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日邦交冰点背后 （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9:21:52
中日邦交冰点背后
（文章来源：南风窗，2006年1月上刊，作者：张剑荆 ）
（文章链接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3921）
目前，中日关系已降低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在2005年的两个重要场合——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12月份首届东亚峰会——两国首脑的会面仅是礼仪性的，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何况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对不少人来说，“日本问题”上升为中国外交中的最大难题。而在日本，“嫌中”情绪也明显上升，小泉重组内阁，保守势力主导了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日本打出意识形态牌
中日关系陷于困境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但就表面来看，是小泉首相不顾中方抗议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上任以来，在所谓历史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强硬立场，以至于两国关系就此形成了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博弈困境：谁先躲开，谁就算输。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倔强，这是中日关系遇到的一个挑战，但不止于此。观察近来日本舆情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日本开始强调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方面。战后以降，尤其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很少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美国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他们有时也会为外交政策做些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但那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动机。但近来，日本开始强调对华关系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首届东亚峰会，它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当是讲民主、重人权的组织。日本的这一变化，集中地体现在2005年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建议，“日本应该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遵守国际准则、改善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更加积极”，“中国的政策很容易与当今世界诸如人权、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准则发生冲突。日本应该指出事实真相，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动向放在中日邦交以来的历史中衡量，是非同寻常的。
地缘政治思维活跃
其次，日本更为注重对华关系上的地缘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以来，盛行一时的“脱亚论”，20世纪前半叶甚嚣尘上的亚洲主义，战后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生态史观”等，都包含地缘政治的思维成分。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地缘因素并不十分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建立起以日本经济为头领的雁型结构，由日本整合起来的东亚经济体系，将地缘政治考量掩盖起来了。但随着中国参与东亚经济的竞争，原先的雁型结构瓦解了，日本似乎面临着重回按其自然禀赋所具有的地理政治位置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学者川胜平太在日本《追求》杂志上撰文，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邦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其构想的海洋联邦除了包括太平洋以外，还包括中国南部的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如果在东海－南海－东南亚这条连线上建立海洋亚洲联合体，那么，就会出现三个日月状板块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联邦中，日本可望获得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孤立的。上面提到的东京财团的报告也明确提出，“跟中国打交道，日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日本应该重新思考作为全球海洋国家的优势”。对海洋国家的强调，意图显然是为了与大陆区别，尤其是与中国区别开来。日美同盟关系在2005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年初，日美举行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通过了《共同战略目标》的文件，文件首次明确了过去没有明言的共同战略目标，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台湾纳入安保范围。2005年10月29日，美日安全咨商会谈（2＋2）又达成了《美日同盟：未来的转化和调整》的14页协议。这些文件在中日关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已非常明晰，而在此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地缘政治考量。近两年来濒起争端的东海汽田，看起来很像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对华转向战略对抗
历史问题占据了当下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迁。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双方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为何在终战60年、高喊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而地震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在两国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历史牌”，获得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方向感，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出现重组，社会心理充满了焦虑不安。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度过危机。这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体制。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分析非常精辟。根据他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
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那套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对此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
显然日本不甘于此。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入常是一项重要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中日关系的根本在于战略冲突
在冷战时期以及1998年前，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存在区域的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问题。两国关系主要限于务实的经济关系，都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战略协作，但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条件发生变化，当两个国家都生出了新的战略利益，两国没有相应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还想维持以往的经济第一关系。事实证明，这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经热政冷”的原因，而且，经济主义再也代替不了战略问题，再也无法消除战略上的矛盾和对立。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这促使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起战略协作关系。例如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像中日关系那样呈现出尖锐的对抗性，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
而在中日之间，这样的战略合作缺乏好的存在基础。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可能出现的“边缘化”前景越来越敏感。这促使它派军进入伊拉克，加强日美同盟，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积极“入常”。当这些动作得不到中国支持时，双方的冲突就加剧了。
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上的冲突。如果不能相互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中日之间将会继续保持冷战状态；而没有战略上的和解，历史问题仍将主导中日关系。
（文章来源：南风窗，2006年1月上刊，作者：张剑荆 ）
（文章链接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3921）
