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之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3:22:03
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之死”

       一

       近来有关毛岸英之死的议论,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热衷争论的人们似乎对毛岸英生平事迹并不感兴趣,而只盯着一个“蛋炒饭”炒来炒去,令人匪夷所思。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二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 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之死”

       一

       近来有关毛岸英之死的议论,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热火朝天。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热衷争论的人们似乎对毛岸英生平事迹并不感兴趣,而只盯着一个“蛋炒饭”炒来炒去,令人匪夷所思。

       本人对这个“蛋炒饭”的争论本不感兴趣,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是光荣牺牲在了朝鲜的战场上,这是铁定的事实,有什么可争的呢?可是现在的闲人们竟然为一些本不是问题的枝节小叶争吵不休,让已经牺牲几十年的烈士无以安息。更有甚者,本来是探究烈士牺牲的经过,却演变成了吵架,演变成了相互的攻击、谩骂和侮辱,而且涉及到了很多无辜的当事者和见证人,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我的父亲杨迪不幸也成了被辱骂,被侮辱的对象,做为他的儿子,我觉得我就应当说点什么了。

       二

       有人认为,“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中,关于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描绘,正是网上大量“因炒鸡蛋饭被敌机轰炸致死”一说的来源”。

       那我们就来看看杨迪是怎么说的:

      “第二天(即1950年11月25 日)拂晓前,……邓华副司令员派人来找我, 对我说:“你到彭总那里去看看,看洪副司令是不是已把彭总拉进防空洞了?”我迅速跑向彭总的防空洞,正看着洪副司令推着彭总进防空洞……
   
       趁彭总和洪副司令正在摆棋子时,我赶快跑去向邓副司令报告。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 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
   
       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
   
       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我迅速跑出来看看敌机轰炸情况,一眼就看到彭总办公室方向正着大火冒烟,迅速跑去,彭总办公室已炸塌。看到成普满脸黑乎乎地跑出来,棉衣也着了火,我要他赶快把棉衣棉裤都脱了,躺在地下打滚,将火滚灭。(凝固汽油弹,在当时是美空军的一种新式炸弹,用水扑灭不了)

       我问成普:“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成普说:“听到飞机投弹声,就从你让我打开的窗户门跳出来的。”

       我急着问:“那两位同志呢?。”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

       我着急地大声说:“他们怎么向床底下躲?一定被凝固汽油弹烧焦了。”我就要随来的参谋赶快去叫警卫营派部队来救火,叫医护人员来救人。

       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这是不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呢?让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判断一下吧。

       1.我第一次知道毛岸英牺牲的具体情形,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或更早),当时正值文化革命大动荡的高潮时期,亿万军民对毛泽东连同其活着的或已去世的亲属的崇敬心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上各种关于党史人物的故事广泛传播,其中就有关于毛岸英的种种传言。就此我询问了曾在志司工作战斗过的父亲杨迪,他向我讲了有关情况(与二十多年后他在他的书中所描述的完全一致)。从此,毛烈士牺牲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以后每每在听到相关的不确切议论时,即以父亲的讲述予以纠正。

       一贯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小心的杨迪,能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之又紧的时候,无所顾忌地向我讲述毛岸英的故事,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讲之事是事实;二是在这个事实中没有丝毫地对毛的不尊重,更不会是贬损。否则,他哪担得起由此引起的“立场问题”呢?

       2.1984年,我到内蒙古(那时是划归辽宁省的)翁牛特旗去看望父亲在朝鲜时的老警卫员孙连元,其间我向他问起毛岸英的牺牲经过(没有任何启发诱导),老人以非常沉稳平静的口气,缓缓地讲了他所知道的故事,听后,我不禁脱口而出:你和我爸讲的一模一样。

       这是个离开部队已经三十多年,在偏远的贫困中挣扎的老农民,但对当年在志司在自己身边发生的重大事件不仅记忆犹新,而且原汁原味。因为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几乎没能再接触到当年的首长、战友,没有得到任何相关的信息,他的记忆是原始的,不带诸多政治派系的考虑和功利的色彩,他自然流畅地讲出当年的事情,且与杨迪的说法不谋而合,实在让人不能不相信,还是在五十多年前的朝鲜时,志司的官兵们就都已经知道“蛋炒饭”的故事了。

       3.1985年5月6日,原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丁甘如,向来访者介绍了志愿军总部被炸和毛岸英遇难的情况。

       他说:“十时许,美军飞机临空,没有绕圈子,一来就投弹,而且是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瞬时烈焰冲天,正在炒饭吃的毛岸英和值班参谋高瑞欣,没有来得及跑出来,不幸牺牲。”

       这是25年前在成都军区任职的丁甘如的讲述,其中明确地指出了毛岸英牺牲时是在“炒饭吃”。

       4.杨迪的书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行笔始于1997年3月,成书出版于1998年9月,书中关于毛岸英牺牲的讲述,和作者二十多年前对我讲的别无二致。

       杨迪的书是经过有关机关的审批,通过解放军出版社正式向社会出版发行的。如果他对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讲述有不实之处,有贬损的话,那么他将无法面对当时仍旧活在世上的老首长、老战友,还有毛家的亲人。以杨迪的处世为人,是绝对不会为讲一段故事而让自己成为漩涡中心,更不愿出现现如今这种“混战”的局面的。
       另外,该书出版至今已有12年之久,除了在市场上公开发行销售了两万多册以外,光是杨迪赠送给当年志司的老首长、老战友的(包括网上经常见到的几个名字),就有一百多册。然而,为什么那时那些仍然健在,并且一直与杨迪有着联系的当事人、知情人没有提出“异议”呢?为什么没有出来说说他们经历的或知道的“真相”呢?

       答案只有一个:事情大致如此,杨迪说的没错儿。

       而且这还可以说明,“炒鸡蛋”的事情在那些老将军、老机关、老参谋们的眼里,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件“事儿”(原因后面再讲)。

       5.杨迪的述说以及他亲笔撰写的一百多万字的著作(除《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外,还有《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和《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两部著作),凭借的不仅仅是自己十分聪慧,记忆惊人的头脑,更有他白纸黑字的“作战日记”为依托(参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扉页照片;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分别保存在军事科学院、总参作战部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如果说人的记忆有差错,但是那些即时的战地日记,是不会随大脑老化、世道变迁和人情世故而改变的。

       6.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并依据志司给军委的电报,指出这是杨迪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十分关键的错误”,并“试问杨迪及其回忆录的捉刀者: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人数)发生了如此低极的史实缪误,你们让人怎么相信你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

       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卷首语中说:“……将我经历的历史,如实地按当时的情况写出来,只写我亲自做的和耳闻目睹的第一手的真情实况。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负责,也应该是对……后人负责。”所以杨迪在书中述说的,只是他亲自做的和亲眼看到的情节,他没看到的事情,他不会杜撰。他看到了房间里有三个人:成普、彭总的俄文翻译和新调来的参谋在“蛋炒饭”,就说了三个人的事儿。至于有人说“屋内有四个人(一说五个人)”,那是别人看见的,而不是杨迪的“低极的史实缪误”,因为从杨迪离开到美机轰炸,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有何人到过彭总的办公室,做何事情,他无从知晓。

