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北方冶金术源于河西走廊（转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21:17
中国北方冶金术源于河西走廊
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甘肃省和青海省（以下简称“甘青地区”）共有四个考古学文化与早期铜器有关，即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厂文化（公元前235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800年）和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前1550年），时间跨度包括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纪年时期，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技术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线索。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距今约3000—2500年）三个文化类型，更是引起诸多学者关注。
从红铜时代转向青铜时代
甘青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含有一定量的砷，有别于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大多为红铜。到四坝文化时期，出土铜器的数量和遗址都大幅增加，该文化已经发现的出土铜器中既有红铜和青铜，又有新发现的砷铜等多种材质。四坝文化早期，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冶炼红铜的技术。铜器逐渐发展为以砷铜、锡砷、铅锡、锡青铜、锡铁青铜等二元或三元合金铜，砷铜和含砷铜器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四坝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红铜和青铜的一些属性，逐步认识到砷青铜与锡青铜的不同物理性状，在制作不同器类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红铜、青铜制造不同器物，并最终用锡青铜取代了砷青铜。
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铸造技术和锻造技术的混用。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在制作上有锻造，也有铸造，冶铜工艺与马厂文化相比差别不大。在四坝文化之前，所有经过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鉴定的铜器中，红铜器明显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较高，而青铜器则是锻造和铸造比例相当。四坝文化时期，无论红铜还是青铜，使用铸造技术的比例远远高于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四坝文化以后的铜器大多采用铸造技术制作，锻造技术只是作为其补充而存在。四坝文化的火烧沟遗址（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境内）除出土大量铜器外，还出土了铸造铜镰和铜镞的泥质砂岩石范，从铜镞石范的器形、质地、耐火度和使用痕迹推断，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大量铜资源，并掌握了模制铸造技术。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分范铸造，说明该遗址的铸造技术已达到能够使用合范技术的水平。
目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史前早期青铜器冶炼遗址有：张掖市西城驿遗址、酒泉市古董滩遗址以及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等遗址。西城驿遗址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直至四坝文化早段，西城驿二期时最为兴盛，距今约4100—3600年。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从西城驿遗址一期到三期，锡青铜的比例逐步提高，加工技术体现出从锻造向铸造的转变。西城驿一期遗址的年代与酒泉市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遗址接近，二期遗址的年代与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遗址的年代与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接近，三个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体现出合金元素含量低且种类多样、组织不均匀等特征，同时期各遗址在器物、合金种类、加工技术上并没有体现出统一性或规律性。西城驿遗址的冶炼技术流程中存在相应的合金炼制技术，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应为河西走廊的一处冶金中心。
总体看，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西部的冶铜业完成了从红铜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
铜技术源于当地而非欧亚草原
公元前5000年代后期至公元前4000年代上半叶，人类开始使用砷铜。砷铜广泛传播，绵延2000余年，才被锡青铜代替，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砷铜的影响。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已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新疆和甘青地区普遍发现了早期砷铜，因此，作为沟通中西青铜文化联系的中介，砷青铜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与西亚、中亚的早期冶金工艺相似，河西走廊的铜器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总体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早期铜器有一定差异，与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在器物类型、材质和制作技术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学术界认为，这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甘青地区。河西地区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就与新疆、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发生了接触。由此，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中亚等地的青铜冶炼技术首先作用于新疆西北部，继而通过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原地区。
但是，西来说也不断遭到质疑。河西地区有完整的考古体系，而且一直扩展到新疆东部，是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早期文化的主流。甘肃已经有了青铜器独立起源的某些征兆，出土的诸多青铜物品被认为是当地大规模使用青铜的开端，其时代与中亚大规模使用锡青铜相当。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砷铜主要出现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5600—4000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墓地、甘肃省临潭县磨沟遗址（距今约3600—3500年）、新疆天山北路。在年代上，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墓地则相对更晚。砷铜最先并非出现在离欧亚草原更近的新疆地区，而是出现在青海东部，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则晚得多。安德罗诺沃文化和瓦里科瓦亚陶器文化圈的活跃期都晚于甘肃省四坝文化。因此，中国西北地区砷铜技术来自欧亚草原的推断，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甘青文化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悖常理。
青铜技术东传中原
在四坝文化中，砷铜的普遍性表明它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互动因素，亦有可能与河西走廊的矿产资源配置有某种联系。河西走廊地区有铜、铁、锡、铅、锌、砷等多种金属矿产，在更远的天山东部、昆仑山东部、祁连山南侧都有许多金属矿资源。从锡矿资源的分布格局看，河西走廊满足了砷铜技术在当地独立起源的条件。金塔县的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时期。众多铜矿遗址证明，河西走廊确实存在采矿活动。从矿物学和当地矿藏资源分析，四坝文化铜器中的砷铜是利用本地含砷的共生矿冶炼得到的。
中国早期青铜技术西来说缺乏中间环节，没有完整证据能够将四坝文化与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河西走廊的西城驿、火石梁和缸缸洼等冶金遗址，不但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当地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技术，而且证明甘肃确实存在独立自主的冶铜活动。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的冶铸中心。结合河西走廊铜矿的分布和冶铜遗迹来看，四坝文化已跻身于青铜时代。甘肃是我国出现青铜冶铸业最早的地区之一。史前时期，青铜器和青铜冶炼技术最先出现于河西走廊，并东传至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铸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肃青铜文化与夏商周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连银）
一家之言，仅供考古与冶金史爱好者参考。
中国北方冶金术源于河西走廊
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甘肃省和青海省（以下简称“甘青地区”）共有四个考古学文化与早期铜器有关，即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厂文化（公元前235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800年）和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前1550年），时间跨度包括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纪年时期，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技术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线索。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距今约3000—2500年）三个文化类型，更是引起诸多学者关注。
从红铜时代转向青铜时代
甘青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含有一定量的砷，有别于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大多为红铜。到四坝文化时期，出土铜器的数量和遗址都大幅增加，该文化已经发现的出土铜器中既有红铜和青铜，又有新发现的砷铜等多种材质。四坝文化早期，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冶炼红铜的技术。铜器逐渐发展为以砷铜、锡砷、铅锡、锡青铜、锡铁青铜等二元或三元合金铜，砷铜和含砷铜器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四坝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红铜和青铜的一些属性，逐步认识到砷青铜与锡青铜的不同物理性状，在制作不同器类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红铜、青铜制造不同器物，并最终用锡青铜取代了砷青铜。
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铸造技术和锻造技术的混用。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在制作上有锻造，也有铸造，冶铜工艺与马厂文化相比差别不大。在四坝文化之前，所有经过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鉴定的铜器中，红铜器明显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较高，而青铜器则是锻造和铸造比例相当。四坝文化时期，无论红铜还是青铜，使用铸造技术的比例远远高于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四坝文化以后的铜器大多采用铸造技术制作，锻造技术只是作为其补充而存在。四坝文化的火烧沟遗址（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境内）除出土大量铜器外，还出土了铸造铜镰和铜镞的泥质砂岩石范，从铜镞石范的器形、质地、耐火度和使用痕迹推断，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大量铜资源，并掌握了模制铸造技术。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分范铸造，说明该遗址的铸造技术已达到能够使用合范技术的水平。
目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史前早期青铜器冶炼遗址有：张掖市西城驿遗址、酒泉市古董滩遗址以及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等遗址。西城驿遗址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直至四坝文化早段，西城驿二期时最为兴盛，距今约4100—3600年。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从西城驿遗址一期到三期，锡青铜的比例逐步提高，加工技术体现出从锻造向铸造的转变。西城驿一期遗址的年代与酒泉市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遗址接近，二期遗址的年代与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遗址的年代与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接近，三个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体现出合金元素含量低且种类多样、组织不均匀等特征，同时期各遗址在器物、合金种类、加工技术上并没有体现出统一性或规律性。西城驿遗址的冶炼技术流程中存在相应的合金炼制技术，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应为河西走廊的一处冶金中心。
