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实力对比模型

中国古代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实力对比模型
在实力对比中仅仅计算人口数量是错误的思维模式，应该以获取的总能量为统计范围
古代文人和垃圾史学界在计算古代中原王朝与游牧集团的实力对比时，往往只简单对比人口数量，复杂一点的也只是计算军队数量、兵种特性、后勤优劣等。前者肯定是错误的，后者也存在兵种和后勤上的复杂点没说清。
1、从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自然科学上说，一切人类的生物活动包括战争，都是以能量来支撑的。那么，问题的核心就可以简化为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在获取能量上的能力对比。
2、也就是说，谁获得的总能量大，谁的实力就雄厚。在此之上，就看双方利用能量的效率。提升效率有利于改变总能量偏小的不利局面，但如果总能量小于对方太多，还是失败的结局。

由于古代是农牧业为主 ，所以问题可以继续简化为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获取总能量的对比
古代由于石油油气的自然喷发点很少，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煤的利用较晚，而且用于做饭取暖和冶铁，属于间接利用，不是直接投入战争杀伤和运输的能量；黑火药更是很晚才成熟；故而，计算总能量主要就是计算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得到的能量。
1、游牧集团对植物光合作用能量的收集和储存，主要靠牧业，也就是饲养牛马羊来进行，是间接模式。中原王朝以农业为主，主要直接收取农作物的果实并储存和吃掉，次要喂食耕牛马猪羊等牲畜，是直接模式。
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中原农业比游牧业省掉了一层食物链，使人获取了更多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的增加是通过挤占牛马羊等动物的生存空间来获得的。所以实际上，游牧集团的能量获取模式里，牛马羊的地位，相当于中原王朝被统治压榨的农民阶层及其饲养的牲畜的地位。

通过计算北方草原能承载的羊数量，可以简单换算为相当于多少中原农民
前面说到，在能量获取模式里，中原被统治压榨的农民阶层及其牲畜相当于游牧模式里牛马羊的地位。他们和它们都是直接吃植物果实和茎叶，以此来生存并有一定的生产盈余。游牧集团牛马羊的盈余主要就是生出后代，其次是奶制品，再次是皮毛御寒物。中原农民的盈余是粮食积累、猪牛羊鸡狗等少量家畜、布匹、农民后代。
游牧集团的人主要吃羊，牛和马主要用于乘驾，吃喝马奶羊奶牛奶制品，配以少量温带寒带植物草籽，穿皮毛。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和军队，通常不吃人，所以农民的新生人口不能当做统治阶层的能量来源，只能算可能的未来劳动力，在有足够土地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生产盈余，即能量增量。同时，中原王朝的牛主要用于耕田，马用于耕田和乘驾，狗用于护家，猪羊用于吃和毛皮衣，这与游牧集团类似。
1、所以，先把中原王朝和游牧集团的牛、马、狗都摘出来，中原王朝的少量猪羊也摘出来，中原王朝的家养鸡体重太轻、数量有限，对数据的影响差了一个数量级以上，也可以先放一边，继续简化模型，精简变量。
这样，模型就简化为，两大集团主要生存战斗能量的来源（非提供移动运输的能源），游牧集团是羊，中原王朝是被压榨的农民。
北方草原能承载的羊数量，受历史时期和气候环境的影响，有较大波动。先取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为第一组数据，当时兵12万9千左右，按十人出一壮丁当兵就是129万人口，较为合理，按五人出一成年男子当兵就是64万5千人口，严重影响生产。每个牧民家庭，平均五口人算，70——100只羊勉强温饱，即每人14——20只羊。这些羊当然不是一年内吃掉，而是吃掉阉公羊和少量老羊，生育期的母羊提供羊奶，公种羊一只配10到20只母羊（有的是20——30）。
2、所以，北方草原承载羊的数量，第一组数据为：高者1806——2580万，低者903——1290万。
北方草原的羊统称蒙古羊种，东部乌珠穆沁羊，成年公羊65——85千克，母羊50——70千克，6个月阉羊平均36千克，得肉的屠宰率50%；西部巴音郭楞蒙古族的羊，成年公羊65千克以上，母羊45千克，6个月阉羊平均30千克，屠宰率45%；但是其它水草不丰美的地方，成年公羊体重在35——50千克，母羊30——40千克，6个月阉羊18公斤。秋季或初冬发情，产一胎（和人一样一胎一个为主），羊羔率105%——110%。屠宰率是指去头、蹄、内脏等所剩胴体和脂尾。
所以综合以上，北方草原羊，按体重与人比较，大致在1.5比1的范围。特殊地区品种可达1比1。
简化能量输出模型:
(1)按照同是哺乳动物而且吃植物为主的原因，
(2)蒙古羊种和人一样都是一次生一个为主，
可以设定等体重的羊与农民有相同的能量输出或者说生产盈余，这不会犯定性的错误。而在定量的精确性上，可以在以后深化模型进行计算。
所以，北方草原上的羊换算成中原被压榨的农民，第一组数据为：高者1204——1720万，低者602——860万。按每户5口人算，是高者240.8——344万户，低者120.4——172万户。
综合以上数据，取中间值，中原王朝要在获取的生存战斗总能量与统一草原的游牧集团相当，就得有（1204+860）/2=1032万或206.4万户的农民阶层作为基础盘，军队和上层统治阶层还要另算。
第二组，现代数据，包括阴山河套的整个内蒙古省可利用草原面积为6818万公顷，蒙古国13260万公顷，一公顷15市亩。游牧状态下，水草最丰美的内蒙东北部草原，16亩草原可羊一只羊，条件不好，翻倍都常见，其他降雨少的地区，需要更多草地。则平均算来，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但游牧民族由于部落纷争，不可能布满草原，也不能全养羊，要养马牛等。一年消耗草料的量，一只羊相当于0.22头牛，一匹马相当于0.8头牛，这个数据，在下文还会提到。

中原王朝通过农业获得的总能量相比北方游牧集团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要想获胜，必须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即军事效率
通过以上简化模型的计算可知，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草原的游牧集团，其羊的数量折算成中原农民，高的数据是1720万，中间值是1032万人，如每户5口人，是206.4万户，如每户4口人，是258万户。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
而中原王朝的总人口，历代统计，西汉武帝时大约3600万，全盛时5959万多；东汉全盛时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907万户，约4600万人；唐朝初年高祖武德时约200万户；唐太宗贞观十三年304万1871户，人口约1235万；唐玄宗天宝年891万4209户，人口5291万9309，现代有人估算实际可能达7500万人；后周显德年230万9812户；宋太祖开宝时主户口309万504（客籍户口不在内），太宗至道年主户口413万2576，宋真宗咸平年主客户共686万4160，现代有人估算徽宗时最高，人口达1亿。
1、由此可见，在红薯和玉米良种没有进入中国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集团的生存战斗总能量比，通常只有2:1——3:1左右，最高也只有5:1左右，而天下大乱王朝初建时，更是与草原游牧集团相当。
这个数据，是在摘出牛马等牲畜后进行的比较。尤其是马这种代步牲畜，不但可以提供高机动性的骑兵，在战场上也能提供冲击的动能。游牧民族家家必备马作为代步和狩猎工具，一个骑兵常常有三四匹成年马，一匹马体重等于5个左右的成年男子。同样假定马和人能量输出率相同，则一个游牧骑兵就有相当于15——20个成年男子的移动能量源。这样算，成吉思汗游牧集团的移动运输能量总量为193.5——258万成年男子单位，换算成包括女人老人孩子的统计口径，则当乘以2。
所以，把模型深化，接近实际，引入移动运输的能量来估算，则总能量比，中原王朝鼎盛时勉强达到北方统一游牧集团的4倍，即使和平发展四十年（以汉朝、唐朝、宋朝为例），也不容易达到其2倍。
根据第三节第5点的第二组数据：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
    所以根据这一点，中原王朝获得的总能量是最多也不到北方草原极限的1.59倍，汉唐全盛时的官方统计，也比这个极限略小。宋朝那种官营经济垄断、压榨农民，来养活无耻赵家和文人的王朝，就算真有一亿口农民，也不值一提。
4、再加上水运运输的参数，由于中原的河流主要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不是北上，所以中原王朝在向北方输送兵员和物资时，低能耗的水运资源并不丰富，大运河的开通也仅仅是解决了河南、江淮到北京周边的运河小船运输，离燕山防线还有几百里路，而阴山——大同一线更是难以指望山西陕西以外的运输。而且，北方的河流到了冬季多数结冰，正好让秋季养肥的草原马踏过。所以，比起北方游牧集团家家大量养马的运输实力，是劣势。
当然，宋朝的运输没汉唐麻烦，它根本就没有幽州，河北守的是短短的500里拒马河一线，是有不断流大河的小平原，但比起千里燕山防线（明朝戚继光守蓟镇一千二百里），要短得多，所以利弊相参，并不是绝对不利；山西守的是夏屋山雁门关一线，地理险要；陕西局势和汉唐初年相同。
