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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
发布时间：2003-1-18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文章作者：宋超
西汉时，汉朝统治者曾长期实行“和亲”之策以缓和与匈奴族紧张对峙的关系。汉匈和亲，实际上可以分为“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不同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作为汉匈和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汉朝女性又有着不同的形象与命运。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汉廷平城之战失败后，刘敬首献“和亲之策”。刘邦遣“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此类和亲可视为第一类模式，即在汉匈承认互为“兄弟之国”的前提下实行和亲。《汉书·刘敬传》载刘敬向刘邦解释与匈奴和亲原因时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遣嫡长公主外嫁，厚遗奁资，“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可毋战以渐臣也。”虽然刘敬刻意强调只有遣身分尊贵的嫡长公主才能使“蛮夷必慕”；然而刘邦最终未遣长公主出塞，其中原因似乎不单是由于吕后的哭阻，或如后人所云长公主已嫁、“刘敬之言悖矣”等因素，更可能是刘邦考虑其可行性甚微，而以“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其后惠、吕、文、景及武帝初年，基本上均遵此模式实施和亲。汉匈双方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不在于和亲女性的身份上：汉廷关注的是匈奴在得到以和亲名义输送大量财物后对汉的态度；而匈奴更多关心的是汉廷所输金帛等财物的数量。《汉书·匈奴传》文帝遗老上单于书曰：“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汉宦官中行说因不满朝廷强遣其奉宗室女和亲而降匈奴，在驳斥汉使对匈奴习俗的指责时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否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等等，均是明显的例证。
汉武帝元光年间，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爆发，已实行六十余年的汉匈和亲政策中断。战争使汉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武帝后期，和亲之议重新提及，但由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的汉廷，不肯再在互为“兄弟之国”的基础上与匈奴和亲，坚持要以匈奴为“外臣”，遣单于太子入汉为质，即由所谓“兄弟”式的和亲，变为匈奴在臣服于汉的前提下的和亲；而匈奴则以“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为由而拒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逐出单于庭，为寻求汉廷的支持，首次遣子入侍，称臣朝汉，为汉匈重行和亲创造了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元帝改元“竟宁”，以志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并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匈恢复和亲使北境首次出现长期平静的状态，史称“三世无犬吠之警，藜庶无干戈之役”。王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及其兄子和亲侯王歙、展德侯王飒等，也为两汉之际汉匈关系重新调整做出许多贡献。
在长达六十余年汉匈“兄弟”式和亲期间，众多担负“和亲”重任的汉宗室公主无一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身份不如宗室公主尊贵的后宫良家子王昭君，不仅出塞前后的自身经历及其在匈奴所生子女的事迹均史有详载，而且衍生许多新的故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完全以史乘阙载来解释。
对于前一类“和亲”，当时已有许多人对朝廷“屈尊纡贵”与匈奴和亲表示强烈不满。贾谊指斥汉与匈奴和亲“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云云，当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汉廷君臣也在“和亲”与“击之”“孰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只是由于在军事上汉廷并没战而胜之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北境的安宁。在汉廷与匈奴对峙不占优势的形势下，和亲对汉匈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反映于史书记载中，或对出塞和亲汉女个人之命运避而不谈，或以“和亲”云云笼统言之，似乎已为一种成例。但对于第二类形式的和亲，在匈奴臣服既成事实、汉廷的尊严得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昭君出塞意味汉廷对呼韩邪单于的全力支持，正如匈奴颛渠阏氏所云：“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及其子女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紧张的对峙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汉匈和亲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作用的关注逐渐淡化，只有美女昭君的故事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如果说《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和亲事迹尚属实录，那么《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已经增添了诸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等故事性情节。再至乐府诗人笔下，则出现了“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等所谓“昭君怨”、“昭君叹”之类的歌咏之作。透过这些故事与歌咏，或能为我们探讨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