总体看，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西部的冶铜业完成了从红铜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
铜技术源于当地而非欧亚草原
公元前5000年代后期至公元前4000年代上半叶，人类开始使用砷铜。砷铜广泛传播，绵延2000余年，才被锡青铜代替，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砷铜的影响。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已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新疆和甘青地区普遍发现了早期砷铜，因此，作为沟通中西青铜文化联系的中介，砷青铜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与西亚、中亚的早期冶金工艺相似，河西走廊的铜器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总体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早期铜器有一定差异，与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在器物类型、材质和制作技术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学术界认为，这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甘青地区。河西地区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就与新疆、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发生了接触。由此，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中亚等地的青铜冶炼技术首先作用于新疆西北部，继而通过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原地区。
但是，西来说也不断遭到质疑。河西地区有完整的考古体系，而且一直扩展到新疆东部，是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早期文化的主流。甘肃已经有了青铜器独立起源的某些征兆，出土的诸多青铜物品被认为是当地大规模使用青铜的开端，其时代与中亚大规模使用锡青铜相当。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砷铜主要出现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5600—4000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墓地、甘肃省临潭县磨沟遗址（距今约3600—3500年）、新疆天山北路。在年代上，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墓地则相对更晚。砷铜最先并非出现在离欧亚草原更近的新疆地区，而是出现在青海东部，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则晚得多。安德罗诺沃文化和瓦里科瓦亚陶器文化圈的活跃期都晚于甘肃省四坝文化。因此，中国西北地区砷铜技术来自欧亚草原的推断，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甘青文化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悖常理。
青铜技术东传中原
在四坝文化中，砷铜的普遍性表明它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互动因素，亦有可能与河西走廊的矿产资源配置有某种联系。河西走廊地区有铜、铁、锡、铅、锌、砷等多种金属矿产，在更远的天山东部、昆仑山东部、祁连山南侧都有许多金属矿资源。从锡矿资源的分布格局看，河西走廊满足了砷铜技术在当地独立起源的条件。金塔县的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时期。众多铜矿遗址证明，河西走廊确实存在采矿活动。从矿物学和当地矿藏资源分析，四坝文化铜器中的砷铜是利用本地含砷的共生矿冶炼得到的。
中国早期青铜技术西来说缺乏中间环节，没有完整证据能够将四坝文化与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河西走廊的西城驿、火石梁和缸缸洼等冶金遗址，不但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当地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技术，而且证明甘肃确实存在独立自主的冶铜活动。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的冶铸中心。结合河西走廊铜矿的分布和冶铜遗迹来看，四坝文化已跻身于青铜时代。甘肃是我国出现青铜冶铸业最早的地区之一。史前时期，青铜器和青铜冶炼技术最先出现于河西走廊，并东传至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铸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肃青铜文化与夏商周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连银）
一家之言，仅供考古与冶金史爱好者参考。
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甘肃省和青海省（以下简称“甘青地区”）共有四个考古学文化与早期铜器有关，即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厂文化（公元前235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800年）和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前1550年），时间跨度包括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纪年时期，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技术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线索。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距今约3000—2500年）三个文化类型，更是引起诸多学者关注。
从红铜时代转向青铜时代
甘青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含有一定量的砷，有别于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大多为红铜。到四坝文化时期，出土铜器的数量和遗址都大幅增加，该文化已经发现的出土铜器中既有红铜和青铜，又有新发现的砷铜等多种材质。四坝文化早期，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冶炼红铜的技术。铜器逐渐发展为以砷铜、锡砷、铅锡、锡青铜、锡铁青铜等二元或三元合金铜，砷铜和含砷铜器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四坝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红铜和青铜的一些属性，逐步认识到砷青铜与锡青铜的不同物理性状，在制作不同器类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红铜、青铜制造不同器物，并最终用锡青铜取代了砷青铜。
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铸造技术和锻造技术的混用。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在制作上有锻造，也有铸造，冶铜工艺与马厂文化相比差别不大。在四坝文化之前，所有经过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鉴定的铜器中，红铜器明显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较高，而青铜器则是锻造和铸造比例相当。四坝文化时期，无论红铜还是青铜，使用铸造技术的比例远远高于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四坝文化以后的铜器大多采用铸造技术制作，锻造技术只是作为其补充而存在。四坝文化的火烧沟遗址（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境内）除出土大量铜器外，还出土了铸造铜镰和铜镞的泥质砂岩石范，从铜镞石范的器形、质地、耐火度和使用痕迹推断，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大量铜资源，并掌握了模制铸造技术。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分范铸造，说明该遗址的铸造技术已达到能够使用合范技术的水平。
目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史前早期青铜器冶炼遗址有：张掖市西城驿遗址、酒泉市古董滩遗址以及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等遗址。西城驿遗址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直至四坝文化早段，西城驿二期时最为兴盛，距今约4100—3600年。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从西城驿遗址一期到三期，锡青铜的比例逐步提高，加工技术体现出从锻造向铸造的转变。西城驿一期遗址的年代与酒泉市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遗址接近，二期遗址的年代与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遗址的年代与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接近，三个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体现出合金元素含量低且种类多样、组织不均匀等特征，同时期各遗址在器物、合金种类、加工技术上并没有体现出统一性或规律性。西城驿遗址的冶炼技术流程中存在相应的合金炼制技术，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应为河西走廊的一处冶金中心。
总体看，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西部的冶铜业完成了从红铜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
铜技术源于当地而非欧亚草原
公元前5000年代后期至公元前4000年代上半叶，人类开始使用砷铜。砷铜广泛传播，绵延2000余年，才被锡青铜代替，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砷铜的影响。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已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新疆和甘青地区普遍发现了早期砷铜，因此，作为沟通中西青铜文化联系的中介，砷青铜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与西亚、中亚的早期冶金工艺相似，河西走廊的铜器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总体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早期铜器有一定差异，与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在器物类型、材质和制作技术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学术界认为，这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甘青地区。河西地区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就与新疆、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发生了接触。由此，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中亚等地的青铜冶炼技术首先作用于新疆西北部，继而通过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原地区。
但是，西来说也不断遭到质疑。河西地区有完整的考古体系，而且一直扩展到新疆东部，是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早期文化的主流。甘肃已经有了青铜器独立起源的某些征兆，出土的诸多青铜物品被认为是当地大规模使用青铜的开端，其时代与中亚大规模使用锡青铜相当。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砷铜主要出现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5600—4000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墓地、甘肃省临潭县磨沟遗址（距今约3600—3500年）、新疆天山北路。在年代上，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墓地则相对更晚。砷铜最先并非出现在离欧亚草原更近的新疆地区，而是出现在青海东部，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则晚得多。安德罗诺沃文化和瓦里科瓦亚陶器文化圈的活跃期都晚于甘肃省四坝文化。因此，中国西北地区砷铜技术来自欧亚草原的推断，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甘青文化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悖常理。
青铜技术东传中原
在四坝文化中，砷铜的普遍性表明它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互动因素，亦有可能与河西走廊的矿产资源配置有某种联系。河西走廊地区有铜、铁、锡、铅、锌、砷等多种金属矿产，在更远的天山东部、昆仑山东部、祁连山南侧都有许多金属矿资源。从锡矿资源的分布格局看，河西走廊满足了砷铜技术在当地独立起源的条件。金塔县的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时期。众多铜矿遗址证明，河西走廊确实存在采矿活动。从矿物学和当地矿藏资源分析，四坝文化铜器中的砷铜是利用本地含砷的共生矿冶炼得到的。