5、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总能量小于北方游牧集团的情况下，贞观三年秋就出兵大破东突厥，以后又连续击破吐谷浑、薛延陀，打遍北方草原，仗仗干净利落，晚年还亲征东北的高句丽，是高于游牧集团的军事效率，即总能量利用效率。高效的军事行动，节省人力物力，同时也减轻了农民阶层的战争负担。而宋太宗到宋真宗就是两个垃圾了。宋太祖赵匡胤与唐太宗比，也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强汉盛唐，名不虚传，在军事效率和农民承受的战争负担上，唐太宗以及唐朝盛时，唐朝全都远优于宋朝这个垃圾王朝。

验证模型，农民的劳动剩余，羊的年可屠宰量
前面的能量获取模型里，设定等体重的羊与农民有相同的能量输出或者说生产盈余，是定性设定。现在进行定量的验证：
汉书所载战国时魏国法家相国李悝对农业农民的认识：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1、这段文里面，亩制，魏国是二百平方步的亩制，与主旨无关，暂不换算。石取秦的标准量具，为一石当今20200毫升，浮动范围为20000——20500毫升，装入现代粟米为13.5千克左右。现代粟米比古代改良，比重应更大，所以，一家五口种百亩地的总产粮为4050市斤粟米以下。
2、一家五口每年吃九十石，就是1215千克粟米以内，即2430市斤，即人均486市斤。总产量扣除吃食，剩余六十石，即810千克，初步盈余率为总产量的40%，消费量的2/3。
（1）以上是毛盈余，和毛利润定义类似，没有扣除穿衣和日常用钱。如果扣除每年买衣钱千五百，则由于每石粟米三十钱，只能剩余十石粮食。即纯盈余率为总产量的1/15，消费量的1/14。这种盈余率太低，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
所以古代单门独户的小农家庭，妇女不能好好织布的话，对家庭经济和国家税收的削弱，都是致命的。
（2）关于中国古代粮食产量，文人，尤其是现代一些实际是科盲的号称史学者，经常吹嘘。但实际上，没有化肥良种的时代，一户农户平均每年能收4050市斤的粮食，绝对不少了，人均485市斤的消费量，可以吃饱，人均810市斤的原粮拥有量，持平当今中国的人均消费量。
北方草原蒙古羊种的基本数据，前面已经列出，由于公羊只留下种羊，其余阉掉并逐渐吃掉，所以羊群中主要就是生育期的母羊、发育期的小母羊、老母羊、阉公羊。
    （1）所以，生育期母羊可以占到羊群总数的1/2——1/3，其余则是小母羊、待宰的阉公羊、老母羊、极少数种公羊。
（2）羊羔率105%——110%，则在牧草充足的情况下，游牧集团的羊数量年增长率为低者35%——52.5%，高者36.67——55%。
羊的怀孕期145——152天，扣除交配需要的时间，所以一年内，新出生的羊只能长到6个月，这就是前面数据里6个月阉羊的意义。
由前面数据可知，6个月阉羊的体重普遍只有成年公羊的一半左右，母羊的2/3左右；而羊群以母羊为主，小母羊次之，阉公羊又次之；所以，按重量算，游牧集团羊的实际年盈余低于羊数的年增长率，高于羊数的年增长率乘以2/3，即低者高于23.33%——35%，高者高于24.447%——36.67%。
综上所见，可知中原农民的生产盈余即能量输出，毛盈余为总产量40%，农民消费量的2/3，比游牧集团的羊多50%左右；纯盈余率为总产量的1/15，消费量的1/14，反而是草原羊的三分之一不到。而草原羊是有皮毛可做衣服、帐篷、被褥、地毯的，这相当于中原农民妇女织布。
但是，前面数据已经给出羊的得肉屠宰率只有45%——50%，也就是说，光吃羊肉，游牧民族的盈余率（能量获得率）还得减一半，6个月阉羊平均按高平均值25千克算，人均每年可消费量小于（20*35%）=7只6个月阉羊，屠宰率算高点50%，即人均每年小于87.5千克左右的带骨羊肉。平均每天少于0.239726千克带骨羊肉，明显吃不饱。
    （6）这一数据，也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古代游牧民族只有秋季冬季的杀牛宰羊吃肉，而春季夏季，多得靠奶制品混合草籽过活。
    而按照第二组数据，草原游牧全养羊极限9411.5625万只算，也达不到人均每天0.8745千克带骨羊肉的水平。
    （7）延伸地说，中原农民流行的吃内脏、煮头蹄，是更高的食物利用率。蒙古族等有些人不吃牛羊下水的习惯，在古代可惜了。
4、引入中原农民家养牲畜量
中原农业，牛耕为首，现代农业数据，一头耕地黄牛一年需要15——20市亩庄稼的秸秆为食，农忙时还需喂食少量精粮。现代中国度量规定，一公顷为15市亩。北方旱地，一对夫妻耕30市亩为常，超出50亩则过多，不能精耕，总产量反而难以提高，这就是老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南方水田耗劳动力，一家耕10——15市亩水田为常，但一年两熟，水稻产量又高，比北方旱地收入多。
但不管怎么样，现代农业数据说明，没有现代农业技术和化肥的情况下，一户农户在耕地充足时，养一头牛是可以的，两头就勉强，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历史事实：每户一头牛是理想。所以牛主要只能耕田，提供不了多少肉食，即除粮食外的能量增量。
古代小农经济，农户养猪是优于养羊的选择，因为猪一胎多子，繁殖力强，杂食，能自己找食，好养活，而且古代猪更接近野猪，比羊壮实胆大，不容易落入狼口。但古代猪也由于这种粗放饲养，通常一年只能长到120——150市斤，200斤是大肥猪，然后被人宰掉吃，俗称“杀年猪”。
