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日本人比起满清差点太远了

明朝海禁是统治阶级闲麻烦，而且海禁政策也没有好好实行，到了隆庆帝在位，直接将海禁就解禁了。

满清时，海禁政策被严格执行，是因为闭关锁国对满清统治中国是生死攸关的政策。如果让汉人学到了洋夷的奇巧淫技，“坏了人心”，必然导致满清统治不稳。

历朝历代，满清文字狱最重，被奉为圣君的康熙是始作俑者。

有私货啊？

只要日本民族能融合到中华民族中（像蒙古族和满族那样），什么恩怨~屠杀都可以一笔购销





有私货啊？

只要日本民族能融合到中华民族中（像蒙古族和满族那样），什么恩怨~屠杀都可以一笔购销

所谓“永不加赋”，是满清将能收上来的正项杂费都收上来了，某些理论上可以逐年增加的赋税，因为生产力无法进一步发展，本来就不可能增加了。干脆宣布“永不加赋”。

只是粉饰太平的手段！

这种挑拨民族关系的烂文不应该在论坛里泛滥

所谓“永不加赋”，是满清将能收上来的正项杂费都收上来了，某些理论上可以逐年增加的赋税，因为生产力无法 ...
然而明朝也是永不加赋哟，当然了，对象可不是穷瘪三，而是富人的赋……

能否维持统治或维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是否认同华夏。唐某在《赤裸的民族——汉民族文化之反思及其他》http://www.fyj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9487里说过，清的确可以作为中国正朔，原因有三：1。清政权承认自己为中华民族一分子（所谓“黄帝苗裔”），这一点非常重要。2。清政权对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基本采取了比较公平的态度并且使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使得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当然也有文字狱、剃发令等恶行）。3。建立清政权的满族现在完全是中国人。   比较而言，蒙元差远了，既无驴叫那样的魂之利刃又不愿融合，只靠钢之利刃，不可能长久。

唐某说过（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353612-10.shtml  第987楼回帖），恨应该也有层次的。鞑子统治者与汉武明祖比，我们当然选择汉武明祖；而鬼子与鞑子比，我们宁愿选择鞑子因为至少鞑子可以同化，最后，退一万步，假如被迫只能在鬼子和驴叫统治者之间选择，中国绝不能选择驴叫，因为鬼子会篡改中华文化但不一定能灭根不一定挖黄帝陵，而驴叫一旦彻底统治中国，中华文化必彻底灭绝。   其实还应该细化，如果被迫选鞑子，满清当然比蒙元好一点，原因就是认同问题。

明朝有所谓“数十万宗室”这个财政包袱。

满清时，汉人百姓可扛着“几百万旗人的铁杆庄稼”。

那一朝百姓负担更重？见仁见智。

这种言论是不是该管一下？

呵呵,追溯起来,那我中华还不是当初众多茹毛饮血蛮族聚在武王旗下而成的,姜太公封去山东那会还打东夷人呢.接收中华文化,难不成还分个先来后到?

唐鸢 发表于 2016-1-12 18:45
能否维持统治或维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是否认同华夏。唐某在《赤裸的民族——汉民族文化之反思及其他》http:/ ...

满清对汉地百姓的期望，和印度婆罗门对其他种姓百姓的期待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他们永远沉睡，自己也就永远可以保持统治地位。
要不是英国多次一举，打破各土邦的统治格局，印度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满清的国策就是尽可能拖延中国人民觉醒，所以要大兴文字狱！
连“天工开物”这样的书都是禁书。清末中国人才从日本了解到，原来中国人还写过这样一本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烧的都是政论的书，也没烧技术书籍！

呵呵，只能说天佑中华而已，如果不是发生了二次世界大战、如果不是小日本站错了队，第二次满清入关后历史重演并不是不可能的。

四库全书，是以修书为名，一次大规模的毁书运动！

是。唐某说过，满清最大的罪过不是杀人，而是篡改中华文化。蒙元的最大罪过也不是杀人，而是将色目祸水东引。

但他们都没有魂之利刃，蒙元根本没有，满清也只有篡改只术，他也没有。他们都有钢之利刃。

魂之利刃，驴叫有！侥天之幸，驴叫从来没有上位过，否则天朝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现在的既不甘心被驴叫征服前本民族原有的传统文化消失又无力脱绿自救的波斯，最坏的结局就是分裂成中东一堆逗逼。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8:57
四库全书，是以修书为名，一次大规模的毁书运动！

是。唐某说过，满清最大的罪过不是杀人，而是篡改中华文化。蒙元的最大罪过也不是杀人，而是将色目祸水东引。

但他们都没有魂之利刃，蒙元根本没有，满清也只有篡改只术，他也没有。他们都有钢之利刃。

魂之利刃，驴叫有！侥天之幸，驴叫从来没有上位过，否则天朝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现在的既不甘心被驴叫征服前本民族原有的传统文化消失又无力脱绿自救的波斯，最坏的结局就是分裂成中东一堆逗逼。

三军总司令 发表于 2016-1-12 18:52
这种言论是不是该管一下？
明儒最多是“腐儒”，清儒则是“犬儒”，是真正的汉奸。

mm200888 发表于 2016-1-12 18:53
呵呵,追溯起来,那我中华还不是当初众多茹毛饮血蛮族聚在武王旗下而成的,姜太公封去山东那会还打东夷人呢.接 ...
明儒最多是“腐儒”，清儒则是“犬儒”，是真正的汉奸。