       7.除了杨迪和丁甘如的述说,近两年来还有杨凤安(时任彭总的秘书)、成普(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毛、高牺牲现场的目击人之一)和赵南起(时任志愿军司令部朝鲜语翻译)等几位知情人、当事人在公开场合讲述了有关毛岸英之死的情况。其中杨凤安和赵南起都说到毛岸英二人牺牲时是在“热饭”、“弄饭吃”,而成普则没有提到吃饭的问题,只是含混地说“作战室没有鸡蛋,也没有炊具”,似乎间接地否定了“弄饭”说。

       其实,如果他们在屋里没有“蛋炒饭”,成普就应当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当志司所有的人都按规定去防空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屋里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杨迪在书中不仅准确地说到彭总屋内鸡蛋的来源,还记述有详细的和成普关于“蛋炒饭”的对话。我觉得杨迪不可能凭空编出那么生动具体的一段对话,而且对话的对象还是出书时仍然活在世上的真名实姓的战友,那不是找“事儿”嘛。

       对此成普也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成说到的“作战室”,记忆可能有误。因为发生不幸的地点是“彭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作战室”,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作战室是志愿军司令机关众多人员实施作业,指挥战事的地方,是大型场合,这里可能不会有炊具,一般也不会有床铺。而彭总的办公室则不仅是彭总办公的地方,也是彭总生活、休息的地方,是小型场合。在这里本来就备有冬天取暖的小炉子,顺便再备几件炊具和油盐酱醋之类,那是再应该,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何况在战争年代,什么东西不能用来代替炊具呢?脸盆、饭盆、饭盒、茶缸,甚至钢盔都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毛岸英们正是熟知彭总办公室的“秘密”,才会到那里去弄饭吃,合情合理。

       成普间接否定“弄饭”,说服力不足。

       喏,至此肯定与“间接否定”成四比零点五状,信谁?

       8.当年志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只首长要过问事情的原委,就是一般的干部战士也都会打听“怎么回事儿”。所以,首长们得到的即时报告,绝对应当是准确的,一致的。以当时丁甘如(作战处处长)、杨迪(作战处副处长)、杨凤安(彭总的秘书)、成普(作战处副处长)等四人的身份、职务,不可能有众口不一的汇报,他们的汇报内容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而且之后传遍志司官兵的事件经过,也一定是同样的版本(孙连元的讲述就充分证明了这点)。

       综上所述,我认为,杨迪的讲述的是他亲眼所见,不含褒贬,只是事实,且前后几十年是一致的,符合逻辑的。再辅以丁甘如、杨凤安、赵南起、孙连元等人的旁证,杨迪做出的“这就是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真实情况”的结论,客观,坦诚,真实,是经得起历史的考证的。

       三

       按说我们为杨迪讲述的解析就是以上这些了,但是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流传网间,其中有误解,也有无知,不妨在此顺带做个解释和说明。

       1.关于战时司令机关的作息

       为什么要说说这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呢?主要是因为在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中,还牵扯到毛“没有按时起床”,“早饭未赶得上吃”,“好睡懒觉”等等说辞。说句公道话,上述这些表现都不是大问题,因为战时司令机关是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的。战况紧急,首长随时要情况、下指示、发命令,整个机关完全是依着战况围着首长转,常常是通宵达旦,甚至是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极为辛苦。于是睡觉、吃饭就是忙里偷闲的头等大事,稍得闲暇,不是赶紧睡一觉,就是赶紧寻摸点儿吃食填饱肚子。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任务又来了,不吃不睡连轴转,任谁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毛岸英“起床晚了”,“没能和大家一起吃上早饭”,“和高、成一块儿到彭总的屋内弄点儿蛋炒饭”根本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更不是错误。如果说毛岸英“蛋炒饭”不合适宜,那彭总、洪总与此同时的对弈又怎么讲呢?真奇怪,为什么现在人们紧盯着“蛋炒饭”不放,炒来炒去,少见多怪,没有一点意义。

       2. 毛岸英的过失在于私自出洞下山

       11月24日志司上空发现美机后,就发布了防空号令,要求志司机关的所有人员第二天:“一.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火冒烟;二.拂晓前所有人员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躲避……”,这防空号令就是纪律。

       可是,毛岸英等却出洞下山了,所以归根结底,毛等人“弄吃的”不是错误,但枉顾防空纪律出洞下山就不妥当了,这才是毛岸英和高瑞欣二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3. 关于“处理急件”和“抢救文件资料”

       有说毛岸英下山前在“处理急件,然后……”云云,我说这与毛“弄饭吃”乃至被炸身亡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处理急件”应该是在山洞,“弄饭吃”是在山下房屋,两个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均不搭旮。此说应与主题无关。

       如果有人坚持“处理急件”说,那他是在处理什么“急件”呢?我们知道,战时首长司令机关的紧急文件,一般为军令、情报和内部上下级往来的电文,它们分别是由作战部门,情报(侦查)部门和机要通信部门负责。毛当时的职务是“俄文翻译”,与上述部门并无直接的职责联系,而且志司与苏联方面也没有直接的俄文电报往来(所有与苏联有关的事宜,要么经过中国国内转达,要么由苏联驻朝代表与志司面洽,毛岸英的用场即在于此),所以,志司没有必须由毛岸英处理的“急件”。

       另外,杨凤安在2004年《时代潮》第19期中说:“办公室的成员对他(指毛岸英)也很尊重,除俄语翻译外,办公室未分配他作战值班任务。”请注意2004这个年份,那时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尚未开始,杨凤安说话的心态应该是很自然、很平和的,还不会受“舆论”的干扰。

       还有,当年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后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将军,在所著《在志愿军总部的日日夜夜》一书中也说到,毛岸英在(牺牲)那一天,没有被安排值班任务(该书第94页)。

       在某电视剧中所描述的,毛是“为抢救机密文件”而下山,而牺牲。可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彭总身边有那么多秘书、参谋、干事、警卫人员,他们在进行防空准备的时候,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好(此时没有空袭警报,应当很从容),带到安全的地点,决不会遗落什么而让毛岸英在美机临空的时候,去抢救,去牺牲的。剧中的描述不仅不是事情的真实景况,而且有肆意贬低彭办其他同志之嫌。

       再说,如果毛岸英等真是为抢救重要文件资料而致牺牲,志司的领导机关及其直属的政治部门理应为他们评功授奖,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过任何关于毛高二人立功授奖的信息。

       无中生有、画蛇添足的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故事的可信度愈发不足。
   4.关于躲避炸弹的常识

       在杨迪与成普的对话中,是成普说“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因而被烧死的。有人对这个说法甚为不满,说它“不但经不起推敲而且很恶劣可鄙”,进而认定“这(说法)和成普无关。极有可能是杨迪本人或者捉刀代笔的文人的编造”。真有意思,明明话从成普口中出,其人却专意攻击杨迪,岂有此理。显然,他极不满意的,是姓毛的岸英临危时怎么能钻到床底下去呢?那不是太那个了吗?

