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日本》 ——　引入财团机制，推进合纵联横

超 越 日 本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http://www.superist.com/surpassjapan/index.htm

  超越日本是中国人发自心底的呐喊。那么，日本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在普通消费者看来，丰田汽车，东芝电器等耳熟能详的产品及其企业才是日本竞争力的象征。其实不然，真正主导日本经济的力量来自于日本的六大财团。事实上，丰田和东芝公司就归属于六大财团其中之一的三井财团。六大财团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有西方学者称日本的经济是儒家资本主义。
  日本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其中大型制造企业大都最终发展为以产业和行业分类的纵向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围绕其周围的是一些为其服务和提供配件的中小企业。以三井财团为例，樱花银行是其主办银行，三井物产是综合商社，而丰田汽车和东芝电器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纵向发展的制造企业集团，通常称为企业系列。另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很难说它们是财团的核心成员，却是作为财团核心的综合商社的主要股东。
  综合商社是日本财团中活动范围最广泛和视野最开阔的经济体。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工作10多年来，我有机会以综合商社为立足点，深入日本财团的内部观察和研究它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日本社会一直保持着古代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儒家思想和文化渗透在企业的组织和行为方式中。企业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中介体，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和家庭是以同样的理念融为一体的。可以这样说，企业就是社会，企业就是家庭。以下我就想用本人的“家庭论”来剖析日本财团的机理。
   以家庭的结构来审视，主力银行在财团中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自然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负责生育儿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为子女长大后去外出求学与发展寻求信息，甚至还要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而财团内一个个制造企业正是由这样一对父母精心培养起来的孩子。在初期，刚刚走上生活独立的孩子们还需要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直到成为羽翼丰满、身强体魄和成熟稳健的大型制造业巨人。
  最早走向成熟的大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这笔钱投入到父母新孕育出的小弟弟妹妹们（新兴产业）身上，也就是说财团内主力银行、综合商社、旧制造企业同时拥有新制造企业的股份。从投资主体来看，父母与他的大孩子们处于了平等地位上。与此同时，大孩子们手头充裕的资金也会用来孝顺自己的父母，比如说为父母的旧屋添砖加瓦，或将自己的储蓄存放在父母的名下。也就是说，原本处于子女地位制造业企业，又反向拥有处于父母地位的银行和商社的资产（股份），或是将资金回流银行和商社充实集团上层的运营能力和共同投资。从父母层角度来看，其原有父母的股本比例被稀释了，控制力逐渐弱化，但其整体资产实力却在不断增强。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日本财团内部成员的环行持股和相互持股的组织方式就是这个道理，或称其为法人资本主义。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私人家族式的、垂直管理的日本旧财团体制在二次大战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了。50年代中期，重新聚合起的新财阀体制中的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在父母层面上就已经成为新的横向联合的分散的股权结构，财团内的很多成员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父母层的股权，使得新财团成为一个并无上下关系的松散联合体。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六大财团中，也有阴盛阳衰的一面。比如说，发挥母亲作用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在三井财团内部起到的纽带作用更大。相比之下，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主力银行）的虚弱和资本密集型重化产业的欠缺，使扮演父亲角色的主办银行在三井财团内的主导地位不明显。这是由于各财团在发展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经营理念和产业布局所决定的。
  通常说 “人的三井，组织的三菱，团结的住友”。在日本，三井物产是历年来文科类专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首选的目标公司。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承担起了为集团企业培养人才的角色，很多三井集团成员企业的社长（总经理）都来自三井物产的各营业部门，这也是所谓的母亲的职责的一部分。同时，综合商社作为母亲角色，几乎涉及到子女们（制造企业）的物色对象和嫁娶之事，就是通常金融行业所说的投融资业务（或称投行业务）。综合商社利用其强大的贸易功能收集到行业和市场情报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有效帮助。在平时三井物产（综合商社）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行业和市场调研，陪同日本来的企业进行考查参观，为其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提供一切帮助和指导。
  中国国内的很多企业性质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地域环境不同，产业方向不同，在借鉴日本六大财团经验时应当有区别地加以选择。我认为，类似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跨地区商会组织（初级综合商社形态）、且集中轻纺工业和制造业的企业集团应该倾向于日本的三井财团和三和财团的松散型组织结构。而类似四川希望集团已经建立初步的金融体系和涉足重化工业等资金密集型的企业集团应该倾向于三菱财团和住友财团的紧密型组织结构。日本财团模式实际上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即：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而且它们已经交织成一个相互作用和协调的统一体。在印象中，日本综合商社每当谈到企业投资问题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战略”和“统合”等词汇，而不是“利润”和“并购”，其理念显而易见。
  中国民营企业在文化层面上与日本财团存在更多共性，以温州为代表的江浙地区的企业更为突出，因为在这里历史上具有与日本类似地域文化传统。例如，北宋时期温州地区就孕育出儒家商业文化，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宗族势力与工商业同步发展，如今江浙地区企业的信用意识、拿来主义和分工协作与日本企业惊人相似。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现代财团是企业法人间的横向联合，已经摆脱了旧式的私人家族企业垂直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作大作强，必须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以企业法人持股的机制，引入和培养职业经理人。以财团机制为主体形成的日本经济制度也被某些经济学者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当然，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可以走财团化的道路。首先，国有企业必须建立起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完成债转股的工作，促进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融合，形成透明的职业经理人和外部董事制度。如何将国有企业集团在金融和资源矿产方面获得的资金优势转向制造业和光电通信等新兴产业，可以借鉴富士财团和住友财团的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通过引入财团机制，“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可以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民有企业”或称为“社会企业”实现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的成功对接与大融合。