中国早期青铜技术西来说缺乏中间环节，没有完整证据能够将四坝文化与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河西走廊的西城驿、火石梁和缸缸洼等冶金遗址，不但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当地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技术，而且证明甘肃确实存在独立自主的冶铜活动。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的冶铸中心。结合河西走廊铜矿的分布和冶铜遗迹来看，四坝文化已跻身于青铜时代。甘肃是我国出现青铜冶铸业最早的地区之一。史前时期，青铜器和青铜冶炼技术最先出现于河西走廊，并东传至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铸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肃青铜文化与夏商周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连银）
一家之言，仅供考古与冶金史爱好者参考。
中国北方冶金术源于河西走廊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甘肃省和青海省（以下简称“甘青地区”）共有四个考古学文化与早期铜器有关，即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厂文化（公元前2350—前2000年）、齐家文化（公元前2200—前1800年）和四坝文化（公元前1950—前1550年），时间跨度包括仰韶时期、龙山时期、夏纪年时期，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技术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线索。河西走廊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拥有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沙井文化（距今约3000—2500年）三个文化类型，更是引起诸多学者关注。
从红铜时代转向青铜时代
甘青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含有一定量的砷，有别于中国中原和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大多为红铜。到四坝文化时期，出土铜器的数量和遗址都大幅增加，该文化已经发现的出土铜器中既有红铜和青铜，又有新发现的砷铜等多种材质。四坝文化早期，人们已经熟练掌握了冶炼红铜的技术。铜器逐渐发展为以砷铜、锡砷、铅锡、锡青铜、锡铁青铜等二元或三元合金铜，砷铜和含砷铜器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四坝文化居民已经掌握了红铜和青铜的一些属性，逐步认识到砷青铜与锡青铜的不同物理性状，在制作不同器类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选择红铜、青铜制造不同器物，并最终用锡青铜取代了砷青铜。
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甘青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铸造技术和锻造技术的混用。皇娘娘台墓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在制作上有锻造，也有铸造，冶铜工艺与马厂文化相比差别不大。在四坝文化之前，所有经过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鉴定的铜器中，红铜器明显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较高，而青铜器则是锻造和铸造比例相当。四坝文化时期，无论红铜还是青铜，使用铸造技术的比例远远高于使用锻造技术的比例。四坝文化以后的铜器大多采用铸造技术制作，锻造技术只是作为其补充而存在。四坝文化的火烧沟遗址（位于甘肃省玉门市境内）除出土大量铜器外，还出土了铸造铜镰和铜镞的泥质砂岩石范，从铜镞石范的器形、质地、耐火度和使用痕迹推断，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相对稳定地获得大量铜资源，并掌握了模制铸造技术。四羊首青铜权杖头分范铸造，说明该遗址的铸造技术已达到能够使用合范技术的水平。
目前，在河西走廊发现的史前早期青铜器冶炼遗址有：张掖市西城驿遗址、酒泉市古董滩遗址以及金塔县的缸缸洼、火石梁、二道梁等遗址。西城驿遗址的冶铜活动从马厂文化晚期直至四坝文化早段，西城驿二期时最为兴盛，距今约4100—3600年。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有红铜、砷青铜、锡青铜、锑青铜。从西城驿遗址一期到三期，锡青铜的比例逐步提高，加工技术体现出从锻造向铸造的转变。西城驿一期遗址的年代与酒泉市照壁滩遗址、高苜蓿地遗址接近，二期遗址的年代与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接近，三期遗址的年代与民乐县东灰山遗址、玉门市火烧沟遗址接近，三个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体现出合金元素含量低且种类多样、组织不均匀等特征，同时期各遗址在器物、合金种类、加工技术上并没有体现出统一性或规律性。西城驿遗址的冶炼技术流程中存在相应的合金炼制技术，已进入从红铜—砷铜合金到锡青铜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应为河西走廊的一处冶金中心。
总体看，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相互衔接的阶段，中国西部的冶铜业完成了从红铜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转变。
铜技术源于当地而非欧亚草原
公元前5000年代后期至公元前4000年代上半叶，人类开始使用砷铜。砷铜广泛传播，绵延2000余年，才被锡青铜代替，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到砷铜的影响。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西部地区与中亚已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新疆和甘青地区普遍发现了早期砷铜，因此，作为沟通中西青铜文化联系的中介，砷青铜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与西亚、中亚的早期冶金工艺相似，河西走廊的铜器具有突出的地域色彩，总体造型风格与中原地区早期铜器有一定差异，与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在器物类型、材质和制作技术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学术界认为，这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新疆境内的青铜文化影响着甘青地区。河西地区在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时期，就与新疆、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发生了接触。由此，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源于西方，中亚等地的青铜冶炼技术首先作用于新疆西北部，继而通过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进一步影响中原地区。
但是，西来说也不断遭到质疑。河西地区有完整的考古体系，而且一直扩展到新疆东部，是新疆东部和河西走廊早期文化的主流。甘肃已经有了青铜器独立起源的某些征兆，出土的诸多青铜物品被认为是当地大规模使用青铜的开端，其时代与中亚大规模使用锡青铜相当。在中国早期青铜时代，砷铜主要出现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距今5600—4000年）、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墓地、甘肃省临潭县磨沟遗址（距今约3600—3500年）、新疆天山北路。在年代上，新疆东部的天山北路墓地则相对更晚。砷铜最先并非出现在离欧亚草原更近的新疆地区，而是出现在青海东部，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则晚得多。安德罗诺沃文化和瓦里科瓦亚陶器文化圈的活跃期都晚于甘肃省四坝文化。因此，中国西北地区砷铜技术来自欧亚草原的推断，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甘青文化受到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悖常理。
青铜技术东传中原
在四坝文化中，砷铜的普遍性表明它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互动因素，亦有可能与河西走廊的矿产资源配置有某种联系。河西走廊地区有铜、铁、锡、铅、锌、砷等多种金属矿产，在更远的天山东部、昆仑山东部、祁连山南侧都有许多金属矿资源。从锡矿资源的分布格局看，河西走廊满足了砷铜技术在当地独立起源的条件。金塔县的白山堂古铜矿遗址亦属于四坝文化时期。众多铜矿遗址证明，河西走廊确实存在采矿活动。从矿物学和当地矿藏资源分析，四坝文化铜器中的砷铜是利用本地含砷的共生矿冶炼得到的。
中国早期青铜技术西来说缺乏中间环节，没有完整证据能够将四坝文化与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河西走廊的西城驿、火石梁和缸缸洼等冶金遗址，不但表明距今4100年前后当地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冶金技术，而且证明甘肃确实存在独立自主的冶铜活动。四坝文化时期，河西走廊可能是一个地区性的冶铸中心。结合河西走廊铜矿的分布和冶铜遗迹来看，四坝文化已跻身于青铜时代。甘肃是我国出现青铜冶铸业最早的地区之一。史前时期，青铜器和青铜冶炼技术最先出现于河西走廊，并东传至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北方早期青铜器铸造肇始于河西走廊，甘肃青铜文化与夏商周青铜文明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作者：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连银）
一家之言，仅供考古与冶金史爱好者参考。
手一滑，还没加链接。加上：
http://www.cssn.cn/zx/201606/t20160613_3066594.shtml
http://www.cssn.cn/zx/201606/t20160613_3066594.shtml
顺便评述一下：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在年代上还是有依据的，但正如引文所述，在我国境内的考古依据上存在难以解释的情况，从现有早期青铜冶炼发展脉络来看，中华区域内的青铜冶炼技术很可能是起源于甘青一带，此地和东欧-巴尔干北部的早期文化的地理以及生业状况有类似之处。
同样的情况，曾经有论文研讨北方管銎铜斧和欧亚大草原“青铜之路”的流播关系，推测存在此类用具来源于东欧早期青铜器文化的可能性。然而：按照吉林大学考古系朱永刚教授的“中国北方的管銎斧”对文物的形态分析，认为虽然不排除外来影响，但此类用具是源自夏代，并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http://www.doc88.com/p-9922988676327.html
同样的情况，曾经有论文研讨北方管銎铜斧和欧亚大草原“青铜之路”的流播关系，推测存在此类用具来源于东欧早期青铜器文化的可能性。然而：按照吉林大学考古系朱永刚教授的“中国北方的管銎斧”对文物的形态分析，认为虽然不排除外来影响，但此类用具是源自夏代，并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http://www.doc88.com/p-9922988676327.html
也就是说西来说符合发展道理。但是考古证据中，因为中间段新疆的考古实物反而晚于两侧西亚和甘肃，所以才有青铜独立发展的说法。
但是新疆4000年前的环境是否支持冶铜发展呢？现在新疆发掘的地域在当年通道范围内吗？不知道用卫星扫过新疆的古道没有。
alwy 发表于 2016-6-13 18:47
也就是说西来说符合发展道理。但是考古证据中，因为中间段新疆的考古实物反而晚于两侧西亚和甘肃，所以才 ...
西来说主要还是在于东欧-巴尔干北部的早期青铜文化的断代测年上，看论文，我国早期青铜冶炼技术在冶金考古层面有着比较清晰的逐步发展轨迹。而欧亚一带的青铜技术发展在可靠的考古发掘实物佐证上是难以印证所谓辉煌的青铜文明的，参考西亚、北非考古的青铜器发现。
至于冶铁技术考古，可以去问1900兄。
赫梯不用铁器。。。。。。
使用的金属是青铜，铁太稀有太珍贵，这个时期的任何铁制武器极易碎，远逊于青铜武器。
（Trevor Bryce, "Hittite Warrior", 2007, pp.19.）
还有"Iron in Anatolia and the Nature of the Hittite Iron Industry"
J. D. Muhly, R. Maddin, T. Stech, E. Ozgen
也就是说西来说符合发展道理。但是考古证据中，因为中间段新疆的考古实物反而晚于两侧西亚和甘肃，所以才 ...
西来说主要还是在于东欧-巴尔干北部的早期青铜文化的断代测年上，看论文，我国早期青铜冶炼技术在冶金考古层面有着比较清晰的逐步发展轨迹。而欧亚一带的青铜技术发展在可靠的考古发掘实物佐证上是难以印证所谓辉煌的青铜文明的，参考西亚、北非考古的青铜器发现。
至于冶铁技术考古，可以去问1900兄。
赫梯不用铁器。。。。。。
使用的金属是青铜，铁太稀有太珍贵，这个时期的任何铁制武器极易碎，远逊于青铜武器。
（Trevor Bryce, "Hittite Warrior", 2007, pp.19.）
还有"Iron in Anatolia and the Nature of the Hittite Iron Industry"
J. D. Muhly, R. Maddin, T. Stech, E. Ozgen
铜器的发明，和陶器烧制有一定联系，烧烤一些石头，随之发现了含铜矿石的用处，并随着烧制温度的提高，实现冶炼矿石条件的达成。
因此，铜器发明是伴随陶器进化过程的。中国的陶器进化，和铜器出现，节奏十分吻合。
如果是外界突然传入，就可能发生以较低水平的陶器技术配上较高铜器技术，这种不协调现象出现。而中国的陶器技术已经达到巅峰了，这时候已经达到自然而然诞生铜器的条件，外界传入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
因此，铜器发明是伴随陶器进化过程的。中国的陶器进化，和铜器出现，节奏十分吻合。
如果是外界突然传入，就可能发生以较低水平的陶器技术配上较高铜器技术，这种不协调现象出现。而中国的陶器技术已经达到巅峰了，这时候已经达到自然而然诞生铜器的条件，外界传入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
而且中国铜器发明过程中，中国人不断试错的现象频频被考古发现。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铜），同时还出土了冶炼的铜渣，结果铜渣成分检验居然是一半铜，一半铁。这是典型的错配矿石的结果。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铜），同时还出土了冶炼的铜渣，结果铜渣成分检验居然是一半铜，一半铁。这是典型的错配矿石的结果。
而且中国铜器发明过程中，中国人不断试错的现象频频被考古发现。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 ...
