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越战中的这场屠杀，被美军称为“消灭越共“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5_12_25_345944.shtml
一九六八年，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了“美莱村大屠杀”。屠杀之后，美国陆军部的官方报纸《星条旗报》，竟以头条新闻登出：“美军包围赤色分子，杀死128人。”

尽管尼克松政府、美国陆军部以及一个专门的国会委员会试图抹掉这个肮脏的事实，但由于罗恩·瑞登豪尔等愤怒的士兵以及记者西摩•赫什的努力，事情终于被曝了光：在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美军士兵有组织地处死了504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妇女、儿童和老人。


美莱村有个长水沟。1968年3月16日的早晨，水沟里堆满了女人、孩子和老人的尸体，都是被年轻的美军士兵枪杀的。四十七年后的今天，美莱的这条水沟看上去比我记忆中当年关于屠杀的新闻图片上的那条宽了许多：风化和时间尽了它们的本分。越战期间，水沟附近是稻田，现在被推平了。美莱惨案是这场错误发动的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支叫查理连的大约一百人左右的美军小分队，收到了一条糟糕的情报，以为他们会在美莱村与一支越共游击队及其支持者遭遇。早餐时分，他们到了那儿，发现只是一个宁静的村庄。

然而，查理连的战士强奸妇女，烧毁房屋，并且把他们的M-16S冲锋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美莱村村民。这场袭击的指挥者是威廉姆•凯利中尉，迈阿密大学三年级的辍学生。到1969年初为止，大部分查理连的士兵都已服完役回到家中，那时我还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三十二岁的自由记者，决定搞清楚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是男孩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花了几周时间说服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开诚布公，大多也能诚实地跟我描绘他们在美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带着记忆活下去。军队调查之前的证词显示，一些当时身处案发现场的战士声称他们违抗了凯利的屠杀命令。机枪手斯坦利以及直升机机师休斯•汤普森对屠杀进行了抵制。汤普森驾驶直升机降落美莱时，发现整条壕沟都是尸体和伤者。汤普森请一名陆军中士大卫•米切尔帮忙把伤者从壕沟抬出，米切尔却表示会帮伤者解脱。汤普森感到震惊，并向中尉威廉姆•凯利询问。凯利表示只是服从命令。汤普森驾走直升机时，见到有美军向壕沟开枪。汤普森连忙降落并指示机员，如果美军向平民开火，他们就要向美军开火。汤普森则把平民分两批用直升机载走。后汤普森出庭证实美军对平民的暴行。美莱惨案三十年后他获得士兵勋章和世界修道院和平勋章。他们说屠杀的主要参与者，是与凯利一起的陆军一等兵保罗•麦德罗。在凯利的命令下，麦德罗和其他士兵一遍遍向水沟扫射，并往水沟里投掷手雷。就在那时爆发出一声尖厉的哭喊，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浑身都是泥浆和鲜血，从堆积的尸体中爬出来，向稻田爬过去。很可能他的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根据目击者后来所言，凯利向那男孩跑过去，把他扔回到水沟中，并射杀了他。屠杀过后的早晨，麦德罗在巡逻中踩中地雷，失去右脚。在等着被直升飞机运送到野战医院时，他谴责凯利道：“上帝会惩罚你的，为你命令我所做的这一切。”——这是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起麦德罗的话。“把他弄上飞机！”凯利吼道。麦德罗一直诅咒凯利，直到飞机到来。

麦德罗在西印第安纳的乡间长大，我颇费了不少时间，塞了不少硬币到付费电话里，才通过电话接线员连上那个州，找到了麦德罗位于新高盛的家，那是邻近特瑞•浩特的一个小镇，一个听上去像是麦德罗妈妈的妇女接听了电话。我说我是记者，正在写关于越南的文章，我问麦德罗现在怎么样，想知道我明天能不能过去跟他聊聊。她表示欢迎。麦德罗一家住在一栋带鸡舍的小房子里，鸡舍四周围着东倒西歪的隔栅。当我将汽车停下来时，他的母亲跑出来招呼我，说麦德罗在家里，但她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谈，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显然，关于越战麦德罗没跟她说太多。接着他的母亲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战争，并引起了我的共鸣：“我送给他们一个好男孩，他们把他变成了个杀人犯。”麦德罗请我进屋，并同意谈一谈。他二十二岁，在去越南前结了婚，他和妻子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和一个幼小的女儿。尽管身有伤残，他还是在工厂做工来养活家人。他脱下假肢，诉说他经历的一切，话题转向了美莱。他说屠杀让他“背上了沉重的良心之债”，因为“我们失去了许多哥们，这是报应，如此而已”。

