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掩藏在“飞虎队”光辉下的苏联援华航空队 zz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7: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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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应该说苏联航空队是不错的。但一开始的人员素质低劣，只想吃喝拿好处，遇战则勉强应付、甚至避战保命。据他们自己说，不是什么“志愿”，是上级指派来的。（详见《中国的天空》）</P>
<P>由此我不禁想到朝鲜战争时的情况，苏联人开始也是派了菜鸟上阵，意欲练练兵。在中方一再要求下，斯大林才派出一些二战王牌领导的优秀飞行员来。可见，一个国家的空军乃至整个国防工业是不能寄希望与外国人的，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受制于人。</P>
<P>由此我不禁想到朝鲜战争时的情况，苏联人开始也是派了菜鸟上阵，意欲练练兵。在中方一再要求下，斯大林才派出一些二战王牌领导的优秀飞行员来。可见，一个国家的空军乃至整个国防工业是不能寄希望与外国人的，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受制于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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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飞机 培训人员
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日，
一方面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一方面还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战士的飞行技术作战技能。
援助中国的轰炸机都由苏联志愿航空队员驾驶，从苏联中亚的阿拉木图起飞，经新疆的伊宁、迪化（当时新疆省省会，即今乌鲁木齐）、哈密到兰州；或者由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起飞，经蒙古飞到兰州。驱逐机是用卡车长途运送配件到新疆组装。苏联志愿人员还帮助中国建立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在迪化和兰州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
日本竭力想摧垮中国的后方空军基地。因为新疆在中国深远的西部，日本飞机难以到达，它就拼命轰炸兰州。1937年12月4日，日本航空队从北平起飞轰炸兰州。苏联志愿航空队队员立即从机场起飞迎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一番，让日本人知道一点厉害，不允许它再欺负中国缺乏防空能力。
那时中国空军队伍小，飞行员少，急需培养飞行员。再则，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是从美国、德国等国家购买飞机，抗战爆发后大量购买苏联飞机，型号不同，性能不一样。因此，中国空军作战人员需要苏联空军人员帮助培训。苏联空军人员手把手地教中国飞行员驾驶飞机技术和作战技能，传授作战经验。他们教中国空军战士，非常真诚，非常耐心，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直到教会为止，技术上毫无保留。
保卫武汉 远征台北
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看到日本飞机在中国野蛮疯狂地轰炸扫射，中国无数的男女老幼丧失了生命，一片片房屋建筑顿时变成断壁残垣，堆堆瓦砾。他们非常同情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十分愤恨。他们一到中国就要求参战。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后多次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参加过保卫武汉、南昌、重庆等地的空战，远征轰炸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
1938年1月，32架日本飞机空袭汉口。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升空，联合迎战日机，连连打落了日本飞机多架，给了日本军队一个下马威，后来在1938年上半年武汉三次大空战（“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中，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勇士们与日本航空兵激烈拼搏，血洒长空，英勇无畏，为保卫武汉立下了重大功劳。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占领中国的地方较少，尚未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多少空军基地，它本土离中国又太远，这时它向中国进攻的主要空军基地是在中国的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开战以后，日本海上航空队的飞机除从海上起飞外，即是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的机场和城市，这对中国空军和城市威胁很大。为了狠狠打击日本航空队，中苏空军决定驾机远征台北，轰炸松山机场。
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人员选这个日子轰炸台北，也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这次轰炸使用了两个轰炸机编队：一是驻南昌的12架轰炸机，由中苏飞行员联合编成，一是全由苏联飞行员编成的，驾驶28架轰炸机。南昌这一队因航向出了错，被迫在福州降落，最后没有去台北轰炸。
汉口编队在大队长波雷宁的指挥下，为避免暴露，在5500米以上高空飞行，飞行员克服了高空缺氧的困难。到了台湾上空，为了迷惑敌人，苏联空军编队先向台湾以北方向飞行，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降低了高度，冲向松山机场上空。
机场上日本人毫无戒备，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有飞机来空袭他们的机场。所以，当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轰炸机飞临松山机场时，既没有战斗机升空截击，也没有高射炮对空射击。松山机场上停放着飞机、包装箱和油罐车。波雷宁大尉带领全队飞行员轮番投弹轰炸，一共投下了280颗炸弹。由于没有阻拦，苏联飞行员一个个投弹命中率都很高。只见那松山机场上一片火海，黑烟滚滚；只听那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这次空袭轰炸，炸毁了”敌机12架，飞机库3个，营房10栋，焚毁了大量航空用的油料和设备，松山机场被毁坏后，有一个月不能使用。
台湾松山机场被轰炸，使日本一片惊慌，于是追究责任，罢免了日本在台湾的行政长官，松山机场的指挥官被撤职，交法庭审判。
空军远征台湾取得巨大胜利，汉口编队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全部安全返回。中国军民大受鼓舞，各种报纸连日报道，各界热烈庆祝慰问。远征台北的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代表航空委员会（宋为秘书长）设宴招待参加远征的苏联空军勇士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盛赞他们这次远征取得的辉煌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好评。
长空多搏战 英雄洒碧血
除了保卫武汉、远征台北等最有名的空战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参加过其他许多地方的空战，与日本的航空兵多次交锋在在广东的顺德、广州，江西的南昌等处，与日本人在空中搏战。
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曾在南海海面、安徽省境内的长江江面，轰炸过日本兵舰。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中苏空军勇士还轰炸过芜湖、安庆的日军机场，轰炸过武汉外围的阳新、罗山日本军队的阵地。苏联志愿航空队还袭击过日本侵略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在兰州、衡阳郴州等处与日本航空队进行过空战，保卫过重庆、成都，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对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也起了很好的配合、掩护作用。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士们，远离祖国，帮助中国抗日。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清，他们对中国人民抱着同情的态度。在共同的抗日战斗中，双方之间结下了友好的情谊。苏联志愿航空队初到中国参加对日机的空战时，有的飞机被击中后飞行员跳伞。落到地面上时，还发生过误会。中国军民开始以为是日本的飞行员呢，有的人还围上去殴打他，捆绑他。等到弄清情况，中国人才把飞行员放了，厚礼相待。针对这种情形，后来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给每个苏联飞行员发一块红布，布上写上中文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保护！”苏联飞行员每次空战前挂到身上，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人就能识别，以后遇到苏联飞行员降落时，中国人都热情地接待，亲如家人了。