       不知这个不满的人有没有一点军事常识。在战争时期,无论何种人士遇到炸弹或炮弹的袭击,第一是跑到距离最近的遮蔽物下进行躲避;第二在附近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就低洼处卧倒;第三……(略)。这不仅是对军队官兵的基本训练科目之一,也是所有人等的基本选择。普通人如此,“不普通”的人也是如此。

       那同样在房间里的三个人,为什么成普跑出来了,为什么毛高二人没跑出来?这与三人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关,也与每个人的瞬时反应差异有关。成由于处在距门窗较近的地方,加之经杨迪、杨凤安的两次招呼,头脑中已经有了赶紧离开的较强意识,所以当他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就迅速地跑出了房间。而毛高二人由于所处位置可能距门窗较远,加之二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弄饭吃,所以当他们也听到炸弹下落的呼啸声及战友的招呼声,想冲出房间时,直觉让他们感到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一弯腰,顺势躲到了床下。这一系列瞬时的防护动作符合教范的要求,没有不当。就是现在人民防空(地震)时的自救要则,也是先跑后躲,跑不及就躲(床等家具下)。任谁也不会昂首挺胸地面对敌人的炸弹的。

       既然是规范的防护动作,为何还牺牲了呢?我以为,首先,战争中的偶然性极大,子弹炮弹都没长眼,伤着谁,不伤着谁,谁也无法预料。第二,问题在于这回美军投下的不是普通炸弹,而是凝固汽油弹。如果美军投的是普通炸弹,只要其落点不是在距床很近的范围之内,那么毛高二人就可能凭借床、桌等的掩护(哪怕是微弱的掩护),增加生存的几率(还要看炸弹的当量)。凝固汽油弹与普通炸弹大不相同,这种炸弹在爆炸的瞬间,在一定的范围内,会产生一两千度的高温不说,还会在同样的范围内造成极度缺氧的状况,在这样的条件下,躲在屋内的毛、高所处的境况就极其不妙了,先是被高温灼伤呼吸道,然后窒息昏迷,最终被烈火烧焦,结果就是巨大的悲剧。

       5.关于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

       在杨迪的著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有一段对毛岸英在志司最高作战会议上的表现的描述,对这段描述,有人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说:“书中对毛岸英的负面描绘比比皆是,……这些描绘,给人以毛岸英烈士是个骄横而且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印象。其影响也十分恶劣。”

       这次的志司最高作战会议,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是38军的作战行动,因判断失误没有能坚决地执行彭总的意图,战斗结果不理想。彭总为此非常恼火,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会议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趁着会议沉闷的间歇,起身到地图前,发了一通议论。

       在如此高级别的作战会上,在如此高度严肃紧张的气氛下,毛岸英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也是很不得体的,因为毛的言行严重违背了常识性的规矩,以他的职务身份,本没有参加这样会议的资格,更没有不请自言的权力,可是他却在全是司令、军长的人群中,做出了令所有人意外的举动,实在过于唐突。知道他身份的人(彭总等)不好意思制止他,不知道他身份的人,不敢制止他——彭总都没说话呢。但是,惊讶、奇怪和疑问则肯定是每一个与会人的共同心理反应,因为这小伙子的表现实在太出格了。

       杨迪自1940年初即调入军委作战局工作,是老参谋,老机关了,深谙这种司令机关工作的规则和纪律,毛的行为让他实在无法理解,也看不惯,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没有什么不对。我想,只要没有偏见,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定会有想法的。如果有人心里没反应,以为正常,那才是不正常的呢,而且是很不正常!

       至于杨的描写是否是“负面的”,那就是个人的感觉了。杨的描述是客观的,毛的行为是自己做出来的,做什么样,人家就感觉什么样,怨不得什么“正面”“负面”。毛岸英是普通人,就和所有普通人一样有他自己的特性,优点就是优点,缺点就是缺点,优点缺点共存一身,不是这样吗?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我倒觉得杨迪的描写挺好,把一个敢说敢做又不那么世故,率真又带点儿调皮的毛岸英,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多好。

       四

       最后再说说杨迪亲笔所写的书吧。

       有总是鄙视、贬损、辱骂杨迪的人说,“杨迪的这本回忆录从文字来看,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从作者的年龄及回忆录的篇幅来看,以自己亲自动笔完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极大。”

       哈哈,到底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杨迪的书的确可读性十分强,甚至不乏几分文彩,但是,这书还就是杨迪一笔一划地亲笔所写,由文人操刀代笔的可能性才真的为零。你真是太“孤寡”了,太小看人了。

       看看杨迪在《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一书的前言中的字迹:

      “我已经写了一本《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本《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都没有请人题写书名、题字、作序,而是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让历史去评说。”

      “还有一点,我虽已年迈,但写每一本书,从来不请人代笔,我也没有学会用电脑打字,仍然是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地坚持写。这样,我慢慢地写着就能很自然地回忆起当时的历史情景,带着感情写出来,会更真实。”

       事实正是如此,做为杨迪的亲属,我们是亲眼看着他起早贪黑,不顾年老力衰,不顾重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地,耗时5年,写出了总共一百多万字的三本书,了不起啊,真正的了不起!绝对的呕心沥血!!我们曾想帮父亲修改文字、语法,润色文采,可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不用,我就是要保持我的本色,显示我真实的水平,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杨迪(三本书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他半生的足迹)。我们无语。
顺便说一句,杨迪的三本书上市发行后获广泛好评,供不应求,已经三次印刷,总数达四五万册。

       正是由于杨迪的如实记述,留给我们以及后人那么多生动、鲜活、实在、平凡、伟大的人物形象:彭德怀、叶剑英、陈毅、陈赓、李克农、邓华、洪学智、赖传珠、韩先楚、梁兴初、伍修权、郭化若、安东、丁甘如、徐国夫、龙桂林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毛岸英),还有我军革命战争时期质朴的物质生活和浪漫的精神生活(将军们喜吃白斩鸡,更喜跳交际舞),多生动的记述啊!看到这些,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杨迪吗?他的记述难道不比那些充满官话套话的官样文章有意思得多吗?珍贵得多吗?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杨迪、成普、杨凤安、赵南起、毛岸英、高瑞欣,还有杨根思、邱少云等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志愿军的英雄和烈士,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怀念!真没必要为了某种目的去刻意地拔高一些人,再刻意地去贬低另一些人,然后相互攻击、谩骂,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还是歇了吧!