发布时间：2003-1-18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文章作者：宋超
西汉时，汉朝统治者曾长期实行“和亲”之策以缓和与匈奴族紧张对峙的关系。汉匈和亲，实际上可以分为“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不同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作为汉匈和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汉朝女性又有着不同的形象与命运。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汉廷平城之战失败后，刘敬首献“和亲之策”。刘邦遣“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此类和亲可视为第一类模式，即在汉匈承认互为“兄弟之国”的前提下实行和亲。《汉书·刘敬传》载刘敬向刘邦解释与匈奴和亲原因时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遣嫡长公主外嫁，厚遗奁资，“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可毋战以渐臣也。”虽然刘敬刻意强调只有遣身分尊贵的嫡长公主才能使“蛮夷必慕”；然而刘邦最终未遣长公主出塞，其中原因似乎不单是由于吕后的哭阻，或如后人所云长公主已嫁、“刘敬之言悖矣”等因素，更可能是刘邦考虑其可行性甚微，而以“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其后惠、吕、文、景及武帝初年，基本上均遵此模式实施和亲。汉匈双方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不在于和亲女性的身份上：汉廷关注的是匈奴在得到以和亲名义输送大量财物后对汉的态度；而匈奴更多关心的是汉廷所输金帛等财物的数量。《汉书·匈奴传》文帝遗老上单于书曰：“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汉宦官中行说因不满朝廷强遣其奉宗室女和亲而降匈奴，在驳斥汉使对匈奴习俗的指责时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否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等等，均是明显的例证。
汉武帝元光年间，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爆发，已实行六十余年的汉匈和亲政策中断。战争使汉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武帝后期，和亲之议重新提及，但由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的汉廷，不肯再在互为“兄弟之国”的基础上与匈奴和亲，坚持要以匈奴为“外臣”，遣单于太子入汉为质，即由所谓“兄弟”式的和亲，变为匈奴在臣服于汉的前提下的和亲；而匈奴则以“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为由而拒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逐出单于庭，为寻求汉廷的支持，首次遣子入侍，称臣朝汉，为汉匈重行和亲创造了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元帝改元“竟宁”，以志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并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匈恢复和亲使北境首次出现长期平静的状态，史称“三世无犬吠之警，藜庶无干戈之役”。王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及其兄子和亲侯王歙、展德侯王飒等，也为两汉之际汉匈关系重新调整做出许多贡献。
在长达六十余年汉匈“兄弟”式和亲期间，众多担负“和亲”重任的汉宗室公主无一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身份不如宗室公主尊贵的后宫良家子王昭君，不仅出塞前后的自身经历及其在匈奴所生子女的事迹均史有详载，而且衍生许多新的故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完全以史乘阙载来解释。
对于前一类“和亲”，当时已有许多人对朝廷“屈尊纡贵”与匈奴和亲表示强烈不满。贾谊指斥汉与匈奴和亲“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云云，当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汉廷君臣也在“和亲”与“击之”“孰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只是由于在军事上汉廷并没战而胜之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北境的安宁。在汉廷与匈奴对峙不占优势的形势下，和亲对汉匈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反映于史书记载中，或对出塞和亲汉女个人之命运避而不谈，或以“和亲”云云笼统言之，似乎已为一种成例。但对于第二类形式的和亲，在匈奴臣服既成事实、汉廷的尊严得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昭君出塞意味汉廷对呼韩邪单于的全力支持，正如匈奴颛渠阏氏所云：“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及其子女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紧张的对峙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汉匈和亲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作用的关注逐渐淡化，只有美女昭君的故事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如果说《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和亲事迹尚属实录，那么《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已经增添了诸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等故事性情节。再至乐府诗人笔下，则出现了“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等所谓“昭君怨”、“昭君叹”之类的歌咏之作。透过这些故事与歌咏，或能为我们探讨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发布时间：2003-1-18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文章作者：宋超
