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原理的李约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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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原理的李约瑟博士
发布时间：2004-04-14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许平中
摘 要：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何以大大落后于西欧？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科学发展来源于生产技术的推动，技术发明来源于利益的刺激，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耗费代价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发明创造的收益取决于市场规模，所以技术进步受制于市场。西欧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兴起，都是市场兴起引起的结果。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基本产品的交换难以盈利，市场长期萎缩，社会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科学技术也陷于停滞。李约瑟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不但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
关键词：地理条件 市场规模 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 经济兴起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代理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原理的李约瑟博士
发布时间：2004-04-14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许平中
摘 要：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何以大大落后于西欧？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科学发展来源于生产技术的推动，技术发明来源于利益的刺激，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耗费代价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发明创造的收益取决于市场规模，所以技术进步受制于市场。西欧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兴起，都是市场兴起引起的结果。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基本产品的交换难以盈利，市场长期萎缩，社会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科学技术也陷于停滞。李约瑟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不但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
关键词：地理条件 市场规模 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 经济兴起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代理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发布时间：2004-04-14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许平中
摘 要：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何以大大落后于西欧？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科学发展来源于生产技术的推动，技术发明来源于利益的刺激，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耗费代价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发明创造的收益取决于市场规模，所以技术进步受制于市场。西欧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兴起，都是市场兴起引起的结果。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基本产品的交换难以盈利，市场长期萎缩，社会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科学技术也陷于停滞。李约瑟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不但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
关键词：地理条件 市场规模 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 经济兴起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代理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原理的李约瑟博士
发布时间：2004-04-14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许平中
摘 要：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何以大大落后于西欧？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近代科学发展来源于生产技术的推动，技术发明来源于利益的刺激，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耗费代价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发明创造的收益取决于市场规模，所以技术进步受制于市场。西欧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兴起，都是市场兴起引起的结果。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基本产品的交换难以盈利，市场长期萎缩，社会一直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科学技术也陷于停滞。李约瑟根本不懂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不但没有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
关键词：地理条件 市场规模 技术进步 科学发展 经济兴起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人，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者。1943年，李约瑟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驻华代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在华工作的三年多期间，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到近代却落后了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把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官僚封建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二是中国地理环境造成了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介绍李约瑟的研究，并尝试对“李约瑟难题”给予解答。
一、“李约瑟难题”和李约瑟本人的解答
李约瑟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 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但是近代却落后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有两点：
第一，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
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他认为，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也没有中国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必须建立大一统的官僚封建国家。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使李约瑟赢得了大部分中国人的敬重。许多中国人认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重新发掘了出来。他提出的“李约瑟问难题”，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李约瑟的解答并不满意（如果满意，也就没有所谓“李约瑟难题”了），仍然有许多人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过直至现在，中国学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约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进展。在笔者看来，在解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只有正确地提出了问题，才能准确地解答问题。
二、李约瑟问题的准确表述
