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诗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9:09:24
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诗经》系楚墓首次出土，比阜阳汉简《诗经》早
湖北考古工作者从荆州郢城遗址南郊的战国楚墓中清理出400余枚竹简，其中《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均为首次在楚墓中出土发现。
考古项目领队田勇介绍，这批竹简出土于郢城遗址南郊的夏家台106号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等内容清晰可辨。
经古文字专家考证，确认其内容为《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和《日书》等。
该墓葬为带墓道的一椁一棺小型墓葬，随葬陶礼器为鼎、敦、壶，墓主人身份应为士，是楚国低级贵族。
简牍研究专家称，清华大学校友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该校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也发现有《诗经》内容，荆州这批战国竹简，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首次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比已知出土于西汉墓葬的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年代早很多。这批竹筒为古代思想史、文学史、法制史研究，尤其对战国时期荆州地区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实物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 原文刊于：《湖北日报》2016年1月28日第15版）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8/52952.html
--估计还要几年才会有进一步的成果发布。
按：《诗经·邶风》中的《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
--作为当年在楼顶对酒颂诗的记忆，诗三百还是有几多回味的。
会不会发现《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还有《尚书·吕刑》，《吕刑》是西周的法典，主要记述了其时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赎刑及一般司法制度。大臣吕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故称之为《吕刑》。《吕刑》原本今已失传。今文《尚书》中经后人整理保存在《尚书·周书》中，成为其中的一篇。
《史记·周本纪》：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种《缁衣》简本、传世的《礼记·缁衣》也有相关内容。
传今文《尚书》的只有济南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
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从近期考古发现来看，《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熟了。
--向真正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致敬！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诗经》系楚墓首次出土，比阜阳汉简《诗经》早
湖北考古工作者从荆州郢城遗址南郊的战国楚墓中清理出400余枚竹简，其中《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均为首次在楚墓中出土发现。
考古项目领队田勇介绍，这批竹简出土于郢城遗址南郊的夏家台106号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等内容清晰可辨。
经古文字专家考证，确认其内容为《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和《日书》等。
该墓葬为带墓道的一椁一棺小型墓葬，随葬陶礼器为鼎、敦、壶，墓主人身份应为士，是楚国低级贵族。
简牍研究专家称，清华大学校友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该校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也发现有《诗经》内容，荆州这批战国竹简，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首次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比已知出土于西汉墓葬的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年代早很多。这批竹筒为古代思想史、文学史、法制史研究，尤其对战国时期荆州地区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实物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 原文刊于：《湖北日报》2016年1月28日第15版）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8/52952.html
--估计还要几年才会有进一步的成果发布。
按：《诗经·邶风》中的《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
--作为当年在楼顶对酒颂诗的记忆，诗三百还是有几多回味的。