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日，在多次空战轰炸中，击沉过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986架，战果辉煌，功绩卓著。
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日，指战员们出色地作战，消灭了大量敌人，为保卫中国建立了功勋。他们中间有四百多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有14个人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牺牲。尤其在空战中，牺牲随时会发生。在多次与日寇的空战中，苏联空军战士英勇作战，他们中有二百多人为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些英勇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中间，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驱逐机大队长尔拉夫孟诺等。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血洒长空，战死在异国他乡，是不朽的国际主义英雄。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武汉市解放公园的东北隅，修建了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烈士们安卧在朝梅、夕桂二岭中间。红色的梅花开放，象征着中苏空军烈士们流淌的鲜血，秋天桂花芬芳，像是中苏两国空军战士战斗友谊放出的芳香。
在烈士墓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有8米高，正面刻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土碑”，背面刻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每年清明时节，武汉市政府和人民都来祭扫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即使在中苏关系破裂和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亦未中断。苏联空军志愿队英雄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日，
一方面直接参加对日空战，一方面还帮助中国训练空军战士的飞行技术作战技能。
援助中国的轰炸机都由苏联志愿航空队员驾驶，从苏联中亚的阿拉木图起飞，经新疆的伊宁、迪化（当时新疆省省会，即今乌鲁木齐）、哈密到兰州；或者由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起飞，经蒙古飞到兰州。驱逐机是用卡车长途运送配件到新疆组装。苏联志愿人员还帮助中国建立航空供应站和飞机修配厂，在迪化和兰州设立航空学校和训练基地。
日本竭力想摧垮中国的后方空军基地。因为新疆在中国深远的西部，日本飞机难以到达，它就拼命轰炸兰州。1937年12月4日，日本航空队从北平起飞轰炸兰州。苏联志愿航空队队员立即从机场起飞迎战。他们狠狠地教训了日本人一番，让日本人知道一点厉害，不允许它再欺负中国缺乏防空能力。
那时中国空军队伍小，飞行员少，急需培养飞行员。再则，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是从美国、德国等国家购买飞机，抗战爆发后大量购买苏联飞机，型号不同，性能不一样。因此，中国空军作战人员需要苏联空军人员帮助培训。苏联空军人员手把手地教中国飞行员驾驶飞机技术和作战技能，传授作战经验。他们教中国空军战士，非常真诚，非常耐心，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直到教会为止，技术上毫无保留。
保卫武汉 远征台北
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看到日本飞机在中国野蛮疯狂地轰炸扫射，中国无数的男女老幼丧失了生命，一片片房屋建筑顿时变成断壁残垣，堆堆瓦砾。他们非常同情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十分愤恨。他们一到中国就要求参战。苏联志愿航空队来华后多次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参加过保卫武汉、南昌、重庆等地的空战，远征轰炸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
1938年1月，32架日本飞机空袭汉口。苏联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升空，联合迎战日机，连连打落了日本飞机多架，给了日本军队一个下马威，后来在1938年上半年武汉三次大空战（“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中，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勇士们与日本航空兵激烈拼搏，血洒长空，英勇无畏，为保卫武汉立下了重大功劳。
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占领中国的地方较少，尚未在中国土地上建立多少空军基地，它本土离中国又太远，这时它向中国进攻的主要空军基地是在中国的台湾（当时被日本占领）。开战以后，日本海上航空队的飞机除从海上起飞外，即是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的机场和城市，这对中国空军和城市威胁很大。为了狠狠打击日本航空队，中苏空军决定驾机远征台北，轰炸松山机场。
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苏联空军志愿人员选这个日子轰炸台北，也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这次轰炸使用了两个轰炸机编队：一是驻南昌的12架轰炸机，由中苏飞行员联合编成，一是全由苏联飞行员编成的，驾驶28架轰炸机。南昌这一队因航向出了错，被迫在福州降落，最后没有去台北轰炸。
汉口编队在大队长波雷宁的指挥下，为避免暴露，在5500米以上高空飞行，飞行员克服了高空缺氧的困难。到了台湾上空，为了迷惑敌人，苏联空军编队先向台湾以北方向飞行，突然来了一个急转弯，降低了高度，冲向松山机场上空。
机场上日本人毫无戒备，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有飞机来空袭他们的机场。所以，当苏联志愿航空队的轰炸机飞临松山机场时，既没有战斗机升空截击，也没有高射炮对空射击。松山机场上停放着飞机、包装箱和油罐车。波雷宁大尉带领全队飞行员轮番投弹轰炸，一共投下了280颗炸弹。由于没有阻拦，苏联飞行员一个个投弹命中率都很高。只见那松山机场上一片火海，黑烟滚滚；只听那爆炸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这次空袭轰炸，炸毁了”敌机12架，飞机库3个，营房10栋，焚毁了大量航空用的油料和设备，松山机场被毁坏后，有一个月不能使用。
台湾松山机场被轰炸，使日本一片惊慌，于是追究责任，罢免了日本在台湾的行政长官，松山机场的指挥官被撤职，交法庭审判。
空军远征台湾取得巨大胜利，汉口编队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员全部安全返回。中国军民大受鼓舞，各种报纸连日报道，各界热烈庆祝慰问。远征台北的第二天晚上，宋美龄代表航空委员会（宋为秘书长）设宴招待参加远征的苏联空军勇士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盛赞他们这次远征取得的辉煌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好评。
长空多搏战 英雄洒碧血
除了保卫武汉、远征台北等最有名的空战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参加过其他许多地方的空战，与日本的航空兵多次交锋在在广东的顺德、广州，江西的南昌等处，与日本人在空中搏战。
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曾在南海海面、安徽省境内的长江江面，轰炸过日本兵舰。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中苏空军勇士还轰炸过芜湖、安庆的日军机场，轰炸过武汉外围的阳新、罗山日本军队的阵地。苏联志愿航空队还袭击过日本侵略军的机场、码头和阵地，在兰州、衡阳郴州等处与日本航空队进行过空战，保卫过重庆、成都，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对中国地面部队的作战也起了很好的配合、掩护作用。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士们，远离祖国，帮助中国抗日。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清，他们对中国人民抱着同情的态度。在共同的抗日战斗中，双方之间结下了友好的情谊。苏联志愿航空队初到中国参加对日机的空战时，有的飞机被击中后飞行员跳伞。落到地面上时，还发生过误会。中国军民开始以为是日本的飞行员呢，有的人还围上去殴打他，捆绑他。等到弄清情况，中国人才把飞行员放了，厚礼相待。针对这种情形，后来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给每个苏联飞行员发一块红布，布上写上中文字：“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致保护！”苏联飞行员每次空战前挂到身上，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中国人就能识别，以后遇到苏联飞行员降落时，中国人都热情地接待，亲如家人了。
