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中關係升溫華府冷眼旁觀

亞洲時報9月7日Julio Arias撰文／冷戰時期，歐洲與中國的關係陷入停滯，而且在美蘇對峙的大環境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自89年柏林牆倒塌後，歐中關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專案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甚至在2005年夏季號的美國《華盛頓季刊》撰稿，呼籲建立歐盟、中國、美國各執一邊的戰略三角（詳見David Gosset撰寫的《歐中美應構建戰略新三角有助促成多極國際新秩序》）。

歐中關係對雙方而言都意義非凡；這不僅因為歐盟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崛起，也因為雙方都正經歷著毫無先例可資借鑒的經濟、體制改革，以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自成立50多年來，雙方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在飽受多年的戰爭蹂躪後（8年抗日戰爭和3年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而歐盟的前身是1951年由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義大利、德國6國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主要是合作推動煤與鋼鐵的生產銷售。
在戰略和軍事層面上，人們常懷疑歐盟各成員國能否步調一致；今年5、6月歐盟憲法先後在法國、荷蘭的全民投票中遭遇滑鐵盧，則更加重了這種疑慮。同樣，分析人士對中國能否在其勢力範圍外發揮影響持保留態度。目前，歐中雙方難以挑戰美國的軍事實力。
不過，國家的實力不僅僅體現在軍事領域，還表現在經濟、外交領域。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曾經寫過《軟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他指出，維持世界領導地位僅靠經濟和軍事等硬力量遠遠不夠，美國應重視保持意識形態方面的“軟力量”。他認為，硬力量和軟力量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在當今的資訊時代，軟力量比過去更重要了。
持續多年的經濟奇跡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中國的崛起。而歐盟的崛起則是其在保持經濟、外交政策、制度等連貫性的同時，有效施展軟力量的結果。然而，歐中雙方的崛起都受到了各自內部缺陷的掣肘：由於受繁瑣的投票程式所牽制，歐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被認為是只“紙老虎”；政體性質常常阻礙中國進一步發揮其影響力，而且北京處理國際事務經驗也相對不足。此外，歐中雙方的戰略軍事領域的實力與它們的經濟力量不相匹配，故而它們被稱為“跛獅”。這也就是為何歐中一致強調通過制定國際規則、設立國際機構來規範全球化的發展，而美國卻另有主張的原因。
經過多年的疏遠後，歐中關係得到了迅猛發展，這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歐中貿易額增長30多倍。2004年，雙邊貿易達到1,750億歐元（2,18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方面的資料稱，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貿易往來在歐中關係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歐盟看重的是中國低成本的製造業、迅速成長的國內市場；中國則對歐洲這個統一市場垂涎三尺。另外，歐洲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外商直接投資也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這大概就是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吧。
然而，中國服裝充斥歐洲市場造成了一定混亂，甚至令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等歐盟的紡織品貿易夥伴也有如坐針氈之感。即使歐盟最終仍實現良性平衡，歐洲的工業國家，特別是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將不得不接受、應對這種事實。歐中近來發生的內衣大戰再次表明，紡織業結構調整才是唯一出路，貿易保護主義並不能將中國服裝擋在國門之外。但整體上講，歐盟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即使受到各貿易團體、政客的遊說，比美國仍然慎重的多。
對歐盟和中國來講，雙方貿易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遺留的貿易壁壘，進一步進入對方市場，確保通過對話和談判來解決未來可能的貿易衝突。目前，已成為制度的政策對話為歐中帶來了直接連線的機會，而且對話涉及廣大領域（民航業、紡織業到冶金、汽車工業等）和一些水平議題（監管政策、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等）。這些對話能幫助歐中雙方建立互信、加深理解。當然，這些對話也為及時處理爭議提供了一個有效機制。
歐盟支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仔細觀察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同時，歐盟也急切希望中國在這個多國組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例如，歐中雙方都認為，應認真落實2001年世貿組織《多哈宣言》確定的目標。