好像那把铜刀冶炼水平远高于同一地点器物，被推断是远来进口的孤例。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 ...
好像那把铜刀冶炼水平远高于同一地点器物，被推断是远来进口的孤例。
alwy 发表于 2016-6-14 11:39
好像那把铜刀冶炼水平远高于同一地点器物，被推断是远来进口的孤例。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分恰好符合青铜条件而已。
好像那把铜刀冶炼水平远高于同一地点器物，被推断是远来进口的孤例。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分恰好符合青铜条件而已。
先有的青铜之路，后有的丝绸之路。
爱抽烟的野猫 发表于 2016-6-14 20:12
先有的青铜之路，后有的丝绸之路。
兄台好结论阿，您确定看过引文内容了？
先有的青铜之路，后有的丝绸之路。
兄台好结论阿，您确定看过引文内容了？
狐狸大仙 发表于 2016-6-14 14:46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 ...
按引文和近年来的考古推测，有可能周边的冶金术多是起源于甘青一带。至于西亚和东欧的考古发现，还有待于我国考古学者的检验。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 ...
按引文和近年来的考古推测，有可能周边的冶金术多是起源于甘青一带。至于西亚和东欧的考古发现，还有待于我国考古学者的检验。
狐狸大仙 发表于 2016-6-14 14:46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 ...
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红铜冶炼独立起源的面大，青铜和铁器倒是引进的概率比较大
但现场有冶炼铜器的各种工具和窑，所以判断是当地矿石成分比例巧合造成的。
其实水平不高，只是铜锡成 ...
比较普遍的说法认为，红铜冶炼独立起源的面大，青铜和铁器倒是引进的概率比较大
爱抽烟的野猫 发表于 2016-6-14 20:12
先有的青铜之路，后有的丝绸之路。
东亚黄种人和白种印欧人几乎同时进入的新疆，小麦和竖琴（箜篌算是变种）很明显不是东亚本土产品嘛╮(╯▽╰)╭
先有的青铜之路，后有的丝绸之路。
东亚黄种人和白种印欧人几乎同时进入的新疆，小麦和竖琴（箜篌算是变种）很明显不是东亚本土产品嘛╮(╯▽╰)╭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14 21:12
兄台好结论阿，您确定看过引文内容了？
你文章提到的四坝文化中的东灰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小麦，至少4000年前。而小麦众所周知源于新月沃地，不是中国本土作物。至于冶金技术是引进的还是原创的，目前资料还无法下定论。但至少当时的中国确实吸收了西亚地区的文明成果。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14 21:12
兄台好结论阿，您确定看过引文内容了？
你文章提到的四坝文化中的东灰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小麦，至少4000年前。而小麦众所周知源于新月沃地，不是中国本土作物。至于冶金技术是引进的还是原创的，目前资料还无法下定论。但至少当时的中国确实吸收了西亚地区的文明成果。
中西文化早在4000年前就有交汇
经北大考古学系碳14测定，这些出土文物距今4300年以上。郎树德说，“可以准确地说，民乐至少在4300-4400年前就有丰富发达的史前文化。东灰山河西四坝文化的发现，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在4000年前就开始了，而不是丝绸之路(公元前138年)开始的时间。重要文化遗存青铜器的发掘，证明甘肃河西地区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
在东灰山遗址中，曾先后出土了铜削、铜锥、铜镯、铜耳钸、铜小圈钸等16件铜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15件铜器进行鉴定，结果表明，除1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经金相检验的11件铜器中，结果均为锻造组织，其中6件铜器在热锻之后又经过了冷锻加工。“铜砷二元合金与锻造加工是东灰山四坝文化铜器的鲜明特征，完全不同于其它地点发现的我国早期铜器。”
郎树德认为，我国中原一带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铜与锡合金的锡青铜，没有类似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砷合金铜器。这些铜器要比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早，甘肃河西地区是我国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先有东灰山遗址中的铜器，后有中原一带商周的青铜器。”
郎树德说，“根据测定结果，四坝文化的铜器合金成分复杂，既有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又有砷青铜以及其它合金制品。四坝文化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4000年前，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
他说，铜器不是我国最早使用的，西亚人五六千年前就有了，中亚、西亚的青铜器含砷，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含砷很少。他说，甘肃地区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一代传过来的，是先到了甘肃，然后才传到中原。
经北大考古学系碳14测定，这些出土文物距今4300年以上。郎树德说，“可以准确地说，民乐至少在4300-4400年前就有丰富发达的史前文化。东灰山河西四坝文化的发现，有学者认为中西文化交流在4000年前就开始了，而不是丝绸之路(公元前138年)开始的时间。重要文化遗存青铜器的发掘，证明甘肃河西地区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
在东灰山遗址中，曾先后出土了铜削、铜锥、铜镯、铜耳钸、铜小圈钸等16件铜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15件铜器进行鉴定，结果表明，除1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经金相检验的11件铜器中，结果均为锻造组织，其中6件铜器在热锻之后又经过了冷锻加工。“铜砷二元合金与锻造加工是东灰山四坝文化铜器的鲜明特征，完全不同于其它地点发现的我国早期铜器。”
郎树德认为，我国中原一带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基本都是铜与锡合金的锡青铜，没有类似东灰山遗址出土的铜砷合金铜器。这些铜器要比中原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早，甘肃河西地区是我国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先有东灰山遗址中的铜器，后有中原一带商周的青铜器。”
郎树德说，“根据测定结果，四坝文化的铜器合金成分复杂，既有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又有砷青铜以及其它合金制品。四坝文化普遍发现砷青铜，这一特征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铜制品相同，反映出4000年前，四坝文化有可能与外界存在某种形式的联系。”
他说，铜器不是我国最早使用的，西亚人五六千年前就有了，中亚、西亚的青铜器含砷，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含砷很少。他说，甘肃地区是最早使用青铜器的地方，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一代传过来的，是先到了甘肃，然后才传到中原。
铅含量普遍偏高和含砷青铜的存在是吴国青铜容器的特点。
长江中下游沿江两侧存在着较多数量的早期青铜冶金遗址，田野发现基本将鄂东南、赣西北、皖西南、皖南中西段的这些冶金遗址连成一片，通过对遗址的田野考察和样品的检测分析，有以下初步认识：
1 地势上，鄂东南-赣西北遗址以岗地或高台地型为主，皖西南、皖南中西段则以台墩型为主。
2 内涵上，存在着以锡和砷为主要合金元素的两种生产体系。越靠近赣西北锡矿区，锡青铜的比例越高，而距离稍远的铜陵一带出现砷青铜的比例明显增高。
3 产业格局与西北地区相似，聚落遗址上冶铸活动不分，但产品上又有向中原靠近的趋向，发现有礼器范。
4 铜铅砷等合金元素的来源推测与各地矿山有关。除长江南侧的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南陵大工山等商周时期采矿遗址外，江北的怀宁月山铜矿也发现了早期石质采矿工具。
5 锡的来源推测与赣北锡矿资源有关。
http://ihmm.ustb.edu.cn/jiaoliuhudong/xinwen/2016/0305/3964.html
长江中下游沿江两侧存在着较多数量的早期青铜冶金遗址，田野发现基本将鄂东南、赣西北、皖西南、皖南中西段的这些冶金遗址连成一片，通过对遗址的田野考察和样品的检测分析，有以下初步认识：
1 地势上，鄂东南-赣西北遗址以岗地或高台地型为主，皖西南、皖南中西段则以台墩型为主。
2 内涵上，存在着以锡和砷为主要合金元素的两种生产体系。越靠近赣西北锡矿区，锡青铜的比例越高，而距离稍远的铜陵一带出现砷青铜的比例明显增高。
3 产业格局与西北地区相似，聚落遗址上冶铸活动不分，但产品上又有向中原靠近的趋向，发现有礼器范。
4 铜铅砷等合金元素的来源推测与各地矿山有关。除长江南侧的大冶铜绿山、瑞昌铜岭、南陵大工山等商周时期采矿遗址外，江北的怀宁月山铜矿也发现了早期石质采矿工具。
5 锡的来源推测与赣北锡矿资源有关。
http://ihmm.ustb.edu.cn/jiaoliuhudong/xinwen/2016/0305/3964.html
中国砷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在公元前第2千纪前期，基本与青铜器同时并存。四坝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新疆东部发现有砷铜器，新疆西部伊犁河谷的尼勒克县还发现了冶炼砷铜的遗址，即奴拉赛铜矿冶遗址，利用该遗址开采的含砷铜矿可直接冶炼出砷青铜。从这点而言，早期砷铜的出现也不应是有意合金化的结果。
中原地区的山西陶寺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寺中期（公元前2500～前2200年）的铜环1件，陶寺晚期（公元前2200～前1900年）的铜铃、铜齿轮形器各1件，经检测和鉴定，铜环和铜铃为红铜，铜齿轮形器为砷铜，铸制。值得注意的是，铜铃为复合范铸成，明显区别于铜环和齿轮形器的铸造成型技术，以此为始，中国铜器铸造技术逐渐走向了具有中国特色之路。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1件铸造的锡青铜刀，出土于甘肃兰州附近东乡林家的一处马家窑文化房址中，距今约4740年，年代与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王朝（距今4750年）的青铜器相当。在该遗址的一处灰坑中，出土了一块“碎铜渣”，为冶铜产物之一，证明青铜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一发现说明自5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使用青铜。
迄今为止，山西陶寺（4000年前）、甘肃的马厂、齐家和其后的四坝文化、辽宁大凌河上游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山东岳石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已出土较多的属于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青铜器和冶铜炉壁残块。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在距今4000年已进入青铜时代。
当然，目前考古证据是西亚与东欧比华夏要早，但是看本帖引文之一，还是缺少传播的中间证据。所以不能排除草原大通道双向传播技术的可能性，但也很难确定。
中原地区的山西陶寺遗址发现龙山文化陶寺中期（公元前2500～前2200年）的铜环1件，陶寺晚期（公元前2200～前1900年）的铜铃、铜齿轮形器各1件，经检测和鉴定，铜环和铜铃为红铜，铜齿轮形器为砷铜，铸制。值得注意的是，铜铃为复合范铸成，明显区别于铜环和齿轮形器的铸造成型技术，以此为始，中国铜器铸造技术逐渐走向了具有中国特色之路。
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1件铸造的锡青铜刀，出土于甘肃兰州附近东乡林家的一处马家窑文化房址中，距今约4740年，年代与西亚两河流域乌尔王朝（距今4750年）的青铜器相当。在该遗址的一处灰坑中，出土了一块“碎铜渣”，为冶铜产物之一，证明青铜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一发现说明自5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使用青铜。
迄今为止，山西陶寺（4000年前）、甘肃的马厂、齐家和其后的四坝文化、辽宁大凌河上游夏家店下层文化、内蒙古朱开沟遗址、山东岳石文化和河南二里头文化已出土较多的属于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青铜器和冶铜炉壁残块。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在距今4000年已进入青铜时代。
当然，目前考古证据是西亚与东欧比华夏要早，但是看本帖引文之一，还是缺少传播的中间证据。所以不能排除草原大通道双向传播技术的可能性，但也很难确定。
接下来再谈冶铁技术：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1）。随之，有学者撰文表示赞同，并从文化交流的背景角度，指出铁器由西传入的可能性（2）。更有学者推测：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3）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我国的“人工冶铁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传布”（4）。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冶铁最早出于周人之手，因为西周晚期已有锻铁存在（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10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6）。