       2010年12月27日

       杨迪之子再谈“毛岸英之死”

       目录

       一、解析“最正宗回忆录”中的纰漏
       二、还原“毛岸英之死”的经过
       三、答疑
       四、劝说篇

       一.解析“最正宗回忆录”中的纰漏

       讨论关于“毛岸英之死”的问题,我的原则是就事论事,只讲事实和道理,绝不对人,更不会去指责人、骂人、侮辱人。所以在上篇发言中,我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批驳某人的观点、论据,只是心平气和地说说我知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分析推理,因为实在没必要为一件六十年前的“陈年老帐”闹得大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更何况此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都是父亲多年的老战友,都是我敬重的前辈。但是,有一篇在网上被称为“最正宗”、“最权威”、“最真实”、署名“成普”的回忆录,确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了。因为“成普”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因为他的“回忆录”纰漏实在太多,让人产生太多的疑问,很多东西它不仅不能说清真相,还对人们产生误导,使问题的讨论陷入混沌之中,无以休止。了。我看了成普前辈的简历,他不仅是我们的湖南老乡,而且和父亲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在延安参加革命,进入军委一局,都是在志司任作战处副处长,这更增加了我的亲切感,也更让我不忍心对“他的”回忆说三道四。思虑再三,为了真实,为了后人,为了历史,我只能狠下心来,说说我对“他的”回忆的看法。成老前辈已经去世,我现在这样做可能显得不厚道,有点大不敬,那我就先在这里向成伯伯道个歉,也请成伯母和成家兄弟姐妹多多包涵吧。好,现在我们就依次分析一下“成普的回忆”(限于篇幅关系,不在这里全文转载该回忆)。

       首先,文中回忆说,“……由于平时翻译工作不很忙,毛岸英同志自告奋勇,兼管彭德怀的电报。在敌机轰炸时,他正在收阅各处发来的电报。”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稍有军事机关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涉及到极为秘密的“密码”,所以,所有机密电报都是由机要部门严格掌管的,任何非机要人员不可能管理电报,更不可能“收阅各处发来的电报”。为使大家了解“机要电报的特殊性”,我们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下军内机密电报的收发程序:先说收报。通信部门(电台)收到电码并抄录后,迅速将其交付机要部门,由机要部门负责将密电码翻译成电文,然后由机要参谋亲自将电报送达电文指定的收阅人收阅。收阅人阅读电文后,即刻签字并将

右派公知是不会放过一丁点机会的
   一.解析“最正宗回忆录”中的纰漏

       讨论关于“毛岸英之死”的问题,我的原则是就事论事,只讲事实和道理,绝不对人,更不会去指责人、骂人、侮辱人。所以在上篇发言中,我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批驳某人的观点、论据,只是心平气和地说说我知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分析推理,因为实在没必要为一件六十年前的“陈年老帐”闹得大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更何况此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都是父亲多年的老战友,都是我敬重的前辈。但是,有一篇在网上被称为“最正宗”、“最权威”、“最真实”、署名“成普”的回忆录,确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了。因为“成普”是最直接的当事人之一,因为他的“回忆录”纰漏实在太多,让人产生太多的疑问,很多东西它不仅不能说清真相,还对人们产生误导,使问题的讨论陷入混沌之中,无以休止。了。我看了成普前辈的简历,他不仅是我们的湖南老乡,而且和父亲的经历非常相似,都是在延安参加革命,进入军委一局,都是在志司任作战处副处长,这更增加了我的亲切感,也更让我不忍心对“他的”回忆说三道四。思虑再三,为了真实,为了后人,为了历史,我只能狠下心来,说说我对“他的”回忆的看法。成老前辈已经去世,我现在这样做可能显得不厚道,有点大不敬,那我就先在这里向成伯伯道个歉,也请成伯母和成家兄弟姐妹多多包涵吧。好,现在我们就依次分析一下“成普的回忆”(限于篇幅关系,不在这里全文转载该回忆)。

       首先,文中回忆说,“……由于平时翻译工作不很忙,毛岸英同志自告奋勇,兼管彭德怀的电报。在敌机轰炸时,他正在收阅各处发来的电报。”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稍有军事机关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涉及到极为秘密的“密码”,所以,所有机密电报都是由机要部门严格掌管的,任何非机要人员不可能管理电报,更不可能“收阅各处发来的电报”。为使大家了解“机要电报的特殊性”,我们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下军内机密电报的收发程序:先说收报。通信部门(电台)收到电码并抄录后,迅速将其交付机要部门,由机要部门负责将密电码翻译成电文,然后由机要参谋亲自将电报送达电文指定的收阅人收阅。收阅人阅读电文后,即刻签字并将电报交还给机要参谋。如收阅人提出该电文还需某某人阅,机要参谋即亲自将电报送达某某人。某某人阅报并签字后,即将电报交还机要参谋,由其带回机要部门收藏入档。整个过程,电报不得离开机要参谋的视野和掌控,这是极其严格的保密纪律。再说发报。首长需以电报形式发出的指示、命令、通报、请示、汇报等文稿,由有关参谋人员草拟,经首长同意并签字后,送机要部门处理。机要部门收到文稿后,将文稿誊写在专用的电报纸上,再送首长审阅、签批。之后即进行密码编译,再将已经译好的密电码送通信部门发出。密电码发出后,机要人员即将电稿收回机要部门归档。整个过程也都在机要人员的视野和掌控内进行。这样复杂的程序,是保密原则的需要,任何人都无权违反。毛岸英只是一个翻译,无论如何是不能“兼管”和“收阅”电报的!也就是说,上述的回忆不能成为毛岸英留在彭办不去防空洞的理由。

