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为何把土耳其当庇护所

利用“泛突厥主义”博同情 依靠二十个组织“谋大业”

“东突”为何把土耳其当庇护所

年轻的买买提·艾力两年前从新疆去土耳其“留学”，受到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主动“帮助”，在接受“背景审核”等严格甄别与洗脑流程后被接纳为“东伊运”组织正式成员，受该恐怖组织派遣赴叙利亚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又“奉命”回新疆准备破坏活动。这是前不久中国反恐权威部门官员向《环球时报》独家披露的消息。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在对新疆局势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占有特殊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土耳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很大发展，近年来，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化。但由于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土耳其仍存在着同情和支持“东突”分裂势力的社会因素。土耳其国内依旧存在的“突厥”情结，使得“东突”势力仿佛找到一个“庇护所”，靠着在那里大大小小约20个组织，总想搞出点动静来。

在土耳其能看到“泛突厥主义”催生的蓝底星月旗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有时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旗帜。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途经伊斯坦布尔时，约200名“东突”分子聚集在火炬传递出发地点，手举“东突”旗帜——蓝底星月旗，高喊分裂口号，有的还想抢夺火炬。“东突”分子在设计所谓“国旗”时参照土耳其国旗式样，除了颜色，两者图案几乎完全相同。这个细节体现出“东突”分子与一些土耳其人无法割裂的历史联系。

土耳其人史称突厥，8世纪起由阿尔泰山一带迁入小亚细亚，13世纪末建立奥斯曼帝国，16世纪达到鼎盛期。最强盛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19世纪明显衰落。面对列强的雄起扩张和帝国的分崩离析，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推崇“泛突厥主义”，以图民族复兴进而恢复帝国昔日辉煌。同时期，以奥斯曼帝国君主为最高领袖的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冲击也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利用的工具。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积极输出和某些出境经商、留学和朝觐者的主动引进，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民族分裂主义源头，并在新疆催生了1933年和1944年两次“东突国”闹剧。

土耳其共和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后，文化上未能摆脱“泛突厥主义”影响，“突厥”情结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之上世纪中期土耳其加入北约组织后被视为国际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绿色屏障”，自然也就被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视为“庇护所”。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和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激活了“大突厥”梦幻。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情绪升温之时，在土“东突”势力开始活跃起来，“东突”组织及活动明显增加，对我国境内的渗透和影响也明显加大。

土耳其是除中亚外，境外维吾尔族人聚居最多的地区，约有10万人。在这个总人口7000多万的国家，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目前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历史上分别发生于1933年和1944年的两次所谓“东突国”闹剧失败后，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经南亚、中东等地辗转流亡到土的某些新疆人的家族成员。早年这类流亡者被土耳其政府接纳为国民，集中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的耶尼马哈莱区和西部伊斯坦布尔的橄榄角区，这些人的家族至少有三四代人全部自然沿承土耳其国籍，他们中有不少没到过新疆。

第二类是各时期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陆续赴土留学、工作和经商，或以朝觐名义前往沙特等国转道赴土的部分新疆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其中有些人已定居。

第三类是多年来因在我境内参与非法活动受打击或在国际反恐举措下受打压到土寻求庇护的“东突”分子，多聚居于伊斯坦布尔。他们中大部分人生活状况一般，少数人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的人是靠搞“东突”活动生存或敛财。还有一些人对在土耳其的生存状况不满意，想移民到欧洲国家，为达目的他们甚至编造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谎言，但这种招数已越来越不灵了。

“东突”势力有的扎根土耳其，有的把它当跳板

在土耳其扎根下来的“东突”势力，有一定程度的活动能量。“世维会”前名誉主席热扎·贝根将军生前在土政界、军界担任过要职，土军方、警方中有很多高层是他当年的学生或下属，因此，当“东突”分子在土耳其遇到麻烦时，贝根常会出面解决，比如给土政府施加压力，给“疆独”分子热比娅发放入境签证。

没有扎根土耳其的“东突”分子，也会很好地利用这块跳板。“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曾在土耳其活跃过一段时间。1995年12月14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所谓纪念新疆“12·12”学生运动10周年大会上，多里坤·艾沙公开承认：“在和田地区发生的反抗中国暴政的起义，就是由我们组织策划的。”1996年，多里坤·艾沙移居德国慕尼黑。生活在德国、瑞典等地的“东突”分子，几乎有一半像多里坤·艾沙这样，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

