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柴荣再多活几十年，能建立一个稳定的皇朝吗？ 　　

　　
　　周世宗柴荣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的十二个皇帝中最佳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励精图治，总体来说后周政治较为清明，中原开始复苏。他还锐意改革，均定赋税，招垦荒田，限制佛教。他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还收复了部分被契丹人占领的领土。
　　人们往往惋惜他英年早逝，以为如果他能多活些时间，他定能做到……（恕不抄写那些推测之词）。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通过理性推测可以说，如果柴荣多活几年，他已经开始的一些事业，能会继续下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成就的。但是，柴荣的一些明显的弱点，会有严重的影响，即使他不早夭，他“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心壮志也恐怕实现不了。
　　
　　一，柴荣的部队是一支惯于剽掠的军队
　　
　　五代继承晚唐，是一个军阀横行的时代。这些军阀的军队多是习惯于抢掠平民，军阀们为了维持土气，也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去抢掠发财。有志于开拓天下的柴荣，似乎并没有脱此窠臼。由于当时大小军阀多是对百姓横征暴敛，当周朝军队征伐时，时常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但是即使对这些欢迎他们的人们，周军仍是抢掠不已。
　　
　　《资治通鉴·显德元年四月》：柴荣亲征北汉，周军“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后周的“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柴荣也曾“驰诏禁止剽掠”，但周军败退时，“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这是由于周军恶行，使把自己看作解放者的人们由失望而反抗的一例。
　　
　　《资治通鉴·显德三年七月》：南唐的横征暴敛致百姓于痛苦，所以，“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可是，“（周）将帅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这已经不单是兵卒的纪律问题了，司马光已经明确的指出是‘将帅’们的事了。
　　
　　这两次因抢掠都是在柴荣亲征时发生的，柴荣本人是难辞其咎的。下面一例则是柴荣本人下令所致。
　　
　　二，柴荣下令屠城
　　
　　五代的君王们基本上是唐末藩镇的延续，这些军阀们多不把人命当回事，不少是以多杀人当为英雄的屠夫之流。柴荣不属于此列，在理智上，他明白要开拓天下，就绝不能嗜杀。但是，因他成长过程中的大环境，不能不受到影响，也有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情况。
　　
　　显德五年正月，攻楚州（在今江苏淮安）之屠城就是一例。据《旧五代史》“帝（柴荣）亲攻楚州。……拔之，斩伪守将张彦卿等，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
　　陆游《南唐书·张彦卿传》记载更详一些，柴荣亲御旗鼓攻楚州，张彦卿为南唐楚州防御使，誓死守城。城陷，张彦卿犹结阵城内，誓死奋击，谓之巷斗。守军皆死，无一人生降者。“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
　　这次杀尽楚州百姓是柴荣自己下的命令。当然这是他在长时间攻城，周军伤亡损失甚大的情况下生气的结果，但把怒气转移到妇孺老百姓身上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有开拓天下之志的英雄所不应该有的。
　　
　　二，柴荣好杀
　　
　　《旧五代史》在对柴荣的评价中，说了很多赞扬的话后说：“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古代专制帝王用刑太峻，大体上就是嗜杀的同义词。在《旧五代史》中列了他不少下令处死官员的事例，现举些明显错不至于死的用刑不当例子：
　　显德元年九月“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坐盗掠商船不捕获也。”只因没及时抓到盗匪。
　　显德三年二月“斩前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于路左，坐桥道不谨也。”这显然也不是死罪。
　　显德四年四月“斩内供奉官孙延希于都市，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武德副使卢继升并停职。时重修永福殿，命（孙）延希督役，上见役夫有就瓦中啖饭，以柹为匕者，大怒，斩延希而罢延勋等。”其中‘柹’是砍木头掉下来的碎片。看到役夫吃饭条件不好而怒，这是好事，只是就此而处人以死刑，太过了吧。
　　显德四年十月“左藏库使符令光弃市。时帝再议南征，先期敕令光广造军士袍襦，不即办集，帝怒，命斩之。时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宫，遂戮于都市。（符）令光出勋阀之后，历职内庭，以清慎自守，累总繁剧，甚有廉干之誉。帝素重其为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过见诛，人皆冤之。”