唐鸢 发表于 2016-1-12 19:00
是。唐某说过，满清最大的罪过不是杀人，而是篡改中华文化。蒙元的最大罪过也不是杀人，而是将色目祸水东 ...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四万多满洲八旗、近两万蒙古八旗、约三万汉军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统率的约两万天祜兵、天助兵，加上包衣、外藩蒙古兵、朝鲜军合计十二万清兵入关，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溃李自成的大顺军，开始入主中原。
满清进入中原，首先靠的是武力，而且是灭绝人寰的武力。为了杀一儆百，他们对抵抗较为顽强的地方，一律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10]
畿南之屠
主词条：畿南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满清睿亲王多尔衮在北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进行的屠城，五千人被残杀。[35]
潼关之屠
主词条：潼关之屠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十三日，满清“豫亲王”多铎在陕西潼关地进行的屠城，七千人被残杀。
扬州十日
主词条：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南明将领史可法在扬州对清军的殊死抵抗。同年
满清暴行
满清暴行
四月二十五日（5月20日），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了屠杀。清军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八十万具。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4]  [37]
在屠城扬州的时候清军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户。清兵们先是抢银子，后来就无所不掠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号叫声。[38]
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38]
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人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扑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38]
嘉定三屠
主词条：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清军将领李成栋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在屠城过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悬梁自杀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断手和脚的百姓在地上挣扎着，[39]  清军将一大部分逃生的百姓赶到河边，然后将他们赶进河中纷纷淹死，河里的水都不能流动了。[40]  清军没遇到一个汉人就强迫他们献出自己家中的宝物，如果给清军很多的东西的话就可以活命，如果给的不多或者清军不满意，直接把人杀掉。[41]
昆山之屠
主词条：昆山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昆山县人民杀该县清委知县阎茂才，起兵反清。七月初六，清军破城，随即屠城，士民死难者达数万人。清军屠昆山的时候，有妇女千人藏匿在昆山顶上。有个小孩忍不住哭出声来，被清军发现，于是大肆屠杀这些妇女。[3]  。“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43]  “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4]
嘉兴之屠
主词条：嘉兴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司隶嘉兴府为反抗清军暴行，嘉兴民众揭竿而起，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任大将军指挥义师，前吏部郎中钱棅助饷。二十六日城陷，逃不出的居民除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和一些僧人幸免外，几乎全遭屠杀。按当时人口来推，可能约五十万余人遇难。[45]
江阴八十一日
主词条：江阴八十一日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颁布剃发令后，江阴人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进行反清斗争。清廷先后调动24万军队攻城，江阴人民浴血奋战，守城八十一天，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清军死伤过十万。但终因力量悬殊，粮食罄尽，守城者全部壮烈牺牲。城破后遭到清军血腥屠杀，繁华的街市尽为废墟[3]  。全城只有五十三个人幸免。[4]
常熟之屠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八月到九月，清军先后占领苏州和南直隶常熟之后的纵兵焚烧杀掠。在常熟大屠杀中被屠杀的百姓无法计算，沿河沿岸都是人头。[47]
四川大屠杀
主词条：四川大屠杀
从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初期，满清开始侵入四川，在四川各地进行大屠杀。顺治四年（1647年）多尔衮、孝庄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公开发布告示，宣称：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这些行为全部推给了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六亿的谎言。[48]  根据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五百万人，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十四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三十到四十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6]  。 “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49]  。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平复四川。[50]  清初时以”湖广填四川“来解决四川人口的缺口。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是多股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并不能够将所有责任推给张献忠。[51]  至于张献忠屠杀六万万人有奇一说，有文献显示事实上是四川当地的地主以及南明将领污蔑和嫁祸张献忠。[52]
金华之屠
主词条：金华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七月十六日，满清“贝勒”博洛在浙江金华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
明朝末年，时任兵部尚书的金华长山人朱大典毅然带兵回金华据城抗清。 公元1646年农历六月廿四，清贝勒博洛率军攻婺，久攻未下，后叛徒导攻西门城墙（现新华街），新筑城墙被大炮轰塌，清军潮水般涌入，金华守军奋力拼搏，浴血巷战。[53]
朱大典妻妾儿媳为不受辱，纷纷手牵孙儿投井自尽，朱大典与部属点燃火药库壮烈殉国，大典家20余口共赴国难。明军指挥部炸毁后，剩余守军仍坚贞不屈，节节抵抗，退集到最后的阵地———东市街。 清军破西门后一路往东杀，南北城楼先后沦陷。东市街之东是高山头悬崖和义乌江。365年前的东市街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金华先民在这里谱写了悲壮的史诗，守军拒不投降，全部英勇战死。城陷后清军屠城，南明演义说城中被杀者十之八九。李渔悲诗泣之：“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明史也记载了大典阖家殉难的壮烈。明军参将俞继音祖上为南宋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继音战死后，其宗谱载：“继音，明末参将，同守婺城，见危致命，忠烈可表……顺治丙戌七月十六日卒”，这日正是金华城破明军全体阵亡之时，宗谱和金华县志记载完全相符。[31]
泾县之屠
主词条：泾县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十七日，满清“提督”张天禄、“池州总兵”于永绶在南直隶泾县、徽州、绩溪县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54]
赣州之屠
主词条：赣州之屠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初四日，满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总兵”柯永盛在江西赣州府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二十万人被屠杀。[54]
同安之屠
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攻克福建厦门和同安县，然后屠城。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住持无疑和尚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平海之屠
主词条：平海之屠
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七月，清军在福建平海卫进行大规模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具体人数不详。[54]
南昌之屠
主词条：南昌大屠杀
顺治五年（1648年）清军包围南昌。次年三月间，南昌城陷，清军屠城。八旗军把从南昌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55]  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6]  。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满清政府查禁的重点，在乾隆四十四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6]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再次占领江西南昌，下令进行屠杀。
邵武之屠
主词条：邵武之屠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五月，满清“福建左路总兵”王之纲在福建邵武县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百姓人数不详。[57]
湘潭之屠
主词条：湘潭屠城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师何腾蛟被俘。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湘潭城中百姓几乎全被杀光，城中不满百人。[58]  沅州也遭到纵兵杀掠。
同安之屠
主词条：同安之屠
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八月十六日，满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在福建同安县进行大屠杀，大约有五万人被屠杀。[57]
南雄之屠
主词条：南雄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军抵达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军放火焚烧鼓楼，趁明军慌乱救火之际，攻入城内。对南雄县民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59]  “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60]
信丰之屠
主词条：信丰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三月初一日，满清“梅勒章京”胶商攻克广东信丰县，进行大规模屠城。[61]
蒲城之屠
主词条：蒲城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四月初五日，满清“固山额真”李国翰攻克陕西蒲城县然后进行大规模屠城。大约有一万人被屠杀。[35]
曹州之屠
主词条：曹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十月初四日，满清梅勒章京赖恼、沂州总兵佟养量、临清总兵宜永贵等攻克山东州曹州，进行屠城。被屠杀的无辜居民人数不详。[62]
汾州之屠
主词条：汾州之屠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九月至十一月，满清“端重亲王”博洛、“和硕亲王”满达海等在山西汾州、太谷县、泌州、泽州等地进行规模屠城。大约有四十万人被屠杀。[35]
大同之屠
主词条：大同之屠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在大同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帝，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6]
广州大屠杀
主词条：广州大屠杀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攻广州，制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63]  ”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64]  死难十万至七十万人。
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另有意见认为当时广州人口约四十万，而死难者约十万人或超过十万人。“清顺治六年十月，满清大军抵达广州，围困城池长达10个月，最终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军攻陷广州之后，屠城十日，尸横遍地。广州城当时人口大约四十万，死难者约五分之一。”[65]
潮州之屠
主词条：潮州之屠
顺治十年（1653年）清军占领广东的潮州和南雄，清军之后进行下令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癸巳，郡城破，横尸遍野……收遗骸十余万，作普同塔于葫芦山”。[66]  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五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南雄县民也遭到大肆屠杀，“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尽屠戮，十存二三。”[59]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67]
永昌之屠
主词条：永昌之屠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三月，满清“征南将军”赵布泰、“提督”线国安等在云南永昌府等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屠城。[35]
另外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字狱和历史篡改其中舟山、苏州、沅江、厦门、海宁等地大屠杀，史料记载很少。
满清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郑成功义军，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68]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满清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一千刀刮死。这件事被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6]
此外，满清军队还在这个各地进行了大规模屠杀。
满清暴行
满清暴行
明末时期中国人口在八千万到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到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丁数仅两千四百六十四万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中国的人口大量消失，多半是死于战乱、饥荒等原因。
清军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从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人到康熙平定三藩，历时将近一个世纪。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等人的记录：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

我觉得没说错啊，满清剃发易服，文字狱等等罪行史有明文，又没说什么其他的，单单提到这个就扣顶「破坏民族团结」的帽子，是不是过分了？要这样也不能提，是不是也算回避历史？就像鬼子的教科书一样。。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9:08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四万多满洲八旗、近两万蒙古八旗、约三万汉军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统率的约两万天 ...
两次死的人都是以千万计算，当然惨。可更重要的数百年后的后续影响。匈奴杀的汉人比不上，可也不少，可后续影响少得多。

比较一下，满清篡改文化，他灭亡百年了现在我们还在津津乐道皇阿巴、格格啥的，没有任何不适。蒙元灭亡数百年了，还有同治之乱，甚至本朝还有啥甸事件，经常各地有各种负面新闻。  这些恶劣影响更重要。

真当鬼子的统治和同化水平不如满清啊,也叫是鬼子自己脑残树敌太多又站错队,否则重演满清入关不是不可能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9699911/
　明末赋税和清初赋税的对比
　　
　　
　　之前在网上搜索某个东西，无意中见到安徽国税局的政府网站中国古代税收历史的页面中有中国清代税收，里面提到清虽然表面废除了明的三饷，实质上并没有废除，今天想找了发上来，结果没找到，倒是找到了这篇文章。此文虽然有忿忿之意，但是文章中作者所引文字、数字都详实，说服力强，故帮其改了个标题。

