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国自主电信标准报告

TD-SCDMA是由中国提出并由中国企业主导开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标准，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主干网的通信标准。自从被国际电联批准为三个国际标准之一以来，TD-SCDMA的开发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涉及各种复杂的利益，所以围绕着TD-SCD  
MA的采用始终伴随着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是否让TD-SCDMA得到应用的机会上。在发放3G牌照的前夕，TD-SCDMA是否能够得到应用的问题已经集中在能否让其单独组网上。
　　为澄清在TD-SCDMA应用上所体现的原则问题，本文首先分析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和技术竞争的实质，然后以这两个要点所组成的框架说明为什么TD-SCDMA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得到商用机会，而为什么得到商用机会就必须单独组网，以及为什么中国政府应该对此做出政治决断。如果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去保证TD-SCDMA单独组网，本文的作用就是从理论上说清为什么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还没有决策，本文则希望能够促进决策人下定这个决心。
　　一、在应用中改进是技术进步的基本规律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有关中国技术进步的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坚持自主创新不够。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存在的技术差距产生了一种思维倾向：由于外国技术比我们的更先进，所以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来代替自主开发。引进外国技术是正确的，但同时放弃了自主开发就是错误的。以中国轿车工业为例，为了引进先进技术，放弃了“老红旗”和“上海牌”等“落后产品”，走上了组装外国品牌汽车的道路。民用航空工业是另一个例子，以“落后”为由放弃了自主开发的干线飞机运十，然后去组装麦道飞机。放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事实是，放弃了老红旗的一汽和放弃了上海牌的上汽两大集团迄今无力自主开发一款车型，其产品开发能力还不如新成长起来的小企业；而放弃了运十的中国民用航空工业迄今无力开发哪怕是更小的喷气客机，现在只能为波音、空客转包生产尾翼等部件，导致几千亿美元的中国民用飞机市场拱手让人。
　　为什么放弃自己的“落后”产品去引进“先进”技术，其结果反而是技术能力的全面倒退？原因不仅在于外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会把中国企业压在低端技术活动上，而且在于放弃自主的产品开发就会中断自主的技术持续改进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主要内容，是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主要源泉。因此，无论引进技术多么重要，放弃自主开发都是违背技术进步基本规律的。
　　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就必须采取产品形式。技术进步的历史证明，从一个科学突破到最终产生新产品和新工艺之间存在着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要内容是改进(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1903年赖特兄弟搞上天的飞机实际上只是一个“会飞的自行车”，直到1936年DC-3的出现，飞机才成为可靠的商业航空工具；而今天的宽体喷气客机与DC-3 之间的性能差距又是巨大的(Nelson and Rosenberg 1993, p. 9)。1947年半导体晶体管刚刚被贝尔实验室发明出来时，《纽约时报》仅仅在内页登了一条小消息，称它也许可以用来为聋哑人发展更好的助听器(Rosenberg 1996)，然而半导体技术在后来50年间的巨大发展使其成为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的技术基础。
　　这些例子反映出来的一个事实是，新技术通常是以很粗糙的形式来到世界上的(Rosenberg, 1996)。1949年，IBM总裁沃森预言，今后只有几台计算机就可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失误，因为它代表了1950年之前美国科学界和工业界对计算机应用前景的普遍看法。产生预言错误的基本原因实际上离不开当时计算机的“粗糙形式”：二次大战后出现的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the ENIAC)包含了1万8千多个真空管，其体积可以塞满一间30多米长的屋子。在产品是这种样子的时候，当然谁也不会预料到计算机最终会走进千家万户。
　　这些例子说明，如果科学技术的突破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贡献，就必须以产品形式对其进行不断地改进和改善。事实上，几乎所有技术发明的早期形式或被授予专利时的形式与其最终得到扩散时的形式都是非常不同的，所以新技术能够得到广泛应用(即技术扩散)是由持续改进所导致的；而这种改进之所以必须采取产品形式，是因为大量的问题必须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才能够被发现并得到解决。正因为在应用中改进是创新的主要内容，所以美国三分之二的R&D投资是花在产品设计、试验、再设计以及对制造工艺的改进上，而不是花在基础和应用科学上(Mowery and Rosenberg 1998, p. 173)。对于创新的主体——企业——来说，必须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决定了技术进步是一个累积性的学习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和解决问题的过程(Rosenberg 1976)，所以恰恰又是技术能力的成长过程。
　　由于技术进步是演进的，所以对于不同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而言，“先进”与“落后”是相对的，不能完全由在任何静态时点上的状态所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这些企业在技术动态演进过程中的改进能力和速度。特别重要的是，技术既然是演进的，就存在着演进方向的问题，即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进步存在着不同的技术轨道。技术轨道是指在选定技术问题的思维模式(即技术范式)指导下做出技术努力和解决问题的方向(Dosi, 1982)，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种现象所揭示的中心问题是：在科学-技术-生产的链条上，经济力量与制度和社会因素在任何层次上都共同发挥“选择机制”的作用。由于技术演进方向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具有多种选择，所以不同的技术轨道是无法用先进和落后来衡量的，只能以在市场竞争中的有效性来衡量。
　　以中国轿车工业为例。直到去年，社会上还普遍存在着对中国自主开发企业能否成长起来的怀疑。但是今年本土品牌和外国品牌的业绩分化已经大大减少了这种怀疑：奇瑞上半年的销售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销量，大有全年翻一番的增长之势；相反，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大众的销量和市场份额明显下降，其在华的合资企业不断传出亏损的消息。究其原因，大众在中国销售的汽车是给用公款购买的“官车”，走的是一条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技术轨道；而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所销售的老百姓要的车，走的是一条技术适用、成本低廉的技术轨道。决定这两种技术轨道优劣的衡量标准不是谁的技术更“先进”，而是谁更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走向。由于中国汽车市场最近和未来的主要增长源泉恰恰就是私人消费者，所以奇瑞的技术轨道导致更高的增长率。因此，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不是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先进的”、“强大的”跨国公司正在向中国的本土企业学习，而那些认为外国技术一定比中国技术先进的国人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宝洁为什么要模仿纳爱斯怎样生产、销售洗衣粉，甚至怎样做广告？为什么诺基亚会去拉下脸来生产折叠翻盖的手机？
　　虽然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都证明了自主创新的生命力，但中国的技术进步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而一个重大阻碍就是不让中国的技术得到在应用中持续改进的机会。这种障碍对于不同的工业有不同的作用形式。对于面临大众市场的工业(如家电、消费电子和汽车等)，只要出现自主开发的企业，就可以直接诉诸市场竞争而获得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但是对于诸如电信、铁路、航空、电力以及其他重大装备等工业来说，生产企业并不直接面对大众消费市场，而必须通过相关的运营部门/企业才能进入市场。但尽管改革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这些运营部门或企业仍然是垄断的。这些垄断性的运营商往往决定着中国技术的应用机会。这些部门往往以中国技术“落后”为由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而垄断使它们不必为成本发愁。由于是垄断的，所以中国企业没有其他的市场空间来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例如铁路部门，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费尽心机要全套购买日本新干线，但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摧毁中国铁路机车工业，就像抛弃运十的后果就是摧毁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一样。
　　因此，以各种理由不给中国技术在应用中得到改进的机会、甚至根本就不给入门的机会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重大障碍。这种行为之所以损害国家利益，是因为技术具有竞争关系。
　　二、技术竞争关系到国家利益
　　在技术演进过程中，围绕着新产品出现经常会同时出现不同产品设计(方案)之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不同技术轨道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结果一般是以出现一个主导技术轨道(主导设计)为转折点的。主导设计是在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下被广泛接受的产品设计形式，它的出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由技术的优越性所决定(Abernathy and Utterback, 1978)。一旦主导设计出现，其他的技术轨道就会遭到市场的排斥。此后，随着产品的标准化，竞争的焦点转向价格和工艺创新。
　　技术竞争的结果关系到企业的重大利益，决定了企业所开发的技术能不能具有商业价值(在WTO体制下，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知识产权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决定了企业沿着自己的技术轨道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能力能不能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技术竞争还关系到国家利益，因为如果本国企业的技术轨道不能生存，不但意味着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受损，而且意味着本国的技术难以按照符合本国经济社会条件的方向发展。在技术变化速度加快、信息和通信(ICT)工业渗透以及知识产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竞争武器的条件下，这种利害关系在今天的世界尤为重要。
　　最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因为ICT工业的发展，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表现出两个趋势：(1)“网络效应”在越来越多的工业中凸现，其影响的程度和范围越来越大；(2)由多种互补产品所组成的技术体系日趋复杂，任何个别企业都难以直接控制一个体系中的所有部分，所以个别企业的市场地位同时取决于整个体系的市场地位。具有这些特征的典型工业包括移动通信、互联网、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
数字电视、影碟机、音乐播放器，等等。
　　“网络效应”或称“网络外部性”指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经济特征：消费某特定产品的单个用户，随着消费该产品的用户数增加而获得的增加的效用(Katz and Shapiro, 1985)。由于使用兼容产品的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虚拟)网络，所以网络效应可以用另一种说法表述：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夏皮罗和瓦里安，2000)。例如，由于微软视窗操作系统是最普及的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所以购买新电脑的消费者最可能采用微软视窗，以便能与最大的人群进行数据转换、共享和交流；而消费者群体中的这种网络效应更是被在应用软件设计商群体中类似的效应所增强：为了享有更大的用户基础，更多的应用软件商倾向于开发基于微软视窗平台上的应用软件。因此，网络效应使这些工业中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一种正反馈机制，即当一种技术产生对竞争对手的优势后，这种优势会迅速放大，强者愈强，而弱者会迅速丧失生存机会(同上)。随着高新技术工业中体系的日益复杂，相关生产商群体之间的这种网络效应，使得这种技术与市场的特征体现为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
　　网络效应大大增加了技术竞争的利害关系。一种技术轨道走上正反馈道路，就会产生“报酬递增”效应：越是得到更多的应用，就越能够得到改进，从而因技术更优越而更加普及(Arthur, 1989; 1996)。由于消费者从一种产品系统更换到另一种产品系统时面临着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s)，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系统能够不断扩大用户群，即不断扩大其“安装基础”(installed base)，这种产品系统所体现的技术轨道就会对市场产生锁定(lock-in)效应(“锁定”效应很容易理解，想一想让大多数PC使用者采用微软视窗以外的另一种操作系统的困难性)，从而更可能成为主导设计。因此，即使主导技术轨道从来并非一定在技术上更优越，但其出现就会排斥其他技术轨道的生存。

网络效应还决定了标准的重要性。由于标准通过增进兼容性或互联性而可以扩大某种产品的应用网络，所以新技术的推动者往往通过制订标准来吸引同盟者，并以此引发对自己技术的正反馈(夏皮罗和瓦里安，2000)。这就同时说明，有关标准之争的实质仍然是不同技术轨道之间为获得主导权的竞争(Suarez, 2004)。标准的重要性在企业和国家的层次上产生了两个有关竞争的问题：(1)竞争不仅发生在个别企业之间，而且发生在以技术体系为纽带的企业群体之间；换句话说，竞争不仅发生于个别技术之间，而且发生在不同的技术体系之间。(2)在企业层次上，一个企业可以通过控制技术体系的标准而主导整个体系和产业链(如英特尔的CPU和微软的操作系统等等)，从而通过控制产生利润的关键环节而获得优势(Morris and Ferguson, 1993)。因此，在技术竞争从单个产品上升到技术系统的时代，先行者利用对技术轨道的主导权来封杀后进者技术发展的可能性更为严重。标准与高端技术之间存在着生死与共的关系：在标准上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可能掌握以半导体芯片和基础软件为代表的高端技术，因为无法使自己开发的高技术得到应用机会。这种情况对于中国的涵义就是，如果中国的市场被外国企业所控制的技术体系(即采用外国标准的技术体系)所主导，那么中国自己的工业就不可能在层次较高的技术领域获得一席之地。
　　通信工业(包括运营和设备两部分)是网络工业，但又不同于其他许多工业，因为以公众电信网为载体的服务涉及非常重大的公共利益。由于通信标准具有必须保证互联互通的公共性，所以往往是采取通过正式机构制订的标准，而不是采取任由企业推动的事实标准。在互联网已经被纳入通信框架之内并且需要实现全球互联互通的条件下，通信标准的制订需要通过以主权国家为成员单位的国际电联组织(ITU)所规定的程序。但实现通信标准的公共性又绕不开私有利益：制订标准需要实现标准的技术，而这些技术都掌握在企业手中。这种私有性使制订通信标准的过程充满了斗争，因为任何有实力参与这个过程的企业都力图把自己的专利技术纳入到标准之中(Bekkers, Duysters, and Verspagen, 2002, pp. 1144-1145)。
　　把自己的技术纳入标准给企业带来两个主要的优势。第一，掌握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控制知识产权不仅可以带来专利费收入，而且可以成为封杀竞争对手技术轨道的武器。第二，提出和制订标准的过程同时是理解和掌握产品开发技术的过程，是企业以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组织资源解决技术问题的过程，所以提出标准的企业能够把新技术体系的发展纳入自己的技术轨道，从而更可能在后来的产品竞争中获得优势。