目前，中日关系已降低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在2005年的两个重要场合——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12月份首届东亚峰会——两国首脑的会面仅是礼仪性的，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何况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对不少人来说，“日本问题”上升为中国外交中的最大难题。而在日本，“嫌中”情绪也明显上升，小泉重组内阁，保守势力主导了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日本打出意识形态牌
中日关系陷于困境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但就表面来看，是小泉首相不顾中方抗议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上任以来，在所谓历史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强硬立场，以至于两国关系就此形成了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博弈困境：谁先躲开，谁就算输。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倔强，这是中日关系遇到的一个挑战，但不止于此。观察近来日本舆情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日本开始强调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方面。战后以降，尤其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很少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美国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他们有时也会为外交政策做些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但那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动机。但近来，日本开始强调对华关系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首届东亚峰会，它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当是讲民主、重人权的组织。日本的这一变化，集中地体现在2005年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建议，“日本应该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遵守国际准则、改善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更加积极”，“中国的政策很容易与当今世界诸如人权、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准则发生冲突。日本应该指出事实真相，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动向放在中日邦交以来的历史中衡量，是非同寻常的。
地缘政治思维活跃
其次，日本更为注重对华关系上的地缘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以来，盛行一时的“脱亚论”，20世纪前半叶甚嚣尘上的亚洲主义，战后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生态史观”等，都包含地缘政治的思维成分。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地缘因素并不十分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建立起以日本经济为头领的雁型结构，由日本整合起来的东亚经济体系，将地缘政治考量掩盖起来了。但随着中国参与东亚经济的竞争，原先的雁型结构瓦解了，日本似乎面临着重回按其自然禀赋所具有的地理政治位置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学者川胜平太在日本《追求》杂志上撰文，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邦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其构想的海洋联邦除了包括太平洋以外，还包括中国南部的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如果在东海－南海－东南亚这条连线上建立海洋亚洲联合体，那么，就会出现三个日月状板块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联邦中，日本可望获得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孤立的。上面提到的东京财团的报告也明确提出，“跟中国打交道，日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日本应该重新思考作为全球海洋国家的优势”。对海洋国家的强调，意图显然是为了与大陆区别，尤其是与中国区别开来。日美同盟关系在2005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年初，日美举行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通过了《共同战略目标》的文件，文件首次明确了过去没有明言的共同战略目标，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台湾纳入安保范围。2005年10月29日，美日安全咨商会谈（2＋2）又达成了《美日同盟：未来的转化和调整》的14页协议。这些文件在中日关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已非常明晰，而在此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地缘政治考量。近两年来濒起争端的东海汽田，看起来很像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对华转向战略对抗
历史问题占据了当下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迁。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双方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为何在终战60年、高喊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而地震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在两国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历史牌”，获得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方向感，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出现重组，社会心理充满了焦虑不安。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度过危机。这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体制。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分析非常精辟。根据他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
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那套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对此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
显然日本不甘于此。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入常是一项重要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中日关系的根本在于战略冲突
在冷战时期以及1998年前，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存在区域的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问题。两国关系主要限于务实的经济关系，都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战略协作，但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条件发生变化，当两个国家都生出了新的战略利益，两国没有相应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还想维持以往的经济第一关系。事实证明，这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经热政冷”的原因，而且，经济主义再也代替不了战略问题，再也无法消除战略上的矛盾和对立。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这促使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起战略协作关系。例如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像中日关系那样呈现出尖锐的对抗性，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
而在中日之间，这样的战略合作缺乏好的存在基础。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可能出现的“边缘化”前景越来越敏感。这促使它派军进入伊拉克，加强日美同盟，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积极“入常”。当这些动作得不到中国支持时，双方的冲突就加剧了。
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上的冲突。如果不能相互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中日之间将会继续保持冷战状态；而没有战略上的和解，历史问题仍将主导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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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风窗，2006年1月上刊，作者：张剑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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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日关系已降低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在2005年的两个重要场合——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12月份首届东亚峰会——两国首脑的会面仅是礼仪性的，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何况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对不少人来说，“日本问题”上升为中国外交中的最大难题。而在日本，“嫌中”情绪也明显上升，小泉重组内阁，保守势力主导了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日本打出意识形态牌