　　原题为：对明末赋税过重的指责的反驳
　　清代官修的《明史》记载明朝农业税每亩不过一斗，也就是十斤稻谷。商业率三十取一，即3.3%。不过20两的小本生意免税。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不过每亩‘九厘’银。而清代税收“推丁入地”，各地不同，八旗免税，旗人每人每月得8两旗银。向统治下的其它民族收杂税。税率从6%-9%不等，有些地方甚至更高。税种比明朝大大增加。除田赋之外，有耗羡、平余、落地税、牙税、帖捐、等等。
　　满清的康乾减税相当于卖衣服一样，先把价值叫高了，再减下去，看起来少了很多了。
　　对明末赋税过重的指责的反驳
　　阎崇年教授关于明代万历崇祯时期赋税过重，竭泽而渔的指责，我认为也值得商榷。阎教授说“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
　　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观点。但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种长期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反思。
　　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黄仁宇教授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1]
　　其实有一点是足以让人思索的，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这样这样连起码国防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赋税收入算高，是很令人怀疑。
　　为了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崇祯时期赋税收入和清朝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2]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１／３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3]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诚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4]。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两百万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5]
　　此外清朝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6]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7]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最保守估计也在千万两级别以上（其实远远不止，可能在亿两白银以上了）。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清朝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清朝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清朝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凶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都有非常巨大的损失）
　　而清初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顺治九年，清朝的财政收入为“2428万两白银”[9]，到了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10]
　　上面顺治九年的数字应该还不包括另外征收的粮食食物，因为根据《清前期财政概述》一文所说“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11]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顺治十八年的这个税入与明朝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12]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清朝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实际上按照一石一两银计算已经把粮价估计的很高了）！
　　以相当于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清朝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清朝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关记载。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关于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13]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14]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清朝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15]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在清朝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以我所见并没有类似的记载！
　　有人说：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如孟森所说“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6]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有限，而清朝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清朝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各种名义的赋税以及被抢劫掠夺的财富总计起来，平均应该在崇祯时期的数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几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清朝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的观点是明末的赋税不是如阎崇年教授说的那样过重，而恰恰是过低，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无法发出足够的军饷，导致饥兵叛乱，当一些地区（主要是北方特别是陕西河南地区）发生灾荒的时候，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救济，导致饥民叛乱，饥兵与饥民合流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这是赋税过低造成的，而不是赋税过高。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展开论证这个观点，所以放在这里仅作参考。但从引用诸多学者的质疑，以及清初情况的对比来看也足以表明阎教授说明末赋税过重的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
　　一、对明末赋税过重的指责
　　阎崇年教授关于明代万历崇祯时期赋税过重，竭泽而渔的指责，我认为也值得商榷。阎教授说“万历时，加赋白银520万两；到崇祯时不够，又加辽饷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总数是2480万两。钱从哪儿来？当然还是从百姓身上出。这样做不就是竭泽而渔吗？不就是逼民造反吗？”
　　这种说法当然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观点。但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这种长期以来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和反思。
　　陈支平所说：“明代后期有所谓的‘三饷’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会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赋加收了，但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但是无论是明人、清人、或是今人，好象都认为明代的灭亡，三饷加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
　　黄仁宇教授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在现代，王朝周期循环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王毓铨，……按照他的观点，明朝的崩溃是因为‘向农民征收过重的田赋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就明代的税率而言，这种指责得不到证实。17世纪早期政府加征‘辽饷’和‘剿饷’等，一年最多可有2100万两白银，……在1623年，国家筹集的额外军费为白银666万8677两，其中有449万1481两摊入土地，其余部分则来自财政节流、官产出卖及杂色税收，还包括典铺税。即使将2100万两白银全部滩入土地，对于纳税人来说，当然是很高的负担，但也不象王毓铨所断言的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事情。17世纪初期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了40%，这就意味着税收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假现象。而后的清代继续沿用明代的税率，这一事实更加确证了这一点。尽管王毓铨认为清代一直声言减税，但在清朝初期并没有这方面的财政记录。新朝税收水平一如前朝，税率接近，这一税率也就是王毓铨所谓的‘榨干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税率”[1]
　　其实有一点是足以让人思索的，象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征收的赋税居然连应付国防开销，都如此吃力，如此紧张！历史上许多比明朝小得多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连年军事行动都尚且游刃有余。战国时期的那些国家就不必说了，赵国、秦国，许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以后的如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等等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这样这样连起码国防需要都不能满足的赋税收入算高，是很令人怀疑。
　　为了能说明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崇祯时期赋税收入和清朝建立初期做个对比。
　　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做了一番漂亮文章，比如顺治元年七月，多尔衮下谕：“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后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2]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但是实际情形又如何呢？
　　“然而，蠲免‘三饷’的谕旨并未严格加以贯彻。除多尔衮边外筑城加派９省额外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顺治亲政命抵额粮，及顺治末一度加征练饷，应当指出的是，占“三饷”总额１／３的辽饷停征未久，即‘以前项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也就是说，在实际执行中被停征的仅剿饷、练饷而已”[3]
　　这里说练饷只是一度加征，所以没算进去，但其实是应该算进去的，否则的话，崇祯也只不过是一度加征而已。关于加征剿饷的情况，顾诚的南明史中是有所提及的“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4]。此外清朝还多了一个名目，就是沿海迁界把“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的濒海几十里的沿海地区全部扫荡成白地，且不说这些沿海地区本身人力物力财力的灭绝性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光是这些地区被扫荡成白地后，本身的赋税也被转嫁到其他地区，仅仅福建广东两省农业赋税加起来每年就在五十万两以上，如果把所有商业赋税（其中盐税是重头）以及所有其他沿海省份损失的税收加起来，两百万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5]
　　此外清朝通过抢劫掠夺这种方式隐性方式收取的军饷更是难以衡量，根据《中国农学史》“清军在征服中国各地的过程中，‘大兵所至，田舍一空’。经济最称发达的江浙地区，更遭受异常残酷的焚杀和掠夺，扬州、江阴、嘉定、苏州、嘉兴、金华几个经济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杀精光”[6]
　　“满州贵族对汉人的统治是极其野蛮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到处劫掠烧杀，破坏生产，在北京，附近以至山东、河南境内又大量圈占土地共达168-527顷，牧场和各省六万多顷的驻防旗田还不在内。许多汉人被满州贵族强迫为耕奴”[7]
　　清兵所到之处，许多地方是被烧光，杀光，抢光，由此折合成的赋税最保守估计也在千万两级别以上（其实远远不止，可能在亿两白银以上了）。