　　因为关系到本国企业的利益，特别是关系到本国企业能不能主导技术体系的演进，关系到本国的企业群体能不能在技术体系中占据附加值高端，所以标准也涉及到国家层次上的利益。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GSM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成功源自欧盟建立欧洲统一电信标准的努力，而建立欧洲统一标准的动力来自欧盟为防止美国ICT巨头主宰欧洲电信市场的政治目标(Glimstedt, 2001)。为达到这个目标，1987年欧盟创立了欧洲电信标准研究所(ETSI)，把原来互相竞争的几种欧洲标准统一到GSM上，从而获得了对美国和日本技术轨道的优势。
　　当ITU提出制订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时候，为了重演GSM的成功，欧盟属下的ETSI本来企图说服ITU来制订以WCDMA为基础的全球统一标准。使这个打算泡汤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其结果是使美国高通推动的CDMA2000成为另一个标准。为阻击欧洲标准，高通曾经对爱立信发动过知识产权战，即声称WCDMA侵犯了高通的专利。可以让中国人头脑清醒一点的是，促使爱立信最后向高通妥协的原因是2000年中国决定让中国的第二大移动通信运营商联通采用CDMA2000，这个决定是美国政府压中国开放市场、中国政府想换取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以及高通对中国政府高层公关等几个因素所导致的(Glimstedt, 2001, p. 75)。由于担心高通将攫取一大块中国市场，爱立信决定按照高通的条件收购高通亏损的系统设备业务(爱立信由此也变成了CDMA2000的设备供应商)，从而结束了与高通的争斗。不幸的是，爱立信花了几十亿美元购买的高通系统设备业务，现在已经倒闭，而爱立信也完全退出了CDMA设备市场。原因在于爱立信不可能而高通也不让爱立信掌握CDMA的技术。今天，当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承诺让运营商自主选择通信标准时，中国政府的决策人们不要忘了，高通的CDMA2000能够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之一的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所致。
　　于是，由不同技术轨道之间的竞争所涉及的企业和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不可能产生最符合全球公共性的统一通信标准。换句话说，要想只有一种达到“天下大同”的共同标准，除非消灭技术竞争所涉及的企业和国家在利益上的差异。国际电联批准的是三个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就是承认标准所涉及的利益差异。当然，作为利益差异和全球公共性之间的妥协，三个标准的系统之间可以实现漫游(即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兼容)。但无论如何，这种多个标准的安排仍然为技术竞争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所以经由ITU制订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仍然存在着不同技术轨道之间争夺主导权的问题。
　　有关移动通信标准的竞争并非纯粹是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技术、企业、市场和政治的竞争交织在一起。其实所有标准的竞争都是如此，用两位美国学者的话说，“除了最简单的非组装产品(如水泥)，一个主导设计的确立不是技术驱动的。相反，主导设计是从不同技术轨道的竞争中产生的，这些技术轨道是由怀着各自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的竞争者、联盟集团和政府管制者所推动的。由于任何技术都不可能主宰所有可能的优点，所以主导设计的确立不是通过市场的看不见之手，也不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是通过不同的技术变种之间的竞争性/政治性的竞争”(Tushman, Anderson and O’Reilly, 1997, pp. 9-10)。
　　三、是否将TD-SCDMA付诸应用是一个政治性的原则问题
　　累积性改进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和技术的竞争性可以帮助理解TD-SCDMA的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TD-SCDMA是中国在电信标准上的第一次突破。经过这些年的开发，目前已经面临可以商用的门槛。但是，从被ITU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标准直到面临商用的今天，围绕着TD-SCDMA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一股势力，力图阻挡TD-SCDMA成为一个能够进入市场应用的技术系统。除了压中国尽快上3G以使在时间上落后于其他两个标准的TD-SCDMA没有生存空间之外，几年来在媒体上还出现过几种对中国政府的建议：在给运营商发3G牌照时，让TD-SCDMA和其他标准捆绑；以尊重市场为由要求中国政府承诺让运营商自主选择标准；散布对TD-SCDMA技术水平和中国开发企业能力的怀疑。鼓动把TD-SCDMA边缘化的主谋当然是外国企业和外国政府，而使这种斗争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中国电信运营商长期被锁定在外国技术轨道上，它们反而常常不支持本国技术。
　　如果接受上述主张或建议，TD-SCDMA被边缘化几乎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这些建议和要求确实针对着TD-SCDMA的相对“弱势”：(1)由于TD-SCDMA是中国提出的标准，而且与欧美的技术轨道不同，所以在中国得到商业应用之前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得到应用。这个事实意味着TD-SCDMA系统在中国发放3G牌照之前必然缺乏商用经验。(2)TD-SCDMA是一次跨越式的进步，因为中国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开发过通信标准(除了与TD-SCDMA技术同源的SCDMA之外)。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的运营商一直依赖外国的技术轨道，而这种锁定效应使它们更容易继续采用外国标准，所以与其他标准捆绑的结果很可能是有其他出路的运营商将TD-SCDMA弃之不用。(3)与推动其他两个标准的欧美主流企业相比，承担TD-SCDMA开发的中国企业实力较弱，于是就容易煽动起对TD-SCDMA和中国企业在技术能力和的怀疑。
　　首先需要认清的是，TD-SCDMA与其他两个系统相比，在技术上没有任何落后之处(甚至更先进)，无非是不同于其他两个标准的另一条技术轨道。事实上，TD-SCDMA由于采用智能天线与上行同步等等技术而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而且显然组网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TD-SCDMA体现了3G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不仅是因为中国企业拥有TD-SCDMA的核心专利，而且因为TD-SCDMA开发过程所导致的一系列突破(如在芯片等关键环节)，已经证明了标准对于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性。TD-SCDMA已经成为一个包括许多复杂亚系统的产品开发平台，使大量产生于中国的新技术得以应用。很显然，如果TD-SCDMA在未来的商业应用中获得生命力，就会在一系列领域中带动中国高技术的发展。
　　对TD-SCDMA的技术怀疑论最站不住脚的是，几年来围绕3G的喧嚣已经证明，3G技术与历史上的任何技术一样，也是演进的。无论是欧洲的WCDMA还是美国高通的CDMA2000，如果按照它们被批准为标准时的技术状态来应用，都不会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使任何运营商赢利。这些被一些中国人认为“更先进”的技术系统都需要继续改进，以至于到它们真正能够为运营商带来赢利时，它们都会在技术上与其早期形式具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欧美为数众多的主流电信运营商一直在等待中国大规模上马欧美标准的3G系统，以便让中国市场成为新技术的试验田，为它们日后的成功商用去“披荆斩棘”、“铺石开路”。中国的市场对GSM起过这种作用，而在更早的阶段，当中国于1982年引进日本富士通的F150程控交换机(在福建开局)时，那个机型还根本没有在日本商用过。这些情况无非再次证明本文的主题：实现技术进步的必要途径是在应用中持续改进。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在为外国的技术主宰和经济盘剥做出过那样大的贡献之后，难道不应该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做点贡献吗？
　　同理，TD-SCDMA也必须得到持续改进才会有生命力。但这里面临着一个死结：一方面，得到商用机会是TD-SCDMA得到持续改进的前提；另一方面，不但其商用机会只有在中国发放3G牌照后才有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可能还面临因运营商的阻挠而无法进入市场的危险。TD-SCDMA的“弱点”恰恰来自它是中国在电信标准层次上的一次技术突破。所谓“突破”，就是在原来没有一席之地的技术领域或层次上奋然一跃。正因为如此，这个技术体系缺乏可以依托的市场应用经验和运营商基础(例如WCDMA和GSM之间的连续性)。由于中国的电信服务仍然具有垄断性，而且运营商长期被锁定在外国的技术轨道上，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本国技术的歧视，所以运营商更偏向于采用TD-SCDMA之外的两个标准，哪怕前者的组网成本显然更低。在这些结构性条件下，如果让运营商“自由”选择，就无法保证让TD-SCDMA付诸实际商用，使其丧失任何可以通过持续改进而参与竞争的机会。因此，TD-SCDMA面临的问题是典型的后进者面临先行者壁垒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让TD-SCDMA获得商用机会需要国家的政治决断，即在国家发放3G牌照时确保让TD-SCDMA单独组网，向至少一个有实力的运营商发放TD-SCDMA牌照，使其全心全意将TD-SCDMA付诸实施。做出这种政治决断的理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决不能让一个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技术系统在得到应用之前就被扼杀。国家可以采取直接的鼓励手段，对承接TD-SCDMA单独组网的运营商和对提供TD-SCDMA设备的产业联盟企业予以政策优惠，以降低使用TD-SCDMA的风险。也可以采取间接的鼓励手段，重组运营商以创造最有利于采用本国技术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包括坚决分拆因其垄断行为而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运营商。
　　通过国家政治决断使TD-SCDMA获得商用机会并不是以行政手段排斥另外两个标准，其实质是矫正被外国技术轨道锁定的中国运营商的垄断行为，并在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处于不对称条件下为中国技术能够进入市场竞争打开大门。因此，这种政府行动只会增加中国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事实上，TD-SCDMA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标准：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下，TD-SCDMA的开发是通过多企业参加的产业联盟(到2005年上半年为止，联盟内已有21家企业)，大唐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诀窍上对其他联盟成员开放，而且这个联盟已经有外国企业通过在中国本土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参加。这种开放性同时保证了同一个标准框架下的竞争性：决定联盟成员未来市场前景的主要因素是它们产品的质量和成本。甚至如果大唐因为不能适应竞争而失败，也不会影响TD-SCDMA作为标准的生命力。让TD-SCDMA单独组网无非是给中国技术和中国企业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也只有在中国的市场中得到应用，TD-SCDMA才可能被海外市场接受，从而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标准。
　　即使得到应用，TD-SCDMA会不会仍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个别产品和技术项目的失败永远是相对的。在电信领域，国际主导企业的产品失败例子比比皆是，如摩托罗拉的“铱星”计划、爱立信的手机业务等等。但为什么这些经历过失败的企业仍然是巨头？就是因为技术和技术能力的发展具有非常强的连续性，所以投入对一个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开发，即使失败也仍然会给开发者留下不经过这个过程就无法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使上一轮的失败经验成为下一轮创新的力量源泉。因此，一个产品或一个技术系统的市场失败与政策的失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就好像一场战斗或一场战役的失败与军事路线的失败是两回事一样。中国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经验已经证明，真正的失败是放弃自己的产品开发平台和放弃自主开发的努力，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技术能力的退化和消失。从这个道理上讲，开发个别产品和技术的失败也比弃之不用会对中国技术进步做出更大和更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考虑到技术扩散效应，就更是如此。中国通信设备工业最近二十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例子是巨龙公司的失败，但它所发明的04机却导致了整个工业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如果没有04机，中国电信设备工业的发展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甚至华为和中兴也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让TD-SCDMA获得商用机会的政治决断不是基于对个别技术得失的判断，而是基于对中国技术进步主要障碍的判断。由于TD-SCDMA是中国在电信标准领域的第一块基石，所以即使这个系统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失败，开发和应用这个系统的过程也会为中国电信技术留下未来发展所必需的人才、经验和可以继续努力的产品开发平台。但如果不能得到应用，中国电信技术的发展在标准层次上就会继续是一片空白。如果在3G阶段留下空白，中国在4G、5G的标准上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敢于斗争，敢于失败，最后终会赢得胜利；不敢斗争，不敢失败，最后就只能是失败，而且是永远的失败。因此，TD-SCDMA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成败与否不影响让TD-SCDMA获得商用机会的政治决断的正确性，但给不给TD-SCDMA单独组网的机会却是关系到中国要不要技术进步的政治问题。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以持续改进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和技术竞争关系到国家利益为理由，本报告第一部分提出必须通过单独组网而让TD-SCDMA移动通信系统得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在本报告第二部分，我们分析与TD-SCDMA同源的无线通信技术系统SCDMA是如何在市场应用中成长起来的。SCDMA发展的经验证明，只要获得应用的机会，中国开发的系统标准就能够通过持续改进而具有技术优势，就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而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一、星火之源：信威公司、SCDMA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
　　与瞄准已有技术的追赶模式不一样，开发自主的系统标准要从新技术的源头开始。但与许多普通人理解的不同，所谓“新技术”很少来自少数天才的突发奇想，而往往只能产生于具有深厚技术知识积累的土壤。此外，要把从基础研究中产生的新技术概念转化为新的产品系统，还需要有对市场前景的理解和协调许多人共同工作的组织，甚至需要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热情。因此，追溯SCDMA和TD-SCDMA的技术源头，可以帮助理解开发系统标准的艰辛历程要从哪里开始。
　　-“里应外合”：信威公司和SCDMA 无线接入系统的开发
　　1994年，在摩托罗拉公司半导体部(位于奥斯汀)工作的项目经理陈卫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助理教授徐广涵在不断的交谈讨论中，感到如果把新兴的无线通信技术与蓬勃成长的中国市场结合起来会大有前途，于是这两个搞通信技术的中国留学生开始设计一个无线电通信系统的方案。为了开发这个系统，1995年两人自己掏腰包成立了一个高技术创业公司，取名CWill(意为中国的无线接入)。
　　陈卫是在重庆一个与无线电技术素有渊源的“村子”里长大的 ，而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还有好几个当代中国通信界的名人，包括李世鹤 。受这种环境的影响，陈卫在7岁时就曾经做了一个单体管收音机参加全国少儿无线电发明大赛。1982年，陈卫毕业于重庆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留校一年后“下海”开办过一个软件公司，1984年又加入了李世鹤等人创办的全国第一家民营无线移动通信公司，接触到了“移动”这个崭新的领域。陈卫于1985年获得公派到美国留学的机会，后来从伍斯特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学习期间，陈卫主要研究数字信号处理与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并参加了美国太空总署哈勃望远镜外空探测卫星计划。他设计的芯片用于采集黑洞脉冲星发出的脉冲作为卫星的时钟基准，给哈勃望远镜提供导航参考。1990年陈卫加入摩托罗拉公司，从事集成电路的设计工作。