综合上文蒙古羊种的数据可知，一夫一妻三个小孩的一户农民，养两头猪，一年杀一头，相当于北方草原一头乌珠穆沁大肥公羊的量，或1.5头普通成年公羊，2.4——3只普通6个月阉羊。与草原游牧民平均每人3.2662——7只6个月阉羊的量来说，差了一个数量级。
     养两头猪也是常例，因为从体重上说相当于两个成年男子，需要的人力和杂粮不少。
马，在中原北方用作运输的多，农耕也有，但长江流域及以南就很少。中国现代农牧业，以一头标准牛一年吃食量为准，测得，一匹马为0.8个牛单位，一头驴0.6个牛单位，一只绵羊0.22个牛单位，一只山羊0.25个牛单位。由此可见，对于一户一对夫妻的小农来说，养马花费不比牛少多少，而且马比牛不耐粗饲、易得病。所以民间形成用驴和骡做运输畜力的习惯。
     驴子的寿命可达30年以上，几乎是马的一倍，骡子寿命在马和驴之间，而且一胎一子，所以河北山东驴肉虽然好吃，能提供的量却不多。
（4）古代农村家养鸡，和现代养鸡场的不同，喂粮食足的话，6个月能长到3——4市斤；如果不喂料，散养让其自己找食，则出栏期还得延长；母鸡按中国本土品种，每只一年产70——200只蛋，多数集中在低值区，平均两三天才产一蛋。现在很多所谓土鸡蛋，都是引入了国外高产蛋的鸡种下的。
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还能见到，农村的每户家养鸡蛋，每天供应两个（100克左右）自己吃，是养鸡在5、6只以上才能达到。如果要用鸡蛋换钱贴补家用，则家人吃鸡蛋更少。
家养鸭子，需要大面积的水面，不是农户普遍有的条件。
家养狗，土黄狗个头不大，肉也少，主要护家，提供肉量太小。
综合以上，由于中原农业是以直接获取植物光合作用得到的能量为主，所以除了粮食外，牲畜能提供的肉量有限，自己吃饱都不足，商品化低，多余的能量输出很小。如果要提高牲畜的肉提供量，只能消耗粮食，5——6斤粮食换一斤猪肉，9——10斤粮食换一斤牛肉，从能量的获得量来算，得不偿失。
   
六、论文说明
1、笔者以初中生物、物理和小学数学为工具和基础，科学地证明了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在总能量的获取上，比北方游牧集团，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开国时相当甚至弱于对手，2倍勉强，3倍困难。再考虑长江、淮河、黄河、秦岭、太行山等山河造成的地理阻隔，能运输到北方前线的能量更小。
2、所以中原王朝要想在与北方游牧集团的竞争中获胜，必须提高能量利用率，就是军事效率。如《孙子兵法》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是兵家整套军事行动步骤。
3、由此可以明确地推断，在古代搞什么文官治国，以文制武，浪费农民赋税去厚待文人尤其是儒教垃圾，根本就是阉割中原王朝实力的脑残之举，现代宋史界特别是宋吹们都是一群连初中水平都不及格的垃圾，根本不配谈学术，不配进大学！比如在媒体上宣传宋朝人民生活富裕的所谓专家，比如在网上拉帮结派如苍蝇乱嗡的河南骗子团伙“经略幽燕我童贯、红茶魔术猫”等。
4、所以值此高考之际，我劝告少年儿童们：
在学校好好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才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和发展动力，考大学也要远离文史哲。要接受现代科学体系，奋起直追，恢复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不要听信网络和教材中那些宣传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一神教的扯淡——那些垃圾根本不懂！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靠不断明确精细的科学技术来推动，只有更精确的理清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厘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证明出合理的利益分割边界，才能使人类社会向更美好迈进。中国古代齐国相国法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朴素正确的古代政治认识。
儒教、耶教、绿教、马教、左派、右派、自由民主派等，本质上都是不干实事，妄图通过忽悠人进行统治的垃圾！只有遵守敬畏自然规律，研究科学真理，确定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使得利益与义务相当，权力与责任对等，才能建立并发展文明！
5、本朝政商学垃圾扎堆，大混混带着小混混，坑蒙拐骗。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鬼话，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对自己的一生负责，也是为国家的未来负责。