批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益處，遠不止提供更多的貿易機會、推動國際貿易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中國的國內改革將和按規則辦事的國際機構聯繫在一起。這樣，對於中國入世承諾的履行情況，世貿各成員國將有權督導。
中國希望加入世貿的迫切心情，不由地讓人想起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積極加入歐盟的情形。同中國一樣，它們渴望成為強大的國際組織的成員，一方面是為了平息國內利益團體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是為國內廣泛的改革尋找合理解釋。
在中國迎接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歐盟給予了不懈的支持。2002年3月，歐盟發表了《2002-2006年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報告》（China：Country Strategy Paper 2002-2006）檔，明確了對華合作的三個重點領域，即支持中國改革，協助中國可持續發展、鼓勵中國法治等。
除了提供經濟援助外，歐盟還提出了不少有著建設性的提議。為幫助新加盟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歐盟也付出了不懈努力。
改善中國的管治水平與歐盟的宏偉藍圖是相一致的，後者長期推廣法治化的開放社會的發展。歐盟認為，惟有支持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才能避免國際體系因中國的崛起而分裂；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日益重要，它自然要承擔更多責任，逐漸展示其領導風範。
無怪乎，歐盟不惜餘力地施展自己的軟力量和金融手段來幫助中國。傳播歐洲標準，提供技術支援是歐盟繼貿易之後的拿手好戲。中國就這樣被一步步納入了歐盟的影響力範圍。中國加入歐盟的“伽利略”衛星計劃就是一例。（1999年，歐洲提出“伽利略計劃”，準備投資36億歐元，向高度為2.4萬公里的太空發射30顆衛星，組成“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2004年10月，中國與歐盟舉行了“伽利略計劃”技術合作協議簽字儀式，使雙方的合作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中國成為加入“伽利略計劃”的第一個非歐盟國家，而且將擁有這一系統20%的所有權和全部使用權。這引起了美國的極度不滿。華盛頓害怕失去以往的太空優勢，甚至計劃“在必要時”摧毀歐盟未來的“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的衛星。）

技術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環節。在該領域，歐盟的控制方法沿襲多年的傳統，不同於美國緊隨市場而變的控制方法，因此對中國吸引力很大。中國無線通訊選用歐洲的GSM標準，而不是美國的CDMA，就是明證。

中國從與歐盟的雙邊貿易中獲得不菲利益（2004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出超高達785億歐元，貿易順差還在不斷擴大），從許多大型合作專案受益良多。此外，北京還視歐盟為制衡美國的一支潛在力量。在地緣政治方面，歐盟與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之爭，不像美國那般與中國在如東亞等地區存在利益爭鬥。這種“個人自掃門前雪”的狀況使得中歐能在更多重要國際事務上開展更廣泛的合作。
這在中歐表示要加強多邊合作機制以更有效應對國際性難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核擴散）的承諾中也有體現。一直以來，尤其是在911事件發生後，北京政府都認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強調的自由國際主義原則遠沒有布希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那麼咄咄逼人。可見，中國更原意在多邊機制下與歐盟合作。再者，中國發現歐盟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更務實，與自己的不謀而合。例如在建立國際新秩序問題上，雙方都認為應當通過建立一個以中歐為其中兩極的多極世界來打破山姆大叔獨霸世界的局面。
不過，中歐在許多關鍵議題上的立場越走越近在加強雙方關係的同時也給中歐關係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其一，布魯塞爾決定不再追隨美國，獨立制定其對華政策並加強對華關係使美歐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了。毋庸質疑，促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歐美的一致目標，但美歐對華政策的主導思想大相徑庭。華府多從戰略和軍事層面考慮對華立場，布魯塞爾則傾向於視中國為處於轉變時期的“東方巨人”。這種差異無可避免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隨著中歐關係日益緊密，合作範疇從貿易擴展至安全領域等方面，大西洋兩岸的對華政策將出現分歧。
該分歧應該可以通過美歐政府高層就對華關係某些敏感議題進行接觸予以協調消除。譬如臺灣問題，台海局勢並非歐盟對華政策的核心，但卻是華府的焦點所在，關係到美國在東亞的切身利益。而且，歐美就對華立場進行進一步協調顯然符合歐盟的利益。無論如何，美國仍是影響中歐在貿易及投資方面增進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毋庸諱言，東亞局勢穩定於美歐雙方都有利。
