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礼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聘礼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http://www.CRNTT.com   2016-02-07


　　中评社香港2月7日电／当下中国，娶妻要付出大额聘礼（现代社会也称彩礼）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新闻，比如：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吴佩慈结婚收取男方10亿聘礼，而在农村，结婚要彩礼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北京晚报》报道，在中国农村，结婚彩礼30万已成为标配，高额彩礼成为压垮部分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不少人感慨，“封建糟粕”迄今未能清除，依然在毒害世人，那么，聘礼真的是“封建糟粕”吗？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聘礼与彩礼最大的不同在于受法律保护

　　现代中国，聘礼被当做一种社会习俗和文化习惯，在民间社会十分盛行，但在法律上却不被认可，这与中国古代的礼法习惯完全不同。在古代社会中，聘礼一直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调整。

　　《礼记》中对婚姻有细致规定，结婚要经过六个步骤，被称为“六礼”：（1）纳采，男方派遣媒人提亲；（2）问名，男方询问女方姓名，占卜吉凶；（3）纳吉，如果占卜吉利，则派人告诉女方；（4）纳征，纳吉之后男方向女方交付正式的聘礼；（5）请期，通过占卜确定婚期；（6）亲迎，也就是迎亲。这六步中，纳征是最重要的仪式，决定婚礼能否成立的关键条件。《礼记》原话说：“纳征者，纳聘财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

　　也就是说婚礼能否成立，必须有聘礼，完成这一步后，男女双方均不能随意反悔。女方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完成婚礼仪式，那便是明媒正娶，是为正室。周礼对婚礼的规定，对后世影响极深，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关于聘礼的法律法规，到清代时达到完备。

　　古代法律首先对聘礼进行了法律上的认定，继而对聘礼的法律效力作出认定。古代法律并未对聘礼的数量作出规定，只要双方都认为某些物品是用来发挥聘礼的功能时，就可以认定为聘礼，但不包括酒食。另外聘礼必须通过媒妁传递，而不能私下交换，聘礼一旦交付，则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反悔，假若一方违反约定，聘礼就成为惩罚，需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比如男方悔婚，或者伪造年龄、身份，则男方需要对女方作出补偿，这种情形下，男方不能要回聘礼。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双方约定婚姻后，也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比如一方突然死亡，古代法律对此也有规定：婚礼主体不复存在，婚约自然解除，聘礼也不再追还。清代法律规定比较详细，比如一方身故，则另一方无需承担风险，即便是男方死亡，也不能要回聘礼。

　　在古代社会，约定婚姻，男方必须出聘礼，女方接受聘礼后，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得反悔，婚约受到法律保护。

　　聘礼并不等于买卖妇女的金钱

　　婚姻有多种形式，在古代社会，存在着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共诺婚等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婚姻形式也依然存在，表面看起来，聘娶婚和有偿婚十分相似，都是以一定物质代价作为婚姻成立的条件。

　　实际上，聘娶婚和有偿婚（买卖婚）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适用对象不同，聘娶婚只适用于明媒正娶的正室，中国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制度，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小妾，但只能娶一个正妻，正妻必须通过聘娶的形式；二、婚后男女双方的关系不同，聘娶婚意味着男女双方结合后，以夫妻身份相称，妻子和丈夫间虽有从属关系，但绝非主奴关系，“聘礼并没有授予作丈夫的以任意处置妻子的权力。”（李照斌，《豫东乡村婚姻聘礼研究——以李集为个案》）

