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深度评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5:49:04
外交评论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无法忽视。美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但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防止“只谈中美、忽视其他”,似乎大千世界只有中美两家的误区,在研究美国时,也要避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大脑、一种思维”,或“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式。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例如,一个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与另一个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互动,就具有研究价值。
[B]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国际化美国；本土化美国[/B]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看， 美国因素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虽然我们总是在与历史同行，但是历史的深刻涵义却很难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体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大历史事件，更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内在蕴涵。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一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为几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大战略眼光的中国领导人，又一次以高瞻远瞩的气度及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大格局进一步定位。 这些大事件都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方向乃至世界的方向。
1979 年 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B]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B]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这里所说的“ 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 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B]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B]
我们可以用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如中国民航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如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和影响，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存在和影响， 也都带有全局性。由于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因素有不同的解读，对新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误解。
几位资深中国外交家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作了即席发言并赢得了巨大成功之后，[B]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面对掌声，千万要冷静，我们的这些东亚邻国，与其说是怕美国，不如说是怕我们[/B]。
[B]一、“美国观”与“现代化”[/B]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美国的出现和发展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例或奇迹。1888年，恩格斯赴美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恩格斯这样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 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会纯粹从它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 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
比恩格斯还要早几十年赴美国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 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欧洲的先驱们考察美国的几十年之后，亚洲人士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在同样的好奇之外还多了许多忧伤。 这和亚洲在近代被西方欺辱的经历密切相关。
以中国为例，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到过美国考察，梁启超还写了传世之作《新大陆游记》。他们身处美国，心系中华，故每每描述美国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拿中国来对比。
历史学者杨玉圣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叙述和研究。 如康有为认为中美是“本源不类，精神皆非”；“今若中国少人民三万万七千七百万，削地为铁路一日程， 则能为美开国时之共和也，否则强邻交侵，而内乱四起，未能立国也。”。
而梁启超“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的呼吁，更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又对中国本身做了更为深入的自省，提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他从而建议要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入手。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看美国时是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欧洲政治精英们观察美国时的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精神皆非”。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作出战略抉择，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地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走出“文革”浩劫并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开始逐步地挣脱历史的阴影，而更多地在全球寻找强国的参照之路。
美国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学”亦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康、梁以及孙中山等先驱的理想，继续思考强国之道的又一轮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美国又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启示着、开拓着人们的思路，不仅在学术圈内，而且在社会上都产生着影响。 [B]人们开始问：“ 难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吗？” [/B]
21世纪初，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中国人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 我们不可小视这个精神高度或是民族心态问题。 [B]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处于逆境和困境中时，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自信、思想狭隘、判断力和理解力降低，甚至缺乏理智与自制，造成行为失常。 个人是如此，整个国民心态也是如此。[/B]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研究领域中， 理性的、开放的、不断向新的精神高度攀登的工作始终占着主流。 从人们的基本认知层面上说，这是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 如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善于包容、 儒家学说的多元主义、“和而不同”等等都是主张开放的。 应当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知识趣味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问，如果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是基于这种善于包容的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人在看其他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等等时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观察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美国观，常常可以发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缩影。 [B]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曾指出“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息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B]……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 中国的“ 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表现出一种“国际化”。
历史学者任东来这样写道：“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 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 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继承了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操作的体系”国际化眼光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
反过来讲，中国如要进一步现代化，也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包容的心态。 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25年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 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 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如对25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应当说，中国人的全局意识是大大扩展了。 现代化绝不是单纯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它同样与人们的精神高度息息相关。外交评论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无法忽视。美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但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防止“只谈中美、忽视其他”,似乎大千世界只有中美两家的误区,在研究美国时,也要避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大脑、一种思维”,或“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式。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例如,一个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与另一个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互动,就具有研究价值。
