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逊上将的故事（上）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中，张宗逊的资历是比较老的。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过叶挺部队和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过井冈山，当过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主力师师长，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员，样样都是响当当。更为传奇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张又侠，成就了解放军历史上一对著名的“父子上将”。

张宗逊生于1908年2月7日，是陕西渭南县赤水镇堰头村人。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于富裕农民，条件还算不错。因此张宗逊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7岁上私塾，12岁进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14岁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由于受到叔父张浩如和同乡王尚德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影响，张宗逊在少年时期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反帝爱国教育，思想日趋进步。1924年5月，16岁的张宗逊在赤水团支部吸收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等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在赤水镇一带先后办起了十多处平民夜校，建立起几个农民协会，教育和组织农民，并联合渭南县的一些中小学教职员创办了“教育促进会”，提倡教育民主，团结和争取进步学生等。

1925年秋，中共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根据赤水团特别支部的决定，张宗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当年冬，受赤水团特别支部选派，张宗逊经过准备后和几名同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1926年2月，张宗逊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第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勒令黄埔军校中的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根据校内的中共党组织规定，不再保留双重党籍，由党员自行决定保留哪个党籍，并向校内公开。张宗逊毅然在校方下发的表格上签写退出国民党，同时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宗逊随入伍生团调往东江，主要负责沿海地区的防务，警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926年9月，入伍生团回到黄埔继续学习，张宗逊被编入第四期政治科第2队学习。当年12月，张宗逊随政治科迁到武汉，加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4月，张宗逊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唐生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3师9团，任该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2营政治指导员。根据党组织指示，张宗逊开始在部队内开展政治工作。然而第3师基础很不好，反动军官多，政工人员接触士兵比较困难，进行政治工作的收效甚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完成了向“右”转，开始大肆“清党”反共。第8军第3师内的中共党组织奉上级之命通知部队内的共产党员，除少数人留下继续隐蔽外，其余人员陆续撤离国民党军队。张宗逊早就公开亮明了共产党员身份，当然无法留下，于是便离开第3师到武汉找上级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到了武汉后，根据上级通知，要张宗逊选择回西北还是留在南方工作。张宗逊考虑到自己虽然熟悉西北的情况，但西北的革命力量不如两湖发展快，还是想参加革命高潮，于是表示愿意留在南方，但不想再做政治工作，想做军事工作。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将张宗逊分到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新兵训练处管辖的新兵营任中尉排长。第11军第24师是叶挺的部队，师主力已随叶挺以“东征讨蒋”为名开赴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留在武汉的只有一个新兵营，主要为“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组成，成分较好。新兵营由陈浩、韩壮剑负责，下属人员中除张宗逊外，还有伍中豪、杨立三等未来的红军名将。

1927年7月下旬，第24师新兵营奉命编入了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张宗逊被任命为警卫团3营10连副连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警卫团借参加“东征讨蒋”之机，于8月初乘船沿长江东下，准备赴江西南昌与叶挺率领的第24师会合。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警卫团没有按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的命令到江西九江集中，而是到了湖北大冶县黄石港附近便涉水登陆，步行经阳新进入江西境内。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部队又封锁了赣江沿岸，追上南昌起义部队已变得非常困难。后卢德铭与警卫团政治指导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离队，回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警卫团则交给中校团附兼1营营长余洒度带领，暂去湘赣鄂交界的江西修水地区休整待命。

余洒度带着警卫团到了修水后，相继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和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会合。为了隐蔽目标，余洒度派人到南昌与朱培德交涉，将部队改编成了江西省防军第1师，由余洒度任少将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苏先骏任上校团长，并领到了朱培德下拨的军饷物资，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其中原警卫团改编为第1师1团，张宗逊也升任3营10连连长。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等人的领导下，于当年9月初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余洒度等人也奉命带领第1师参加起义，在进军途中还遇到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中央已任命他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由于敌众我寡的客观形势，各路起义部队相继受挫，无法再执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下达的进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停止进攻长沙，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起义部队撤回湘赣边界。后于浏阳县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在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毅然决定上山割据，保存力量，带领起义军余部沿湘赣边界向赣西地区转移。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对起义官兵讲话，鼓励大家团结一致继续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张宗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秋收起义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9月底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休整时，毛泽东主持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由陈浩任团长，徐恕任副团长，韩壮剑任参谋长，全团辖1、3营和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已仅剩千人左右，有枪500余支。改编之后，余洒度、苏先骏分别被毛泽东派往湖南、湖北省委汇报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毛泽东则带领剩下的千余工农革命军继续向井冈山地区进发，拉开了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历史大幕。此时，张宗逊已被调到第1团团部任参谋，而团部书记则是未来的开国大将谭政。

在部队开赴井冈山的途中，张宗逊又被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则是大个子曾士峨，党代表是未来元帅罗荣桓。由此可见，张宗逊参加武装斗争时的起点并不低，革命道路要靠自己把握。进至水口圩休整时，毛泽东还来到特务连观看战士们的射击练习。张宗逊非常激动地向毛委员报告连队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问张宗逊是哪里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尔后又亲切地和战士们攀谈起来。多少年以后，张宗逊还将这一幕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

