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干扰，岳飞北伐能到哪一步？

作者：北溟客

原帖地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岳家军的北伐，如果没有十二道金牌能接着打下去的话，会在当年年底收复河北河东（今河北、山西大部）甚至燕云地区，接着很可能在次年继续北上彻底灭掉金国。说简单，是因为这个答案其实是史料里多次出现过的明文记载，这里仅举两条比较原始的记录：

　　一是岳飞绍兴十年六月自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汉）出师前，就已经定下了此次北伐的作战目标并向全军作了公开动员：“于是乃命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提兵，自陕以东，西京、汝、郑、颖昌、陈、曹、光、蔡诸郡分布经略。又遣梁兴渡河，会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调兵之日，命各语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见。又遣官军东援刘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应川、陕之师。而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金佗粹编》卷8）
　　——所以东京能不能守、黄河能不能守之类的问题，其实是不必要讨论的。因为岳飞这次北伐原本就不打算止于收复中原，而是要在收复中原后继续北上，至少要平定两河才算完成基本作战目标。

　　二就是岳飞在朱仙镇之战后说的那句日后成为文学典故的名言了：“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黄龙府在哪儿，学界有争议：邓广铭先生有个挺出名的猜测是黄龙府其实是指燕京（今北京），只是岳飞搞错了地名，一直以为燕京就是金人所说的黄龙府。但说实话这个猜测吧。。。既无任何史料依据也不合情理，只是老先生恶趣味上来的纯。脑洞（话说邓祖的很多纯脑洞现在看起来都挺疼的- -）个人以为更可信的，还是宋钦宗被关押地即今吉林农安县说。但不管是北京还是吉林农安，无疑都超出了“中原”的范围，取最低限也是平定河北、收复燕云。

　　值得特别强调一下的是，这个作战目标不是岳飞一时热血上头的拍脑袋决策，而是他和部下将佐经略十余年的一个相当成熟的作战方案。其中一些基本构想，甚至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就已经有了雏形：当时岳飞赴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投奔河北招抚使张所，在张所向他询问“招抚河北之要”时，纵论天下形势，指出“本朝之都汴，非有秦关百二之险也。平川旷野，长河千里，首尾绵亘，不相应援，独恃河北以为固……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犹燕云之有金陂诸关，河北不归，则河南未可守，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接着还援引五年前宋军伐辽的战例进一步对比阐发说：“闲尝思及童宣抚取燕云事，每发一笑。何则？......攻取燕云而不志诸关，是以虚名，受实祸，以中国资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类此。”（《鄂国金佗粹编》卷4）
　　——以上引这么多原文，主要是想说明：单纯收复中原不足以确保战略优势，以及不具实质意义的占领非国家之福这两点，岳飞早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想到了。因此当他十三年后亲统大军实施北伐时，以岳飞的职责、经验和一贯“谋定而后动”的作战风格，他不可能没针对这些问题作相应筹备就领着近十万人出去开片。

　　当然规划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实、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问题要这么着就算答完的话，是有点坑。

　　为了不坑，接下来就一点点扒拉岳飞的这套北伐方案在1140年夏秋到底执行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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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个有必要在讨论军事形势之前先明确的前提是：1140年如果要比宋金国力，不是宋弱金强，也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宋强金弱。这也是当时南宋朝野上下大多要求北伐的大背景。


　　之前答别的题时曾经提过，北宋灭亡其实是个偶然性很大的事件：金第二次包围开封时宋朝军队哪去了？。“靖康耻”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上层统治集团烂掉了，但如果看整体的话，财力兵力其实都充足，制度尚能运转，人才不缺，人心也尚在。所以女真人在1127年的胜利很有“捡”的成分。——实际上东京城破之后，当时的金军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还在和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即粘罕）争论到底是彻底废掉宋朝，还是当打了一次草谷打完就回去算了。而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在太原城破后，在平定军（今山西平定）争论过一回要不要继续南下打东京。可见灭亡北宋这个战果远远超出了金国方面的预期。

　　但是历史一次次证明，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没有的~ 过于轻易得来的胜利，过后一定会以其他方式支付代价以弥补欠下的RP。。。对金国来说，这个代价就是他们侥幸得了两河、中原和陕西地区以后，根本无力统治。本族人口不够入关占地，文明程度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也极低，不管是扶植傀儡政权还是后来自己上，控制力都不行。比如金国对陕西五路的治理，就只能依赖张中孚、张中彦、折可求这样“皆久据一方，敌（指金国）亦难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的北宋西军降将兼地方实力派，而这些降将又大都是墙头草，形势一旦稍变就可能改旗易帜，比如张中孚张中彦兄弟，1140年就正在南宋行在临安风风光光的呆着（年前一时无聊曾写过一篇基本可以算张中彦兄弟小传的闲文，感兴趣的话可参考：故宫离黍过飞蓬——投辖录两则杂谈）；对河东、河北地区大批“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的地方势力（如河东韦佺部），也只能是“无如之何，羁縻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此外自金军南侵开始就遍及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屡剿不绝，特别是1139年，由于金国在华北地区已经“法苛赋重”、仅河东北路民众赋税负担就较北宋末“增十数万斛”（《金史》卷128《范承吉传》）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凡积官私债务者都要以身抵债、没入官中或给女真贵族为奴的政策，导致在北宋时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为削弱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纷纷毁家弃业投入抗金义军，“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脆弱的行政机器+尖锐的民族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遍地干柴只等星火燎原，进一步动摇了女真人统治的同时，也给南宋军队特别是岳飞所部联络发展敌后义军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这一点对岳家军1140年的北伐作战意义重大，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说。）

　　另外，由于女真人当时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辽宋两国，所以在进入中原地区接触先进文明后，女真人也像历史上众多异族先辈一样，好的坏的都开始学，而且好的学的慢，坏的学的快。。。比如生活渐尚豪奢，军队耐艹程度下降之类，所谓“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札子》）；“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王庶第二札子》）。不过对金国国力影响最突出最直接的，还要数统治阶层的迅速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剧烈内斗——在攻宋之初，金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奴隶社会水平+部分原始部落遗风，大位传承多为兄终弟及，官制军制也很简陋，相对还算和谐；但破宋之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权力的增加和执政理念的分歧（主要是汉化+中央集权和保持女真特色+坚持分权的矛盾），金国上层的内部冲突很快激化，先是一些方面重臣的权力压过了中枢，如粘罕建立的西元帅府，一度连金太宗都难以辖制；接着金太宗死后，金国上层又围绕立太祖之孙还是太宗之子分成了两派，完颜宗干（金太祖庶长子，金熙宗完颜廪的养父，海陵王完颜亮生父）、粘罕（金太祖太宗之侄）、完颜希尹（金初开国功臣，粘罕心腹）、完颜宗弼（即兀术，太祖第四子）为一派，完颜宗磐（金太宗长子）、完颜昌（即挞懒，金太祖太宗的堂兄弟，兀术的堂叔）、完颜宗隽（金太祖第六子）为一派。而宗干和兀术扶持的金熙宗上位后，先是借力宗磐、完颜昌等人干掉了粘罕一党，顺带手废了粘罕扶持的伪齐；接着又依靠兀术、宗干灭掉了宗磐、完颜昌一党，顺带手废了完颜昌主导完成的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这次和议订立于1139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但金国至少是名义上把陕西五路和河南地都归还了南宋，因此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对此极为不满）；再后来兀术又在熙宗和其皇后示意下灭了完颜希尹……