其次，更重要的是，歐盟各成員國有必要使對華政策更趨一致。一些成員國目前制定對華政策的依據是各自的國家利益，缺乏一致性。這種各行其是的局面會使北京政府難以理解哪些是短期目標哪些是長期目標，進而導致其對歐盟作為一個決策核心的信心，還會使各成員國對華政策目標的成效大打折扣。
歐盟內部處理解除對華出售武器禁令一事的手法就凸現出該組織需要協調各成員國立場的事實。要解決這個難題並非易事，原因在於歐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只是一個政府間協議，對任何一國都沒有絕對約束力，而僅僅要求成員國在決定事關歐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時採取合作的態度；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決議要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才獲通過。
其三，即便在貿易領域，歐中也並非合作無間。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的機制也不是萬能的，隨著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歐洲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必將愈發高漲。歐盟及其成員國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將成為檢驗歐洲承諾建立自由開放貿易環境之豪言壯語的試金石。
最近歐中發生的“內衣大戰”可謂一個不良兆頭。事件說明一些較軟弱或民望不高的歐洲領導人不敢向民眾宣傳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好處頗多的言論，生怕丟了烏紗帽。鼓吹貿易保護主義的政客們都不願承認一個事實:迴避歐洲紡織業自身的結構問題，拒絕變通，反而找中國做替罪羊乃權宜之計，這種逃避現實的做法到頭來會適得其反，還會給歐中關係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歐盟應當認識到，與中國進行戰略性接觸不僅能促進地區穩定，還有助促成各成員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用一個聲音說話。中國不再是從前那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無足輕重角色的窮國了。綜觀中國過去五年的表現不難發現，北京在發揮其影響力及外交實力時顯得更自信，更嫺熟了。因此，歐盟更有理由與中國這個對涉及歐洲政經事務有充分發言權的大國加強互動。
歐中關係今後能否更進一步將取決於歐盟與中國內部的發展態勢。要成為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友邦，歐盟的對華政策必須協調一致，就像其在同俄羅斯、烏克蘭及地中海沿岸國打交道時口徑一致一樣。至於中國，就得在諸如保護知識產權和人權等方面多下功夫，做出切實成績，讓國際社會覺得政治對話是行之有效的。
此時正值歐洲的整合進程停滯不前，中國的崛起或許能給歐洲提供一個把各國再次團結起來的契機。對於中歐加強合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歐洲只能通過歐盟內部及其成員國之間協調對華政策才能好好予以把握。亞洲時報9月7日Julio Arias撰文／冷戰時期，歐洲與中國的關係陷入停滯，而且在美蘇對峙的大環境面前，顯得微不足道。自89年柏林牆倒塌後，歐中關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華盛頓大學中國政策研究專案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甚至在2005年夏季號的美國《華盛頓季刊》撰稿，呼籲建立歐盟、中國、美國各執一邊的戰略三角（詳見David Gosset撰寫的《歐中美應構建戰略新三角有助促成多極國際新秩序》）。

歐中關係對雙方而言都意義非凡；這不僅因為歐盟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崛起，也因為雙方都正經歷著毫無先例可資借鑒的經濟、體制改革，以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自成立50多年來，雙方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49年，在飽受多年的戰爭蹂躪後（8年抗日戰爭和3年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而歐盟的前身是1951年由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義大利、德國6國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主要是合作推動煤與鋼鐵的生產銷售。
在戰略和軍事層面上，人們常懷疑歐盟各成員國能否步調一致；今年5、6月歐盟憲法先後在法國、荷蘭的全民投票中遭遇滑鐵盧，則更加重了這種疑慮。同樣，分析人士對中國能否在其勢力範圍外發揮影響持保留態度。目前，歐中雙方難以挑戰美國的軍事實力。
不過，國家的實力不僅僅體現在軍事領域，還表現在經濟、外交領域。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曾經寫過《軟力量：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他指出，維持世界領導地位僅靠經濟和軍事等硬力量遠遠不夠，美國應重視保持意識形態方面的“軟力量”。他認為，硬力量和軟力量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在當今的資訊時代，軟力量比過去更重要了。