在收服了袁文才、王佐部之后，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其间张宗逊在坑口村战斗中腿部负伤，过了3个月才痊愈。归队后，他被调到1营2连任副连长，连长则是黄埔五期出身的开国中将谭希林，党代表是后来牺牲了的谭国清。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下山，支援发动湘南暴动后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朱德、陈毅、王尔琢所部。江西军阀朱培德麾下一个团闻讯后尾追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沔渡地区遭到工农革命军1团副团长兼1营营长陈毅安率部痛击，狼狈溃退。其时罗炳辉就在敌军中任营长，还在战斗中被工农革命军打伤。一年多后罗炳辉率部发动吉安起义，加入红军，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著名将领。闲暇之余，罗炳辉曾多次提起当年追击红军的往事，引为笑谈。
1928年4月下旬，朱毛部队在井冈山脚下的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不久两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1.2万余人，有枪2000余支。原井冈山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1师31团，张子清任师长（因张负伤，由毛泽东兼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党代表，张子清任31团团长（由师参谋长朱云卿代理），张宗逊仍为1营2连副连长。

为了扩红筹款及扩大影响，朱德率红28团及红31团1营去湖南境内攻打茶陵县重镇高陇圩。红31团1营为先头部队，顺利占领了高陇圩。在向高陇附近扩大影响时，与湘军第8军一个团和茶陵县挨户团发生遭遇战斗。由于敌军人多势众，红31团1营受到较大损失，营长员一民、2连连长张金泉牺牲，排长韩伟、徐洋等人负伤。危急关头，张宗逊带领一个排在高陇圩隔河守住一个桥头，才掩护营主力和伤员撤出战斗。不久朱德率红28团赶到，与红31团1营协同打回高陇圩，一举将敌人击溃，歼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支。由于江西军阀杨如轩部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进剿，朱德又率领红28团和红31团1营迅速回师，一天强行军100多里，在永新县草市坳重创赣军一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县城，打得杨如轩带伤奔逃，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

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根据地内相继组织起了地方武装，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张宗逊被调任为永新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到任后，张宗逊积极发展队伍，迅速将游击大队扩大到3、4百人，并用不同方式从敌军手中搞到了几十支枪。在革命形势影响下，各乡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了几千人。6月中旬，湘赣军阀联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进剿”。张宗逊指挥永新县游击大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歼灭和击溃敌军3个团，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宗逊指挥永新县游击大队在此战中缴获了100多支枪，收获甚丰。这一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县的全部，以及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的各一部，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0多万，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928年6月下旬，张宗逊又被调回红4军31团，担任1营2连连长。当时的连党代表是谭国清，副连长是开国中将韩伟。7月中旬，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朱毛商定分兵迎敌，在内外线配合作战，调动并歼灭敌人。毛泽东指挥红4军31团坚持内线作战，以灵活的战术分兵打击敌人，将从东面扑来的赣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周围30里内达25天之久。然而打到外线的朱德、陈毅所率红4军28团、29团却受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的鼓动，贸然向湘南进军，企图攻打郴州，结果弄出了一个著名的“八月失败”，损失惨重。毛泽东闻讯后心急如焚，决定亲自带领伍中豪、罗荣桓的红31团3营南下迎接朱德、陈毅部。同时留下朱云卿、何挺颖率陈毅安的红31团1营及王佐、袁文才的红32团守卫井冈山。

分兵之后，朱云卿、何挺颖和王佐、袁文才率主力回防井冈山，红4军军官教导队党代表蔡会文率领红31团2连、特务连和地方武装在永新、莲花两县展开游击战争。不久便打响了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指挥红31团1营两个多连据守黄洋界哨口，凭借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助阵，顽强打退了湘军吴尚部两个团敌人的进犯。其间张宗逊奉命带领2连由永新县小江驰援井冈山，当他们到达黄洋界时，湘敌因惧怕红4军主力回援已连夜撤回了湖南境内。经过一番磨难后，毛泽东也率部在湖南桂东接到了朱德、陈毅部，尔后共同返回井冈山，并联合作战打垮了赣军周浑元部，收复了部分根据地，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

1928年底，蒋介石任命何键为湘赣“会剿”代总指挥，指挥湘赣两省军阀部队3万多人再次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会剿”。根据柏路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进军以调动敌人，彭德怀、滕代远率红30团协助红32团王佐部守卫井冈山。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红4军一路与追击之敌发生战斗，且战且走，损失较大，非常疲惫。红31团1营代营长周航、独立营营长张谓在战斗中牺牲，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遭敌袭击牺牲，连朱德军长的夫人伍若兰也被敌人俘获斩首。2月9日，红4军到达赣南瑞金附近。张宗逊奉命带领2连进入瑞金县城内侦察，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邮局搜集了大量报纸和检查了有关军事邮件。通过报纸得知，敌刘士毅旅两个团已追击红军至瑞金境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迅速决策，指挥林彪红28团、伍中豪红31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等部，在瑞金城北的大柏地设伏，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敌300余人，俘敌800余人，生俘敌团长萧致平（因未能认出来，混在俘虏中被放跑了），缴枪800余支，一举扭转了进入赣南以来的颓势。陈毅后来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张宗逊在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还披露了一件轶事：大柏地之战后，军长朱德严厉批评了两名营长在战斗中向军部要求补充子弹的事。朱德说：“军部哪里有子弹来补充部队呢？这完全是斗志不坚决的表现嘛！”

1929年2月中旬，红4军进至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起凤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暂时得到了休整。不久红4军继续东进，转向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在3月上旬进至江西石城时，红31团3营营长陈正春被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根据上级命令，张宗逊接任3营营长，党代表是罗荣桓，副营长是周昆。3月中旬，红4军经武夷山脉南端进入闽西长汀地区。在距长汀10公里的长岭寨，红4军与驻防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先头展开激战。张宗逊指挥红31团3营猛打猛冲，攻占了长岭寨制高点，打垮了敌先头部队。红4军乘胜勇猛追击，一举占领长汀城，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长汀休整期间，红4军筹集到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和军费，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部队面貌。根据红4军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有的团、营、连分别改称纵队、支队、大队。其中红31团改编为第3纵队，张宗逊担任9支队支队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张宗逊很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次休整期间，红4军全军换上了后来众所周知的红军灰布军装，戴上了缀有布制红五角星的八角帽，每人还发了两块银元的零用钱。