　　有偿婚则有很大不同，首先适用对象一般是小妾，其次男方对女方有很强的控制权，甚至可以任意处理，包括双方的子女，男子多妾不违法，但如果多妻，则必然违背法律。

　　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也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法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这些说法并未被严格认定。以清代法律为例，尽管明清政府鼓励贞洁烈女，但法律上从来没有反对寡妇改嫁，甚至对妇女改嫁的聘礼归属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按照清代法律规定，妇女（正妻）若因丈夫死亡，可以改嫁，改嫁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如果翁姑（公公、婆婆）俱在或一人在，则由夫家主婚，母家可享有部分聘礼；第二种，如果翁姑俱不在，则夫家失去主婚权，只能享有部分聘礼，而母家除父母外，兄弟可以享有聘礼，叔伯也应知晓。（参见吴欣，《清代民间社会的权利与秩序——以档案与判牍中妇女再嫁的“聘礼归属”问题为中心》）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明媒正娶的正妻，必须通过聘礼，即便她守寡以后，夫家也没有对她进行任意处置的权力。相比之下，男子通过有偿婚娶的小妾，则不享有这些权力，一旦婚姻成立，男女两家可以不认亲，不作为亲属来往。概言之，聘礼与买卖最大的不同，在于妇女权利上，前者授予妇女正当、受法律保护的正妻权力，后者则使妇女沦为奴仆，毫无权力可言。

　　聘礼的性质决定了女方父母无权处置

　　聘礼作为婚姻成立的关键条件，也决定了父母无权随意处置。聘礼并不一定是金钱，但肯定不能是酒食，聘礼表现为物质形式，女方父母不具备将聘礼收归已有的权利。

　　在传统社会，聘礼具备家庭财产转移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女方父母在收取聘礼后，会将聘礼用于置办女子的嫁妆，再以嫁妆的形式一同返回给男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特有财产，自然，聘礼的所有权不属于双方父母，而是新家庭，会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物质基础。

　　一般来说，父母为女儿准备的嫁妆，要大于男方所出的聘礼，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女方父母会准备一份与聘礼相当的嫁妆，在成亲时，一起送到男方家中。只不过，此时的嫁妆，男方家（包括丈夫本人）不享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其所有权和处置权归属于新婚妻子。

　　以上所说的是正常情况下，自然会存在例外，少数父母可能将聘礼私吞，但如若父母这样做了，会遭到社会的普遍鄙视，会被人指责说是：“卖女儿”，女儿自然也会抱怨父母利用她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享有主导权，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在婚事上基本没有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肩负着相应的义务，聘礼与嫁妆便是表现。置办嫁妆，将聘礼和嫁妆一起返还给新家庭，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却是礼法和习惯的义务，拒不履行这一义务，虽无法律惩罚之忧，但在一个靠礼法和习惯构建的熟人社会中，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比法律惩罚来得更轻松。

　　聘礼失去法律保护后逐渐沦为牟利工具

　　清朝覆灭后，聘礼失去法律制度上的保护，民国时期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认可聘礼，只是通过判例确认这一传统习俗的效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婚姻法明确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将婚约与聘礼视为旧社会的习俗，一并破除，聘礼由此成为买卖婚姻的标志。

　　但法律破除并未使习俗一夜改变，在不少地方，娶妻出聘礼依然被保留着，通常被称为彩礼，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收取彩礼是民间订婚的重要步骤，彩礼的多寡，也是婚约能否成立的关键。彩礼的形式更多的表现为金钱，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由于失去传统礼法的约束，彩礼逐渐成为父母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不少父母收取彩礼后，并不会置办数量相当的嫁妆，这使得彩礼成为男方家庭的单方面付出（新家庭也得不到这些财产），随着物质观念的进一步异化，彩礼逐渐成为关乎女儿“身价”的象征，成为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脸面”，在华北农村，彩礼存在着“万紫千红一片绿”（　指1万张5元钞票，加1000张百元钞票，至于＂一片绿＂，就是一片50元的钞票）、“一动不动”（汽车、房子）的说法。这使得彩礼沦为牟利的工具，成为赚钱的手段，也让婚姻成为炫耀的舞台。

　　在这种情况下，娶亲难，付不起彩礼，便不是什么新闻了。

　　在传统社会中，聘礼显然不是卖女儿的钱，而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彩礼，与其说是传统习俗的流变，不如说是婚姻物质化的产物，只不过披着一层传统的皮。

　　（来源：腾讯新闻）






http://www.crntt.com/doc/1041/1/ ... mp;mdate=0207133546聘礼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http://www.CRNTT.com   2016-02-07