目前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发现的古墓沟文化属“绿洲农业文化”类型，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2000年左右。古墓沟人的生产虽然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牛羊，农业已利用灌溉之便，种植的小麦（59）。但此时尚处于青铜器时代，以至到古墓沟文化晚期也并未进入铁器时代。
这说明历史上新疆地区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并不是那么迅速、广泛。原始民族的自我封闭意识，远远超过了自然地理上的封闭界限。所以说，早铁器时代铁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并未传播，仅限于少数携带铁器民族本身使用。而后，有可能曾出现已经使用铁器的这些民族，在入主新疆之后，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曾中断过对铁器的使用。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持此说法学者的立论基础是：焉不拉克古墓出土了7件铁器，焉不拉克文化中的常见陶器单耳豆，腹耳壶，双耳罐等，彩陶纹饰多S纹，竖线纹，云雷纹，双钩纹与甘肃地区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同类器型和彩陶纹饰有着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与甘、青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所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即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焉不拉克文化的冶铁术即通过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传播到周原地区，从而又由周原地区扩散到中原。
但考古学提供的事实并不支持“新疆冶铁术东传”的说法。
处于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的发掘，并未出土铁器。1976至2003年，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发掘清理四坝文化类型：玉门火烧沟墓地、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等，其中玉门火烧沟：墓葬312座，出土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精制加工的金、银耳环以及玉器等。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墓葬354座，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等1 000多件。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烧烤坑350多座、陶窑5座、祭祀坑20多座。砷铜制品在四坝文化中大量存在，某些器物的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也均未出土铁器。这是为什么？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60）。焉不拉克墓葬有12个碳测数据，多数在BC1300—BC650年之间（61）。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从四坝文化类型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碳十四测年比较，四坝文化的年代明显早于焉不拉克文化的年代，究竟是焉不拉克文化东传影响了四坝文化，还是四坝文化西传影响了焉不拉克文化。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如何解释唯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而处在同一文化小区的同类墓葬五堡水库等却不出铁器这一文化现象呢？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种文化产品是外来的，且只存在于很小范围，它存在的时间与它的主人停留在该地的时间一样。这就是说，它随谁而来，又随谁而去。焉不拉克人头骨形态资料学显示：蒙古人血统占绝大多数（21／29），欧洲高加索人的成份较少（8／29）。这些铁器很有可能就是由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带入的。当铁器的主人去世时，也便随葬与主人。这说明焉不拉克文化中虽然出现了铁器，但焉不拉克的土著人并未掌握冶铁术。否则，这种文化现象将得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并未发现铁器的原因。
有学者对新疆早铁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中的铁器资料做过分析，认为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的“M31棺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3240±135年（经树轮校正），即公元前1312～前1127年。这个年代非常早，从铁器传播的时间上看，已经和伊朗西北第一阶段的时间相近。从铁器在欧亚大陆传播迄今所知的现状看，有些意外。”察吾乎沟口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铁器并不少，但“铁器在察吾乎类型中使用的时间并不早”。轮台县群巴克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铁器，种类也较多。“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际上出铁器的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七世纪，个别早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 （62）由此看来，新疆地区过早使用铁器的说法尚值得怀疑。
阿格村炼铁遗址、阿艾古城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苏博依炼铁遗址等大型汉代炼铁遗址的丰富堆积，说明至汉代新疆已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冶炼技术，冶铁术已进入成熟阶段。史料明确记载：新疆的冶铁技术自汉代才有了质的飞跃。如《汉书·陈汤传》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这说明，在汉代先进的冶金技术未传入之前，新疆的金属工艺较为原始，所制备的武器性能很差。
通过对同类文化墓葬有些出土铁器，有些并不出土铁器，以及铁剑、铁刀、铁锥、铁钉、铁牌、铁马衔、铁马镫等普通常见铁器与铁镞共出一墓的现象分析，总体考虑新疆冶铁术出现的年代，笔者认为：铁镞作为战争武器与狩猎工具中的主要消耗品，其大量出现的年代应当作为新疆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但也早不过公元前700年。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新疆冶铁技术应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相当于内地的春秋晚期。
有人说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虽然新疆属于中亚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与中亚其他地区区别不大，北疆的一些大河又将新疆与以西亚、中亚一些国家连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发现它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渊源。而且西亚、中亚（包括新疆）和我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皆为原始的块炼铁，但冶铁术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要进行远程传播，对西亚、中亚及我国中原地区来说，在时间上并不是渐次到达的。客观的讲，中原与新疆历史上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地域范围。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在尚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大跨度、远程式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前几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地曾出土过一件“砷青铜齿轮”，有人就推论我国中原地区的冶铜技术是从西域传过来。事实上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用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铸造的。从“砷青铜”的分布地域来看，目前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的四坝文化和青海东部的沙井文化中见到，并未渗入“周文化”领地。四坝文化中青铜器多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77）。虽然与西亚等地同期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金相组织一样。但周文化的青铜器、铁器的金相组织，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一样，而与西亚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差别甚大，何谈我国的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呢？该说，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5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才是历史事实。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http://www.wenbao.net/html/wenbaojujiao/jingjiyuwenbao/xjtq.htm
作者：卫斯（1954——）男，山西平陆人，自由学者。原工作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系山西省委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西域考古、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文明起源。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1）。随之，有学者撰文表示赞同，并从文化交流的背景角度，指出铁器由西传入的可能性（2）。更有学者推测：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3）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我国的“人工冶铁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传布”（4）。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冶铁最早出于周人之手，因为西周晚期已有锻铁存在（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10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6）。
目前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发现的古墓沟文化属“绿洲农业文化”类型，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2000年左右。古墓沟人的生产虽然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牛羊，农业已利用灌溉之便，种植的小麦（59）。但此时尚处于青铜器时代，以至到古墓沟文化晚期也并未进入铁器时代。
这说明历史上新疆地区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并不是那么迅速、广泛。原始民族的自我封闭意识，远远超过了自然地理上的封闭界限。所以说，早铁器时代铁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并未传播，仅限于少数携带铁器民族本身使用。而后，有可能曾出现已经使用铁器的这些民族，在入主新疆之后，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曾中断过对铁器的使用。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持此说法学者的立论基础是：焉不拉克古墓出土了7件铁器，焉不拉克文化中的常见陶器单耳豆，腹耳壶，双耳罐等，彩陶纹饰多S纹，竖线纹，云雷纹，双钩纹与甘肃地区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同类器型和彩陶纹饰有着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与甘、青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所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即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焉不拉克文化的冶铁术即通过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传播到周原地区，从而又由周原地区扩散到中原。
但考古学提供的事实并不支持“新疆冶铁术东传”的说法。