　　徐广涵是上海人，1985年从上海交大本科毕业后被派赴美国留学，1991从斯坦福大学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徐广涵的美国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智能天线的学者，所以他自己也成了研究智能天线的专家。毕业在母校和MIT做了一年研究后，徐广涵于1992年9月到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任教，在那里参加了美国军方资助的智能天线研究项目。与身上似乎流着企业家血液的陈卫不同，徐广涵充满了科学家的气质，虽然他曾经利用手中的教授“权力”，让他的研究生(以中国留学生为主，但也包括美国、印度和韩国的学生)参加了CWill的技术开发工作。
　　陈卫和徐广涵两个人设想的系统是把智能天线和其他一些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开发出一种无线通信系统。当时，智能天线是一种非常前卫的技术，它的物理结构是阵列式的天线(有点像相控阵雷达的意思)，然后用软件控制发出可以跟踪终端用户的定向波束，在相同频率资源下能够增加用户容量，覆盖距离远(覆盖相同距离则可以降低功率而节约成本)。但智能天线技术当时还很粗糙，用于民用通信需要大量的改进工作。此外，为了开发新系统，CWill还开发出来另一个核心技术——上行同步技术。由这些新技术组成的新系统被命名为SCDMA(同步码分多址)。
　　在那些年里，陈卫和徐广涵已经与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邮科院)建立了联系。1995年5月，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率国内七名通信专家到美国考察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他希望在未来能够研制中国自己的移动通信技术。考察团特意到奥斯汀参观了智能天线技术，对此印象深刻。陈卫与考察团成员之一的李世鹤(已经调到邮科院)也是老朋友阔别十年后的再次相见，两人发现在移动通信领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此后，邮科院和CWill双方经过多次洽谈，决定共同成立一家合资公司。
　　1995年11月，邮科院和CWill合资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威)，由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信威的主要任务是开发以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为核心技术的SCDMA无线接入系统。这个项目得到邮电部科技司的支持，后来被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得到1500万元的资助，也得到过国家计委1000万元的资助。由于人才、科研环境等原因，当时信威开发SCDMA的主要技术活动是在美国进行的。邮科院派出几十人次的人员到CWill“留学”，国内开发经费也通过信威引入CWill。但陈卫也开放了CWill所有的技术和成果。由于这种做法超过了合资公司的协议，引起CWill在美国的一些合作伙伴提出异议，一度矛盾尖锐。但是，陈卫仍然坚持开放，因为他们几个留学生的目标很明确：“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发展SCDMA通信技术。”
　　在制订SCDMA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时，开发者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高通等企业的专利文本，成功地绕过了高通的知识产权壁垒。高通的律师曾经上门到CWill，声称凡是叫“CDMA”的东西就涉及高通的专利。遭到以充足证据的驳斥后，高通的律师悻悻而去，再没找过麻烦。事实上，SCDMA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截至目前，信威在SCDMA上拥有国家已批准和待批准的核心发明技术专利61项(CWill早期在美国获得的6项专利已经被信威收购)。SCDMA的研发成功使我国在无线通信领域拥有了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中国电信史上的突破。
　　信威成立一年后，SCDMA移动通信系统已经可以演示。又过一年，可以应用。1998年，信息产业部发文批准规划1800M SCDMA的使用频段，同年成立重庆信威作为生产基地。但这时，尚未拆分出来中国移动的中国电信开始大规模铺设GSM网络，所以SCDMA已经不可能在移动市场得到采用。信威只好转而向中国电信提供固定网络的无线接入。当时在一些固定线路无法覆盖的地区存在着装电话难的问题，SCDMA靠着为固定网络和固定终端之间提供无线接入而获得了市场，其收入来源是电话初装费。但1999年中国电信取消电话初装费之后，这个商业模式被釜底抽薪，使SCDMA在应用过程中遭受到第一次挫折。
　　-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的技术起源
　　1997年，国际电联(ITU)向各国征求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李世鹤在推动事态的进展和说服各方领导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97年12月，中国电信界召开了香山会议讨论要不要提出3G标准。经过争论和讨论，主张提出中国3G标准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1998年6月30日，以大唐(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代表中国向国际电联(ITU)递交了中国提出的3G标准(后命名为TD-SCDMA)。2000年5月，TD-SCDMA被ITU正式接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三大主流标准之一。ITU实际收到的3G标准提案多达16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提案占绝大多数)，而TD-SCDMA作为惟一由中国提出的标准之所以能够被采纳是有几个原因：(1)技术上有特色，特别是具有频谱利用率高的优势；(2)发达国家之间也充满了竞争和矛盾，例如为了推动欧洲统一标准WCDMA，西门子提出的TD-CDMA被牺牲掉，导致西门子耿耿于怀，后来转而支持中国的TD-SCDMA；(3)最关键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而各国都因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而不愿得罪中国政府。当然，当时走在前面的电信技术大国们可能也没有把TD-SCDMA的威胁看得太认真。
　　SCDMA的团队在中国3G标准的早期制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TD-SCDMA标准的构思是基于当时SCDMA的技术基础。事实上，TD-SCDMA中的关键技术如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都来源于当时的SCDMA系统，而它们都是使TD-SCDMA有别于其他3G标准的关键技术 。其次，在编写和制订中国3G标准的前期，SCDMA团队也是主要的力量，而中国向ITU提交的第一个TD-SCDMA标准文本就是由陈卫、徐广涵和李世鹤讨论后，合作撰写的。
　　目前信威开发出来的SCDMA的5个版本(见后面图4)都采用了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核心技术，而且目前SCDMA的各种商用解决方案，也都采用了时分双工(TDD)的技术路线。因此，TD-SCDMA和SCDMA在技术上是同源的。从信威公司的历史看来，TD-SCDMA和SCDMA的研发团队在1999年底之前都有大量的交叉。
　　1999年末，当TD-SCDMA已经有望成为国际标准的时候，大唐集团方面与信威方面在是否专注开发TD-SCDMA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结果是大唐决定把TD-SCDMA的开发工作转移到集团的中央研究院(后来成立了由李世鹤担任总裁的大唐移动来承担这项任务)。由于当时信威的技术研发人员基本上是从邮科院派来的或代为招聘的，所以在开发TD-SCDMA的号召下，信威的几十个技术研发人员几乎全部离开而转到大唐中央研究院，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矛盾尖锐之际，陈卫被免除了信威总经理的职务，只好回到美国。SCDMA和TD-SCDMA这两个同血缘兄弟从此分道扬镳 。
　　在那之后，TD-SCDMA的标准化工作仍然在继续，但完全是由大唐集团中央研究院及后来的大唐移动完成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2001年3月，由全球设备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厂商参加的标准化组织3GPP正式接纳TD-SCDMA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这标志着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不但能够提出技术标准建议，也能够提出供开发商使用的具体技术规范。此后，大唐开始全面开发TD-SCDMA系统，而李世鹤在退居二线之前，一直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技术负责人。
　　二、“大灵通”的崛起之路：技术的火种在市场点燃
　　用新技术开发出能够在市场上成功的产品来，一般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即以产品的形式或以产品化为目标对新技术进行持续改进。看上去这是个悖论：产品要成功就必须以产品的形式对技术进行改进；也就是说，产品在成功之前就必须能够得到应用的机会。其实这不过是说明先锋用户或领先用户对于创新的重要性(von Hippel, 1988; Lundvall, 1988)。当新技术以产品形式出现时，不管多么粗糙，往往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能，所以总会找到需要这些性能并为此付出较高价格的先锋用户。例如，美国半导体工业发展的早期根本就找不到民用市场，几乎完全是靠联邦政府的国防采购所支撑的(美国的计算机和软件等工业或多或少也经历了同样的路径)(Mowery and Nelson, 1999)。
　　与先进国家相比，后进国家“自发”地产生先锋用户要困难得多。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存在来自领先国家的产品时，后进国家的用户存在着对本国新技术的不信任，特别是因为这些新技术在早期阶段往往比较粗糙。对于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工业来说，中国企业有可能利用低成本优势走一条颠覆性的道路。但对于必须通过运营商才能进入市场的工业来说，中国企业就会面临更大的障碍。回顾SCDMA找到先锋用户并且在应用中成长起来的经验只是想说明，给中国的新技术以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对于中国的技术进步有多么重要。但这个经验同样证明，一旦获得这样的机会，中国开发的技术就会发展出来优势。
　　-1800M SCDMA(“大灵通”)的十年艰苦历程
　　回顾信威公司开发SCDMA的10年历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三落三起”的过程。除了1999-2000年的那次人员分流，决定“三落三起”的重要因素都是市场应用机会，而这种机会总是由电信管制的变化造成的。谈到自己企业的历史，几乎每一个员工都会认为“大庆会战”对于信威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

2000年初，信威跌到谷底：领导班子的不稳定和技术骨干的分流导致更多的人员流失，公司一度只剩下20多个人。就公司业务而言，由于产品质量还存在缺点，原来的用户大批退网，与大庆签订的油田专网项目合同也面临无法完成的危险。在大唐集团领导的劝说下，陈卫于2000年3月再次回国担任信威的总裁 ，并从CWill带回5名技术骨干 。公司又从外部招聘来了一批包括来自中兴和华为的技术专家，重新起步。
　　从2001年开始，信威招聘了大量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还有一些尚未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也参加到了信威的研发工作中来。在这些新“信威人”中，新加盟的国内专家带来了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海归”则对延续信威在SCDMA的研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信威来说，在研发力量上最关键的变量是企业自身所培养的研发人员的迅速成长。新来的年轻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公司的很大比例，同时他们在研发中，他们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批年轻人在各个技术部门中成为骨干和负责人，甚至连信威目前的总工程师，也是那时在博士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信威工作的。而使这样一个年轻团队能够迅速成长起来的关键是“大庆会战”的锤炼。
　　在信威重新起步的这个时候，大庆油田专网项目几乎成为SCDMA在困境中的惟一希望。大庆油田专网项目缘自当时大庆油田通信公司(具有在当地运营的权利)想要利用本地无线接入技术做一个本部门辖区内使用的专网无线电话系统 。当时，垄断移动通信市场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全面采用欧洲的GSM系统，而垄断固网无线接入市场的运营商中国电信则全面采用日本的PHS(小灵通)系统。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大庆石油管理局通信公司是个奇怪的用户，怪就怪在在这个有人稍微表现出一点爱国精神就会被某些人跳出来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年代，大庆人居然誓死不用日本产品，宁肯用还不成熟的SCDMA布网，也不用“小灵通”。在1999-2000年之交信威陷入危机时，信威当时的负责人提出解除与大庆油田的合同，反而是大庆方面坚决不同意——大庆通信公司经理愤怒地说：“搞这样一个方案，你们知道包含了我们双方多少的心血？！”据陈卫本人讲，这也成了他再次回国负责信威工作的一个很大的情感动力。根据参与这个工程的信威工程师讲述，大庆方面之所以没有选择当时已经在全国逐步铺开的PHS是基于东北曾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原因，但这样想了就敢于付诸实际行动的果断，难道和“铁人王进喜精神”的传统没有关系吗？
　　大庆油田专网项目同时也是对信威的一个重大挑战。第一，当时SCDMA正经历从无线固定接入(移动性非常有限，终端使用座机，即目前所称的R2版本)向具有一定移动性的R3版本(终端使用手机)过渡，却一下子就要用尚处于实验室阶段的新技术建立起大庆油田这样规模的网络。第二，信威公司刚刚完成公司组织上的重构，新招的大量年轻人极少实地工作经验，连一些技术人员自己都不敢确信网络真的可以建起来。
　　2001年3月开始的“百日会战”成为了信威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段历史，而实际上“会战”最终完满结束是在2003年春节之后的事情。由于人员有限，当时信威几乎已经把所有的研发人员都投入到了大庆项目中。这个项目是在相当艰苦的情况下开展的：大庆的冬天自然条件恶劣，冰天雪地，技术人员们一天到晚几乎都是在测试车上度过，奔波于各个基站之间，在每一个基站上爬上爬下。总经理陈卫也要爬，却因此而明白了一个道理：棉衣是档不住那里的寒风的。他曾穿上好几件毛衣，然后再穿上棉军大衣，但刚一爬上高塔，就觉得寒风从后背穿透，从胸前吹出。而信威的几个工程师曾经于冬天在一个塔上连续工作了8个小时。由于经费不足，当时测试和计算用没有足够的笔记本计算机，公司挤出钱买了两台二手的笔记本，而一位年轻的研发人员就向朋友借了一台没有电池的笔记本计算机，他再拖上一台发电机，在测试车上狭小的空间和发电机的轰鸣声中工作。这群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度过了2001年的所有节假日。
　　大庆油田专网工程给信威的新团队带来了不少难题，但也使整个技术系统得到了持续快速的改善，并锻炼了队伍。信威必须在大庆网络上第一次做出商业化运营的R3版本网络来，这就要求他们对原有的R2版本基站进行大量的改进 ，在整个网络系统中增加了塔放，并着手开发一款新的终端。实际上，虽然大庆专网的SCDMA网络在2002年建起来了，但系统开始试运行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不仅话音质量差(收听到的声音频率偏高，即声音显得尖)，而且存在多用户之间的互相干扰，致使核心技术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大庆的群众用户对此颇有意见。
　　尽管SCDMA的技术性能在理论上具有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之多是在实验室环境中无法想象的，而所有这些技术问题的解决几乎都发生在大庆油田专网的工地上。例如，基站系统的MDM板(信号处理)与VCC板(语音处理)之间通讯的问题及其所导致的噪声，是两个年轻人通过在现场重新编程、当场调试解决的；对于通话中的回声问题，同样也是在现场对声码器(语音压缩解码的软件)进行改善更新、优化算法而解决的；而在理论上能够自动偏移的智能天线，在大庆的气候环境中却由于温度的原因使得天线馈线经过一段时间会产生10度角的偏差(这些情况是在书本里和实验室里绝对不会碰到的)，信威的技术人员为此开发出了一个校准通道，这个校准通道使得研发人员可以在半夜2-3点无人使用电信服务的时候停止网络的服务，通过控制较准通道来校准偏角。为了不影响网络的服务，后来又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需要短暂停止服务的自动校准系统，最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信威的技术人员终于在最近开发出了一个完全无须停止电信服务的自动校准系统(此项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当信威的技术人员在2003年春节期间再次到达大庆油田专网的营业厅时，大庆人已经对他们刮目相看了。随着在实战中对整个系统技术的认识加深，信威的年轻技术团队逐步成长起来，一些年轻员工在2003年逐渐成为研发团队的主力 。