　　总之从1135年前后到1139年，金国上层就没消停过。而这种穷折腾，对金国军事力量的损害非常大。因为这里面死掉的粘罕、完颜昌，以及被粘罕连累、先“失兵柄”后被调离燕云地区搁置后方的完颜希尹，都是金国开国初期的重要将领。——完颜宗翰长期担任金军左副元帅，在灭北宋的战争中战功赫赫；完颜昌担任过左监军，先后攻略过河北、山东、淮南（顺便一提：秦桧给完颜昌当幕僚即是在其率军攻淮南时，金军劝降楚州军民的文书就是秦桧起草的）；而完颜希尹虽然是金初重要文臣，但同时也是粘罕心腹，宋方的一些记载甚至认为“至于兵事，骨舍（即完颜希尹）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三朝北盟会编》卷61），总之军事才干也很突出。1139年金国内部杀过两轮之后，这仨人或死或废，都失去了领兵机会。此外这一时期，金国还有不少重要将领因病挂了。如一、二次攻宋时的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在宗望之后接任右副元帅、富平之战时总统西路金军的三太子完颜宗辅，灭辽时即获赠免罪铁券、攻宋时“专事陕西”、后来配享金太宗的完颜娄室，在攻取太原、河东时发挥过关键作用、与完颜希尹“同赐铁券”、后来和娄室一起配享金太宗的完颜银术可，都在这段时间陆续去世。再算上1135年被太行忠义社领袖梁兴阵斩的耶律马五，和此时已经老迈不能上阵的蒲察石家奴、斜卯阿里等人，到1140年宋金再次交战时，金国的开国名将实际已经去了大半（注：这一段所涉的“开国名将”，衡量标准主要参考金国后来排定的受祀功臣名录，具体名单可查《金史》卷31《志第十二礼四》之“配享功臣”条，及《金史》卷80之“图像衍庆宫异姓功臣”，而不仅以金史中是否有传为标准。因为有的受祀功臣如耶律马五和韩常，无疑都是金初重要将领，但金史中都无传）。所以1140年新任金军都元帅的兀术在点将起兵时，由于缺乏有威望有能力的宿将撑场面，只能大批任用南宋降将如孔彦舟、郦琼、李成等人。其中曾多次惨败于岳飞之手的李成，因为在降将中已经算是最能打的（《金史》中的李成列传把李成夸成了一朵花：“成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以此士乐为用，所至克捷”。不知底细的乍一看简直要以为这是个金国版岳飞），还获得了独立的指挥权，统兵万余专门负责河南地区防务。这种情况，在金国开国之初是不可能存在的。上层内斗对金军战斗力的损害有多严重，从这里就可以看的很清楚。

　　而在同一个阶段，南宋的国力却一直在迅速恢复中。军事上，南下的金军先在江南受挫于韩世忠、岳飞、张荣，后在关陕大败于吴玠，最后又在1134年失去了李成一度攻占的荆襄六郡，东中西三个方向上都彻底丧失了进一步南侵的可能；宋军自身的战斗力也在战争中迅速提高，名将辈出而且多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兵员充足（南宋到1140年已经有30多万的正规军兵力，总体数量高于金军），不但防守有余，有些战区还能主动发起对金军的攻势。内政方面，南宋因为经济潜力大，所以财政收入恢复很快（为什么快后面会详细说），同时内乱到1135年左右也基本全部弭平，朝野上下北伐复国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包括后来只想偏安的赵构，都因为刘豫称帝和父亲病死他乡的刺激很是奋发了一阵子，多次表态要收复中原，一度将行在迁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

　　当然这个好势头在1137年后有所减弱，主要是宋廷中枢的政治状况由于赵鼎张浚简直小孩赌气一样的乱斗（此事的大致经过及影响可参考：岳飞当时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即能收回故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秦桧的借机再起（秦桧有什么问题请见历史上真实的秦桧）而极大恶化，并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在1140年，这个政局变化还没来得及深入影响南宋的国家体系，兀术就把刚订了不到一年的宋金和约给撕了~ 所以当宋金再度开战之际，对比宋金两国国势，金国总体上是处于下风的。——虽然此时距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反辽立国不过25年，但种种矛盾交织下，金国已经不是如日方升，而是到处都咯吱咯吱响起松动的声音了。

　　其实对这个势头，当时实际掌握金国军政大权的宗干和兀术也不是全无察觉。但这两人此时想的更多的是“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金史》卷77 《宗弼传》）。——本国国势军心衰颓、南宋国力战力上升这个趋势，他们感觉到了；但这种变化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南宋的军力到底提升到了何等水平，以这俩人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们还远没有之前的完颜昌和粘罕那么有数，所以才会继续抱持着赌徒心态，不但想收回之前完颜昌还给南宋的陕西、河南地，还想再鼓余勇，争取最后一次灭宋机会。



　　2、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到朱仙镇之战为止，已经使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南宋其他部队打的也不错，西线的吴璘杨政等部和东线的韩世忠虽然不能像岳飞一样大举进攻，但对本战区所负责的金军也都保持了持平或略占优的态势，使其不能回援兀术；而位于金军后背的新复河东、河北州县，靠岳飞联络的抗金义军、甚至义军发动的百姓即可自守，不需耗费正规军兵力。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宋军既不存在战术短板暴露之虞，也不存在兵力不足的困扰，把金军主力逐出燕京以南地区甚或彻底歼灭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要讨论的是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具体战况了。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金军当时投入作战的总兵力有个数：

　　1140年五月兀术统军南征时，对应南宋的前沿兵力分布，将金军分为四道：“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大金国志》卷11）。这里面李成所部约在万余人左右，其中“番人七千余人，马五千余匹，食粮军三千余人”（《金佗粹编》卷12《李兴吴琦转官告乞付军前给降奏》）；聂黎孛堇、撤离喝部则无具体数字，但这两军分别在淮东和川陕与宋军陷入僵持状态，韩世忠所部有3万多人，川陕宋军此时由吴璘、杨政、郭浩等人分统，总计约7-8万人，所以聂黎孛堇和撤离喝部的兵力也应该分别与之相当。而金军的主力，则放在了中路兀术亲统的十几万精兵上，不仅兵力在四道中最为雄厚，配置也高：当年宋金开战之初，南宋名臣叶梦得所上《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中要求悬赏捉拿的十三名“主兵侵我者”，“兀术等八人则在京师，以窥淮、浙；撤离喝等三人则在关中，以扰陇、蜀；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浚、滑，以主签军”（《石林奏议》卷12）。除兀术外，完颜突合速（即宋人记载中的“龙虎大王”，此时任金军元帅左监军）、完颜阿鲁补、大挞不野、韩常这些硕果仅存的金初开国名将也都在此路中。

　　当然除了参与南征作战的军队，金军的后方留守兵力和地方守备兵力应该也还有一些，只是这一部分一来史无明载，二来从后来的作战情况看，这些兵力对燕京以南地区的战局影响也不大，否则兀术不会在遭受重创后下令“签军”也就是再度征兵。所以在东西两端势均力敌甚至还有些吃紧、兀术又“举国中兵尽起”（《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把金国家底全翻出来的情况下，中路金军的成败无疑是决定此次宋金交战结局的关键。

