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山东济宁人大“过河拆桥”致使一官员断送仕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4:31:58
20多年，大好时光全部耽搁在讨要说法的路上，然而证据充足的他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他叫翟振海，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从教后入党再步入公务员行列者之一，让他没想到的是踏入公务员行列的他却因为“档案”问题而被迫“下岗”。
当企业改制脱离机关单位时，翟振海遭遇了尴尬事：由于人事档案被该市人大调走，他无法重回中小企业局任职；而该市人大则称查不到翟振海的相关信息，他并非是人大工作人员。多年来，他往返于各单位之间，翘首等待组织的回复。
一次偶然，他被“提拔”进市人大
翟振海是山东省济宁市的一名普通市民，今年56岁。初次见面，满头的白发的他神情沮丧，显得格外苍老。说起曾经的经历，翟振海欲哭无泪。
1991年初，翟振海前往下辖企业——人民印刷厂指导工作时，与时任济宁市人大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赵兴泉相遇。“由于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很有见解，他主动提出要介绍我到市人大负责实体工作。”翟振海说，那时，国家正值大力发展实体产业的阶段，济宁市人大也组建了实体公司——达发公司。
对于这次调动，翟振海当初并不同意，可赵兴泉曾多次找他谈话：“市中区局的小局长毕竟是科级干部，若是调入人大，两三年后可以升任副县长或县长。”考虑到前程问题，翟振海还是心动了。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研究“任命”通知
1992年底，济宁市人大下发调令，翟振海被调入该市人大工作，担任达发公司的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一职，赵兴泉任总经理，经过短短2年的发展，达发公司从下属的达发商场、饭店两大企业，发展到达发灯具厂、加油站、酒厂等十几家企业。
改制后，遭遇“被下岗”
1994年，按照国家政策企业开始与机关单位脱钩，调入企业的工作人员有单位的回原单位，无单位的留下。此时，翟振海向济宁市人大提交申请，要求回市人大工作。但是，该市人大却回复称，找不到他的相关调任信息，无法接收他的申请。
一头雾水的翟振海找到赵兴泉。“你是调到市人大的人，这些都经过了人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关系当然也在市人大，可能交接手续没有办好，你先在实体先干着，这事我回头问问。”赵兴泉对他说。
原济宁市人大办公室主任为翟振海亲笔证言
1996年，达发公司正式实行改制，并与济宁市人大脱钩。当年8月23日，达发公司并入了市中区化建公司。按照规定，原公司人员留职，原机关单位的实体干部职工全部回原单位。
由于屡次遭到济宁市人大拒绝，翟振海预返回原工作单位——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工作。可局领导告诉他，他的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调往了市人大，无法安排他的工作，需要继续找市人大处理。翟振海说，两部门的回复，让他吃尽了闭门羹。从此，他“被下岗”在家。
20多年维权路上，心酸与坎坷并存
“我只是想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翟振海说，从1994年至今已有21年，他一直艰难地行走在维权的路上。
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出具的《说明》
翟振海向记者提供了数份资料。其中，1996年3月6日，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为翟振海出具的《证明》中称，1992年8月，济宁市人大发来了接收函，经局党委研究同意翟振海前往济宁市人大另行分配工作。当年年底，翟振海的行政、组织、档案、工资关系转移至济宁市人大。其中，该《证明》提到，“1995年下半年，翟振海曾要求重回我局工作，但济宁市人大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而终止。”
同时，在市人大机关党支部党员分组名单中记者还看到，在众多支部党员分组中，达发公司党小组，翟振海任小组组长。
翟振海说，他曾多次找到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但一句“再等等，我们尽量想想办法”无数次将他挡在门外。接着，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相继退休或调离。一句“我不在人大了，无能为力”，成了一种新的托辞。
失业后，翟振海摆过地摊、卖过早点，还在济宁市法律所、北京大学法律中心、中纪委机关报等地做过临时工。“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被市人大调走了，原单位分的住房也被迫退还了。”翟振海说，在济宁市中区中小企业局工作时，他曾分到一百多平米的住房。退房后，他一家4口人租住在仅3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
尘封的档案，让他重获希望
2013年，翟振海再次前往济宁市人大讨要说法。市人大办公室门口，他意外听到丁主任正在通话：“翟振海的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时间跨度长；第二，没有找到他的个人档案。如果有档案，这事就好办了。”