西汉时，汉朝统治者曾长期实行“和亲”之策以缓和与匈奴族紧张对峙的关系。汉匈和亲，实际上可以分为“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不同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作为汉匈和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汉朝女性又有着不同的形象与命运。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汉廷平城之战失败后，刘敬首献“和亲之策”。刘邦遣“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此类和亲可视为第一类模式，即在汉匈承认互为“兄弟之国”的前提下实行和亲。《汉书·刘敬传》载刘敬向刘邦解释与匈奴和亲原因时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遣嫡长公主外嫁，厚遗奁资，“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可毋战以渐臣也。”虽然刘敬刻意强调只有遣身分尊贵的嫡长公主才能使“蛮夷必慕”；然而刘邦最终未遣长公主出塞，其中原因似乎不单是由于吕后的哭阻，或如后人所云长公主已嫁、“刘敬之言悖矣”等因素，更可能是刘邦考虑其可行性甚微，而以“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其后惠、吕、文、景及武帝初年，基本上均遵此模式实施和亲。汉匈双方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不在于和亲女性的身份上：汉廷关注的是匈奴在得到以和亲名义输送大量财物后对汉的态度；而匈奴更多关心的是汉廷所输金帛等财物的数量。《汉书·匈奴传》文帝遗老上单于书曰：“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汉宦官中行说因不满朝廷强遣其奉宗室女和亲而降匈奴，在驳斥汉使对匈奴习俗的指责时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否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等等，均是明显的例证。
汉武帝元光年间，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爆发，已实行六十余年的汉匈和亲政策中断。战争使汉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武帝后期，和亲之议重新提及，但由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的汉廷，不肯再在互为“兄弟之国”的基础上与匈奴和亲，坚持要以匈奴为“外臣”，遣单于太子入汉为质，即由所谓“兄弟”式的和亲，变为匈奴在臣服于汉的前提下的和亲；而匈奴则以“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为由而拒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逐出单于庭，为寻求汉廷的支持，首次遣子入侍，称臣朝汉，为汉匈重行和亲创造了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元帝改元“竟宁”，以志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并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匈恢复和亲使北境首次出现长期平静的状态，史称“三世无犬吠之警，藜庶无干戈之役”。王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及其兄子和亲侯王歙、展德侯王飒等，也为两汉之际汉匈关系重新调整做出许多贡献。
在长达六十余年汉匈“兄弟”式和亲期间，众多担负“和亲”重任的汉宗室公主无一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身份不如宗室公主尊贵的后宫良家子王昭君，不仅出塞前后的自身经历及其在匈奴所生子女的事迹均史有详载，而且衍生许多新的故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完全以史乘阙载来解释。
对于前一类“和亲”，当时已有许多人对朝廷“屈尊纡贵”与匈奴和亲表示强烈不满。贾谊指斥汉与匈奴和亲“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云云，当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汉廷君臣也在“和亲”与“击之”“孰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只是由于在军事上汉廷并没战而胜之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北境的安宁。在汉廷与匈奴对峙不占优势的形势下，和亲对汉匈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反映于史书记载中，或对出塞和亲汉女个人之命运避而不谈，或以“和亲”云云笼统言之，似乎已为一种成例。但对于第二类形式的和亲，在匈奴臣服既成事实、汉廷的尊严得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昭君出塞意味汉廷对呼韩邪单于的全力支持，正如匈奴颛渠阏氏所云：“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及其子女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紧张的对峙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汉匈和亲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作用的关注逐渐淡化，只有美女昭君的故事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如果说《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和亲事迹尚属实录，那么《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已经增添了诸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等故事性情节。再至乐府诗人笔下，则出现了“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等所谓“昭君怨”、“昭君叹”之类的歌咏之作。透过这些故事与歌咏，或能为我们探讨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