6、鲁迅曾言：救救孩子。没想到的是，时隔近百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改革，仍然还需大声疾呼这句话，这是悲哀，也是过去和当下政商学界的罪责。
                                   兵家纵横法道墨代言人、荣誉掌门：东篱剑客
                                   无王 无帝 无年号    农历丙申年四月二十八
                                   



中国古代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实力对比模型
在实力对比中仅仅计算人口数量是错误的思维模式，应该以获取的总能量为统计范围
古代文人和垃圾史学界在计算古代中原王朝与游牧集团的实力对比时，往往只简单对比人口数量，复杂一点的也只是计算军队数量、兵种特性、后勤优劣等。前者肯定是错误的，后者也存在兵种和后勤上的复杂点没说清。
1、从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自然科学上说，一切人类的生物活动包括战争，都是以能量来支撑的。那么，问题的核心就可以简化为游牧集团与中原王朝在获取能量上的能力对比。
2、也就是说，谁获得的总能量大，谁的实力就雄厚。在此之上，就看双方利用能量的效率。提升效率有利于改变总能量偏小的不利局面，但如果总能量小于对方太多，还是失败的结局。

由于古代是农牧业为主 ，所以问题可以继续简化为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获取总能量的对比
古代由于石油油气的自然喷发点很少，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煤的利用较晚，而且用于做饭取暖和冶铁，属于间接利用，不是直接投入战争杀伤和运输的能量；黑火药更是很晚才成熟；故而，计算总能量主要就是计算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得到的能量。
1、游牧集团对植物光合作用能量的收集和储存，主要靠牧业，也就是饲养牛马羊来进行，是间接模式。中原王朝以农业为主，主要直接收取农作物的果实并储存和吃掉，次要喂食耕牛马猪羊等牲畜，是直接模式。
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中原农业比游牧业省掉了一层食物链，使人获取了更多的能量。但是，这种能量的增加是通过挤占牛马羊等动物的生存空间来获得的。所以实际上，游牧集团的能量获取模式里，牛马羊的地位，相当于中原王朝被统治压榨的农民阶层及其饲养的牲畜的地位。

通过计算北方草原能承载的羊数量，可以简单换算为相当于多少中原农民
前面说到，在能量获取模式里，中原被统治压榨的农民阶层及其牲畜相当于游牧模式里牛马羊的地位。他们和它们都是直接吃植物果实和茎叶，以此来生存并有一定的生产盈余。游牧集团牛马羊的盈余主要就是生出后代，其次是奶制品，再次是皮毛御寒物。中原农民的盈余是粮食积累、猪牛羊鸡狗等少量家畜、布匹、农民后代。
游牧集团的人主要吃羊，牛和马主要用于乘驾，吃喝马奶羊奶牛奶制品，配以少量温带寒带植物草籽，穿皮毛。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和军队，通常不吃人，所以农民的新生人口不能当做统治阶层的能量来源，只能算可能的未来劳动力，在有足够土地的情况下可以提供生产盈余，即能量增量。同时，中原王朝的牛主要用于耕田，马用于耕田和乘驾，狗用于护家，猪羊用于吃和毛皮衣，这与游牧集团类似。
1、所以，先把中原王朝和游牧集团的牛、马、狗都摘出来，中原王朝的少量猪羊也摘出来，中原王朝的家养鸡体重太轻、数量有限，对数据的影响差了一个数量级以上，也可以先放一边，继续简化模型，精简变量。
这样，模型就简化为，两大集团主要生存战斗能量的来源（非提供移动运输的能源），游牧集团是羊，中原王朝是被压榨的农民。
北方草原能承载的羊数量，受历史时期和气候环境的影响，有较大波动。先取成吉思汗统一草原时为第一组数据，当时兵12万9千左右，按十人出一壮丁当兵就是129万人口，较为合理，按五人出一成年男子当兵就是64万5千人口，严重影响生产。每个牧民家庭，平均五口人算，70——100只羊勉强温饱，即每人14——20只羊。这些羊当然不是一年内吃掉，而是吃掉阉公羊和少量老羊，生育期的母羊提供羊奶，公种羊一只配10到20只母羊（有的是20——30）。
2、所以，北方草原承载羊的数量，第一组数据为：高者1806——2580万，低者903——1290万。
北方草原的羊统称蒙古羊种，东部乌珠穆沁羊，成年公羊65——85千克，母羊50——70千克，6个月阉羊平均36千克，得肉的屠宰率50%；西部巴音郭楞蒙古族的羊，成年公羊65千克以上，母羊45千克，6个月阉羊平均30千克，屠宰率45%；但是其它水草不丰美的地方，成年公羊体重在35——50千克，母羊30——40千克，6个月阉羊18公斤。秋季或初冬发情，产一胎（和人一样一胎一个为主），羊羔率105%——110%。屠宰率是指去头、蹄、内脏等所剩胴体和脂尾。
