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中国学界对朝鲜核试的看法及政策预测

　　【2016年1月6日上午，朝鲜宣布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自称“已经拥有氢弹”。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学者、网民都关心的话题。朝鲜核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且具有高度特殊敏感性。】



　　中国学者关于对朝政策的六种看法

　　（摘自：国关前沿通讯）

“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总结了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对中国对朝政策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朝鲜核问题、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反思，但到5月份，这种讨论基本上结束，媒体很少再进行分析，官方进行了一定的“舆论引导”，包括杂志、期刊均受到了影响。“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注意到，对于中国的朝鲜政策，中国学界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简单总结一下，可以分为六种主张，而且相互进行争论。但是，这只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看法，三年后他们可能会有观点的调整，尤其是今天第四次“核爆”之后更有可能改变某些看法。



　　简单总结一下，关于东北亚局势的判断，以及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朝政策，中国存在六种差别很大的声音，可以区分为六类学者：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严厉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弃朝论者。



　　其中，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即主张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下都应该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权利，支持朝鲜以核武器来对抗美国，这以中国最著名的红色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威胁所致，中国应该完全支持朝鲜。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弃朝论者，即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朝鲜，完全断绝对朝鲜的援助，同美韩站在一条战线上制裁朝鲜，甚至明确支持韩国统一朝鲜。这主要是中国极端的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有很多支持者。其中，赵楚的一篇文章非常著名，很具有代表性。赵楚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中国自身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存在重大失误，应该进行检讨。朝鲜对中国已经起不到任何战略缓冲作用，中国不要再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和陈旧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来指导中国外交。他还提到，中国的职业外交思维和战略，一直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并且中共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邓聿文的观点比赵楚要温和，认为中国应该考虑放弃朝鲜，促成半岛统一有利瓦解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关系，缓解中国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压力，并有利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可以在朝鲜培植一个亲华政权，并对其承诺安全保障。



　　尽管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弃朝论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是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语言非常激进，二是他们都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际关系学者考虑问题的基点，应该是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过于极端、要保持冷静。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分析国家利益时不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这两种极端观点，也缺乏政策影响力，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过多地进行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中国学界的辩论，主要集中体现在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积极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四类学者之间的争论。官方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标：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这三点也是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国家利益所在。“反对朝鲜搞核武器”这肯定是官方与学者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反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引发的是中国学界对于如下两个问题的争论：一是上述三点中国是否做到了，或者说中国的对朝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二是在上述三点无法同时实现的情况下，哪个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应该优先努力实现哪一点。上述四类学者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问题上。



　　第一类是现状维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阮宗泽、彭光谦，后来刘江永、陶文钊也曾经撰写文章对这种观点表示某种支持。大体上看，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并未失败，“失败论”的提出者是别有用心的，是“泼脏水”。彭光谦认为，导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在于美韩，而不在于中国，所以中国对朝政策的框架不必做大的调整，中国也不必太过自责。刘江永认为，美韩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导致了朝鲜的不安全感，应该反思的是美韩，而不是中国，而且制裁和高压不能让朝鲜就范，应该给朝鲜安全的国际环境的开放的经济政策。陶文钊认为，中国不必在制裁问题上有什么调整，中国已经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决议并不要求切断与朝鲜的任何经济往来，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两个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是继续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继续推动发挥六方会谈的作用。他们大多认为，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稳定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半岛的稳定问题，应该尽量地支持朝鲜政权，防止朝鲜内部发生混乱。



　　第二类是有限制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时殷弘、朱锋、沈丁立、薛理泰，等等。此外广受民众欢迎的报纸《环球时报》，这次也持类似观点。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不需打破原有的架构，但应该做一些调整，放纵朝鲜与压垮朝鲜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表明立场，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对朝鲜给以必要的警告，但警告应该是友好的。中国不能再无条件地袒护朝鲜，未来中国既有可能严厉制裁朝鲜，也有可能对朝鲜释放善意，但这取决于朝鲜的做法。如果朝鲜继续一意孤行，那么中国就应该逐渐加紧制裁，但仅制裁又不一定能够起作用，中国还是应该以劝和促谈的方式为主。同时，中国应该加强与美韩的合作，但不能加入美韩阵营，同时注意美国利用朝核问题继续遏制中国的企图。总之，这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对朝政策是失败的，朝鲜依然是中国的一张牌，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进行积极调整，但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时殷弘尤其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单边制裁”，但严厉制裁朝鲜是极其不明智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抛弃朝鲜。薛理泰认为现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有核的朝鲜，想制裁的话务必要“慎而又慎”。