　　但对SCDMA系统的改进仍然没有停止。随着大庆油田专网的用户越来越多(目前大庆专网已经有20万用户，而大庆当地只有64万居民)、网络越来越复杂，又不断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信威的研发人员去一一解决。例如，当用户和网络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2003年下半年)，又产生了被信威的技术人员称之为“注册风暴”的问题，即当某个基站发生意外故障而停止工作时，该基站管辖区内的用户终端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向相邻某个基站请求注册，从而造成该基站从ACC到VCC端的拥堵。由于VCC端口有限，所以短期内的拥堵造成了大量终端自动反复注册，最终造成恶性循环，系统必须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达新的正常状态。针对这个问题，信威的研发人员通过实地集体论证，分析了整个系统的瓶颈，进行新的数学建模并在软件上改进；在网络布局上则增加基站；在系统上则开展了“401项目”，对系统结构进行改善并增加系统功能，最终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面提到的这些例子其实只是SCDMA在产业化道路上所解决的大量技术问题中很小的一部分。通过在市场应用中发现问题和改进技术之间的不断互动，SCDMA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从实验室技术到可用产品的蜕变。2003年9月21日，由信息产业部主持的“SCDMA综合无线接入系统生产定型鉴定会”在大庆举行，正式建议将“SCDMA无线本地环路系统”在城市无线接入和农村普遍电信服务领域推广使用。由于市场定位与“小灵通”(PHS)相似，这个系统后来被俗称为“大灵通”。至此，“大庆会战”才真正以胜利告终。随后，SCDMA手机生产线在重庆子公司建成，并开始大规模生产。信威开始崛起。
　　2003年，信威在宝鸡为中国网通的南方网络组网，这是1800M SCDMA第一次进入公众电信网。这个宝贵的市场机会是由电信运营商重组带来的。2002年，中国网通从中国电信拆分出来。这次拆分采取了“南北分网”的做法，即拆分之前建设的通信网络按地域一分为二，南方的归中国电信，北方的归中国网通。拆分导致了竞争：由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都具有全国运营的牌照，所以中国电信需要在北方重新布网，而中国网通则需要在南方重新布网。由于拆分前的原中国电信在无线接入领域采用了“小灵通”，所以当中国网通在南方组网时，就必须选择“小灵通”之外的无线市话系统(因为新的中国电信拥有当地的“小灵通”网，再建“小灵通”是无法竞争的)，于是主动选择了SCDMA。仅此一例，也足以证明拆分垄断运营商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促进作用。
　　进入公网领域之后，运营商一般只愿意接受成熟的技术，因而对信威产品的要求非常苛刻。这种苛刻的要求甚至比对任何一家外国供应商还要严厉(因为中国的运营商存在着不信任本国技术的顽固意识)，例如信威的终端产品需要接受在一张报纸大小的空间内同时能够接通几十个电话的“疯狂实验”，而且绝不可能允许信威的技术人员像在大庆那样在校准过程中停止电信服务。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建网也会遇到新问题。在宝鸡，信威的技术人员发现在一片开阔地中，往左右多走几步，信号的信噪比差别就特别大，所以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网络进行优化。不过，经历了“大庆战役”的信威技术人员对自己产品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了如指掌，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倒他们。在解决了大范围组网的诸多难题后，1800M SCDMA成功登陆公网。
　　宝鸡组网之后，SCDMA还进入了成都市场，这是一个更大的网络。在“成都会战”中，由于网络规模更大，高层建筑、立交桥多，导致无线信号在空间传播的特性随着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同频”现象开始出现——即在特定区域会出现由于接收到同样频点的基站信号而无法识辨的情况，还伴随着有不同用户之间带宽抢占、相互干扰的问题。信威的技术人员通过增加基站，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在实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成都会战”的胜利结束标志着SCDMA系统已经可以进军大城市，与GSM、PHS等外国系统标准展开正面竞争。
　　1800M SCDMA能够迅速抢占市场，企业拥有的系统技术能力是关键。因为在不同的地区组网都可能遇到当地运营商和用户的特殊需求，而只有具备了系统技术能力，供应商才有可能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产品进行改进。信威的总工程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讲，跨地区交界的用户使用移动系统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由于终端接收信号的不正常切换而造成过多的漫游话费。而在信威组建的本地无线接入网络中，信威却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对系统做出改进，通过信号跟踪的方法避免“不正常”切换的产生，为用户解决问题，同时也为自己的产品争取了更多市场。因此，在早期看来是极为艰难的技术积累过程，最终给1800M SCDMA带来的是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从大庆到宝鸡再到成都，1800M SCDMA在市场的洗礼中逐渐壮大，并发发展成了中国第一个用户达到百万的无线通信事实标准。目前，SCDMA已经在很多南方城市大规模建网。建网的规模越大，系统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就越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用户需求都可能对信威的技术人员提出新的挑战。但每一次技术问题的成功解决都使SCDMA系统更加成熟和稳定。SCDMA的市场占有率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正在迅速提高。根据信威的官方数据来源，截止2005年7月底，SCDMA建网省份已达22个，网络覆盖地市级区域116个，放号规模达到207万户。预计2005年年内，信威和产业合作伙伴还将共同向市场投放300万部SCDMA终端。目前，SCDMA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网规模已经达到800万线，预计2005年底将突破1000万线。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信威公司以及SCDMA产业联盟企业加大了生产力度，其中，信威公司可实现年产基站2万套，终端300万部；SCDMA产业联盟已具备年产基站6万套，终端1000万部的产能。今年信威公司在SCDMA产品上的产值将达到30亿元。
　　2000年之后的几大战役为信威锻炼出来了一支年轻的、有战斗力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团队的开发流程、开发工具也不断正规化，与国际接轨。同时，随着信威项目的不断推进和信威在业内声誉的提升，这支队伍也在飞快的扩张之中。2003年是信威管理手段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是因为大庆油田专网的成功终于使得企业得以渡过在经营上的难关，同时年轻人的技术能力开始成长，此时来自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技术骨干将他们的技术开发管理经验逐步的扩散开来，公司开始在开发手段和管理手段上引进新的技术，不断正规化和流程化。作为一家专注于系统标准研发的企业，信威在2003年开始成立“总体办”，负责在系统层面上对研发目标、研发方法、研发方案与研发手段的选择。2005年这一部门转型为一个专门的“系统技术部”，从而有效地实现对系统技术的整合，而有利于越来越庞大的研发队伍的专业化分工。目前企业研发所使用的平台工具软件Sourcesafe，Project等已经与国际接轨，而在自开发专用开发软件上也已经基本完备；技术管理的专业化(由专门的技术管理部负责)、文档化也已经基本完成，一个对研发经验、技术知识进行有效地积累、扩散、在企业内部传播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2004年8月，SCDMA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发起者包括信威、大唐科技股份、深圳普天凌云、TCL通信设备、夏新电子、创维移动、中国振华科技、康佳集团、海信集团、广州金鹏通信以及联想集团等11家包括通信设备与终端制造的厂家。以后又有上海贝尔、锐迪科微电子、武汉虹信等各个产业联环节上的企业加入。
　　-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是系统标准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
　　从信威短短1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通过在应用的实践中不断改进是系统标准技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换言之，如果没有通过应用而逐步摸索的过程，那么再好的技术也不可能成功。几大会战在信威的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使企业走出困境，更重要的是使企业的技术能力在不断解决技术和其他问题的应用过程中成长起来。
　　高速发展的通信网络，不仅仅融合了越来越多的不同技术，而且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大、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网络本身也日趋复杂，这是通信技术的本质属性。应用空间的复杂性则从另一方面增加了电信网络的复杂程度。例如高楼、立交桥、大山、大河、树林、开阔地、流动的汽车等等空间特定的因素，都会影响电信信号的传播。从总的趋势看来，用户容量越大、需要的服务越复杂、空间环境越多样，出现新问题的概率也就越大——而具体问题是什么，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正是由于电信网络的复杂性，技术问题的产生更多地是体现为一种“概率事件”，而非一种“确然事件”。这种概率随着环境越复杂而越大，所以出现的问题绝对离不开环境本身。而在实验室里是绝对无法模拟复杂的应用环境的。例如，当网络越来越多，多个基站之间相互干扰，从基站到基站之间切换的变化等情况，在实验室是无法模拟的：实验室往往只能通过单基站信号的衰减或者有限几个基站之间的干扰与切换来模拟真实的情况。
　　因此，电信系统标准技术的完善与发展，必须通过不断的实验和测试来逐步解决，往往需要历经政府发放实验频率、通过小型测试网、大型测试网、商业试运营网等等阶段来不断检测和改进。但无论如何，大规模商业应用中所涉及的特定问题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应用才能发现，而且在特定环境条件中所产生的特定问题也只能在该环境下的应用中才能察觉。这种技术发展和完善的轨迹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是一样。例如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获得巨大成功的GSM标准，从它被推向市场以来就一直在不停地完善、修改，最近的版本直到2002年前后才最终稳定下来(而这种稳定依然带有开发方基于对市场的判断逐步把注意力和市场开拓行为放在新一代技术上去的原因)。在西方推出的一些技术，虽然也有一定的商业化推广，但最终也没有能够成为在技术上和商业上成熟的技术标准。因此，无论是从信威的“中国经验”还是从国外技术发展的经验看，通过不断扩大的网络应用来不断完善、改进，是任何电信系统性技术标准发展的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从企业本身的角度看来，正是通过在市场中不断摸爬滚打，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信威公司才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规范的技术研发流程。这一阶段从“大庆会战”的“实验室”方式不断发展，到2004年上半年基本上已经总结并转型成为一套现代化的开发流程。
　　SCDMA于2001年2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年8月又获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重大科技发明奖，2005年3月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每次获奖的理由当然是技术的先进性，但SCDMA在应用中改进的艰难历程提醒我们，中国有多少获奖的“科技进步”项目实际上是没有用处的，其中包括得不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而夭折的。因此，让中国开发的技术得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后仍然不得不再提大庆石油管理局通信公司，因为这个先锋用户对于SCDMA能够发展起来起到了如此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大庆通信公司经理郭书昌曾经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由于坚持采用这个系统，而且在系统还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就预付了款项，郭书昌本人曾经被怀疑有“不法行为”，并受到审查，两次差点丢了“乌纱帽”。但这笔2、3千万的预付款(分期支付的)对于信威和SCDMA来说却是救命钱。自主创新之所以比依赖外国技术要困难，原因就在于要承担风险；但我们的体制却至今没有为容忍创新的风险而做好准备。不能不指出，大庆通信公司的行为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二十年来有多少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机会被扼杀，难道决策者不应该深思吗？
　　大庆人最终迎来了可以自豪的时刻。2005年7月25日晚，大庆地区发生了一次地震。一时间，当地的GSM系统和固网系统都因无法处理话务量激增而瘫痪，只有1800M SCDMA网络畅通无阻。在那个容易引起恐慌的时刻，“大灵通”不仅成为当地居民与外界联系、互报平安的惟一手段，而且成为大庆石油管理局指挥抗震救灾和保障生产运行的主要通信工具(新华社报道了这一事件)。事件发生后，大庆通信公司经理郭书昌曾打电话给信威负责人，对“大灵通”在危机时刻的优异表现表示祝贺。但他和他的通信公司不也是参与缔造了SCDMA的英雄吗？
　　三、在市场点燃的技术之火一定会越烧越旺
　　技术一旦通过产品形式得到改进就会赢得市场，而有了市场，企业就有了可以继续投资技术开发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企业的技术能力是在持续的技术开发和改进中生成的，而累积性成长起来的技术能力必然导致企业的多产品扩张(Penrose, 1959; Chandler, 1962; 1990)。因此，一旦产品开发平台和能力发展平台建立起来，信威的SCDMA技术之火就只能越烧越旺。
　　-“村村通”选择了中国标准：自主技术系统的优势
　　在1800M SCDMA无线市话系统的基础上，信威又开发了400M SCDMA无线接入系统。400M SCDMA是在1800M SCDMA无线接入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频而开发出的一种适用于农村电信业务的新系统。目前这个系统已经成为“村村通电话”工程的首推解决方案，在很多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得到应用。
　　“村通工程”是信息产业部在“十五”计划期间旨在为农村地区提供电信普遍服务、帮助农村地区跨越数字鸿沟而启动的一项政府工程，它的目标是在2005年底要使全国95%以上的行政村通电话。由于多年来还没有通电话的地区一般都是人口较少、偏远落后的农村，采用传统的固网接入方式成本过高。而近些年发展迅速的无线接入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2003年9月在大庆召开1800M SCDMA鉴定会前后，信息产业部就开始与信威商讨把SCDMA系统用于村通工程的可能性。除了SCDMA具有性能好、组网成本低等原因之外，当时信产部还面临一个必须应对CDMA450的迫切问题。CDMA450是在美国高通的CDMA平台上衍生出来的无线接入系统，属于3G技术(具有视频功能)。虽然这个产品是由华为经高通专利授权而开发出来的，但它进入市场却从属于高通一贯使用的造成事实标准的战略。这种采用了450频段的产品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的正式许可，但由于一方面高通企图在中国市场上扩大安装基础，另一方面一些中国运营商企图以此来迂回3G牌照，所以就不宣而战地进入市场。如果它蔓延开来，就等于高通在中国政府的3G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在中国布设CDMA的3G网络，影响未来的市场走向。此外，中国的450MHz频段是为一些政府和军队等重要的专用通信系统预留的。因此，CDMA450在中国市场的蔓延将严重破坏中国政府的战略部署 。
　　当信产部寻找“村通工程”技术手段的目光落在SCDMA上时，本来计划分配给它的是450MHz频段，信威也根据这个计划进行准备。但2004年2月，信威突然接到通知，这个频段将改为400MHz。由于原定在5月要对新系统进行测试鉴定，所以系统改频的时间只剩下3个月，而通常设备商产品改频需要9个月的时间(摩托罗拉的系统设备改一次频需要两年)。改频从用户接收到的产品说明书看来，只是一个频率应用上的不同，然而在技术上，却意味着在整个系统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做出相当的调整。例如在SCDMA系统使用的天线阵中，8根天线之间的距离是按照波长计算的，一旦频率变化，天线阵布置必须跟着变化，与之相关联的是从发射到算法的各个环节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这样的挑战，信威研发团队再次充满激情地投入战斗，以通过开发1800M系统而锻造出来的技术能力在短期内解决了所有问题，到5月就使400M SCDMA的试验系统实现了通话。但信威终究绕不过去一个坎，就是在投产前必须等待3个月的元器件供应周期 。就在等待元器件的期间，中国电信对还没有采用正规元器件的400M SCDMA试验系统进行了测试，认为性能不好。此前，由于“大灵通”的出现而影响了“小灵通”的市场，中国电信本来就对信威心怀不满，这下抓住把柄，于是不顾信产部的禁令，转而去铺设CDMA450的网(这是图2中信威第三次跌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CDMA450相比，虽然400M SCDMA没有数据传输功能，但频谱利用率更高、成本更低、覆盖范围更大。2005年2月，信产部在陕西榆林召开“400MHz SCDMA农村无线接入系统生产定型鉴定会”，通过对该系统进行的278项测试，通过了产品的生产定型鉴定。