处于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的发掘，并未出土铁器。1976至2003年，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发掘清理四坝文化类型：玉门火烧沟墓地、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等，其中玉门火烧沟：墓葬312座，出土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精制加工的金、银耳环以及玉器等。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墓葬354座，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等1 000多件。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烧烤坑350多座、陶窑5座、祭祀坑20多座。砷铜制品在四坝文化中大量存在，某些器物的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也均未出土铁器。这是为什么？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60）。焉不拉克墓葬有12个碳测数据，多数在BC1300—BC650年之间（61）。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从四坝文化类型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碳十四测年比较，四坝文化的年代明显早于焉不拉克文化的年代，究竟是焉不拉克文化东传影响了四坝文化，还是四坝文化西传影响了焉不拉克文化。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如何解释唯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而处在同一文化小区的同类墓葬五堡水库等却不出铁器这一文化现象呢？对于这种现象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种文化产品是外来的，且只存在于很小范围，它存在的时间与它的主人停留在该地的时间一样。这就是说，它随谁而来，又随谁而去。焉不拉克人头骨形态资料学显示：蒙古人血统占绝大多数（21／29），欧洲高加索人的成份较少（8／29）。这些铁器很有可能就是由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带入的。当铁器的主人去世时，也便随葬与主人。这说明焉不拉克文化中虽然出现了铁器，但焉不拉克的土著人并未掌握冶铁术。否则，这种文化现象将得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并未发现铁器的原因。
有学者对新疆早铁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中的铁器资料做过分析，认为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的“M31棺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3240±135年（经树轮校正），即公元前1312～前1127年。这个年代非常早，从铁器传播的时间上看，已经和伊朗西北第一阶段的时间相近。从铁器在欧亚大陆传播迄今所知的现状看，有些意外。”察吾乎沟口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铁器并不少，但“铁器在察吾乎类型中使用的时间并不早”。轮台县群巴克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铁器，种类也较多。“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际上出铁器的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七世纪，个别早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 （62）由此看来，新疆地区过早使用铁器的说法尚值得怀疑。
阿格村炼铁遗址、阿艾古城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苏博依炼铁遗址等大型汉代炼铁遗址的丰富堆积，说明至汉代新疆已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冶炼技术，冶铁术已进入成熟阶段。史料明确记载：新疆的冶铁技术自汉代才有了质的飞跃。如《汉书·陈汤传》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这说明，在汉代先进的冶金技术未传入之前，新疆的金属工艺较为原始，所制备的武器性能很差。
通过对同类文化墓葬有些出土铁器，有些并不出土铁器，以及铁剑、铁刀、铁锥、铁钉、铁牌、铁马衔、铁马镫等普通常见铁器与铁镞共出一墓的现象分析，总体考虑新疆冶铁术出现的年代，笔者认为：铁镞作为战争武器与狩猎工具中的主要消耗品，其大量出现的年代应当作为新疆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但也早不过公元前700年。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新疆冶铁技术应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相当于内地的春秋晚期。
有人说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
虽然新疆属于中亚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与中亚其他地区区别不大，北疆的一些大河又将新疆与以西亚、中亚一些国家连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发现它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渊源。而且西亚、中亚（包括新疆）和我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皆为原始的块炼铁，但冶铁术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要进行远程传播，对西亚、中亚及我国中原地区来说，在时间上并不是渐次到达的。客观的讲，中原与新疆历史上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地域范围。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在尚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大跨度、远程式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前几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地曾出土过一件“砷青铜齿轮”，有人就推论我国中原地区的冶铜技术是从西域传过来。事实上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用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铸造的。从“砷青铜”的分布地域来看，目前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的四坝文化和青海东部的沙井文化中见到，并未渗入“周文化”领地。四坝文化中青铜器多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77）。虽然与西亚等地同期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金相组织一样。但周文化的青铜器、铁器的金相组织，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一样，而与西亚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差别甚大，何谈我国的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呢？该说，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5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才是历史事实。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http://www.wenbao.net/html/wenbaojujiao/jingjiyuwenbao/xjtq.htm
作者：卫斯（1954——）男，山西平陆人，自由学者。原工作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系山西省委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西域考古、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文明起源。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14 23:59
接下来再谈冶铁技术：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 ...
殷墟的出土玉器很大一部分原料是新疆和田玉，和田在新疆西部和克什米尔接壤。竖琴（箜篌）这样的器物，玉石这样的物产，小麦这样的作物可以确定是从西边进入中原的。冶金术是原生还是西方引进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你引用文章中“客观的讲，中原与新疆历史上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地域范围。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在尚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大跨度、远程式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
接下来再谈冶铁技术：
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 ...
殷墟的出土玉器很大一部分原料是新疆和田玉，和田在新疆西部和克什米尔接壤。竖琴（箜篌）这样的器物，玉石这样的物产，小麦这样的作物可以确定是从西边进入中原的。冶金术是原生还是西方引进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你引用文章中“客观的讲，中原与新疆历史上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地域范围。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在尚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大跨度、远程式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
狐狸大仙 发表于 2016-6-14 09:34
而且中国铜器发明过程中，中国人不断试错的现象频频被考古发现。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 ...
引进外来技术之后当然可以进行自主技术升级，甚至比原产地更先进强大。手机不是华为发明的，不代表华为生产不了好手机。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身管火器的发明地。但是欧洲引进火器不长时间在技术上就取得很大进步，发明的火绳枪，弗朗机，红衣炮反而传回了中国，对中国的战争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且中国铜器发明过程中，中国人不断试错的现象频频被考古发现。
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中国最早铜刀（还是青 ...
引进外来技术之后当然可以进行自主技术升级，甚至比原产地更先进强大。手机不是华为发明的，不代表华为生产不了好手机。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身管火器的发明地。但是欧洲引进火器不长时间在技术上就取得很大进步，发明的火绳枪，弗朗机，红衣炮反而传回了中国，对中国的战争技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个重要组成的冶金技术起源问题，一直是这几年的热点
东西方的各类交流长期存在，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涉及早期冶金技术时，要注意一定应将器物的交流交换，与技术的传播转化进行区分
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将可能的外来器物的先例，视为技术产生的起点。
虽然还会有更多工作要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链，指向于古代中国冶金独立起源的趋势在加强。
当然，西北通道上的交流传播，其影响肯定是存在。既然在超大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J20身上我们能看到其他国家机型的影子，甚至可能暂时还用毛发。但我们不能否认J20做为中国四五代机系统，从研发到生产的独立性。冶金也一样是个系统
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个重要组成的冶金技术起源问题，一直是这几年的热点
东西方的各类交流长期存在，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涉及早期冶金技术时，要注意一定应将器物的交流交换，与技术的传播转化进行区分
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将可能的外来器物的先例，视为技术产生的起点。
虽然还会有更多工作要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链，指向于古代中国冶金独立起源的趋势在加强。
当然，西北通道上的交流传播，其影响肯定是存在。既然在超大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J20身上我们能看到其他国家机型的影子，甚至可能暂时还用毛发。但我们不能否认J20做为中国四五代机系统，从研发到生产的独立性。冶金也一样是个系统
robinlb1900 发表于 2016-6-16 13:08
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个重要组成的冶金技术起源问题，一直是这几年的热点
东西方的各类交流长期存在，这 ...
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J-20这款战斗机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但中国航空工业系统明显是在苏联的援建基础上打下来的（之前也有民国满洲国的零星基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做出来世界一流的飞机，甚至比原来技术来源国的俄国T-50还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的航空工业最开始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做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个重要组成的冶金技术起源问题，一直是这几年的热点
东西方的各类交流长期存在，这 ...
