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微妙变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7:27:43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微妙变化
2007年01月22日 15:27北京晚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
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
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微妙变化
2007年01月22日 15:27北京晚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
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
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