所以综合以上，北方草原羊，按体重与人比较，大致在1.5比1的范围。特殊地区品种可达1比1。
简化能量输出模型:
(1)按照同是哺乳动物而且吃植物为主的原因，
(2)蒙古羊种和人一样都是一次生一个为主，
可以设定等体重的羊与农民有相同的能量输出或者说生产盈余，这不会犯定性的错误。而在定量的精确性上，可以在以后深化模型进行计算。
所以，北方草原上的羊换算成中原被压榨的农民，第一组数据为：高者1204——1720万，低者602——860万。按每户5口人算，是高者240.8——344万户，低者120.4——172万户。
综合以上数据，取中间值，中原王朝要在获取的生存战斗总能量与统一草原的游牧集团相当，就得有（1204+860）/2=1032万或206.4万户的农民阶层作为基础盘，军队和上层统治阶层还要另算。
第二组，现代数据，包括阴山河套的整个内蒙古省可利用草原面积为6818万公顷，蒙古国13260万公顷，一公顷15市亩。游牧状态下，水草最丰美的内蒙东北部草原，16亩草原可羊一只羊，条件不好，翻倍都常见，其他降雨少的地区，需要更多草地。则平均算来，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但游牧民族由于部落纷争，不可能布满草原，也不能全养羊，要养马牛等。一年消耗草料的量，一只羊相当于0.22头牛，一匹马相当于0.8头牛，这个数据，在下文还会提到。

中原王朝通过农业获得的总能量相比北方游牧集团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要想获胜，必须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即军事效率
通过以上简化模型的计算可知，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草原的游牧集团，其羊的数量折算成中原农民，高的数据是1720万，中间值是1032万人，如每户5口人，是206.4万户，如每户4口人，是258万户。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
而中原王朝的总人口，历代统计，西汉武帝时大约3600万，全盛时5959万多；东汉全盛时5648万；隋炀帝大业五年，907万户，约4600万人；唐朝初年高祖武德时约200万户；唐太宗贞观十三年304万1871户，人口约1235万；唐玄宗天宝年891万4209户，人口5291万9309，现代有人估算实际可能达7500万人；后周显德年230万9812户；宋太祖开宝时主户口309万504（客籍户口不在内），太宗至道年主户口413万2576，宋真宗咸平年主客户共686万4160，现代有人估算徽宗时最高，人口达1亿。
1、由此可见，在红薯和玉米良种没有进入中国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集团的生存战斗总能量比，通常只有2:1——3:1左右，最高也只有5:1左右，而天下大乱王朝初建时，更是与草原游牧集团相当。
这个数据，是在摘出牛马等牲畜后进行的比较。尤其是马这种代步牲畜，不但可以提供高机动性的骑兵，在战场上也能提供冲击的动能。游牧民族家家必备马作为代步和狩猎工具，一个骑兵常常有三四匹成年马，一匹马体重等于5个左右的成年男子。同样假定马和人能量输出率相同，则一个游牧骑兵就有相当于15——20个成年男子的移动能量源。这样算，成吉思汗游牧集团的移动运输能量总量为193.5——258万成年男子单位，换算成包括女人老人孩子的统计口径，则当乘以2。
所以，把模型深化，接近实际，引入移动运输的能量来估算，则总能量比，中原王朝鼎盛时勉强达到北方统一游牧集团的4倍，即使和平发展四十年（以汉朝、唐朝、宋朝为例），也不容易达到其2倍。
根据第三节第5点的第二组数据：整个北方草原全部用来游牧养羊的极限当是（6818+13260）*15/16*2=9411.5625万只左右，换算成中原农民是除以1.5，等于6274.375万。
    所以根据这一点，中原王朝获得的总能量是最多也不到北方草原极限的1.59倍，汉唐全盛时的官方统计，也比这个极限略小。宋朝那种官营经济垄断、压榨农民，来养活无耻赵家和文人的王朝，就算真有一亿口农民，也不值一提。
4、再加上水运运输的参数，由于中原的河流主要是自西向东流入大海，不是北上，所以中原王朝在向北方输送兵员和物资时，低能耗的水运资源并不丰富，大运河的开通也仅仅是解决了河南、江淮到北京周边的运河小船运输，离燕山防线还有几百里路，而阴山——大同一线更是难以指望山西陕西以外的运输。而且，北方的河流到了冬季多数结冰，正好让秋季养肥的草原马踏过。所以，比起北方游牧集团家家大量养马的运输实力，是劣势。
当然，宋朝的运输没汉唐麻烦，它根本就没有幽州，河北守的是短短的500里拒马河一线，是有不断流大河的小平原，但比起千里燕山防线（明朝戚继光守蓟镇一千二百里），要短得多，所以利弊相参，并不是绝对不利；山西守的是夏屋山雁门关一线，地理险要；陕西局势和汉唐初年相同。
5、由此可见，唐太宗在总能量小于北方游牧集团的情况下，贞观三年秋就出兵大破东突厥，以后又连续击破吐谷浑、薛延陀，打遍北方草原，仗仗干净利落，晚年还亲征东北的高句丽，是高于游牧集团的军事效率，即总能量利用效率。高效的军事行动，节省人力物力，同时也减轻了农民阶层的战争负担。而宋太宗到宋真宗就是两个垃圾了。宋太祖赵匡胤与唐太宗比，也是差了一大截。