至此，翟振海才意识到当初无法转业的直接原因——个人档案丢失。于是，他开始苦寻个人档案，并搜集相关的调任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翟振海先后来到济宁市任城区（原市中区）档案局、济宁市档案局进行查询。在任城区档案局，他查找到了一份《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证实档案已被济宁市人事局提走。同时，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证实翟振海的确被调往“市人大 ”。然而，他在这两个部门都没有找到个人档案。
1992年的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
2013年8月3日，翟振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托人在化建公司内进行寻找。尘封在公司财物保险柜内的“档案”被翻出这让他很是气愤，“这份商调函如果人大没有接受我的档案，怎么会研究任命？为什么我的档案会存放在这里？”此时，他感到曙光在即。
证据充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当翟振海带着档案再次来到济宁市人大时，秘书长赵殿记却仍不予受理。“领导换了几届了，你让我们处理，这不是难为我们吗？”赵殿记如是说。
翟振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翟振海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其中称，1992年6月，市人大办公室的确组建了济宁市达发实业公司，但人员大多为“聘用”。 1996年8月23日，达发实业公司正式脱钩人大并入济宁市中区化建实业公司，化建公司规定原达发公司人员不到公司报到、不到公司上班的一律不接收。
翟振海在人大信访回复中“签字”表达不满
对此，翟振海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翟振海进入该公司时，济宁市人大下发了调函，并写明是“任命”而非“聘用”。企业改制后，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自然不会去公司报到，但他曾多次前往济宁市人大和乡镇企业局要求恢复工作。
如今，济宁市人大曾这样回复翟振海：“现在，用人制度严格，程序公开、透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解决此问题。你要正确对待，放下思想包袱，安心生活。”
“我的一辈子被耽搁了，谁应该为这事负责？”翟振海说，济宁市人大的调查结果完全歪曲了事实。因为干部商调函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国家公职人员。当初未完成分配的直接原因为档案丢失，可档案属于机密，由组织进行调取
翟振海的问题仍无进展
据翟振海介绍，2014年年初，济宁市人大曾向他建议：以救助申请的形式，先解决生活问题，由信访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遭到翟振海断然拒绝。
接着，济宁市人大直接将翟振海推给了济宁市信访局。“我很不解，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国家公务员，我稀里糊涂的这么一折腾，没有违法没有辞退，反而工作不知在哪里，我寻求组织解决，可20年后却将我推给了信访部门。”翟振海说，目前，他仍租住在不足8平方的房子里，生活亟待保障。
事后，本网记者就此事电话联系了济宁市人大信访处一位张姓处长。他表示，对于翟振海的事情表示知情，对于其为公职人员并不否认。目前，他们正在积极配合解决，但协调处理此事的主动权并不在他们。济宁市委市政府计划以听证会的形式，由人社局、法制办等部门参与，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会根据研究结果来做出处理。（文/一兵）20多年，大好时光全部耽搁在讨要说法的路上，然而证据充足的他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他叫翟振海，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从教后入党再步入公务员行列者之一，让他没想到的是踏入公务员行列的他却因为“档案”问题而被迫“下岗”。
当企业改制脱离机关单位时，翟振海遭遇了尴尬事：由于人事档案被该市人大调走，他无法重回中小企业局任职；而该市人大则称查不到翟振海的相关信息，他并非是人大工作人员。多年来，他往返于各单位之间，翘首等待组织的回复。
一次偶然，他被“提拔”进市人大
翟振海是山东省济宁市的一名普通市民，今年56岁。初次见面，满头的白发的他神情沮丧，显得格外苍老。说起曾经的经历，翟振海欲哭无泪。
1991年初，翟振海前往下辖企业——人民印刷厂指导工作时，与时任济宁市人大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赵兴泉相遇。“由于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很有见解，他主动提出要介绍我到市人大负责实体工作。”翟振海说，那时，国家正值大力发展实体产业的阶段，济宁市人大也组建了实体公司——达发公司。
对于这次调动，翟振海当初并不同意，可赵兴泉曾多次找他谈话：“市中区局的小局长毕竟是科级干部，若是调入人大，两三年后可以升任副县长或县长。”考虑到前程问题，翟振海还是心动了。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研究“任命”通知