李约瑟并没有把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表述清楚。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另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印度等文明古国？” 还有人把这一问题表述为，“为什么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发达，但却没有创立出理论科学？” 这几种表述看起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它们的侧重点显著不同，这就导致不同的探测方向。第一种表述首先确认“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对中国没有象西欧一样“发展出近代科学”感到奇怪。按照这一表述，既然中国科学技术前期发达而近代落后，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寻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种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认识到，不只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甚至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既然文明古国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那就说明文明古国陷于落后状态具有普遍性，西欧后来居上产生了近代科学，说明西欧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寻找近代科学产生的原因，那就必须研究西欧的特殊情况。第三种表述看到，古代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应用技术”方面，而在理论科学的归纳和创新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成就，例如逻辑上的三段论推理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等简单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归纳出来。这一看法区分了“应用技术”和“理论科学”，引导人们探讨中国何以缺乏理论归纳成果的问题。历史事实是，中国和其它文明古国都出现了许多简单的应用技术（但无法比较谁处于领先地位），近代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机）出现在西欧，近代理论科学也在西欧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西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发展都远远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头脑中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1、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技术？ 2、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现在西欧？ 3、理论科学何以都被欧洲人总结归纳出来？阐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三、文明古国为什么只出现了简单的应用技术？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四、技术突破受制于市场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五、中国商品市场对生产技术的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会问，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呢？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发明创造活动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但直到18世纪，英国的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高额赏金是刺激发明创造的好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对发明创造活动给予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出来了。假如没有赏金和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项目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四、技术突破受制于市场
不过，西欧一系列技术突破出现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来自生产中精细的分工，分工来自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扩大则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中世纪前期的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在地区内和地区间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广泛的水陆运输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生产中的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这样，辐射范围广阔的市场既通过生产中精细的分工间接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没有市场发展带来的技术创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现生产技术突破的。
五、中国商品市场对生产技术的制约
长期以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发展到带动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因而并没有引起精细的分工，制造业还必须进行复杂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发明那些进行复杂操作的机械装置难度很大，发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没有利用市场获利的前景，预期收益显然大大低于预期成本，所以根本不会有人去从事研制，于是生产技术就陷于停滞状态。可见，中国生产技术长期未出现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长期不发展。
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会问，中国市场为何长期不发展呢？不少人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发展归咎于小农传统观念的影响、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锢以及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小农观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用它们来解释市场发展的状况正好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根据“经济人行为原理”，中国商品市场长期不发展，也应当是人们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中国文明本部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陆路运费又太高，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由陆路运输形成的农产品市场，辐射范围不超过10公里。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所以中国不可能自发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费。除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外，中国古代市场上交易的物品还有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运输费用很高，它们到达最终消费地时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国家就逐渐垄断了盐铁的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要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基本产品难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仍然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六、技术发明与理论科学
在英语中，“科学”和“技术”完全是两个概念，技术是指实用技术、应用技术，它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科学则不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产物，所以往往称为“科学发现”，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论的东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科学发现（理论）容易转化成应用技术，使人获得具体利益，例如科法拉第发现并归纳出电磁感应定律，这属于科学（发现）。当人们利用这一定律制造出发电机和电动机时，科学就转化为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造福于人类了。有的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技术，但对基本生产活动可以作出指导性贡献，例如牛顿的力学定律；还有的科学则不容易转化为应用技术或者根本不能服务生产，例如四色原理的证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等，它们与应用技术相差很远，很难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创造财富。欧洲科学兴起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如果技术发展没有提出需要给予理论解答的问题，也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科学的出现。关键问题在于，既然理论科学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能使理论发现和创新者获得利益，何以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研究呢？大多数情况下，基本原理的归纳者都是实践者，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理论，这就使他们直接获得了收益。但复杂、高深的理论却不能由实践者发现和提出，往往来自于大学任教的学者或国家的研究机构，因为这些高深、复杂的理论无法直接获得利益，所以也只能够由国家资助。