持續多年的經濟奇跡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推動著中國的崛起。而歐盟的崛起則是其在保持經濟、外交政策、制度等連貫性的同時，有效施展軟力量的結果。然而，歐中雙方的崛起都受到了各自內部缺陷的掣肘：由於受繁瑣的投票程式所牽制，歐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被認為是只“紙老虎”；政體性質常常阻礙中國進一步發揮其影響力，而且北京處理國際事務經驗也相對不足。此外，歐中雙方的戰略軍事領域的實力與它們的經濟力量不相匹配，故而它們被稱為“跛獅”。這也就是為何歐中一致強調通過制定國際規則、設立國際機構來規範全球化的發展，而美國卻另有主張的原因。
經過多年的疏遠後，歐中關係得到了迅猛發展，這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其明顯。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歐中貿易額增長30多倍。2004年，雙邊貿易達到1,750億歐元（2,180億美元）。中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之後的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中國方面的資料稱，歐盟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貿易往來在歐中關係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歐盟看重的是中國低成本的製造業、迅速成長的國內市場；中國則對歐洲這個統一市場垂涎三尺。另外，歐洲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外商直接投資也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這大概就是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吧。
然而，中國服裝充斥歐洲市場造成了一定混亂，甚至令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等歐盟的紡織品貿易夥伴也有如坐針氈之感。即使歐盟最終仍實現良性平衡，歐洲的工業國家，特別是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將不得不接受、應對這種事實。歐中近來發生的內衣大戰再次表明，紡織業結構調整才是唯一出路，貿易保護主義並不能將中國服裝擋在國門之外。但整體上講，歐盟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即使受到各貿易團體、政客的遊說，比美國仍然慎重的多。
對歐盟和中國來講，雙方貿易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遺留的貿易壁壘，進一步進入對方市場，確保通過對話和談判來解決未來可能的貿易衝突。目前，已成為制度的政策對話為歐中帶來了直接連線的機會，而且對話涉及廣大領域（民航業、紡織業到冶金、汽車工業等）和一些水平議題（監管政策、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等）。這些對話能幫助歐中雙方建立互信、加深理解。當然，這些對話也為及時處理爭議提供了一個有效機制。
歐盟支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在仔細觀察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同時，歐盟也急切希望中國在這個多國組織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例如，歐中雙方都認為，應認真落實2001年世貿組織《多哈宣言》確定的目標。
批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益處，遠不止提供更多的貿易機會、推動國際貿易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中國的國內改革將和按規則辦事的國際機構聯繫在一起。這樣，對於中國入世承諾的履行情況，世貿各成員國將有權督導。
中國希望加入世貿的迫切心情，不由地讓人想起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積極加入歐盟的情形。同中國一樣，它們渴望成為強大的國際組織的成員，一方面是為了平息國內利益團體的批評，另一方面也是為國內廣泛的改革尋找合理解釋。
在中國迎接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歐盟給予了不懈的支持。2002年3月，歐盟發表了《2002-2006年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報告》（China：Country Strategy Paper 2002-2006）檔，明確了對華合作的三個重點領域，即支持中國改革，協助中國可持續發展、鼓勵中國法治等。
除了提供經濟援助外，歐盟還提出了不少有著建設性的提議。為幫助新加盟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歐盟也付出了不懈努力。
改善中國的管治水平與歐盟的宏偉藍圖是相一致的，後者長期推廣法治化的開放社會的發展。歐盟認為，惟有支持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才能避免國際體系因中國的崛起而分裂；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的角色日益重要，它自然要承擔更多責任，逐漸展示其領導風範。
無怪乎，歐盟不惜餘力地施展自己的軟力量和金融手段來幫助中國。傳播歐洲標準，提供技術支援是歐盟繼貿易之後的拿手好戲。中國就這樣被一步步納入了歐盟的影響力範圍。中國加入歐盟的“伽利略”衛星計劃就是一例。（1999年，歐洲提出“伽利略計劃”，準備投資36億歐元，向高度為2.4萬公里的太空發射30顆衛星，組成“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2004年10月，中國與歐盟舉行了“伽利略計劃”技術合作協議簽字儀式，使雙方的合作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中國成為加入“伽利略計劃”的第一個非歐盟國家，而且將擁有這一系統20%的所有權和全部使用權。這引起了美國的極度不滿。華盛頓害怕失去以往的太空優勢，甚至計劃“在必要時”摧毀歐盟未來的“伽利略”衛星定位系統的衛星。）