[B]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国际化美国；本土化美国[/B]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看， 美国因素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虽然我们总是在与历史同行，但是历史的深刻涵义却很难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体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大历史事件，更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内在蕴涵。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一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为几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大战略眼光的中国领导人，又一次以高瞻远瞩的气度及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大格局进一步定位。 这些大事件都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方向乃至世界的方向。
1979 年 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B]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B]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这里所说的“ 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 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B]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B]
我们可以用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如中国民航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如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和影响，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存在和影响， 也都带有全局性。由于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因素有不同的解读，对新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误解。
几位资深中国外交家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作了即席发言并赢得了巨大成功之后，[B]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面对掌声，千万要冷静，我们的这些东亚邻国，与其说是怕美国，不如说是怕我们[/B]。
[B]一、“美国观”与“现代化”[/B]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美国的出现和发展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例或奇迹。1888年，恩格斯赴美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恩格斯这样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 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会纯粹从它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 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
比恩格斯还要早几十年赴美国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 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欧洲的先驱们考察美国的几十年之后，亚洲人士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在同样的好奇之外还多了许多忧伤。 这和亚洲在近代被西方欺辱的经历密切相关。
以中国为例，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到过美国考察，梁启超还写了传世之作《新大陆游记》。他们身处美国，心系中华，故每每描述美国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拿中国来对比。
历史学者杨玉圣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叙述和研究。 如康有为认为中美是“本源不类，精神皆非”；“今若中国少人民三万万七千七百万，削地为铁路一日程， 则能为美开国时之共和也，否则强邻交侵，而内乱四起，未能立国也。”。
而梁启超“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的呼吁，更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又对中国本身做了更为深入的自省，提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他从而建议要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入手。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看美国时是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欧洲政治精英们观察美国时的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精神皆非”。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作出战略抉择，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地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走出“文革”浩劫并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开始逐步地挣脱历史的阴影，而更多地在全球寻找强国的参照之路。
美国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学”亦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康、梁以及孙中山等先驱的理想，继续思考强国之道的又一轮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美国又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启示着、开拓着人们的思路，不仅在学术圈内，而且在社会上都产生着影响。 [B]人们开始问：“ 难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吗？” [/B]
21世纪初，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中国人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 我们不可小视这个精神高度或是民族心态问题。 [B]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处于逆境和困境中时，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自信、思想狭隘、判断力和理解力降低，甚至缺乏理智与自制，造成行为失常。 个人是如此，整个国民心态也是如此。[/B]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研究领域中， 理性的、开放的、不断向新的精神高度攀登的工作始终占着主流。 从人们的基本认知层面上说，这是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 如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善于包容、 儒家学说的多元主义、“和而不同”等等都是主张开放的。 应当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知识趣味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问，如果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是基于这种善于包容的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人在看其他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等等时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观察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美国观，常常可以发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缩影。 [B]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曾指出“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息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B]……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 中国的“ 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表现出一种“国际化”。
历史学者任东来这样写道：“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 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 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继承了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操作的体系”国际化眼光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
反过来讲，中国如要进一步现代化，也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包容的心态。 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25年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 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 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如对25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应当说，中国人的全局意识是大大扩展了。 现代化绝不是单纯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它同样与人们的精神高度息息相关。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无法忽视。美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但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防止“只谈中美、忽视其他”,似乎大千世界只有中美两家的误区,在研究美国时,也要避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大脑、一种思维”,或“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式。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例如,一个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与另一个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互动,就具有研究价值。