　　第三类是积极制裁论者，代表学者有张琏瑰、贾庆国、李开盛，他们的观点大体相似，都是从朝鲜拥核对中国的负面作用来要求中国进行积极反省。张琏瑰认为，中国对朝政策虽然不能说失败，但也不是很成功，因为中国的三大目标无核化、和平、稳定一个都没有实现。目前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朝鲜对中国的战略缓冲地价值已大不如前，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战略负资产，而且朝鲜也正在试图排除中国对其影响力。在无核化、稳定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对无核化的考虑要优先于稳定。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一个既定政策，不是美国“刺激”出来的，朝鲜会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而不是将其作为谈判筹码。朝鲜的第三轮核试验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也有可能会导致韩、日走上拥核道路，因此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制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应该比较严厉、严格地制裁，但可以只将制裁范围限制在军用物资（如石油），而暂时不减少民用物资的援助。张琏瑰在2013年甚至预测朝鲜半岛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80%，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贾庆国分析了朝鲜核武器对中国的环境、地缘政治、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很小，中国应该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甚至贾庆国告诫韩国要扩充军事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朝鲜挑衅韩国，美国或中国应该给以韩国援助。李开盛认为，朝鲜只会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蒙羞，崩溃的可能性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丧失持续数十年的地理缓冲空间，并给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外交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在核问题、对朝援助方面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朝鲜进行切割，并通过发展对韩关系在东北亚建立新的战略支点。上述观点似乎在网络上有较多的支持者，但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按照这种主张来调整其政策。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非常独特，就是以阎学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国际社会根本就没办法阻止朝鲜拥核，2013年阎学通预测朝鲜肯定会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当朝鲜完成弹头小型化的试验之后，很可能以停止核试验为砝码与有关国家进行一次政治交易。朝鲜可能会把一次本不需要进行的核试验拿出来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换，即通报有关国家将进行核试验，如果各国解除制裁就不进行那次核试验。明知这是朝鲜的策略，但为了政治上的正确，不承担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责任，有些国家将只好接受朝鲜的要求。不过，在最后一次不必要的核试验来临之前，朝鲜显然还得进行核试验。日本是受益者，显然会利用朝鲜核实验增强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合法性，美国获益虽不大但也有一点，美国宁愿让朝鲜有核武器也不会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俄罗斯、中国和韩国又怎么能变害为利呢？换句话说，将朝鲜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人对我国有利，还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拥核但不反华的国家对我有利？我们应该分析中国领导人、决策者面临的两难是什么，然后才能得出什么策略对中国相对更为有利。阎学通认为，上述几种观点主张虽然对立，但立论逻辑都是以绝对损失角度为分析基础。我们需要相对损失较小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获得绝对收益的选择，什么政策才是损失最小的选择？可行性是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大区别，有用政策建议不是逻辑完整，而是有操作性。



　　以上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观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或许他们又会发生某些变化。



　　中国政府可能也会微妙地调整政策，以下是可能性预测：



　　1.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根本性地调整对朝政策，不会加大制裁力度，不会减少粮食援助。从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的表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语气要弱于2009年第二次、2013年第三次朝鲜核试验。一旦朝鲜政权面临崩溃，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中国肯定会继续援助和支持。



　　2.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介于“维持现状”与“有限制裁”之间。尽管进行了制裁，但基本上是表面性的。中国制订了一些军事预案，防止朝鲜半岛局势发生突变。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可能会进一步向“有限制裁”转变，但不会有较大转变，不会进行“积极制裁”。



　　3. 朝鲜核试验并非导致中朝关系变坏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也未必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主要是因为2012年初金正恩上台，以及2013年底朝鲜内政动荡（张成泽）被处死，与朝鲜二、三次核试验的节点距离很远。同时，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既定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止，无论中国对朝鲜采取何种政策，朝鲜都会那样做，因此中朝关系变坏也不一定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换句话说，未来中朝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依然是有的，中国表面上谴责，但实际上还是会支持的，至少要有粮食援助。



　　4. 中国现在的对朝政策，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安全环境有影响，但朝鲜内政动荡和政权崩溃，危害更大。



　　5. 在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朝鲜继续开发核能力的情况下，口头上“坚决反对”已经无法奏效的前提下，中国的政策重心应该是减少对中国的损失，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利益最大化。