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日，在多次空战轰炸中，击沉过日本兵舰十几艘，击落、击伤敌机986架，战果辉煌，功绩卓著。
苏联志愿航空队援助中国抗日，指战员们出色地作战，消灭了大量敌人，为保卫中国建立了功勋。他们中间有四百多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有14个人回国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牺牲。尤其在空战中，牺牲随时会发生。在多次与日寇的空战中，苏联空军战士英勇作战，他们中有二百多人为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这些英勇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中间，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驱逐机大队长尔拉夫孟诺等。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血洒长空，战死在异国他乡，是不朽的国际主义英雄。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武汉市解放公园的东北隅，修建了一座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烈士们安卧在朝梅、夕桂二岭中间。红色的梅花开放，象征着中苏空军烈士们流淌的鲜血，秋天桂花芬芳，像是中苏两国空军战士战斗友谊放出的芳香。
在烈士墓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纪念碑，有8米高，正面刻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土碑”，背面刻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每年清明时节，武汉市政府和人民都来祭扫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即使在中苏关系破裂和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亦未中断。苏联空军志愿队英雄们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1937 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尽管日本人把它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但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一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事件的起因很可笑，日本人宣称有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中国军队打开城门让日军搜查。遭到拒绝后日本人在卢沟桥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之后又炮击了宛平城。
其后华北地区陷落。8 月 13 日上海保卫战开始。日本情报机构警告说，在南京机场起飞的飞机支援下，中国军队可以在几天内把上海地区的日军赶走。同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作战命令。日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机场，地面部队无法得到空中支援。携带老式 A2N 战斗机的轻型航母 Hoso 号无法和中国战斗机对抗，日本于 8 月 15 日把加贺号调到了上海外海。
在中国全境内大规模使用空军的战斗活动开始于 8 月 14 日，但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日本从本国政府的发展军用航空业的政策中收益良多。在 1935 到 1937 年间，日本国内生产的军用机分别是 952、1181 和 1511 架。从 1937 年起日本航空工业开始在严格保密下迅速增加军用飞机的产量。1936-1937 年期间日本独立发展了并量产了双发轰炸机 Mitsubishi Ki-21 和 G3M1、侦察机 Ki-15、舰载轰炸机 B5N1 和舰载战斗机 A5M1（96 舰战）。它们在 1937 年底的露面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无人关注此事。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日本飞机设计师的潜力知之甚少，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只会模仿西方的设计，至于军用飞机则更要落后一代。96 舰战在 1937--1940 年间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对手，它的性能不输于西方的任何同时代战斗机。
在战争初期，日本首先重新装备了海军战斗机，而陆军航空队还在改组中，那时它还不是一支重要力量。海军航空兵依靠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很快掌握了制空权。 海军轰炸机依靠超长的航程可以从本土和台湾起飞去轰炸中国纵深的目标。陆军航空兵此时还局限于保护地面部队，但也很快组建了新部队。由于飞机性能和飞行员训练水平与海军存在差异，陆军航空兵主要用在中国战场。
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的战斗潜力受到限制。在 30 年代的内战中，国民党相当关注军用航空的发展，并在上海、杭州、韶关、南昌等地建立了航空工厂，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欧美请来的技术顾问更关注本国的商业利益。结果中国引进了型号繁多的机型，其中许多都是过时货。
1934 年中国和美国 Curtiss-Wright 公司签署一项合同，决定在杭州组装 Haw II 和 Hawk III。1934--1935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 213 架飞机和 94 台发动机，连同备件一共花了 620 万美元。1936 年初，中国中央政府广泛开展了祝寿献机运动。政府一共募集到 350 万美元，大部分用来购买了 Hawk III。广东空军也买了 9 架霍克。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杭州和韶关的工厂已经组装了大约 100 架 Hawk III，这是中国空军的主要战斗机。1937 年夏天中国空军拥有约 600 架作战飞机，其中 305 架是战斗机，但只有一半具有作战能力。
1935--1936 年，在对各省拥有的战斗机进行重组后，战斗机被编为 3、4、5 三个大队，各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 10 架战斗机，另外还有 29 个独立中队。
新的 Hawk III 装备了第 4 和第 5 大队以及第 7、第 29 中队（战前第 7 中队装备意大利 Breda Ba-27）。第 3 大队下属第 8 和第 17 中队分别装备 Fiat CR.32（大约有 15 架）和过时的波音 281 （P-26）。第 5 大队和飞行学校还有大约 50 架老式的 Hawk II。
8 月 14 日所有这些飞机都投入了战斗，中国空军英勇奋战，据中国方面称，尽管日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内击落 60 架敌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中共历史学家则称在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共击落 230 架敌机，击毙日空军 327 人。这个数字显然有水分，但也是各国航空史学者的通病。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在 8 月 14 日到 10 月 10 日期间，它们共损失 39 架飞机，击落中国飞机 181 架，地面击毁 140 架。