目前在土耳其活跃着近20个“疆独”组织。在土耳其正式注册并活动的“东突”组织主要有：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基金会”、“东突移民协会”、“东突互助协会”、“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东突青年协会”、“东突妇女联合会”及总部设在开塞利的“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在土“东突”势力参与的跨地区组织主要有：2004年由“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整合而成的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维会”、成立于美国的“东突流亡政府”、把南亚作为向我境内推进的主要前沿基地的恐怖组织“东伊运”、主要盘踞地为中亚的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

这些组织在土活动颇为活跃，比如培养分裂势力的“接班人”，“东突基金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为土耳其和其他地方的“东突”组织培养了许多骨干，“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每年都组织讲经班并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员。

有的组织还借各种机会搞活动公开展示分裂立场，例如每年多次到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举行抗议示威，对土耳其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开展宣传蛊惑。某些骨干分子还写书，想从历史和人权角度为“东突独立”寻找“法理依据”。各“东突”组织通过出版各种书刊、声像和文字材料发布于广播、电视和网站等方式广泛宣传，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宣传“独立论”，或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

土政府的“两面性”：时而限制，时而默许

土耳其历届政府对“东突”问题的政策总体上表现出“两面性”，既有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一面，也有同情和支持“东突”势力的一面;对“东突”势力活动有所限制，但也默许和利用“东突”势力的存在。随着国际形势、战略需求的变化以及政府的更迭，这种两面性侧重方向有所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背景下，土领导人公开接见“东突”势力头目。没过几年，土政府又收缩“泛突厥”色彩的言论，不公开会见“东突”势力头目，官员不参加或少参加涉“东突”活动。

1998年，耶尔马兹政府曾下达限制“东突”反华活动的通令，规定不准“东突”组织在中国驻土使领馆前烧中国国旗，打反华标语，不准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参加“东突”组织举行的会议或发贺电，不准在一些场合挂“东突”旗，打反华标语等。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政府在新疆“7·5”事件后实际上又取消了此前的限制令。

土耳其政府对“东突”势力的态度，离不开国内同情和支持“东突”组织的一些社会势力。在土耳其，有某些伊斯兰势力，其中有的貌似温和的教派组织甚至直接帮助“东突”恐怖分子成立组织，如“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就是在某“温和伊斯兰教派”组织帮助下成立的。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行动党”、“大团结党”及“理想主义之家”等组织的激进分子，对凡有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件都极为关注，曾有不少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土“东突”势力组织的反华抗议示威活动常有这类极端分子的身影。

某些土耳其的民间组织与“东突”势力也有互动，如近年来十分活跃的“人权、自由与人道援助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站有“东突”专题宣传，肆意歪曲历史和现实，称“东突”历史上是独立国，被中国“占领”，“东突人处于中国人压迫之下”。新疆“7·5”事件发生后，该基金会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一蒙面的所谓“事件亲历者”讲述“中国的种族屠杀”。正是这几类势力竭力推动土耳其政府取消对“东突”组织反华活动的限制。

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很多土耳其人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西方和“东突”势力，这就决定了他们会有偏见。当然，土耳其国内有对华友好人士对本国媒体在新疆“7·5”事件后一边倒的倾向性报道提出过质疑。抛开对“东突”势力的纵容或默许，西向战略屡屡受挫、难以被欧盟接受的土耳其很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土耳其自身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仍面临压力。有来自新疆的移民对“东突”势力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性谣言很反感，有的表示“中国少数民族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是其亲身体验到的，不可否认的，若论民族政策，中国显然要比土耳其硬气得多。”（记者 苏力伟 金丰）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7/4164947.html利用“泛突厥主义”博同情 依靠二十个组织“谋大业”