麦德罗木然地详细叙述了他的所作所为，细节令人惊骇。“我们以为美莱会有越共，打算清扫那里。我们一到那就把村民集中起来，把他们当作暴民。在村子中央，大约有四十到四十五位村民围成一圈……凯利让我和其他几个家伙一起看守他们。”麦德罗想起来，凯利大约十分钟后回来告诉他们，“动手吧，我想叫他们死。”麦德罗说：“凯利开始射杀他们，然后他命令我也开枪……我也开始射杀他们，但其他家伙不想这样做。于是我们继续枪杀村民。”麦德罗估计他大约打死了十五人。“我们都是在执行命令，”他说，“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那一刻我毫无困扰。”官方证据显示麦德罗实际上深为凯利的命令痛苦，当被凯利告知说“好好照顾这一组”时，一个查理连的战士详细回忆道，麦德罗和一个战友“正在和孩子们玩，他们让孩子们坐下来，并分发糖果给他们。”当凯利回来说他想叫他们死时，这位士兵回忆说：“麦德罗只是看着他，就像他不敢相信似的。他说：‘废掉他们？’”凯利说是的。另一位战士证实说，麦德罗和凯利“开始扫射起来”，但接着麦德罗“开始哭泣”。我也了解到麦德罗曾在位于日本的美军医院接受了好几周的身心康复疗程。当他回到家里时，只字不提他在越南的经历。他回到家里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被从一个孩子房间传出的惊恐的哭声惊醒，她冲进去一看，发现麦德罗正猛烈地摇晃着孩子。

关于美莱，我从华盛顿特区年轻的反战律师杰弗里•考恩那儿获得了一些小道消息。考恩没什么特别信息，但他听说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发疯后杀死了许多越南平民。早在三年前，我为美联社负责报道五角大楼时，从越南返回的军官告知我对越南平民的屠杀在继续。一天，追踪报道考恩的消息时，我偶遇了一位年轻的上校，他是我在负责报道五角大楼时早已认识的，他的左腿在越南战场上受了伤，正在康复中，我获知他将被提拔为将军，现在他在办公室负责战争的日常工作。当我问他，关于那位不知名的士兵他知道些什么时，他尖利地挖了我一眼，一手重重地落在他的膝盖上：“那个叫凯利的男孩没打过任何人高于这个位置的地方。”我得到了“凯利”这样一个名字。在当地图书馆，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条被埋没的短讯，上尉凯利因在越南南部谋杀了数目不明的平民而受到军队的指控。我追查凯利的信息，发现他被军队藏在位于乔治亚州哥伦布的本宁堡高级军官宿舍，那时，军中有人允许我阅读并记录分类指控表，指控凯利有预谋地杀害了一百零九位“东方人”。凯利看上去一点也不邪恶，他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身材瘦小、表情紧张的男子，有着苍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他努力显得坚强。多杯啤酒下肚后，他告诉我在美莱激烈的交火中他和他的士兵是怎么努力杀敌的。我们彻夜畅谈。有一回，凯利去卫生间，门半开着，我看到他呕出血来。