会不会发现《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还有《尚书·吕刑》，《吕刑》是西周的法典，主要记述了其时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赎刑及一般司法制度。大臣吕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故称之为《吕刑》。《吕刑》原本今已失传。今文《尚书》中经后人整理保存在《尚书·周书》中，成为其中的一篇。
《史记·周本纪》：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种《缁衣》简本、传世的《礼记·缁衣》也有相关内容。
传今文《尚书》的只有济南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
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从近期考古发现来看，《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熟了。
--向真正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致敬！
湖北考古工作者从荆州郢城遗址南郊的战国楚墓中清理出400余枚竹简，其中《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均为首次在楚墓中出土发现。
考古项目领队田勇介绍，这批竹简出土于郢城遗址南郊的夏家台106号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等内容清晰可辨。
经古文字专家考证，确认其内容为《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和《日书》等。
该墓葬为带墓道的一椁一棺小型墓葬，随葬陶礼器为鼎、敦、壶，墓主人身份应为士，是楚国低级贵族。
简牍研究专家称，清华大学校友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该校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也发现有《诗经》内容，荆州这批战国竹简，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首次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比已知出土于西汉墓葬的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年代早很多。这批竹筒为古代思想史、文学史、法制史研究，尤其对战国时期荆州地区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实物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 原文刊于：《湖北日报》2016年1月28日第15版）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8/52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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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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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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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发现《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还有《尚书·吕刑》，《吕刑》是西周的法典，主要记述了其时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赎刑及一般司法制度。大臣吕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故称之为《吕刑》。《吕刑》原本今已失传。今文《尚书》中经后人整理保存在《尚书·周书》中，成为其中的一篇。
《史记·周本纪》：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种《缁衣》简本、传世的《礼记·缁衣》也有相关内容。
传今文《尚书》的只有济南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
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从近期考古发现来看，《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熟了。
--向真正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致敬！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竹简《诗经》系楚墓首次出土，比阜阳汉简《诗经》早
湖北考古工作者从荆州郢城遗址南郊的战国楚墓中清理出400余枚竹简，其中《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均为首次在楚墓中出土发现。
考古项目领队田勇介绍，这批竹简出土于郢城遗址南郊的夏家台106号墓。“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据……”等内容清晰可辨。
经古文字专家考证，确认其内容为《诗经·邶风》《尚书·吕刑》和《日书》等。
该墓葬为带墓道的一椁一棺小型墓葬，随葬陶礼器为鼎、敦、壶，墓主人身份应为士，是楚国低级贵族。
简牍研究专家称，清华大学校友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该校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也发现有《诗经》内容，荆州这批战国竹简，是通过田野考古发掘首次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比已知出土于西汉墓葬的安徽阜阳汉简《诗经》，年代早很多。这批竹筒为古代思想史、文学史、法制史研究，尤其对战国时期荆州地区政治、经济、思想状况的研究，提供了文字实物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 原文刊于：《湖北日报》2016年1月28日第15版）http://www.kaogu.cn/cn/xccz/20160128/52952.html