　　为了实现灭宋目标，在迅速重占南宋接管后并未设防的河南地后，兀术很快带着这支精兵于五月底南下，进攻南宋前沿战区中最脆弱的淮西战区。但没想到才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就碰了壁，被刘錡以不到两万的八字军旧部打的一败涂地。不过兀术随后很快率军退回东京，休整了将近一个月，并调“在浚、滑（今河南浚县、滑县）以主签军”的完颜宗贤（即完颜塞里，宋人记载中的“盖天大王”）来援，进一步补充了兵力，又派韩常守颖昌（今河南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周口）、阿鲁补守应天（今河南商丘），组织了一条弧形防线拱卫东京。——因为就在他被刘錡大败于顺昌的稍前一些时候，屯驻鄂州的岳家军也开始分三路北上。由于有本部防守需要+接管了从鄂州到池州（今安徽池州）的全部江防，总兵力十万有余的岳家军真正用于北伐作战的兵力只有8-9万，但到六月底就已经收复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州（今河南汝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多处要地，兵锋分东西两路指向东京，摆明了就是奔着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来决战的。

　　而兀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闰六月下旬（公历8月上旬），岳家军各部陆续攻克淮宁府、颖昌府、郑州以及北宋西京洛阳之际，兀术彻底放弃了分兵据守、和岳家军逐城逐地捉对死磕的打算，转而“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金史》卷68《阿鲁补传》。此条史料中颍州和陈州守将记录均有误，但所描述的兀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召回前出将领以集中兵力的措施是大致准确的），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直接打掉岳飞的指挥部，一举扭转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七月八日、十四日的郾城（今河南漯河）大战和颖昌大战，就是兀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作的努力。
　　（这里顺便补条花边，就是完颜阿鲁补后来并没听兀术的命令回东京增援，而是“以敌在近，独不赴”；但实际上负责此战区的刘錡和张俊部此时都离应天府老远，也毫无进军迹象。若干年后，阿鲁补犯法被告，本可凭军功和宗室身份减罚，但当时的皇帝完颜亮“尝在军中，恶阿鲁补”，坚持判了他死刑。——完颜亮和阿鲁补的军事履历只有一次交集，就是1140年的攻宋之役。当时十八岁的完颜亮在他四叔兀术帐前听用，手头大概管着一万来人。）

　　当然兀术的努力失败了而且败的很惨。这里受篇幅所限，略去他到底怎么输的不谈，只重点说一下岳飞所部到七月十八日朱仙镇之战为止的战果：

　　首先纯数人头的话，截止到朱仙镇之战，兀术所率的十多万金军主力已经被岳家军歼灭近三万，金军兵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其中仅郾城和颖昌两战就杀敌一万、俘敌四千或更多，获战马三千多匹（颖昌战果据颖昌捷奏；郾城因捷奏被毁，本无确切杀敌数，但根据《金佗粹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中所录宋廷在郾城之战前已支付岳家军银五万两（按当时银价合钱12.5万贯）、关子钱十万贯以备赏功的情况下，又颁二十万贯关子钱犒军的赏格来看，其歼敌数至少应高于顺昌大捷——顺昌大捷前后所获全部犒军赏赐也不过银绢十四万匹两，合铜钱30万贯左右。至于战果，据《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十八条，至少刘錡向朝廷上报的是杀五千多，俘、伤一万。则按此比率，岳家军郾城之战的杀敌数当在八千左右甚至更多。这里谨慎起见权取最保守数值，即与颖昌、顺昌一样杀敌五千俘二千）。再加上之前扫荡东京外围的战斗（收复颖昌和淮宁府的战斗，据《金佗续编》卷10《改差内侍李世良管押御赐金带金碗等省札》所说，赐“见钱关子十万贯”为赏，结合张宪在陈州淮宁府先“遇敌三千骑”后又遭遇金军东京大本营所差援军“摆布大阵”的战况，以及董先等后来又在颖昌击败韩常反扑的“六千多骑”的捷奏，总杀敌数应在两到三千或更多；收复郑州据《金佗粹编》卷16《郑州捷奏》“遇敌数万”的战况，以及《金佗续编》卷10《照会支拨收复郑州激赏钱省札》所记的“内一十万贯激赏收复郑州得功官兵”的赏格，杀敌数至少两千）、郾城北五里店之战、小商桥遭遇战（杀敌两千）、张宪在小商桥及临颍东北追击敌军的战斗（其中临颍东北的战斗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4，破金军六千，获马百匹）、刘政突入中牟县的袭击，以及牛皋“战于河上”、“战于汴、许间，功最”（牛皋后以此功升承宣使，离建节仅一步之遥，则此战杀敌数至少当在三千以上）的战斗和朱仙镇之战，岳家军总共歼敌数目（包括杀敌和俘敌），至少在两万五以上，也就是说金军方面的战损最保守估计也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这还没有算上降军数目——颖昌之战后，韩常因为觉得大势已去，留驻当时已经被岳家军包围的长葛县（今河南长葛）而不回东京，密遣人到岳飞处请以全军投降，而韩常本人直接掌握的兵力至少在万人以上。

　　（另这个统计还忽略了西路岳家军收复南城军、西京洛阳、汝州等京西州县的战果。这些战斗中仅收复南城军之战就杀敌三千。但京西驻守州县敌军情况与颖昌、淮宁府、郑州等处不同，不能确定是兀术所率主力的分兵还是李成所部或留守地方的金军，所以姑且不计入对阵金军主力的战果。）

　　当然岳家军本身也会有伤亡。具体数字虽然目前无明确文献记录，但根据小商桥一战杨再兴部死300杀金军2000的交换比和总歼敌数推算，岳家军的战损应在三千到四千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小商桥之战是在岳家军硬探（即武装侦察部队）游骑猝然与金军主力遭遇、杨再兴又不肯退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正常作战情况，所以其他战斗的交换比应该比这个更高。而接近1:10的交换比也符合当时人对岳家军“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独醒杂志》）的评价。

　　其次，岳家军这一阶段的战果，不仅对敌杀伤多，而且对金军的心理冲击大。如郾城颖昌两场大战，岳家军都是以少打多，郾城之战岳飞为了限制金军骑兵的机动范围+诱敌，将重兵放在了颖昌和淮宁府，身边全部兵力不过1万多，而金军兵力则近10万，但最终仍然被岳家军击溃。在战术上，宋军这次的胜利与吴玠的和尚原、仙人关大捷、刘錡的顺昌大捷不同，没有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要路古道为地利倚仗，也不是单纯守城，而是在“平原旷野”之中和金军正面对抗，并且不单纯是以步抗骑，还能以骑兵部队和金军的拐子马长时间鏖战，“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紫微集》卷12梁吉等转官制。另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岳家军骑兵的情况：岳家军中仅背嵬军就有骑兵八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战斗力量。至于战马来源，则部分来自购买，部分是从敌军手里抢的。如1136年岳家军即在第二次北伐时夺得伪齐一个马监，获战马一万多匹）。宋廷后来颁布的郾城大战奖谕诏书对这一战评价也极高，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全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用命者也”。——在通常以为对敌人最有利的地形条件下，用敌人擅长的战术方式击溃其最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对向来以“坚忍”著称、号称“不能打一百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的金军来说，无疑是极为致命的打击。何况金军的组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女真族本族人很少担任步兵，步兵基本是由渤海、契丹、汉儿等各族签军组成的。而郾城颖昌战后，在女真精锐骑兵遭受重创，连完颜突合速的亲军千夫长（金军中的合札亲军将领只能由女真族担任）都开始向岳家军投降的情况下，这部分本来就因为民族压迫而常怀离心的异族士兵军心就更不稳了。汉儿自不必说，其他民族的将士，这里举个后事作例子：二十年后完颜亮南侵时，金国的赢面其实远比1140年要大，但阿亮刚南下不久，金国国内的契丹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最后派重兵才剿灭。而1140年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金国国内的情况只会比这个更糟糕。不仅军队可能哗变，金国后方，也就是今天中国东北和内蒙一带的诸多民族也随时可能炸窝（实际上宋金停战后不久兀术就领兵去镇压北疆的蒙古诸部了，结果败的很惨）。所以在宋金交战中屡败屡战，一向以耐艹抗揍血槽长著称的兀术才会在郾城大战将结束时情绪崩溃，当众痛哭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金佗粹编》卷8），金军士兵在郾城、颖昌之后也屡屡一触即溃，“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金军内传开的。