       其次,“回忆”说,“所谓志司办公室,就是彭德怀的办公室。这是志愿军首长和党委办公的地方,同时也就是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室。……彭德怀就住在这个办公室内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在这里办公的有彭德怀本人,毛岸英同志,作战处的成普(付处长)、参谋徐亩元、龚杰、杨凤安、高瑞欣。” 由于成普的这段述说,混淆了彭办和志司作战室的区别,使许多人不明就里,弄不清哪儿是哪儿。对此,我在前文中已有说明。现在再说一次,不管如何解释,或有什么特殊的描述,彭总的办公室(或曰指挥室、或曰彭总作战室等)都不是志司指挥机关的作战室。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区分。 在彭办工作的,是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如成所说,有杨凤安、高瑞欣、毛岸英、丁甘如、成普等少数几人。而在志司指挥机关作战室工作的,是司令部作战处、情报处的参谋们,以及司令部其他相关部门的众多人员。的确,这些参谋人员每天24小时全天候工作,不仅必须随时处理敌我双方的即时情况,在作战图和沙盘上标出敌我部队的态势,绘制作战要图,分析判断敌人企图及战事演变趋势,随时呈报首长。还要受领首长的指示,根据首长分散发表的战事估计和设想,整理出完整的作战意图和指令,起草作战电文,准确、果断地指挥部队行动。但是,上面的描述正是志司作战室的职责和工作,而不是彭总办公室的工作。无论彭总那边有什么特殊的安排,设立什么样的办事机构,叫什么样的名称,都不能代替汇总、显示、处置、上传下达所有军情的志司作战室。这是起码的军事常识。其实,大家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探讨、争论什么“彭办”、“作战室”、“指挥室”等名词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毛岸英是在哪里“蛋炒饭”,在哪里牺牲,公认的答案只有一个——“彭办”,这就足够了。到底彭总的办公机构和志司的作战机构是如何设置的,如何工作的,又是如何协调的,最好请大家认真阅读一下杨迪的原书,那里面对此有非常详尽的讲述,不同地点(志司所处的位置),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安排。看看吧,看了一目了然。回忆者总是强调了“彭总办公室”的设置和职责,想以此说明“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还是想要暗示“无米之炊”。但是这种间接否定“蛋炒饭”、“热饭”、“吃饭”的做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在回忆者的整个回忆中,只字未提志司的防空号令。当然也就没有表露出回忆者对该防空号令的态度,不知是遗忘所致,还是有意回避。这可是一个不容疏漏的、非常关键、非常严重的问题。志司的防空号令针对的是志司的所有人员(担任警戒的人员除外),不会留下所谓的值班人员暴露在敌机的炸弹之下。作战值班固然紧急重要,但此时值班人员的值班地点早已安置在防空洞等隐蔽地点。再说,作战值班与防空警戒并不矛盾,说白了,就是几根电话线,几部电话机的问题。所以“回忆”强调,敌机轰炸时彭办房屋内“这些人是不能离开的。因为这是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室,不管如何紧急险恶,参谋人员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离开职守。……毛岸英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参谋们一起没有离开办公室”的说法有违军事常识。明知地面建筑会挨炸,还不能离开,那不是送死吗?如果“这些人”先被炸死了,还指挥个什么劲儿呢?(有网友评论:“你地,真正地,军人地,不是。战术地,不懂。”) 要知道,防空不等于不办公,不等于不能处理“紧急文件”,只是地点不同而已!哪有只能在“办公室”才能办公、作业的军人,那是“白领”。另外,看这篇回忆录有点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志司似乎是一个纪律涣散的单位。防空号令发布后的紧急时刻,不仅彭办内外有五,六个有名有姓的人员在出出进进,随意走动,不事防空。就连已经做完饭的炊事班也居然还有人在伙房(或附近)活动。这恐怕也不是事实。要知道,志司是由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的整个机关,加以第一野战军机关的部分人员,以及军委总参机关下派的一些人员合并组成,这些干部绝大部分都是走南闯北、身经百战的老机关,不仅工作经验丰富,而且组织纪律观念也相当强。怎么可能在横刀立马的彭总司令的统领下,连个防空号令都落实不了呢?不大可能吧。你说,连彭总都进了防空洞,其他人有什么理由不进,又有谁敢不进呢?难怪负责整个志司安全保卫工作的杨迪“不高兴”,也难怪最终会酿成毛高二人“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志司唯一的悲剧。   

       第四,回忆中还说到:“司令部的伙房也被炸垮,烈火烧死一个炊事员,另一个炊事员重伤。”司令部的伙房被炸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炊事员一死一伤应不是事实。如有这样的伤亡,怎么从来没听到(看到)其他当事人、见证人说到过呢?就是在志司给军委的电报中也没有提到呀?他们和毛岸英、高瑞欣一样,都是光荣的烈士。难道所有的人都把那两个炊事员遗忘了吗?不应当啊。我想,还是“回忆”有误吧。


第五,在杨迪、杨凤安等的诸多讲述中,都有在彭办现场和成普对话的情节,可是在所有成的讲述、回忆中,都没有一个字提到这样的情节。如果说一个“杨”记忆有误,涉嫌“编造”,岂能两个“杨”的记忆都有误,不约而同地“编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成老也有难言之隐。

       第六,在这篇“回忆”里,回忆者居然把解方参谋长(志司)说成是副司令,这可是太不应该犯的错误了。解方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成普是司令部作战处的副处长,双方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正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怎么能连自己顶头上司的职务都弄不明白了呢?还有,杨凤安的职务是秘书,而不是参谋,对此,成的记忆也有失误。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篇回忆录的可信性。

       第七,在众多当事人见证人的回忆中,对彭总屋内的人数有误差,有说3人,有说4人。其实3人4人都无所谓(见上篇拙作),问题是,在成的这篇“回忆”中,从被炸现场逃出来的是成普和通讯员李某(不是其他见证人所说的徐亩元〈此人到底名亩元,还是西元,还是姓毛,本人不甚了了〉),而变成了通讯员李某。可是在成普給杨彦坤的信中,却又说,跑出来的又成了成普和徐亩元。这样的纰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无法接受。

       第八,从后人研究历史的客观角度看,当时在彭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屋里的四个人和屋外的杨迪、杨凤安知道(还没有看到再有其他人说自己当时亲自在现场)。这其中毛高两人已牺牲,而幸免于难的成普(徐亩元或李某不知下落)既是死里逃生的人,也是有利害关联的当事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显然,如果这些留在屋内的人真是因“作战值班”,因“抢救文件”而滞留,而牺牲,那么“死者英勇,生者光荣”。可如果留在屋内只是为了“蛋炒饭”,为了“弄吃的”,那么“死者遗憾,生者有责”。

       军中惯例,在现场职务最高者,是当然的负责人,责任人(这也是军队需要军衔的原因之一)。事件发生时,成普是职务最高的,又是最有战斗经验的,可偏偏只有他生还了,偏偏死者中又有毛岸英(在包括彭总在内的所有知情者心目中,他当属第一重点保护对象之列),这对现场负责人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冲击,会在他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今天的人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是不难理解他的苦衷的。要是换了你,你该如何承受?如何解释?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普”对毛岸英牺牲经过的讲述,总是不免闪烁其词,多有不一:

       ●在武立金所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p247)一书中写到: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在这里,成普不仅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旁吃东西”,还说到“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

       ●成普自己的回忆:“这些人是不能离开的。因为这是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室,不管如何紧急险恶,参谋人员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离开职守。……毛岸英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参谋们一起没有离开办公室。” 在这里,成却又不提吃饭,只是用较长的篇幅强调彭办繁重的工作,讲彭办人员的重要性,讲他们不能离开彭办躲避空袭的原因等等,模糊和淡化其真正致死的原因。

第五,在杨迪、杨凤安等的诸多讲述中,都有在彭办现场和成普对话的情节,可是在所有成的讲述、回忆中,都没有一个字提到这样的情节。如果说一个“杨”记忆有误,涉嫌“编造”,岂能两个“杨”的记忆都有误,不约而同地“编造”?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成老也有难言之隐。

       第六,在这篇“回忆”里,回忆者居然把解方参谋长(志司)说成是副司令,这可是太不应该犯的错误了。解方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参谋长,成普是司令部作战处的副处长,双方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正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怎么能连自己顶头上司的职务都弄不明白了呢?还有,杨凤安的职务是秘书,而不是参谋,对此,成的记忆也有失误。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篇回忆录的可信性。

       第七,在众多当事人见证人的回忆中,对彭总屋内的人数有误差,有说3人,有说4人。其实3人4人都无所谓(见上篇拙作),问题是,在成的这篇“回忆”中,从被炸现场逃出来的是成普和通讯员李某(不是其他见证人所说的徐亩元〈此人到底名亩元,还是西元,还是姓毛,本人不甚了了〉),而变成了通讯员李某。可是在成普給杨彦坤的信中,却又说,跑出来的又成了成普和徐亩元。这样的纰漏,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无法接受。