--估计还要几年才会有进一步的成果发布。
按：《诗经·邶风》中的《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据。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
--作为当年在楼顶对酒颂诗的记忆，诗三百还是有几多回味的。
会不会发现《燕燕》：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还有《尚书·吕刑》，《吕刑》是西周的法典，主要记述了其时的法律原则和详尽的赎刑及一般司法制度。大臣吕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故称之为《吕刑》。《吕刑》原本今已失传。今文《尚书》中经后人整理保存在《尚书·周书》中，成为其中的一篇。
《史记·周本纪》：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洒，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郭店楚墓出土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种《缁衣》简本、传世的《礼记·缁衣》也有相关内容。
传今文《尚书》的只有济南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
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从近期考古发现来看，《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熟了。
--向真正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致敬！
补充：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M1发掘出804枚竹简，有字简730枚，为竹质墨迹，计13000多个汉字，书体为楚系篆书，包含多种古籍，被认定为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有《缁衣》篇，引用了《吕刑》三处。
、晁福林的《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通过对郭店楚简《缁衣》、《礼记·缁衣》、《吕刑》的文字对比，从原始文本到定本变化发展的过程，推测《吕刑》原始文本当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而在战国后期最后写定。
郭静云的《从不同文本引用<尚书·吕刑>篇试探战国社会思想的多元性》通过五种版本引用《吕刑》的文字对比，认可晁福林的说法，并以其探讨战国社会思想。
《墨子》引用《吕刑》也有两处。
西周立国后，吕国被封于今河南境内。出土的金文中有好几件吕王之器。其最主要的依据是"惟吕命王享国百年"。
--考古发现验证了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的可靠性，但同时也展示了古代文献在抄录传播中的变迁，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找关于今古文尚书争论的书籍和论文，2000年了，至今不息。。。
、晁福林的《郭店楚简<缁衣>与<尚书·吕刑>》通过对郭店楚简《缁衣》、《礼记·缁衣》、《吕刑》的文字对比，从原始文本到定本变化发展的过程，推测《吕刑》原始文本当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而在战国后期最后写定。
郭静云的《从不同文本引用<尚书·吕刑>篇试探战国社会思想的多元性》通过五种版本引用《吕刑》的文字对比，认可晁福林的说法，并以其探讨战国社会思想。
《墨子》引用《吕刑》也有两处。
西周立国后，吕国被封于今河南境内。出土的金文中有好几件吕王之器。其最主要的依据是"惟吕命王享国百年"。
--考古发现验证了今文尚书的一些篇章的可靠性，但同时也展示了古代文献在抄录传播中的变迁，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找关于今古文尚书争论的书籍和论文，2000年了，至今不息。。。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几次先秦古文献的出土或发现，南齐人在襄阳楚墓中盗掘出据当时判定是《考工记》的竹简，北齐彭城人盗掘所谓“项羽妾冢”得古本《老子》，可惜后来失传。比较重要而且知名的，主要有西汉的孔壁竹书和西晋的汲冢竹书这两批。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来讲，这两批材料都产生了相当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国维甚至认为，它们是汉代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的发现。
在已经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至五册中，除了第一册和第五册收有与《尚书》《逸周书》相合的篇目之外（不计一些文献中有部分与传世文献可以关联比对的情况），其余各册都发表的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书或仅存篇目、叙录而无完整的可靠内容流传下来的文献（例如《说命》三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据说接下来所有未发表的清华简文献，全部都是前所未知的佚书了。