中日关系陷于困境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但就表面来看，是小泉首相不顾中方抗议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上任以来，在所谓历史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强硬立场，以至于两国关系就此形成了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博弈困境：谁先躲开，谁就算输。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倔强，这是中日关系遇到的一个挑战，但不止于此。观察近来日本舆情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日本开始强调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方面。战后以降，尤其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很少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美国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他们有时也会为外交政策做些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但那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动机。但近来，日本开始强调对华关系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首届东亚峰会，它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当是讲民主、重人权的组织。日本的这一变化，集中地体现在2005年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建议，“日本应该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遵守国际准则、改善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更加积极”，“中国的政策很容易与当今世界诸如人权、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准则发生冲突。日本应该指出事实真相，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动向放在中日邦交以来的历史中衡量，是非同寻常的。
地缘政治思维活跃
其次，日本更为注重对华关系上的地缘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以来，盛行一时的“脱亚论”，20世纪前半叶甚嚣尘上的亚洲主义，战后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生态史观”等，都包含地缘政治的思维成分。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地缘因素并不十分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建立起以日本经济为头领的雁型结构，由日本整合起来的东亚经济体系，将地缘政治考量掩盖起来了。但随着中国参与东亚经济的竞争，原先的雁型结构瓦解了，日本似乎面临着重回按其自然禀赋所具有的地理政治位置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学者川胜平太在日本《追求》杂志上撰文，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邦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其构想的海洋联邦除了包括太平洋以外，还包括中国南部的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如果在东海－南海－东南亚这条连线上建立海洋亚洲联合体，那么，就会出现三个日月状板块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联邦中，日本可望获得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孤立的。上面提到的东京财团的报告也明确提出，“跟中国打交道，日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日本应该重新思考作为全球海洋国家的优势”。对海洋国家的强调，意图显然是为了与大陆区别，尤其是与中国区别开来。日美同盟关系在2005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年初，日美举行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通过了《共同战略目标》的文件，文件首次明确了过去没有明言的共同战略目标，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台湾纳入安保范围。2005年10月29日，美日安全咨商会谈（2＋2）又达成了《美日同盟：未来的转化和调整》的14页协议。这些文件在中日关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已非常明晰，而在此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地缘政治考量。近两年来濒起争端的东海汽田，看起来很像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对华转向战略对抗
历史问题占据了当下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迁。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双方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为何在终战60年、高喊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而地震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在两国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历史牌”，获得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方向感，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出现重组，社会心理充满了焦虑不安。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度过危机。这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体制。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分析非常精辟。根据他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
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那套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对此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
显然日本不甘于此。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入常是一项重要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中日关系的根本在于战略冲突
在冷战时期以及1998年前，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存在区域的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问题。两国关系主要限于务实的经济关系，都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战略协作，但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条件发生变化，当两个国家都生出了新的战略利益，两国没有相应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还想维持以往的经济第一关系。事实证明，这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经热政冷”的原因，而且，经济主义再也代替不了战略问题，再也无法消除战略上的矛盾和对立。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这促使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起战略协作关系。例如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像中日关系那样呈现出尖锐的对抗性，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
而在中日之间，这样的战略合作缺乏好的存在基础。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可能出现的“边缘化”前景越来越敏感。这促使它派军进入伊拉克，加强日美同盟，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积极“入常”。当这些动作得不到中国支持时，双方的冲突就加剧了。
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上的冲突。如果不能相互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中日之间将会继续保持冷战状态；而没有战略上的和解，历史问题仍将主导中日关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 23:29:43编辑过]
中日邦交冰点背后 （文章来源：南风窗，2006年1月上刊，作者：张剑荆 ）
（文章链接http://www.nfcmag.com/ReadNews.asp?NewsID=3921）
目前，中日关系已降低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冷点：最高层连续几年没有实质性接触，在2005年的两个重要场合——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12月份首届东亚峰会——两国首脑的会面仅是礼仪性的，在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更何况是近邻），这不能不说是很不正常的。
2005年，中国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和一直持续到9月份的反对日本“入常”的运动。对不少人来说，“日本问题”上升为中国外交中的最大难题。而在日本，“嫌中”情绪也明显上升，小泉重组内阁，保守势力主导了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日本打出意识形态牌