由于时值蒋桂战争爆发，大量敌军被调往皖鄂边境参战，赣南一带顿显空虚。红4军前委趁势回兵赣南，相继占领了兴国、宁都、于都、瑞金、广昌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和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开始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这一期间彭德怀率领红30团从井冈山突围转战到了瑞金，与红4军会合。经过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商量后，彭德怀又率部返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蒋桂战争以蒋介石集团的迅速胜利而告终，江西军阀朱培德又奉命组织兵力向红4军围攻过来。偏巧5月初桂系军阀又向广东发动进攻，与湘、粤联军展开混战。这时盘踞闽西的福建军阀陈国辉、张贞部加入湘、粤联军，调动兵力讨伐桂军，闽西腹地出现了空虚的局面。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红4军二次入闽，趁机开辟新区。
1929年5月下旬，红4军由赣南再入闽西，以虚虚实实的行动调动敌人，先后三打龙岩，歼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陈国辉部，扫清了闽西地区的敌军主力。战斗中张宗逊率领9支队与友邻7支队协同攻击，消灭了龙岩城北面国民党军的连、排哨，占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配合主力消灭陈国辉旅2000余人，胜利夺取了龙岩城。此后红4军分兵做群众工作，推动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从而开辟了以龙岩为中心，包括永定、上杭、长汀等县部分地区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替其职。不久，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闽粤赣三省军阀出动两万余军队，向闽西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会剿”。此时前委书记陈毅已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情况，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决定红4军分兵作战，以主力向闽中出击。7月底，朱德指挥红4军第2、第3纵队东进闽中，张宗逊也率9支队随第3纵队出征。由于闽中各县多坚固城墙防御，以红4军的薄弱火力很难将其攻克。加上这一地区土匪很多，缺少粮食，群众基础不好，而且天气炎热，疫病流行，红4军非战斗减员甚多。朱德在大田城外召开部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放弃原定进军闽中的计划，回师闽西。其后朱德率红4军主力掉头西返，先后激战新桥，攻占漳平，收复龙岩，稳住了阵脚。由于闽粤赣三省军阀互相观望，出兵不出力，这次“会剿”便无疾而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朱德又指挥第2、第3纵队攻打上杭县城。上杭城墙高大坚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铁上杭”之称。9支队奉命由城西北侧进攻，张宗逊指挥战士们用竹子做的云梯扒城强攻，一举突破。由于守敌卢新铭团战斗力很差，9支队配合主力横扫全城，歼敌1000余人，胜利夺占了“铁上杭”。

在上杭休整期间，朱德主持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大会贯彻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大家畅所欲言，讨论激烈。结果开了3天，在一般工作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更别说决定红4军发展前途的战略问题了。张宗逊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亲身经历了毛泽东不在时部队所面临的窘境。到了10月，两广军阀调集兵力准备开战，粤北地区顿显空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将第4纵队留守闽西，自己率领第1、2、3纵队向广东东江出击。这时两广军阀的混战又停止了，反而联合起来对付红军。红4军在广东打了几仗，都没有多大战果，自己损失却不小。其中在攻打梅县县城的战斗中，第3纵队9支队攻击受挫，伤亡30余人，党代表罗荣桓也身负重伤。由于广东军阀陆续增援，敌众我寡，朱德只好率红4军主力回撤，于11月下旬返回闽西龙岩、连城地区休整。

此时，陈毅已返回闽西，并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经过朱德、陈毅等人的诚心相请，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1929年12月底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将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前委委员。会后全军精神振奋，面貌一新。

红4军主力返回闽西后，分兵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迅速拓展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红4军前委提出了“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实现“争取江西”的计划。1930年1月，蒋介石调集赣闽粤三省军阀部队共12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会剿”。红4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分兵迎敌，以内线周旋和外线迫敌的战略调动、打击敌人。由于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沉重打击了赣军，迫使赣军从闽西回师。加上闽系军阀发生内部火并，将部队匆忙撤出闽西，粤军见状便也无心再战。这样，三省军阀的第二次“会剿”计划又告破产。

由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军阀间的矛盾严重发作，各方纷纷调兵遣将准备参加中原大战，一时无暇顾及红军发展。红4军前委趁机指挥部队在赣南纵横驰骋，打吉安，攻赣州，重创敌唐云山旅，行动灵活自如。此时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5军在湘鄂赣边境开辟并扩大了苏区，黄公略在赣西南组建了红6军，闽西的地方武装发展也很快（不久成立了红12军）。毛泽东因势利导，主持成立了指导红4、红5、红6军及赣南、赣西、闽西、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前委，深入推动赣南、闽西的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将革命活动搞得如火如荼。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1930年6月中旬，红4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扩编，以红4军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一路军（不久即改称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4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潘心源）、红6军（后改称红3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红12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因伍中豪生病休养，由罗炳辉任代理军长）。其中将红4军第3纵队与红12军第2、3纵队对调，这样红12军的骨干便成为了光荣的秋收起义部队。当时红12军参谋长林野未到职，便由张宗逊代理，政治部主任则是未来大将谭政。