1969年的9月，我写了五篇关于凯利、麦德罗，还有美莱屠杀的文章。此时对越南战争的焦虑和不安在增长，理查德•尼克松通过承诺结束这场战争赢得了1968年的大选，但他真正的计划却是通过加剧和秘密的轰炸来打赢这场战争。1969年，每月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美军士兵死于越南战场——几乎和上一年一样多。战地记者从战场上提交了数不清的新闻报道，战争在道义上的失利和战略上的失败越来越明显，一点也不像西贡和华盛顿军方、政治家向公众描述的那样。1969年9月15日，我的首篇关于美莱屠杀的新闻报道刊出的两天之后，五十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尼克松最信任的助手和执法官H.R.霍尔德曼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记下了十八年后才会公开的笔记，笔记揭示，在1969年10月1日那天，保罗•麦德罗对美莱惨案的披露引发了激烈的抗议，尼克松批准使用“肮脏的把戏”来形容一个屠杀的关键证人（这位关键证人应是中士迈克尔•本哈德特，他拒绝执行凯利的命令屠杀平民。后来他作为对凯利上司麦迪那审讯的起诉检举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他受到被告麦迪那的辩护律师F.李贝利的猛烈诘问）。到了1971年，军事陪审团判决凯利犯谋杀罪，处以终生服苦役的处罚。尼克松介入，下令将凯利从军事监狱里释放出来，代之以软禁待审。凯利在尼克松卸任三个月后获得自由，随后的几年他在岳父的珠宝店工作，并主动提供了几次旨在自我辩护的付费访谈。2009年，在基瓦尼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因为美莱，“我没一天不是在悔恨中度过的”。但他也是服从命令而为。凯利现年七十一岁，他是美莱惨案中唯一一个因为他的指挥而被判有罪的军官。1970年3月，一个军事调查团提交了对十四名军官涵盖谋杀和玩忽职守等罪的指控，包括将军和上校，他们被控掩盖屠杀。最终只有一名军官和凯利一起上了军事法庭，这名军官被宣判无罪。

几个月后，反战抗议游行在校园蔓延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去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马克莱斯特校园，去发表反战演讲。林登•约翰逊忠实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现在是大学政治学教授，在1968年的选举中他被尼克松弃用，部分原因是他不能将自己与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政策分离开来。我的演讲结束后，休伯特请求跟我谈谈。“赫什先生，我对你没有怀疑。”他说，“你在做你的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但是，说起那帮游行的孩子们的口号：嗨！嗨！林登•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多少孩子？”休伯特多肉的圆脸变得通红，他大声地一句一字地道:“我说，去他们的！去他们的！去他们的！”

我于1972年加入《时代周刊》并参观了位于北越的河内。1980年，西贡失陷五年后，我再次来到越南，为《时代周刊》做进一步的报道。我第一次访问了美莱。我以为我已洞悉一切，或者了解了大屠杀的绝大部分事实，然而，我错了。美莱位于越南中心地带，距连接胡志明市、河内和西贡的一号高速公路不远。美莱纪念馆的馆长范青聪，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我们初次相遇时，这个年近六旬的表情严肃、结实的男人，坚持使用生硬、熟悉的措辞，几乎未谈及他个人的经历，他将越南人描绘为“热情的人民”，并且避免使用任何谴责的口吻。“我们原谅，但我们不会忘记。”他说。后来，当我们在小纪念馆外的长椅上坐下来时，他描述了他还记得的屠杀。那时，范青聪十一岁，当美军直升飞机降临村庄时，他和他的母亲，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在他们茅草房的私人地堡中挤作一团。美军士兵命令他们出来，接着又把他们推回去，朝他们扔手榴弹，并用M-16S冲锋枪向他们扫射。范青聪三处受伤，分别是头皮、右侧身躯以及腿部。范青聪活了下来，当他苏醒时，发现自己身处一堆亲人的尸体中：那是他的妈妈，三个姐姐，以及六岁的小弟弟。那个下午，当美军的直升飞机离开后，他的父亲和几个幸存的村民回来掩埋死者时发现了他。

