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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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作为占据并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那么，阎锡山和西安事变究竟存在什么微妙关系呢？阎锡山又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呢？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具有家亡国破之痛，希望能报仇雪恨；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接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27日，张、杨飞赴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六十六师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使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需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来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在密谈中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知无可再说，遂沮丧退出。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像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中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抗日爱国思想，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山西的抗日热潮，当时的记者刘江说:“纵观当时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山西的太原已成为广大革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之所向往的一块圣地。”阎的抗日倾向无疑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而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则是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
西安事变爆发后，无论是西安方面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站到自己的一边。
在西安方面看来，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紧邻事变发生地点，且实力雄厚，更为主要的是，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过从甚密，而且张、杨认为阎锡山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又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以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会议为商讨对策，连续开了数小时。对于张、杨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阎锡山似乎没有想到，因此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于是在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即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同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同时将此电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拟派亲信到南京去协商。发表者: 杂闻收藏家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作为占据并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那么，阎锡山和西安事变究竟存在什么微妙关系呢？阎锡山又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呢？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具有家亡国破之痛，希望能报仇雪恨；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接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27日，张、杨飞赴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六十六师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使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需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来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在密谈中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知无可再说，遂沮丧退出。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像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中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抗日爱国思想，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山西的抗日热潮，当时的记者刘江说:“纵观当时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山西的太原已成为广大革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之所向往的一块圣地。”阎的抗日倾向无疑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而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则是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
西安事变爆发后，无论是西安方面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站到自己的一边。
在西安方面看来，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紧邻事变发生地点，且实力雄厚，更为主要的是，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过从甚密，而且张、杨认为阎锡山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又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以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会议为商讨对策，连续开了数小时。对于张、杨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阎锡山似乎没有想到，因此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于是在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即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同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同时将此电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拟派亲信到南京去协商。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作为占据并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那么，阎锡山和西安事变究竟存在什么微妙关系呢？阎锡山又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呢？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具有家亡国破之痛，希望能报仇雪恨；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接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27日，张、杨飞赴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六十六师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使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需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来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在密谈中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知无可再说，遂沮丧退出。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像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中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抗日爱国思想，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山西的抗日热潮，当时的记者刘江说:“纵观当时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山西的太原已成为广大革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之所向往的一块圣地。”阎的抗日倾向无疑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而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则是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
西安事变爆发后，无论是西安方面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站到自己的一边。