由于在中共中央掌权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严重发作，要求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来夺取大城市，“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各主力红军不得不奉命出动，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红一军团北上攻打南昌、九江。7月底部队已迫近南昌，但毛泽东、朱德认为南昌城高防固，不宜强攻，即决定不打南昌，红一军团从南昌外围转向西渡赣江，分兵做群众工作和筹粮筹款。渡过赣江后，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12军占领了高安至南浔铁路牛行车站一带，奉命开展群众工作。8月1日这天，红12军根据军团指示，命令占领牛行车站的部队隔着赣江向南昌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随后红一军团相继转移至安义、奉新、万载地区休整待机。
在此期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也根据中央命令向武昌出击，连克岳州、平江，并一举打下湖南省会长沙，一时震动全国。由于不久后湖南军阀何键调集部队发动大举反扑，并有帝国主义列强10余艘军舰的支援，红三军团寡不敌众，被迫退出长沙。这时彭德怀等人得知朱毛率领红一军团已转移到江西万载境内，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去联系。此际朱毛亦从报纸上获悉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也派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去寻找红三军团联络。袁国平与杨岳彬正好遇到，便一同到了红一军团，请求增援红三军团。毛泽东、朱德即率红一军团离开万载，向长沙方向进发。在途经湘赣边境的湖南浏阳县文家市时，发现追击红三军团的湘军右路第3纵队司令戴斗垣旅正驻扎于此。红一军团即于8月20日果断出击，奔袭包围了戴斗垣旅。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12军由西向东攻击，协同友邻部队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歼敌3个团又1个营，击毙戴斗垣，俘敌1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取得了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仗。

根据双方约定，红一军团前进至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地区，在8月23日与从平江县长寿街赶来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即召开了前委联席会议，商定共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滕代远仍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方面军下辖红一、红三军团8个军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统一指挥红军及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任总前委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

8月底，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湘敌设防坚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和充足弹药，屡攻不克，伤亡很大。战斗期间红12军抓到了长沙县敌政府派往湘潭送军事情报的信使，得知敌人企图里应外合夹攻红军。据此，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继续围城，红一军团则秘密设伏，一举击溃了出动攻击的敌军两个多旅，毙敌900多人，俘敌两名团长以下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然而此后何键命令守军坚守不出，红军又数次发动总攻击均未奏效，前来增援的敌军数量却逐渐增多，红军则弹药给养缺乏，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顶着违反中央命令的责任说服了总前委的多数干部，于9月12日主动从长沙撤围，回师湘赣边境，分兵做群众工作和筹粮筹款以休整待机。

不久，中共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指示信来到红一方面军，要求总前委执行中央命令回兵打长沙。总前委在江西宜春召开会议，毛泽东耐心说服了以前就熟识的周以栗，决定不打长沙，而去打被江西苏区地方武装长期包围显得孤立无援的吉安。面对红军主力大举逼来，防守吉安的赣敌邓英师兵无斗志，打了一天便弃城逃跑。10月5日，红一方面军占领了吉安县城，打到大批土豪劣绅，筹到很多军费。此后吉安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县的守敌纷纷逃走，红一方面军趁机扩大根据地，分兵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至此赣西南苏区已经连成一片，拥有9座县城，在3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内人口达到200多万，红一方面军也很快发展到了4万余人，有枪万余支。在此期间，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以红12军教导大队为基础，加上新兵1500余人，在吉安编成原先缺编的红12军第36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治委员。

1930年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会上有些干部，其中主要是红三军团部分干部要求执行中央指示，火速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由于一时说服不了这些干部，为了维护两个军团的团结，毛泽东、朱德决定提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的口号，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再见机行事。在此期间，总前委还接到了中共中央发于6月的政治局决议和给红4军的指示信，要求红4军坚决执行“立三路线”，总前委中有反对者就要调到中央“解决”。

红一方面军撤出吉安北上不久，便得到消息，持续半年多的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大获全胜，又要调兵遣将前来“围剿”红军。根据新的情况，总前委先后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经过反复评估形势和耐心进行说服，终于在不打大城市南昌、九江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尚在罗坊会议进行期间，蒋介石就于10月下旬电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调集境内10万兵力，准备对赣西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敌情变化，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主力红军应撤到赣江以东地区，把国民党军引到根据地内，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实行灵活的战术，消耗打击敌有生力量，最终粉碎敌人的“围剿”。对此，总司令朱德表示赞成。然而，红三军团一些干部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愿意远离乡土地域湖南、湖北，提出红一军团可东渡赣江，红三军团则留在赣江以西作战。这时红一军团一些长期战斗于湘赣边界地区的干部也提出不能放弃赣江以西的老根据地，不赞成东渡赣江。关键时刻，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红军应集中统一作战，不宜分开，这样才能大量消灭敌人，他赞成东渡赣江。彭德怀的这一票至关重要，总前委终于作出了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执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决定。多少年后，毛泽东还对彭德怀的这一票予以了高度评价。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陆续东渡赣江向苏区腹地收缩。红12军也奉军团命令从吉安转移到宁都县城附近集结。历史证明，罗坊会议判断正确，为红军及时调整部署，做好反“围剿”作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上将中，张宗逊的资历是比较老的。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过叶挺部队和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过井冈山，当过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主力师师长，八路军第120师的主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的副司令员，样样都是响当当。更为传奇的是，他还培养出了一个好儿子张又侠，成就了解放军历史上一对著名的“父子上将”。

张宗逊生于1908年2月7日，是陕西渭南县赤水镇堰头村人。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于富裕农民，条件还算不错。因此张宗逊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教育，7岁上私塾，12岁进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14岁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由于受到叔父张浩如和同乡王尚德等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影响，张宗逊在少年时期便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反帝爱国教育，思想日趋进步。1924年5月，16岁的张宗逊在赤水团支部吸收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协助团支部兴办“平民教育服务团”等公开活动的群众团体，在赤水镇一带先后办起了十多处平民夜校，建立起几个农民协会，教育和组织农民，并联合渭南县的一些中小学教职员创办了“教育促进会”，提倡教育民主，团结和争取进步学生等。