后来，在与我和家人共进午餐时，范青聪说：“我永远无法忘却那种痛苦。”由于他的工作，往事从未离他远去。范青聪告诉我，几年前，一个当年身处美莱的叫肯尼斯•施勒的退伍老兵，作为半岛电视台制作的纪念美莱惨案十四周年纪录片的参演者访问了美莱纪念馆——那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查理连士兵。施勒从密歇根州弗林特附近的施沃茨河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随后的调查中，他被指控杀害了九位美莱村民（指控后被驳回）。纪录片重点介绍了一场施勒与范青聪的谈话，范青聪被告知施勒是越战老兵，但并不知道他参与了美莱惨案。录像中，施勒说：“我开枪了吗？我会说，我开了，直到我意识到那是错误的之前。我不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射杀村民。”他在谈话中对范青聪也不够友好，即便后来他参与了屠杀的事情变得明晰。施勒不停重复他想“向美莱村的人们道歉”，但他拒绝走得更远，“我一直问我自己，这一切为何发生，我不知道。”范青聪质问：“当你向村民开枪并杀死他们时，你感觉怎样？这对你来说艰难吗？”施勒说他当时并不在射杀成批村民的士兵中，范青聪回击道：“所以你可能去我家了，并杀死了我的家人。”纪念馆档案中的打印本有那次谈话随后的内容，施勒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为此道歉。”范青聪继续要求施勒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罪行，施勒一直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当范青聪问施勒，当他回想起这卑劣的罪行，他是否吃得下饭时，施勒开始哭泣。“请别再问我问题了，”他说，“我无法保持平静。”后来施勒问范青聪，他能否参加惨案的周年纪念时，范青聪断然拒绝了他。“这将是可耻的，”他说，“如果当地村民知道你就是那个参与屠杀的人，他们将会非常生气。”离开美莱纪念馆之前，我问范青聪，他为何对施勒寸步不让，范青聪的脸色变得凝重，他说他对减轻美莱屠杀老兵的痛苦没有兴趣，既然他们拒绝彻底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范青聪的父亲为越共工作，大屠杀后与范青聪生活在一起，但他在1970年的一次行动中被美军战斗小分队杀死。范青聪继续与邻近村庄的亲戚一起生活，帮着他们养牛，战后，他回到了学校。从范青聪与纪念馆同事编辑的关于屠杀的全面统计中能了解到更多。死者的名字和年龄都雕刻在一间展室中的大理石牌匾上，纪念馆的统计数字，不再被质疑，共五百零四位遇难者，来自两百四十七个家庭，二十四户家庭灭绝——三代人被杀害，没有幸存者。死者中有一百八十二位妇女，其中十七位有孕在身。一百七十三个孩子被处死，包括五十六个婴儿。六十位老人命丧美军枪下。纪念馆的统计包括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天被屠杀的遇难者不仅仅在美莱，也包含另一个美溪的同类型定居点。美溪距海边一英里左右，与南中国海接壤，被另一支叫布拉沃连的美军分遣队袭击。纪念馆分别列出了四百零七位美莱遇难者名字，以及九十七位美溪遇难者名字，可见在美莱发生的并不是孤案，布拉沃连所为不过是翻版，屠杀人数上少了一点而已。布拉沃连与查理连一样从属于同一支部队——贝克特遣部队。到1967年止，战争局势在越南南部省份广义、广南、广志变得严峻，这些省份从西贡政府独立出来，他们的支持者是越共和北越。广志是这个国家被轰炸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美军战机投掷的落叶剂，包括橙剂，湿透了这三个省份。

在我随后的越南行程中，退休的军官和越共官员告诉我，美莱惨案在美国内部反战的异议者支持下，帮助北越赢得了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莱是独一无二的。更坦率的评价来自阮氏萍，在越南，人人都叫她萍夫人。早在1970年代初期，她身为越南国家解放阵线代表团的首脑出席巴黎和平会谈，因为她的美貌和直言不讳而广为人知。萍夫人现在八十七岁，2002年从公众生活中退隐。在任职两届副总统之后，现在她仍参与与战争有关的慈善机构，处理橙剂受害者及残疾者的相关事务。“我跟你不打诳语，”她说，“美莱在美国之所以变得重要，仅仅是它被一个美国人报道之后的事。”就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周内，北越发言人在巴黎公开讲述了这件事，但故事被推定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无人当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美莱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萍夫人说，“但在越南，不只一个美莱——而是有许多。” http://www.guancha.cn/WenZhai/2015_12_25_345944.shtml
一九六八年，美军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了“美莱村大屠杀”。屠杀之后，美国陆军部的官方报纸《星条旗报》，竟以头条新闻登出：“美军包围赤色分子，杀死128人。”