  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企业背后的文化是个人主义，崇尚独立性，大谈利润第一。当危机来临时，集团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困境的产业和部门。而日本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同抵御外部侵略。事实上，日本财团就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它不再依靠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日本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财团体制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从事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相互紧密依赖的、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财团成员内部之间存在着资本纽带，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可靠的信用关系，使得企业间的买卖和借贷更加活跃和高效。10多年来在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的大量贸易工作中，我还没有经历过任何买卖的法律纠纷，但却看到和听到不少中国公司的时常发生官司。很显然，过于分散和各自为政的大量独立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表面会降低价格，但实际上增加了信用成本和处理纠纷的时间和费用，也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搏弈论”问题。
  日本财团就象一个父母双全的多子多孙的大家庭，儒家的“忠、孝、仁、义”成为财团成员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行为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不难想象，一个只有父亲（主体银行）或只有母亲（综合商社）的单亲家庭是不可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康和事业优秀的儿女（制造企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日本财团机制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和尽忠敬孝等传统家庭理念表现为主体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之间形成的默契配合和稳定结构。如果引入西方经济学词汇来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财团是一个金融资本（父），商业资本（母）和产业资本（儿孙）多代同堂的大家庭。
  美国人高离婚率，众多单亲家庭，儿女与父母独处的婚姻家庭形态与其企业组织结构方式如出一辙，而与日本传统（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大相径庭。中国经济只有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身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道德和思想，才能真正的崛起，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日本财团所代表的东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超 越 日 本
超级主义者的导论
http://www.superist.com/surpassjapan/index.htm

  超越日本是中国人发自心底的呐喊。那么，日本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在普通消费者看来，丰田汽车，东芝电器等耳熟能详的产品及其企业才是日本竞争力的象征。其实不然，真正主导日本经济的力量来自于日本的六大财团。事实上，丰田和东芝公司就归属于六大财团其中之一的三井财团。六大财团同时也是构筑日本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是日本国民生活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儒家文化的集中体现。有西方学者称日本的经济是儒家资本主义。
  日本财团通常是以横向联合的方式由三个核心部分组成：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其中大型制造企业大都最终发展为以产业和行业分类的纵向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围绕其周围的是一些为其服务和提供配件的中小企业。以三井财团为例，樱花银行是其主办银行，三井物产是综合商社，而丰田汽车和东芝电器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纵向发展的制造企业集团，通常称为企业系列。另外，一些现代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也通常被划归某一财团，但它们的独立性更强，很难说它们是财团的核心成员，却是作为财团核心的综合商社的主要股东。
  综合商社是日本财团中活动范围最广泛和视野最开阔的经济体。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工作10多年来，我有机会以综合商社为立足点，深入日本财团的内部观察和研究它的运行机制。实际上，日本社会一直保持着古代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儒家思想和文化渗透在企业的组织和行为方式中。企业成为社会和家庭的中介体，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和家庭是以同样的理念融为一体的。可以这样说，企业就是社会，企业就是家庭。以下我就想用本人的“家庭论”来剖析日本财团的机理。
   以家庭的结构来审视，主力银行在财团中扮演父亲的角色，通常决定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和姓氏归属，是家庭成员稳定的经济来源。而综合商社自然扮演了母亲的角色，她负责生育儿女，照顾家庭成员的起居，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施加影响，为子女长大后去外出求学与发展寻求信息，甚至还要为子女选择对象和操办婚嫁。而财团内一个个制造企业正是由这样一对父母精心培养起来的孩子。在初期，刚刚走上生活独立的孩子们还需要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直到成为羽翼丰满、身强体魄和成熟稳健的大型制造业巨人。
  最早走向成熟的大哥哥姐姐们（成熟产业）有了充足的经济来源和积蓄后，他们会将这笔钱投入到父母新孕育出的小弟弟妹妹们（新兴产业）身上，也就是说财团内主力银行、综合商社、旧制造企业同时拥有新制造企业的股份。从投资主体来看，父母与他的大孩子们处于了平等地位上。与此同时，大孩子们手头充裕的资金也会用来孝顺自己的父母，比如说为父母的旧屋添砖加瓦，或将自己的储蓄存放在父母的名下。也就是说，原本处于子女地位制造业企业，又反向拥有处于父母地位的银行和商社的资产（股份），或是将资金回流银行和商社充实集团上层的运营能力和共同投资。从父母层角度来看，其原有父母的股本比例被稀释了，控制力逐渐弱化，但其整体资产实力却在不断增强。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日本财团内部成员的环行持股和相互持股的组织方式就是这个道理，或称其为法人资本主义。