　　但现在所有这些我们都先不去考虑，我们只来算一笔简单的帐，假设清朝在不加辽饷，不加剿饷，不加迁界摊赔的情况下，仅仅征收万历时期原额赋税的情况下，给人民造成的实际负担是一个什么结果。根据《明代与清初耕地数的历史比较》一文的介绍，清朝建立统治之后，全国的耕地面积比起明朝时期有急剧的减少（至于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农业人口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万历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积是1161万8948顷，等于11亿6189万多亩土地，而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数量是500多万顷，也就是五亿多亩[8]，考虑到崇祯时期由于辽东陕西等地的战争，耕地减少一亿亩的话是比较合理的估算，那么即便到崇祯末期，全国耕地仍应在10亿亩左右，而顺治十八年相比崇祯时期，耕地损失在50%左右。（有些省份，比如四川在清朝的屠戮之下，几乎是全部抛荒，“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康熙六年，四川总督苗澄在奏疏中写道‘蜀省自屠戮以后，百里之内绝无人烟’”，被某些人说成是屠四川凶手的张献忠死掉的时间已经离苗澄写这个奏疏二十多年了！还有如河南云南贵州这些省市这些地区都有非常巨大的损失）
　　而清初征收的农业赋税有多少呢？顺治九年，清朝的财政收入为“2428万两白银”[9]，到了顺治十八年“为银2157万余两、粮648万石”[10]
　　上面顺治九年的数字应该还不包括另外征收的粮食食物，因为根据《清前期财政概述》一文所说“清前期田赋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11]
　　所以我们这里就拿顺治十八年的这个税入与明朝对比一下。“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12]
　　如果按照粮一石价值银子一两来计算，则清朝这一年征收的赋税可达到2800多万两，比明朝经济最发达的万历初期征收的赋税还要多。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出入应该不大（实际上按照一石一两银计算已经把粮价估计的很高了）！
　　以相当于以明代百分之五十的耕地而承受比明代百分之一百还多的赋税，仅仅按此计算清朝时期百姓承担的赋税就已经是明代正常时期的一倍多了，而崇祯时期，即便是增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样一个比例。
　　如果再考虑清朝通过其他途径搜刮剥削的百姓财产，比如沿海迁界，屠城抢劫，圈地，逃人追捕等等更是难以衡量。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关记载。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斩尽杀绝，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关于追捕逃人，这里不妨引用《清代经济简史》中的一些话简单介绍一下情况，“由于逃人‘关系到旗下资生使唤’，清官方视之为‘清朝第一急务’。严惩逃窝，广事株连。所谓‘一捕十家皆灭门’，丧身亡家的不知几千万人，‘地方各官革职降级的不计其数’”[13]
　　“从清初逃人律的内容可以看到，对逃人的惩治较入关前‘四次逃者方行处死’为重；对窝主的惩治较对逃人为重大，不但首次即正法或流徙宁古塔，家户入官。而且殃及邻里，甚至殃及佣工、赁房、留宿之家”[14]
　　光是罗列数字，可能大家对清朝初期的情况还不能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我们不妨引用一些当时人的记载。看看请初百姓的负担究竟重到了何等程度
　　“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亭林指出关中情况‘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指崇祯末）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信徙而无算矣。……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四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挺，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15]
　　注意这是发生在康熙十九年时候的情况，这个康熙盛世的关中情形，居然比崇祯末还要惨。
　　再看看叶梦珠《阅世编》的记载
　　“清初‘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
　　叶梦珠是上海人，他记录的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情况，“‘赔累既穷，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贷营钱、借当钱、掇米钱，借一还百，竟不能清理，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在清朝的搜刮压迫，横征暴敛之下，不是赋税征收多少比例的问题，而是“家业荡然，性命殉之”，崇祯时期的江南，以我所见并没有类似的记载！
　　有人说：明江南田赋虽重。但常拖欠，而清奏销案如孟森所说“悉列江南绅衿一万三千余人，号曰抗粮，既而尽行褫革，发本处枷责，鞭扑纷纷，衣冠扫地。如某探花（叶方蔼）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6]
　　这样的事情在明代崇祯时期是很难想象的！明朝拖欠赋税几乎是家常便饭，名义上是那么多，真正能收上来的有限，而清朝的话，你要敢拖欠一丁半点，那就对不起来，屠刀马上就悬在你的脖子上。
　　清朝雍正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中还记载了吕留良的一句话“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句话本是作为吕留良大逆不道的罪状被雍正愤愤无比的提及，但无意中却也保留了当时人的一些真实记载。吕留良主要生活在明末到康熙这段时期，他说的今日自然是指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所生活的康熙时期。明朝灭亡的时候，他似乎和少年英雄夏完淳同岁，是十四岁还是十六岁，说“羲皇以来”自然是有些夸张了，毕竟他出生以前的时代，他也没亲眼见过，无从比较，但至少崇祯时代他是经历过的，康熙时代他也是亲身经历，所谓“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有一点大概是肯定的，在吕留良眼中，这个所谓康熙盛世其实是比他青少年时代见过的崇祯时期要穷的多！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百姓在清朝统治下生活之穷困之艰苦！
　　如果我们说清朝从顺治中期到康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百姓所承受的各种负担各种名义的赋税以及被抢劫掠夺的财富总计起来，平均应该在崇祯时期的数倍左右（对个别地区就不是几倍的问题了，而是全部财产乃至生命都彻底损失的问题），这应当不是夸张的说法。然而这样的负担显然并没有让清朝政府因此垮台，反而是使他们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的观点是明末的赋税不是如阎崇年教授说的那样过重，而恰恰是过低，导致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无法发出足够的军饷，导致饥兵叛乱，当一些地区（主要是北方特别是陕西河南地区）发生灾荒的时候，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进行救济，导致饥民叛乱，饥兵与饥民合流最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这是赋税过低造成的，而不是赋税过高。这里没有足够的篇幅展开论证这个观点，所以放在这里仅作参考。但从引用诸多学者的质疑，以及清初情况的对比来看也足以表明阎教授说明末赋税过重的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
　　二、关于明清皇位继承制度的对比
　　阎教授说“皇位继承制度，清朝比明朝高明一些。清朝的“三祖三宗”努尔哈赤、皇太极当时是选优的，顺治虽不是选优，摄政王却是选优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是在皇子当中选优的。明朝皇位继承是嫡长制。”
　　这种观点，也有问题，前面说过了明清的政治制度，皇帝权力都是不一样的，清朝入关以后可以说建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独裁制度，所以整个政权的重心焦点都在皇帝上，而明代则重心更多是在一整套文官系统上。在明朝而论，皇位更多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采用尽量没有纷争的长子继承制度，皇帝本人也要遵守这个制度，不是皇帝个人偏好，喜欢哪个儿子，或者觉得哪个儿子更有能力就选择谁来当皇帝。制度的注重不是让皇帝多么有能力，然后一切都围绕皇帝中心为转，一切以皇帝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注重在一个公认的权力中心之下，整个政府系统能够尽量发挥士大夫的协同作用而运转，皇帝自身能力并非是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政治理想皇帝只需要垂拱而治，和这种制度安排也是有关系。清朝的制度本质上是趋向独裁专制的倒退，而并非如阎教授认为的那样更合理更高明。更何况被阎教授称许赞颂的这种皇位选优制度，在实际也没有比包括明朝在内的以前朝代显示出更多优秀性。从鸦片战争以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溥仪等人不但谈不上出色，就是比起明代中晚期的嘉靖，万历，崇祯来，无论是个人能力，道德修养还是抵御外敌上都差了许多。拿清朝建立初期的几个皇帝和明朝晚期的进行对比，这种做法来证明清朝所谓选优制度的高明，实在并不令人佩服。
　　三、对黄宗羲言论的歪曲
　　阎教授在万历部分说“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的那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黄宗羲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不正是万历皇帝的画像吗？”
　　在《明亡清兴六十年》的最后一讲《兴亡之鉴》里又言之凿凿的说，黄宗羲说的就是明朝的皇帝过于专制，所以导致灭亡。
　　其实只要看过《明夷待访录》的人都知道，黄宗羲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所有的皇帝，尤其是那些一直称为明君圣主的开国皇帝，而绝不是特指某个特定的皇帝，他提到一个特定的皇帝的言论作为批判对象的是汉高祖，“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倘若硬要把他的批判矛头锋芒指向特定的皇帝，那也绝不是万历或崇祯，而是他写文章的时候，正在位的清朝康熙。而真正符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的也确实就是清朝的这几位皇帝，圈地逃人，屠城抢掠，沿海迁界，乃至奏销案之类，无不极尽残酷之能事，黄宗羲对这些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黄宗羲始终以明朝遗民自居，自己坚决不出仕清朝，即使弟子出山，所为的也是修《明史》，而且坚持布衣身份。而在阎教授笔下，硬可以把他批判一切皇帝尤其是清朝皇帝的言论当成是针对万历崇祯，这个歪曲的实在有些太大了
　　四、对阎教授明亡清兴原因简单质疑
　　阎教授总结明亡清兴的原因是：明朝灭亡就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而清朝则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我认为这样的总结虽然很简明，但可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民族关系来说，清朝实行的是赤裸裸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族压迫奴役，圈地逃人，以及剃发易服，这些都是彰明昭著的事实，对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存在暴力压迫蹂躏的行为，把这种建立在暴力压迫之上的民族关系称之为民族合是不正确的。
　　以官民关系来说，清朝建立统治的过程中几乎充满了掠夺屠杀的行为，如顾诚教授在南明史中所说“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
　　这样一种人民基本生命权力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怎么能说官民合？
　　至于君臣关系，明代的大臣更有个性，也更有自己的人格，喜欢进行争吵，喜欢指摘皇帝的过失，而清代的大臣则是奴才，驯服工具，这样进行比较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
　　[1]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第410到411页
　　[2]《清世祖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卷6，9—10页，卷9，12—13页。转引自郭成康郑宝凤《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3]郭成康郑宝凤《论清代“不加赋”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2期
　　[4]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078页
　　[5]同上
　　[6]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85页
　　[7]同上，第88页
　　[8]《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308页
　　[9]申学锋《清代财政收入规模与结构变化论述》《北京社会科学》2002.1
　　[10]史志宏《清前期财政概述》见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11]同上
　　[12]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13]张研《清代经济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365页
　　[14]同上，第363页
　　[15]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南京农学院编著《中国农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第88页
　　[16]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369页