[B]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国际化美国；本土化美国[/B]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看， 美国因素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虽然我们总是在与历史同行，但是历史的深刻涵义却很难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体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大历史事件，更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内在蕴涵。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一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为几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大战略眼光的中国领导人，又一次以高瞻远瞩的气度及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大格局进一步定位。 这些大事件都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方向乃至世界的方向。
1979 年 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B]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B]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这里所说的“ 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 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B]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B]
我们可以用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如中国民航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如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和影响，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存在和影响， 也都带有全局性。由于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因素有不同的解读，对新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误解。
几位资深中国外交家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作了即席发言并赢得了巨大成功之后，[B]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面对掌声，千万要冷静，我们的这些东亚邻国，与其说是怕美国，不如说是怕我们[/B]。
[B]一、“美国观”与“现代化”[/B]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美国的出现和发展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例或奇迹。1888年，恩格斯赴美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恩格斯这样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 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会纯粹从它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 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
比恩格斯还要早几十年赴美国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 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欧洲的先驱们考察美国的几十年之后，亚洲人士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在同样的好奇之外还多了许多忧伤。 这和亚洲在近代被西方欺辱的经历密切相关。
以中国为例，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到过美国考察，梁启超还写了传世之作《新大陆游记》。他们身处美国，心系中华，故每每描述美国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拿中国来对比。
历史学者杨玉圣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叙述和研究。 如康有为认为中美是“本源不类，精神皆非”；“今若中国少人民三万万七千七百万，削地为铁路一日程， 则能为美开国时之共和也，否则强邻交侵，而内乱四起，未能立国也。”。
而梁启超“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的呼吁，更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又对中国本身做了更为深入的自省，提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他从而建议要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入手。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看美国时是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欧洲政治精英们观察美国时的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精神皆非”。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作出战略抉择，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地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走出“文革”浩劫并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开始逐步地挣脱历史的阴影，而更多地在全球寻找强国的参照之路。
美国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学”亦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康、梁以及孙中山等先驱的理想，继续思考强国之道的又一轮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美国又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启示着、开拓着人们的思路，不仅在学术圈内，而且在社会上都产生着影响。 [B]人们开始问：“ 难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吗？” [/B]
21世纪初，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中国人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 我们不可小视这个精神高度或是民族心态问题。 [B]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处于逆境和困境中时，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自信、思想狭隘、判断力和理解力降低，甚至缺乏理智与自制，造成行为失常。 个人是如此，整个国民心态也是如此。[/B]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研究领域中， 理性的、开放的、不断向新的精神高度攀登的工作始终占着主流。 从人们的基本认知层面上说，这是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 如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善于包容、 儒家学说的多元主义、“和而不同”等等都是主张开放的。 应当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知识趣味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问，如果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是基于这种善于包容的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人在看其他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等等时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观察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美国观，常常可以发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缩影。 [B]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曾指出“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息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B]……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 中国的“ 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表现出一种“国际化”。
历史学者任东来这样写道：“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 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 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继承了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操作的体系”国际化眼光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
反过来讲，中国如要进一步现代化，也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包容的心态。 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25年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 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 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如对25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应当说，中国人的全局意识是大大扩展了。 现代化绝不是单纯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它同样与人们的精神高度息息相关。外交评论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无法忽视。美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但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防止“只谈中美、忽视其他”,似乎大千世界只有中美两家的误区,在研究美国时,也要避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大脑、一种思维”,或“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式。
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例如,一个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与另一个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互动,就具有研究价值。
[B]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美关系；国际化美国；本土化美国[/B]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从积极方面还是从消极方面看， 美国因素都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
虽然我们总是在与历史同行，但是历史的深刻涵义却很难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体现出来。尤其是那些带有全局性的大历史事件，更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显示其深刻的内在蕴涵。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以震惊世界的大手笔与尼克松、基辛格等美国领导人一起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为几年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一个根本的政治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大战略眼光的中国领导人，又一次以高瞻远瞩的气度及视野为中美关系的大格局进一步定位。 这些大事件都关系到中国国家的方向乃至世界的方向。