1925年秋，中共党组织成立了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根据赤水团特别支部的决定，张宗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当年冬，受赤水团特别支部选派，张宗逊经过准备后和几名同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1926年2月，张宗逊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被编入第五期入伍生第2团2营5连，并由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勒令黄埔军校中的跨党党员要退出国民党或共产党。根据校内的中共党组织规定，不再保留双重党籍，由党员自行决定保留哪个党籍，并向校内公开。张宗逊毅然在校方下发的表格上签写退出国民党，同时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宗逊随入伍生团调往东江，主要负责沿海地区的防务，警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926年9月，入伍生团回到黄埔继续学习，张宗逊被编入第四期政治科第2队学习。当年12月，张宗逊随政治科迁到武汉，加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4月，张宗逊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唐生智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3师9团，任该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干事兼2营政治指导员。根据党组织指示，张宗逊开始在部队内开展政治工作。然而第3师基础很不好，反动军官多，政工人员接触士兵比较困难，进行政治工作的收效甚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完成了向“右”转，开始大肆“清党”反共。第8军第3师内的中共党组织奉上级之命通知部队内的共产党员，除少数人留下继续隐蔽外，其余人员陆续撤离国民党军队。张宗逊早就公开亮明了共产党员身份，当然无法留下，于是便离开第3师到武汉找上级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到了武汉后，根据上级通知，要张宗逊选择回西北还是留在南方工作。张宗逊考虑到自己虽然熟悉西北的情况，但西北的革命力量不如两湖发展快，还是想参加革命高潮，于是表示愿意留在南方，但不想再做政治工作，想做军事工作。上级同意了他的请求，将张宗逊分到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新兵训练处管辖的新兵营任中尉排长。第11军第24师是叶挺的部队，师主力已随叶挺以“东征讨蒋”为名开赴九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留在武汉的只有一个新兵营，主要为“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的湖南农民和农运干部组成，成分较好。新兵营由陈浩、韩壮剑负责，下属人员中除张宗逊外，还有伍中豪、杨立三等未来的红军名将。

1927年7月下旬，第24师新兵营奉命编入了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张宗逊被任命为警卫团3营10连副连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警卫团借参加“东征讨蒋”之机，于8月初乘船沿长江东下，准备赴江西南昌与叶挺率领的第24师会合。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警卫团没有按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长黄琪翔的命令到江西九江集中，而是到了湖北大冶县黄石港附近便涉水登陆，步行经阳新进入江西境内。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的部队又封锁了赣江沿岸，追上南昌起义部队已变得非常困难。后卢德铭与警卫团政治指导辛焕文、团参谋长韩浚离队，回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警卫团则交给中校团附兼1营营长余洒度带领，暂去湘赣鄂交界的江西修水地区休整待命。

余洒度带着警卫团到了修水后，相继与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和苏先骏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会合。为了隐蔽目标，余洒度派人到南昌与朱培德交涉，将部队改编成了江西省防军第1师，由余洒度任少将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苏先骏任上校团长，并领到了朱培德下拨的军饷物资，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其中原警卫团改编为第1师1团，张宗逊也升任3营10连连长。

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等人的领导下，于当年9月初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余洒度等人也奉命带领第1师参加起义，在进军途中还遇到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中央已任命他为秋收起义的总指挥。由于敌众我寡的客观形势，各路起义部队相继受挫，无法再执行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下达的进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停止进攻长沙，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起义部队撤回湘赣边界。后于浏阳县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在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毅然决定上山割据，保存力量，带领起义军余部沿湘赣边界向赣西地区转移。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对起义官兵讲话，鼓励大家团结一致继续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张宗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秋收起义部队在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9月底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休整时，毛泽东主持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全师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由陈浩任团长，徐恕任副团长，韩壮剑任参谋长，全团辖1、3营和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已仅剩千人左右，有枪500余支。改编之后，余洒度、苏先骏分别被毛泽东派往湖南、湖北省委汇报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毛泽东则带领剩下的千余工农革命军继续向井冈山地区进发，拉开了武装割据夺取政权的历史大幕。此时，张宗逊已被调到第1团团部任参谋，而团部书记则是未来的开国大将谭政。

在部队开赴井冈山的途中，张宗逊又被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连长则是大个子曾士峨，党代表是未来元帅罗荣桓。由此可见，张宗逊参加武装斗争时的起点并不低，革命道路要靠自己把握。进至水口圩休整时，毛泽东还来到特务连观看战士们的射击练习。张宗逊非常激动地向毛委员报告连队的情况，毛泽东微笑着问张宗逊是哪里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尔后又亲切地和战士们攀谈起来。多少年以后，张宗逊还将这一幕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里。

在收服了袁文才、王佐部之后，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开始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其间张宗逊在坑口村战斗中腿部负伤，过了3个月才痊愈。归队后，他被调到1营2连任副连长，连长则是黄埔五期出身的开国中将谭希林，党代表是后来牺牲了的谭国清。1928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下山，支援发动湘南暴动后正向湘赣边界转移的朱德、陈毅、王尔琢所部。江西军阀朱培德麾下一个团闻讯后尾追工农革命军，在湖南酃县沔渡地区遭到工农革命军1团副团长兼1营营长陈毅安率部痛击，狼狈溃退。其时罗炳辉就在敌军中任营长，还在战斗中被工农革命军打伤。一年多后罗炳辉率部发动吉安起义，加入红军，成为了红一方面军的著名将领。闲暇之余，罗炳辉曾多次提起当年追击红军的往事，引为笑谈。
1928年4月下旬，朱毛部队在井冈山脚下的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不久两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师9个团1.2万余人，有枪2000余支。原井冈山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1师31团，张子清任师长（因张负伤，由毛泽东兼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党代表，张子清任31团团长（由师参谋长朱云卿代理），张宗逊仍为1营2连副连长。