　　实际上，进入农话市场也是信威一贯的战略重点，她从1998年就开始关注将SCDMA应用于解决农村通信问题。所以一旦农话市场出现机会，信威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系统解决方案上，频率变低后基站的覆盖面积更大，信号绕射能力更强，可以更好的适用于农村偏远地区人口分散、地形复杂的特点，而且系统的建设、维护费用也远低于传统的有线环路系统。举例来说，一个基站的覆盖半径可以达到55公里，如果一个县的用户量达到几百个，有的县建设一个基站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村，而且对于一般山区一两百米的山峰，信号都可以绕过去，所以SCDMA系统在农村地区应用具有极好的前景。虽然400M SCDMA和1800M SCDMA在技术平台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针对中国广大农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信威在系统结构上进行调整，设计了多种组网形式，如单BSC系统，LSCC多组网等，从而更好地实现为农村地区提供高性价比电信服务的目的。
　　在产品上，信威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例如，信威考虑到了农村用户的特殊需求，在电话终端上加载话费立显功能，可以每次通话后计费，不仅方便了农民邻里之间的电话使用，甚至使农民可以直接将终端带到集市上，以公用电话的形式创收(因为是无线接入，所以电话终端可以在覆盖区随意挪动)。这样的产品设计就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地区打电话难和电话利用率不高之间的矛盾。信威在系统上也增加了新的功能，例如加载了农村地区自然灾害、紧急事件的通讯预警系统等，并为农村政务提供64Kb/s无线数据服务的系统产品等等。可以说，400M SCDMA系统根据农村市场特点的二次创新同时创造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村通”工程给了信威一个机遇，但能抓住这个机遇靠的是信威长期积累起来的系统技术能力。对于政府决策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信威的经验证明自主创新和自主技术能力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多么重要。
　　外国技术标准难以按照中国的市场需求(尤其是农村市场需求)来调整其系统功能和成本结构。中国之所以有“村通”问题的存在，除了我国农村收入水平低和缺乏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原有的电信标准在成本结构上无法满足这些市场的需要。成本结构不仅仅取决于供应商的价格战略，也与其系统的技术解决方案密切相关。在实现普遍服务的思路由“地面”(固定有线电话)转向“空中”(移动或者无线接入)之后，“村通”之所以仍然是瓶颈，正是由于原有GSM和CDMA系统的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在偏远农村地区实现通话对于运营商和用户来说都不经济。此外，有的外国标准本身就不适应中国农村市场所需的系统功能，例如PHS(“小灵通”)的基站覆盖面积小，在城市中只能到达数百米的距离，即便在农村地区由于用户密度小而覆盖面积有所扩大，但也绝不能与400M SCDMA数十公里的基站覆盖范围相提并论。外国技术标准难以满足中国村通市场的需求还有产业链上的原因，即由于一项标准(或者说技术系统)涉及到产业链上的大量厂商，从系统设计到芯片和终端，而这些厂商大多都是国外厂商。即便是中国的运营商有意对系统进行改频或者系统性能上的改变，但一方面整个系统技术的主导权控制权都在国外厂商手里，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运营商还是个别国外厂商都难以组织起整个产业链从而针对中国市场的特定需要而联合进行改进。所以对外来标准的任何改动都会很困难，例如450M CDMA在信息产业部三令五申在全国范围内(除西藏)禁止使用之后，迟迟无法改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SCDMA在村通项目上的快速发展说明了两点道理：第一，只有产生于中国的系统标准，才能为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提供符合本国市场需要的解决方案。才会根据农村市场的需求设计出多种不同的组网方案，并开发出这些组网方案中的所有设备。自从诞生之日开始，SCDMA就是在整个国家的电信频率规划框架之内发展的，所用频率巧妙地切入到GSM的保护频带之内，从而既利用了资源，又遵循了国家整体信息化战略的发展。400M SCDMA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改频，并开发生产出全部配套产品，也只有掌握系统技术的企业才可以做到。如果没有信威这样拥有专利、标准以及产品开发能力的中国企业，实现“村通”就仍然要使用其它国外标准和技术。那样的话，不仅政府对无线电频率的全局规划必然被打乱；而运营商也将会在“建网-营运”的成本收益和普及电信服务的义务之间踌躇不前。偏远、不发达地区的农民什么时候、按什么价格、获得什么样的服务而用上电话，还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第二，信威在村通项目上的迅速进步，建立在信威已经有了1800M SCDMA成功建网经验的基础之上。前面的经验使信威的技术人员对SCDMA系统的技术特性和无线接入产品的市场需求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了开发新产品的能力。这证明了本报告反复强调的主题：只要有实践应用的机会，本土技术和本土技术能力就可以不断进步。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鸿沟一直都是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村通”只是在面对“数字鸿沟”的过程中遇到众多问题的其中之一。通信网络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会因为不同的物理空间、不同的需求特征而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所以不仅农村市场会呈现出本土特点，而且任何通信网络都会随着复杂性的增加而逐步呈现出本土特点来。外国提出的技术标准，往往也是基于其本国的市场特征和需求特征。因此在采用外国标准时，很多本国市场运营中所出现的特殊情况只能通过运营商的“网络优化”来弥补：如增加直放站，增加基站等等。这种手段尽管有效，但必将增加建网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解决“村通”问题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信息化过程的关键因素是发展出来基于中国市场特征的技术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结构)，而达到这个目标只能依靠本土企业的创新。

-SCDMA向宽带技术挺进
　　经过市场的锤锻，1800M SCDMA和400M SCDMA(两者都属于SCDMA的R3版本)已经成熟，这为SCDMA系统开发平台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威目前正在开发属于SCDMA R4和R5版本的McWiLL(Multi-Carrier Wireless internet Local Loop)，它是继SCDMA无线本地环路接入系统之后针对高速数据传输的需要而开发的一种无线宽带城域网接入系统。McWiLL仍然基于SCDMA的技术平台，沿用了时分双工(TDD)的传输模式和智能天线、上行同步等核心技术，因而具备了SCDMA系列产品频谱利用率高、覆盖范围广的一般优点。但同R3版本的SCDMA相比，McWiLL采用了多载波传输、软件无线电、自适应调制、联合检测、SWAP+无线空中接口协议等技术(智能天线和软件无线电被国际通信界公认为第四代移动通信关键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原有SCDMA技术的数据带宽瓶颈。因此，McWiLL能够在移动环境下提供更高速的数据传输 。
SCDMA系统平台的演进

R4版本的McWiLL主要针对的是数据传输服务，目前已经获得了试验频段分配，并在广州和重庆铺设了试验网络(其中重庆网已经开始商业运营)。通过安装专用网卡，笔记本电脑、PDA等移动终端设备，McWiLL可以在网络覆盖范围内实现上行1M、下行2M的全移动宽带接入数据传输 ，用户可以轻松享受互联网浏览、高速数据下载乃至通过VoIP方式实现的视频、语音通讯服务。R5版本的McWiLL目前正处于样机研发阶段，它除了在技术性能上比起现有的R4版本将有较大提升之外，市场定位也将不仅限数据传输，而且根据B3G要求设计出一种融合语音通信和数据通信的全移动电信网络标准。
　　McWiLL所针对的无线宽带城域网领域是当前全世界高新技术竞争的一个焦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回顾近十年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对人类生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就不难想象，以这两项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无线宽带技术将会有怎样的应用前景。一旦这项技术得到发展，以其巨大的潜在市场，将完全有可能对ICT行业进行一次新的“洗牌”。因此，各国ICT行业巨头都已经将目光瞄准了这一领域，以各种产业同盟、技术论坛等形式，试图在该产业全面提速之前在技术路径上(体现为专利和标准)把握主动，形成新一轮的先发优势。虽然目前无线宽带领域规模市场还未形成，商业模式也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围绕技术标准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各种面向未来的无线宽带传输技术可谓百舸争流。除了国际电联3G标准的增强型技术之外(例如WCDMA的增强标准HSDPA，它的目标就在原有3G系统的基础上提供14Mbps左右带宽的数据传输)，从IT行业逐渐兴起的各种互联网技术也开始由有线互联向无线互联发展。这一体系很多标准都来源于位于美国的一个国际性的专业技术组织：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近年来英特尔主导的Wi-Fi(802.11)和WiMAX(802.16)都是基于IEEE的协议标准。除此之外，一些公司在掌握了关键技术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无线接入标准，例如Flarion Technologies公司的FLASH OFDM技术，ArrayComm 公司的iBurst技术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最近高通公司花6亿美元收购了Flarion Technologies公司。这个收购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表明高通终于认可了多载波宽带技术；二是通过控制关键专利，高通准备在宽带技术领域重演它在CDMA上的技术垄断。
　　信威致力开发的R5版McWiLL在研发之初就设定了较高的技术目标。它的各种技术参数都不亚于HSDPA和WiMAX等标准，有些方面甚至更强(R5版的上下行带宽将分别达到12Mbps和24Mbps，移动速度80km/h)。信威的McWiLL可以说是目前在无线宽带接入领域里，在标准层面上唯一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技术，仅这一点它存在的意义就非同寻常。毋庸讳言，由于这类技术极强的网络效应，和任何一种面向未来的无线通讯标准一样，McWiLL失败的风险是很大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McWiLL虽然要面对WiMAX等强大对手的竞争，但如果将这些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主导企业的情况做一比较就会发现，McWiLL与其它标准相比在技术先进性、技术路径的选择以及产业化速度上都是具有优势的，这些优势来源于信威在技术能力上长达十年的积累以及SCDMA产品在市场化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
　　如果要看清McWiLL的技术路径，首先应该将它与未来将在同一领域竞争的其它技术做一比较。正如前面提到的，目前面向未来的无线宽带标准(分为无线接入标准和移动性标准两种)大都属于国际电联(ITU)和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两大阵营，在两个组织内部也各自存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标准。McWiLL除了与TD-SCDMA本属同源之外(但也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与其它的技术基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将McWiLL与HSDPA等3G增强技术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优势在于语音功能相当成熟，而且能够通过现有的3G网络直接升级，实现宽带数据业务。但缺点是这些标准相对封闭，起步较晚。在数据传输方面，这些增强型标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3G各个标准在数据服务(带宽)上能力不足而提出的。相比之下，SCDMA R5版本的前身R4就是一个专门提供数据服务的标准，已经在两个地方组建实验网络和商用网络，而且目前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运营商已有了要上的打算。就建网进行测试与商用这一点来说，McWiLL已经早早开始起步。而SCDMA R5版本则致力于建立一个综合语音和数据业务的混合网标准。
　　另一方面McWiLL与WiMAX的技术路径也不同。WiMAX是一个名义上非营利性的技术论坛，它的主要目标是推动IEEE 802.16标准的应用，凡是达到该标准相关技术指标且满足互通互联要求的设备可以获得WiMAX认证，它的主导企业是在全球具有规模庞大产业联盟的英特尔，中国企业中兴、华为也是WiMAX论坛的成员。WiMAX的核心技术走的是IEEE互联网技术路线，该组织成员的专利技术共享性更高、灵活性更大，而技术变化的速度更快。WiMAX联盟虽然目前声势很大，但它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参与的企业过多，各种技术、利益协调的成本必然上升，这势必会影响技术的商业化速度，WiMAX迄今没有任何大规模组网的经验，仍然处于概念阶段(WiMAX的商业化运营目前预计要到2007年才能开始)。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对无线电频率的管理，WiMAX从诞生之初就面临着频率分配问题的困扰。
　　与WiMAX不同，McWiLL走了一条依托于市场形成事实标准的道路。虽然目前阶段信威公司在独立开发McWiLL，但这样做却可以明显加快产品的市场化进程，R4版本已经商业组网就是最好的体现。虽然只有R5版本的McWiLL才可以在技术性能指标上真正超过WiMAX，但一直处于在应用中持续改进的SCDMA系统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经验优势。此外，一些专家指出WiMAX采用的语音技术并不适合语音通信(WiMAX所实现的VoIP通话效果一般)。英特尔虽然是芯片行业巨头，但它从来就没有在语音服务领域的技术经验，将来会面临许多问题。而信威多年来一直在语音通讯领域发展，积累了大量相关设备开发和市场经验，R4版McWiLL又让企业开始进入数据网络领域，能够具备这两方面的经验让信威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McWiLL完全可能在应用上走在WiMAX的前面。总之，信威在战略上选择了依托市场形成事实标准的有效途径，在战术上McWiLL产品市场定位明确，走了一条兼顾语音、数据的中间路线，这些对于形成下一代无线通讯标准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
　　McWiLL将来有两条发展路径可以选择。如果这项技术在无线城域网领域继续挺进，对中国企业在ICT产业上把握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定位于无线城域网就意味着McWiLL要和IEEE体系内的WiMAX正面竞争，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McWiLL完全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IEEE的标准绝非具有必然的权威性，它所体现的仍然是相关主导企业及其同盟者的商业利益，英特尔推动IEEE 802.16标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其芯片的销售。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IEEE体系内还有另一个面向无线城域网技术的标准802.20，它的主导企业是刚被高通收购的Flarion Technologies和其他公司。据说这一标准在移动性上更胜一筹，但实际上它和WiMAX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即便都在IEEE的框架内，两个标准的支持者绝对是泾渭分明，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只能用商业利益来解释。而如果McWiLL能够加快产业化速度尽早而成为事实标准，不仅会自然得到运营商的认可(得到国际技术组织的正式认可并非企业推动一项技术的必要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是到那时候中国企业将可以在ICT行业占据产业链的顶端。
　　另一方面，如果McWiLL走3G增强技术的发展路线，那么它对于中国的3G战略将具有重要意义。3G技术是在不断演进的，在目前国际电联的3G技术体系必须与宽带数据传输加以结合的关头，McWiLL恰巧地“后发先至”，就所能提供的带宽而言，从技术指标的定义上就超越了3G原有的技术指标。McWiLL技术在标准上的“后发先至”以及在局部网络上的测试和商用试运营经验，为我国提出TD-SCDMA的增强型标准提供了一种宝贵的选择。同时，信威目前所推出的任何SCDMA解决方案，都与TD-SCDMA一样是基于原有的SCDMA平台，并且R4-R5版本恰好采用了多载波技术和ODFM技术——这正是目前我国3G增强型标准的发展方向。因此，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如果McWiLL加以适当调整完全能够成为TD-SCDMA的增强型技术。从而与HSDPA、CDMA2000 1xEV-DO等其它面向宽带数据服务的3G增强标准展开竞争。所以无论McWiLL下一步如何发展，它的成长将会对中国ICT行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
　　四、走出中国主导技术轨道(标准)的战略意义