1992年底，济宁市人大下发调令，翟振海被调入该市人大工作，担任达发公司的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一职，赵兴泉任总经理，经过短短2年的发展，达发公司从下属的达发商场、饭店两大企业，发展到达发灯具厂、加油站、酒厂等十几家企业。
改制后，遭遇“被下岗”
1994年，按照国家政策企业开始与机关单位脱钩，调入企业的工作人员有单位的回原单位，无单位的留下。此时，翟振海向济宁市人大提交申请，要求回市人大工作。但是，该市人大却回复称，找不到他的相关调任信息，无法接收他的申请。
一头雾水的翟振海找到赵兴泉。“你是调到市人大的人，这些都经过了人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关系当然也在市人大，可能交接手续没有办好，你先在实体先干着，这事我回头问问。”赵兴泉对他说。
原济宁市人大办公室主任为翟振海亲笔证言
1996年，达发公司正式实行改制，并与济宁市人大脱钩。当年8月23日，达发公司并入了市中区化建公司。按照规定，原公司人员留职，原机关单位的实体干部职工全部回原单位。
由于屡次遭到济宁市人大拒绝，翟振海预返回原工作单位——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工作。可局领导告诉他，他的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调往了市人大，无法安排他的工作，需要继续找市人大处理。翟振海说，两部门的回复，让他吃尽了闭门羹。从此，他“被下岗”在家。
20多年维权路上，心酸与坎坷并存
“我只是想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翟振海说，从1994年至今已有21年，他一直艰难地行走在维权的路上。
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出具的《说明》
翟振海向记者提供了数份资料。其中，1996年3月6日，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为翟振海出具的《证明》中称，1992年8月，济宁市人大发来了接收函，经局党委研究同意翟振海前往济宁市人大另行分配工作。当年年底，翟振海的行政、组织、档案、工资关系转移至济宁市人大。其中，该《证明》提到，“1995年下半年，翟振海曾要求重回我局工作，但济宁市人大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而终止。”
同时，在市人大机关党支部党员分组名单中记者还看到，在众多支部党员分组中，达发公司党小组，翟振海任小组组长。
翟振海说，他曾多次找到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但一句“再等等，我们尽量想想办法”无数次将他挡在门外。接着，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相继退休或调离。一句“我不在人大了，无能为力”，成了一种新的托辞。
失业后，翟振海摆过地摊、卖过早点，还在济宁市法律所、北京大学法律中心、中纪委机关报等地做过临时工。“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被市人大调走了，原单位分的住房也被迫退还了。”翟振海说，在济宁市中区中小企业局工作时，他曾分到一百多平米的住房。退房后，他一家4口人租住在仅3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
尘封的档案，让他重获希望
2013年，翟振海再次前往济宁市人大讨要说法。市人大办公室门口，他意外听到丁主任正在通话：“翟振海的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时间跨度长；第二，没有找到他的个人档案。如果有档案，这事就好办了。”
至此，翟振海才意识到当初无法转业的直接原因——个人档案丢失。于是，他开始苦寻个人档案，并搜集相关的调任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翟振海先后来到济宁市任城区（原市中区）档案局、济宁市档案局进行查询。在任城区档案局，他查找到了一份《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证实档案已被济宁市人事局提走。同时，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证实翟振海的确被调往“市人大 ”。然而，他在这两个部门都没有找到个人档案。
1992年的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
2013年8月3日，翟振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托人在化建公司内进行寻找。尘封在公司财物保险柜内的“档案”被翻出这让他很是气愤，“这份商调函如果人大没有接受我的档案，怎么会研究任命？为什么我的档案会存放在这里？”此时，他感到曙光在即。
证据充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当翟振海带着档案再次来到济宁市人大时，秘书长赵殿记却仍不予受理。“领导换了几届了，你让我们处理，这不是难为我们吗？”赵殿记如是说。
翟振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翟振海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其中称，1992年6月，市人大办公室的确组建了济宁市达发实业公司，但人员大多为“聘用”。 1996年8月23日，达发实业公司正式脱钩人大并入济宁市中区化建实业公司，化建公司规定原达发公司人员不到公司报到、不到公司上班的一律不接收。