为了扩红筹款及扩大影响，朱德率红28团及红31团1营去湖南境内攻打茶陵县重镇高陇圩。红31团1营为先头部队，顺利占领了高陇圩。在向高陇附近扩大影响时，与湘军第8军一个团和茶陵县挨户团发生遭遇战斗。由于敌军人多势众，红31团1营受到较大损失，营长员一民、2连连长张金泉牺牲，排长韩伟、徐洋等人负伤。危急关头，张宗逊带领一个排在高陇圩隔河守住一个桥头，才掩护营主力和伤员撤出战斗。不久朱德率红28团赶到，与红31团1营协同打回高陇圩，一举将敌人击溃，歼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支。由于江西军阀杨如轩部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进剿，朱德又率领红28团和红31团1营迅速回师，一天强行军100多里，在永新县草市坳重创赣军一个团，乘胜占领永新县城，打得杨如轩带伤奔逃，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进剿”。

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根据地内相继组织起了地方武装，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张宗逊被调任为永新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到任后，张宗逊积极发展队伍，迅速将游击大队扩大到3、4百人，并用不同方式从敌军手中搞到了几十支枪。在革命形势影响下，各乡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很快发展到了几千人。6月中旬，湘赣军阀联合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进剿”。张宗逊指挥永新县游击大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参加了著名的龙源口战斗，歼灭和击溃敌军3个团，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宗逊指挥永新县游击大队在此战中缴获了100多支枪，收获甚丰。这一时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县的全部，以及吉安、安福、遂川、酃县的各一部，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超过50多万，并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至此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928年6月下旬，张宗逊又被调回红4军31团，担任1营2连连长。当时的连党代表是谭国清，副连长是开国中将韩伟。7月中旬，湘赣两省军阀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会剿”。朱毛商定分兵迎敌，在内外线配合作战，调动并歼灭敌人。毛泽东指挥红4军31团坚持内线作战，以灵活的战术分兵打击敌人，将从东面扑来的赣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周围30里内达25天之久。然而打到外线的朱德、陈毅所率红4军28团、29团却受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的鼓动，贸然向湘南进军，企图攻打郴州，结果弄出了一个著名的“八月失败”，损失惨重。毛泽东闻讯后心急如焚，决定亲自带领伍中豪、罗荣桓的红31团3营南下迎接朱德、陈毅部。同时留下朱云卿、何挺颖率陈毅安的红31团1营及王佐、袁文才的红32团守卫井冈山。

分兵之后，朱云卿、何挺颖和王佐、袁文才率主力回防井冈山，红4军军官教导队党代表蔡会文率领红31团2连、特务连和地方武装在永新、莲花两县展开游击战争。不久便打响了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等指挥红31团1营两个多连据守黄洋界哨口，凭借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助阵，顽强打退了湘军吴尚部两个团敌人的进犯。其间张宗逊奉命带领2连由永新县小江驰援井冈山，当他们到达黄洋界时，湘敌因惧怕红4军主力回援已连夜撤回了湖南境内。经过一番磨难后，毛泽东也率部在湖南桂东接到了朱德、陈毅部，尔后共同返回井冈山，并联合作战打垮了赣军周浑元部，收复了部分根据地，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

1928年底，蒋介石任命何键为湘赣“会剿”代总指挥，指挥湘赣两省军阀部队3万多人再次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会剿”。根据柏路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向赣南进军以调动敌人，彭德怀、滕代远率红30团协助红32团王佐部守卫井冈山。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进军。红4军一路与追击之敌发生战斗，且战且走，损失较大，非常疲惫。红31团1营代营长周航、独立营营长张谓在战斗中牺牲，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遭敌袭击牺牲，连朱德军长的夫人伍若兰也被敌人俘获斩首。2月9日，红4军到达赣南瑞金附近。张宗逊奉命带领2连进入瑞金县城内侦察，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邮局搜集了大量报纸和检查了有关军事邮件。通过报纸得知，敌刘士毅旅两个团已追击红军至瑞金境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迅速决策，指挥林彪红28团、伍中豪红31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等部，在瑞金城北的大柏地设伏，经过激烈战斗毙伤敌300余人，俘敌800余人，生俘敌团长萧致平（因未能认出来，混在俘虏中被放跑了），缴枪800余支，一举扭转了进入赣南以来的颓势。陈毅后来高度评价了这次战斗：“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

张宗逊在晚年所著的回忆录中还披露了一件轶事：大柏地之战后，军长朱德严厉批评了两名营长在战斗中向军部要求补充子弹的事。朱德说：“军部哪里有子弹来补充部队呢？这完全是斗志不坚决的表现嘛！”

1929年2月中旬，红4军进至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起凤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暂时得到了休整。不久红4军继续东进，转向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在3月上旬进至江西石城时，红31团3营营长陈正春被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根据上级命令，张宗逊接任3营营长，党代表是罗荣桓，副营长是周昆。3月中旬，红4军经武夷山脉南端进入闽西长汀地区。在距长汀10公里的长岭寨，红4军与驻防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先头展开激战。张宗逊指挥红31团3营猛打猛冲，攻占了长岭寨制高点，打垮了敌先头部队。红4军乘胜勇猛追击，一举占领长汀城，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

