最终高宗可能会帝位不保。宋徽宗死于1135年，朱仙镇大捷是1140年，而岳飞被害于1141年，因此高宗担心徽宗回来夺其大位之说并不成立。钦宗是亡国之君，高宗是中兴之主，徽钦时代的老臣故旧基本上都不在中枢要职上，文臣武将皆其腹心，即使高宗演一场禅让之戏，钦宗也不敢接这场戏。岳飞是政治与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南宋名将并不比其它动乱时代少，但真正令金人忌惮的人不多。在南宋诸多名将中，岳飞长于绝地反击，反守为攻，短促突击，令长于进攻的金兵一时无法适应。而其他将领则长于防御，依据地形地理，以静制动。因此，对金兵能够直接构成战略威胁的主要是岳飞及其统帅下军队。“金都元帅宗弼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一般而言，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不道德的。最终决定政治走向的，是参与政治游戏的各方实力消长和相互妥协。对于国际政治而言，谈判是政治较量的主要场所，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及经济手段。谈判的目的很简单：获得战场上不能轻易得到的东西。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是政治的一种延伸，但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更不能凌驾于政治之上。
联想袁崇焕，如果不是乾隆翻出这一段借刀杀人的故事，汉奸袁崇焕是永远翻不了案的），双方只是心照不宣。当韩世忠责问秦桧时，作为主要谈判者，只能语焉不详地搪塞“莫须有”，问题是，“莫须有”何以谢天下？这个道德与罪孽的黑锅只能由秦桧及高宗背下去。无疑，岳飞是南宋政治与外交的牺牲品，这种推测似乎可以从后期的政治演变中看出一些轨迹。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即位，上任不到几个月，即恢复岳飞名誉。如果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以孝宗的孝心（和当时的政治实力）是不可能作出这种让高宗难堪的决定。诛杀岳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给岳飞平反，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经过20年的经济建设，国家的财力得到很大的恢复，军事力量也在增长，加上海陵王南征的失败，金国皇帝易位。南宋朝廷认为北伐的时机已到。高宗决定退位，让一心北伐，收复祖宗基业的孝宗主持北伐大局。给岳飞平反就是在国内营造北伐的政治气氛。当然，朝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所以秦桧只能遗臭万年（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当年本朝高祖曾和老帅们讲，我上了林彪的当，错怪了大家，云云），但议和之策，高宗并没有委过于他人，秦桧死后，绍兴26年，他曾专门颁诏强调“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宋史》高宗本记）。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 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翛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同样，在与金国的政治斗争中，他也表现出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为了彻底地根除金朝利用北宋皇族制造分裂和建立傀儡政权，高宗自己导演了一场戏。“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 圣献皇后所谓的异梦是指宋初一个说不清的疑案，大抵是“斧声烛影”，太宗逞太祖病重之际，杀了太祖，篡了大位。于是太祖浑身是血，托梦于圣献皇后等等。这本是皇家一桩丑闻，至今真假仍然争论不休，高宗作为太宗的直系后代，为尊者讳，本不应示丑于中外。但抬出太祖，是政治上的一步妙棋。太祖在宋代的地位，无人可以比肩，况“斧声烛影”之说，民间早有传闻，立太祖之后，极易获得民间的理解、认同，也容易获得大臣的支持，加上有“异梦”的因素，即便有几个太宗系的心腹和死党，也不好再说什么。高宗这一招，使得身陷金国的数百个皇族失去了作为人质要挟南宋的政治价值，也断绝了金人利用这些人质谋取更大利益的图谋。连在《宋论》痛批宋高宗的王夫之，也称赞不已。“高宗决策选太祖后立以为嗣，道之公也，义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计也。高宗之于孝宗，未有毛裹之恩也。乃年方盛，而育之宫中；天下粗定，而亟建为冢嗣；精力未衰，而遽授以内禅。迨其退养德寿，岁时欢宴，如周密所记者，和气翔洽，溢于色笑，翛然无累，忘其固有天下之荣，得不谓高人一等乎？”纵观高宗一生，养于深宫，质于北虏，泥马过江，越海避险，创业艰难，并不亚于列朝开国君王。“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王夫之《宋论》）除岳飞外，高宗也非刻薄寡恩之主，对其他将帅圣眷甚隆，“世忠得疾，帝饬太医驰视，问访之使，相属于道。”（《续资治通鉴》高宗卷）
岳飞是个悲剧人物，但最终成为民族英雄。高宗是个悲剧人物，他生前受尽屈辱，死后还要遭遇千古骂名。他创造的一切来之不易，换了他人，也未必做得比他更好。后世及近世之人每每不屑于他，在于坐井观天，不知世界局势在盛唐时期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游牧民族纷纷进入文明社会，彻底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结构与政治格局。始于唐末的全球地理寒冷周期（公元950-1200年），迫使北方民族不断向温暖湿润的地带迁移，这是自然的演变过程，也是人类社会的革新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各民族的血泪和辛酸。在今天已经各族共和的时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先辈更宽容一点，更体谅一点呢？
历史上的北宋和我门现在的国家相象的很！北宋有燕云16洲和首都问题，我们现在有外蒙 台湾和海疆问题，北京和当时北宋首都安全形势很相似，只不过北宋的是西边的西夏 北边的是辽！我们是美日（最大的）还有其他没冒出来的等等！北宋是武功不行，经济发达。我们也是经济还可以（中国历史上来说很高了），军队多年没打仗了，台湾拖了50年了！北宋变法成了朝堂之争的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教改 医改也是不能说是成攻的！专家学者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北宋有不少流民和大堆战力低下的军队（其实就是流民所组成），我们社会现在贫富分化的很厉害！（前段时间有所谓的富人区讨论）再应证北宋高官待遇问题不是很相似吗？
希望国家一路走好！
希望国家一路走好！
陛下当先定驻跸之地，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若不速为之，逡巡过春夏，则金人它日再来，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曾经残破。浙江郡县，往往已遭焚劫，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若不移跸于上流州军，保全此数路，及浙近川、陕，使国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则民失耕业，号令阻绝。俄倾之间，已至秋冬，金人复来，则虽欲追悔，无及矣。”（毕沅《续资治通鉴》）高宗采纳其言，确立驻跸之地。现代一此学者批评高宗，国家危急关头，还在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些人似乎不了解，以中共当时的财力，还在延安盖了几幢楼房，何况国家的政府办公地。