       第八,从后人研究历史的客观角度看,当时在彭办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屋里的四个人和屋外的杨迪、杨凤安知道(还没有看到再有其他人说自己当时亲自在现场)。这其中毛高两人已牺牲,而幸免于难的成普(徐亩元或李某不知下落)既是死里逃生的人,也是有利害关联的当事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很显然,如果这些留在屋内的人真是因“作战值班”,因“抢救文件”而滞留,而牺牲,那么“死者英勇,生者光荣”。可如果留在屋内只是为了“蛋炒饭”,为了“弄吃的”,那么“死者遗憾,生者有责”。

       军中惯例,在现场职务最高者,是当然的负责人,责任人(这也是军队需要军衔的原因之一)。事件发生时,成普是职务最高的,又是最有战斗经验的,可偏偏只有他生还了,偏偏死者中又有毛岸英(在包括彭总在内的所有知情者心目中,他当属第一重点保护对象之列),这对现场负责人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冲击,会在他心中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今天的人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想,是不难理解他的苦衷的。要是换了你,你该如何承受?如何解释?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成普”对毛岸英牺牲经过的讲述,总是不免闪烁其词,多有不一:

       ●在武立金所著《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p247)一书中写到: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在这里,成普不仅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旁吃东西”,还说到“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

       ●成普自己的回忆:“这些人是不能离开的。因为这是志愿军的作战指挥室,不管如何紧急险恶,参谋人员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能擅自离开职守。……毛岸英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参谋们一起没有离开办公室。” 在这里,成却又不提吃饭,只是用较长的篇幅强调彭办繁重的工作,讲彭办人员的重要性,讲他们不能离开彭办躲避空袭的原因等等,模糊和淡化其真正致死的原因。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21/51/08/6_1.html
简评《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侮辱毛岸英烈士天理不容
这里有篇反驳文章,很久没去中华网了,这文章还可以看看。
        说点个人观点:
        1 毛是世纪伟人,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客观上功大于过,三七开应该比较客观。
        2 老子英雄不一定儿子必须就是好汉。毛的后人如何不影响毛的伟人地位,没必要为亲者讳。
        3 不管毛岸英是烤苹果还是炒米饭,违反禁令当然对其个人形象有负面影响,这是客观事实,不可能无视或认为无关紧要。
         4 即使是炒米饭或者烤苹果,无损毛岸英是烈士的客观事实。
        5 美军轰炸志司是长期定向情报活动的结果,与毛岸英炒米饭还是烤苹果的行动无直接因果关系。毛岸英牺牲与烤苹果或是炒米饭没有因果关系。
其实这个里面可以看出,再版的回忆录应该就是出自这位杨迪之子之手。另外问一下,这位杨迪之子叫什么,是做什么的?
●在杨彦坤《父亲高瑞欣与毛岸英一起牺牲之后》一文中记述:“他(成普)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勺,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方,不具备这些东西。’”话说得很动情,亦很坚决,但还是回避了正面回应“蛋炒饭”的问题,含混了作战室和彭总办公室兼休息室的区别,也绕开了他们为什么没有遵守防空纪律,仍留在彭办的屋内的原由。

       ……

       再说说杨迪和杨凤安,他们既是目击者又是旁观者,所谓目击者,是说他们因故偶然亲眼目睹了成、毛、高等人在彭总屋内的活动。说是旁观者,则是说对他们二杨来说,炒饭与没炒饭,用什么炒饭,和自己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没看到就是没看到。所以杨迪的“蛋炒饭”和杨凤安的“热饭”,除有蛋与否之外(杨凤安也是认可“蛋炒饭”的,见其与王天成的合著),述说客观真实,当可采信。

       至于其他没有在当时去过事发地点的人(志司的同事、领导,有关人员的原亲属、朋友等),都不是直接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说些什么,都缺乏有力的、直接的证据。更何况感情思念代替不了客观事实。

       以现在的法律观念看,利害关联人的证词,法庭一般是不会采信的。

       第九,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所谓的“最权威的回忆”其实漏洞百出,它根本不像是从一个老军人、老机关、老前辈的口中讲出来的。因为它太缺乏基本的常识,出的全是不应该出的低级错误,我们甚至怀疑,该“回忆”在发表前,是否经本人认真审看过。

       常言道,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场争论的孰是孰非,只要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应当是一目了然了。

       二.还原“毛岸英之死”的经过

       关于毛岸英之死的争论已经够可以了,各种说辞也已经说尽了,再说,也还是这点事儿。不妨让我们都冷静下来,综合各方的回忆、描述,还原一个接近真情实况的原景:1950年11月23日下午,志司的领导和有关人员,都发现了有一架美军侦察机在头顶长时间盘旋,这引起了大家的高度警觉。当晚,志司向总部所有单位和人员,下达了防空袭预警号令,规定了若干行动纪律(略)。第二天(11月24日)凌晨,天未亮,志司的所有人员(担任对空警戒任务的人员除外)都按要求进入防空洞或疏散到山林中隐蔽。毛岸英等也随他人一同进入了防空洞。作战值班等重要岗位也都在防空洞内或其它隐蔽点安置妥当,保持着不间断地工作。天亮不久,毛岸英看到并没有敌机飞来,强烈的饥饿感使得他怀着侥幸的心理与成普、高瑞欣等人一嘀咕,便决定趁着敌机没来的功夫,赶紧去找点吃的东西填肚子。由于防空要求,炊事班早已打烊熄火,无物可餐,他们只好另谋他求。好在他们都是彭办的人,非常熟悉彭办的情况:有火(封住的火,捅开就行),有饭,还有鸡蛋(朴次帅刚送来的),所以径直出洞下山,来到了彭办。与此同时,邓华副司令责令杨迪巡视营区防空落实情况。途中,杨迪发现在彭总的办公室烟筒冒烟,里面还有人活动。他走近房前一看,看到了成普、俄文翻译,以及新调来的一位同志,三人正在用鸡蛋炒饭。做为同单位同级别的战友,杨迪开玩笑地对成普说:你怎么敢吃彭总的鸡蛋?但同时,他也对这几人不顾防空纪律在这里“弄蛋炒饭吃”“不高兴”(毕竟烟火可能招来危险),就督促成普他们赶紧熄火上山进洞,随后就向邓副司令复命去了。就在杨迪走后不久,防空哨远远地发现了飞过来的敌机,并发出了防空警报信号。听到防空警报的彭老总,忽然想起了毛岸英,这可是他最最放心不下的人啊。于是,就命杨凤安去看看毛岸英的情况,看他是否安全。杨凤安得令后,即跑到毛所在的防空洞查看,发现毛没在。询问之下,方才得知,毛、成、高等人已出洞去彭办了。杨凤安非常着急,赶紧又跑向彭办,徐亩元见状跟随而去。在彭办,他们确实看到毛等几人还在屋内“热饭吃”。不及细看细说,敌机已经临空,杨凤安大声呼叫他们出屋躲避(房屋目标大)。由于成普连续受到杨迪和杨凤安先后两次催促,已经起身准备离开,徐亩元则刚刚迈步进门槛,所以听到杨凤安的喊叫声和炸弹飞降的呼啸声,成普和徐亩元立即分别跃出窗户和房门。就在成普转身飞跃的瞬间,他看到了毛高二人情急之下躲到了床下(桌下)。美机投下的是凝固汽油弹,毛高二人不幸被烈火裹在屋内活活烧死。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杨凤安万分悲痛,赶紧跑去向彭老总报告噩耗。敌机投弹后即飞离了志司现场空域,躲在防空洞中的官兵们纷纷冲出来灭火救人。在现场,杨迪遇到了身上还在着火的成普,告诉他赶紧就地打滚,才能熄灭身上的火焰。他指挥在场的人员灭火救人,祈望能抢出还在烈火中的毛高二战友。但是,凝固汽油弹实在太厉害,当人们扑灭大火,找到的只是两具已经烧成黑炭的无法辨认的烈士的遗骸。后来,彭办熟悉毛岸英的人通过对一只手表,一把手枪的辨认,最终认定了毛岸英烈士的遗体。这就是毛岸英烈士牺牲经过的真实情况。合情,合理,合逻辑。