在长汀休整期间，红4军筹集到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和军费，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部队面貌。根据红4军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原有的团、营、连分别改称纵队、支队、大队。其中红31团改编为第3纵队，张宗逊担任9支队支队长，罗荣桓任党代表。张宗逊很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次休整期间，红4军全军换上了后来众所周知的红军灰布军装，戴上了缀有布制红五角星的八角帽，每人还发了两块银元的零用钱。

由于时值蒋桂战争爆发，大量敌军被调往皖鄂边境参战，赣南一带顿显空虚。红4军前委趁势回兵赣南，相继占领了兴国、宁都、于都、瑞金、广昌等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和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开始创建赣南革命根据地。这一期间彭德怀率领红30团从井冈山突围转战到了瑞金，与红4军会合。经过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商量后，彭德怀又率部返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蒋桂战争以蒋介石集团的迅速胜利而告终，江西军阀朱培德又奉命组织兵力向红4军围攻过来。偏巧5月初桂系军阀又向广东发动进攻，与湘、粤联军展开混战。这时盘踞闽西的福建军阀陈国辉、张贞部加入湘、粤联军，调动兵力讨伐桂军，闽西腹地出现了空虚的局面。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红4军二次入闽，趁机开辟新区。
1929年5月下旬，红4军由赣南再入闽西，以虚虚实实的行动调动敌人，先后三打龙岩，歼灭了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陈国辉部，扫清了闽西地区的敌军主力。战斗中张宗逊率领9支队与友邻7支队协同攻击，消灭了龙岩城北面国民党军的连、排哨，占领控制龙岩的制高点，配合主力消灭陈国辉旅2000余人，胜利夺取了龙岩城。此后红4军分兵做群众工作，推动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从而开辟了以龙岩为中心，包括永定、上杭、长汀等县部分地区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下旬，红4军在龙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替其职。不久，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闽粤赣三省军阀出动两万余军队，向闽西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会剿”。此时前委书记陈毅已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汇报情况，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决定红4军分兵作战，以主力向闽中出击。7月底，朱德指挥红4军第2、第3纵队东进闽中，张宗逊也率9支队随第3纵队出征。由于闽中各县多坚固城墙防御，以红4军的薄弱火力很难将其攻克。加上这一地区土匪很多，缺少粮食，群众基础不好，而且天气炎热，疫病流行，红4军非战斗减员甚多。朱德在大田城外召开部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放弃原定进军闽中的计划，回师闽西。其后朱德率红4军主力掉头西返，先后激战新桥，攻占漳平，收复龙岩，稳住了阵脚。由于闽粤赣三省军阀互相观望，出兵不出力，这次“会剿”便无疾而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朱德又指挥第2、第3纵队攻打上杭县城。上杭城墙高大坚固，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铁上杭”之称。9支队奉命由城西北侧进攻，张宗逊指挥战士们用竹子做的云梯扒城强攻，一举突破。由于守敌卢新铭团战斗力很差，9支队配合主力横扫全城，歼敌1000余人，胜利夺占了“铁上杭”。

在上杭休整期间，朱德主持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大会贯彻了“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大家畅所欲言，讨论激烈。结果开了3天，在一般工作问题上都没有达成共识，更别说决定红4军发展前途的战略问题了。张宗逊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亲身经历了毛泽东不在时部队所面临的窘境。到了10月，两广军阀调集兵力准备开战，粤北地区顿显空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将第4纵队留守闽西，自己率领第1、2、3纵队向广东东江出击。这时两广军阀的混战又停止了，反而联合起来对付红军。红4军在广东打了几仗，都没有多大战果，自己损失却不小。其中在攻打梅县县城的战斗中，第3纵队9支队攻击受挫，伤亡30余人，党代表罗荣桓也身负重伤。由于广东军阀陆续增援，敌众我寡，朱德只好率红4军主力回撤，于11月下旬返回闽西龙岩、连城地区休整。

此时，陈毅已返回闽西，并带回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经过朱德、陈毅等人的诚心相请，毛泽东终于回到了红4军。在1929年12月底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为将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会议选举毛泽东仍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人为前委委员。会后全军精神振奋，面貌一新。

红4军主力返回闽西后，分兵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迅速拓展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红4军前委提出了“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实现“争取江西”的计划。1930年1月，蒋介石调集赣闽粤三省军阀部队共12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会剿”。红4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分兵迎敌，以内线周旋和外线迫敌的战略调动、打击敌人。由于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沉重打击了赣军，迫使赣军从闽西回师。加上闽系军阀发生内部火并，将部队匆忙撤出闽西，粤军见状便也无心再战。这样，三省军阀的第二次“会剿”计划又告破产。

由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军阀间的矛盾严重发作，各方纷纷调兵遣将准备参加中原大战，一时无暇顾及红军发展。红4军前委趁机指挥部队在赣南纵横驰骋，打吉安，攻赣州，重创敌唐云山旅，行动灵活自如。此时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5军在湘鄂赣边境开辟并扩大了苏区，黄公略在赣西南组建了红6军，闽西的地方武装发展也很快（不久成立了红12军）。毛泽东因势利导，主持成立了指导红4、红5、红6军及赣南、赣西、闽西、东江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前委，深入推动赣南、闽西的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苏维埃政权，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将革命活动搞得如火如荼。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1930年6月中旬，红4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扩编，以红4军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一路军（不久即改称红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4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潘心源）、红6军（后改称红3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红12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因伍中豪生病休养，由罗炳辉任代理军长）。其中将红4军第3纵队与红12军第2、3纵队对调，这样红12军的骨干便成为了光荣的秋收起义部队。当时红12军参谋长林野未到职，便由张宗逊代理，政治部主任则是未来大将谭政。