　　【2016年1月6日上午，朝鲜宣布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自称“已经拥有氢弹”。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学者、网民都关心的话题。朝鲜核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且具有高度特殊敏感性。】



　　中国学者关于对朝政策的六种看法

　　（摘自：国关前沿通讯）

“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总结了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对中国对朝政策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朝鲜核问题、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反思，但到5月份，这种讨论基本上结束，媒体很少再进行分析，官方进行了一定的“舆论引导”，包括杂志、期刊均受到了影响。“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注意到，对于中国的朝鲜政策，中国学界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简单总结一下，可以分为六种主张，而且相互进行争论。但是，这只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看法，三年后他们可能会有观点的调整，尤其是今天第四次“核爆”之后更有可能改变某些看法。



　　简单总结一下，关于东北亚局势的判断，以及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朝政策，中国存在六种差别很大的声音，可以区分为六类学者：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严厉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弃朝论者。



　　其中，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即主张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下都应该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权利，支持朝鲜以核武器来对抗美国，这以中国最著名的红色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威胁所致，中国应该完全支持朝鲜。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弃朝论者，即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朝鲜，完全断绝对朝鲜的援助，同美韩站在一条战线上制裁朝鲜，甚至明确支持韩国统一朝鲜。这主要是中国极端的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有很多支持者。其中，赵楚的一篇文章非常著名，很具有代表性。赵楚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中国自身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存在重大失误，应该进行检讨。朝鲜对中国已经起不到任何战略缓冲作用，中国不要再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和陈旧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来指导中国外交。他还提到，中国的职业外交思维和战略，一直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并且中共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邓聿文的观点比赵楚要温和，认为中国应该考虑放弃朝鲜，促成半岛统一有利瓦解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关系，缓解中国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压力，并有利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可以在朝鲜培植一个亲华政权，并对其承诺安全保障。



　　尽管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弃朝论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是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语言非常激进，二是他们都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际关系学者考虑问题的基点，应该是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过于极端、要保持冷静。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分析国家利益时不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这两种极端观点，也缺乏政策影响力，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过多地进行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中国学界的辩论，主要集中体现在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积极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四类学者之间的争论。官方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标：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这三点也是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国家利益所在。“反对朝鲜搞核武器”这肯定是官方与学者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反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引发的是中国学界对于如下两个问题的争论：一是上述三点中国是否做到了，或者说中国的对朝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二是在上述三点无法同时实现的情况下，哪个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应该优先努力实现哪一点。上述四类学者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问题上。



　　第一类是现状维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阮宗泽、彭光谦，后来刘江永、陶文钊也曾经撰写文章对这种观点表示某种支持。大体上看，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并未失败，“失败论”的提出者是别有用心的，是“泼脏水”。彭光谦认为，导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在于美韩，而不在于中国，所以中国对朝政策的框架不必做大的调整，中国也不必太过自责。刘江永认为，美韩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导致了朝鲜的不安全感，应该反思的是美韩，而不是中国，而且制裁和高压不能让朝鲜就范，应该给朝鲜安全的国际环境的开放的经济政策。陶文钊认为，中国不必在制裁问题上有什么调整，中国已经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决议并不要求切断与朝鲜的任何经济往来，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两个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是继续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继续推动发挥六方会谈的作用。他们大多认为，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稳定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半岛的稳定问题，应该尽量地支持朝鲜政权，防止朝鲜内部发生混乱。



　　第二类是有限制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时殷弘、朱锋、沈丁立、薛理泰，等等。此外广受民众欢迎的报纸《环球时报》，这次也持类似观点。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不需打破原有的架构，但应该做一些调整，放纵朝鲜与压垮朝鲜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表明立场，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对朝鲜给以必要的警告，但警告应该是友好的。中国不能再无条件地袒护朝鲜，未来中国既有可能严厉制裁朝鲜，也有可能对朝鲜释放善意，但这取决于朝鲜的做法。如果朝鲜继续一意孤行，那么中国就应该逐渐加紧制裁，但仅制裁又不一定能够起作用，中国还是应该以劝和促谈的方式为主。同时，中国应该加强与美韩的合作，但不能加入美韩阵营，同时注意美国利用朝核问题继续遏制中国的企图。总之，这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对朝政策是失败的，朝鲜依然是中国的一张牌，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进行积极调整，但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时殷弘尤其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单边制裁”，但严厉制裁朝鲜是极其不明智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抛弃朝鲜。薛理泰认为现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有核的朝鲜，想制裁的话务必要“慎而又慎”。