尽管尼克松政府、美国陆军部以及一个专门的国会委员会试图抹掉这个肮脏的事实，但由于罗恩·瑞登豪尔等愤怒的士兵以及记者西摩•赫什的努力，事情终于被曝了光：在一个名叫美莱村的偏僻小村庄，美军士兵有组织地处死了504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妇女、儿童和老人。


美莱村有个长水沟。1968年3月16日的早晨，水沟里堆满了女人、孩子和老人的尸体，都是被年轻的美军士兵枪杀的。四十七年后的今天，美莱的这条水沟看上去比我记忆中当年关于屠杀的新闻图片上的那条宽了许多：风化和时间尽了它们的本分。越战期间，水沟附近是稻田，现在被推平了。美莱惨案是这场错误发动的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一支叫查理连的大约一百人左右的美军小分队，收到了一条糟糕的情报，以为他们会在美莱村与一支越共游击队及其支持者遭遇。早餐时分，他们到了那儿，发现只是一个宁静的村庄。

然而，查理连的战士强奸妇女，烧毁房屋，并且把他们的M-16S冲锋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美莱村村民。这场袭击的指挥者是威廉姆•凯利中尉，迈阿密大学三年级的辍学生。到1969年初为止，大部分查理连的士兵都已服完役回到家中，那时我还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三十二岁的自由记者，决定搞清楚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是男孩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花了几周时间说服他们。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开诚布公，大多也能诚实地跟我描绘他们在美莱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带着记忆活下去。军队调查之前的证词显示，一些当时身处案发现场的战士声称他们违抗了凯利的屠杀命令。机枪手斯坦利以及直升机机师休斯•汤普森对屠杀进行了抵制。汤普森驾驶直升机降落美莱时，发现整条壕沟都是尸体和伤者。汤普森请一名陆军中士大卫•米切尔帮忙把伤者从壕沟抬出，米切尔却表示会帮伤者解脱。汤普森感到震惊，并向中尉威廉姆•凯利询问。凯利表示只是服从命令。汤普森驾走直升机时，见到有美军向壕沟开枪。汤普森连忙降落并指示机员，如果美军向平民开火，他们就要向美军开火。汤普森则把平民分两批用直升机载走。后汤普森出庭证实美军对平民的暴行。美莱惨案三十年后他获得士兵勋章和世界修道院和平勋章。他们说屠杀的主要参与者，是与凯利一起的陆军一等兵保罗•麦德罗。在凯利的命令下，麦德罗和其他士兵一遍遍向水沟扫射，并往水沟里投掷手雷。就在那时爆发出一声尖厉的哭喊，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浑身都是泥浆和鲜血，从堆积的尸体中爬出来，向稻田爬过去。很可能他的妈妈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他。根据目击者后来所言，凯利向那男孩跑过去，把他扔回到水沟中，并射杀了他。屠杀过后的早晨，麦德罗在巡逻中踩中地雷，失去右脚。在等着被直升飞机运送到野战医院时，他谴责凯利道：“上帝会惩罚你的，为你命令我所做的这一切。”——这是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起麦德罗的话。“把他弄上飞机！”凯利吼道。麦德罗一直诅咒凯利，直到飞机到来。

麦德罗在西印第安纳的乡间长大，我颇费了不少时间，塞了不少硬币到付费电话里，才通过电话接线员连上那个州，找到了麦德罗位于新高盛的家，那是邻近特瑞•浩特的一个小镇，一个听上去像是麦德罗妈妈的妇女接听了电话。我说我是记者，正在写关于越南的文章，我问麦德罗现在怎么样，想知道我明天能不能过去跟他聊聊。她表示欢迎。麦德罗一家住在一栋带鸡舍的小房子里，鸡舍四周围着东倒西歪的隔栅。当我将汽车停下来时，他的母亲跑出来招呼我，说麦德罗在家里，但她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谈，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显然，关于越战麦德罗没跟她说太多。接着他的母亲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战争，并引起了我的共鸣：“我送给他们一个好男孩，他们把他变成了个杀人犯。”麦德罗请我进屋，并同意谈一谈。他二十二岁，在去越南前结了婚，他和妻子有一个两岁半的儿子和一个幼小的女儿。尽管身有伤残，他还是在工厂做工来养活家人。他脱下假肢，诉说他经历的一切，话题转向了美莱。他说屠杀让他“背上了沉重的良心之债”，因为“我们失去了许多哥们，这是报应，如此而已”。