“东突”为何把土耳其当庇护所

年轻的买买提·艾力两年前从新疆去土耳其“留学”，受到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主动“帮助”，在接受“背景审核”等严格甄别与洗脑流程后被接纳为“东伊运”组织正式成员，受该恐怖组织派遣赴叙利亚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又“奉命”回新疆准备破坏活动。这是前不久中国反恐权威部门官员向《环球时报》独家披露的消息。土耳其是“东突”势力的重要盘踞地，在对新疆局势影响最深的外部环境因素中占有特殊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土耳其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取得很大发展，近年来，这种关系进一步深化。但由于历史、人文、宗教和国际政治等多方面原因，土耳其仍存在着同情和支持“东突”分裂势力的社会因素。土耳其国内依旧存在的“突厥”情结，使得“东突”势力仿佛找到一个“庇护所”，靠着在那里大大小小约20个组织，总想搞出点动静来。

在土耳其能看到“泛突厥主义”催生的蓝底星月旗

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有时可以看到一种怪异的旗帜。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途经伊斯坦布尔时，约200名“东突”分子聚集在火炬传递出发地点，手举“东突”旗帜——蓝底星月旗，高喊分裂口号，有的还想抢夺火炬。“东突”分子在设计所谓“国旗”时参照土耳其国旗式样，除了颜色，两者图案几乎完全相同。这个细节体现出“东突”分子与一些土耳其人无法割裂的历史联系。

土耳其人史称突厥，8世纪起由阿尔泰山一带迁入小亚细亚，13世纪末建立奥斯曼帝国，16世纪达到鼎盛期。最强盛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19世纪明显衰落。面对列强的雄起扩张和帝国的分崩离析，当时的一些社会精英推崇“泛突厥主义”，以图民族复兴进而恢复帝国昔日辉煌。同时期，以奥斯曼帝国君主为最高领袖的伊斯兰世界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冲击也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双泛”思潮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上层利用的工具。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积极输出和某些出境经商、留学和朝觐者的主动引进，20世纪初“双泛”思想在新疆蔓延，构成民族分裂主义源头，并在新疆催生了1933年和1944年两次“东突国”闹剧。

土耳其共和国在帝国废墟上建立后，文化上未能摆脱“泛突厥主义”影响，“突厥”情结仍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之上世纪中期土耳其加入北约组织后被视为国际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阵地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绿色屏障”，自然也就被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视为“庇护所”。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和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激活了“大突厥”梦幻。在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情绪升温之时，在土“东突”势力开始活跃起来，“东突”组织及活动明显增加，对我国境内的渗透和影响也明显加大。

土耳其是除中亚外，境外维吾尔族人聚居最多的地区，约有10万人。在这个总人口7000多万的国家，土耳其族占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15%。目前在土耳其的“东突”势力主要包括三类人：第一类是历史上分别发生于1933年和1944年的两次所谓“东突国”闹剧失败后，特别是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经南亚、中东等地辗转流亡到土的某些新疆人的家族成员。早年这类流亡者被土耳其政府接纳为国民，集中安置在土耳其中部城市开塞利的耶尼马哈莱区和西部伊斯坦布尔的橄榄角区，这些人的家族至少有三四代人全部自然沿承土耳其国籍，他们中有不少没到过新疆。

第二类是各时期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陆续赴土留学、工作和经商，或以朝觐名义前往沙特等国转道赴土的部分新疆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大城市，其中有些人已定居。

第三类是多年来因在我境内参与非法活动受打击或在国际反恐举措下受打压到土寻求庇护的“东突”分子，多聚居于伊斯坦布尔。他们中大部分人生活状况一般，少数人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的人是靠搞“东突”活动生存或敛财。还有一些人对在土耳其的生存状况不满意，想移民到欧洲国家，为达目的他们甚至编造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谎言，但这种招数已越来越不灵了。

“东突”势力有的扎根土耳其，有的把它当跳板

在土耳其扎根下来的“东突”势力，有一定程度的活动能量。“世维会”前名誉主席热扎·贝根将军生前在土政界、军界担任过要职，土军方、警方中有很多高层是他当年的学生或下属，因此，当“东突”分子在土耳其遇到麻烦时，贝根常会出面解决，比如给土政府施加压力，给“疆独”分子热比娅发放入境签证。

没有扎根土耳其的“东突”分子，也会很好地利用这块跳板。“世维会”秘书长多里坤·艾沙曾在土耳其活跃过一段时间。1995年12月14日，在安卡拉举行的所谓纪念新疆“12·12”学生运动10周年大会上，多里坤·艾沙公开承认：“在和田地区发生的反抗中国暴政的起义，就是由我们组织策划的。”1996年，多里坤·艾沙移居德国慕尼黑。生活在德国、瑞典等地的“东突”分子，几乎有一半像多里坤·艾沙这样，通过土耳其进入欧洲。