中日关系陷于困境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原因，但就表面来看，是小泉首相不顾中方抗议一再参拜靖国神社。小泉上任以来，在所谓历史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强硬立场，以至于两国关系就此形成了类似“胆小鬼游戏”的博弈困境：谁先躲开，谁就算输。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倔强，这是中日关系遇到的一个挑战，但不止于此。观察近来日本舆情和小泉内阁的政策，可以看出，日本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首先，日本开始强调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方面。战后以降，尤其是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很少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美国知名的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固定的原则，他们有时也会为外交政策做些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但那都是借口，不是真正的动机。但近来，日本开始强调对华关系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首届东亚峰会，它主张东亚共同体应当是讲民主、重人权的组织。日本的这一变化，集中地体现在2005年东京财团对华外交政策研究小组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建议，“日本应该要求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遵守国际准则、改善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方面更加积极”，“中国的政策很容易与当今世界诸如人权、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准则发生冲突。日本应该指出事实真相，并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准则和惯例”。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动向放在中日邦交以来的历史中衡量，是非同寻常的。
地缘政治思维活跃
其次，日本更为注重对华关系上的地缘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同，地缘政治考虑一直是日本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这与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以来，盛行一时的“脱亚论”，20世纪前半叶甚嚣尘上的亚洲主义，战后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生态史观”等，都包含地缘政治的思维成分。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地缘因素并不十分突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建立起以日本经济为头领的雁型结构，由日本整合起来的东亚经济体系，将地缘政治考量掩盖起来了。但随着中国参与东亚经济的竞争，原先的雁型结构瓦解了，日本似乎面临着重回按其自然禀赋所具有的地理政治位置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缘政治思维开始活跃起来。学者川胜平太在日本《追求》杂志上撰文，主张日本要以海洋联邦对抗“不断膨胀”的中国。其构想的海洋联邦除了包括太平洋以外，还包括中国南部的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如果在东海－南海－东南亚这条连线上建立海洋亚洲联合体，那么，就会出现三个日月状板块与中国大陆对峙的局面”，在这个联邦中，日本可望获得主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
这样的地缘政治思维不是孤立的。上面提到的东京财团的报告也明确提出，“跟中国打交道，日本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是一个亚洲国家、太平洋国家和海洋国家的地理优势”，“日本应该重新思考作为全球海洋国家的优势”。对海洋国家的强调，意图显然是为了与大陆区别，尤其是与中国区别开来。日美同盟关系在2005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年初，日美举行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通过了《共同战略目标》的文件，文件首次明确了过去没有明言的共同战略目标，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台湾纳入安保范围。2005年10月29日，美日安全咨商会谈（2＋2）又达成了《美日同盟：未来的转化和调整》的14页协议。这些文件在中日关系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日本对华政策已非常明晰，而在此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地缘政治考量。近两年来濒起争端的东海汽田，看起来很像冷战时期的柏林墙。
对华转向战略对抗
历史问题占据了当下中日争端的首要位置。不过客观而言，历史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并不是新的方面。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变迁。历史问题并没有影响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经济合作。双方一向奉行实用主义的“友好”政策，对历史问题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妥协和默契。为何在终战60年、高喊30年友好之后，历史问题反而愈发突出了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看起来悖理的情况，原因在于中日关系在深层次上出现了问题，历史问题只是地表上最脆弱的那座建筑物，而地震时，最脆弱的最先倒掉，不是很自然吗？但在两国内部，都有人将这个因果关系弄颠倒了，将建筑物的倒塌视为地震的原因。对小泉来说，更是将历史问题包装成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他成功地利用中国的“历史牌”，获得民众支持，巩固了执政基础。小泉参拜神社，是一个处心积虑的战略行为，其意图是为了实施日本战略明晰化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他国的抗议越强烈，小泉反而越成功。
冷战结束后，日本失去了方向感，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出现重组，社会心理充满了焦虑不安。到东亚经济危机的1997~1998年，长期经营的东亚经济体系崩溃了。日本面对该体系的瓦解，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其他国家度过危机。这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日本为什么未能发挥领导作用？原因在于日本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体制。派尔认为，日本只有在环境明朗的时候才有明确的战略。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日本对周边环境的变化还没有形成共识，尚处于战略迷失状态。派尔说：“日本一贯只在国际体制发生变化时才对国内体制作重大改革，以迎合国际局势。冷战后出现的很多情况都使日本捉摸不透局势发展的方向……日本不善于在国际上起主导作用，它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被动地作出反应，适应性强，表现了机会主义和务实性……一旦外部环境明朗了，日本很可能就会跟着新局面转。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它转变的速度会相当惊人，尽管目前它还端坐不动。”
派尔的分析非常精辟。根据他描述的逻辑，目前日本对华政策转向全面对抗，其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对国际环境形成了一致性的看法，战略方向明晰了。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战略明晰指的是：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承担起对抗“中国威胁”的责任。
经过10年的观察，日本认识到，冷战后其外交环境中最大的新因素是中国的崛起。以前具有全球规模的日本经济可以在东亚独自建立一个体系，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侏儒”，但由于该地区没有政治巨人，作为经济巨人的日本还是获得了某种政治上很重要的幻觉，因而尚能自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那套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对此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
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一本书中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1/10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
显然日本不甘于此。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入常是一项重要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中日关系的根本在于战略冲突
在冷战时期以及1998年前，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存在区域的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问题。两国关系主要限于务实的经济关系，都奉行经济第一主义。这个时期虽然没有战略协作，但关系是友好的。然而当条件发生变化，当两个国家都生出了新的战略利益，两国没有相应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还想维持以往的经济第一关系。事实证明，这已经行不通了。这就是为什么出现“经热政冷”的原因，而且，经济主义再也代替不了战略问题，再也无法消除战略上的矛盾和对立。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战略利益越来越具有全球规模，这促使中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起战略协作关系。例如中美关系之所以不像中日关系那样呈现出尖锐的对抗性，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需要合作。
而在中日之间，这样的战略合作缺乏好的存在基础。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对可能出现的“边缘化”前景越来越敏感。这促使它派军进入伊拉克，加强日美同盟，将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积极“入常”。当这些动作得不到中国支持时，双方的冲突就加剧了。
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问题乃是战略上的冲突。如果不能相互发展出战略协作的需要，中日之间将会继续保持冷战状态；而没有战略上的和解，历史问题仍将主导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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