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内的损失格外的高。日本的 96 舰战性能优于中国最好的 Hawk III，它在中国活动频繁 。中国仅有的胜利也是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战绩始终不如人意。最初的战斗使中国损失了 2/3 的战斗机。到 10 月 10 日中国的战斗机只剩下 130 架，到 11 月初已经不到 36 架，而中国的航空工厂却不能弥补这些损失。在韶关的空军航空工厂到 1937 年底为止利用从损坏的 Hawk 飞机上拆下的零件组装了 12 架飞机。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1937 年 10 月 5 大队 28 中队开始用从英国购买的斗士 Mark I 换装战损的 Hawk。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只好向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在一周后，也就是 8 月 14 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1937 年 9 月，远在 1938 年 3 月正式的官方第一批 5,000 万美元援助之前，中国收到了 225 架战斗机，其中有在西班牙扬名立万的 I-15（62 架）和 I-16（93 架），以及 8 架 UTI-4 教练机。接下来就是绝密的 Z （Zet）计划，中国要求的不仅是装备的援助，还要苏联志愿飞行员参加战斗。中国的请求于 1937 年 9 月 14 日送到斯大林处。不久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诺夫接到命令，要求组织最好的志愿者到中国去，组成一个战斗机大队（31 架 I-16 战斗机，101 人）和一个 SB 轰炸机大队（31 架飞机，153 人）。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从 9 月中旬到 10 月 10 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志愿者集中到一个秘密地点。开始志愿者们还以为是去西班牙，没想到是去中国和日本人作战。
志愿者们由两个西班牙人 Ya. V. Smushkevich 和 P. I. Pumpur 负责审查。在这期间，第 9 独立战斗机大队（被命名为伏罗希诺夫大队）的人员还以为要去的是西班牙。被选中的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他们早在 30 年代初 Ya. V. Smushkevich 在 Smolensk 担任旅长时就是他的部下，当然还有些年轻人---D. A. Kudymov, Korestelev、Bredikhin、Kuznetsov 等等。从太平洋舰队第 32 大队挑选了 6 人，他们是 A. Z. Dushin、S. Remizov、Manuilov 等等。在大队指挥部里面有一些试飞员，包括 A. N. Chernoburov。
1937 年 10 月从远东挑选的志愿者来到位于莫斯科的卢科夫斯基飞行学院。他们都没有战斗经验。他们在那里了解了日本 95 式战斗机的性能。10 月 21 日，去中国的 447 人准备就绪，包括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组装飞机的工人。志愿飞行员化妆成平民坐火车到达 Alma-Ata。
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到达 Alma-Ata 后他们才发现机场上只有 30 架 I-16，而他们只飞过 I-15。在等待新飞行员到来的两三周内 Zakharov 只好用 I-16 来训练他们。I-15 大队（指挥官 A. S. Blagoveshchenskii 上尉）的人员分别于 1937 年 11 月、12 月和 1938 年 1 月分三批前往中国。第一批 I-15 和 I-16 和轰炸机的转运路线类似，从南路 Alma-Ata--Lanzhou 。
在穿越蒙古的北路未开通前，苏联援助的装备走南路时也有用海运的。为此中国政府特许几艘英国轮船把武器运到香港，再运到内地。后来海防和仰光成为指定港口。到达港口后，武器通过卡车或者火车运往中国。头两艘轮船载运了 6,182 吨军火于 1937 年 11 月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包括汽车和装甲车（82 辆 T-26 坦克，30 台发动机，568 箱 T-26 的零件，30 辆拖拉机，10 辆 ZIS-6 卡车），各种枪炮包括 20 门 76 毫米高射炮以及4 万发炮弹，207 箱高炮部件，4 套探照灯，2 套声源定位仪和航空武器。
为了避免和日本军舰遭遇，英国轮船直到一月底才到达由他们指定的地点。二月份中国发电报给苏联，称第一和第二艘船已经到达海防和香港。货物开始卸船，几天内可以完成。但是由于运输网络不发达，卸下来的军火不能立即运往战区，而往往必须延迟 1.5 到 2 个月。
很自然航空装备这样折腾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用南路的机场又太危险，那些机场海拔高、跑道小、设施简陋，不适合快速轰炸机降落，即使对于战斗机也很危险，特别是对降落速度快的 I-16。此外每架飞机都超载。正如 G. Zakharov 写的，除了满载燃油和武器外，还得装载迫降时所需的一切，包括钩子、绳子、帐篷、维修工具和零备件。事实上战斗机都是装在卡车上运往中国的。
严寒的气候也带来了麻烦。当 Zakharov 带队在古城过夜时，一夜的雪把机场和飞机盖了个严严实实，到了早上已经不可能起飞了。用机械师 V. D. Zemlyanskii 的话说，只能根据地面上的一个鼓包来判断下面有飞机。在人烟稀少的机场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清扫积雪。于是苏联人把两架飞机一前一后摆在跑道上，在跑道上反复碾压了 2--3 个小时，硬是压出了两条细细的道路。从这样的跑道上起飞是危险的，就像滑雪时背着个包，不论向哪一边滑出一米都会导致事故。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最终有一架飞机未能成功而留在古城过了 1938 年的新年。F. P. Polynin 带领的轰炸机队在另外一个机场被沙暴延误了两个星期。
领航员 P. T. Sobin 详细记载了 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6 月之间他和飞行员 A. A. Skvortsov 以及 A.Shorokhov 是如何在这条航线上反复为战斗机群（10--12 架）领航的。为第一批 I-16 领航时，N. I. Ishchenko已经是这条航线上的老手了。程序通常是这样的：带队长机首先起飞，然后在机场上空盘旋，把陆续起飞的其他飞机集合起来。在沿途飞行时通常采用双机编队或 3 机 5 机编队。长机要始终关注僚机，不让他掉队。接近机场时长机解散编队，各自降落。沿途机场的布置以飞机的航程为限，所以起飞后编队速度要快，以减少燃油消耗。有时遇到燃油不足的情况，长机要最后降落。
Sobin 在转场过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丢失飞机的事故。因为发动机故障，一架 I-16 在古城以东 70 公里的 Mulei 地区迫降。在降落时飞行员受到震荡，损坏的飞机不得不留在原地等待维修队的到来。12 月 25 日 A. Z. Dushin 驾驶 I-15 飞往兰州时，忽然闻到一股酸味，然后飞机就失去控制。幸运的是他在一片空地上迫降，保住了飞机。经过维修后再次起飞时，飞机坠毁了。
在中转机场降落时飞机经常拿大顶。飞行员们经常受一点轻伤，而飞机的螺旋桨、发动机罩、发动机和尾翼也经常受损。这些飞机很快会得到修复。
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第一批转场的飞机身上。10 月 28 日在苏州（机场建在半山腰上）降落时，长机 V. M. Kurdyumov 在跑道边缘发生翻滚，飞机起火，飞行员死亡。
由于空中运输受到意外的损失和天气原因的延误，所以空中转场的方式停止了。后来苏联人把飞机分解后用卡车沿陆路运到新疆哈密。为此成千的苏联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用很短的时间在高山和沙漠中修通了一条公路。第一辆卡车于 1938 年 4 月出发了，至月底到达哈密。在那里飞机组装好并经过试飞，然后飞往兰州。整个过程要花去 18--20 天。通过这种方式运送了 62 架 I-15bis。此外还有各种弹药和零备件共 2,332 吨。
从 1937 年 10 月 31 日起，南路由 P. I. Pumpur 负责。他接受了 Kurdyumov 事故的教训，改变了第二批 I-16 的出发时间。Pumpur 开始严格训练飞行员：以最大高度飞行，在难以接近的山地上降落，限制降落距离。飞行员 Korestelev 在降落时拿了大顶，无法继续飞行，差点被送回国。但他的同志们很勇敢，继续坚持训练。这支部队后来表现突出。
1937 年 12 月初 9 架 I-16 从 Alma-Ata 出发，指挥员是 P. I. Pumpur。后来另外一个指挥员 A. Zalevskii 有时也会驾驶 I-15bis 跟随机群到哈密，指导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子们如何降落，他们经常不是屁股着地就是拿大顶。1938 年 2 月 18 日发生在兰州的事故夺去了 F. S. Romanov 中尉的生命。这一路倒是平安无事。把飞机移交给中国后他们乘坐运输机返回 Alma-Ata 去接收新的飞机。D. A. Kudymov 回忆说，在第二次成功的转运后，Pumpur 要求他们继续担当运输队的角色，但后来又网开一面让他们上了战场。
他们由中国飞行员唐、罗和李带路前往上海。由于中俄语言的差异，两国飞行员很难沟通。当时四大队长官是李桂丹，21 中队中队长党民德，副手李亦新。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和日本人干上了，12 月初全队和中国部队一起部署到南京。
1937 年 9 月中国就派出第一个飞行员前往兰州接收新飞机。他到得比飞机早的多。按照航空委员会的命令，四大队在 9 月 21 日把全部 Hawk III 移交给五大队，等着接收 I-16。三大队的 7 和 8 中队在 8 月底接到命令去西安改装 I-15。中国计划在兰州换装 I-16，在西安和襄樊换装 I-15。1937 年 11 月 6 日，35 架 I-16 和 4 架 UTI-4 从 Alma-Ata 前往中国，但直到 11 月底只运到了 23 架 I-16。12 月 1 日共有 86 架各型飞机在上海移交给中国政府代表。