古代中国没有创造出理论科学，道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容易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理论科学上说，中国市场发展（更正确些说是不发展）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导致生产技术陷于停滞，根本提不出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从这一方面说，中国人没有创立理论科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无法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复杂、高深的理论创新来说，它们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七、李约瑟评价
许多中国人以为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其实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他也不具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可以认为，中国人推崇李约瑟博士，不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作为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但是他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论断，他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关于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
首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观臆断。如前所述，一般应用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无法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从理论科学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平面几何的公理体系，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几何学大厦。初学几何的人往往瞧不起“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样的道理，因为这样的道理不仅童叟皆知，而且连狗都知道（跑近路），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不知道一些道理，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论科学的形式归纳出来。直至19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到，任何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人们因而更感到欧几里德的伟大。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理论科学，怎么能够硬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呢？李约瑟之所以认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也许正与他不能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区分有关。由于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这一说法往往使过分推崇中华文明的人难以接受），所以近代以来的翻译家就把科学和技术连带统称为“科学技术”，导致许多中国人把“科学”和“技术”混同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约瑟博士是英国人，把英语中差别很大的两个概念混同理解，则是难以原谅的。
其次，李约瑟解答“难题”的方向，与问题本身的提法也自相矛盾，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他提出问题前提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纪以后）才落后了。既然古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会的情况中探讨原因。但是李约瑟（的回答）却正好立足于遥远的古代，他把原因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这一制度至迟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形成了。他在探讨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时，又谈到了中国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这一探讨实际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代。就地理环境来说，它从中华民族诞生时起就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它们能够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们解释近中国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李约瑟关于中国建立水利网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的报告，这一材料和分析与历史事实相差很远。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农业基本上靠天然降雨，从来就没有修建抗旱水利网。按照材料中治理水患的说法，都是指在洪涝灾害发生时组织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大禹治水），但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经常淤积改道，直至现在也没有形成水利网，治理水患与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根本没有关系，用它解释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甚至没有道理。
最后，李约瑟所谈到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两个原因，在逻辑上根本不能并列。按照他的看法，官僚制度的阻碍应是直接原因，而地理条件则是形成官僚制度的原因，所以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李约瑟把它们并列为两个原因，逻辑上陷于的混乱。
李约瑟还谈到了中国周围宏观地理条件沙漠、雪山、丛林、海洋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条件怎样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博士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说明。他只是断言，“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读了这样的空话，读者会有什么感受？ 因撰写了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备受中国人尊崇的李约瑟博士，实际上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他不但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而且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更重要的，他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所得结论，存在着许多逻辑混乱。中国人对他的尊崇，主要是从感情出发的。在那么多西方人瞧不起中华文明的时代，李约瑟作为高傲的英国人，却致力于把古代中国文明的成就传播给西方各国人民，所以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情回报。但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说，数百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直不值一提，李约瑟博士也根本不值得中国人崇拜。 (全文完，约8300字）
参考文献：
李世安：《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早期认识》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
许平中：破解“李约瑟之谜”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xpzh@163.net
在英语中，“科学”和“技术”完全是两个概念，技术是指实用技术、应用技术，它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创造出新的产品或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简单地说就是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科学则不同，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产物，所以往往称为“科学发现”，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论的东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科学发现（理论）容易转化成应用技术，使人获得具体利益，例如科法拉第发现并归纳出电磁感应定律，这属于科学（发现）。当人们利用这一定律制造出发电机和电动机时，科学就转化为技术，直接应用于生产造福于人类了。有的科学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技术，但对基本生产活动可以作出指导性贡献，例如牛顿的力学定律；还有的科学则不容易转化为应用技术或者根本不能服务生产，例如四色原理的证明、费尔马定理的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证等，它们与应用技术相差很远，很难把它们应用到生产中创造财富。欧洲科学兴起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如果技术发展没有提出需要给予理论解答的问题，也就根本不会有理论科学的出现。关键问题在于，既然理论科学并不直接服务于生产，不能使理论发现和创新者获得利益，何以会有人去从事理论研究呢？大多数情况下，基本原理的归纳者都是实践者，他们需要在实践中应用理论，这就使他们直接获得了收益。但复杂、高深的理论却不能由实践者发现和提出，往往来自于大学任教的学者或国家的研究机构，因为这些高深、复杂的理论无法直接获得利益，所以也只能够由国家资助。