所谓皇汉，还有满蒙汉的内讧，最大的获益者只有驴叫。
一旦驴叫得势，满蒙汉全都完蛋。
人家是真主的子民，是阿拉伯人的种，信的是高贵的伊斯兰，你们这些咖啡乐，祖坟都须刨了。
中国人是文化认同，现在满蒙全都认同中华文化，都是中国人，这种争论是错误的，可以休矣。
而驴叫是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以阿拉伯种为豪，以阿拉伯文化为豪，不可能融入中华。

唐鸢 发表于 2016-1-12 18:45 能否维持统治或维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是否认同华夏。唐某在《赤裸的民族——汉民族文化之反思及其他》http:/ ...

所谓皇汉，还有满蒙汉的内讧，最大的获益者只有驴叫。
一旦驴叫得势，满蒙汉全都完蛋。
人家是真主的子民，是阿拉伯人的种，信的是高贵的伊斯兰，你们这些咖啡乐，祖坟都须刨了。
中国人是文化认同，现在满蒙全都认同中华文化，都是中国人，这种争论是错误的，可以休矣。
而驴叫是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以阿拉伯种为豪，以阿拉伯文化为豪，不可能融入中华。

liebingjia 发表于 2016-1-12 18:43
然而明朝也是永不加赋哟，当然了，对象可不是穷瘪三，而是富人的赋……
满清不仅没有将明朝的正项赋税减免，还把不属于正规税收的地方杂派，全部合法化为正税。
满清对亲民官的考成，钱粮必须十成收足才算合格，而明朝只是六成，收到七成就算优异。
明朝国策，亲民官不得滋扰乡间，甚至出县城都不允许。这条祖制始终掐着朝廷控制地方。就财税而论，满清比明朝挖得更深。明朝留给地方的税收还在三成左右，而满清给地方的存留不过一成。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9:03
明儒最多是“腐儒”，清儒则是“犬儒”，是真正的汉奸。
敢问本朝太祖何儒？当今信仰马列的又该何儒?心向西方价值观的又是何儒？

mm200888 发表于 2016-1-12 19:31
敢问本朝太祖何儒？当今信仰马列的又该何儒?心向西方价值观的又是何儒？
你自己都说人家信仰马列了，又没打儒家的旗号！你说是什么儒?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9:34
你自己都说人家信仰马列了，又没打儒家的旗号！你说是什么儒?
好吧，不拐弯抹角，lz高见，请指明我中华出路，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历史观该怎么走。

mm200888 发表于 2016-1-12 19:31
敢问本朝太祖何儒？当今信仰马列的又该何儒?心向西方价值观的又是何儒？

十字教就是米格15，马列就是米格21，太祖想做歼7，也就是小改，幸亏没成功，最后继任者搞出来枭龙，只有远缘关系，一点米格21痕迹而已，基本算中式武器系统。至于传统儒家，那就是歼10，完全中式系统。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8:36
历朝历代，满清文字狱最重，被奉为圣君的康熙是始作俑者。
满清最圣明的就是文字狱了。那些文人不去搞文学创作，专好以文谋权，以文牟利，文风已经坏了。是先有文风败坏，后有文字狱！

gaohuaide 发表于 2016-1-12 18:48
明朝有所谓“数十万宗室”这个财政包袱。

满清时，汉人百姓可扛着“几百万旗人的铁杆庄稼”。
王子王孙的待遇和职业军人是一回事么

有私货啊？

只要日本民族能融合到中华民族中（像蒙古族和满族那样），什么恩怨~屠杀都可以一笔购销

扯，就算到今天，蒙古族还是蒙古族，满族还是满族。汉族还是汉族。你给说说怎么个融合了？

文字狱只是杀了杀文人胡编乱造、信口开河风气。
难不成你认为满清文字狱扼杀的都是文学精品？“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有何文学成就？“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难道是传世佳品？

所谓皇汉，还有满蒙汉的内讧，最大的获益者只有驴叫。
一旦驴叫得势，满蒙汉全都完蛋。
人家是真主的子 ...
中国人都是文化认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满清对汉地百姓的期望，和印度婆罗门对其他种姓百姓的期待是一致的，就是希望他们永远沉睡，自己也就永 ...
满清罪孽，罄竹难书！

呵呵,追溯起来,那我中华还不是当初众多茹毛饮血蛮族聚在武王旗下而成的,姜太公封去山东那会还打东夷人呢.接 ...
少给自己戴高帽子，满清没有资格和华夏先民相提并论

能否维持统治或维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是否认同华夏。唐某在《赤裸的民族——汉民族文化之反思及其他》http:/ ...
说得好。。

武神 发表于 2016-1-12 20:06
文字狱只是杀了杀文人胡编乱造、信口开河风气。
难不成你认为满清文字狱扼杀的都是文学精品？“清风不识字 ...
天工开物何罪之有？

这种挑拨民族关系的烂文不应该在论坛里泛滥
要么反驳，要么闭嘴。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只能说明被楼主打到痛处了。

皇汉和满遗有几点不同

一、皇汉自称自己是皇汉，满遗不愿被称之为满遗。有趣的是，满遗从来都显得比别人更爱国，更爱民族团结，更反对民族主义，否认满遗的存在。但有些话题他们是回避的，比如，他们绝不会骂溥仪，骂川岛芳子。

二、被满遗称为皇汉旗手的并非“皇汉”，被皇汉称做满遗的必是满遗比如，被满遗称做皇汉旗手的杜车别、一道闪电、赵丰年这三人，杜车别是共产主义者，一道闪电是民本主义者，赵丰年是基督徒。这三人批判元清共同点都是从人文角度，从社会进步角度批判。而被皇汉咒骂为满遗的阎崇年、姜戎等人，他们发表的文章、小说都是从民族视角，都是从游牧民族角度看待历史。他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谁还是呢？

三、皇汉精通学术，满遗专营宣传术，皇汉好找满遗辩论，满遗高挂免战牌。从学识角度讲，“皇汉旗手”的文章不论从史实、理据都堪称严谨丰富，不愧是理工科出身。至今未见有满遗对以上三位皇汉有全面、系统的令人信服的批判。而满遗在史料、论据逻辑方面漏洞百出。媒体宠儿阎崇年连古文都不懂，《顺天府志》出错909处，创吉尼斯记录，被中华书局召回，还惹了官司。但满遗的优势在于有地位、有资金有官方的支持，宣传手段高超。控制媒体，控制舆论。这点皇汉远远比不上。所以，高明点的满遗为了控制皇汉的影响面，坚决不让皇汉登上主流媒体，绝不允许皇汉满遗的辩论登上舞台。 四、皇汉、满遗如何互殴皇汉批满遗都有理有据，指名道姓，都是从主流媒体－影视剧、报刊、书籍、讲座直接拿来的不当情节、言论加以分析批判。而满遗批皇汉全都是捕风捉影，诬陷造谣，好笑的是一方面他们说皇汉写的都是三无网文，不足为凭，另一方面却用网上不知哪里来的只言片语当作皇汉是纳粹的凭据，批判共产主义不去批判马克思；批纳粹不批希特勒；批判皇汉不去找皇汉旗手。满遗的策略就是把皇汉污名化，将纳粹帽子直接换成皇汉来批判。可实际上，他们找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皇汉纳粹，找不到现实社会中的皇汉是纳粹的真凭实据。

公平的说： 满遗批判皇汉纯粹是纳粹反“纳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皇汉观点：
皇汉认为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是随历史渐进发展的，所谓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包含56民族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符合事实，埋没了中华文明的光芒，抹煞了主体与非主体之分，是政策的产物，是以清末版图为根据搞出来的，以版图划归民族不符合常识。而中国版图的最终形成也不在鸦片战争或者清末，而是二战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满遗的逻辑：
中国在满清出现前2000年前就存在于世界上了，但满遗否认在满清前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满遗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就应该是56民族的联合国，是自古至今都如此，缺一个都不行。如果有谁反对这个“民族联合国”存在，就一定是种族主义分子和分裂分子。满遗竭力把中国说成是各民族的联合国，更因为是清朝建立了这样一个民族联合国。没有我大清，哪有大中国，如果不承认满清的正统地位，这个各民族的联合国就不存在了，各民族就要独立了，中国也就没了。所以皇汉是分裂分子。

皇汉的逻辑：当代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人民（公民）为主体建立的国家，而不是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的国家。
中国在满清出现前2000年前就存在于世界上了，边缘地区在没有成为中国一部分前，该地区不是中国，其人不是中国人，其历史不是中国历史。如果边缘地区出现分裂独立，只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其主权得到确认，就不是中国。比如朝鲜、越南、明末的满清、民国时的蒙古。
在明代时，中国的含义很清楚，就是明朝。而满清是从中国分裂独立后的入侵。当代中国的领土疆界的法理性直接来自于二战的胜利，是三千万牺牲的中国人的生命换来的，是二战的胜利果实，以条约和国家间建交公报形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所谓满清传承遗产之说，因为有二战这一重大事件，因中国人民生命血汗的巨大付出，早就变得无关紧要。少数民族没有任何理由搞独x立。