　　SCDMA与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TD-SCDMA共同代表了中国通信工业在系统标准层次上的技术进展，标志着中国在这个领域中的技术进步已经从追赶型转变为赶超型。当处于“追赶型”模式时，追赶者的战略目标是缩小与先进者的差距，实现追赶的途径是不断通过包括引进、技术许可、模仿和反求等方法进行产品开发以掌握先进者的技术，追赶者的主要竞争武器是在技术能力增长过程中的低成本。但是，追赶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尽管在追赶过程中往往会有许多创新，但由于追赶者的技术轨道是由先进者所主导的，所以二者之间的差距可以缩小，但却永远无法消除。在ICT工业领域，系统标准就是追赶模式所无法逾越的最终差距，也是追赶者可能被领先者再次甩开的威胁来源 。
　　相比而言，在“赶超型”模式下，赶超者的战略目标是绕过先行者的壁垒而进入技术前沿，实现赶超的途径是走出不同于先进者的自主技术轨道，而一旦自己的技术轨道在一定范围内(例如本土市场)成为主导设计，赶超就会得到实现。当然，与追赶者相比，赶超者必须掌握新技术的源头，虽然并不意味着只有自己做出所有的重大发明才可以走自己的技术轨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必须从更接近技术源头的地方开始，所以赶超者必须经历时间更长、更艰苦的产品化过程。赶超者走出主导技术轨道的过程比先行者更艰难，是因为后进者的技术发展面临着先行者的壁垒和压制，包括市场的不信任(经常表现为品牌效应)。但“赶超”比“追赶”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赶超模式将使自己的技术发展不再受外国技术轨道的主宰，而且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
　　虽然SCDMA和TD-SCDMA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但它们已经显示出对于以核心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本土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证明了系统标准对于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支持中国的系统标准成为主导技术轨道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系统标准是追赶者的最终技术壁垒
　　中国通信设备工业曾长期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上个世纪40到50年代，整个国际的通信手段尚处于固网机械或机电交换以及电报的时代，通信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所以中国的通信设备水平在那个时代尚可与国际看齐。但中国通信工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从60年代开始被迅速拉开，而且在90年代之前都一直存在被逐步拉大的趋势。60年代是程控交换技术和数字技术出现的阶段，而这些技术也决定了系统标准越来越重要，所以中国在新技术及其运作方式上的落后是技术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通信网络的广度与复杂度不断增加，对互联互通的要求也日渐提高，系统标准作为协调通信网络中不同厂商设备信息交换的关键环节也越来越重要。但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认识到标准问题的重要性，甚至于中国的通信标准委员会是在2003年才成立的(此前的中国无线通信标准研究组 是一个非正规的组织)。失去的时间正是国际通信新技术以及通信标准迅速发展的阶段。
　　中国通信工业在固网通信的程控交换机时代与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都进行过技术追赶，但差距始终都存在。在程控交换机时代，中国通信工业还处于部门管理体制下，政府各部委对企业支持的力度很大，无论是在前期的技术消化吸收，还是对企业开发项目的投资，还是对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都对国内产业的迅速起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在程控交换机时代的7号信令的联合攻关是一次重要的攻关项目：七号信令是解决不同厂商的产品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的关键协议；当时邮电部联合几大部位组织会战，掌握了七号信令的处理方法，这对整个中国程控交换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通信工业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92年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学院开发成功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在于04机不是跟踪仿制出来的，而是开发团队在深厚的计算机技术基础上，采用了极富创造性的技术方案开发出来的。在这个创新的影响下，大唐、华为、中兴和金鹏相继开发成功大规模数字程控交换机。中国企业在90年代中期的崛起打破了中国市场的“七国八制”格局(从七个国家的企业引进了八种制式的交换机)，使得以线数为单位的程控交换机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快速下降，导致了一场通信革命——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电话的普及。
　　与本报告主题直接相关的是，中国通信企业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崛起离不开当时的市场条件。从80年代后期起，“分权让利”的改革和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潮使中国的电信设备市场演变为一个高速成长但管理分散的市场，各级电信局都有采购权；同时，完全开放的7号信令标准使各个厂商的交换机都可以在各个层次插入通信网络。这种竞争性市场条件给了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以巨大的机会。在早期，由于核心网络已经被外国设备占满，以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得不从边缘市场向核心市场迂回，从C5级市场(农村网和本地网)开始，逐步向C3-C1级市场(长途网)渗透。这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之所以能够走通，就是因为中国电信设备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使中国企业能够找到切入点和生存空间。今天，中国品牌的程控交换机已经基本上占据了中国新增的市场(包括跨国公司主动退出这个领域)，但如果当时的中国电信设备市场是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那么中国今天就不会有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企业。
　　但是，在程控交换机阶段取得突破的中国电信设备工业在移动通信阶段再次遇到壁垒。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在移动通信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意味着中国企业需要时间进行追赶；其次，移动通信设备市场远比固网设备市场集中，而且移动通信系统的市场锁定(业内称之为“跑马圈地”)效应要大得多，意味着对后来追赶者的市场壁垒更高。
　　在第一代移动通信(模拟制式)的时代，中国厂商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仿制者，而且只是局限在无线网络终端(大哥大)的仿制上。在这一阶段，由于核心元器件的技术与生产都掌握在国外主导厂商手里，所以这一产业在国内当时并没有充分发展开来 。在第一代移动通信的仿制，由于中国厂商尚未掌握核心技术而没有成规模地发展起来。
　　在第二代移动通信(2G)时代，中国电信工业在，但却被挡在了家门口的本土市场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电信工业在这个阶段的技术突破集中于在外国标准之下的产品开发(追赶模式)，而不是在标准层次上的开发。为帮助理解问题之所在，第二代移动通信GSM系统是一个如下的结构：MSC(核心交换)→BSC(基站控制器)→BTS(基站)→MS(终端)，如图所示。
GSM组网简单示意图

(1)MSC与BSC之间的接口称为ABis接口。ABis接口虽然是一个国际标准接口，但在2000年之前，中国大陆市场上所有进口设备的ABis接口在硬件上都是封闭的。只有在2000年之后，根据当时信息产业部以市场进入为条件作强制性要求，才勒令所有外国厂商开放了ABis接口。(2)BSC和BTS之间的接口称为A接口，这个接口在数量上繁多(因为BTS占据了系统的主要部分)，作为一种空中接口，它们体现了空中通道的构建模式以及数据信息流的传递模式等等，但在标准上是一种企业标准，至今仍然由各个企业封闭着。(3)从基站BTS到终端设备MS之间的空中接口虽然高度开放，但这也只能保证各厂商所生产的终端设备都能在同一通信标准的网络下使用。
　　与可以通过公开的7号信令把不同厂商的设备插入网络的固网阶段相比，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具有相当的封闭性。移动通信网络的采购往往采用先布网，后加密扩容的程序，即BSC的采购往往主要在早期进行，而在扩容阶段则通过不断地增加BTS来实现。运营商一旦采用某个厂商的设备布网，在扩容时还要采用同一个厂商的设备。移动通信系统的特点还导致运营商的采购集中化，例如到1999年，中国电信已经用GSM把国内3000多个县城覆盖了，其扩容又是一条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因为扩容的内容主要是增加BTS)。
　　事实上，大唐、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设备的开发上实现了更快的追赶，但却由于移动通信系统的特殊技术性质而难以进入市场。1992年6月，国家计委和邮电部将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研究(GSM)项目的攻关任务下达给邮科院(大唐集团的前身)，到1998年正式推出GSM商用系统。随后，华为、中兴也都开发出GSM设备。但因为不同厂家产品之间的A接口无法互通，所以作为后进者的中国企业无法把自己的产品接入到中国运营商已经采用外国设备构建的网络中去。迫使中国企业又不得不重复一条从边缘到核心的道路。尽管华为、中兴后来在GSM的边际网和智能网领域获得突破并夺取了重要市场 ，尽管中国企业的进步迫使口设备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但中国企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设备市场的总量始终很小。到2000年，中国企业在手机、基站和移动交换机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仅有5%、4%和9%。
　　中国通信设备工业在第二代移动通信阶段遇到的困境从反面凸现了系统标准的重要性，意味着中国通信技术的追赶必须从单个产品技术上升到系统技术的层次上。如果中国企业不成为标准的制定者或者参与者，则不仅在知识产权，而且在产品开发和市场都会受到严重制约。
　　抽象地说，无论是固定通信系统中的7号信令，还是第二代移动通信中的A接口，都体现为通信系统逻辑架构的一种技术实现。换句话说，系统标准的内在涵义充分反映了整个系统的设计者(标准提出者)是如何在各层之间实现自己的整体方案的，例如某层与某层之间如何搭建数据交流的通道，反馈机制如何建立等等。对于核心技术提出者或者说，标准提出者而言，这些关键技术与关键接口是一个把构思付诸现实——即寻找到切实可行技术实现方案的过程，而所有这些方案都会以专利的形式被保护起来。
　　对于没有参与标准制订过程的追赶者来说，产品开发既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攻关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宛如猜谜般的艰难技术探索过程——因为开发者必须首先是弄明白标准制订者在整个系统的技术结构和逻辑结构上是如何构思的。即使能够开发出产品来，也面临着标准制订者收取专利费的问题。这种在技术上的“先-后”、“难-易”逻辑反映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就体现为进入市场的“先-后”、“难-易”顺序。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固定通讯、第一和第二代移动通讯市场中，中国企业往往只能从模仿、组装开始，成为每一个市场的后进者，并且出于产业链附加值的低端。这既与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发展阶段有关，但是更直接作用的是“系统技术”主导“产品”，“研发”主导“生产”的逻辑决定的。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核心网市场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华为和中兴，却都在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的海外市场上取得重要进展？我们的判断是这与持有标准的外国企业目前采取较为宽松的知识产权政策有关：第一，目前WCDMA和CDMA2000正处于争取成为主导技术轨道的早期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公认竞争战略是，少收或不收专利费的手段来推动标准的普及，促进安装基础(installed base)的扩大(夏皮罗和瓦里安，2000)，当市场锁定效应产生之后再收紧知识产权控制。实际上，中国DVD工业陷入专利费困境的轨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第二，可以验证这个命题的证据是GSM的竞争战略。GSM没有收专利费，原因不在于标准主导企业放弃了对知识产权的控制，而是在于它们采用了不开放接口的战略，即通过封闭系统来锁定市场，以求获得最大的产品市场份额。目前GSM的高赢利阶段已过，其技术已经相当普及，所以目前GSM联盟正在准备向手机生产商收取专利费。第三，在第三代移动通信阶段出现了中国提出的标准TD-SCDMA，它在中国市场的前景尚未清晰，外国企业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苛刻的专利费要求。华为中兴都是中国的优秀企业，发展出来极强的产品开发能力，同时也通过不断的产品创新而具有在外国标准中追加专利的能力。但它们毕竟还没有在系统标准上的开发。从逻辑上讲，一旦TD-SCDMA被废弃，而中国市场被锁定在外国标准上，外国企业必将收紧知识产权政策，那时华为、中兴将遇到现在还无法充分感受到的困难。
　　因此，只有在系统标准上取得突破，一个国家才能在ICT工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环节上获得优势。就通信设备工业而言，这种重要性体现为通信的系统标准与核心芯片设计、底层控制软件开发等等重要技术环节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只有系统标准的提出者才能完全掌握该标准的设计逻辑和算法逻辑，所以如果缺乏与系统标准设计者的密切知识互动，想要挺进核心技术环节的企业就只能通过一个反向工程来“揣测”、模拟如何实现系统标准设计者的逻辑架构，但这是一道很难跨越的门槛。
　　虽然以90年代初研发成功大规模数字程控交换机为起点，中国通信工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上取得很大成就，但长期以来我国在通信设备领域还没有培育出本土的核心芯片设计企业 ，所以在基站芯片和手机芯片等领域都依赖于外国供应商。除了受半导体工业基础条件的制约，更重要的原因是通信芯片设计企业很难在远离标准制订过程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手机工业最近几年的大起大落。1998年之后，中国手机企业通过外观设计创新(如折叠翻盖、镶嵌饰物、五颜六色等等)、低成本制造和市场营销创新在本土市场上实现了突破，其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甚至在2004年的上半年一度冲至50%的高点。但中国企业却一直无法摆脱技术“空芯化”的弱态，甚至迄今能够在手机的三层软件结构中做到第二层软件设计的企业都凤毛麟角。由于在技术上依赖外国供应商，当跨国公司迅速学会了中国企业在外观设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看家本事时，中国企业却在每次技术演进的转折期(例如从黑白转向彩色显示，铃声上的转变，显示技术的提高，附加摄像头等装置，摄像像素提高，等等)都要落后于跨国公司3-6个月才能推出相应的产品，终于导致本土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了触目惊心的回落。媒体普遍把中国企业的溃败归咎于缺乏核心技术，但大多数人却不知道，中国企业是很难在外国企业主导的系统标准下突破核心技术的。如果外国企业开征使用GSM标准的专利费，中国手机企业将进一步受到打击。
　　-在系统标准上的突破就是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的突破
　　掌握系统标准、走自主技术轨道的重要性也正在被中国在标准上的进展所证明。只是在TD-SCDMA的产业联盟逐步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电信工业才第一次拥有了核心芯片设计企业 ，手机终端制造厂商才第一次有可能与上游的芯片设计商和设备制造商互动研讨手机系统的开发。目前，TD-SCDMA联盟的展讯、天綦、凯明(由大唐、普天、德州仪器、诺基亚、LG、迪比特等企业建的合资企业)、重邮信科都已经开发成功手机芯片。3G阶段的趋势很清楚，欧美将继续在CDMA2000、WCDMA芯片领域保持优势(目前95%的CDMA芯片供应是由高通垄断)，而中国芯片惟一能够突破并具有优势的就是TD-SCDMA领域。
　　同样，SCDMA1800M系统的手机原来使用的是外购的通用芯片。从2003年开始，信威与大唐微电子筹划启动SCDMA专用芯片项目，计划在系统的各个层面由与大唐微电子合作设计的专用芯片代替通用芯片。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信威从2004年5月联合大唐微电子公司、中关村的锐迪科公司和上海捷顶微电子公司开发“大灵通”手机的专用芯片。正是由于掌握系统标准所导致的系统设计和性能指标定义等能力，这个联盟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开发成功了“大灵通”手机专用芯片。目前，信威已经向大唐微电子和锐迪科各分别下了100万片基带芯片和射频芯片的订单，这是中国自主开发的芯片在无线电通信领域第一个上百万单位的订单。“大灵通”手机使用专用芯片后，元器件数目从原来的404个减少到233个，使手机的体积更小、更省电，而且还提高了可靠性。专用芯片项目的起步，使得潜在的合作伙伴可以便利地在芯片上二次开发，便于专利控制与保护，因而为组建产业联盟奠定了技术基础。