在西安方面看来，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紧邻事变发生地点，且实力雄厚，更为主要的是，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过从甚密，而且张、杨认为阎锡山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又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以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会议为商讨对策，连续开了数小时。对于张、杨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阎锡山似乎没有想到，因此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于是在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即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同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同时将此电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拟派亲信到南京去协商。发表者: 杂闻收藏家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重要契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地方实力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作为占据并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的活动尤其显得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那么，阎锡山和西安事变究竟存在什么微妙关系呢？阎锡山又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呢？
事变前阎锡山与张、杨的立场具有一致倾向
西安事变前，面临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张学良丢失东北，具有家亡国破之痛，希望能报仇雪恨；杨虎城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本侵略的日益接近，希望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而阎锡山则处于西北抗战的前线，日军进犯华北后，就在阎锡山的家门口虎视眈眈。另外，阎锡山和张、杨对“剿共”抱消极态度，他们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些共同的考虑，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逐步形成了某种一致，从而最后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27日，张、杨飞赴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谈联共抗日的问题。张、杨的积极策动，加上5月25日被红军俘虏的晋军六十六师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被释放回来，并带来了毛泽东的信件，使阎触动很大。6月6日，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当杨虎城不久派其秘书蒲子政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提出联合起来逼蒋抗日的问题时，阎锡山态度明朗地表示:“虎城主张联合抗日，我们赞成，不过具体做法还需从长计议。”随后张学良派其秘书李金洲来太原，以私人身份与阎锡山晤谈。在密谈中阎锡山也表示了上述态度，并嘱李金洲转告张学良，“有机会将与张氏联合向委座进言”。李金洲返回西安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非常高兴，遂于10月3日亲笔致信阎锡山说:“尊意并手教拜聆之下，不胜雀跃，国事急矣，有我公一呼，抗敌之士必皆追随而起，可促成政府抗敌决心。事可为矣，国有济也，岂限于华北秦晋乎！”并派李金洲携带此信再次赴太原密谈。阎锡山读了张的信后，于10月13日复函说:“敌对绥远，势在必取，得兄慨允协助，弟胆壮多矣。抗战而胜，国家之幸；抗战而败，我辈亦可了矣。”经过多次交流沟通，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确实持与自己一样的抗日思想，因此，遂有了1936年10月31日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进谏蒋介石的举动。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国民党当局决定在洛阳进行祝寿活动。阎锡山与张、杨都出席了典礼，并进行了秘密交谈。在蒋介石祝寿典礼结束后，阎锡山与张学良联合晋谒蒋介石。张、阎当面反复申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而蒋介石则认为中共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调和，最后激怒了蒋介石。蒋严厉地质问张、阎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闻听此言，张阎二人知无可再说，遂沮丧退出。
阎锡山对山西抗日活动的默许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激荡与阎本人的抗日倾向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阎锡山的默许或暗中支持，山西抗日怒潮的高涨是难以想像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已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威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阎锡山喊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1936年11月23日，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了“守土抗战”的说法，电报中说:“日人得寸进尺，凶焰日张，全国动员，守土抗战，实为必要。”所谓“守土抗战”，阎锡山是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守土抗战？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的抗战行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抗日爱国思想，在阎锡山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从1932年起，太原市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植社”等大大小小的群众团体。这些团体都由政府提供经费，又由与政府有关系的人担任领导，直接或间接受阎锡山的支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于1936年9月18日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由阎锡山亲任会长。“牺盟会”的成立，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阎锡山还请薄一波回山西，并答应了薄一波的“约法三章”，默许共产党人到山西开展工作。于是，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对于山西的抗日热潮，当时的记者刘江说:“纵观当时抗日进步势力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革命圣地延安，山西的太原已成为广大革命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之所向往的一块圣地。”阎的抗日倾向无疑是形成山西人民抗日怒潮高涨的重要原因。而山西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则是阎锡山在西安事变爆发中所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态度。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后的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肯定了山西抗日运动的“突飞猛进”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
西安事变爆发后，无论是西安方面的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站到自己的一边。
在西安方面看来，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紧邻事变发生地点，且实力雄厚，更为主要的是，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过从甚密，而且张、杨认为阎锡山与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非常希望也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理解和支持。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又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以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接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深夜，阎锡山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会议为商讨对策，连续开了数小时。对于张、杨发动“兵谏”，扣留“元首”，阎锡山似乎没有想到，因此大感意外，在会上说:“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明显表示对张、杨的举动不满。于是在收到张、杨电报的次日，即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的“寒电”中以责备的口气说:“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同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于国家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同时将此电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拟派亲信到南京去协商。
在南京方面，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在处置西安事变问题上产生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双方争执甚烈，且互不相让。在这种混乱情势下，各省地方实力派对事变的反应遂成为影响国民党当局决策的举足轻重的因素。而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身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陆军一级上将，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在国民党内和军队内部都有较大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阎锡山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所以孔祥熙曾直言不讳地说:“阎伯川的地位很重要，兀论是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正是这样，孔祥熙于事变次日致电阎锡山，对阎锡山说了很多好话，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可见，阎锡山在当时的分量是多重。