四大队的飞行员们训练有素，很快从霍克过渡到了 I-16。11 月下旬第一批中国飞行员已经可以驾驶新飞机飞回南京，但在途中他们迷失了航向，在迫降时有一些飞机损坏。第二批 I-16 由高志航（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个击落日本 G3M2 轰炸机的人）率领，当时他刚伤愈不久。11 月 21 日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他们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地面显然有特务在引导，高志航壮烈牺牲。第二天又有 11 架日本轰炸机前来攻击，但被 Kurdyumov 带队驱离并击落了其中的一架。
中国空军在严重的局面（11 月 10 日上海沦陷，13 日南京被攻占，12 月 27 日杭州陷落）下却没有急于训练。中国飞行员在战斗教练机上的正式训练直到 1937 年 12 月 3 日才开始。三个月后 73 名中国飞行员已经准备就绪。此外中国还在许多城市（例如成都、凉山、老河口、绥宁等）开设了飞行学校和航空维修学校。这些学校有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教学。有时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会驾驶新的或者修复的飞机来到航空学校的机场为学员做空战演示。G. Zakharov 和 A. Dushin 曾经在这种场合交流过经验。有些飞行员，比如 D. a. Kudymov 曾在战斗之余特别到兰州指导中国学员。1938 年富有战斗经验的试飞员 A. N. Chernoburov 成为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
也有一些中国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1938 年春天有 200 名中国学员在苏联飞行学校受训。苏联志愿者还记得中国方面负责和他们联络的是常少校，他曾在 Borisoglebsk 飞行学校受训。共产党也在 1937 年冬天派出大批人员学习航空。朱德在八路军中挑选了 43 人到新疆的由盛世才办的航空学校学习。1949 年这些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核心。在抗日战争中装备 I-16 和 I-15 的部队到 1938 年 2--3 月份才和日本人交手。
我们的飞行员一到前线机场就投入战斗。尽管失去了指挥官 V.Kurdyumov，但第一批志愿飞行员们（包括 Veshkin、Demidov、V. P. Zhukotskii、P.Kazachenko、Konev、P. Panin、Panyushkin、I. G. Puntus、S. Remizov、Seleznev）还是于 11 月 21 日开始执行任务。在和 20 架日本飞机的搏杀中，7 架 I-16 在南京上空击落 3 架日机而自己无损失。第二天 G. M. Prokof 小队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在 6 架 I-16 对 6 架 A5M 的战斗中击落了日本飞行员 Miyazaki。11 月 24 日，6 架 A5M 掩护 8 架轰炸机来袭，击毁了 6 架前往拦截的 I-16 中的 3 架。日本人宣称有两架战果，根据国防部档案，当天 N. N. Nezhdanov 中尉阵亡。
12 月 1 日战斗机腾空而起截击接近南京机场的日本轰炸机。当天的战斗共击落击伤 10 架轰炸机和 4 架战斗机。我方损失两架 I-16，飞行员跳伞逃生。一架飞机由于燃油系统故障迫降在水稻田里。中国农民用牛把飞机拉了出来。12 月 2 日苏联飞行员 Bespalov、A. Kovrygin、Samonin、Shubich 等驾驶 5 架战斗机击落 6 架轰炸机，自己无损失。日本人宣称由 8 架横须贺 B4Y 攻击机和 6 架第 13 航空队的 A5M 组成的机群当天击落 7 架 I-16，自己无损失。12 月 3 日志愿者击落 4 架日本飞机。在这期间由 Dun Minde、Khlyastych、Panyukov 和 Kudymov 组成的四机编队击落了 5 架轰炸机，另一飞行员 Zhukotskii 击落两架 A5M。
但是由于没有具备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以及担心敌人的数量优势，A.G. Rytov 说：“他们各自为战，空战中没有主心骨。”根据 D. A. Kudymov 的回忆，日本人时刻不停的攻击目标，每天都有 5--6 批次轰炸机来袭。我们起飞 5--6 架飞机就要对抗敌人 50 架轰炸机和 20--30 架战斗机。
日本人的 96 式战斗机对于苏联飞行员是个新玩艺，他们原来只知道 95 式。持续的战斗令飞行员精疲力竭，损失不断上升。Rytov 在 12 月初飞往南京的那天就牺牲了两人。在 V. Kurdyumov 牺牲后该部队始终没有新的领导。好像是该部队的副队长 Sizov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不愿负责并断然拒绝接管指挥权。该队的一名飞行员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参战。但医生没发现他有疾病的迹象，大家知道他是胆怯了于是把他送到后方当教练去了。另外一个部队有个飞行员在战斗中临阵脱逃，但后来他克服了恐惧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掩护并救了 Baranov 的命，而 Baranov 后来在苏芬战争中成为苏联英雄。在轰炸机部队中有人自伤避战。
和 Rytov 乘坐 SB 轰炸机前往南京的还有 P. V. Rychagov（HSU），他在西班牙击落 20 架以上飞机，A. S. Blagoveshchenskii 上尉以及 N. A. Smirnov。Blagoveshchenskii 将要担任 I-15 大队的指挥官，1937 年底 1938 年初有三个 I-15 中队来到中国。但他意外的承担起协调 I-15 和 I-16 组织南京地区空战的任务。Rychagov 是顾问，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参与过战斗。
Rychagov 在西班牙的战斗经验和 Blagoveshchenskii 的领导能力最终扭转了不利局势，而这种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莫斯科高层的错误估计造成的，他们派到中国的是一些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不久他们开始了更有组织的战斗，损失减少了而战果却上升了。有一天（2 月 19 日））Blagoveshchenskii 和日本战斗机的领队长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日本飞行员是个小有名气的王牌，但最终被 Blagoveshchenskii 击落，而苏联人也被击中。Blagoveshchenskii 座机的驾驶杆被打坏，弹头击中装甲板后划破了他的飞行服。战斗的胜利源于战术的正确。飞行员们依靠阳光的掩护分成几个小队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还有一队战斗机被指定拦截敌人的护航战斗机。
苏联飞行员的事迹很快成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对象。12 月 18 日，一名从广东到达香港的美国飞行员说至少有 50 名苏联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天空中，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击落了 11 架敌机。两天后，香港传媒报道说苏联人在中国的空战中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他们的战果使得中国政府随后提出了加大航空装备援助力度的要求。不久苏联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额外的 62 架 I-15 和 10 架次标准的航空武器。第二批 I-15（or I-15bis）在 1938 年 4 月加入了中国空军。到 1938 年春天，中国获得了 94 架 I-16、122 架 I-15、8 架 UTI-4、5 架 UT-1 和 62 架 SB、6 架 TB-3、和 40 架次的航空武器。
在战斗中苏联飞行员们逐渐获得了战斗经验，这些经验后来被用在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中。在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的时候，Zhukotskii 因为发动机故障未能和队友们一起起飞。机械师 Nikolski 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发动机修好。当他发动起飞机时，他已经可以看到包围机场的日本士兵。他们两人一起飞往南昌，在安庆机场降落。
为了防止机场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A. S. Blagoveshchenskii 组织了 VNOS（对空观察警戒通讯哨）。从早到晚飞行员都背着伞包坐在飞机里，在旁边就是机械师们。指挥官就在不远处的指挥所里，其余飞机交错排列在不远处。当敌机接近时，了望台就打出一面深蓝色的旗帜，代表警戒信号。Blagoveshchenskii 通常带头起飞。当时南昌机场的跑道铺的是石子。为了节约起飞时间，飞机无需滑跑到起跑线上，而是直接从停放处起飞。
当时飞机和地面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系。在战斗中飞机要靠摇晃机翼来互通讯息。这些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在地面就规定好。 在飞行地图上标注着俄中两国的文字，以便飞行员使用。