翟振海在人大信访回复中“签字”表达不满
对此，翟振海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翟振海进入该公司时，济宁市人大下发了调函，并写明是“任命”而非“聘用”。企业改制后，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自然不会去公司报到，但他曾多次前往济宁市人大和乡镇企业局要求恢复工作。
如今，济宁市人大曾这样回复翟振海：“现在，用人制度严格，程序公开、透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解决此问题。你要正确对待，放下思想包袱，安心生活。”
“我的一辈子被耽搁了，谁应该为这事负责？”翟振海说，济宁市人大的调查结果完全歪曲了事实。因为干部商调函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国家公职人员。当初未完成分配的直接原因为档案丢失，可档案属于机密，由组织进行调取
翟振海的问题仍无进展
据翟振海介绍，2014年年初，济宁市人大曾向他建议：以救助申请的形式，先解决生活问题，由信访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遭到翟振海断然拒绝。
接着，济宁市人大直接将翟振海推给了济宁市信访局。“我很不解，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国家公务员，我稀里糊涂的这么一折腾，没有违法没有辞退，反而工作不知在哪里，我寻求组织解决，可20年后却将我推给了信访部门。”翟振海说，目前，他仍租住在不足8平方的房子里，生活亟待保障。
事后，本网记者就此事电话联系了济宁市人大信访处一位张姓处长。他表示，对于翟振海的事情表示知情，对于其为公职人员并不否认。目前，他们正在积极配合解决，但协调处理此事的主动权并不在他们。济宁市委市政府计划以听证会的形式，由人社局、法制办等部门参与，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会根据研究结果来做出处理。（文/一兵）
当企业改制脱离机关单位时，翟振海遭遇了尴尬事：由于人事档案被该市人大调走，他无法重回中小企业局任职；而该市人大则称查不到翟振海的相关信息，他并非是人大工作人员。多年来，他往返于各单位之间，翘首等待组织的回复。
一次偶然，他被“提拔”进市人大
翟振海是山东省济宁市的一名普通市民，今年56岁。初次见面，满头的白发的他神情沮丧，显得格外苍老。说起曾经的经历，翟振海欲哭无泪。
1991年初，翟振海前往下辖企业——人民印刷厂指导工作时，与时任济宁市人大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赵兴泉相遇。“由于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很有见解，他主动提出要介绍我到市人大负责实体工作。”翟振海说，那时，国家正值大力发展实体产业的阶段，济宁市人大也组建了实体公司——达发公司。
对于这次调动，翟振海当初并不同意，可赵兴泉曾多次找他谈话：“市中区局的小局长毕竟是科级干部，若是调入人大，两三年后可以升任副县长或县长。”考虑到前程问题，翟振海还是心动了。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研究“任命”通知
1992年底，济宁市人大下发调令，翟振海被调入该市人大工作，担任达发公司的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一职，赵兴泉任总经理，经过短短2年的发展，达发公司从下属的达发商场、饭店两大企业，发展到达发灯具厂、加油站、酒厂等十几家企业。
改制后，遭遇“被下岗”
1994年，按照国家政策企业开始与机关单位脱钩，调入企业的工作人员有单位的回原单位，无单位的留下。此时，翟振海向济宁市人大提交申请，要求回市人大工作。但是，该市人大却回复称，找不到他的相关调任信息，无法接收他的申请。
一头雾水的翟振海找到赵兴泉。“你是调到市人大的人，这些都经过了人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关系当然也在市人大，可能交接手续没有办好，你先在实体先干着，这事我回头问问。”赵兴泉对他说。
原济宁市人大办公室主任为翟振海亲笔证言
1996年，达发公司正式实行改制，并与济宁市人大脱钩。当年8月23日，达发公司并入了市中区化建公司。按照规定，原公司人员留职，原机关单位的实体干部职工全部回原单位。
由于屡次遭到济宁市人大拒绝，翟振海预返回原工作单位——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工作。可局领导告诉他，他的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调往了市人大，无法安排他的工作，需要继续找市人大处理。翟振海说，两部门的回复，让他吃尽了闭门羹。从此，他“被下岗”在家。
20多年维权路上，心酸与坎坷并存
“我只是想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翟振海说，从1994年至今已有21年，他一直艰难地行走在维权的路上。
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出具的《说明》