       杨迪之子三谈“毛岸英之死”

       三、答疑
  拙作《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之死》在网上发布后,原本打算就此歇了,不再说什么。可是,众多跟帖旋即而到,支持的,反对的,各说各理煞是热闹。静心观察一下,我发现还有不少网友对有些细节尚存疑惑,同时另有几篇评论、回忆的论点讲述,也存有颇多的谬误,就感觉很有再说几句的必要,算是对上一篇文章的补遗吧。

       1、关于“蛋炒饭”引来了美机的轰炸

       总看到一些网友争论不休,议题就是,“毛岸英等人生火做饭,招来了美国飞机的轰炸”。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也不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毛岸英的牺牲应当是一个偶然事件。

       在出事的前一天傍晚,志司的领导和有关人员都看到一架美机在志司上空盘旋良久。当时它虽没有什么特别的动向,但却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担心:志司是否暴露了目标?美机近期是否会来空袭?于是,志司首长当晚便发布了防空预警,规定了若干防空纪律。第二天,美机果然临空轰炸,致使毛高二人不幸牺牲。不错,杨迪在巡查时是看到了“烟筒冒烟”,但根据事前事后的情况判断,美机的这次轰炸是例行飞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目的。也就是说,美军实际上并没有因“烟筒冒烟”而发现我军总指挥部这样重大的目标,他们只是对地面上的可疑目标或我军的活动迹象做一般性地侦查、轰炸,尤其是像彭总办公室这样的明显目标(独立房屋),是一定不会放过的。如果美军真的发现了下面是志愿军总部,轰炸的程度恐怕就不是几架飞机投几十颗燃烧弹的问题了,就会出动几十架乃至上百架飞机把目标夷为平地,烧成火海,再投入空降突击队,彻底摧毁志愿军总部的。杨迪从来没有说过,是“蛋炒饭”引来的美机,他只是履行自己的职责,督查志司防空规定的落实情况。当他看到有人违反了规定,他不太高兴,并予制止,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可能招致危险的后果,仅此而已。2,关于“彭总没有积极认真地进行防空”还有人说,志司遭轰炸,致使毛岸英等牺牲,是“因为彭总不重视来自北京的警告,没有积极认真地进行防空的结果。”这也不是事实。

       做为上级领导机关,北京方面把能预先想到的情况,及时通告志司,引为警惕,是例行的工作程序,一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预见(如美军将于某某时日前往轰炸等)。因为不管怎么说,身处前线的指战员对敌情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怎么也比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大后方来的深切,何况志司的广大指战员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自卫、歼敌,应付各种敌情的的经验非常丰富。11月24日的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点,头天一架敌机看似漫不经心地的盘旋就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并迅速采取了实际行动进行防空。而正是由于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敌机的轰炸几乎没给志司造成什么损失。彭总的执拗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与整个志司对敌空袭的警惕高低与否无关。

       毛岸英和高瑞欣的牺牲,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严格地遵守防空纪律,私自下山所致,也与整个志司的防空措施无关。

       有心的读者可以阅读一下《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一书的第十四章,在这段文字里,杨迪详细记述了志愿军总部从1950年11月15日至1951年9月中旬,志司7次(总共9次)遭遇美机轰炸的情况。从这些生动的记述里,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我们的高度警惕,由于我们得力的措施,由于广大志司官兵严守防空纪律,志司虽然遭到这么多次的空袭轰炸,但美军始终没有发现他们苦心寻觅的志司指挥机关,也没给志司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毛高的意外是唯一的),更没有伤及到我志愿军的高级将领,这不能不说是志司的巨大成就和光荣!

       3、关于朴一禹“次帅”的称谓

       在杨迪在回忆录中,曾数次提到朴一禹,并称其为“次帅”。有人就此提出疑义,说朴一禹被授予“次帅”军衔的时间是1953年,而杨迪见到朴一禹时是1950年,何以杨迪提前称之为“次帅”呢?可见杨迪的记忆有问题,推而导之,“蛋炒饭”说不可靠。

       从有关资料上查看,朴一禹的确是在1953年才被授予的“次帅”军衔,但是杨迪的回忆录是1998年撰写出版的,此时距朴一禹受“次帅”衔已经足足有45年之久了。杨在志司总部曾多次见到过朴一禹,对这位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朝鲜首长”印象挺好,并对朴日后遭到残酷政治清洗乃至枪毙,很感同情和惋惜,所以他在45年之后的回忆中讲到朴时,尊称其为“次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当。就像我们现在回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时,称是毛主席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回忆彭德怀在朝鲜时的丰功伟绩,称彭德怀元帅如何如何;回忆贺龙元帅当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样,有何不可的呢?

       4、关于“批、骂”杨迪

       几十年来,我一直感觉,“毛岸英之死”在杨迪和当年志司前辈们的心里,都是一件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杨迪的回忆录1998年就出版了,之后还多次再版,10多年来没见有人说什么。没有想到,却被一部电视剧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还自鸣得意地大肆撰文“痛批杨迪”。

       如果杨迪真的在“胡编乱造”,最有资格出来“痛批”的,就是他在志司的领导和战友。可是,杨迪的回忆录出版后,送给了许多当年志司的首长和战友,没有人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同样没有被人提出异议的,还有在杨迪出版回忆录之前18年的1980年,根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建议,王天成与杨凤安编写出版的《北纬三十八度——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一书。为了了解毛岸英之死,王天成当年走访了志愿军总部的许多老同志,包括时任志愿军副司令的洪学智、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情报处副处长李世奇、作战处科长孟昭辉、参谋赵南起、龚杰、田胜、苗杰、成德益、翻译宋保华等,大家对毛岸英殉难之事记忆犹新:

      “毛岸英和高瑞欣刚从休息的山洞回到办公室。他俩还没吃早饭,饭已经冷了,于是两人正围着火炉热鸡蛋炒米饭。毛岸英还没来得及吃热好的饭,……这时美军的敌机的凝固汽油弹已有几十枚投在彭总办公室周围,……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有关“蛋炒饭”的讲述,是大家公认的事实,本无可争辩。可就有人说什么“说毛岸英死于蛋炒饭人的心得多冷酷啊”,这句话真够可以的,一张嘴就否定了那么多志愿军将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血。此人最好还是先去了解了解上述十位志愿军前辈,乃至更多的志愿军英烈的心到底是冷酷还是火热,再张嘴说话吧。