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J-20这款战斗机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但中国航空工业系统明显是在苏联的援建基础上打下来的（之前也有民国满洲国的零星基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做出来世界一流的飞机，甚至比原来技术来源国的俄国T-50还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的航空工业最开始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关键是“青铜”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青铜时代不包含砷铜合金，或者在青铜时代之前还有一个砷铜时代，哈哈。
而中东地区所谓很早的”青铜时代”其实是大多是红铜或砷铜。
关键是“青铜”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青铜时代不包含砷铜合金，或者在青铜时代之前还有一个砷铜时代，哈哈。
而中东地区所谓很早的”青铜时代”其实是大多是红铜或砷铜。
琉西泰尼亚 发表于 2016-6-16 13:44
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J-20这款战斗机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但中国航空工业系统明显是在苏联的援建基础上 ...
注意，我举的这个例子，单指j20这个系统。
至于大系统，无论当年她站在谁的基础上，无论接受过什么援助，中国航空工业总的看，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是中国人自己独立走过来的
这一点的混淆其实就直接折射出你对古代中国冶金独立起源的思维误区
这种误区是伴随西式人类文明单点放射发展洗脑的恶果
回到冶金方面，无论青铜还是钢铁，最早的实物可能是外来，但实际的技术却是中国独立和创见性发展起来的
另外，按照你的逻辑再推导下去，不仅是航空工业和古代冶金了，我看真正能拿到原创权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哈哈
琉西泰尼亚 发表于 2016-6-16 13:44
我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J-20这款战斗机是中国独立研制的，但中国航空工业系统明显是在苏联的援建基础上 ...
注意，我举的这个例子，单指j20这个系统。
至于大系统，无论当年她站在谁的基础上，无论接受过什么援助，中国航空工业总的看，还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是中国人自己独立走过来的
这一点的混淆其实就直接折射出你对古代中国冶金独立起源的思维误区
这种误区是伴随西式人类文明单点放射发展洗脑的恶果
回到冶金方面，无论青铜还是钢铁，最早的实物可能是外来，但实际的技术却是中国独立和创见性发展起来的
另外，按照你的逻辑再推导下去，不仅是航空工业和古代冶金了，我看真正能拿到原创权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哈哈
ertert 发表于 2016-6-16 17:05
关键是“青铜”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青铜时代不包含砷铜合金，或者在青铜时代之前还有一个砷铜时代，哈哈。 ...
按相关论文意见，我国冶铜早期技术来自于发达的陶器烧制过程，砷铜和地域性矿物发布有关。
关键是“青铜”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青铜时代不包含砷铜合金，或者在青铜时代之前还有一个砷铜时代，哈哈。 ...
按相关论文意见，我国冶铜早期技术来自于发达的陶器烧制过程，砷铜和地域性矿物发布有关。
robinlb1900 发表于 2016-6-16 18:35
注意，我举的这个例子，单指j20这个系统。
至于大系统，无论当年她站在谁的基础上，无论接受过什么援 ...
在欧亚草原大通道的理论中也存在着疑问，这种包括小麦在内的交流，其载体族群，延续时间，单向还是双向，物品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也难以解释包括俺前面引文中新疆考古出土的铁器与技术的传播。
另外robinlb1900兄提到的上帝，那是俺中华家的诸多神仙之一。如果是西方各一神教的范畴，那应该是耶维或是安拉。
注意，我举的这个例子，单指j20这个系统。
至于大系统，无论当年她站在谁的基础上，无论接受过什么援 ...
在欧亚草原大通道的理论中也存在着疑问，这种包括小麦在内的交流，其载体族群，延续时间，单向还是双向，物品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也难以解释包括俺前面引文中新疆考古出土的铁器与技术的传播。
另外robinlb1900兄提到的上帝，那是俺中华家的诸多神仙之一。如果是西方各一神教的范畴，那应该是耶维或是安拉。
从冶金术延伸到铭文的出现，礼器与文字的结合是中华文明进步的又一重要标志。
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出土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有铭文的青铜器。传世品倒是有一点，但来源和字体可疑。
商代铜器自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始出现文字，但此时期发现的有铭文铜器数量不多，所铸文字以一、二字多见。
严志斌2013年所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对存世的5454件商代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按统计，商代铜器铭文中不重复单字共计有1343字，其中可释单字569字。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二祀邻其卣铭39字，四祀邻其卣铭42字，六祀邻其卣铭27字，河南安阳圆形葬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30字，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长铭器小臣餘犀尊铭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番卣盖、器铭共计47字，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辭毀铭36字。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商代金文与殷墟甲骨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所见最早且具有断代意义的商代文字的主体。商代铜器铭文从总体上说，就其数量多寡与内容丰富情况看，虽然比不上甲骨文，但它对揭示商代历史也是难得的重要资料，可以与文献和甲骨文相互补充和印证。例如：1976年殷墟5号墓出土的铜器上面许多都有“妇好”名，在甲骨文中也有“妇好”名，经相互对照勘比，表明5号墓妇好，即是商王武丁的配偶。
殷商铜器铭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实践证明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已经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了，如果按照东汉时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六书”来解释金文的构字方法是完全适用的。需要指明，金文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出现是造字方法的一种极大的进步，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
商代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还是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作品。从商代金文整体上看，其书体雄劲有力，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例如：“父”字写作“兔”、“王”字写作“”。闻名于世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其书体雄伟有力，宏放恣肆。四祀邙其卣书体古朴秀丽。古亚.毀书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
回到冶金技术，这些铭文的铸造也有演化：
早期的铭文字数较少，基本上都是几字而已，因此制作难度不大，可以在铸造时通过在泥模上阳刻得到铭文。这种方法就不是适用于制作字数较多的铭文。一来泥模在翻印后大多已经坚硬成型，雕刻的难度比较大，二来此法在雕刻是需要阳刻出字形相反的文字，字数多时则很不方便。
于是采用了铸造泥芯的方法，先雕塑正阴字的铭文模，然后翻制得到反阳字的铭文活块泥芯，在镶嵌于主体泥模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时一并铸成。
目前已发现数件带铭文的泥芯，其上有阳文反字铭文，相当珍贵，因为泥芯会在铸造后被一同破坏。这几件泥芯恐怕由于某些原因没能铸造，却留下了我们了解古时工艺的线索，算是因祸得福。通过铭文芯的方法，古人能够在铸造前就设计好铭文，并且可以将铭文的字数大大提高。如西周时的一些器物，字数都在百字以上，是通过单块泥芯或多块泥芯组合铸造的，如果在模上雕刻却是很难做到的。
然而，至今尚未发现可靠的出土夏代或相当于夏代的有铭文的青铜器。传世品倒是有一点，但来源和字体可疑。
商代铜器自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始出现文字，但此时期发现的有铭文铜器数量不多，所铸文字以一、二字多见。
严志斌2013年所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对存世的5454件商代青铜器铭文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按统计，商代铜器铭文中不重复单字共计有1343字，其中可释单字569字。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文，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方鼎铭文，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十一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有长铭，如二祀邻其卣铭39字，四祀邻其卣铭42字，六祀邻其卣铭27字，河南安阳圆形葬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30字，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长铭器小臣餘犀尊铭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番卣盖、器铭共计47字，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辭毀铭36字。这些较长的铭文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文中一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一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商代金文与殷墟甲骨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国目前所见最早且具有断代意义的商代文字的主体。商代铜器铭文从总体上说，就其数量多寡与内容丰富情况看，虽然比不上甲骨文，但它对揭示商代历史也是难得的重要资料，可以与文献和甲骨文相互补充和印证。例如：1976年殷墟5号墓出土的铜器上面许多都有“妇好”名，在甲骨文中也有“妇好”名，经相互对照勘比，表明5号墓妇好，即是商王武丁的配偶。