　　中评社香港2月7日电／当下中国，娶妻要付出大额聘礼（现代社会也称彩礼）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新闻，比如：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吴佩慈结婚收取男方10亿聘礼，而在农村，结婚要彩礼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北京晚报》报道，在中国农村，结婚彩礼30万已成为标配，高额彩礼成为压垮部分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不少人感慨，“封建糟粕”迄今未能清除，依然在毒害世人，那么，聘礼真的是“封建糟粕”吗？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聘礼与彩礼最大的不同在于受法律保护

　　现代中国，聘礼被当做一种社会习俗和文化习惯，在民间社会十分盛行，但在法律上却不被认可，这与中国古代的礼法习惯完全不同。在古代社会中，聘礼一直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调整。

　　《礼记》中对婚姻有细致规定，结婚要经过六个步骤，被称为“六礼”：（1）纳采，男方派遣媒人提亲；（2）问名，男方询问女方姓名，占卜吉凶；（3）纳吉，如果占卜吉利，则派人告诉女方；（4）纳征，纳吉之后男方向女方交付正式的聘礼；（5）请期，通过占卜确定婚期；（6）亲迎，也就是迎亲。这六步中，纳征是最重要的仪式，决定婚礼能否成立的关键条件。《礼记》原话说：“纳征者，纳聘财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

　　也就是说婚礼能否成立，必须有聘礼，完成这一步后，男女双方均不能随意反悔。女方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完成婚礼仪式，那便是明媒正娶，是为正室。周礼对婚礼的规定，对后世影响极深，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关于聘礼的法律法规，到清代时达到完备。

　　古代法律首先对聘礼进行了法律上的认定，继而对聘礼的法律效力作出认定。古代法律并未对聘礼的数量作出规定，只要双方都认为某些物品是用来发挥聘礼的功能时，就可以认定为聘礼，但不包括酒食。另外聘礼必须通过媒妁传递，而不能私下交换，聘礼一旦交付，则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反悔，假若一方违反约定，聘礼就成为惩罚，需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比如男方悔婚，或者伪造年龄、身份，则男方需要对女方作出补偿，这种情形下，男方不能要回聘礼。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双方约定婚姻后，也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比如一方突然死亡，古代法律对此也有规定：婚礼主体不复存在，婚约自然解除，聘礼也不再追还。清代法律规定比较详细，比如一方身故，则另一方无需承担风险，即便是男方死亡，也不能要回聘礼。

　　在古代社会，约定婚姻，男方必须出聘礼，女方接受聘礼后，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得反悔，婚约受到法律保护。

　　聘礼并不等于买卖妇女的金钱

　　婚姻有多种形式，在古代社会，存在着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共诺婚等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婚姻形式也依然存在，表面看起来，聘娶婚和有偿婚十分相似，都是以一定物质代价作为婚姻成立的条件。

　　实际上，聘娶婚和有偿婚（买卖婚）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适用对象不同，聘娶婚只适用于明媒正娶的正室，中国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制度，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小妾，但只能娶一个正妻，正妻必须通过聘娶的形式；二、婚后男女双方的关系不同，聘娶婚意味着男女双方结合后，以夫妻身份相称，妻子和丈夫间虽有从属关系，但绝非主奴关系，“聘礼并没有授予作丈夫的以任意处置妻子的权力。”（李照斌，《豫东乡村婚姻聘礼研究——以李集为个案》）