技術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環節。在該領域，歐盟的控制方法沿襲多年的傳統，不同於美國緊隨市場而變的控制方法，因此對中國吸引力很大。中國無線通訊選用歐洲的GSM標準，而不是美國的CDMA，就是明證。

中國從與歐盟的雙邊貿易中獲得不菲利益（2004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出超高達785億歐元，貿易順差還在不斷擴大），從許多大型合作專案受益良多。此外，北京還視歐盟為制衡美國的一支潛在力量。在地緣政治方面，歐盟與中國沒有勢力範圍之爭，不像美國那般與中國在如東亞等地區存在利益爭鬥。這種“個人自掃門前雪”的狀況使得中歐能在更多重要國際事務上開展更廣泛的合作。
這在中歐表示要加強多邊合作機制以更有效應對國際性難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核擴散）的承諾中也有體現。一直以來，尤其是在911事件發生後，北京政府都認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強調的自由國際主義原則遠沒有布希政府奉行的單邊主義那麼咄咄逼人。可見，中國更原意在多邊機制下與歐盟合作。再者，中國發現歐盟對某些問題的看法更務實，與自己的不謀而合。例如在建立國際新秩序問題上，雙方都認為應當通過建立一個以中歐為其中兩極的多極世界來打破山姆大叔獨霸世界的局面。
不過，中歐在許多關鍵議題上的立場越走越近在加強雙方關係的同時也給中歐關係帶來了一系列挑戰。
其一，布魯塞爾決定不再追隨美國，獨立制定其對華政策並加強對華關係使美歐之間的裂痕進一步加深了。毋庸質疑，促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歐美的一致目標，但美歐對華政策的主導思想大相徑庭。華府多從戰略和軍事層面考慮對華立場，布魯塞爾則傾向於視中國為處於轉變時期的“東方巨人”。這種差異無可避免帶來的一個結果是：隨著中歐關係日益緊密，合作範疇從貿易擴展至安全領域等方面，大西洋兩岸的對華政策將出現分歧。
該分歧應該可以通過美歐政府高層就對華關係某些敏感議題進行接觸予以協調消除。譬如臺灣問題，台海局勢並非歐盟對華政策的核心，但卻是華府的焦點所在，關係到美國在東亞的切身利益。而且，歐美就對華立場進行進一步協調顯然符合歐盟的利益。無論如何，美國仍是影響中歐在貿易及投資方面增進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毋庸諱言，東亞局勢穩定於美歐雙方都有利。
其次，更重要的是，歐盟各成員國有必要使對華政策更趨一致。一些成員國目前制定對華政策的依據是各自的國家利益，缺乏一致性。這種各行其是的局面會使北京政府難以理解哪些是短期目標哪些是長期目標，進而導致其對歐盟作為一個決策核心的信心，還會使各成員國對華政策目標的成效大打折扣。
歐盟內部處理解除對華出售武器禁令一事的手法就凸現出該組織需要協調各成員國立場的事實。要解決這個難題並非易事，原因在於歐盟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只是一個政府間協議，對任何一國都沒有絕對約束力，而僅僅要求成員國在決定事關歐洲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時採取合作的態度；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決議要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才獲通過。
其三，即便在貿易領域，歐中也並非合作無間。通過談判解決貿易爭端的機制也不是萬能的，隨著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歐洲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必將愈發高漲。歐盟及其成員國如何應對貿易保護主義壓力將成為檢驗歐洲承諾建立自由開放貿易環境之豪言壯語的試金石。
最近歐中發生的“內衣大戰”可謂一個不良兆頭。事件說明一些較軟弱或民望不高的歐洲領導人不敢向民眾宣傳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好處頗多的言論，生怕丟了烏紗帽。鼓吹貿易保護主義的政客們都不願承認一個事實:迴避歐洲紡織業自身的結構問題，拒絕變通，反而找中國做替罪羊乃權宜之計，這種逃避現實的做法到頭來會適得其反，還會給歐中關係的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歐盟應當認識到，與中國進行戰略性接觸不僅能促進地區穩定，還有助促成各成員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用一個聲音說話。中國不再是從前那個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無足輕重角色的窮國了。綜觀中國過去五年的表現不難發現，北京在發揮其影響力及外交實力時顯得更自信，更嫺熟了。因此，歐盟更有理由與中國這個對涉及歐洲政經事務有充分發言權的大國加強互動。
歐中關係今後能否更進一步將取決於歐盟與中國內部的發展態勢。要成為對中國而言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友邦，歐盟的對華政策必須協調一致，就像其在同俄羅斯、烏克蘭及地中海沿岸國打交道時口徑一致一樣。至於中國，就得在諸如保護知識產權和人權等方面多下功夫，做出切實成績，讓國際社會覺得政治對話是行之有效的。
此時正值歐洲的整合進程停滯不前，中國的崛起或許能給歐洲提供一個把各國再次團結起來的契機。對於中歐加強合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歐洲只能通過歐盟內部及其成員國之間協調對華政策才能好好予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