第二、满清建立之初以侵略者的身份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后以殖民者的地位盘剥和奴役中国人民，这笔帐根本没有清算过。而世界通例：殖民国家被推翻后，殖民地人民有权继承殖民者在殖民地上的一切。

第三、疆藏两地的地位自元以后并非以民族国家出现在世界上，因此中央政权管辖两地不是侵略性质。就法理而言，两地属于中国在于民国归属、在于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找法理归属不能隔代，找不到满清去。

满遗包括大满洲主义者、极端大满洲主义者，满清时期的包衣奴才的后代
以及投靠满清和给满清歌颂的 汉奸走狗。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并分析满遗的特征。
第一点：无视 历史事实，无限美化和粉饰满清的统治，甚至连人人唾弃的文字狱，剃发易服都要美化，比如“清朝搞文字狱是为了大家好好过日子”、“剃发易服有利于名族团结、国家稳定，并促进‘名族大融合’”此类颠倒是非的奇谈怪论。

　　第二点：攻击传统制度，把满清的腐败无能归结到传统封建制度上去。整天说满清的腐败无能不是满洲人的错，而是传统封建制度太腐朽，像这类无耻的言论在下见多。封建制度确实有其局限性，可是我们看看满清和以往历朝历代比较一下，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明等朝使用了“腐朽的封建制度”照样飞速发展，无论科技、经济和文化，还是制度。而唯独满清使用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后科技、文化、经济大大落后于世界。（注意一下：这里大概又有满遗要喊道：“清朝的GDP占了世界一半，经济哪里落后了？”这类无耻言论。当时满清的人口有世界的三分之一多，才占了一半而已，人均一算远比不上西欧 美国等。而且工业产值由明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了“百人之一点点而已”，由明朝快要进入工业文明变成了原始农耕文明，由明朝的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变成了半封建半奴隶经济。）

一提鸦片战争，那就是你 中华文明的错，顺便意淫换了明朝只会输的更惨。 中国会彻底亡国云云。至于明朝对西方全胜的战果，那只是些不起眼，不值得一提的小仗。而满清八旗兵之英勇顽强简直就是天下无双，90%以上的外国军队都是他们歼灭的。民族英雄海龄就是最好列证，至于他在驻地杀的那些汉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至于，说道对清末的看法，一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此乃窃国大盗，卖国贼，当皇帝是最好的罪证是开历史倒车，反之对满清立宪失败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架势，捶胸顿足，大骂其不争气之时顺便意淫如果立
宪成功，满清还在，中国将怎么怎么。把慈禧和满清的关系分开，把慈禧打造成满清的敌人，混入满清内部的仇家，把所有的罪责都让慈禧来背，这样，他们就以为满清抹粉了！无耻、黑暗的朝代永远是无耻、黑暗的朝代，不会改变的。华夏人民在我们兴汉志士的宣传下迟早会明白正真的历史的。


因为满清皇帝雍正曾经污蔑汉族的祖先舜为东夷族，文王为西夷族（对比自己是北鞑子，也可以作圣王）现代的满遗还污篾禹为羌人、黄帝为羌人。好嘛，满遗组织想把整个汉族古代历史搞成没有一个人是汉族人了。呵呵。
以下是2007年满遗正盛的时候，满遗写手写的诗。 满遗有代表性的诗

恨未早生三百年,从龙入关斩南蛮.
长江天险腾细浪,泰山磅礴走泥丸.
横扫江南屠吴越,珠江血满粤人残.
巴蜀尽堆蛮畜首,云贵猢狲胆儿寒.
广州城破乌鸦饱,浮尸蔽江天为霾.
嘉定三屠未屠尽,留至今日为祸根.
扬州十日太仁厚,何必留你到至今?
身统八旗疾如风,锐不可挡过山东.
静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海惊.
势如破竹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
满洲战刀屠蛮地,虎入羊群无克敌.
平地一声突地吼,脚踏蛮头渡血溪.
骑兵踏过两江淮,一人持刃蛮子来.
五十蛮子齐卸甲,竟无一个是男儿.
甲申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北风嗖.
蝼蚁聚食南蛮胆,饥鸟啄食男蛮头.
堆积骷髅成宝塔,血溅天街尽不留.


要说明的是，我们反对满清政权并非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政权，而是因为这个政权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的罪行，还有一点点，大概是他们糟糕的审美观吧。
　　发现网上很多满遗喜欢绑架其他54个民族来对抗主体民族。何必呢？
　　“汉族人之所以排满者，以其伏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进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
　　满清政权的确是对汉族犯下了累累血债--具体我就不再说了，受害者比以往两千年历次屠杀加起来都要多。
　　然而不仅仅是汉族——满清政权对蒙古族厉行减丁政策。蒙古各部只要超过男丁上限，那么就要靠抽签来杀死多出来地男丁以进行减丁。这种无差别屠杀甚至包括爱新觉罗家族的铁杆科尔沁蒙古，科尔沁蒙古的男丁上限是八万，福临和玄烨屠杀起科尔沁来也是一样不客气。短短四十年里，仅科尔沁蒙古的男丁，他们父子俩就屠杀了三十万。蒙古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种族濒于灭绝。
　　还有回族——满清政权对回族各部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种族灭绝工作，并制定了“以回牵汉，以汉制回”的政策，极力挑拨种族仇恨，鼓励回汉种族仇杀。
　　还有苗族……
　　还有彝族……
　　最后另附《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满清的减丁绝户计
另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
　　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

清政府真聪明，每次搞到最后被黑锅的总是汉人。
　　对南方少数民族更是这样，自己不动手，下了命令派无耻的汉奸军队去打去杀，杀完了，南方少数民族归顺了他们，他们得好处，而南方少数民族只知道是汉人在杀人。（所以汉奸不除不行，不但害了汉人自己，也害了别的无辜民族）满遗鞑子自古就是阴险狡诈，毒辣

一、女真每次兴起都是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女真精英征服中国有独到的战略。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女真兴起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女真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次兴起，最后一次夭折，其共同的特点是国家分裂、国土沦丧、人民被屠杀大量死亡、生产力大幅度倒退、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下女真人和汉人总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用满洲贵族刚毅话说“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女真精英研究汉族民族心理最透彻的，招招不落空，防汉、制汉作为最高纲领贯穿王朝的始终，所以才有满清政府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荒唐卖国之举，尤其是对汉族实权人物的控制把握他们很有心得。他们有着其他游牧民族没有的高明战略，特别适合针对汉族。其特点如下：
一、人数少，能量大，野蛮残酷。辽人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满清入关也不过40万人。金兵南侵和满清入关都杀了上千万的人口。
二、长期潜伏、政治欺骗。 以弱对强时貌似恭顺，长期潜伏，努尔哈赤隐忍30年，才端出“七大恨”。溥仪从1910年到1931年蛰伏了20年。而一旦有机会，立刻跳出来猛咬。而在以强临弱时，就不断采用政治欺骗手腕。在金南下灭北宋的过程中，不断放出和谈烟幕，动摇北宋军民的抗敌决心，先后达七八次之多。每当战事不利，久攻不下，北宋军民抵抗激烈时，就表示要和谈，动摇北宋君臣抗敌决心，屡屡得手，赶走了主战派李纲，最终破城灭国。
在满清和南明的战争中，以“替君父报仇”为旗号，杀入中原，各个击破农民军和南明军。在没有赢得对南明的决定性胜利前，暂停“剃发令”,瓦解南明军民抵抗的决心。而一旦得势就立刻变脸。
现在某些精英遗憾崇祯皇帝没有和满清谈判是战略错误，实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民族的特点。
三、内外勾结，充分利用汉奸。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汉奸都是与女真民族的战争中产生的。这些汉奸在宋和明灭亡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秦桧、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就是其突出代表。
利用汉族内部的不团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也是它们一贯的伎俩，由于汉族人多地大，贫富悬殊，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又不一致，既有阶级矛盾，也有地域矛盾，有各种各样政治势力。所以在历史被女真精英分化瓦解，充分利用，各个击破。典型就是南明政权的灭亡。
四、在牢牢加强本民族民族意识和巩固团结的同时泯灭汉民族的民族意识。金有猛安谋克，清有八旗子弟都是特权和压迫阶级，其民族认同感是非常强的，内部是相当团结的，就是现在也同样。但是对汉人就极力泯灭其民族意识。金强令治下汉人改服变语。满清的“剃发变服”、文字狱更是残酷。现在网上强烈反对汉服的也是他们。
五、联合外族、勾结外国势力共同对付和镇压汉族等民族是它们一贯的国策，明末联合蒙古，清末勾结洋人镇压大平天国、义和团。民国时期勾结日本建伪满洲国。
在抗战期间，中国各大民族都有代表本民族的政治、军事组织投入抗战，令人遗憾的是唯独满族没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满族上层精英全体叛国，还说明满族精英念念不忘剥削、压迫汉族等其他民族仍然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和现实看“满遗”精英继承和发扬了历史上女真精英的制汉传统。