　　总之郾城颖昌过后，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战术上“技穷矣”，在战略态势上处处被动，在兵力数目上已经转入劣势，士气上更是一落千丈，实际已经丧失了和岳家军继续在中原抗衡的能力。如果还想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兵员了。但前面算兵力时说过，兀术这一次南侵，已经是把金国的老底都翻出来了。到颖昌之战后，他自己的中路人马损失惨重而且显然还要继续惨重损失下去，但西路撤离喝、东路聂李孛堇的部队，由于都处在和宋军拉锯的状态中，也不能调。这样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签军”也就是再次征发壮丁充军。——岳家军此次北伐的战果到底大不大，其实单看这一条史实，也可以把握住大概了。

　　但岳家军的攻势引发的更可怕的后果，也很快随着兀术这道签军令显现了：“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 （《金佗粹编》卷8；《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也就是征兵压根征不起来了。这个现象，不仅意味着金军得不到兵员补充，还表明金国在华北地区的脆弱统治，在接连的军事失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燕京以南，（金之）号令不复行”（《金佗粹编》卷8；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也有类似情形的记载）。——不单是军事上被打残，是连带着整个行政体系都要崩盘了。

　　而说到这个成就，就必须要提一下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三路兵力中的另一路了：攻略敌后的民间抗金义军，也就是岳飞通过实施“连结河朔”之谋而获得的“奇兵”。——前面提过，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其中两路为“正兵”，一路东指汴京捕捉金军主力；另一路分兵西向，收复河南西部的同时，还担负着遮护岳家军主力侧后方，隔断西线撤离喝部与中原战场联系的任务。还有一路，就是岳家军忠义军军官梁兴、赵云（我没打错名字。。。）、李宝、李兴、孟邦杰、赵俊、乔握坚等人率领的敌后义军。这部分兵马具体又分为四路：李宝转战京东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孟邦杰、李兴经营京西（今河南西部），分别攻克永安军和河南府诸县，后又与岳家军郝政部并力攻克西京洛阳；赵俊和乔握坚攻略河北，收复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梁兴和赵云则第三次入太行山，联络各处忠义社兵马，陆续收复垣曲、王屋、翼城、沁水等河东、北州县后，深入东京城后方的怀、卫二州（今河南沁阳、卫辉），进军途中还击溃了“高太尉所部一万五千多人”，杀敌近八千。——值得注意的是，梁兴部在挺进东京侧后的过程中，没有分太多本部兵力占据新得州县，而是“招诱王屋县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余人，当面出给旗、榜，招集本县逃走军民着业去讫”（《金佗粹编》卷16《河北颖昌诸捷奏》）。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充分发动义军和当地民众的情况下，宋军的新得州县并不一定要分正规军兵力来据守。此外据《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的记载，河北大名府、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在此时也被民间义军攻克。两河地区“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金佗粹编》卷8）。岳飞在1135年左右向其幕僚黄纵所描绘的“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疑，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的蓝图，在此时成为了现实。燕京以南金军号令不复行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敌后义军功不可没。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这点如果结合唐代交通图考中的河北要路简图，可以看的更清楚：


　　而这一次声势浩大又直指金军命门的民众大规模反叛，对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记忆，以至岳飞被迫退军、金军重占中原之后，金国统治者们仍然心有余悸，不得不下决心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绍兴十年年末）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三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1140年夏秋席卷几乎整个华北地区的抗金斗争对金国造成的震动何等巨大，在金人事后的这项补救政策中，仍然可以感受的到。

　　总之朱仙镇之战后的形势，正如岳飞七月十八日给赵构的《乞止班师札子》所言，是“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佗粹编》卷12）。同时兀术也不傻，知道打到这一步了还硬撑的话，只会死的更惨，于是“尽弃辎重”渡河，撤出了东京（兀术实际已撤出东京这件事宋方资料没有记录，反倒是《金史》卷77的宗弼传说了实话：“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兀术毁约重占河南时并无作战，金史宗弼传又明系此事于岳飞进兵中原之后，所以孔彦舟重入东京显然是岳飞退军以后的事情。这也和岳飞七月三日郾城大战前夕所上《乞乘机进兵札子》中所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趁势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的情况相合，即郾城大战前兀术就迫于战局不利开始作跑路的准备，半个月后也即朱仙镇之战后终于无法再坚持，全军撤出东京）。
也就是说，到1140年七月下旬，中原地区已经在实质意义上为宋军收复，北宋的旧有四京也已经光复三京（西京洛阳被岳家军攻克，东京汴梁在兀术已经细软跑的情况下只差一个正式入城仪式，大名府被受岳字旗榜的义军攻克）。此外此时人在燕京的洪皓也在给宋廷的密报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

　　——以上，再结合之前所梳理的岳家军、忠义民兵所获战果，以及金国在华北地区的治理情况，岳家军在光复东京后进一步北上收复河东、河北乃至燕云地区，已近于水到渠成。而陕西五路的原北宋降将，在此情况下也随时可能倒戈（注：对这一地区岳飞本来的规划就是通过军事胜利来“号召陕西五路叛将”，而不以消灭为目的；此外熟悉川陕形势的名士冯时行在给岳飞的信中也认为“五路之众及南北山溃散军伍，方其无所适从，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临之，陇亩之民皆可为兵，招纳叛亡，百万之众长啸可集，人尽其用，则其势百倍。”而除了之前说到的、此时态度摇摆的张中孚兄弟，1141年吴璘出击金军时，金泾原军安抚使秦弼也曾遵守与胡世将的密约，按兵不动，坐观金军被吴璘围攻。）

　　对当时渴盼恢复的南北军民来说，这样的胜利简直圆满到不真实。特别是沦陷区对金人统治怨愤已极的民众，他们当时的心情，通过岳家军忠义军统领梁兴给岳飞的一封捷书，大致可以领略一二：
　　“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3、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

　　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
　　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

　　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

　　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

　　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

　　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

　　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

　　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

　　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


　　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
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作者：北溟客

原帖地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岳家军的北伐，如果没有十二道金牌能接着打下去的话，会在当年年底收复河北河东（今河北、山西大部）甚至燕云地区，接着很可能在次年继续北上彻底灭掉金国。说简单，是因为这个答案其实是史料里多次出现过的明文记载，这里仅举两条比较原始的记录：