殷商铜器铭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实践证明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已经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了，如果按照东汉时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六书”来解释金文的构字方法是完全适用的。需要指明，金文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出现是造字方法的一种极大的进步，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
商代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还是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作品。从商代金文整体上看，其书体雄劲有力，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例如：“父”字写作“兔”、“王”字写作“”。闻名于世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其书体雄伟有力，宏放恣肆。四祀邙其卣书体古朴秀丽。古亚.毀书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
回到冶金技术，这些铭文的铸造也有演化：
早期的铭文字数较少，基本上都是几字而已，因此制作难度不大，可以在铸造时通过在泥模上阳刻得到铭文。这种方法就不是适用于制作字数较多的铭文。一来泥模在翻印后大多已经坚硬成型，雕刻的难度比较大，二来此法在雕刻是需要阳刻出字形相反的文字，字数多时则很不方便。
于是采用了铸造泥芯的方法，先雕塑正阴字的铭文模，然后翻制得到反阳字的铭文活块泥芯，在镶嵌于主体泥模合适位置组成复合泥芯，最后在浇铸时一并铸成。
目前已发现数件带铭文的泥芯，其上有阳文反字铭文，相当珍贵，因为泥芯会在铸造后被一同破坏。这几件泥芯恐怕由于某些原因没能铸造，却留下了我们了解古时工艺的线索，算是因祸得福。通过铭文芯的方法，古人能够在铸造前就设计好铭文，并且可以将铭文的字数大大提高。如西周时的一些器物，字数都在百字以上，是通过单块泥芯或多块泥芯组合铸造的，如果在模上雕刻却是很难做到的。
为了探索商早期至西周青铜器的造型方法，以及青铜器表面的纹饰制作技术， 2007年4月－2009年4月，相关学者对商早期斝、商晚期鼎、簋及西周早期尊做了范铸模拟实验，共历时两年。制作模具数十个，制作泥范数百块。
首先需要明确范铸模拟实验的概念性问题，模拟实验的目的，是为澄清当时的工艺技术，以及工艺技术与铸件的关系，不是为复制出一模一样的青铜器。这就意味着范铸模拟实验必须从零开始，不能用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当模翻制。如果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表面翻制，不论采用何种工艺进行铸造，都属于复制，即使我们铸得与出土原件一模一样，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是因为，器物的型是商周的先民创造的，我们没有经过原始的造型，无从认识商周先民是怎么一步步制作出模的型，也就无从了解先民的造型思想，后面翻范的工艺就更没有实际的意义。这样翻制的纹饰，亦是商周先民的创造，我们又没有经过纹饰创造的制作过程，将同样解释不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制作工艺。所以，这种实验充其量只是属于复制性质，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商周范铸工艺中的问题。
为了探索商周的范铸工艺，我们不在出土实物上拓模，完全从零开始设计器物的几何形状，采用当时具备的工艺技术，从制作原始模【1】开始，经翻阴模、翻阳模到夯制泥范及在范面手工制作纹饰，直至浇铸出青铜器。通过采用了商周普通人完全可以顺利操作的工序，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造型过程，并成功地铸制出了商早期斝、晚期鼎、圈足簋以及西周早期尊、方座簋。
我们制作模具的工艺，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造型方法，先刮出模胎，经阴干后切割及组装成原始模，就可以翻阴模再翻阳模。
我们采用刮板造型制模，是考虑到范铸工艺应是从更为古老的制陶工艺演变而来，而陶车技术几乎是遍天下的成熟技术，其工艺思想在夏代前就早已成型。这样的制模、制范方法，适宜于当时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操作。采用这种机械式造型，不需要懂雕塑，一般范铸工匠都可以顺利地造型。如果是制作方型鼎的模，其制作工艺更为简单，连刮模胎的工序都不需要，可直接制作原始模。
相对制模造型工艺而言，范面的纹饰制作技术显得更容易操作。因泥范涉及配套、变形、收缩等问题，而纹饰却不存在这些问题。绝大多数看似各种各样的商周青铜器，其纹饰千差万别，但在范面的操作工艺基本是一样的，都是用的一挖二堆三转圈的工艺制作而成，即在范面挖出主纹的凹槽、在范面堆塑泥条，及用刀具在范面转圈地压塑出底纹。不一样的，只是纹饰的布局与形状。只需要有个粗稿，粗稿完全可以制作出样板，按样板在范面画出主纹与底纹的区域后，一般人都能较顺利地制作出想制作的纹饰。这是范面纹饰制作的基本工艺，掌握这三种技法，就可制作出多种纹饰，我们的范铸模拟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普通劳动者都能顺利操作的工艺，才可能达到当时范铸工艺技术的快速传播、交流与普及，使得商周时期各地的青铜器，在范铸工艺技术方面趋于相对的平衡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主体模的制模工艺，多是采用了机械造型，而不是雕塑造型。是商周那些不具有雕塑思想的先民制作出各种模具，并采用技术含量并不高的纹饰制作工艺，创造出了千古留芳的青铜文化及青铜艺术品。
结语
我们的范铸模拟实验，采用了十分简单的机械造型工艺，顺利地制作出了斝、鼎、簋、尊、鬲、椭圆形壶等商至西周青铜器的模，顺利地铸造出了与商周青铜器铸造结构完全一样的铜器，并都是批量浇铸的。从造形的角度看，这种制模工艺似乎与雕塑没有关系。我们采用了一般人都能操作的纹饰技术，铸出了与商周青铜器一样结构的纹饰，这似乎与雕塑也没有关系。尽管我们采用了如此简单的方法铸造出了青铜器，而这并不等于商至西周的范铸工艺一定就是如此操作。但是，采用范铸模拟实验的方法论来论证商周的范铸工艺，总是比只研究不作实验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可信度，至少可以说明什么样的工艺具有可行性，什么样的工艺没有可行性。目前，尚有许多问题解释不了，亦有许多问题在争论，这就需要对更多的遗址出土陶模、陶范进行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范铸模拟实验来论证。
首先需要明确范铸模拟实验的概念性问题，模拟实验的目的，是为澄清当时的工艺技术，以及工艺技术与铸件的关系，不是为复制出一模一样的青铜器。这就意味着范铸模拟实验必须从零开始，不能用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当模翻制。如果我们在出土的青铜器表面翻制，不论采用何种工艺进行铸造，都属于复制，即使我们铸得与出土原件一模一样，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是因为，器物的型是商周的先民创造的，我们没有经过原始的造型，无从认识商周先民是怎么一步步制作出模的型，也就无从了解先民的造型思想，后面翻范的工艺就更没有实际的意义。这样翻制的纹饰，亦是商周先民的创造，我们又没有经过纹饰创造的制作过程，将同样解释不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的制作工艺。所以，这种实验充其量只是属于复制性质，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商周范铸工艺中的问题。
为了探索商周的范铸工艺，我们不在出土实物上拓模，完全从零开始设计器物的几何形状，采用当时具备的工艺技术，从制作原始模【1】开始，经翻阴模、翻阳模到夯制泥范及在范面手工制作纹饰，直至浇铸出青铜器。通过采用了商周普通人完全可以顺利操作的工序，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造型过程，并成功地铸制出了商早期斝、晚期鼎、圈足簋以及西周早期尊、方座簋。
我们制作模具的工艺，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造型方法，先刮出模胎，经阴干后切割及组装成原始模，就可以翻阴模再翻阳模。
我们采用刮板造型制模，是考虑到范铸工艺应是从更为古老的制陶工艺演变而来，而陶车技术几乎是遍天下的成熟技术，其工艺思想在夏代前就早已成型。这样的制模、制范方法，适宜于当时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操作。采用这种机械式造型，不需要懂雕塑，一般范铸工匠都可以顺利地造型。如果是制作方型鼎的模，其制作工艺更为简单，连刮模胎的工序都不需要，可直接制作原始模。
相对制模造型工艺而言，范面的纹饰制作技术显得更容易操作。因泥范涉及配套、变形、收缩等问题，而纹饰却不存在这些问题。绝大多数看似各种各样的商周青铜器，其纹饰千差万别，但在范面的操作工艺基本是一样的，都是用的一挖二堆三转圈的工艺制作而成，即在范面挖出主纹的凹槽、在范面堆塑泥条，及用刀具在范面转圈地压塑出底纹。不一样的，只是纹饰的布局与形状。只需要有个粗稿，粗稿完全可以制作出样板，按样板在范面画出主纹与底纹的区域后，一般人都能较顺利地制作出想制作的纹饰。这是范面纹饰制作的基本工艺，掌握这三种技法，就可制作出多种纹饰，我们的范铸模拟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普通劳动者都能顺利操作的工艺，才可能达到当时范铸工艺技术的快速传播、交流与普及，使得商周时期各地的青铜器，在范铸工艺技术方面趋于相对的平衡状态。
因此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主体模的制模工艺，多是采用了机械造型，而不是雕塑造型。是商周那些不具有雕塑思想的先民制作出各种模具，并采用技术含量并不高的纹饰制作工艺，创造出了千古留芳的青铜文化及青铜艺术品。
结语
我们的范铸模拟实验，采用了十分简单的机械造型工艺，顺利地制作出了斝、鼎、簋、尊、鬲、椭圆形壶等商至西周青铜器的模，顺利地铸造出了与商周青铜器铸造结构完全一样的铜器，并都是批量浇铸的。从造形的角度看，这种制模工艺似乎与雕塑没有关系。我们采用了一般人都能操作的纹饰技术，铸出了与商周青铜器一样结构的纹饰，这似乎与雕塑也没有关系。尽管我们采用了如此简单的方法铸造出了青铜器，而这并不等于商至西周的范铸工艺一定就是如此操作。但是，采用范铸模拟实验的方法论来论证商周的范铸工艺，总是比只研究不作实验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与可信度，至少可以说明什么样的工艺具有可行性，什么样的工艺没有可行性。目前，尚有许多问题解释不了，亦有许多问题在争论，这就需要对更多的遗址出土陶模、陶范进行研究，需要进行更多的范铸模拟实验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