翟振海向记者提供了数份资料。其中，1996年3月6日，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为翟振海出具的《证明》中称，1992年8月，济宁市人大发来了接收函，经局党委研究同意翟振海前往济宁市人大另行分配工作。当年年底，翟振海的行政、组织、档案、工资关系转移至济宁市人大。其中，该《证明》提到，“1995年下半年，翟振海曾要求重回我局工作，但济宁市人大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而终止。”
同时，在市人大机关党支部党员分组名单中记者还看到，在众多支部党员分组中，达发公司党小组，翟振海任小组组长。
翟振海说，他曾多次找到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但一句“再等等，我们尽量想想办法”无数次将他挡在门外。接着，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相继退休或调离。一句“我不在人大了，无能为力”，成了一种新的托辞。
失业后，翟振海摆过地摊、卖过早点，还在济宁市法律所、北京大学法律中心、中纪委机关报等地做过临时工。“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被市人大调走了，原单位分的住房也被迫退还了。”翟振海说，在济宁市中区中小企业局工作时，他曾分到一百多平米的住房。退房后，他一家4口人租住在仅3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
尘封的档案，让他重获希望
2013年，翟振海再次前往济宁市人大讨要说法。市人大办公室门口，他意外听到丁主任正在通话：“翟振海的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时间跨度长；第二，没有找到他的个人档案。如果有档案，这事就好办了。”
至此，翟振海才意识到当初无法转业的直接原因——个人档案丢失。于是，他开始苦寻个人档案，并搜集相关的调任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翟振海先后来到济宁市任城区（原市中区）档案局、济宁市档案局进行查询。在任城区档案局，他查找到了一份《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证实档案已被济宁市人事局提走。同时，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证实翟振海的确被调往“市人大 ”。然而，他在这两个部门都没有找到个人档案。
1992年的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
2013年8月3日，翟振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托人在化建公司内进行寻找。尘封在公司财物保险柜内的“档案”被翻出这让他很是气愤，“这份商调函如果人大没有接受我的档案，怎么会研究任命？为什么我的档案会存放在这里？”此时，他感到曙光在即。
证据充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当翟振海带着档案再次来到济宁市人大时，秘书长赵殿记却仍不予受理。“领导换了几届了，你让我们处理，这不是难为我们吗？”赵殿记如是说。
翟振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翟振海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其中称，1992年6月，市人大办公室的确组建了济宁市达发实业公司，但人员大多为“聘用”。 1996年8月23日，达发实业公司正式脱钩人大并入济宁市中区化建实业公司，化建公司规定原达发公司人员不到公司报到、不到公司上班的一律不接收。
翟振海在人大信访回复中“签字”表达不满
对此，翟振海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翟振海进入该公司时，济宁市人大下发了调函，并写明是“任命”而非“聘用”。企业改制后，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自然不会去公司报到，但他曾多次前往济宁市人大和乡镇企业局要求恢复工作。
如今，济宁市人大曾这样回复翟振海：“现在，用人制度严格，程序公开、透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解决此问题。你要正确对待，放下思想包袱，安心生活。”
“我的一辈子被耽搁了，谁应该为这事负责？”翟振海说，济宁市人大的调查结果完全歪曲了事实。因为干部商调函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国家公职人员。当初未完成分配的直接原因为档案丢失，可档案属于机密，由组织进行调取
翟振海的问题仍无进展
据翟振海介绍，2014年年初，济宁市人大曾向他建议：以救助申请的形式，先解决生活问题，由信访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遭到翟振海断然拒绝。
接着，济宁市人大直接将翟振海推给了济宁市信访局。“我很不解，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国家公务员，我稀里糊涂的这么一折腾，没有违法没有辞退，反而工作不知在哪里，我寻求组织解决，可20年后却将我推给了信访部门。”翟振海说，目前，他仍租住在不足8平方的房子里，生活亟待保障。