麦德罗木然地详细叙述了他的所作所为，细节令人惊骇。“我们以为美莱会有越共，打算清扫那里。我们一到那就把村民集中起来，把他们当作暴民。在村子中央，大约有四十到四十五位村民围成一圈……凯利让我和其他几个家伙一起看守他们。”麦德罗想起来，凯利大约十分钟后回来告诉他们，“动手吧，我想叫他们死。”麦德罗说：“凯利开始射杀他们，然后他命令我也开枪……我也开始射杀他们，但其他家伙不想这样做。于是我们继续枪杀村民。”麦德罗估计他大约打死了十五人。“我们都是在执行命令，”他说，“我们以为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那一刻我毫无困扰。”官方证据显示麦德罗实际上深为凯利的命令痛苦，当被凯利告知说“好好照顾这一组”时，一个查理连的战士详细回忆道，麦德罗和一个战友“正在和孩子们玩，他们让孩子们坐下来，并分发糖果给他们。”当凯利回来说他想叫他们死时，这位士兵回忆说：“麦德罗只是看着他，就像他不敢相信似的。他说：‘废掉他们？’”凯利说是的。另一位战士证实说，麦德罗和凯利“开始扫射起来”，但接着麦德罗“开始哭泣”。我也了解到麦德罗曾在位于日本的美军医院接受了好几周的身心康复疗程。当他回到家里时，只字不提他在越南的经历。他回到家里后不久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被从一个孩子房间传出的惊恐的哭声惊醒，她冲进去一看，发现麦德罗正猛烈地摇晃着孩子。

关于美莱，我从华盛顿特区年轻的反战律师杰弗里•考恩那儿获得了一些小道消息。考恩没什么特别信息，但他听说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发疯后杀死了许多越南平民。早在三年前，我为美联社负责报道五角大楼时，从越南返回的军官告知我对越南平民的屠杀在继续。一天，追踪报道考恩的消息时，我偶遇了一位年轻的上校，他是我在负责报道五角大楼时早已认识的，他的左腿在越南战场上受了伤，正在康复中，我获知他将被提拔为将军，现在他在办公室负责战争的日常工作。当我问他，关于那位不知名的士兵他知道些什么时，他尖利地挖了我一眼，一手重重地落在他的膝盖上：“那个叫凯利的男孩没打过任何人高于这个位置的地方。”我得到了“凯利”这样一个名字。在当地图书馆，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条被埋没的短讯，上尉凯利因在越南南部谋杀了数目不明的平民而受到军队的指控。我追查凯利的信息，发现他被军队藏在位于乔治亚州哥伦布的本宁堡高级军官宿舍，那时，军中有人允许我阅读并记录分类指控表，指控凯利有预谋地杀害了一百零九位“东方人”。凯利看上去一点也不邪恶，他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身材瘦小、表情紧张的男子，有着苍白得近乎透明的皮肤，他努力显得坚强。多杯啤酒下肚后，他告诉我在美莱激烈的交火中他和他的士兵是怎么努力杀敌的。我们彻夜畅谈。有一回，凯利去卫生间，门半开着，我看到他呕出血来。