央视早就成为“满遗”舆论宣传的大本营，满清鼓吹者阎崇年成了国家电视台的常客，无耻歌颂鼓吹满清，《中国电视报》一反常态竟然全版刊登阎给洪承畴平反的文章，努尔哈赤也是连期歌颂。如果你想在央视网站发一篇批判满清的文章，100％是给枪毙的。这多年来颠倒历史是非，歌颂满清刽子手的电视剧一部连着一部。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
关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性质，史学界早就给平反了，说是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是正义的，我曾经仔细查了查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所谓的“七大恨”，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要说明朝有民族压迫，肯定是有的，那毕竟是阶级社会。但决不是什么严重的不能接受、不能和谈解决的民族压迫。绝非起兵的正义理由和满清入关时的“剃发令”、“圈地”、“逃人法”之类的民族压迫天上地下根本没法比。“七大恨”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努尔哈赤的祖、父死于明朝平乱战争的误杀，可当时明朝已经表示了歉意，并做了赔偿，当时女真部落接受了明朝的道歉，努尔哈赤还世袭了明朝的官职。这和其他“恨”都一样是早已解决的历史问题。可是现在却翻出来，当作什么不可接受的民族压迫。按这种逻辑，世界将没有和平、公理、法律可言了，要造反、要侵略找个八百年前的理由就可以，所有的和平条约都是废纸一张。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很荒唐的，对于满清和明之间的战争，采用可笑的双重标准，明对后金的萨尔浒战争，他们拿反抗民族压迫为第一标准，不认为这是反分裂的正义战争，正义反而在努尔哈赤的“反民族压迫”。而到了康熙灭郑克爽却拿统一做标准了，不提反抗民族压迫的问题了。到现在重编清史的历史学家把“满清入关”对南明的战争包括一系列大屠杀都看作统一的附属物，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战争。
所以人们总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满清”总是对的，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满遗”一向有两副嘴脸，面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一贯拿民族团结压人，只要有人批判满清，他们就以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当帽子压人，似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大汉族主义”在搞民族分裂。而他们呢，事件的真相是每回民族问题都是他们主动挑起来的，不光在网上在实际行动上都在搞民族分裂和民族仇视。
面对人们说“扬州十日”等问题，他们就诡辩说你们还有“长平之战”呢。言外之意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应该忘记这段民族杀戮历史。
不说“长平之战”杀得是战俘和屠杀百姓是两码事，而且历代对“长平之战”屠杀战俘，都批判得很厉害，汉明帝就说：“长平之暴，帝不为也”。
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可忘不了这段“辉煌的历史”在悄悄的做准备，凝聚民族意识，宣扬民族优越感，民族仇恨。实际上他们想说的不是什么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满洲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论坛“满汉之争”的实质。
在国内很多论坛上，是发表不了批判满清王朝的文章的，即便有的论坛发表了，劈头盖脸招来的是"破坏民族团结，搞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漫骂，他们狡猾的把满清王朝和满族紧密联系起来。给人们套上这个公式“批判满清就是批判满族，就是搞民族分裂，就是网特”。一时间邪恶压倒了正气，谬误掩盖了真理，伪历史观横行。而他们却在这种环境下悄悄的坐大，发展“满遗”势力，试图厚积而勃发。

（二）歪曲历史真相，无耻歌颂满清统治者的影视作品，摩肩接踵。
《太祖秘史》无耻宣传分裂主义分子，民族大屠杀狂努尔哈赤。
《孝庄秘史》给民族大压迫者、剃发令颁布者、大屠杀狂多尔衮煽情。
《康熙王朝》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康熙,郑经到底是谁在卖国？ (转)
1、《康》剧告诉我们，康熙为了消灭明郑势力，统一台湾，颁布对东南沿海地方实行迁界禁海政策，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寸板不准下海”。并通过该王朝官僚阶层的代表人物姚启圣的嘴，颂扬这项政策的正确性、英明性与仁慈性：“……父老乡亲们，为你们的长治久安，求你们迁界禁海啊！启圣已在内地为你们准备了庄稼地，你们可以得到多一倍的土地啊！皇上说了，三年不纳粮，三年后，这里的土地还是你们的，朝廷只是借用三年啊……车马不够，用军营的车马载你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通通坐官府的轿子，抬着去！”于是，在镜头上，我们看到“老太婆坐上官府的轿子，由兵勇们抬着走……”康熙对待台湾的问题，实质上无非是为了消灭敌对势力，巩固满清政权.许多史籍均载明，清军奉诏迁界，到处摧城焚居，烧杀掳掠，逼逐沿海人民抛舍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家园而入内地。仅闽南一带沿海，数万数十万人民因此项政策遭到灭绝人性的掳杀。光一个小小的东山岛，一次迁界就被杀被掳三万余人（《东山县志》）。《台湾郑氏始末》载：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外志》载：东山岛上“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在整个沿海迁界惨案中，东山岛并非特殊个例，尚且不仅迁界一次。直至康熙十九年宣布复界，东山人民返回家园十仅二三……
　
这种血淋淋的史实，却被《康》剧粉饰为春风化雨般的仁慈善举。长达十六年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黑暗日子，竟被说成“借用三年”的“长治久安”；用刀枪杀死和掳掠而去被说成“坐着官府的轿子”走。明明是专制统治者对人民施行的暴政恶政，却被美化为仁政德政。
2、到底是谁想卖国？关于郑经。《康》剧如此描写，清水师提督施琅攻破澎湖，守澎郑军大将刘国轩逃至台湾延平王府。郑经问冯锡范：“荷兰人揆一现在何处？……派快船传命，请他助战，告诉他如能助我击败清军，将来台湾的一半就是他的，他要什么有什么”；“台湾是先王传于我的，我宁予外寇，不予长毛……”一段文字对话，活脱脱勾勒出郑经一副意欲卖国求安的嘴脸（史实中，此时郑经已病亡，由其儿子郑克爽据守台湾）。
　
到底是谁想卖国？史籍载明，不是郑经，恰恰相反，是那个大清国的皇帝康熙。《清实录》载：康熙十二年十月，清水师提督施琅邀会被郑成功逐出台湾的荷兰侵略者夹板船击取浯屿、金门二岛，康熙对荷兰出海王（荷海军司令波特）率领舟师，协力击败郑军，给予特别嘉奖，并纵任其在我国沿海继续横行霸道。翌年八月，荷兰出海王带领战船十艘、兵千人，与清军约于十月初往澎湖攻打郑军，候风进取台湾。至康熙十八年二月，康熙又“特谕荷兰国王，令具夹板船二十艘，载劲兵协力攻取二岛（台湾、澎湖）。”《台湾外志》亦载：“荷兰揆一王领战船为前导，合李率泰水师，用力争战，平定沿海诸岛，原约合师代彼恢复台湾……”
史实告诉我们，康熙及其清王朝长期与荷兰侵略者狼狈为奸，并预约合谋，妄图从中国人民手中再次夺回台湾，帮助荷兰侵略者恢复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直至施琅收复台湾后，康熙仍想把台湾的领土主权出让给外国强盗，只因施琅等人力谏才未成。谁想卖国？一目了然。然而这一副彻头彻尾的卖国嘴脸，却被《康》剧栽赃栽到郑经头上去了。使一个继承先父郑成功事业，为保卫台湾，捍卫中国领土，曾多次率军与妄想卷土重来的荷兰侵略者浴血奋战的郑经，于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蒙受了颠倒黑白的奇耻大辱。
清郑谈判文书：
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开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失时，必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
清荷联合出兵灭郑协议
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舰队，以防海贼攻击。
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号称是正剧的《康熙王朝》为什么如此颠倒黑白，篡改历史，尽管《康》剧的编导及其同行者极力声明这是文艺作品，不能当作历史来读。但大多数不清楚这段历史的人们，只会把《康》剧当成历史来读―――因为你既非“戏说”，也非“纯属虚构”，更不是《子虚王朝》，而是纯正明摆着的《康熙王朝》！
基本史实都敢颠倒，可见“满遗”之卑劣，这和这伙人一再试图给汉奸平反是如出一辙的。
“满遗”长期霸占文娱舆论阵地，一方面宣传伪历史观，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则是试图把满族转化为“清遗”，把“清遗”鼓动成“满遗”。