1979 年 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访问美国。 陪同他出访的一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曾问他，中国为何要开放，又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B]邓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 [/B]
历史学者章百家在研究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此做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即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曾在小范围谈及中美建交问题，称“这确实是个大局”。 这里所说的“ 大局”是邓小平和中央决策层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两个问题的通盘战略考虑。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随之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讲话中，都涉及一个关于外部环境的重要信息，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信息是由美国人传递而来的。 它被当作一个重要的依据，向党的高层干部传达，以说明中央新的政治路线和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性。
[B]美国因素的影响，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外力”。[/B]
我们可以用最通俗和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美元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如中国民航天天在五洲四海飞行的波音飞机（当然还有欧洲的空中客车）；如每年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进修生赴美学习深造；如吸引着大批中国观众的好莱坞大片，细细数来，真是不胜枚举。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和影响，美国在我国周边的存在和影响， 也都带有全局性。由于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在亚洲的因素有不同的解读，对新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甚至误解。
几位资深中国外交家曾回忆说，在万隆会议上，当周恩来总理作了即席发言并赢得了巨大成功之后，[B]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面对掌声，千万要冷静，我们的这些东亚邻国，与其说是怕美国，不如说是怕我们[/B]。
[B]一、“美国观”与“现代化”[/B]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 美国的出现和发展的确称得上是一个特例或奇迹。1888年，恩格斯赴美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恩格斯这样描述道：“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 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对于每一个新的改革方案， 会纯粹从它们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 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 差不多在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 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
比恩格斯还要早几十年赴美国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仔细地、深入地研究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之后， 写出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欧洲的先驱们考察美国的几十年之后，亚洲人士也开始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与欧洲人相比，亚洲人在同样的好奇之外还多了许多忧伤。 这和亚洲在近代被西方欺辱的经历密切相关。
以中国为例，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到过美国考察，梁启超还写了传世之作《新大陆游记》。他们身处美国，心系中华，故每每描述美国时，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拿中国来对比。
历史学者杨玉圣在他的专著《中国人的美国观》 中曾对此做过详细的叙述和研究。 如康有为认为中美是“本源不类，精神皆非”；“今若中国少人民三万万七千七百万，削地为铁路一日程， 则能为美开国时之共和也，否则强邻交侵，而内乱四起，未能立国也。”。
而梁启超“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的呼吁，更是因为他对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同时又对中国本身做了更为深入的自省，提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他从而建议要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入手。
从以上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在那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看美国时是满怀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与欧洲政治精英们观察美国时的平和甚至欣赏的心态有着天壤之别，仅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精神皆非”。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层作出战略抉择，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地将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 走出“文革”浩劫并对国家的未来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开始逐步地挣脱历史的阴影，而更多地在全球寻找强国的参照之路。
美国理所当然地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学”亦因此应运而生。 这是当代的中国人继承康、梁以及孙中山等先驱的理想，继续思考强国之道的又一轮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普遍意识中，美国又一次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参照系。
二十多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中国的美国研究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标志性的著作和论文启示着、开拓着人们的思路，不仅在学术圈内，而且在社会上都产生着影响。 [B]人们开始问：“ 难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吗？” [/B]
21世纪初，资中筠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美国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 中国人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 我们不可小视这个精神高度或是民族心态问题。 [B]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如处于逆境和困境中时，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缺乏自信、思想狭隘、判断力和理解力降低，甚至缺乏理智与自制，造成行为失常。 个人是如此，整个国民心态也是如此。[/B]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国研究领域中， 理性的、开放的、不断向新的精神高度攀登的工作始终占着主流。 从人们的基本认知层面上说，这是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 如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即善于包容、 儒家学说的多元主义、“和而不同”等等都是主张开放的。 应当说，这的确是一个很有知识趣味性的问题。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问，如果中国人在看美国时是基于这种善于包容的文化传统， 那么中国人在看其他国家如日本、俄罗斯等等时是否也同样如此呢？
观察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的美国观，常常可以发现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缩影。 [B]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曾指出“在中国反霸口号的另一面，是推崇西方的科学理性，全力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追逐奥斯卡奖、诺贝尔奖，还有经久不息的西方留学热和移民热[/B]……
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也存在着愤怒青年一边焚烧美国星条旗一边喝着可口可乐、晚上还欣赏好莱坞电影的强烈反差，但是他们那种反西方的极端主义的非理性行为，不会为当代中国青年所效仿。 中国的“ 反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反西方，在灵魂深处是截然不同的”。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今天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表现出一种“国际化”。
历史学者任东来这样写道：“自中世纪结束、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开始冲破地理的界限和人为的阻隔，痛苦而又坚定地走上了全球化的不归路。 过去的五百年，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世界的面貌为之巨变。但仅就单个民族国家自身的变化及其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而言， 美国如果不是最巨大的一个，肯定也是其中的一个。
就社会性质而言，从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为以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就国际地位来说，从一个不起眼的新生共和国， 愣是成长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巨无霸”。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宪法及不断发展完善的宪政实乃一切发展的基础，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继承了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材们操作的体系”国际化眼光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密切相关。
反过来讲，中国如要进一步现代化，也还需要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为包容的心态。 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教授在25年前就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主张，不但应从中国去观察世界， 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观察世界的任何局部地区的斗争时， 总是从世界的全局进行观察的”。如对25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应当说，中国人的全局意识是大大扩展了。 现代化绝不是单纯的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它同样与人们的精神高度息息相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2 14:07:21编辑过]
<P>好贴我先顶一下!!!</P> <P>有深度,值的人们好好的看一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