　　一是岳飞绍兴十年六月自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汉）出师前，就已经定下了此次北伐的作战目标并向全军作了公开动员：“于是乃命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李宝等提兵，自陕以东，西京、汝、郑、颖昌、陈、曹、光、蔡诸郡分布经略。又遣梁兴渡河，会合忠义社，取河东、北州县。调兵之日，命各语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见。又遣官军东援刘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应川、陕之师。而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金佗粹编》卷8）
　　——所以东京能不能守、黄河能不能守之类的问题，其实是不必要讨论的。因为岳飞这次北伐原本就不打算止于收复中原，而是要在收复中原后继续北上，至少要平定两河才算完成基本作战目标。

　　二就是岳飞在朱仙镇之战后说的那句日后成为文学典故的名言了：“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黄龙府在哪儿，学界有争议：邓广铭先生有个挺出名的猜测是黄龙府其实是指燕京（今北京），只是岳飞搞错了地名，一直以为燕京就是金人所说的黄龙府。但说实话这个猜测吧。。。既无任何史料依据也不合情理，只是老先生恶趣味上来的纯。脑洞（话说邓祖的很多纯脑洞现在看起来都挺疼的- -）个人以为更可信的，还是宋钦宗被关押地即今吉林农安县说。但不管是北京还是吉林农安，无疑都超出了“中原”的范围，取最低限也是平定河北、收复燕云。

　　值得特别强调一下的是，这个作战目标不是岳飞一时热血上头的拍脑袋决策，而是他和部下将佐经略十余年的一个相当成熟的作战方案。其中一些基本构想，甚至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就已经有了雏形：当时岳飞赴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投奔河北招抚使张所，在张所向他询问“招抚河北之要”时，纵论天下形势，指出“本朝之都汴，非有秦关百二之险也。平川旷野，长河千里，首尾绵亘，不相应援，独恃河北以为固……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犹燕云之有金陂诸关，河北不归，则河南未可守，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接着还援引五年前宋军伐辽的战例进一步对比阐发说：“闲尝思及童宣抚取燕云事，每发一笑。何则？......攻取燕云而不志诸关，是以虚名，受实祸，以中国资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类此。”（《鄂国金佗粹编》卷4）
　　——以上引这么多原文，主要是想说明：单纯收复中原不足以确保战略优势，以及不具实质意义的占领非国家之福这两点，岳飞早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想到了。因此当他十三年后亲统大军实施北伐时，以岳飞的职责、经验和一贯“谋定而后动”的作战风格，他不可能没针对这些问题作相应筹备就领着近十万人出去开片。

　　当然规划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实、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个问题要这么着就算答完的话，是有点坑。

　　为了不坑，接下来就一点点扒拉岳飞的这套北伐方案在1140年夏秋到底执行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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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个有必要在讨论军事形势之前先明确的前提是：1140年如果要比宋金国力，不是宋弱金强，也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宋强金弱。这也是当时南宋朝野上下大多要求北伐的大背景。


　　之前答别的题时曾经提过，北宋灭亡其实是个偶然性很大的事件：金第二次包围开封时宋朝军队哪去了？。“靖康耻”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上层统治集团烂掉了，但如果看整体的话，财力兵力其实都充足，制度尚能运转，人才不缺，人心也尚在。所以女真人在1127年的胜利很有“捡”的成分。——实际上东京城破之后，当时的金军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还在和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即粘罕）争论到底是彻底废掉宋朝，还是当打了一次草谷打完就回去算了。而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在太原城破后，在平定军（今山西平定）争论过一回要不要继续南下打东京。可见灭亡北宋这个战果远远超出了金国方面的预期。

　　但是历史一次次证明，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没有的~ 过于轻易得来的胜利，过后一定会以其他方式支付代价以弥补欠下的RP。。。对金国来说，这个代价就是他们侥幸得了两河、中原和陕西地区以后，根本无力统治。本族人口不够入关占地，文明程度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也极低，不管是扶植傀儡政权还是后来自己上，控制力都不行。比如金国对陕西五路的治理，就只能依赖张中孚、张中彦、折可求这样“皆久据一方，敌（指金国）亦难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的北宋西军降将兼地方实力派，而这些降将又大都是墙头草，形势一旦稍变就可能改旗易帜，比如张中孚张中彦兄弟，1140年就正在南宋行在临安风风光光的呆着（年前一时无聊曾写过一篇基本可以算张中彦兄弟小传的闲文，感兴趣的话可参考：故宫离黍过飞蓬——投辖录两则杂谈）；对河东、河北地区大批“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的地方势力（如河东韦佺部），也只能是“无如之何，羁縻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此外自金军南侵开始就遍及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屡剿不绝，特别是1139年，由于金国在华北地区已经“法苛赋重”、仅河东北路民众赋税负担就较北宋末“增十数万斛”（《金史》卷128《范承吉传》）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凡积官私债务者都要以身抵债、没入官中或给女真贵族为奴的政策，导致在北宋时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为削弱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纷纷毁家弃业投入抗金义军，“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脆弱的行政机器+尖锐的民族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遍地干柴只等星火燎原，进一步动摇了女真人统治的同时，也给南宋军队特别是岳飞所部联络发展敌后义军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这一点对岳家军1140年的北伐作战意义重大，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说。）

　　另外，由于女真人当时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辽宋两国，所以在进入中原地区接触先进文明后，女真人也像历史上众多异族先辈一样，好的坏的都开始学，而且好的学的慢，坏的学的快。。。比如生活渐尚豪奢，军队耐艹程度下降之类，所谓“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札子》）；“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王庶第二札子》）。不过对金国国力影响最突出最直接的，还要数统治阶层的迅速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剧烈内斗——在攻宋之初，金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奴隶社会水平+部分原始部落遗风，大位传承多为兄终弟及，官制军制也很简陋，相对还算和谐；但破宋之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权力的增加和执政理念的分歧（主要是汉化+中央集权和保持女真特色+坚持分权的矛盾），金国上层的内部冲突很快激化，先是一些方面重臣的权力压过了中枢，如粘罕建立的西元帅府，一度连金太宗都难以辖制；接着金太宗死后，金国上层又围绕立太祖之孙还是太宗之子分成了两派，完颜宗干（金太祖庶长子，金熙宗完颜廪的养父，海陵王完颜亮生父）、粘罕（金太祖太宗之侄）、完颜希尹（金初开国功臣，粘罕心腹）、完颜宗弼（即兀术，太祖第四子）为一派，完颜宗磐（金太宗长子）、完颜昌（即挞懒，金太祖太宗的堂兄弟，兀术的堂叔）、完颜宗隽（金太祖第六子）为一派。而宗干和兀术扶持的金熙宗上位后，先是借力宗磐、完颜昌等人干掉了粘罕一党，顺带手废了粘罕扶持的伪齐；接着又依靠兀术、宗干灭掉了宗磐、完颜昌一党，顺带手废了完颜昌主导完成的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这次和议订立于1139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但金国至少是名义上把陕西五路和河南地都归还了南宋，因此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对此极为不满）；再后来兀术又在熙宗和其皇后示意下灭了完颜希尹……