由于在中共中央掌权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严重发作，要求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来夺取大城市，“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各主力红军不得不奉命出动，攻打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1930年7月，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央命令率领红一军团北上攻打南昌、九江。7月底部队已迫近南昌，但毛泽东、朱德认为南昌城高防固，不宜强攻，即决定不打南昌，红一军团从南昌外围转向西渡赣江，分兵做群众工作和筹粮筹款。渡过赣江后，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12军占领了高安至南浔铁路牛行车站一带，奉命开展群众工作。8月1日这天，红12军根据军团指示，命令占领牛行车站的部队隔着赣江向南昌打枪示威，以纪念八一南昌起义3周年。随后红一军团相继转移至安义、奉新、万载地区休整待机。
在此期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也根据中央命令向武昌出击，连克岳州、平江，并一举打下湖南省会长沙，一时震动全国。由于不久后湖南军阀何键调集部队发动大举反扑，并有帝国主义列强10余艘军舰的支援，红三军团寡不敌众，被迫退出长沙。这时彭德怀等人得知朱毛率领红一军团已转移到江西万载境内，即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前去联系。此际朱毛亦从报纸上获悉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也派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去寻找红三军团联络。袁国平与杨岳彬正好遇到，便一同到了红一军团，请求增援红三军团。毛泽东、朱德即率红一军团离开万载，向长沙方向进发。在途经湘赣边境的湖南浏阳县文家市时，发现追击红三军团的湘军右路第3纵队司令戴斗垣旅正驻扎于此。红一军团即于8月20日果断出击，奔袭包围了戴斗垣旅。张宗逊协助罗炳辉指挥红12军由西向东攻击，协同友邻部队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战斗歼敌3个团又1个营，击毙戴斗垣，俘敌1000余人，缴枪1500余支，取得了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仗。

根据双方约定，红一军团前进至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地区，在8月23日与从平江县长寿街赶来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即召开了前委联席会议，商定共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彭德怀、滕代远仍任红三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方面军下辖红一、红三军团8个军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统一指挥红军及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任总前委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

8月底，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由于湘敌设防坚固，红军缺少强大炮火和充足弹药，屡攻不克，伤亡很大。战斗期间红12军抓到了长沙县敌政府派往湘潭送军事情报的信使，得知敌人企图里应外合夹攻红军。据此，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继续围城，红一军团则秘密设伏，一举击溃了出动攻击的敌军两个多旅，毙敌900多人，俘敌两名团长以下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然而此后何键命令守军坚守不出，红军又数次发动总攻击均未奏效，前来增援的敌军数量却逐渐增多，红军则弹药给养缺乏，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朱德顶着违反中央命令的责任说服了总前委的多数干部，于9月12日主动从长沙撤围，回师湘赣边境，分兵做群众工作和筹粮筹款以休整待机。

不久，中共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指示信来到红一方面军，要求总前委执行中央命令回兵打长沙。总前委在江西宜春召开会议，毛泽东耐心说服了以前就熟识的周以栗，决定不打长沙，而去打被江西苏区地方武装长期包围显得孤立无援的吉安。面对红军主力大举逼来，防守吉安的赣敌邓英师兵无斗志，打了一天便弃城逃跑。10月5日，红一方面军占领了吉安县城，打到大批土豪劣绅，筹到很多军费。此后吉安周围的泰和、安福、吉水等县的守敌纷纷逃走，红一方面军趁机扩大根据地，分兵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至此赣西南苏区已经连成一片，拥有9座县城，在34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内人口达到200多万，红一方面军也很快发展到了4万余人，有枪万余支。在此期间，根据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以红12军教导大队为基础，加上新兵1500余人，在吉安编成原先缺编的红12军第36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治委员。

1930年10月13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吉安召开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会上有些干部，其中主要是红三军团部分干部要求执行中央指示，火速北上攻打南昌、九江。由于一时说服不了这些干部，为了维护两个军团的团结，毛泽东、朱德决定提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的口号，指挥红一方面军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进，再见机行事。在此期间，总前委还接到了中共中央发于6月的政治局决议和给红4军的指示信，要求红4军坚决执行“立三路线”，总前委中有反对者就要调到中央“解决”。

红一方面军撤出吉安北上不久，便得到消息，持续半年多的中原大战已经结束，蒋介石大获全胜，又要调兵遣将前来“围剿”红军。根据新的情况，总前委先后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罗坊会议，经过反复评估形势和耐心进行说服，终于在不打大城市南昌、九江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尚在罗坊会议进行期间，蒋介石就于10月下旬电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调集境内10万兵力，准备对赣西南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敌情变化，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主力红军应撤到赣江以东地区，把国民党军引到根据地内，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实行灵活的战术，消耗打击敌有生力量，最终粉碎敌人的“围剿”。对此，总司令朱德表示赞成。然而，红三军团一些干部不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愿意远离乡土地域湖南、湖北，提出红一军团可东渡赣江，红三军团则留在赣江以西作战。这时红一军团一些长期战斗于湘赣边界地区的干部也提出不能放弃赣江以西的老根据地，不赞成东渡赣江。关键时刻，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红军应集中统一作战，不宜分开，这样才能大量消灭敌人，他赞成东渡赣江。彭德怀的这一票至关重要，总前委终于作出了整个方面军东渡赣江，执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决定。多少年后，毛泽东还对彭德怀的这一票予以了高度评价。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各部陆续东渡赣江向苏区腹地收缩。红12军也奉军团命令从吉安转移到宁都县城附近集结。历史证明，罗坊会议判断正确，为红军及时调整部署，做好反“围剿”作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