　　显德五年四月“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窦）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窦）仪之用刑伤于深刻。”因一人死而族死者二十四人，无论如何也杀人过滥。
　　
　　柴荣是显德六年去世的，可见他在位的这些年，杀人过滥的事是贯彻始终的，砍了头再不可能长出来，过后‘追悔’也没有用。
　　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的续笔卷四及三笔卷九中还有柴荣更多的‘好杀’的例子，其中有些不能判断按当时的律法是否真该杀，故不举。
　　这些不应是有别的该杀的理由，而借故处死，如果是那样，其中必‘有料’，史书一般会说明的。
　　
　　三，政治上柴荣是失败的
　　
　　他当高官及皇帝多年，却没有建立自己的统治班底。
　　在他逝世（显德六年六月癸巳）前十天（癸未），他大约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已近，立了七岁儿子为梁王，实际就是太子。前五天（己丑）任范质、王溥、魏仁浦掌中枢大权，免张永德（郭威女婿）殿前都点检职务，任赵匡胤任此职为禁军统帅。
　　这是多么失败的后事安排。范、王、魏并不是后周的忠臣，在赵匡胤手下仍任宰相，如果不免去张永德禁军统帅职务，陈桥兵变未必会发生。
　　这些临终付以后事的人中有不忠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全部都是这样，就有些不妙了。为什么会这样？大约柴荣不善于从政治角度，而更喜以技术能力方面去看人。
　　即使他能再活多年，但只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人，选人，他及他的皇朝前途都不会太妙。
　　
　　赵匡胤政变之后，起兵反抗的只有二人。一是李筠，一是李重进，但都迅速失败。从其过程中可以看出，二人反抗并未得到手下的中下级官员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柴荣南征北战，有功于民族和社稷，但得不到官兵民众的拥护，上层官员也只有极少数对他表示忠心，值得深思。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柴荣动辄以小过杀官员，官员会如何看柴荣？
　　
　　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和赵匡胤的关系都很好。据说有‘结社’为异姓兄弟之事。无论如何，军中高级将领确有结党营私之事。陈桥兵变后，赵军回京未受任何阻碍。
　　武官们结党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而柴荣或不知，或容忍，对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合格的表现。
　　
　　正如在开篇时所说，柴荣励精图治，中原开始复苏，锐意改革，均定赋税，招垦荒田，限制佛教，南征北战，开始了统一的序幕，收复了部分被契丹人占领的领土，可称为‘英雄’。只可惜有前面所说的弱点，简而言之，套用现代词语，可以说他‘政治敏感’度太低及五代陋习未改吧。
　　
　　即使他再多活些年，他也未必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皇朝。
　　周世宗柴荣可以说是五代时期的十二个皇帝中最佳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励精图治，总体来说后周政治较为清明，中原开始复苏。他还锐意改革，均定赋税，招垦荒田，限制佛教。他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还收复了部分被契丹人占领的领土。
　　人们往往惋惜他英年早逝，以为如果他能多活些时间，他定能做到……（恕不抄写那些推测之词）。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通过理性推测可以说，如果柴荣多活几年，他已经开始的一些事业，能会继续下去，而且也会取得一些成就的。但是，柴荣的一些明显的弱点，会有严重的影响，即使他不早夭，他“寡人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雄心壮志也恐怕实现不了。
　　
　　一，柴荣的部队是一支惯于剽掠的军队
　　
　　五代继承晚唐，是一个军阀横行的时代。这些军阀的军队多是习惯于抢掠平民，军阀们为了维持土气，也纵容甚至鼓励部下去抢掠发财。有志于开拓天下的柴荣，似乎并没有脱此窠臼。由于当时大小军阀多是对百姓横征暴敛，当周朝军队征伐时，时常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但是即使对这些欢迎他们的人们，周军仍是抢掠不已。
　　
　　《资治通鉴·显德元年四月》：柴荣亲征北汉，周军“既入北汉境，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后周的“诸军数十万聚于太原城下，军士不免剽掠，北汉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柴荣也曾“驰诏禁止剽掠”，但周军败退时，“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这是由于周军恶行，使把自己看作解放者的人们由失望而反抗的一例。
　　
　　《资治通鉴·显德三年七月》：南唐的横征暴敛致百姓于痛苦，所以，“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可是，“（周）将帅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这已经不单是兵卒的纪律问题了，司马光已经明确的指出是‘将帅’们的事了。