A. S. Blagoveshchenskii 把快速的 I-16 和容易操作的 I-15 巧妙的结合起来。根据一个飞行员的建议他采取了击中火力的策略，他还在 I-15 座椅背后装了一块装甲板，这救过许多飞行员的命。
第一批运到中国的 I-15 没有安装座椅防护装甲板，而在西班牙战场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在野战条件下为飞机加装装甲。在前往中国之前 G. N. Zakharov 被委托利用他在西班牙的经验试飞 I-15bis。试飞在 M. V. Frunze 中央机场进行，在他看来飞机变重了，更加稳定，但和 I-15 相比机动性受到影响。在 I-15 上我完成一个转弯要 8-9 秒而在 bis 上需要 11-12 秒。不管怎么说 bis 还是一种好飞机，舒服而听话。Zakharov 在这场用照相枪进行的战斗中的对手是 P. Agafonov 以及工厂试飞员 Shevchenko、Davydov、K. Kokkinaki 也参加过试飞。最后试飞在中国上空进行了。中国方面在文件中没有区分 I-15 和 I-15bis，所以运到中国的具体数量搞不清楚。据说 bis 是在 1938 年年中来到中国的。
运到中国的 I-16 有两种型号-5 和-10。10 型后来被中国人称为 I-16III。第一架 I-16III 在 1938 年春天运到中国。I-16-5 上的两挺 SkKAS 机翼机枪火力不足。1938 年春天随着 I-16III 的到来，I-16-5 也开始加装机枪增强火力。1938 年 6 月 14 日 100 挺 ShKAS 机枪被运来改装 60 架 I-16。与此同时 200 万发子弹也运到了。据说 1939 年 8 月 3 日运到兰州的 30 架 I-16 中有 10 架装备机炮的 I-16type-17。
在志愿者的记忆中在机身上写上大大的号码以便识别也是 Blagoveshchenskii 的主意。实际上中国空军的飞机编号早就是这样。前两位数字代表飞机所在中队，后两位表示它在本中队的序号。只有 24 中队是例外，I-16 机身上的号码很小，不超过 30 厘米见方。在机尾上有手写的四位号码，还有一个前缀英文字母 P。中国空军的识别标志是方向舵上的兰白条以及机翼和机身上的清天白日徽。这些标志在到达中国前就有了。莫斯科第 39 工厂生产的引擎罩是黑色的，到中国后被改成绿色（FS34102 - GMM）。
其后华北地区陷落。8 月 13 日上海保卫战开始。日本情报机构警告说，在南京机场起飞的飞机支援下，中国军队可以在几天内把上海地区的日军赶走。同日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作战命令。日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机场，地面部队无法得到空中支援。携带老式 A2N 战斗机的轻型航母 Hoso 号无法和中国战斗机对抗，日本于 8 月 15 日把加贺号调到了上海外海。
在中国全境内大规模使用空军的战斗活动开始于 8 月 14 日，但是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日本从本国政府的发展军用航空业的政策中收益良多。在 1935 到 1937 年间，日本国内生产的军用机分别是 952、1181 和 1511 架。从 1937 年起日本航空工业开始在严格保密下迅速增加军用飞机的产量。1936-1937 年期间日本独立发展了并量产了双发轰炸机 Mitsubishi Ki-21 和 G3M1、侦察机 Ki-15、舰载轰炸机 B5N1 和舰载战斗机 A5M1（96 舰战）。它们在 1937 年底的露面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无人关注此事。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日本飞机设计师的潜力知之甚少，普遍的看法认为日本只会模仿西方的设计，至于军用飞机则更要落后一代。96 舰战在 1937--1940 年间一直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对手，它的性能不输于西方的任何同时代战斗机。
在战争初期，日本首先重新装备了海军战斗机，而陆军航空队还在改组中，那时它还不是一支重要力量。海军航空兵依靠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很快掌握了制空权。 海军轰炸机依靠超长的航程可以从本土和台湾起飞去轰炸中国纵深的目标。陆军航空兵此时还局限于保护地面部队，但也很快组建了新部队。由于飞机性能和飞行员训练水平与海军存在差异，陆军航空兵主要用在中国战场。
由于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中国空军的战斗潜力受到限制。在 30 年代的内战中，国民党相当关注军用航空的发展，并在上海、杭州、韶关、南昌等地建立了航空工厂，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欧美请来的技术顾问更关注本国的商业利益。结果中国引进了型号繁多的机型，其中许多都是过时货。
1934 年中国和美国 Curtiss-Wright 公司签署一项合同，决定在杭州组装 Haw II 和 Hawk III。1934--1935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 213 架飞机和 94 台发动机，连同备件一共花了 620 万美元。1936 年初，中国中央政府广泛开展了祝寿献机运动。政府一共募集到 350 万美元，大部分用来购买了 Hawk III。广东空军也买了 9 架霍克。在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杭州和韶关的工厂已经组装了大约 100 架 Hawk III，这是中国空军的主要战斗机。1937 年夏天中国空军拥有约 600 架作战飞机，其中 305 架是战斗机，但只有一半具有作战能力。
1935--1936 年，在对各省拥有的战斗机进行重组后，战斗机被编为 3、4、5 三个大队，各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 10 架战斗机，另外还有 29 个独立中队。
新的 Hawk III 装备了第 4 和第 5 大队以及第 7、第 29 中队（战前第 7 中队装备意大利 Breda Ba-27）。第 3 大队下属第 8 和第 17 中队分别装备 Fiat CR.32（大约有 15 架）和过时的波音 281 （P-26）。第 5 大队和飞行学校还有大约 50 架老式的 Hawk II。
8 月 14 日所有这些飞机都投入了战斗，中国空军英勇奋战，据中国方面称，尽管日本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内击落 60 架敌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中共历史学家则称在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共击落 230 架敌机，击毙日空军 327 人。这个数字显然有水分，但也是各国航空史学者的通病。根据日本方面的记录，在 8 月 14 日到 10 月 10 日期间，它们共损失 39 架飞机，击落中国飞机 181 架，地面击毁 140 架。
中国空军在第一个月内的损失格外的高。日本的 96 舰战性能优于中国最好的 Hawk III，它在中国活动频繁 。中国仅有的胜利也是用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战绩始终不如人意。最初的战斗使中国损失了 2/3 的战斗机。到 10 月 10 日中国的战斗机只剩下 130 架，到 11 月初已经不到 36 架，而中国的航空工厂却不能弥补这些损失。在韶关的空军航空工厂到 1937 年底为止利用从损坏的 Hawk 飞机上拆下的零件组装了 12 架飞机。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1937 年 10 月 5 大队 28 中队开始用从英国购买的斗士 Mark I 换装战损的 Hawk。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只好向苏联请求大规模的援助。在一周后，也就是 8 月 14 日，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1937 年 9 月，远在 1938 年 3 月正式的官方第一批 5,000 万美元援助之前，中国收到了 225 架战斗机，其中有在西班牙扬名立万的 I-15（62 架）和 I-16（93 架），以及 8 架 UTI-4 教练机。接下来就是绝密的 Z （Zet）计划，中国要求的不仅是装备的援助，还要苏联志愿飞行员参加战斗。中国的请求于 1937 年 9 月 14 日送到斯大林处。不久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诺夫接到命令，要求组织最好的志愿者到中国去，组成一个战斗机大队（31 架 I-16 战斗机，101 人）和一个 SB 轰炸机大队（31 架飞机，153 人）。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从 9 月中旬到 10 月 10 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从全国各地挑选的志愿者集中到一个秘密地点。开始志愿者们还以为是去西班牙，没想到是去中国和日本人作战。
志愿者们由两个西班牙人 Ya. V. Smushkevich 和 P. I. Pumpur 负责审查。在这期间，第 9 独立战斗机大队（被命名为伏罗希诺夫大队）的人员还以为要去的是西班牙。被选中的多是老资格的飞行员，他们早在 30 年代初 Ya. V. Smushkevich 在 Smolensk 担任旅长时就是他的部下，当然还有些年轻人---D. A. Kudymov, Korestelev、Bredikhin、Kuznetsov 等等。从太平洋舰队第 32 大队挑选了 6 人，他们是 A. Z. Dushin、S. Remizov、Manuilov 等等。在大队指挥部里面有一些试飞员，包括 A. N. Chernoburov。