发布时间：2003-1-18 文章来源：学说连线 文章作者：宋超
西汉时，汉朝统治者曾长期实行“和亲”之策以缓和与匈奴族紧张对峙的关系。汉匈和亲，实际上可以分为“兄弟”式和亲与“臣服”式和亲两种不同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下，作为汉匈和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汉朝女性又有着不同的形象与命运。
汉高祖八年（前199年），汉廷平城之战失败后，刘敬首献“和亲之策”。刘邦遣“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此类和亲可视为第一类模式，即在汉匈承认互为“兄弟之国”的前提下实行和亲。《汉书·刘敬传》载刘敬向刘邦解释与匈奴和亲原因时说：“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遣嫡长公主外嫁，厚遗奁资，“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可毋战以渐臣也。”虽然刘敬刻意强调只有遣身分尊贵的嫡长公主才能使“蛮夷必慕”；然而刘邦最终未遣长公主出塞，其中原因似乎不单是由于吕后的哭阻，或如后人所云长公主已嫁、“刘敬之言悖矣”等因素，更可能是刘邦考虑其可行性甚微，而以“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其后惠、吕、文、景及武帝初年，基本上均遵此模式实施和亲。汉匈双方关注的焦点似乎都不在于和亲女性的身份上：汉廷关注的是匈奴在得到以和亲名义输送大量财物后对汉的态度；而匈奴更多关心的是汉廷所输金帛等财物的数量。《汉书·匈奴传》文帝遗老上单于书曰：“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汉宦官中行说因不满朝廷强遣其奉宗室女和亲而降匈奴，在驳斥汉使对匈奴习俗的指责时说：“汉使毋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否则“候秋孰，以骑驰蹂乃稼穑也”等等，均是明显的例证。
汉武帝元光年间，汉匈之间大规模战争爆发，已实行六十余年的汉匈和亲政策中断。战争使汉匈双方均付出巨大代价，因此在武帝后期，和亲之议重新提及，但由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在军事上已占据优势的汉廷，不肯再在互为“兄弟之国”的基础上与匈奴和亲，坚持要以匈奴为“外臣”，遣单于太子入汉为质，即由所谓“兄弟”式的和亲，变为匈奴在臣服于汉的前提下的和亲；而匈奴则以“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为由而拒绝。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逐出单于庭，为寻求汉廷的支持，首次遣子入侍，称臣朝汉，为汉匈重行和亲创造了条件。《汉书·匈奴传》载，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朝时，元帝改元“竟宁”，以志纪念“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并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汉匈恢复和亲使北境首次出现长期平静的状态，史称“三世无犬吠之警，藜庶无干戈之役”。王昭君在匈奴所生子女及其兄子和亲侯王歙、展德侯王飒等，也为两汉之际汉匈关系重新调整做出许多贡献。
在长达六十余年汉匈“兄弟”式和亲期间，众多担负“和亲”重任的汉宗室公主无一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身份不如宗室公主尊贵的后宫良家子王昭君，不仅出塞前后的自身经历及其在匈奴所生子女的事迹均史有详载，而且衍生许多新的故事。究其原因，恐怕不能完全以史乘阙载来解释。
对于前一类“和亲”，当时已有许多人对朝廷“屈尊纡贵”与匈奴和亲表示强烈不满。贾谊指斥汉与匈奴和亲“是入贡职于蛮夷也，顾为戎人诸侯也……长此何穷！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特居此”云云，当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实际上汉廷君臣也在“和亲”与“击之”“孰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只是由于在军事上汉廷并没战而胜之的把握，所以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来换取北境的安宁。在汉廷与匈奴对峙不占优势的形势下，和亲对汉匈战争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反映于史书记载中，或对出塞和亲汉女个人之命运避而不谈，或以“和亲”云云笼统言之，似乎已为一种成例。但对于第二类形式的和亲，在匈奴臣服既成事实、汉廷的尊严得到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昭君出塞意味汉廷对呼韩邪单于的全力支持，正如匈奴颛渠阏氏所云：“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及其子女的事迹被详细记载下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紧张的对峙已成为历史，人们对汉匈和亲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作用的关注逐渐淡化，只有美女昭君的故事引起人们诸多遐想。如果说《汉书·匈奴传》所载昭君和亲事迹尚属实录，那么《后汉书·南匈奴传》就已经增添了诸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等故事性情节。再至乐府诗人笔下，则出现了“图画失天真，容华坐误人。君恩不可再，妾命在和亲”；“汉道初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远和亲”等所谓“昭君怨”、“昭君叹”之类的歌咏之作。透过这些故事与歌咏，或能为我们探讨汉匈两种和亲模式下女性的命运与形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