　　有偿婚则有很大不同，首先适用对象一般是小妾，其次男方对女方有很强的控制权，甚至可以任意处理，包括双方的子女，男子多妾不违法，但如果多妻，则必然违背法律。

　　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也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法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这些说法并未被严格认定。以清代法律为例，尽管明清政府鼓励贞洁烈女，但法律上从来没有反对寡妇改嫁，甚至对妇女改嫁的聘礼归属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按照清代法律规定，妇女（正妻）若因丈夫死亡，可以改嫁，改嫁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如果翁姑（公公、婆婆）俱在或一人在，则由夫家主婚，母家可享有部分聘礼；第二种，如果翁姑俱不在，则夫家失去主婚权，只能享有部分聘礼，而母家除父母外，兄弟可以享有聘礼，叔伯也应知晓。（参见吴欣，《清代民间社会的权利与秩序——以档案与判牍中妇女再嫁的“聘礼归属”问题为中心》）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明媒正娶的正妻，必须通过聘礼，即便她守寡以后，夫家也没有对她进行任意处置的权力。相比之下，男子通过有偿婚娶的小妾，则不享有这些权力，一旦婚姻成立，男女两家可以不认亲，不作为亲属来往。概言之，聘礼与买卖最大的不同，在于妇女权利上，前者授予妇女正当、受法律保护的正妻权力，后者则使妇女沦为奴仆，毫无权力可言。

　　聘礼的性质决定了女方父母无权处置

　　聘礼作为婚姻成立的关键条件，也决定了父母无权随意处置。聘礼并不一定是金钱，但肯定不能是酒食，聘礼表现为物质形式，女方父母不具备将聘礼收归已有的权利。

　　在传统社会，聘礼具备家庭财产转移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女方父母在收取聘礼后，会将聘礼用于置办女子的嫁妆，再以嫁妆的形式一同返回给男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特有财产，自然，聘礼的所有权不属于双方父母，而是新家庭，会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物质基础。

　　一般来说，父母为女儿准备的嫁妆，要大于男方所出的聘礼，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女方父母会准备一份与聘礼相当的嫁妆，在成亲时，一起送到男方家中。只不过，此时的嫁妆，男方家（包括丈夫本人）不享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其所有权和处置权归属于新婚妻子。

　　以上所说的是正常情况下，自然会存在例外，少数父母可能将聘礼私吞，但如若父母这样做了，会遭到社会的普遍鄙视，会被人指责说是：“卖女儿”，女儿自然也会抱怨父母利用她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享有主导权，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在婚事上基本没有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肩负着相应的义务，聘礼与嫁妆便是表现。置办嫁妆，将聘礼和嫁妆一起返还给新家庭，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却是礼法和习惯的义务，拒不履行这一义务，虽无法律惩罚之忧，但在一个靠礼法和习惯构建的熟人社会中，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比法律惩罚来得更轻松。

　　聘礼失去法律保护后逐渐沦为牟利工具

　　清朝覆灭后，聘礼失去法律制度上的保护，民国时期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认可聘礼，只是通过判例确认这一传统习俗的效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婚姻法明确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将婚约与聘礼视为旧社会的习俗，一并破除，聘礼由此成为买卖婚姻的标志。

　　但法律破除并未使习俗一夜改变，在不少地方，娶妻出聘礼依然被保留着，通常被称为彩礼，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收取彩礼是民间订婚的重要步骤，彩礼的多寡，也是婚约能否成立的关键。彩礼的形式更多的表现为金钱，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由于失去传统礼法的约束，彩礼逐渐成为父母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不少父母收取彩礼后，并不会置办数量相当的嫁妆，这使得彩礼成为男方家庭的单方面付出（新家庭也得不到这些财产），随着物质观念的进一步异化，彩礼逐渐成为关乎女儿“身价”的象征，成为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脸面”，在华北农村，彩礼存在着“万紫千红一片绿”（　指1万张5元钞票，加1000张百元钞票，至于＂一片绿＂，就是一片50元的钞票）、“一动不动”（汽车、房子）的说法。这使得彩礼沦为牟利的工具，成为赚钱的手段，也让婚姻成为炫耀的舞台。

　　在这种情况下，娶亲难，付不起彩礼，便不是什么新闻了。

　　在传统社会中，聘礼显然不是卖女儿的钱，而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彩礼，与其说是传统习俗的流变，不如说是婚姻物质化的产物，只不过披着一层传统的皮。

　　（来源：腾讯新闻）






http://www.crntt.com/doc/1041/1/ ... mp;mdate=0207133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