1937 年 10 月从远东挑选的志愿者来到位于莫斯科的卢科夫斯基飞行学院。他们都没有战斗经验。他们在那里了解了日本 95 式战斗机的性能。10 月 21 日，去中国的 447 人准备就绪，包括地勤人员、机场建筑师、工程师和组装飞机的工人。志愿飞行员化妆成平民坐火车到达 Alma-Ata。
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到达 Alma-Ata 后他们才发现机场上只有 30 架 I-16，而他们只飞过 I-15。在等待新飞行员到来的两三周内 Zakharov 只好用 I-16 来训练他们。I-15 大队（指挥官 A. S. Blagoveshchenskii 上尉）的人员分别于 1937 年 11 月、12 月和 1938 年 1 月分三批前往中国。第一批 I-15 和 I-16 和轰炸机的转运路线类似，从南路 Alma-Ata--Lanzhou 。
在穿越蒙古的北路未开通前，苏联援助的装备走南路时也有用海运的。为此中国政府特许几艘英国轮船把武器运到香港，再运到内地。后来海防和仰光成为指定港口。到达港口后，武器通过卡车或者火车运往中国。头两艘轮船载运了 6,182 吨军火于 1937 年 11 月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其中包括汽车和装甲车（82 辆 T-26 坦克，30 台发动机，568 箱 T-26 的零件，30 辆拖拉机，10 辆 ZIS-6 卡车），各种枪炮包括 20 门 76 毫米高射炮以及4 万发炮弹，207 箱高炮部件，4 套探照灯，2 套声源定位仪和航空武器。
为了避免和日本军舰遭遇，英国轮船直到一月底才到达由他们指定的地点。二月份中国发电报给苏联，称第一和第二艘船已经到达海防和香港。货物开始卸船，几天内可以完成。但是由于运输网络不发达，卸下来的军火不能立即运往战区，而往往必须延迟 1.5 到 2 个月。
很自然航空装备这样折腾是不行的。但是如果用南路的机场又太危险，那些机场海拔高、跑道小、设施简陋，不适合快速轰炸机降落，即使对于战斗机也很危险，特别是对降落速度快的 I-16。此外每架飞机都超载。正如 G. Zakharov 写的，除了满载燃油和武器外，还得装载迫降时所需的一切，包括钩子、绳子、帐篷、维修工具和零备件。事实上战斗机都是装在卡车上运往中国的。
严寒的气候也带来了麻烦。当 Zakharov 带队在古城过夜时，一夜的雪把机场和飞机盖了个严严实实，到了早上已经不可能起飞了。用机械师 V. D. Zemlyanskii 的话说，只能根据地面上的一个鼓包来判断下面有飞机。在人烟稀少的机场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清扫积雪。于是苏联人把两架飞机一前一后摆在跑道上，在跑道上反复碾压了 2--3 个小时，硬是压出了两条细细的道路。从这样的跑道上起飞是危险的，就像滑雪时背着个包，不论向哪一边滑出一米都会导致事故。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最终有一架飞机未能成功而留在古城过了 1938 年的新年。F. P. Polynin 带领的轰炸机队在另外一个机场被沙暴延误了两个星期。
领航员 P. T. Sobin 详细记载了 1937 年 9 月到 1938 年 6 月之间他和飞行员 A. A. Skvortsov 以及 A.Shorokhov 是如何在这条航线上反复为战斗机群（10--12 架）领航的。为第一批 I-16 领航时，N. I. Ishchenko已经是这条航线上的老手了。程序通常是这样的：带队长机首先起飞，然后在机场上空盘旋，把陆续起飞的其他飞机集合起来。在沿途飞行时通常采用双机编队或 3 机 5 机编队。长机要始终关注僚机，不让他掉队。接近机场时长机解散编队，各自降落。沿途机场的布置以飞机的航程为限，所以起飞后编队速度要快，以减少燃油消耗。有时遇到燃油不足的情况，长机要最后降落。
Sobin 在转场过程中只发生过一次丢失飞机的事故。因为发动机故障，一架 I-16 在古城以东 70 公里的 Mulei 地区迫降。在降落时飞行员受到震荡，损坏的飞机不得不留在原地等待维修队的到来。12 月 25 日 A. Z. Dushin 驾驶 I-15 飞往兰州时，忽然闻到一股酸味，然后飞机就失去控制。幸运的是他在一片空地上迫降，保住了飞机。经过维修后再次起飞时，飞机坠毁了。
在中转机场降落时飞机经常拿大顶。飞行员们经常受一点轻伤，而飞机的螺旋桨、发动机罩、发动机和尾翼也经常受损。这些飞机很快会得到修复。
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第一批转场的飞机身上。10 月 28 日在苏州（机场建在半山腰上）降落时，长机 V. M. Kurdyumov 在跑道边缘发生翻滚，飞机起火，飞行员死亡。
由于空中运输受到意外的损失和天气原因的延误，所以空中转场的方式停止了。后来苏联人把飞机分解后用卡车沿陆路运到新疆哈密。为此成千的苏联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用很短的时间在高山和沙漠中修通了一条公路。第一辆卡车于 1938 年 4 月出发了，至月底到达哈密。在那里飞机组装好并经过试飞，然后飞往兰州。整个过程要花去 18--20 天。通过这种方式运送了 62 架 I-15bis。此外还有各种弹药和零备件共 2,332 吨。
从 1937 年 10 月 31 日起，南路由 P. I. Pumpur 负责。他接受了 Kurdyumov 事故的教训，改变了第二批 I-16 的出发时间。Pumpur 开始严格训练飞行员：以最大高度飞行，在难以接近的山地上降落，限制降落距离。飞行员 Korestelev 在降落时拿了大顶，无法继续飞行，差点被送回国。但他的同志们很勇敢，继续坚持训练。这支部队后来表现突出。
1937 年 12 月初 9 架 I-16 从 Alma-Ata 出发，指挥员是 P. I. Pumpur。后来另外一个指挥员 A. Zalevskii 有时也会驾驶 I-15bis 跟随机群到哈密，指导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子们如何降落，他们经常不是屁股着地就是拿大顶。1938 年 2 月 18 日发生在兰州的事故夺去了 F. S. Romanov 中尉的生命。这一路倒是平安无事。把飞机移交给中国后他们乘坐运输机返回 Alma-Ata 去接收新的飞机。D. A. Kudymov 回忆说，在第二次成功的转运后，Pumpur 要求他们继续担当运输队的角色，但后来又网开一面让他们上了战场。
他们由中国飞行员唐、罗和李带路前往上海。由于中俄语言的差异，两国飞行员很难沟通。当时四大队长官是李桂丹，21 中队中队长党民德，副手李亦新。从他们到达的那一刻起就和日本人干上了，12 月初全队和中国部队一起部署到南京。
1937 年 9 月中国就派出第一个飞行员前往兰州接收新飞机。他到得比飞机早的多。按照航空委员会的命令，四大队在 9 月 21 日把全部 Hawk III 移交给五大队，等着接收 I-16。三大队的 7 和 8 中队在 8 月底接到命令去西安改装 I-15。中国计划在兰州换装 I-16，在西安和襄樊换装 I-15。1937 年 11 月 6 日，35 架 I-16 和 4 架 UTI-4 从 Alma-Ata 前往中国，但直到 11 月底只运到了 23 架 I-16。12 月 1 日共有 86 架各型飞机在上海移交给中国政府代表。
四大队的飞行员们训练有素，很快从霍克过渡到了 I-16。11 月下旬第一批中国飞行员已经可以驾驶新飞机飞回南京，但在途中他们迷失了航向，在迫降时有一些飞机损坏。第二批 I-16 由高志航（他是中国空军第一个击落日本 G3M2 轰炸机的人）率领，当时他刚伤愈不久。11 月 21 日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他们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地面显然有特务在引导，高志航壮烈牺牲。第二天又有 11 架日本轰炸机前来攻击，但被 Kurdyumov 带队驱离并击落了其中的一架。
中国空军在严重的局面（11 月 10 日上海沦陷，13 日南京被攻占，12 月 27 日杭州陷落）下却没有急于训练。中国飞行员在战斗教练机上的正式训练直到 1937 年 12 月 3 日才开始。三个月后 73 名中国飞行员已经准备就绪。此外中国还在许多城市（例如成都、凉山、老河口、绥宁等）开设了飞行学校和航空维修学校。这些学校有苏联顾问直接参与教学。有时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会驾驶新的或者修复的飞机来到航空学校的机场为学员做空战演示。G. Zakharov 和 A. Dushin 曾经在这种场合交流过经验。有些飞行员，比如 D. a. Kudymov 曾在战斗之余特别到兰州指导中国学员。1938 年富有战斗经验的试飞员 A. N. Chernoburov 成为其中一所学校的校长。
也有一些中国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1938 年春天有 200 名中国学员在苏联飞行学校受训。苏联志愿者还记得中国方面负责和他们联络的是常少校，他曾在 Borisoglebsk 飞行学校受训。共产党也在 1937 年冬天派出大批人员学习航空。朱德在八路军中挑选了 43 人到新疆的由盛世才办的航空学校学习。1949 年这些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核心。在抗日战争中装备 I-16 和 I-15 的部队到 1938 年 2--3 月份才和日本人交手。
我们的飞行员一到前线机场就投入战斗。尽管失去了指挥官 V.Kurdyumov，但第一批志愿飞行员们（包括 Veshkin、Demidov、V. P. Zhukotskii、P.Kazachenko、Konev、P. Panin、Panyushkin、I. G. Puntus、S. Remizov、Seleznev）还是于 11 月 21 日开始执行任务。在和 20 架日本飞机的搏杀中，7 架 I-16 在南京上空击落 3 架日机而自己无损失。第二天 G. M. Prokof 小队获得了第一次胜利，在 6 架 I-16 对 6 架 A5M 的战斗中击落了日本飞行员 Miyazaki。11 月 24 日，6 架 A5M 掩护 8 架轰炸机来袭，击毁了 6 架前往拦截的 I-16 中的 3 架。日本人宣称有两架战果，根据国防部档案，当天 N. N. Nezhdanov 中尉阵亡。