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报道，8月20日报道：2006年沈阳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办者，竟然要将萨尔浒之战--这场满洲击败明朝、满军歼灭汉军的大厮杀，以马战的形式表演出来，列入此次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互动”节目。
他们一方面不让人提到“扬州十日”，另一方面却在凝聚民族意识，宣扬民族优越感，民族仇恨。实际上他们想说的不是什么中国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满洲人杀中国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以搞“萨尔浒之战互动游戏”而言，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你们要认真了，才是神经了。但是这种血腥的游戏，参与的人们特别是某些满族人，可不把这简单的看作游戏，他们心理感受是不同的，当然会联想起祖先的“赫赫武功”，同时萌发对汉人的蔑视和仇恨，对其他民族生命的漠视，体会噬血的快感以及民族狂热,乃至梦想分裂、独立搞武装对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就世界各国而言，内战的血腥没有那个国家还在宣扬，在中国不论是打国民党还是长平之战都不会搞的这类血腥的亲眼目睹，亲身参加的互动游戏，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不符合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的要求。不符合统一和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
可是为什么每每遇到满清参与的战争，有所谓的“民族问题”反而就能网开一面，把杀戮当作功绩，把仇恨当作荣耀。一个民族总试图把荣耀感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上，这是什么心理？

四、“满遗”和“精英”勾结。
国内“满遗”猖獗的原因还在于“满遗”和“精英”勾结，“满遗”吸收“精英”加入满族，为“满遗”鸣锣开道。“精英主义”所以能站在“满遗”一边，因为两者有相似性，都是丛林法则，都是以少胜多，以寡制众。都是不择手段以最少的代价赢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戴逸给满清兴起总结了“四大精神”，阎崇年给努尔哈赤拼凑了“十大贡献”。
“精英主义”都是英雄史观，历史由英雄创造的，英雄的命运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他们同情“英雄”，不论这个“英雄”站在哪个立场上，但是他们是不会同情失败者的，他们以成败论英雄。痛恨失败者，并不赞成正义，至于人民的苦难则视而不见，为了掩盖其反人类性质往往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失败者。“精英主义”信奉的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实用主义。“精英主义”是没有道德观念的，都是短视的，也都是势利眼，他们信奉的人道主义是伪人道主义仅仅限于“精英”。
“精英主义”信奉强者应该拥有一切，包括权利、伦理、道德、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夸耀的。他们信奉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实用主义，结果是重要的，过程是可以忽略的。所以他们能恬不知耻地篡改历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剧纷纷出笼。这一年来就有《孝庄秘史》、《成吉思汗》，《太祖秘史》。在他们看来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这个“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分裂主义者也能将其包装成圣人。


六、“满遗”对历史人物评价自有其标准
“满遗”的最高目标是复辟满清政权。所以在“满遗”看来溥仪的理想也就是“满遗”的理想，所以溥仪是不会臭的，早晚要被这些“满遗”翻案。如果从满民族角度也的确在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名人是“满奸”，虽然我们中国人骂他们是汉奸，但他们却不是“满奸”，所以他们主张历史上的满人都是不能批判的，批判了就是侮辱满族，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搞种族歧视。他们心目中首先想到他们是满人，想不到他们还是中国人，极端“满遗”分子根本不想当中国人。想法设法给这些卖国贼平反。即便一时做不到，也要在文艺作品里表现其人性感。让大家感到亲切，下一步平反就方便了。另一个副产品就是凡是历史对满族有利的汉奸，尽管臭名昭著也要想方设法的平反，洪承畴、尚可喜就是他们的杰作。秦桧也是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由于民族英雄岳飞的存在。所以他们第一步就是拿掉岳飞民族英雄的牌位。没想到遇到民间激烈的反弹。
溥仪的真正历史意义：
沈阳立了满清十二代皇帝的铜像，奇怪的是溥仪的像却是成年人的，对他的评论是“政协委员是对其一生的评价”为什么如此呢？
本文来谈谈溥仪的意义：
溥仪去当满族国的儿皇帝，并不仅仅是日本人的诱骗，而是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当满清入关时，顺治就留下遗嘱，如果中原守不住，就退回满洲去，各代满清皇帝都严格遵照这条遗训。所以有柳条边，封锁东北不让汉人去开垦。所以有“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所以有“保大清，不保中国”。至于溥仪搞蒙“满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和日本人正是情投意合，一拍及灵。满族贵族的上层川岛芳子等早就投靠了日本鬼子。
溥仪代表着满清皇室、满清贵族、满清遗胄，甚至整个满族精英，是满族的精神领袖。他成立的满洲国也是满族贵族整体的利益趋向。是满清皇室的“好子孙”，所以从法统、血统、民族意义上讲他的代表性比下野的汪精卫根本没法比。从国家民族的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满族人有如此大的代表性。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出现与此相匹敌的满族代表出来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意味着满族上层的集体叛国投敌，事实也是如此。
日本投降后，满清余孽隐藏起来，但至今还没忘记重温“大清帝国”的美梦。总想着继续勾结外国势力，继续其污蔑历史的勾当。
一小撮“满遗”分子”，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打着民族团结的幌子，借批判“大汉族主义”为名搞民族分裂。
真是卑鄙的两面派。

七、“满遗”的危险不容忽视，要坚决和他们斗争。
“满遗”利用民族政策的漏洞，歪曲历史，歪曲是非，欺骗群众。
“满遗分子”一边麻痹欺骗其他民族，宣扬什么统一神圣，满清光荣。满族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大大的有功，另一方面时刻不忘种族主义。宣称是他们是优秀民族从而凝聚人气。
而目前它们利用民族政策的漏洞坐大坐强，东北、河北等地常常整村改为满族。人多势众，掀起一阵阵打倒民族英雄，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给汉奸卖国贼平反的浪潮，同时积极凝聚民族意识，试图重新恢复。
特别是文艺界，历史界一直错误地宣扬满清是很成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满遗”人们还十分麻痹，一提“满遗”就摇头说不可能，说他们已经“汉化”了，没有地盘独立。这些表面的现象让人们错估了他们的心理，也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中国人一向麻木，刀架到脖子才知道抵抗，才想到团结，但是已经晚了。
现在境外反动势力已经和“满遗”勾结了，他们积极歌颂满清，以此加强“满遗”的力量，凝聚民族意识。看看那个刘亚洲的所作所为不就是这样吗？怪不得一有批判满清的文章，就刺激得某些人跳梁大叫，他们要保卫满清的荣耀.
先在舆论宣传部门占领一大片阵地，再在地方政府取得主导。他们特别重视占领舆论宣传阵地，激活其民族凝聚意识，尤其是某些大的电视台已经成了“满遗”的喉舌。
他们是一批危险人物，很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利用乃至再度叛国。（转帖）

西路军 发表于 2016-1-12 20:17
要么反驳，要么闭嘴。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只能说明被楼主打到痛处了。

其实他说的有道理。

1244年，1644年，1944年三个被异族奸杀的汉族妇女临死前感觉有天壤之别？前两个含笑而终，口中默念：“我早已预见到他们将来融入中国，是兄弟民族，我不恨他们”只有最后一个心中有恨。

可最后一个没有汪主席那样的洞察未来的眼光，否则要是知道将来日本会被中国吞并，日本人成为兄弟民族的话，她也不会狠。

按某些人的观点是不是上述这样？

肯定有区别，但有某些人或者教科书政治正确说的那么大么？我看最大区别只不过是日本还没有被中国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