       毛岸英出国参战仅一个月,就意外牺牲,令所有人都很痛心,他是烈士,值得后人的怀念与尊重。但我想再强调的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志愿军的组建,最早开进朝鲜,并亲自参与了朝鲜战争中几乎全部战役的组织指挥工作,东奔西跑,其间也挨炸负伤,险些牺牲,战斗三年,直至胜利停战凯旋而归的前辈,就不值得尊重了吗?只因作者在一部长达四十来万字,倾心讴歌上起总司令彭德怀,下至警卫员孙连元等无数志愿军指战员生动、活泼、英勇、光荣的著作中,仅以千把字讲了一个毛同志平凡而真实的故事,就遭到无端地谩骂侮辱,这道理怕是讲不通的吧?!我想,这些骂人的人的心,“得多冷酷啊”!!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所有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官兵,包括烈士,也包括历尽战火幸存下来的无数前辈们!     5,“鸡蛋”何以失而复得?有网友还真挺细心,发现在家父的大作《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第一版中,并没有说到有“鸡蛋”炒饭,而在2003年的第二版中则出现了“鸡蛋”炒饭,还说明鸡蛋是朴一禹次帅所送。于是有人就此大势声讨一番,好像终于揪住“狐狸的尾巴”一样兴高采烈。就我所知,在家父的手稿中,原本就有“鸡蛋”炒饭的内容,及至送出版社编辑出版时,不知何故,“鸡蛋”丢了,光剩炒饭了。拿到新书,家父无可奈何,感叹之余,也只有遗憾的份儿了。令我们全家意外惊喜的是,家父的大作上市后倍受青睐,读者踊跃购买,一版8000册一售而光。出版社也喜上眉梢,立刻决定此书二次印刷5000册。没曾想这5000册又一售而光。大好形势令出版社和作者坐下来,商讨有关出版该书第二版的事宜,于是,在家父的第二版书中,就把“鸡蛋”捡回来了。这就是“鸡蛋”失而复得的经过,再“捡蛋”(简单)不过了。6,谁是《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的作者?有些事情真有意思,书明明是杨迪亲手所写,这点他自己在书的“前言”中已几次说得明明白白,可就是有人不信,楞说是什么“捉刀代笔”所为,并为此指天跺地,就好像他亲眼看见了似的。大概当今世道捉刀代笔者太多,不捉刀代笔者反倒成了另类。悲乎哉?无语也。虽然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对此已做过详细的说明,可还是有人不信。甚至又有“新”发现,说“是他的儿子代笔”,还说“(作者)干脆出来承认吧,省事儿。”弄得人哭笑不得。行,等有功夫,我把家父的亲笔手稿拍照下来,上网展示,以飧其人,以正视听。说实在的,本人倒是想写,可就是苦于没有“经历”,没有“生活”呀!最多也只能是抱恨“生不逢时”吧。

       四、劝说篇

       好了,不想再说了,真累。

       不过,好像还得说几句。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依据的是证据和逻辑推理,目的是搞清一件事的实情,不是为了吵架骂人。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我说我的观点,你说你的凭据,要相信世人是有辨别能力的,只要你说的在理,一定会得到认同和支持。你说的不在理,那也别怪别人不领情。

       国人应学会包容,要能容忍别人的发言,尤其要容许不同意见的发言。那样讨论问题才有意思,才能长知识,长水平。不是说真理越辩越明吗?!

       还要学会在真理面前低头,那不丢人。丢人的是“无理搅三分”,是“恼羞成怒”,是“偏见”,是想方设法封住别人嘴的“霸道”。

       还有,骂人谁不会,你骂一句,我骂十句,你骂的难听,我骂的更不入耳……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有。你侮辱别人,其实也就在侮辱你自己,把自己降低到XLM、孙二娘的层次,你得意?真够“横路”的!

       休息,休息啦。

        2011年1月11日 于家中

       杨迪之子四谈“毛岸英之死”

       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这本是一个庄严肃穆的活动,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英烈值得我们,需要我们虔诚地思念。结果却因为一个人的死和一碗“蛋炒饭”的纠葛,吵成一场闹剧,实乃是对英烈们的一种亵渎!似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只成就了一部莫名其妙的电视剧。

       看看下面的英雄榜吧,有谁还记得这些名字?有谁还熟悉这些人物?有誰还知道他们的功勋?有谁还在敬仰他们的光辉形象?……
六十年过去了,国人有钱了,可有谁曾想到过给他们塑个像树个碑?有谁想到去给他们扫扫墓?又有谁打算给他们也拍一部可歌可泣的电视剧?

       要知道,他们可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造出的不朽辉煌啊!他们的故事不是用权势、金钱和吹牛堆砌起来的“戏”,那绝对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画卷!

       不是有“不冷酷”的人吗?可否献出你“不冷酷”的心,拿出你的影响力,拿出你的金钱,为这些曾经获得过两个共和国最高荣誉的,真正的英雄们也拍个电视剧(哪怕只拍其中一个)?我们静候佳期。
生火做炒饭?不知道违反战斗纪律没?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5/2721/51/08/6_1.html
简评《杨迪之子谈毛岸英》--侮辱毛岸英烈士 ...
这篇实在是错的没边了。
牺牲的地点都要胡说八道,太低劣了。
一同牺牲的还有高瑞欣。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傻瓜的dna自然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被淘汰。
拿钱发帖的也混不到绿卡,毕竟低端。
高尚是英雄的通行证,愚蠢是傻瓜的墓志铭
竟敢黑我朝太子
突然想起以前超大那篇著名的反黑的帖子
第一幕

卧槽。。。
再补充)
    杨迪回忆录越读越诡异了。

    1998年回忆录第一版是没有蛋炒饭的,也没讲是毛岸英在炒。

    2006年杨迪过世了。

    2008年回忆录里就有蛋炒饭了。

    真是见鬼了,我是读不懂了。

    说它是伪作吧,那可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

    说它不是伪作吧,死人怎么会改回忆录呢?


愿毛岸英,高瑞欣烈士以及杨迪将军的在天之灵安息!
不是杨迪之子写的
难道上战场就不能吃饭了?吃饭时牺牲就不是烈士了?
身份不知道,几个反驳是有道理的
右派公知是不会放过一丁点机会的
极左分子是不分黑白不论是非的
毛岸英比现在坐在冷气房里敲键盘的白痴懦夫高贵一万倍。
网络批评家也配批评为国捐躯者
怎么这么多人闲的无聊争这个?毛岸英炒了蛋炒饭,沒炒蛋炒饭有那么大区别吗?一个军人思想稍微麻痹导致伤亡很正常,我就不信几十万人没生火做过饭,而且这又不是一线,只是运气不好,警惕性不高而已。真的没必要上纲上线。这事实际情况如何也没法还原了,一件现在对国家毫无影响的事有什么好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