1969年的9月，我写了五篇关于凯利、麦德罗，还有美莱屠杀的文章。此时对越南战争的焦虑和不安在增长，理查德•尼克松通过承诺结束这场战争赢得了1968年的大选，但他真正的计划却是通过加剧和秘密的轰炸来打赢这场战争。1969年，每月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的美军士兵死于越南战场——几乎和上一年一样多。战地记者从战场上提交了数不清的新闻报道，战争在道义上的失利和战略上的失败越来越明显，一点也不像西贡和华盛顿军方、政治家向公众描述的那样。1969年9月15日，我的首篇关于美莱屠杀的新闻报道刊出的两天之后，五十万人参加了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尼克松最信任的助手和执法官H.R.霍尔德曼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记下了十八年后才会公开的笔记，笔记揭示，在1969年10月1日那天，保罗•麦德罗对美莱惨案的披露引发了激烈的抗议，尼克松批准使用“肮脏的把戏”来形容一个屠杀的关键证人（这位关键证人应是中士迈克尔•本哈德特，他拒绝执行凯利的命令屠杀平民。后来他作为对凯利上司麦迪那审讯的起诉检举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他受到被告麦迪那的辩护律师F.李贝利的猛烈诘问）。到了1971年，军事陪审团判决凯利犯谋杀罪，处以终生服苦役的处罚。尼克松介入，下令将凯利从军事监狱里释放出来，代之以软禁待审。凯利在尼克松卸任三个月后获得自由，随后的几年他在岳父的珠宝店工作，并主动提供了几次旨在自我辩护的付费访谈。2009年，在基瓦尼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因为美莱，“我没一天不是在悔恨中度过的”。但他也是服从命令而为。凯利现年七十一岁，他是美莱惨案中唯一一个因为他的指挥而被判有罪的军官。1970年3月，一个军事调查团提交了对十四名军官涵盖谋杀和玩忽职守等罪的指控，包括将军和上校，他们被控掩盖屠杀。最终只有一名军官和凯利一起上了军事法庭，这名军官被宣判无罪。

几个月后，反战抗议游行在校园蔓延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去了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马克莱斯特校园，去发表反战演讲。林登•约翰逊忠实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现在是大学政治学教授，在1968年的选举中他被尼克松弃用，部分原因是他不能将自己与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政策分离开来。我的演讲结束后，休伯特请求跟我谈谈。“赫什先生，我对你没有怀疑。”他说，“你在做你的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但是，说起那帮游行的孩子们的口号：嗨！嗨！林登•约翰逊，今天你杀了多少孩子？”休伯特多肉的圆脸变得通红，他大声地一句一字地道:“我说，去他们的！去他们的！去他们的！”

我于1972年加入《时代周刊》并参观了位于北越的河内。1980年，西贡失陷五年后，我再次来到越南，为《时代周刊》做进一步的报道。我第一次访问了美莱。我以为我已洞悉一切，或者了解了大屠杀的绝大部分事实，然而，我错了。美莱位于越南中心地带，距连接胡志明市、河内和西贡的一号高速公路不远。美莱纪念馆的馆长范青聪，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我们初次相遇时，这个年近六旬的表情严肃、结实的男人，坚持使用生硬、熟悉的措辞，几乎未谈及他个人的经历，他将越南人描绘为“热情的人民”，并且避免使用任何谴责的口吻。“我们原谅，但我们不会忘记。”他说。后来，当我们在小纪念馆外的长椅上坐下来时，他描述了他还记得的屠杀。那时，范青聪十一岁，当美军直升飞机降临村庄时，他和他的母亲，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在他们茅草房的私人地堡中挤作一团。美军士兵命令他们出来，接着又把他们推回去，朝他们扔手榴弹，并用M-16S冲锋枪向他们扫射。范青聪三处受伤，分别是头皮、右侧身躯以及腿部。范青聪活了下来，当他苏醒时，发现自己身处一堆亲人的尸体中：那是他的妈妈，三个姐姐，以及六岁的小弟弟。那个下午，当美军的直升飞机离开后，他的父亲和几个幸存的村民回来掩埋死者时发现了他。