　　很显然，系统标准制定者的出现，使得本土企业有机会在产业发展的早期就认识到整体系统(尤其是其产品相应的)的逻辑路线与可能的技术解决路线，这无疑对于专业厂商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形成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的帮助；有机会能够通过知识、信息的互动，通过企业之间在产业合作关系中的协作，从而跨越在追赶时期人为设置或本质存在的技术壁垒——这正是为何技术发达国家(标准提出者)能够长期通过把持核心技术、核心部件的设计从而获利，而技术追赶者(标准跟随者)尽管可以提高最终产品的组装、生产量，却在向高附加值产业环节挺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的原因。芯片工业在设计上的突破，必然能带动市场上对芯片制造的增长；同时芯片制造业与芯片设计者之间的互动协助，也正是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企业在通信的系统技术和标准上的突破，给整个产业链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还远不仅是芯片工业。现代通讯设备业是一个多元技术融合的产业，与之紧密结合的产业包括软件业(嵌入式软件)、检测仪器、终端设备、各种半导体制造工艺、材料科学等等；而终端设备中又分为手机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工艺、手机面板设计、手机各层软件、手机外观设计等等，通过与系统标准技术研发商的知识共享、交流、互动，是使我国整个工业获得在产业高端的“据点”，从而为整个产业向附加值高端进行结构调整带来可能。通过这一突破，不仅使得中国厂商可以在产业初期打破原有的绝对技术壁垒和相对技术壁垒(即人为设置的技术障碍)，在产品上挺进核心网络，更关键的是，它是中国通讯设备工业在芯片等一系列关键元器件上迅速提升的发动机，能够诱使整个本土产业链产生质的飞跃。
　　由此可得的一个推论是：本土企业在系统标准技术上的突破，是我国整个通讯设备工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全面挺进的一个关键。而这个庞大产业的崛起，将为我国的高科技人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必须强调是因为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必将是以人的技能，尤其是以组织和团队形态出现的人的技能为基础的。只有本土系统技术的发展，才能为本土高科技人才提供在技术上系统化的、在形式上企业化(团队化)的就业机会，从而形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能力提升的基础。这种造血功能，是组装制造业永远不能提供的。而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在ICT领域目前发展较好的产业，也将能通过多元的技术融合，通过半导体、通过电子技术这些领域技能的增长从而向其他ICT工业扩散。因而，我国在通信系统技术上的突破和在这个产业上的能力提升，对于中国整个产业格局的转变，都是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的。
　　在系统标准技术上进行研发的企业，不仅仅在产品上与从模仿制造起步的企业存在不同，而且在企业行为上也同样存在不同。如信威在整个企业的研发流程中，“系统设计”占据了提纲契领的重要地位，系统技术部门通过对系统目标、系统方法、系统方案的控制和发展，把握企业技术发展的方向；系统设计师的工作是定义产品系统，而不仅仅是实现市场上别的产品已有的既定功能。因而，信威和大唐移动这样的系统设计者的崛起，为中国不仅是在通信设备制造业，而且是在整个ICT工业培养了最早的一批面向市场的系统设计者。
　　我们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指出，技术是演进的，所以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是在应用中的持续改进。同理，通信标准是永远处于演进过程的技术系统，其演进动力来自对提高频谱利用率以及增加服务种类的需求。作为不同时期的系统技术而言，在演进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技术范式之间的跃迁，即在时间上相邻的两种技术方案的整个技术思路都发生根本性的不同，例如移动通信中从模拟通信(第一代移动通信)到数字移动通信；但同样也有可能在特定阶段中，市场上主导的技术标准的演进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就3G而言，国际各方已经形成的共识都认为它必须是一个演进的技术体系，所以ITU已经要求提出增强型的3G标准 。3GPP 的时间表是在2005年11月份完成各国增强型标准的提交，标准化的工作最终要在2007年完成。目前关于3G增强型技术以及B3G技术(后3G)技术的讨论在国际电信界已经成为了新的热点，例如HSPDA等等。而我国也在近期开展了对增强型技术的讨论，并逐渐地主要由各个科研单位提出了多载波和OFDM(正交频率复用)两种技术解决路线 。
　　3G已经被公认为演进技术体系，这个事实要求中国的决策者站在更高的视角看待战略问题：第一，“增强型3G技术”或“B3G技术”这些概念的提出，意味着3G作为连续演进的标准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移动通信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中国在3G时代不选择中国的系统标准，而任由其他两种标准的技术轨道主导中国电信运营业的发展，那么中国必将再次度过一段相当长的本土电信系统标准“真空时期”。这个空白期对未来中国系统标准的发展只能是负面效用大于正面效应，所以必须抛弃任何“如果在3G阶段不行还可以在4G阶段干”的幻想。
　　第二，只有采用中国的标准才能为中国在技术系统的演进上带来主动性。依赖外国标准，不仅无法对产品的升级换代进行源代码级的研发，而且运营商要进行任何系统转型都必须得通过国外系统开发商才能够实现，而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例如目前在国内的PHS(小灵通)技术，占据了部分中国将用于3G的频率，但由于系统的改频将涉及到它的系统设计商、芯片设计商、设备设计商等等各个方面，从而对方根本就很难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国外市场而专门进行研发改动——哪怕在技术上，这种改动绝对称不上是难关。而反观只有国内标准才能提供这种自主演进的可能。例如信威就能把自己目前所有的系统频率都控制在GSM的保护频带之内(基于政府的频率规划绝不冲突)，而在具体的解决方案尚，在大庆的SCDMA网络面临大容量需求的时候增设LMCC作为整个网络的中枢，而在农话中设计了单BSC系统和LSCC组网系统，针对城市高端用户的数据需求而发展McWill系统(同样基于SCDMA平台)，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演进性。
　　因此，中国必须在3G阶段采用TD-SCDMA标准。由于3G的演进性质，所以TD-SCDMA也必须演进 。正如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由于必须等待国家的3G决策，TD-SCDMA迄今还没有得到在市场应用的机会，所以还无法证实自己的市场生命力(实际上WCDMA和CDMA2000也都还没有真正证实自己的市场生命力)。但从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TD-SCDMA得不到在市场应用中持续改进而发展起来的机会，中国电信工业在核心芯片设计、基础软件开发等等领域中刚刚成长起来的一大块本土技术能力都将随着系统平台的废弃而凋零。这不同样说明自主系统标准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吗？
　　由于TD-SCDMA还没有机会在市场应用中证实自己的生命力，所以力图将其边缘化的各种势力一直以散布对它的怀疑来阻挠它的应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SCDMA的十年市场之路为澄清是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SCDMA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技术可行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在市场上存活下来、发展起来，并且已经在中国无线市话和农村无线接入市场上显示出巨大潜力。这个经验证明，中国自主开发的系统标准是具有市场生命力的，所以与SCDMA技术同源的TD-SCDMA也同样可以具有市场生命力。TD-SCDMA目前所缺的，无非是一个在市场应用中得到持续改进的过程。
　　虽然都是系统标准，但TD-SCDMA和SCDMA走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前者以未来的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为目标，通过国际电信标准组织的正式程序被认定为国际标准之一，然后开发整个系统的设备，等待。后者则定位于边缘的固网无线接入市场，以市场变化为技术研发的导向，通过不断的市场应用走事实标准之路。两条路径受到两个系统标准的技术性质(一个是整个移动通信系统的标准，另一个是局部无线接入的标准)的影响，因为市场应用的机会不同而各有其必然性。尽管不同，但两条路径都反映出中国系统标准的重要性，都反映出中国系统技术进入市场的困难性，也都反映出中国政府必须在推动中国技术轨道方面有所作为。
　　两条不同的路径及其背后的技术多样性为中国的3G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TD-SCDMA并非孤军奋战，而是拥有一个同血缘的兄弟。作为目前国内最有市场经验的系统技术，SCDMA的宽带无线接入技术McWill恰恰可以成为TD-SCDMA增强型版本的技术选择，共同构成无线通信领域完整的标准体系，使中国具备更自主地进行国家通信结构的布局能力。由于两个系统的成长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所以中国政府有能力协调两者的关系，推动它们成为中国通信市场上的主导技术轨道。

本报告以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反复证明了一个主题：给中国的新技术以应用机会是推动自主创新的一个关键战略环节。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市场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不仅技术只有进入市场才能获得使技术研发能够持续下去的收入来源，而且技术本身也只
有以产品的形式在市场应用才能得到持续改进。就本报告所集中分析的电信标准问题来说，具有经济意义的标准不是指写在技术文本上的规范，而是在市场竞争中成为主导技术轨道(主导设计)的系统。关注标准的应用机会问题，就是关注一个标准从技术文本上的规范成为市场主导设计标准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中国开发的所有标准都只能是实验室的“玩具”，而中国的标准战略就永远是一句空话。基于这个主题以及面对TD-SCDMA和SCDMA发展中情况所发现的问题，我们最后给出三个结论。
　　(一)中国的市场必须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服务
　　中国的市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项宝贵的战略资源。就消费者人数来说，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民族市场，而且其经济规模20年来也一直在高速扩张。这样一个市场的价值是能够既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提供成长的空间，也为源于本土创新的新技术和新工业提供发展的可能性。
　　但是，本国的市场资源并不见得总是能够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直到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因为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只能征收全世界最低水平的关税，而且还曾经丧失了关税自主(1929年恢复)。这样一个规模巨大而又开放的市场曾经对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自己却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年间沦落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甚至在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现代工业之后，中国的市场也没有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提供足够的服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20世纪前半段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本国的市场不能贡献于本国的经济发展，其原因在于政治，而不是经济，所以中国革命的发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市场如果在开放的条件下能够贡献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第一，市场开放只能是在中国主权框架下的开放，而中国市场体系的培育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处于中国政府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框架之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下形成的，这种政治框架至今仍然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即使是WTO(世界贸易组织)也不过是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组织。主权、行政、法律和政策的框架是保证中国市场具有促进中国发展的战略含义的政治前提，任何认为开放就是“政府什么都不管”的想法是错误的，只能导致任人宰割。在这个框架下，政府可以通过影响需求来拉动新技术和新工业的发展，在中国政府能够直接影响采购决定的重大装备领域，对中国企业产品的采购政策必须从保护和促进本土技术能力发展的意义上来考虑。
　　第二，中国市场在各个工业领域都必须形成竞争性结构。直到今天，在中国的经济管理工作中仍然保留着浓重的传统计划经济思维，经常以避免重复浪费为由限制竞争。值得深思的是，限制竞争的做法经常是与依赖外国技术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优惠外资而置中国企业于不公平竞争地位的政策同样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实际上，关于竞争和技术进步之间的重要关系早就在理论上得到确认：为什么看上去存在大量“重复浪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长期技术进步的效率上超过了不允许这种“浪费”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是演进的，其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一个允许存在多样性的竞争体制不会扼杀任何只能事后才能证明其潜力的技术路径(Nelson, 1996)。中国二十多年的经验同样证明，竞争性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成长是自主创新的基本动力。中国家用电器工业和彩色电视机工业的崛起都是在这些工业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之后实现的。数一数今天这两个工业的领头企业，其中有几个是当年的“定点企业”？中国汽车工业是另一个例子：二十年保护“三大集团”垄断地位的结果是导致整个中国汽车工业都奇特地与外国企业的技术垄断结合在一起。直到近年来逐渐形成竞争性市场条件，中国汽车工业才实现了以自主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技术进步。
　　上述两个要素是互相联系的：中国市场如果不处于中国政府的管制框架之下，就不会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必然遭到垄断企业的操纵。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正在遇到垄断的问题。就国内来源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垄断的问题，因为那时也没有竞争的问题，整个经济的运行服从国家的直接协调。垄断问题是在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产生的。由于市场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中国出现了一方面拥有着经济利益动机、同时又继承着行业管制权力并享受着不许民营资本进入特权的“企业”，特别是在包括电力供应、铁路和电信服务等等在内的运营部门。就国外来源而言，跨国公司利用技术和财力的优势来遏制本土企业的竞争，本身就是它们竞争战略的本能。如果英特尔、微软都在欧洲、日本等国遭到过反垄断调查和起诉(微软在本国也曾经受到过反垄断起诉)，那么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具有垄断倾向还是一个需要怀疑的问题吗？
　　中国电信市场的垄断特征是垄断运营商与外国企业的技术垄断非常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对于中国在这个领域中的技术进步更加危险。数一数在中国各大电信运营商的领导班子里，有多少从信产部“下凡”的官员。相比之下，在中国电信设备企业(不管是民营还是国营的)的领导班子中，又能找到几个从信产部“下凡”的官员。仅仅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在中国电信工业中，运营商和设备商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平等关系。来自中国电信市场的大订单曾经数次挽救过陷入危机甚至破产边缘的跨国公司，如爱立信、朗讯、北电等企业。中国的电信市场还曾经充当过外国技术获得改进的试验场：富士通的F150数字程控交换机是因为中国把它作为“先进”技术而引进才得到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GSM只是在中国采用之后才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大规模推广开来；连GPRS(2.5G的GSM)的大规模组网也是从中国开始的，而这些网络投入费用高昂，所以中国无形中再次扮演了外国系统技术在商业化运营方面具有世界意义的“小白鼠”；PHS作为一个类似“无绳电话”的落后技术系统，却在中国大行其道，投入运营的网络规模几乎是日本原产地的10倍之巨，等等。如果中国没有做出技术上的努力倒也罢了，但到90年代末就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上取得突破的中国企业，由于外国企业的技术壁垒只能获得本土市场的一点点份额，这其中没有垄断因素作孽？