吴越国时就有皇宫。赵构可能是加以扩建。否则另建皇宫里就太过奢侈，被人骂死也是活该。至于中共在延安的楼房，不知道是哪幢？
吴越国时就有皇宫。赵构可能是加以扩建。否则另建皇宫里就太过奢侈，被人骂死也是活该。至于中共在延安的楼房，不知道是哪幢？
除了太祖是一介武夫之外，宋代皇帝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
说这话也不动动脑子。一介武夫又如何？刘邦不过亭长，朱元璋不过乞丐和尚所创伟业又可是文化素养高，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的腐儒皇帝所能比的？
说这话也不动动脑子。一介武夫又如何？刘邦不过亭长，朱元璋不过乞丐和尚所创伟业又可是文化素养高，精通儒家经典，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自己的处境的腐儒皇帝所能比的？
谁又能保证，支援金国战胜蒙古之后，金国不会像越南那样反咬中国一口？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都不靠谱，外交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的。
蒙古人迅猛地扫荡了中亚、中东和东欧，可是，在中国则陷入困境：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宋朝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王朝，但对蒙古人来说，征服宋朝却比征服中东的穆斯林统治者要艰难得多，尽管后者离蒙古权力中心更远
不就是《世界通史》的评论吗？原因自己都解释过了，拿出来给自己抽耳光吗？
1206-1208年，南宋发动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虽然金国正在走向衰落，但金国的军队战斗力仍然没有降低。宋朝军队最终全线溃退。双方自此以淮河为界，虽然小有冲突，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战争，直到金的灭亡。之所以最终以淮河为界，客观的原因不能忽视。淮河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多是丘陵地带，河网纵横；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干燥严寒，不利于马匹饲养和运动；而淮河以北，则是淮北平原，与之连接的是华北平原。金国进攻宋国，进入宋境，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宋国进攻金国，进入平原地带，步兵的劣势马上就会暴露。因此，当双方势均力敌时，谁进攻，基本上是谁失败（和当年宋辽对峙的结果一样）。
不就是《世界通史》的评论吗？原因自己都解释过了，拿出来给自己抽耳光吗？
1206-1208年，南宋发动一场北伐战争，这场战争证明，虽然金国正在走向衰落，但金国的军队战斗力仍然没有降低。宋朝军队最终全线溃退。双方自此以淮河为界，虽然小有冲突，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战争，直到金的灭亡。之所以最终以淮河为界，客观的原因不能忽视。淮河及秦岭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淮河以南多是丘陵地带，河网纵横；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干燥严寒，不利于马匹饲养和运动；而淮河以北，则是淮北平原，与之连接的是华北平原。金国进攻宋国，进入宋境，骑兵的优势难以发挥；宋国进攻金国，进入平原地带，步兵的劣势马上就会暴露。因此，当双方势均力敌时，谁进攻，基本上是谁失败（和当年宋辽对峙的结果一样）。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元朝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大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注：mauricecollis,"marco polo",collier''s encyclopedia,vol.15,p.383）。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注：lach,vol.ⅱ,p.189.）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 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要不要看看黑格尔是怎么评价中国的？引用的资料都只有称赞的，太不客观了。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具有枯燥的、贫乏的理智思维，甚至认为周易是最浇薄的纯理智思想，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
要不要看看黑格尔是怎么评价中国的？引用的资料都只有称赞的，太不客观了。
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具有枯燥的、贫乏的理智思维，甚至认为周易是最浇薄的纯理智思想，中国没有真正的科学。
高宗能够在生前，给予岳飞平反，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
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坊。到了现在有人还可以给他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的评价，看来此人的政治才能着实不简单。
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坊。到了现在有人还可以给他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胸襟的评价，看来此人的政治才能着实不简单。
原帖由 自由如风 于 2007-4-14 14:49 发表
历史上的北宋和我门现在的国家相象的很！北宋有燕云16洲和首都问题，我们现在有外蒙 台湾和海疆问题，北京和当时北宋首都安全形势很相似，只不过北宋的是西边的西夏 北边的是辽！我们是美日（最大的）还有其他没 ...
若以此论，不知谁为蒙古一统环宇。
我比较喜欢宋！;P
原帖由 行尸走肉 于 2007-4-14 14:16 发表
关于唐朝的外族将领问题太过于片面了。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藩镇割据而不是少数民族。即使全都换成汉族，按照那个体制，照样要发生叛乱。
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真不知道南宋人到底还能有多少光复失 ...
府兵制在中国已经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为什么偏偏五胡乱华后问题百出，民族问题还是占很大一部分原因的，其实从后来石敬瑭（汉奸罪行背了千年，其实是沙陀人）的行为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汉人传统上即使是割据政权也极少有拱手相让的（孙权不是常说，父兄基业，岂可拱手相让嘛），但是胡人是外来者，没有这个顾忌，不少胡人只把抢来的土地当成是种额外的收益，关键在于胡人的心态不同。唐代在唐军中的外族将领颇多，但恐怕都是佣兵的心态
回楼上的：府兵制的发明人恰恰是胡人（鲜卑人），在唐中期就崩溃了。汉人政权也割地如宋金，宋元合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