所以，强汉盛唐，名不虚传，在军事效率和农民承受的战争负担上，唐太宗以及唐朝盛时，唐朝全都远优于宋朝这个垃圾王朝。

验证模型，农民的劳动剩余，羊的年可屠宰量
前面的能量获取模型里，设定等体重的羊与农民有相同的能量输出或者说生产盈余，是定性设定。现在进行定量的验证：
汉书所载战国时魏国法家相国李悝对农业农民的认识：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1、这段文里面，亩制，魏国是二百平方步的亩制，与主旨无关，暂不换算。石取秦的标准量具，为一石当今20200毫升，浮动范围为20000——20500毫升，装入现代粟米为13.5千克左右。现代粟米比古代改良，比重应更大，所以，一家五口种百亩地的总产粮为4050市斤粟米以下。
2、一家五口每年吃九十石，就是1215千克粟米以内，即2430市斤，即人均486市斤。总产量扣除吃食，剩余六十石，即810千克，初步盈余率为总产量的40%，消费量的2/3。
（1）以上是毛盈余，和毛利润定义类似，没有扣除穿衣和日常用钱。如果扣除每年买衣钱千五百，则由于每石粟米三十钱，只能剩余十石粮食。即纯盈余率为总产量的1/15，消费量的1/14。这种盈余率太低，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
所以古代单门独户的小农家庭，妇女不能好好织布的话，对家庭经济和国家税收的削弱，都是致命的。
（2）关于中国古代粮食产量，文人，尤其是现代一些实际是科盲的号称史学者，经常吹嘘。但实际上，没有化肥良种的时代，一户农户平均每年能收4050市斤的粮食，绝对不少了，人均485市斤的消费量，可以吃饱，人均810市斤的原粮拥有量，持平当今中国的人均消费量。
北方草原蒙古羊种的基本数据，前面已经列出，由于公羊只留下种羊，其余阉掉并逐渐吃掉，所以羊群中主要就是生育期的母羊、发育期的小母羊、老母羊、阉公羊。
    （1）所以，生育期母羊可以占到羊群总数的1/2——1/3，其余则是小母羊、待宰的阉公羊、老母羊、极少数种公羊。
（2）羊羔率105%——110%，则在牧草充足的情况下，游牧集团的羊数量年增长率为低者35%——52.5%，高者36.67——55%。
羊的怀孕期145——152天，扣除交配需要的时间，所以一年内，新出生的羊只能长到6个月，这就是前面数据里6个月阉羊的意义。
由前面数据可知，6个月阉羊的体重普遍只有成年公羊的一半左右，母羊的2/3左右；而羊群以母羊为主，小母羊次之，阉公羊又次之；所以，按重量算，游牧集团羊的实际年盈余低于羊数的年增长率，高于羊数的年增长率乘以2/3，即低者高于23.33%——35%，高者高于24.447%——36.67%。
综上所见，可知中原农民的生产盈余即能量输出，毛盈余为总产量40%，农民消费量的2/3，比游牧集团的羊多50%左右；纯盈余率为总产量的1/15，消费量的1/14，反而是草原羊的三分之一不到。而草原羊是有皮毛可做衣服、帐篷、被褥、地毯的，这相当于中原农民妇女织布。
但是，前面数据已经给出羊的得肉屠宰率只有45%——50%，也就是说，光吃羊肉，游牧民族的盈余率（能量获得率）还得减一半，6个月阉羊平均按高平均值25千克算，人均每年可消费量小于（20*35%）=7只6个月阉羊，屠宰率算高点50%，即人均每年小于87.5千克左右的带骨羊肉。平均每天少于0.239726千克带骨羊肉，明显吃不饱。
    （6）这一数据，也印证了一个历史事实：古代游牧民族只有秋季冬季的杀牛宰羊吃肉，而春季夏季，多得靠奶制品混合草籽过活。
    而按照第二组数据，草原游牧全养羊极限9411.5625万只算，也达不到人均每天0.8745千克带骨羊肉的水平。
    （7）延伸地说，中原农民流行的吃内脏、煮头蹄，是更高的食物利用率。蒙古族等有些人不吃牛羊下水的习惯，在古代可惜了。
4、引入中原农民家养牲畜量
中原农业，牛耕为首，现代农业数据，一头耕地黄牛一年需要15——20市亩庄稼的秸秆为食，农忙时还需喂食少量精粮。现代中国度量规定，一公顷为15市亩。北方旱地，一对夫妻耕30市亩为常，超出50亩则过多，不能精耕，总产量反而难以提高，这就是老话“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南方水田耗劳动力，一家耕10——15市亩水田为常，但一年两熟，水稻产量又高，比北方旱地收入多。
但不管怎么样，现代农业数据说明，没有现代农业技术和化肥的情况下，一户农户在耕地充足时，养一头牛是可以的，两头就勉强，这也是古代中原王朝的历史事实：每户一头牛是理想。所以牛主要只能耕田，提供不了多少肉食，即除粮食外的能量增量。
古代小农经济，农户养猪是优于养羊的选择，因为猪一胎多子，繁殖力强，杂食，能自己找食，好养活，而且古代猪更接近野猪，比羊壮实胆大，不容易落入狼口。但古代猪也由于这种粗放饲养，通常一年只能长到120——150市斤，200斤是大肥猪，然后被人宰掉吃，俗称“杀年猪”。
综合上文蒙古羊种的数据可知，一夫一妻三个小孩的一户农民，养两头猪，一年杀一头，相当于北方草原一头乌珠穆沁大肥公羊的量，或1.5头普通成年公羊，2.4——3只普通6个月阉羊。与草原游牧民平均每人3.2662——7只6个月阉羊的量来说，差了一个数量级。