历史著作则有一部基本完整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长篇通史著作《系年》，对它的讨论研究已经非常多。李学勤先生最早据此书讨论的秦人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经历过很长、很广泛的讨论，近代以来主张秦人东来的人很不少，古书、金文里的证据也多被翻了个遍（《孟子》里飞廉被周公东征时驱杀于海隅的记载自不必说，顾颉刚先生《尚书大诰译证》实已点出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和秦人国族来源的关系，西周铜器铭文的“秦夷”、“戍秦人”即周公西迁东夷的后裔，也早已是很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能讲的都讲透、讲烂了。《系年》出乎意料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被迫西迁成为秦先人的乃是商奄之民。这一点，过去只有一种文献里提到过，就是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苏秦所谓“秦将不出商阉（奄）”，可惜因为《战国策》的编者已经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把那个地方的内容做了不恰当的改写（《燕策》苏代章）；帛书最初的整理者，也因为不知道相关背景而失去了正确解读、纠正《国策》的机会，这当然是无足厚非的。
清华简的“古帝王传说与阴阳五行及诸神密切结合，系统而丰富，长篇中大都是这类内容，其中有的把五纪、五算、五时、五度、五正、五章等内容组织成一个缜密的系统，其丰富程度令人惊叹，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97页）
可以看出，从东周到西汉，古人的历史知识、观念确实是在经历被淘汰、覆盖、改造的过程，大到整个历史的框架，小到具体的历史细节，汉代人对不少东西其实已经模糊（但有时又能在稍晚的著作里看到一些旧说的遗痕）。但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考古新发现，既要尽可能地发掘新资料中的新信息，又不能把新材料的作用太过拔高、夸大，例如关于秦人起源问题，《系年》的新知实际上主要在于“商奄之民”这个身份和西迁的地理上，不能因为新出材料把历史上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过程及研究成绩给淡化甚至抹杀。
在已经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至五册中，除了第一册和第五册收有与《尚书》《逸周书》相合的篇目之外（不计一些文献中有部分与传世文献可以关联比对的情况），其余各册都发表的是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书或仅存篇目、叙录而无完整的可靠内容流传下来的文献（例如《说命》三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据说接下来所有未发表的清华简文献，全部都是前所未知的佚书了。
历史著作则有一部基本完整的、类似纪事本末体的长篇通史著作《系年》，对它的讨论研究已经非常多。李学勤先生最早据此书讨论的秦人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经历过很长、很广泛的讨论，近代以来主张秦人东来的人很不少，古书、金文里的证据也多被翻了个遍（《孟子》里飞廉被周公东征时驱杀于海隅的记载自不必说，顾颉刚先生《尚书大诰译证》实已点出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和秦人国族来源的关系，西周铜器铭文的“秦夷”、“戍秦人”即周公西迁东夷的后裔，也早已是很多学者的共同看法），能讲的都讲透、讲烂了。《系年》出乎意料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被迫西迁成为秦先人的乃是商奄之民。这一点，过去只有一种文献里提到过，就是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苏秦所谓“秦将不出商阉（奄）”，可惜因为《战国策》的编者已经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把那个地方的内容做了不恰当的改写（《燕策》苏代章）；帛书最初的整理者，也因为不知道相关背景而失去了正确解读、纠正《国策》的机会，这当然是无足厚非的。
清华简的“古帝王传说与阴阳五行及诸神密切结合，系统而丰富，长篇中大都是这类内容，其中有的把五纪、五算、五时、五度、五正、五章等内容组织成一个缜密的系统，其丰富程度令人惊叹，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97页）
可以看出，从东周到西汉，古人的历史知识、观念确实是在经历被淘汰、覆盖、改造的过程，大到整个历史的框架，小到具体的历史细节，汉代人对不少东西其实已经模糊（但有时又能在稍晚的著作里看到一些旧说的遗痕）。但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考古新发现，既要尽可能地发掘新资料中的新信息，又不能把新材料的作用太过拔高、夸大，例如关于秦人起源问题，《系年》的新知实际上主要在于“商奄之民”这个身份和西迁的地理上，不能因为新出材料把历史上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过程及研究成绩给淡化甚至抹杀。
另外，对于古文字学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这些珍贵的古书类战国简，对古文字学的推动极为显著。
古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考释文字，也就是把过去不认识的字认出来。
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与正统古文字分道扬镳较早，发展自成体系，各区系有其特色，文字异形现象严重，因而近代以来，战国文字是古文字研究的一个大宗和难点。
有学者曾以“大规模识字阶段”来描述自郭店简发表以后的古文字学研究状况，虽然不见得规模有多“大”，但是比起以往零敲碎打的考释，战国文字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有了长足进步，考释方法亦相应有所变化。
这里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郭店简和上博简是古书，而且有些是有今传本的，根据文字比较和文义、辞例推勘，许多字不必花什么功夫就可以轻松识得；有些难字即使暂时讲不清楚它的构字理据，也至少可以推知其音读和意义。