　　第三类是积极制裁论者，代表学者有张琏瑰、贾庆国、李开盛，他们的观点大体相似，都是从朝鲜拥核对中国的负面作用来要求中国进行积极反省。张琏瑰认为，中国对朝政策虽然不能说失败，但也不是很成功，因为中国的三大目标无核化、和平、稳定一个都没有实现。目前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朝鲜对中国的战略缓冲地价值已大不如前，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战略负资产，而且朝鲜也正在试图排除中国对其影响力。在无核化、稳定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对无核化的考虑要优先于稳定。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一个既定政策，不是美国“刺激”出来的，朝鲜会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而不是将其作为谈判筹码。朝鲜的第三轮核试验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也有可能会导致韩、日走上拥核道路，因此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制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应该比较严厉、严格地制裁，但可以只将制裁范围限制在军用物资（如石油），而暂时不减少民用物资的援助。张琏瑰在2013年甚至预测朝鲜半岛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80%，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贾庆国分析了朝鲜核武器对中国的环境、地缘政治、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很小，中国应该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甚至贾庆国告诫韩国要扩充军事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朝鲜挑衅韩国，美国或中国应该给以韩国援助。李开盛认为，朝鲜只会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蒙羞，崩溃的可能性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丧失持续数十年的地理缓冲空间，并给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外交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在核问题、对朝援助方面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朝鲜进行切割，并通过发展对韩关系在东北亚建立新的战略支点。上述观点似乎在网络上有较多的支持者，但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按照这种主张来调整其政策。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非常独特，就是以阎学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国际社会根本就没办法阻止朝鲜拥核，2013年阎学通预测朝鲜肯定会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当朝鲜完成弹头小型化的试验之后，很可能以停止核试验为砝码与有关国家进行一次政治交易。朝鲜可能会把一次本不需要进行的核试验拿出来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换，即通报有关国家将进行核试验，如果各国解除制裁就不进行那次核试验。明知这是朝鲜的策略，但为了政治上的正确，不承担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责任，有些国家将只好接受朝鲜的要求。不过，在最后一次不必要的核试验来临之前，朝鲜显然还得进行核试验。日本是受益者，显然会利用朝鲜核实验增强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合法性，美国获益虽不大但也有一点，美国宁愿让朝鲜有核武器也不会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俄罗斯、中国和韩国又怎么能变害为利呢？换句话说，将朝鲜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人对我国有利，还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拥核但不反华的国家对我有利？我们应该分析中国领导人、决策者面临的两难是什么，然后才能得出什么策略对中国相对更为有利。阎学通认为，上述几种观点主张虽然对立，但立论逻辑都是以绝对损失角度为分析基础。我们需要相对损失较小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获得绝对收益的选择，什么政策才是损失最小的选择？可行性是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大区别，有用政策建议不是逻辑完整，而是有操作性。



　　以上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观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或许他们又会发生某些变化。



　　中国政府可能也会微妙地调整政策，以下是可能性预测：



　　1.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根本性地调整对朝政策，不会加大制裁力度，不会减少粮食援助。从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的表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语气要弱于2009年第二次、2013年第三次朝鲜核试验。一旦朝鲜政权面临崩溃，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中国肯定会继续援助和支持。



　　2.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介于“维持现状”与“有限制裁”之间。尽管进行了制裁，但基本上是表面性的。中国制订了一些军事预案，防止朝鲜半岛局势发生突变。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可能会进一步向“有限制裁”转变，但不会有较大转变，不会进行“积极制裁”。



　　3. 朝鲜核试验并非导致中朝关系变坏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也未必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主要是因为2012年初金正恩上台，以及2013年底朝鲜内政动荡（张成泽）被处死，与朝鲜二、三次核试验的节点距离很远。同时，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既定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止，无论中国对朝鲜采取何种政策，朝鲜都会那样做，因此中朝关系变坏也不一定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换句话说，未来中朝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依然是有的，中国表面上谴责，但实际上还是会支持的，至少要有粮食援助。



　　4. 中国现在的对朝政策，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安全环境有影响，但朝鲜内政动荡和政权崩溃，危害更大。



　　5. 在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朝鲜继续开发核能力的情况下，口头上“坚决反对”已经无法奏效的前提下，中国的政策重心应该是减少对中国的损失，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