目前在土耳其活跃着近20个“疆独”组织。在土耳其正式注册并活动的“东突”组织主要有：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基金会”、“东突移民协会”、“东突互助协会”、“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东突青年协会”、“东突妇女联合会”及总部设在开塞利的“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在土“东突”势力参与的跨地区组织主要有：2004年由“东土耳其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整合而成的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维会”、成立于美国的“东突流亡政府”、把南亚作为向我境内推进的主要前沿基地的恐怖组织“东伊运”、主要盘踞地为中亚的恐怖组织“东突解放组织”。

这些组织在土活动颇为活跃，比如培养分裂势力的“接班人”，“东突基金会”自1978年成立以来为土耳其和其他地方的“东突”组织培养了许多骨干，“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每年都组织讲经班并为恐怖组织物色、培训人员。

有的组织还借各种机会搞活动公开展示分裂立场，例如每年多次到中国驻土耳其使领馆举行抗议示威，对土耳其社会特别是党政机关、学校、社会团体开展宣传蛊惑。某些骨干分子还写书，想从历史和人权角度为“东突独立”寻找“法理依据”。各“东突”组织通过出版各种书刊、声像和文字材料发布于广播、电视和网站等方式广泛宣传，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和现实，宣传“独立论”，或推动“东突”问题国际化。

土政府的“两面性”：时而限制，时而默许

土耳其历届政府对“东突”问题的政策总体上表现出“两面性”，既有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的一面，也有同情和支持“东突”势力的一面;对“东突”势力活动有所限制，但也默许和利用“东突”势力的存在。随着国际形势、战略需求的变化以及政府的更迭，这种两面性侧重方向有所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背景下，土领导人公开接见“东突”势力头目。没过几年，土政府又收缩“泛突厥”色彩的言论，不公开会见“东突”势力头目，官员不参加或少参加涉“东突”活动。

1998年，耶尔马兹政府曾下达限制“东突”反华活动的通令，规定不准“东突”组织在中国驻土使领馆前烧中国国旗，打反华标语，不准包括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参加“东突”组织举行的会议或发贺电，不准在一些场合挂“东突”旗，打反华标语等。而令人遗憾的是，现政府在新疆“7·5”事件后实际上又取消了此前的限制令。

土耳其政府对“东突”势力的态度，离不开国内同情和支持“东突”组织的一些社会势力。在土耳其，有某些伊斯兰势力，其中有的貌似温和的教派组织甚至直接帮助“东突”恐怖分子成立组织，如“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就是在某“温和伊斯兰教派”组织帮助下成立的。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行动党”、“大团结党”及“理想主义之家”等组织的激进分子，对凡有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事件都极为关注，曾有不少成员参与车臣和科索沃战争，在土“东突”势力组织的反华抗议示威活动常有这类极端分子的身影。

某些土耳其的民间组织与“东突”势力也有互动，如近年来十分活跃的“人权、自由与人道援助基金会”。该基金会网站有“东突”专题宣传，肆意歪曲历史和现实，称“东突”历史上是独立国，被中国“占领”，“东突人处于中国人压迫之下”。新疆“7·5”事件发生后，该基金会立即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一蒙面的所谓“事件亲历者”讲述“中国的种族屠杀”。正是这几类势力竭力推动土耳其政府取消对“东突”组织反华活动的限制。

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很多土耳其人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西方和“东突”势力，这就决定了他们会有偏见。当然，土耳其国内有对华友好人士对本国媒体在新疆“7·5”事件后一边倒的倾向性报道提出过质疑。抛开对“东突”势力的纵容或默许，西向战略屡屡受挫、难以被欧盟接受的土耳其很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土耳其自身在维护国内稳定和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上仍面临压力。有来自新疆的移民对“东突”势力攻击中国政府和中国民族政策的污蔑性谣言很反感，有的表示“中国少数民族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是其亲身体验到的，不可否认的，若论民族政策，中国显然要比土耳其硬气得多。”（记者 苏力伟 金丰）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7/41649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