　　
　　这两次因抢掠都是在柴荣亲征时发生的，柴荣本人是难辞其咎的。下面一例则是柴荣本人下令所致。
　　
　　二，柴荣下令屠城
　　
　　五代的君王们基本上是唐末藩镇的延续，这些军阀们多不把人命当回事，不少是以多杀人当为英雄的屠夫之流。柴荣不属于此列，在理智上，他明白要开拓天下，就绝不能嗜杀。但是，因他成长过程中的大环境，不能不受到影响，也有不把人命当回事的情况。
　　
　　显德五年正月，攻楚州（在今江苏淮安）之屠城就是一例。据《旧五代史》“帝（柴荣）亲攻楚州。……拔之，斩伪守将张彦卿等，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
　　陆游《南唐书·张彦卿传》记载更详一些，柴荣亲御旗鼓攻楚州，张彦卿为南唐楚州防御使，誓死守城。城陷，张彦卿犹结阵城内，誓死奋击，谓之巷斗。守军皆死，无一人生降者。“周兵死伤亦甚众，世宗怒，尽屠城中居民，焚其室庐。”
　　这次杀尽楚州百姓是柴荣自己下的命令。当然这是他在长时间攻城，周军伤亡损失甚大的情况下生气的结果，但把怒气转移到妇孺老百姓身上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有开拓天下之志的英雄所不应该有的。
　　
　　二，柴荣好杀
　　
　　《旧五代史》在对柴荣的评价中，说了很多赞扬的话后说：“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古代专制帝王用刑太峻，大体上就是嗜杀的同义词。在《旧五代史》中列了他不少下令处死官员的事例，现举些明显错不至于死的用刑不当例子：
　　显德元年九月“斩宋州巡检供奉官、副都知竹奉璘于宁陵县，坐盗掠商船不捕获也。”只因没及时抓到盗匪。
　　显德三年二月“斩前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于路左，坐桥道不谨也。”这显然也不是死罪。
　　显德四年四月“斩内供奉官孙延希于都市，御厨使董延勋、副使张皓、武德副使卢继升并停职。时重修永福殿，命（孙）延希督役，上见役夫有就瓦中啖饭，以柹为匕者，大怒，斩延希而罢延勋等。”其中‘柹’是砍木头掉下来的碎片。看到役夫吃饭条件不好而怒，这是好事，只是就此而处人以死刑，太过了吧。
　　显德四年十月“左藏库使符令光弃市。时帝再议南征，先期敕令光广造军士袍襦，不即办集，帝怒，命斩之。时宰臣等至庭救解，帝起入宫，遂戮于都市。（符）令光出勋阀之后，历职内庭，以清慎自守，累总繁剧，甚有廉干之誉。帝素重其为人，每加委用，至是以小过见诛，人皆冤之。”
　　显德五年四月“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却男，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端明殿学士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窦）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窦）仪之用刑伤于深刻。”因一人死而族死者二十四人，无论如何也杀人过滥。
　　
　　柴荣是显德六年去世的，可见他在位的这些年，杀人过滥的事是贯彻始终的，砍了头再不可能长出来，过后‘追悔’也没有用。
　　在洪迈的《容斋随笔》中的续笔卷四及三笔卷九中还有柴荣更多的‘好杀’的例子，其中有些不能判断按当时的律法是否真该杀，故不举。
　　这些不应是有别的该杀的理由，而借故处死，如果是那样，其中必‘有料’，史书一般会说明的。
　　
　　三，政治上柴荣是失败的
　　
　　他当高官及皇帝多年，却没有建立自己的统治班底。
　　在他逝世（显德六年六月癸巳）前十天（癸未），他大约已经知道自己大限已近，立了七岁儿子为梁王，实际就是太子。前五天（己丑）任范质、王溥、魏仁浦掌中枢大权，免张永德（郭威女婿）殿前都点检职务，任赵匡胤任此职为禁军统帅。
　　这是多么失败的后事安排。范、王、魏并不是后周的忠臣，在赵匡胤手下仍任宰相，如果不免去张永德禁军统帅职务，陈桥兵变未必会发生。
　　这些临终付以后事的人中有不忠的，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全部都是这样，就有些不妙了。为什么会这样？大约柴荣不善于从政治角度，而更喜以技术能力方面去看人。
　　即使他能再活多年，但只会以这样的眼光去看人，选人，他及他的皇朝前途都不会太妙。
　　
　　赵匡胤政变之后，起兵反抗的只有二人。一是李筠，一是李重进，但都迅速失败。从其过程中可以看出，二人反抗并未得到手下的中下级官员的支持，失败是必然的。柴荣南征北战，有功于民族和社稷，但得不到官兵民众的拥护，上层官员也只有极少数对他表示忠心，值得深思。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柴荣动辄以小过杀官员，官员会如何看柴荣？
　　
　　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和赵匡胤的关系都很好。据说有‘结社’为异姓兄弟之事。无论如何，军中高级将领确有结党营私之事。陈桥兵变后，赵军回京未受任何阻碍。
　　武官们结党是极其严重的事情，而柴荣或不知，或容忍，对一个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是不合格的表现。
　　
　　正如在开篇时所说，柴荣励精图治，中原开始复苏，锐意改革，均定赋税，招垦荒田，限制佛教，南征北战，开始了统一的序幕，收复了部分被契丹人占领的领土，可称为‘英雄’。只可惜有前面所说的弱点，简而言之，套用现代词语，可以说他‘政治敏感’度太低及五代陋习未改吧。
　　
　　即使他再多活些年，他也未必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