　　总之从1135年前后到1139年，金国上层就没消停过。而这种穷折腾，对金国军事力量的损害非常大。因为这里面死掉的粘罕、完颜昌，以及被粘罕连累、先“失兵柄”后被调离燕云地区搁置后方的完颜希尹，都是金国开国初期的重要将领。——完颜宗翰长期担任金军左副元帅，在灭北宋的战争中战功赫赫；完颜昌担任过左监军，先后攻略过河北、山东、淮南（顺便一提：秦桧给完颜昌当幕僚即是在其率军攻淮南时，金军劝降楚州军民的文书就是秦桧起草的）；而完颜希尹虽然是金初重要文臣，但同时也是粘罕心腹，宋方的一些记载甚至认为“至于兵事，骨舍（即完颜希尹）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三朝北盟会编》卷61），总之军事才干也很突出。1139年金国内部杀过两轮之后，这仨人或死或废，都失去了领兵机会。此外这一时期，金国还有不少重要将领因病挂了。如一、二次攻宋时的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在宗望之后接任右副元帅、富平之战时总统西路金军的三太子完颜宗辅，灭辽时即获赠免罪铁券、攻宋时“专事陕西”、后来配享金太宗的完颜娄室，在攻取太原、河东时发挥过关键作用、与完颜希尹“同赐铁券”、后来和娄室一起配享金太宗的完颜银术可，都在这段时间陆续去世。再算上1135年被太行忠义社领袖梁兴阵斩的耶律马五，和此时已经老迈不能上阵的蒲察石家奴、斜卯阿里等人，到1140年宋金再次交战时，金国的开国名将实际已经去了大半（注：这一段所涉的“开国名将”，衡量标准主要参考金国后来排定的受祀功臣名录，具体名单可查《金史》卷31《志第十二礼四》之“配享功臣”条，及《金史》卷80之“图像衍庆宫异姓功臣”，而不仅以金史中是否有传为标准。因为有的受祀功臣如耶律马五和韩常，无疑都是金初重要将领，但金史中都无传）。所以1140年新任金军都元帅的兀术在点将起兵时，由于缺乏有威望有能力的宿将撑场面，只能大批任用南宋降将如孔彦舟、郦琼、李成等人。其中曾多次惨败于岳飞之手的李成，因为在降将中已经算是最能打的（《金史》中的李成列传把李成夸成了一朵花：“成在降附诸将中最勇鸷，号令甚严，众莫敢犯。临阵身先诸将。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亲视之。不持雨具，虽沾湿自如也……以此士乐为用，所至克捷”。不知底细的乍一看简直要以为这是个金国版岳飞），还获得了独立的指挥权，统兵万余专门负责河南地区防务。这种情况，在金国开国之初是不可能存在的。上层内斗对金军战斗力的损害有多严重，从这里就可以看的很清楚。

　　而在同一个阶段，南宋的国力却一直在迅速恢复中。军事上，南下的金军先在江南受挫于韩世忠、岳飞、张荣，后在关陕大败于吴玠，最后又在1134年失去了李成一度攻占的荆襄六郡，东中西三个方向上都彻底丧失了进一步南侵的可能；宋军自身的战斗力也在战争中迅速提高，名将辈出而且多年富力强的后起之秀，兵员充足（南宋到1140年已经有30多万的正规军兵力，总体数量高于金军），不但防守有余，有些战区还能主动发起对金军的攻势。内政方面，南宋因为经济潜力大，所以财政收入恢复很快（为什么快后面会详细说），同时内乱到1135年左右也基本全部弭平，朝野上下北伐复国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包括后来只想偏安的赵构，都因为刘豫称帝和父亲病死他乡的刺激很是奋发了一阵子，多次表态要收复中原，一度将行在迁到了建康（今江苏南京）。

　　当然这个好势头在1137年后有所减弱，主要是宋廷中枢的政治状况由于赵鼎张浚简直小孩赌气一样的乱斗（此事的大致经过及影响可参考：岳飞当时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即能收回故土、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秦桧的借机再起（秦桧有什么问题请见历史上真实的秦桧）而极大恶化，并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但在1140年，这个政局变化还没来得及深入影响南宋的国家体系，兀术就把刚订了不到一年的宋金和约给撕了~ 所以当宋金再度开战之际，对比宋金两国国势，金国总体上是处于下风的。——虽然此时距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反辽立国不过25年，但种种矛盾交织下，金国已经不是如日方升，而是到处都咯吱咯吱响起松动的声音了。

　　其实对这个势头，当时实际掌握金国军政大权的宗干和兀术也不是全无察觉。但这两人此时想的更多的是“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金史》卷77 《宗弼传》）。——本国国势军心衰颓、南宋国力战力上升这个趋势，他们感觉到了；但这种变化到了什么程度，特别是南宋的军力到底提升到了何等水平，以这俩人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们还远没有之前的完颜昌和粘罕那么有数，所以才会继续抱持着赌徒心态，不但想收回之前完颜昌还给南宋的陕西、河南地，还想再鼓余勇，争取最后一次灭宋机会。



　　2、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到朱仙镇之战为止，已经使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能力；与此同时南宋其他部队打的也不错，西线的吴璘杨政等部和东线的韩世忠虽然不能像岳飞一样大举进攻，但对本战区所负责的金军也都保持了持平或略占优的态势，使其不能回援兀术；而位于金军后背的新复河东、河北州县，靠岳飞联络的抗金义军、甚至义军发动的百姓即可自守，不需耗费正规军兵力。所以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宋军既不存在战术短板暴露之虞，也不存在兵力不足的困扰，把金军主力逐出燕京以南地区甚或彻底歼灭只是时间问题。
　　——这里要讨论的是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具体战况了。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金军当时投入作战的总兵力有个数：

　　1140年五月兀术统军南征时，对应南宋的前沿兵力分布，将金军分为四道：“命聂黎孛堇出山东，撒离曷侵陕右，李成侵河南，兀术自将精兵十余万，与孔彦舟、郦琼、赵荣抵汴”（《大金国志》卷11）。这里面李成所部约在万余人左右，其中“番人七千余人，马五千余匹，食粮军三千余人”（《金佗粹编》卷12《李兴吴琦转官告乞付军前给降奏》）；聂黎孛堇、撤离喝部则无具体数字，但这两军分别在淮东和川陕与宋军陷入僵持状态，韩世忠所部有3万多人，川陕宋军此时由吴璘、杨政、郭浩等人分统，总计约7-8万人，所以聂黎孛堇和撤离喝部的兵力也应该分别与之相当。而金军的主力，则放在了中路兀术亲统的十几万精兵上，不仅兵力在四道中最为雄厚，配置也高：当年宋金开战之初，南宋名臣叶梦得所上《奏乞立赏格募人擒捕兀术等用事首领十三人札子》中要求悬赏捉拿的十三名“主兵侵我者”，“兀术等八人则在京师，以窥淮、浙；撤离喝等三人则在关中，以扰陇、蜀；伪盖天大王等二人则在浚、滑，以主签军”（《石林奏议》卷12）。除兀术外，完颜突合速（即宋人记载中的“龙虎大王”，此时任金军元帅左监军）、完颜阿鲁补、大挞不野、韩常这些硕果仅存的金初开国名将也都在此路中。

　　当然除了参与南征作战的军队，金军的后方留守兵力和地方守备兵力应该也还有一些，只是这一部分一来史无明载，二来从后来的作战情况看，这些兵力对燕京以南地区的战局影响也不大，否则兀术不会在遭受重创后下令“签军”也就是再度征兵。所以在东西两端势均力敌甚至还有些吃紧、兀术又“举国中兵尽起”（《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把金国家底全翻出来的情况下，中路金军的成败无疑是决定此次宋金交战结局的关键。