     养两头猪也是常例，因为从体重上说相当于两个成年男子，需要的人力和杂粮不少。
马，在中原北方用作运输的多，农耕也有，但长江流域及以南就很少。中国现代农牧业，以一头标准牛一年吃食量为准，测得，一匹马为0.8个牛单位，一头驴0.6个牛单位，一只绵羊0.22个牛单位，一只山羊0.25个牛单位。由此可见，对于一户一对夫妻的小农来说，养马花费不比牛少多少，而且马比牛不耐粗饲、易得病。所以民间形成用驴和骡做运输畜力的习惯。
     驴子的寿命可达30年以上，几乎是马的一倍，骡子寿命在马和驴之间，而且一胎一子，所以河北山东驴肉虽然好吃，能提供的量却不多。
（4）古代农村家养鸡，和现代养鸡场的不同，喂粮食足的话，6个月能长到3——4市斤；如果不喂料，散养让其自己找食，则出栏期还得延长；母鸡按中国本土品种，每只一年产70——200只蛋，多数集中在低值区，平均两三天才产一蛋。现在很多所谓土鸡蛋，都是引入了国外高产蛋的鸡种下的。
这种情况，20世纪80年代还能见到，农村的每户家养鸡蛋，每天供应两个（100克左右）自己吃，是养鸡在5、6只以上才能达到。如果要用鸡蛋换钱贴补家用，则家人吃鸡蛋更少。
家养鸭子，需要大面积的水面，不是农户普遍有的条件。
家养狗，土黄狗个头不大，肉也少，主要护家，提供肉量太小。
综合以上，由于中原农业是以直接获取植物光合作用得到的能量为主，所以除了粮食外，牲畜能提供的肉量有限，自己吃饱都不足，商品化低，多余的能量输出很小。如果要提高牲畜的肉提供量，只能消耗粮食，5——6斤粮食换一斤猪肉，9——10斤粮食换一斤牛肉，从能量的获得量来算，得不偿失。
   
六、论文说明
1、笔者以初中生物、物理和小学数学为工具和基础，科学地证明了古代中国中原王朝在总能量的获取上，比北方游牧集团，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开国时相当甚至弱于对手，2倍勉强，3倍困难。再考虑长江、淮河、黄河、秦岭、太行山等山河造成的地理阻隔，能运输到北方前线的能量更小。
2、所以中原王朝要想在与北方游牧集团的竞争中获胜，必须提高能量利用率，就是军事效率。如《孙子兵法》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是兵家整套军事行动步骤。
3、由此可以明确地推断，在古代搞什么文官治国，以文制武，浪费农民赋税去厚待文人尤其是儒教垃圾，根本就是阉割中原王朝实力的脑残之举，现代宋史界特别是宋吹们都是一群连初中水平都不及格的垃圾，根本不配谈学术，不配进大学！比如在媒体上宣传宋朝人民生活富裕的所谓专家，比如在网上拉帮结派如苍蝇乱嗡的河南骗子团伙“经略幽燕我童贯、红茶魔术猫”等。
4、所以值此高考之际，我劝告少年儿童们：
在学校好好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才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和发展动力，考大学也要远离文史哲。要接受现代科学体系，奋起直追，恢复战国秦汉时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不要听信网络和教材中那些宣传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一神教的扯淡——那些垃圾根本不懂！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靠不断明确精细的科学技术来推动，只有更精确的理清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厘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证明出合理的利益分割边界，才能使人类社会向更美好迈进。中国古代齐国相国法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是朴素正确的古代政治认识。
儒教、耶教、绿教、马教、左派、右派、自由民主派等，本质上都是不干实事，妄图通过忽悠人进行统治的垃圾！只有遵守敬畏自然规律，研究科学真理，确定每个人的合理利益，使得利益与义务相当，权力与责任对等，才能建立并发展文明！
5、本朝政商学垃圾扎堆，大混混带着小混混，坑蒙拐骗。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鬼话，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对自己的一生负责，也是为国家的未来负责。
6、鲁迅曾言：救救孩子。没想到的是，时隔近百年，经历了多次革命和改革，仍然还需大声疾呼这句话，这是悲哀，也是过去和当下政商学界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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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王 无帝 无年号    农历丙申年四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