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内忧外患”-->ytgk9999转移

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很简单，是如何处理国家的“内忧”与“外患”。
　　如果说“外患”是一个几千年处于农耕社会的国家需要不断应对的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和掠夺的话，那么“内忧”便是为了保持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状态”而必须应对的人民对生存危机的反抗。
　　中国过去的统治者实际上一直处于这双重力量的挤压之下。这三者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国势强盛抑或衰微。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时代无不建立在统治者对另外两种力量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之上。
　　举例来说，有名的“贞观之治”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第一，大唐帝国继续北击突厥，并由李靖率领唐朝军队取得了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在几十年内维持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李世民让农民休养生息，多予少取，并通过科举考试网罗人才，使得“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国际环境稳定了，老百姓生活富足了，国家焉有不强盛，经济焉有不发展的道理呢？我看诸多治国理政的道理，不外乎如何处理这两大关系。
外贸依存度越高越脆弱
　　
　　前朝如此，今世亦如此。要想跳出历史的规律，实在是不可能。当今中国发端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亦不能不面对这两大问题。只不过现代国际版图大局已定，又加之“核恐怖平衡”的存在，“外患”之说绝少被人提起，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罢了。
　　但现代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摧毁一个国家已不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了，对大国更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不能不时刻警醒。一个大国固然可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果“一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国家的经济安全出现问题，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倒退几十年，一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使得“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此诚为国家新的“外患”。
　　尽管有许多人从贸易结构的角度得出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高的乐观结论，但似乎没有谁会否认在世界上主要大国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最高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逻辑不同于大国与小国，或者小国与小国之间的逻辑。如果一个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较之其他大国更高，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此大国较其他大国在经济上更加脆弱。且“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没有强大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大国之名何以名副其实？
　　当下中国新的“外患”来自于“内忧”。此间“内忧”不仅仅有几千年的传统问题，亦有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因而所谓仅仅从“内需不足”的角度去研判“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实在有失偏颇。
　　
内需不足是“内忧”表象　　
　　
　　内需不足仅仅是“内忧”的表象，是什么决定了内需不足？谁都承认扩大内需的主战场要在广大的农村开辟，然而农民兄弟空有巨大的需求意愿，却缺少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农村的症结在于两个：第一，预防性的储蓄（如果有的话）因为未来诸多的支出项目以及不确定性而无法转为现实性的消费需求；第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大多数农民的货币化收入太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一个农耕社会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更进一步说，农民之所以愿意保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乃是他们实在无法对涉及未来诸多支出项目的改革措施有任何发言权。对于此，笔者已经专门撰文述说过，不再多言，只是需要更加明确一下的是，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中国改革者们应对经济“内忧”与政治“内忧”的一剂良药。
　　中国从来不缺少革命，然而中国少有成功的改良。联系到上面提到的农村的症结之二，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改良的成功有赖于农民身份的变化，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应该首先是市民，如同其他市民一样，他们应该享受到充分的权利。
　　如此看来，治国理政之人处理“外患”与“内忧”亦不是没有规律可循，也不是没有路子可走。先圣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倒觉得治理大国当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当然好，然而最可怕的还在于明明知道“内忧”与“外患”的存在，却不知道症结在何处，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应对。好在中国已经认识到了。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中国历史绵延几千年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很简单，是如何处理国家的“内忧”与“外患”。
　　如果说“外患”是一个几千年处于农耕社会的国家需要不断应对的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和掠夺的话，那么“内忧”便是为了保持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状态”而必须应对的人民对生存危机的反抗。
　　中国过去的统治者实际上一直处于这双重力量的挤压之下。这三者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国势强盛抑或衰微。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时代无不建立在统治者对另外两种力量实施有效控制的基础之上。
　　举例来说，有名的“贞观之治”建立在两大基础之上：第一，大唐帝国继续北击突厥，并由李靖率领唐朝军队取得了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在几十年内维持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二，李世民让农民休养生息，多予少取，并通过科举考试网罗人才，使得“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国际环境稳定了，老百姓生活富足了，国家焉有不强盛，经济焉有不发展的道理呢？我看诸多治国理政的道理，不外乎如何处理这两大关系。
外贸依存度越高越脆弱
　　
　　前朝如此，今世亦如此。要想跳出历史的规律，实在是不可能。当今中国发端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亦不能不面对这两大问题。只不过现代国际版图大局已定，又加之“核恐怖平衡”的存在，“外患”之说绝少被人提起，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罢了。
　　但现代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摧毁一个国家已不需要使用军事手段了，对大国更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更不能不时刻警醒。一个大国固然可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实力，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果“一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国家的经济安全出现问题，可能导致经济发展倒退几十年，一两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使得“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此诚为国家新的“外患”。
　　尽管有许多人从贸易结构的角度得出关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高的乐观结论，但似乎没有谁会否认在世界上主要大国当中，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最高的。
　　大国之间的博弈逻辑不同于大国与小国，或者小国与小国之间的逻辑。如果一个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较之其他大国更高，那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此大国较其他大国在经济上更加脆弱。且“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没有强大的自力更生的经济，大国之名何以名副其实？
　　当下中国新的“外患”来自于“内忧”。此间“内忧”不仅仅有几千年的传统问题，亦有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因而所谓仅仅从“内需不足”的角度去研判“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实在有失偏颇。
　　
内需不足是“内忧”表象　　
　　
　　内需不足仅仅是“内忧”的表象，是什么决定了内需不足？谁都承认扩大内需的主战场要在广大的农村开辟，然而农民兄弟空有巨大的需求意愿，却缺少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农村的症结在于两个：第一，预防性的储蓄（如果有的话）因为未来诸多的支出项目以及不确定性而无法转为现实性的消费需求；第二，更根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大多数农民的货币化收入太少，他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一个农耕社会下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的生活方式。
　　如果更进一步说，农民之所以愿意保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乃是他们实在无法对涉及未来诸多支出项目的改革措施有任何发言权。对于此，笔者已经专门撰文述说过，不再多言，只是需要更加明确一下的是，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乃是中国改革者们应对经济“内忧”与政治“内忧”的一剂良药。
　　中国从来不缺少革命，然而中国少有成功的改良。联系到上面提到的农村的症结之二，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改良的成功有赖于农民身份的变化，市场经济下的农民应该首先是市民，如同其他市民一样，他们应该享受到充分的权利。
　　如此看来，治国理政之人处理“外患”与“内忧”亦不是没有规律可循，也不是没有路子可走。先圣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倒觉得治理大国当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当然好，然而最可怕的还在于明明知道“内忧”与“外患”的存在，却不知道症结在何处，不知道如何下手去应对。好在中国已经认识到了。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