　　为了实现灭宋目标，在迅速重占南宋接管后并未设防的河南地后，兀术很快带着这支精兵于五月底南下，进攻南宋前沿战区中最脆弱的淮西战区。但没想到才到顺昌（今安徽阜阳）就碰了壁，被刘錡以不到两万的八字军旧部打的一败涂地。不过兀术随后很快率军退回东京，休整了将近一个月，并调“在浚、滑（今河南浚县、滑县）以主签军”的完颜宗贤（即完颜塞里，宋人记载中的“盖天大王”）来援，进一步补充了兵力，又派韩常守颖昌（今河南许昌）、翟将军守淮宁府（即陈州，今河南周口）、阿鲁补守应天（今河南商丘），组织了一条弧形防线拱卫东京。——因为就在他被刘錡大败于顺昌的稍前一些时候，屯驻鄂州的岳家军也开始分三路北上。由于有本部防守需要+接管了从鄂州到池州（今安徽池州）的全部江防，总兵力十万有余的岳家军真正用于北伐作战的兵力只有8-9万，但到六月底就已经收复蔡州（今河南驻马店。。。）、汝州（今河南汝州）、虢州（今河南灵宝）等多处要地，兵锋分东西两路指向东京，摆明了就是奔着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来决战的。

　　而兀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闰六月下旬（公历8月上旬），岳家军各部陆续攻克淮宁府、颖昌府、郑州以及北宋西京洛阳之际，兀术彻底放弃了分兵据守、和岳家军逐城逐地捉对死磕的打算，转而“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颍州大臭、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金史》卷68《阿鲁补传》。此条史料中颍州和陈州守将记录均有误，但所描述的兀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召回前出将领以集中兵力的措施是大致准确的），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直接打掉岳飞的指挥部，一举扭转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七月八日、十四日的郾城（今河南漯河）大战和颖昌大战，就是兀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作的努力。
　　（这里顺便补条花边，就是完颜阿鲁补后来并没听兀术的命令回东京增援，而是“以敌在近，独不赴”；但实际上负责此战区的刘錡和张俊部此时都离应天府老远，也毫无进军迹象。若干年后，阿鲁补犯法被告，本可凭军功和宗室身份减罚，但当时的皇帝完颜亮“尝在军中，恶阿鲁补”，坚持判了他死刑。——完颜亮和阿鲁补的军事履历只有一次交集，就是1140年的攻宋之役。当时十八岁的完颜亮在他四叔兀术帐前听用，手头大概管着一万来人。）

　　当然兀术的努力失败了而且败的很惨。这里受篇幅所限，略去他到底怎么输的不谈，只重点说一下岳飞所部到七月十八日朱仙镇之战为止的战果：

　　首先纯数人头的话，截止到朱仙镇之战，兀术所率的十多万金军主力已经被岳家军歼灭近三万，金军兵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其中仅郾城和颖昌两战就杀敌一万、俘敌四千或更多，获战马三千多匹（颖昌战果据颖昌捷奏；郾城因捷奏被毁，本无确切杀敌数，但根据《金佗粹编》卷10《郾城获捷支犒士卒省札》中所录宋廷在郾城之战前已支付岳家军银五万两（按当时银价合钱12.5万贯）、关子钱十万贯以备赏功的情况下，又颁二十万贯关子钱犒军的赏格来看，其歼敌数至少应高于顺昌大捷——顺昌大捷前后所获全部犒军赏赐也不过银绢十四万匹两，合铜钱30万贯左右。至于战果，据《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十八条，至少刘錡向朝廷上报的是杀五千多，俘、伤一万。则按此比率，岳家军郾城之战的杀敌数当在八千左右甚至更多。这里谨慎起见权取最保守数值，即与颖昌、顺昌一样杀敌五千俘二千）。再加上之前扫荡东京外围的战斗（收复颖昌和淮宁府的战斗，据《金佗续编》卷10《改差内侍李世良管押御赐金带金碗等省札》所说，赐“见钱关子十万贯”为赏，结合张宪在陈州淮宁府先“遇敌三千骑”后又遭遇金军东京大本营所差援军“摆布大阵”的战况，以及董先等后来又在颖昌击败韩常反扑的“六千多骑”的捷奏，总杀敌数应在两到三千或更多；收复郑州据《金佗粹编》卷16《郑州捷奏》“遇敌数万”的战况，以及《金佗续编》卷10《照会支拨收复郑州激赏钱省札》所记的“内一十万贯激赏收复郑州得功官兵”的赏格，杀敌数至少两千）、郾城北五里店之战、小商桥遭遇战（杀敌两千）、张宪在小商桥及临颍东北追击敌军的战斗（其中临颍东北的战斗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4，破金军六千，获马百匹）、刘政突入中牟县的袭击，以及牛皋“战于河上”、“战于汴、许间，功最”（牛皋后以此功升承宣使，离建节仅一步之遥，则此战杀敌数至少当在三千以上）的战斗和朱仙镇之战，岳家军总共歼敌数目（包括杀敌和俘敌），至少在两万五以上，也就是说金军方面的战损最保守估计也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这还没有算上降军数目——颖昌之战后，韩常因为觉得大势已去，留驻当时已经被岳家军包围的长葛县（今河南长葛）而不回东京，密遣人到岳飞处请以全军投降，而韩常本人直接掌握的兵力至少在万人以上。

　　（另这个统计还忽略了西路岳家军收复南城军、西京洛阳、汝州等京西州县的战果。这些战斗中仅收复南城军之战就杀敌三千。但京西驻守州县敌军情况与颖昌、淮宁府、郑州等处不同，不能确定是兀术所率主力的分兵还是李成所部或留守地方的金军，所以姑且不计入对阵金军主力的战果。）

　　当然岳家军本身也会有伤亡。具体数字虽然目前无明确文献记录，但根据小商桥一战杨再兴部死300杀金军2000的交换比和总歼敌数推算，岳家军的战损应在三千到四千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小商桥之战是在岳家军硬探（即武装侦察部队）游骑猝然与金军主力遭遇、杨再兴又不肯退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并非正常作战情况，所以其他战斗的交换比应该比这个更高。而接近1:10的交换比也符合当时人对岳家军“武昌之屯至十万九百人，皆一可以当百”（《独醒杂志》）的评价。

　　其次，岳家军这一阶段的战果，不仅对敌杀伤多，而且对金军的心理冲击大。如郾城颖昌两场大战，岳家军都是以少打多，郾城之战岳飞为了限制金军骑兵的机动范围+诱敌，将重兵放在了颖昌和淮宁府，身边全部兵力不过1万多，而金军兵力则近10万，但最终仍然被岳家军击溃。在战术上，宋军这次的胜利与吴玠的和尚原、仙人关大捷、刘錡的顺昌大捷不同，没有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要路古道为地利倚仗，也不是单纯守城，而是在“平原旷野”之中和金军正面对抗，并且不单纯是以步抗骑，还能以骑兵部队和金军的拐子马长时间鏖战，“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紫微集》卷12梁吉等转官制。另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岳家军骑兵的情况：岳家军中仅背嵬军就有骑兵八千，是可以独立成军的战斗力量。至于战马来源，则部分来自购买，部分是从敌军手里抢的。如1136年岳家军即在第二次北伐时夺得伪齐一个马监，获战马一万多匹）。宋廷后来颁布的郾城大战奖谕诏书对这一战评价也极高，称“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全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用命者也”。——在通常以为对敌人最有利的地形条件下，用敌人擅长的战术方式击溃其最引以为傲的精锐部队，对向来以“坚忍”著称、号称“不能打一百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的金军来说，无疑是极为致命的打击。何况金军的组成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女真族本族人很少担任步兵，步兵基本是由渤海、契丹、汉儿等各族签军组成的。而郾城颖昌战后，在女真精锐骑兵遭受重创，连完颜突合速的亲军千夫长（金军中的合札亲军将领只能由女真族担任）都开始向岳家军投降的情况下，这部分本来就因为民族压迫而常怀离心的异族士兵军心就更不稳了。汉儿自不必说，其他民族的将士，这里举个后事作例子：二十年后完颜亮南侵时，金国的赢面其实远比1140年要大，但阿亮刚南下不久，金国国内的契丹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最后派重兵才剿灭。而1140年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金国国内的情况只会比这个更糟糕。不仅军队可能哗变，金国后方，也就是今天中国东北和内蒙一带的诸多民族也随时可能炸窝（实际上宋金停战后不久兀术就领兵去镇压北疆的蒙古诸部了，结果败的很惨）。所以在宋金交战中屡败屡战，一向以耐艹抗揍血槽长著称的兀术才会在郾城大战将结束时情绪崩溃，当众痛哭说“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金佗粹编》卷8），金军士兵在郾城、颖昌之后也屡屡一触即溃，“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在金军内传开的。