12 月 1 日战斗机腾空而起截击接近南京机场的日本轰炸机。当天的战斗共击落击伤 10 架轰炸机和 4 架战斗机。我方损失两架 I-16，飞行员跳伞逃生。一架飞机由于燃油系统故障迫降在水稻田里。中国农民用牛把飞机拉了出来。12 月 2 日苏联飞行员 Bespalov、A. Kovrygin、Samonin、Shubich 等驾驶 5 架战斗机击落 6 架轰炸机，自己无损失。日本人宣称由 8 架横须贺 B4Y 攻击机和 6 架第 13 航空队的 A5M 组成的机群当天击落 7 架 I-16，自己无损失。12 月 3 日志愿者击落 4 架日本飞机。在这期间由 Dun Minde、Khlyastych、Panyukov 和 Kudymov 组成的四机编队击落了 5 架轰炸机，另一飞行员 Zhukotskii 击落两架 A5M。
但是由于没有具备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以及担心敌人的数量优势，A.G. Rytov 说：“他们各自为战，空战中没有主心骨。”根据 D. A. Kudymov 的回忆，日本人时刻不停的攻击目标，每天都有 5--6 批次轰炸机来袭。我们起飞 5--6 架飞机就要对抗敌人 50 架轰炸机和 20--30 架战斗机。
日本人的 96 式战斗机对于苏联飞行员是个新玩艺，他们原来只知道 95 式。持续的战斗令飞行员精疲力竭，损失不断上升。Rytov 在 12 月初飞往南京的那天就牺牲了两人。在 V. Kurdyumov 牺牲后该部队始终没有新的领导。好像是该部队的副队长 Sizov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不愿负责并断然拒绝接管指挥权。该队的一名飞行员声称自己有病不能参战。但医生没发现他有疾病的迹象，大家知道他是胆怯了于是把他送到后方当教练去了。另外一个部队有个飞行员在战斗中临阵脱逃，但后来他克服了恐惧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他掩护并救了 Baranov 的命，而 Baranov 后来在苏芬战争中成为苏联英雄。在轰炸机部队中有人自伤避战。
和 Rytov 乘坐 SB 轰炸机前往南京的还有 P. V. Rychagov（HSU），他在西班牙击落 20 架以上飞机，A. S. Blagoveshchenskii 上尉以及 N. A. Smirnov。Blagoveshchenskii 将要担任 I-15 大队的指挥官，1937 年底 1938 年初有三个 I-15 中队来到中国。但他意外的承担起协调 I-15 和 I-16 组织南京地区空战的任务。Rychagov 是顾问，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参与过战斗。
Rychagov 在西班牙的战斗经验和 Blagoveshchenskii 的领导能力最终扭转了不利局势，而这种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莫斯科高层的错误估计造成的，他们派到中国的是一些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不久他们开始了更有组织的战斗，损失减少了而战果却上升了。有一天（2 月 19 日））Blagoveshchenskii 和日本战斗机的领队长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日本飞行员是个小有名气的王牌，但最终被 Blagoveshchenskii 击落，而苏联人也被击中。Blagoveshchenskii 座机的驾驶杆被打坏，弹头击中装甲板后划破了他的飞行服。战斗的胜利源于战术的正确。飞行员们依靠阳光的掩护分成几个小队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还有一队战斗机被指定拦截敌人的护航战斗机。
苏联飞行员的事迹很快成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对象。12 月 18 日，一名从广东到达香港的美国飞行员说至少有 50 名苏联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天空中，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击落了 11 架敌机。两天后，香港传媒报道说苏联人在中国的空战中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他们的战果使得中国政府随后提出了加大航空装备援助力度的要求。不久苏联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额外的 62 架 I-15 和 10 架次标准的航空武器。第二批 I-15（or I-15bis）在 1938 年 4 月加入了中国空军。到 1938 年春天，中国获得了 94 架 I-16、122 架 I-15、8 架 UTI-4、5 架 UT-1 和 62 架 SB、6 架 TB-3、和 40 架次的航空武器。
在战斗中苏联飞行员们逐渐获得了战斗经验，这些经验后来被用在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中。在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的时候，Zhukotskii 因为发动机故障未能和队友们一起起飞。机械师 Nikolski 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发动机修好。当他发动起飞机时，他已经可以看到包围机场的日本士兵。他们两人一起飞往南昌，在安庆机场降落。
为了防止机场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A. S. Blagoveshchenskii 组织了 VNOS（对空观察警戒通讯哨）。从早到晚飞行员都背着伞包坐在飞机里，在旁边就是机械师们。指挥官就在不远处的指挥所里，其余飞机交错排列在不远处。当敌机接近时，了望台就打出一面深蓝色的旗帜，代表警戒信号。Blagoveshchenskii 通常带头起飞。当时南昌机场的跑道铺的是石子。为了节约起飞时间，飞机无需滑跑到起跑线上，而是直接从停放处起飞。
当时飞机和地面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系。在战斗中飞机要靠摇晃机翼来互通讯息。这些动作代表什么意思在地面就规定好。 在飞行地图上标注着俄中两国的文字，以便飞行员使用。
A. S. Blagoveshchenskii 把快速的 I-16 和容易操作的 I-15 巧妙的结合起来。根据一个飞行员的建议他采取了击中火力的策略，他还在 I-15 座椅背后装了一块装甲板，这救过许多飞行员的命。
第一批运到中国的 I-15 没有安装座椅防护装甲板，而在西班牙战场我们的技术人员已经在野战条件下为飞机加装装甲。在前往中国之前 G. N. Zakharov 被委托利用他在西班牙的经验试飞 I-15bis。试飞在 M. V. Frunze 中央机场进行，在他看来飞机变重了，更加稳定，但和 I-15 相比机动性受到影响。在 I-15 上我完成一个转弯要 8-9 秒而在 bis 上需要 11-12 秒。不管怎么说 bis 还是一种好飞机，舒服而听话。Zakharov 在这场用照相枪进行的战斗中的对手是 P. Agafonov 以及工厂试飞员 Shevchenko、Davydov、K. Kokkinaki 也参加过试飞。最后试飞在中国上空进行了。中国方面在文件中没有区分 I-15 和 I-15bis，所以运到中国的具体数量搞不清楚。据说 bis 是在 1938 年年中来到中国的。
运到中国的 I-16 有两种型号-5 和-10。10 型后来被中国人称为 I-16III。第一架 I-16III 在 1938 年春天运到中国。I-16-5 上的两挺 SkKAS 机翼机枪火力不足。1938 年春天随着 I-16III 的到来，I-16-5 也开始加装机枪增强火力。1938 年 6 月 14 日 100 挺 ShKAS 机枪被运来改装 60 架 I-16。与此同时 200 万发子弹也运到了。据说 1939 年 8 月 3 日运到兰州的 30 架 I-16 中有 10 架装备机炮的 I-16type-17。
在志愿者的记忆中在机身上写上大大的号码以便识别也是 Blagoveshchenskii 的主意。实际上中国空军的飞机编号早就是这样。前两位数字代表飞机所在中队，后两位表示它在本中队的序号。只有 24 中队是例外，I-16 机身上的号码很小，不超过 30 厘米见方。在机尾上有手写的四位号码，还有一个前缀英文字母 P。中国空军的识别标志是方向舵上的兰白条以及机翼和机身上的清天白日徽。这些标志在到达中国前就有了。莫斯科第 39 工厂生产的引擎罩是黑色的，到中国后被改成绿色（FS34102 - GMM）。
你看看人家那飞机保存的？再看看我发的贴子里，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飞机保存的，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阿
泥土博物馆i
泥土博物馆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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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现在许多人只认识抗战中的88师而忘了苏械的200师
谁让现在美国是绝对的老大？
苏联援助了延安大量的“进步书籍”，可以武装刀枪不入的战士消灭日寇
今天看了四台的海峡两案节目，抗战史上的另一只飞虎队，挖自己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