西晋学者整理汲冢竹书，整理难度较低、整理得最好的就是《竹书纪年》，这也是因为当时有可资整理比对的传世历史文献（例如《左传》《史记》等），释字的难度不大的缘故（清华简中《系年》一篇的整理，同理亦是相对问题较少的）。有人说发现有传世文献可以比对的竹书，就基本接近于发现了字典，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
二十余年间，古文字学者凭借郭店简、上博简提示的种种信息和线索，不但释出众多疑难战国文字，更让学者注意到，不少战国文字形体可以上挂辞例较不确定的西周金文甚至殷墟甲骨文（它们毕竟一脉相承）。这种系连虽然有时很危险，甚至有一些看似有理的联系被证明是错误的，可如果一旦成功，便使得一部分以前众说纷纭的早期古文字疑难问题有了定论或者接近于定论的意见。这就使得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甲骨、金文研究，不得不注意起战国文字尤其是战国竹书的研究动态。从事任何一段古文字研究的人都应对古文字的全局有所了解，这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近二十年来，已不再是一句空话和教条。
然而，可以和传世古书比对的内容研究比较容易，那些佚书的整理难度却是越来越大，甚至很多是晦涩不知所云的东西，考释越来越难。战国竹书中多种文献，是相当不易读懂的，有待长期努力。因为存在语言的隔阂、陌生（商、西周时代辗转流传下来的古书、东周依托造作的商周故事以及楚国故事等都有这方面问题）、学术思想的断层（例如《性自命出》《恒（极）先》），好多内容都是若明若暗，读得似懂非懂。在这些材料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古汉语水平和学术思想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不够。即使是那些以为已经读解得八九不离十的篇目，也存在大量的细节问题有待落实。
（顺便还是要质疑西方对古代文字或是符号的所谓“破译”，相似的路数就是无法成功应用到中华文明古代文字乃至汉字对照的萨珊波斯双语墓志铭上，呵呵）
此外，也多有学者注意到，郭店简和上博简与清华简的内容及底本来源有所不同，在文字特色上也有反映。郭店简和上博简多有儒家著作，有些字体受齐鲁特色影响较深，清华简有关《诗》《书》内容基本上没有受到儒家选本影响（裘锡圭先生有说），孔子及其后学的著作基本不见，文字基本没有齐鲁特征，这些线索提示的显然就不单纯是古文字学层面的问题了。
－－上述主要引自古文字学者郭永秉兄等的意见，不敢贪功。
二十多年来，这些珍贵的古书类战国简，对古文字学的推动极为显著。
古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考释文字，也就是把过去不认识的字认出来。
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与正统古文字分道扬镳较早，发展自成体系，各区系有其特色，文字异形现象严重，因而近代以来，战国文字是古文字研究的一个大宗和难点。
有学者曾以“大规模识字阶段”来描述自郭店简发表以后的古文字学研究状况，虽然不见得规模有多“大”，但是比起以往零敲碎打的考释，战国文字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有了长足进步，考释方法亦相应有所变化。
这里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郭店简和上博简是古书，而且有些是有今传本的，根据文字比较和文义、辞例推勘，许多字不必花什么功夫就可以轻松识得；有些难字即使暂时讲不清楚它的构字理据，也至少可以推知其音读和意义。
西晋学者整理汲冢竹书，整理难度较低、整理得最好的就是《竹书纪年》，这也是因为当时有可资整理比对的传世历史文献（例如《左传》《史记》等），释字的难度不大的缘故（清华简中《系年》一篇的整理，同理亦是相对问题较少的）。有人说发现有传世文献可以比对的竹书，就基本接近于发现了字典，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
二十余年间，古文字学者凭借郭店简、上博简提示的种种信息和线索，不但释出众多疑难战国文字，更让学者注意到，不少战国文字形体可以上挂辞例较不确定的西周金文甚至殷墟甲骨文（它们毕竟一脉相承）。这种系连虽然有时很危险，甚至有一些看似有理的联系被证明是错误的，可如果一旦成功，便使得一部分以前众说纷纭的早期古文字疑难问题有了定论或者接近于定论的意见。这就使得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甲骨、金文研究，不得不注意起战国文字尤其是战国竹书的研究动态。从事任何一段古文字研究的人都应对古文字的全局有所了解，这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近二十年来，已不再是一句空话和教条。
然而，可以和传世古书比对的内容研究比较容易，那些佚书的整理难度却是越来越大，甚至很多是晦涩不知所云的东西，考释越来越难。战国竹书中多种文献，是相当不易读懂的，有待长期努力。因为存在语言的隔阂、陌生（商、西周时代辗转流传下来的古书、东周依托造作的商周故事以及楚国故事等都有这方面问题）、学术思想的断层（例如《性自命出》《恒（极）先》），好多内容都是若明若暗，读得似懂非懂。在这些材料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古汉语水平和学术思想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不够。即使是那些以为已经读解得八九不离十的篇目，也存在大量的细节问题有待落实。
（顺便还是要质疑西方对古代文字或是符号的所谓“破译”，相似的路数就是无法成功应用到中华文明古代文字乃至汉字对照的萨珊波斯双语墓志铭上，呵呵）
此外，也多有学者注意到，郭店简和上博简与清华简的内容及底本来源有所不同，在文字特色上也有反映。郭店简和上博简多有儒家著作，有些字体受齐鲁特色影响较深，清华简有关《诗》《书》内容基本上没有受到儒家选本影响（裘锡圭先生有说），孔子及其后学的著作基本不见，文字基本没有齐鲁特征，这些线索提示的显然就不单纯是古文字学层面的问题了。
－－上述主要引自古文字学者郭永秉兄等的意见，不敢贪功。
梁启超曾言：“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如果在发现一批类似竹书纪年的竹简就好了
如果在发现一批类似竹书纪年的竹简就好了
开发始皇陵吧，里面应该有这些资料的。
开发始皇陵吧，里面应该有这些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