古代中国没有创造出理论科学，道理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容易转化为生产技术的理论科学上说，中国市场发展（更正确些说是不发展）的状况制约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导致生产技术陷于停滞，根本提不出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从这一方面说，中国人没有创立理论科学，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无法转化为生产技术的复杂、高深的理论创新来说，它们都建立在对基本原理进行科学归纳的基础上。中国在理论创新上没有多大贡献，是因为没有人去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之所以没有人去进行归纳，是由于长期停滞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经济生活没有产生出对科学原理进行理论归纳的“需求”。逻辑上的三段论和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国人也早已使用这些方法进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关系。之所以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不但终生活动在几公里范围内的农民不需要它们，而且统治国家的军政官僚和文人学者也都不需要它们，所以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写书人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就是没有人去做对人对己都无用的工作。这一归纳工作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发展已经产生出对这些方法进行总结归纳的“需求”，为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这一归纳工作也能够使个人获得实际利益。可以认为，中国历史上理论创新成果很少，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生活没有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七、李约瑟评价
许多中国人以为李约瑟在“科学技术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其实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国剑桥大学，他也不具有多高的学术地位。可以认为，中国人推崇李约瑟博士，不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造诣，而是由于他对中国人的感情。作为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介绍给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但是他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论断，他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做法，他关于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探讨，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
首先，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说法，完全是李约瑟博士的主观臆断。如前所述，一般应用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无法比较谁先进谁落后。从理论科学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立了平面几何的公理体系，用逻辑方法推导出几何学大厦。初学几何的人往往瞧不起“两点之间线段最短”这样的道理，因为这样的道理不仅童叟皆知，而且连狗都知道（跑近路），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不知道一些道理，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论科学的形式归纳出来。直至19世纪人们才认识到到，任何科学都必须建立在公理体系的基础上，人们因而更感到欧几里德的伟大。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理论科学，怎么能够硬说“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呢？李约瑟之所以认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也许正与他不能把“科学”和“技术”严格区分有关。由于古代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这一说法往往使过分推崇中华文明的人难以接受），所以近代以来的翻译家就把科学和技术连带统称为“科学技术”，导致许多中国人把“科学”和“技术”混同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约瑟博士是英国人，把英语中差别很大的两个概念混同理解，则是难以原谅的。
其次，李约瑟解答“难题”的方向，与问题本身的提法也自相矛盾，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他提出问题前提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纪以后）才落后了。既然古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会的情况中探讨原因。但是李约瑟（的回答）却正好立足于遥远的古代，他把原因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这一制度至迟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形成了。他在探讨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时，又谈到了中国地理环境导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这一探讨实际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代。就地理环境来说，它从中华民族诞生时起就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它们能够促使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们解释近中国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李约瑟关于中国建立水利网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见于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英国政府的报告，这一材料和分析与历史事实相差很远。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农业基本上靠天然降雨，从来就没有修建抗旱水利网。按照材料中治理水患的说法，都是指在洪涝灾害发生时组织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大禹治水），但黄河泥沙含量大，下游经常淤积改道，直至现在也没有形成水利网，治理水患与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根本没有关系，用它解释中国统一政权的建立甚至没有道理。
最后，李约瑟所谈到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两个原因，在逻辑上根本不能并列。按照他的看法，官僚制度的阻碍应是直接原因，而地理条件则是形成官僚制度的原因，所以可以看作是科学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李约瑟把它们并列为两个原因，逻辑上陷于的混乱。
李约瑟还谈到了中国周围宏观地理条件沙漠、雪山、丛林、海洋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些条件怎样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李约瑟博士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说明。他只是断言，“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读了这样的空话，读者会有什么感受？ 因撰写了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备受中国人尊崇的李约瑟博士，实际上根本不懂得科学技术发展的原理。他不但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而且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更重要的，他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问题！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所得结论，存在着许多逻辑混乱。中国人对他的尊崇，主要是从感情出发的。在那么多西方人瞧不起中华文明的时代，李约瑟作为高傲的英国人，却致力于把古代中国文明的成就传播给西方各国人民，所以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情回报。但是从人类思想发展史来说，数百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直不值一提，李约瑟博士也根本不值得中国人崇拜。 (全文完，约8300字）
参考文献：
李世安：《 李约瑟对中国文明的早期认识》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
许平中：破解“李约瑟之谜”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xpzh@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