  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私人家族式的、垂直管理的日本旧财团体制在二次大战后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行解散了。50年代中期，重新聚合起的新财阀体制中的主力银行和综合商社在父母层面上就已经成为新的横向联合的分散的股权结构，财团内的很多成员从一开始就拥有了父母层的股权，使得新财团成为一个并无上下关系的松散联合体。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六大财团中，也有阴盛阳衰的一面。比如说，发挥母亲作用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在三井财团内部起到的纽带作用更大。相比之下，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主力银行）的虚弱和资本密集型重化产业的欠缺，使扮演父亲角色的主办银行在三井财团内的主导地位不明显。这是由于各财团在发展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经营理念和产业布局所决定的。
  通常说 “人的三井，组织的三菱，团结的住友”。在日本，三井物产是历年来文科类专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首选的目标公司。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承担起了为集团企业培养人才的角色，很多三井集团成员企业的社长（总经理）都来自三井物产的各营业部门，这也是所谓的母亲的职责的一部分。同时，综合商社作为母亲角色，几乎涉及到子女们（制造企业）的物色对象和嫁娶之事，就是通常金融行业所说的投融资业务（或称投行业务）。综合商社利用其强大的贸易功能收集到行业和市场情报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有效帮助。在平时三井物产（综合商社）日常的工作中，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行业和市场调研，陪同日本来的企业进行考查参观，为其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提供一切帮助和指导。
  中国国内的很多企业性质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地域环境不同，产业方向不同，在借鉴日本六大财团经验时应当有区别地加以选择。我认为，类似温州民营企业具有跨地区商会组织（初级综合商社形态）、且集中轻纺工业和制造业的企业集团应该倾向于日本的三井财团和三和财团的松散型组织结构。而类似四川希望集团已经建立初步的金融体系和涉足重化工业等资金密集型的企业集团应该倾向于三菱财团和住友财团的紧密型组织结构。日本财团模式实际上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即：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经营战略，而且它们已经交织成一个相互作用和协调的统一体。在印象中，日本综合商社每当谈到企业投资问题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战略”和“统合”等词汇，而不是“利润”和“并购”，其理念显而易见。
  中国民营企业在文化层面上与日本财团存在更多共性，以温州为代表的江浙地区的企业更为突出，因为在这里历史上具有与日本类似地域文化传统。例如，北宋时期温州地区就孕育出儒家商业文化，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宗族势力与工商业同步发展，如今江浙地区企业的信用意识、拿来主义和分工协作与日本企业惊人相似。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日本现代财团是企业法人间的横向联合，已经摆脱了旧式的私人家族企业垂直管理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作大作强，必须摆脱血缘关系的束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以企业法人持股的机制，引入和培养职业经理人。以财团机制为主体形成的日本经济制度也被某些经济学者称为公社制资本主义。
  当然，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可以走财团化的道路。首先，国有企业必须建立起多元化的产权制度，完成债转股的工作，促进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融合，形成透明的职业经理人和外部董事制度。如何将国有企业集团在金融和资源矿产方面获得的资金优势转向制造业和光电通信等新兴产业，可以借鉴富士财团和住友财团的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希望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通过引入财团机制，“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机制创新可以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民有企业”或称为“社会企业”实现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的成功对接与大融合。
  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有本质的区别。美国企业背后的文化是个人主义，崇尚独立性，大谈利润第一。当危机来临时，集团公司总是企图摆脱和剔除其困境的产业和部门。而日本财团更加注重建立企业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求发展，共同抵御外部侵略。事实上，日本财团就是一个新型的家族企业，它不再依靠血缘关系界定家族成员，而是企业法人之间的资本关系形成新型的命运共同体。日本企业聘用应届毕业生，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在维系财团体制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本财团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从事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相互紧密依赖的、有共同文化理念的人群的集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财团成员内部之间存在着资本纽带，企业之间必然存在着可靠的信用关系，使得企业间的买卖和借贷更加活跃和高效。10多年来在三井物产（综合商社）的大量贸易工作中，我还没有经历过任何买卖的法律纠纷，但却看到和听到不少中国公司的时常发生官司。很显然，过于分散和各自为政的大量独立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表面会降低价格，但实际上增加了信用成本和处理纠纷的时间和费用，也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搏弈论”问题。
  日本财团就象一个父母双全的多子多孙的大家庭，儒家的“忠、孝、仁、义”成为财团成员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行为所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不难想象，一个只有父亲（主体银行）或只有母亲（综合商社）的单亲家庭是不可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康和事业优秀的儿女（制造企业）。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日本财团机制中发挥的淋漓尽致，男耕女织、夫唱妇随和尽忠敬孝等传统家庭理念表现为主体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之间形成的默契配合和稳定结构。如果引入西方经济学词汇来描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日本财团是一个金融资本（父），商业资本（母）和产业资本（儿孙）多代同堂的大家庭。
  美国人高离婚率，众多单亲家庭，儿女与父母独处的婚姻家庭形态与其企业组织结构方式如出一辙，而与日本传统（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大相径庭。中国经济只有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身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道德和思想，才能真正的崛起，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日本财团所代表的东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