正是因为阎锡山觉得“小六子”张学良做事鲁莽，加以责备，在此认识基础上，阎锡山就自然站到了南京中央政府一边，而“背叛”了张、杨。
阎锡山成为西安事变的”调停人”
由于阎锡山成为各方面倚重的人物，这样一来，历史在事变一开始，就把阎锡山推上了“调停人”的地位。阎锡山不禁踌躇满志，自感身价倍增，可以左右逢源，并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积极活动，斡旋于各方面之间。
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电报的同时，又以“寒午电”发给行政院长孙科，电报中称:“元电诵悉，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允应适宜。”他在电报中还表示支持孔祥熙提出的促使蒋介石先到太原转赴南京的意见。
南京方面获悉阎锡山的态度后立即作出反应，14日电请阎锡山出面，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希望阎“迅速密加运用，或派要员前往尤佳”，随后孔祥熙又发一“感电”，要阎锡山“致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宁”，说“弟即邀中央负责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同时决定派黄绍赴太原与阎锡山磋商调停事宜。
12月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在听了事变的详细经过后，“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命令秘书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正是因为阎锡山觉得“小六子”张学良做事鲁莽，加以责备，在此认识基础上，阎锡山就自然站到了南京中央政府一边，而“背叛”了张、杨。
阎锡山成为西安事变的”调停人”
由于阎锡山成为各方面倚重的人物，这样一来，历史在事变一开始，就把阎锡山推上了“调停人”的地位。阎锡山不禁踌躇满志，自感身价倍增，可以左右逢源，并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积极活动，斡旋于各方面之间。
12月14日，阎锡山在回复张、杨电报的同时，又以“寒午电”发给行政院长孙科，电报中称:“元电诵悉，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介公安危至巨，鄙见以为处理允应适宜。”他在电报中还表示支持孔祥熙提出的促使蒋介石先到太原转赴南京的意见。
南京方面获悉阎锡山的态度后立即作出反应，14日电请阎锡山出面，劝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希望阎“迅速密加运用，或派要员前往尤佳”，随后孔祥熙又发一“感电”，要阎锡山“致电汉卿，促其亲送介公赴宁”，说“弟即邀中央负责人前往晤商，则一切问题，有我公居间保证”。同时决定派黄绍赴太原与阎锡山磋商调停事宜。
12月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在听了事变的详细经过后，“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命令秘书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从阎锡山的调停活动来看，总的来说是倾向于反对内战的，客观上促成了西安的“三国四方”会谈。例如:支持宋子文兄妹的西安之行，阎锡山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称:“子文兄此行，尤为适宜之举”，并“为他们与西安领导人谈判提供了方便条件”，希望他们通过与张学良和平谈判“解释蒋介石和避免内战”。而正是由于宋氏兄妹的西安之行，才迫使何应钦同意把轰炸西安的期限由12月19日延至22日，又从22日推到26日，最后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在蒋介石被扣期间，阎还及时向南京转述西安情况和张、杨的重要电文十余次。12月17日当阎从张、杨代表李金洲处了解到变起经过后，便立即令其秘书电报南京政府，“倾汉卿派人乘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一面先集合所部，切实告以，如中央认彼应受国法，不准有一人抗命”，并“嘱此阎派员赴陕看视介公起居实况”，同时在山西报纸上刊登“号外”，报道西安代表来晋、蒋介石安全无恙等消息。这不仅有利于安定人心，而且粉碎了何应钦封锁西安消息，编造蒋介石被杀，制造混乱的企图。
中共的立场转变受到阎的一定影响
近年来档案资料的解密利用，说明了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态度的转变过程。开始是主张“反蒋抗日”，而后是要求“审蒋”，最后才主张“联蒋抗日”。其中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压力作用，也有中共本身对政策、形势判断的认识转变。但是不可否认，作为地方实力派、当时又是以“调停人”身份出现、各方面都看好的阎锡山，对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影响。
事变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提出了“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当时中共是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当成两个单独的问题看待的。会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公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在18日，中共政策有了变化，在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电报中，中共坚持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同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有条件释蒋的政策，表明这时中共开始把和平解决事变与释放蒋氏两者统一起来了。随后，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对蒋的处置要“和平解决”，从而完善了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从13日还要求“审蒋”，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同意“释蒋”，其间仅隔了6天，中共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事变爆发后，一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忌恨的地方实力派，并没有响应中共要求惩办蒋介石的主张。相反，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这种形势正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审蒋”到“释蒋”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两次会议之间的六天客观形势的发展。正如张闻天所说的‘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加充分’。客观形势展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营垒中包括一部分原来对蒋不满的实力派在内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在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的反应无疑最受中国共产党的重视。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中共的立场转变受到阎的一定影响
近年来档案资料的解密利用，说明了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态度的转变过程。开始是主张“反蒋抗日”，而后是要求“审蒋”，最后才主张“联蒋抗日”。其中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压力作用，也有中共本身对政策、形势判断的认识转变。但是不可否认，作为地方实力派、当时又是以“调停人”身份出现、各方面都看好的阎锡山，对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影响。
事变第二天即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提出了“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当时中共是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当成两个单独的问题看待的。会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公开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在18日，中共政策有了变化，在致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电报中，中共坚持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同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有条件释蒋的政策，表明这时中共开始把和平解决事变与释放蒋氏两者统一起来了。随后，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决定对蒋的处置要“和平解决”，从而完善了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从13日还要求“审蒋”，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同意“释蒋”，其间仅隔了6天，中共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阎锡山在内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事变爆发后，一向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忌恨的地方实力派，并没有响应中共要求惩办蒋介石的主张。相反，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这种形势正是中共中央决定由“审蒋”到“释蒋”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两次会议之间的六天客观形势的发展。正如张闻天所说的‘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加充分’。客观形势展现的问题之一，就是在蒋介石被扣后，国民党营垒中包括一部分原来对蒋不满的实力派在内出现了一股‘拥蒋潮流’。”而在这些地方实力派中，阎锡山的反应无疑最受中国共产党的重视。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