　　运营商的垄断结构及其对国家创新能力目标的忽视是造成中国电信设备企业技术进步与本土市场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电信运营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以打破垄断、造成竞争性市场结构为基本原则。只有这样，中国的技术才能有得到应用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中国市场具有规模优势，而大规模市场对于主导技术轨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市场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利用好这个资源的关键步骤就是给中国技术以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
　　(二)中国的标准战略要从支持TD-SCDMA和SCDMA做起
　　本报告已经不厌其烦地分析了系统标准对于中国工业特别是在ICT领域中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对于标准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有了重视，甚至提出了实施“中国标准战略”的计划。但在实践中，以至于当TD-SCDMA和SCDMA这样重要的系统标准出现后，却仍然面临着如此之多的障碍。如果不根据具体案例提供的线索去克服这些障碍，中国开发的标准就会不断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实施中国的标准战略只能从支持TD-SCDMA和SCDMA做起。
　　支持中国标准的基本方式是保证其进入市场的机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打破运营商的垄断。例如，目前只有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拥有SCDMA无线接入的牌照。当这两个运营商不愿意在上海组建“大灵通”网时，铁通却非常希望能够在上海组网，但苦于没有牌照而不得其门。同样，如果松动垄断，让TD-SCDMA有机会在局部区域组建试商用网，也会大大加快它的成熟。中国的垄断运营商总喜欢说，我们是企业，希望在选择标准上享有自由。但他们从来不说自己享受着多大的垄断权利，更不会说自己在无偿占用着不可再生的国家频率资源。如果中国政府按照西方国家的做法征收频率占用费，中国的运营商就必须每年从自己的利润中至少向国库缴纳400-500亿元。说他们是无辜的自由竞争者，谁相信呢？
　　当中国政府直接支持标准时，应该执行开放性的标准战略，即政府通过频率发放所支持的系统标准必须能带来整个产业链上的全局意义。通信工业中最稀缺、最关键的资源是频率，频率的分配、使用都是排他性的，而频率又是毫无争议的国家资源。因而政府的战略和态度将对系统技术研发企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客观现实不仅再次强调了“政府战略”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了政府战略在“战术”层面上的重要性。
　　通信设备市场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说，电信服务具有典型的、强烈的“网络效应”；而对设备制造商来说，它们的顾客是数量非常有限的运营商，所以运营商的选择对系统标准的生存具有直接的作用。正是因为电信市场的特性，所以政府必须执行一种开放性的标准战略。这种开放战略对于运营商方面是坚决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对于系统设备开发企业来说，则推动系统性标准知识在本土产业联盟中的共享、扩散和互动，促成从“系统技术突破”到“产业群体突破”。只要站稳这个立场，政府就可以而且应该使运营牌照的发放从属于支持本国标准的国家战略。
　　目前的发展情况证明，自2002年底以来形成的TD-SCDMA联盟是政府这种支持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该联盟在TD-SCDMA发展相对滞后的基础上，在成立之后仅仅2-3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实现了对整个产业的覆盖，形成了从核心网设备到接入网设备、到芯片、到商用终端、到仪器仪表等一系列企业。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联盟成立之初建立的制度框架，使大唐集团在专利上的共享 和源代码级的知识交流互动对联盟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政策对国内产业产生的拉动作用，与只支持个别企业发展的效果是无法比拟的。
　　中国政府同样应该支持SCDMA系统标准的发展，而且同样应该以尊重和保障创新者收益权利的条件下采取开放标准原则。
　　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政府支持TD-SCDMA和SCDMA的重要一环是由政府出面协调TD-SCDMA和SCDMA的融合，即前者采用McWiLL作为增强型技术。这种融合首先符合两个系统标准各自发展的需要：一方面，TD-SCDMA必须提出增强型技术标准，但现在还没有比McWiLL更合适的技术，所以这样做可以解决TD-SCDMA继续演进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使SCDMA系统进入主流移动通信市场(即McWiLL进入3G频段)，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协调的无非是两方面的利益关系问题。只要处理好兄弟俩分家时没有处理好的问题，兄弟之间就有再度携手的可能。
　　但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符合国家3G的战略利益。根据最近媒体报道，在“WiMAX中国2005研讨会”上，信产部科技司的官员提出“WiMAX与TD-SCDMA融合，推动二者共同发展的想法” 。这恰恰说明围绕着TD-SCDMA的斗争是严肃的。如果WiMAX真的成为TD-SCDMA的增强技术，那么TD-SCDMA作为中国标准的战略意义就大大降低了。英特尔推动WiMAX的真正目的不是这个系统的发展本身，而是扩大英特尔的芯片市场，即英特尔的芯片将主导WiMAX的系统。由于这种目的，WiMAX标准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开放的，吸收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还披上了国际标准的外衣。但是中国政府不必被迷惑，如果由英特尔芯片主导的WiMAX系统成为主导技术轨道，中国的芯片工业不是仍然又被排斥在无线通信市场之外了吗？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TD-SCDMA，则一个外国标准就搭上便车，获得中国3G频段的市场；如果不再支持，那么中国标准的死亡不但无碍外国标准的生存，而且还会因为中国没有标准而在中国市场上更加运作自如。因此，如果采纳信产部官员的这种“融合”建议，无论TD-SCDMA是否成败，英特尔将永远坐收渔利。
　　正是因为面对着这样的威胁和斗争，所以可以显示出SCDMA系统发展的战略意义。但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电信工业中只有TD-SCDMA和SCDMA两个已经或面临产品化的系统标准，如果连这两个刚刚冒头的幼芽都不能得到支持，何谈中国的标准化战略？TD-SCDMA的技术优势不容否认，但完全有可能因为中国垄断运营商和外国公司的合谋而被挡在市场之外。同样，McWiLL完全可能在技术性能上超过WiMAX，但也完全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边缘化。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体制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是需要国家领导层的坚定政治决断，保证TD-SCDMA在主流电信网中单独组网，甚至优先组网。
　　(三)政治决断要求在政治层次上做出决策
　　政治决断是在政治层次上根据国家战略利益做出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问题上，当预期到“市场”的自发行为或局部利益主导下的决策会影响国家利益时，就需要政治决断。TD-SCDMA的应用之所以需要政治决断，是因为这个中国技术进步重要项目进入市场应用的机会受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结构的阻碍。如果没有来自这个结构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作用，中国开发的技术就会夭折。呼吁这种政治决断的目的不是干预市场本身的作用，而是保证市场的竞争性。本报告通篇讨论的都是“市场应用的机会”问题，而不是市场应用的结果问题，就是从理论上为市场竞争的作用留下了广阔空间。
　　在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经济问题上进行政治决断是任何主权国家的惯例。俄罗斯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的走向是政治决断，而不是纯粹由企业和部门做出的经济决策；美国不让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也是政治决断，因为其根据是美国政客想象中的战略利益，而不是尤尼科股东的利益；中国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实行零关税也是政治决断。这样的例子天天都在发生。因此，在这个开放时代是否还需要对经济问题做出政治决断，还是一个问题吗？
　　政治决断的关键是在政治层次上进行决策，使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的决策不受局部利益的左右。中国的“两弹一星”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就是政治决断，当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的时候，当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将军话“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的时候，他们“做不做”的决策根据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如果不做，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就受到重大威胁。因此，这件事在战略决策上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至于技术和财力可行性的问题只能包括在有关政治决断的考虑之中，并不构成独立的问题。
　　因此，政治决断只能由国家领导人承担决策的责任。虽然今天已经不是“两弹一星”的年代，但国家领导人仍然不断会面临从经济和技术领域产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问题。给不给中国开发的技术以应用机会是一个要不要自主创新的原则问题，所以不存在是否需要与运营商或者下层政府官员商量的余地。商量只可能存在于如何具体执行的技术层面上。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推卸领导责任。
　　必须对TD-SCDMA的应用做出政治决断，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利益。TD-SCDMA是第一个由中国提出并由中国企业主导开发的电信主干网系统标准，对于中国的标准战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SCDMA系统发展的经验证明，只要获得应用机会，中国开发的系统标准是能够具有市场生命力的。断定TD-SCDMA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不是根据运营商的眼前利益，不是根据部委的利益，甚至也不是根据大唐和信威等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利益，而是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能否发展的利益，根据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否实现根本转变的利益，根据中国的自主创新道路和创新型国家目标能否实现的利益。
　　面对21世纪的世界，中国必须学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实现技术进步。目前，中国的技术进步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时代，以国家的力量动员全部资源，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了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技术进步虽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因为体制性原因使经济发展的效率较低，也使技术进步难以为继。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代，通过放开搞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大程度地利用了国际资源，推动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但由于忽视了自主创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外国技术，致使中国大量的经济活动被压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上，由此而引起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中国正在进入的第三个阶段是要实现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在这个阶段，中国要走一条开放市场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通过更多的自主创新达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国家

竞争力。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加强自主创新应是中国在新世纪实现技术进步的主旋律。
　　标准之争是只能发生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的问题，并不存在于封闭经济时代，而中国要在标准层次上取得进展，就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坚持自主创新的典型努力。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中国的高技术能否获得市场空间。如果中国的标准能够在市场上站住脚，就意味着中国的技术轨道能够获得生命力而摆脱外国技术轨道的主宰，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进入技术的前沿或高端领域。因此，一旦中国的技术标准获得市场生命力，中国就会在高技术领域实现提升，而一旦中国在技术特别是高技术领域获得长足进步，中国就会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安全等方面获得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因为这种技术进步是通过开放市场竞争而实现的。这是面向开放的战略，而不是面向封闭的战略。最近一两年间，中国推动自主标准的努力已经引起了美国一些人的恐惧和喧嚣，甚至污蔑以“技术民族主义”，其恐惧的根源就在这里。但是，正如爱国主义是“美国民主”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一样，爱国主义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因此，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力求自己国家发展壮大的问题上不应有任何“模糊”和“内疚”。TD-SCDMA是中国政府在标准问题上所遇到的一次重大考验，是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的。因此，在保证TD-SCDMA单独组网的决策上，在支持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上，中国政府应该旗帜鲜明。我们真诚地期待着，给中国技术以更多的在应用中改进的机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9 23:22:25编辑过]

楼主贴的内容十分正确，小弟不才，正是大唐移动的员工，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ＴＤＳＣＤＭＡ单独组网的步伐已经不可阻挡了，测试进行的非常顺利，大家拭目以待，不能够再多说了[em07]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课题组”怪不得漏洞百出呢。

昨天晚上打电话跟我哥讨论，说如果3G牌照再不发，就不用发了。
拿3G来干什么？
上网，移动的GPRS现在有啊？联通的cdma 2000 1X也有高速数据功能。
干吗要花几千个亿搞重复建设？
谁用啊，如果就是为了中国电信/网通，把联通拆了，G网给电信，C网给网通。就行了。
我看用2.5G加上在所谓的“热点地区”架设Wi-Fi，足够了。
何必浪费钱
我看3G不用上了，直接上4G算了。

发展自己的标准是好的
但是自己的标准一定要技术上过硬
TD-SCDMA这种东西除了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
通过行政强制
挣点自己的钱（同样要交给别人很多专利费）
高通的很多基本专利大唐根本绕不过去
别说还有西门子的诸多专利
发展自己的企业是好的
但绝对不是打破市场的规则，用行政手段保护落后
你可以国家掏钱来支持研发
好好的搞个真正有用的东西出来
而不是搞一个破烂玩意
强迫大家用
这种思想太落伍了

“成功的绕过了高通的专利”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些高通的专利WCDMA都没有绕过去
TD-SCDMA的PN码是从哪里来的阿？正交Wash码呢？
每秒800次的快速功率控制呢？
还报告呢，真够无耻的。

科学家厉害嘛
人家也不易啦，况且....砝码嘛，叫得响才好杀价啊，要不高通这么死硬

很有战略眼光，是很不错的报告。
已阅！督促信产办尽快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