后来，在与我和家人共进午餐时，范青聪说：“我永远无法忘却那种痛苦。”由于他的工作，往事从未离他远去。范青聪告诉我，几年前，一个当年身处美莱的叫肯尼斯•施勒的退伍老兵，作为半岛电视台制作的纪念美莱惨案十四周年纪录片的参演者访问了美莱纪念馆——那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查理连士兵。施勒从密歇根州弗林特附近的施沃茨河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随后的调查中，他被指控杀害了九位美莱村民（指控后被驳回）。纪录片重点介绍了一场施勒与范青聪的谈话，范青聪被告知施勒是越战老兵，但并不知道他参与了美莱惨案。录像中，施勒说：“我开枪了吗？我会说，我开了，直到我意识到那是错误的之前。我不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射杀村民。”他在谈话中对范青聪也不够友好，即便后来他参与了屠杀的事情变得明晰。施勒不停重复他想“向美莱村的人们道歉”，但他拒绝走得更远，“我一直问我自己，这一切为何发生，我不知道。”范青聪质问：“当你向村民开枪并杀死他们时，你感觉怎样？这对你来说艰难吗？”施勒说他当时并不在射杀成批村民的士兵中，范青聪回击道：“所以你可能去我家了，并杀死了我的家人。”纪念馆档案中的打印本有那次谈话随后的内容，施勒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为此道歉。”范青聪继续要求施勒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罪行，施勒一直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当范青聪问施勒，当他回想起这卑劣的罪行，他是否吃得下饭时，施勒开始哭泣。“请别再问我问题了，”他说，“我无法保持平静。”后来施勒问范青聪，他能否参加惨案的周年纪念时，范青聪断然拒绝了他。“这将是可耻的，”他说，“如果当地村民知道你就是那个参与屠杀的人，他们将会非常生气。”离开美莱纪念馆之前，我问范青聪，他为何对施勒寸步不让，范青聪的脸色变得凝重，他说他对减轻美莱屠杀老兵的痛苦没有兴趣，既然他们拒绝彻底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范青聪的父亲为越共工作，大屠杀后与范青聪生活在一起，但他在1970年的一次行动中被美军战斗小分队杀死。范青聪继续与邻近村庄的亲戚一起生活，帮着他们养牛，战后，他回到了学校。从范青聪与纪念馆同事编辑的关于屠杀的全面统计中能了解到更多。死者的名字和年龄都雕刻在一间展室中的大理石牌匾上，纪念馆的统计数字，不再被质疑，共五百零四位遇难者，来自两百四十七个家庭，二十四户家庭灭绝——三代人被杀害，没有幸存者。死者中有一百八十二位妇女，其中十七位有孕在身。一百七十三个孩子被处死，包括五十六个婴儿。六十位老人命丧美军枪下。纪念馆的统计包括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天被屠杀的遇难者不仅仅在美莱，也包含另一个美溪的同类型定居点。美溪距海边一英里左右，与南中国海接壤，被另一支叫布拉沃连的美军分遣队袭击。纪念馆分别列出了四百零七位美莱遇难者名字，以及九十七位美溪遇难者名字，可见在美莱发生的并不是孤案，布拉沃连所为不过是翻版，屠杀人数上少了一点而已。布拉沃连与查理连一样从属于同一支部队——贝克特遣部队。到1967年止，战争局势在越南南部省份广义、广南、广志变得严峻，这些省份从西贡政府独立出来，他们的支持者是越共和北越。广志是这个国家被轰炸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美军战机投掷的落叶剂，包括橙剂，湿透了这三个省份。

在我随后的越南行程中，退休的军官和越共官员告诉我，美莱惨案在美国内部反战的异议者支持下，帮助北越赢得了战争，从这个角度来说美莱是独一无二的。更坦率的评价来自阮氏萍，在越南，人人都叫她萍夫人。早在1970年代初期，她身为越南国家解放阵线代表团的首脑出席巴黎和平会谈，因为她的美貌和直言不讳而广为人知。萍夫人现在八十七岁，2002年从公众生活中退隐。在任职两届副总统之后，现在她仍参与与战争有关的慈善机构，处理橙剂受害者及残疾者的相关事务。“我跟你不打诳语，”她说，“美莱在美国之所以变得重要，仅仅是它被一个美国人报道之后的事。”就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周内，北越发言人在巴黎公开讲述了这件事，但故事被推定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无人当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美莱引发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萍夫人说，“但在越南，不只一个美莱——而是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