　　总之郾城颖昌过后，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战术上“技穷矣”，在战略态势上处处被动，在兵力数目上已经转入劣势，士气上更是一落千丈，实际已经丧失了和岳家军继续在中原抗衡的能力。如果还想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兵员了。但前面算兵力时说过，兀术这一次南侵，已经是把金国的老底都翻出来了。到颖昌之战后，他自己的中路人马损失惨重而且显然还要继续惨重损失下去，但西路撤离喝、东路聂李孛堇的部队，由于都处在和宋军拉锯的状态中，也不能调。这样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签军”也就是再次征发壮丁充军。——岳家军此次北伐的战果到底大不大，其实单看这一条史实，也可以把握住大概了。

　　但岳家军的攻势引发的更可怕的后果，也很快随着兀术这道签军令显现了：“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 （《金佗粹编》卷8；《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也就是征兵压根征不起来了。这个现象，不仅意味着金军得不到兵员补充，还表明金国在华北地区的脆弱统治，在接连的军事失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燕京以南，（金之）号令不复行”（《金佗粹编》卷8；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也有类似情形的记载）。——不单是军事上被打残，是连带着整个行政体系都要崩盘了。

　　而说到这个成就，就必须要提一下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三路兵力中的另一路了：攻略敌后的民间抗金义军，也就是岳飞通过实施“连结河朔”之谋而获得的“奇兵”。——前面提过，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其中两路为“正兵”，一路东指汴京捕捉金军主力；另一路分兵西向，收复河南西部的同时，还担负着遮护岳家军主力侧后方，隔断西线撤离喝部与中原战场联系的任务。还有一路，就是岳家军忠义军军官梁兴、赵云（我没打错名字。。。）、李宝、李兴、孟邦杰、赵俊、乔握坚等人率领的敌后义军。这部分兵马具体又分为四路：李宝转战京东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孟邦杰、李兴经营京西（今河南西部），分别攻克永安军和河南府诸县，后又与岳家军郝政部并力攻克西京洛阳；赵俊和乔握坚攻略河北，收复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梁兴和赵云则第三次入太行山，联络各处忠义社兵马，陆续收复垣曲、王屋、翼城、沁水等河东、北州县后，深入东京城后方的怀、卫二州（今河南沁阳、卫辉），进军途中还击溃了“高太尉所部一万五千多人”，杀敌近八千。——值得注意的是，梁兴部在挺进东京侧后的过程中，没有分太多本部兵力占据新得州县，而是“招诱王屋县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余人，当面出给旗、榜，招集本县逃走军民着业去讫”（《金佗粹编》卷16《河北颖昌诸捷奏》）。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充分发动义军和当地民众的情况下，宋军的新得州县并不一定要分正规军兵力来据守。此外据《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的记载，河北大名府、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在此时也被民间义军攻克。两河地区“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金佗粹编》卷8）。岳飞在1135年左右向其幕僚黄纵所描绘的“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疑，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的蓝图，在此时成为了现实。燕京以南金军号令不复行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敌后义军功不可没。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这点如果结合唐代交通图考中的河北要路简图，可以看的更清楚：


　　而这一次声势浩大又直指金军命门的民众大规模反叛，对金国来说无疑是非常恐怖的记忆，以至岳飞被迫退军、金军重占中原之后，金国统治者们仍然心有余悸，不得不下决心花大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绍兴十年年末）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三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8）。1140年夏秋席卷几乎整个华北地区的抗金斗争对金国造成的震动何等巨大，在金人事后的这项补救政策中，仍然可以感受的到。

　　总之朱仙镇之战后的形势，正如岳飞七月十八日给赵构的《乞止班师札子》所言，是“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金佗粹编》卷12）。同时兀术也不傻，知道打到这一步了还硬撑的话，只会死的更惨，于是“尽弃辎重”渡河，撤出了东京（兀术实际已撤出东京这件事宋方资料没有记录，反倒是《金史》卷77的宗弼传说了实话：“宗弼由黎阳趋汴，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兀术毁约重占河南时并无作战，金史宗弼传又明系此事于岳飞进兵中原之后，所以孔彦舟重入东京显然是岳飞退军以后的事情。这也和岳飞七月三日郾城大战前夕所上《乞乘机进兵札子》中所说“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趁势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的情况相合，即郾城大战前兀术就迫于战局不利开始作跑路的准备，半个月后也即朱仙镇之战后终于无法再坚持，全军撤出东京）。
也就是说，到1140年七月下旬，中原地区已经在实质意义上为宋军收复，北宋的旧有四京也已经光复三京（西京洛阳被岳家军攻克，东京汴梁在兀术已经细软跑的情况下只差一个正式入城仪式，大名府被受岳字旗榜的义军攻克）。此外此时人在燕京的洪皓也在给宋廷的密报中说：“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洪皓《鄱阳集》拾遗《使金上母书》）；“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

　　——以上，再结合之前所梳理的岳家军、忠义民兵所获战果，以及金国在华北地区的治理情况，岳家军在光复东京后进一步北上收复河东、河北乃至燕云地区，已近于水到渠成。而陕西五路的原北宋降将，在此情况下也随时可能倒戈（注：对这一地区岳飞本来的规划就是通过军事胜利来“号召陕西五路叛将”，而不以消灭为目的；此外熟悉川陕形势的名士冯时行在给岳飞的信中也认为“五路之众及南北山溃散军伍，方其无所适从，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临之，陇亩之民皆可为兵，招纳叛亡，百万之众长啸可集，人尽其用，则其势百倍。”而除了之前说到的、此时态度摇摆的张中孚兄弟，1141年吴璘出击金军时，金泾原军安抚使秦弼也曾遵守与胡世将的密约，按兵不动，坐观金军被吴璘围攻。）

　　对当时渴盼恢复的南北军民来说，这样的胜利简直圆满到不真实。特别是沦陷区对金人统治怨愤已极的民众，他们当时的心情，通过岳家军忠义军统领梁兴给岳飞的一封捷书，大致可以领略一二：
　　“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3、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

　　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

　　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

　　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

　　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
　　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

　　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

　　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

　　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

　　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

　　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

　　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

　　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

　　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


　　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
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