事后，本网记者就此事电话联系了济宁市人大信访处一位张姓处长。他表示，对于翟振海的事情表示知情，对于其为公职人员并不否认。目前，他们正在积极配合解决，但协调处理此事的主动权并不在他们。济宁市委市政府计划以听证会的形式，由人社局、法制办等部门参与，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会根据研究结果来做出处理。（文/一兵）20多年，大好时光全部耽搁在讨要说法的路上，然而证据充足的他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他叫翟振海，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从教后入党再步入公务员行列者之一，让他没想到的是踏入公务员行列的他却因为“档案”问题而被迫“下岗”。
当企业改制脱离机关单位时，翟振海遭遇了尴尬事：由于人事档案被该市人大调走，他无法重回中小企业局任职；而该市人大则称查不到翟振海的相关信息，他并非是人大工作人员。多年来，他往返于各单位之间，翘首等待组织的回复。
一次偶然，他被“提拔”进市人大
翟振海是山东省济宁市的一名普通市民，今年56岁。初次见面，满头的白发的他神情沮丧，显得格外苍老。说起曾经的经历，翟振海欲哭无泪。
1991年初，翟振海前往下辖企业——人民印刷厂指导工作时，与时任济宁市人大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赵兴泉相遇。“由于我在企业管理方面很有见解，他主动提出要介绍我到市人大负责实体工作。”翟振海说，那时，国家正值大力发展实体产业的阶段，济宁市人大也组建了实体公司——达发公司。
对于这次调动，翟振海当初并不同意，可赵兴泉曾多次找他谈话：“市中区局的小局长毕竟是科级干部，若是调入人大，两三年后可以升任副县长或县长。”考虑到前程问题，翟振海还是心动了。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研究“任命”通知
1992年底，济宁市人大下发调令，翟振海被调入该市人大工作，担任达发公司的副经理兼办公室主任一职，赵兴泉任总经理，经过短短2年的发展，达发公司从下属的达发商场、饭店两大企业，发展到达发灯具厂、加油站、酒厂等十几家企业。
改制后，遭遇“被下岗”
1994年，按照国家政策企业开始与机关单位脱钩，调入企业的工作人员有单位的回原单位，无单位的留下。此时，翟振海向济宁市人大提交申请，要求回市人大工作。但是，该市人大却回复称，找不到他的相关调任信息，无法接收他的申请。
一头雾水的翟振海找到赵兴泉。“你是调到市人大的人，这些都经过了人大会议决定的，人事关系当然也在市人大，可能交接手续没有办好，你先在实体先干着，这事我回头问问。”赵兴泉对他说。
原济宁市人大办公室主任为翟振海亲笔证言
1996年，达发公司正式实行改制，并与济宁市人大脱钩。当年8月23日，达发公司并入了市中区化建公司。按照规定，原公司人员留职，原机关单位的实体干部职工全部回原单位。
由于屡次遭到济宁市人大拒绝，翟振海预返回原工作单位——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工作。可局领导告诉他，他的人事档案和组织关系调往了市人大，无法安排他的工作，需要继续找市人大处理。翟振海说，两部门的回复，让他吃尽了闭门羹。从此，他“被下岗”在家。
20多年维权路上，心酸与坎坷并存
“我只是想证明我的身份，证明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翟振海说，从1994年至今已有21年，他一直艰难地行走在维权的路上。
市中区乡镇企业局出具的《说明》
翟振海向记者提供了数份资料。其中，1996年3月6日，济宁市市中区乡镇企业局为翟振海出具的《证明》中称，1992年8月，济宁市人大发来了接收函，经局党委研究同意翟振海前往济宁市人大另行分配工作。当年年底，翟振海的行政、组织、档案、工资关系转移至济宁市人大。其中，该《证明》提到，“1995年下半年，翟振海曾要求重回我局工作，但济宁市人大不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而终止。”
同时，在市人大机关党支部党员分组名单中记者还看到，在众多支部党员分组中，达发公司党小组，翟振海任小组组长。
翟振海说，他曾多次找到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但一句“再等等，我们尽量想想办法”无数次将他挡在门外。接着，济宁市人大的主要负责人相继退休或调离。一句“我不在人大了，无能为力”，成了一种新的托辞。
失业后，翟振海摆过地摊、卖过早点，还在济宁市法律所、北京大学法律中心、中纪委机关报等地做过临时工。“当时，因为我的组织关系被市人大调走了，原单位分的住房也被迫退还了。”翟振海说，在济宁市中区中小企业局工作时，他曾分到一百多平米的住房。退房后，他一家4口人租住在仅3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
尘封的档案，让他重获希望
2013年，翟振海再次前往济宁市人大讨要说法。市人大办公室门口，他意外听到丁主任正在通话：“翟振海的问题有两大难点：第一，时间跨度长；第二，没有找到他的个人档案。如果有档案，这事就好办了。”
至此，翟振海才意识到当初无法转业的直接原因——个人档案丢失。于是，他开始苦寻个人档案，并搜集相关的调任证据证明自己的“身份”。
翟振海先后来到济宁市任城区（原市中区）档案局、济宁市档案局进行查询。在任城区档案局，他查找到了一份《干部档案转递通知单》，证实档案已被济宁市人事局提走。同时，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证实翟振海的确被调往“市人大 ”。然而，他在这两个部门都没有找到个人档案。
1992年的一份《干部商调函存根》
2013年8月3日，翟振海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托人在化建公司内进行寻找。尘封在公司财物保险柜内的“档案”被翻出这让他很是气愤，“这份商调函如果人大没有接受我的档案，怎么会研究任命？为什么我的档案会存放在这里？”此时，他感到曙光在即。
证据充分，问题至今悬而未决
当翟振海带着档案再次来到济宁市人大时，秘书长赵殿记却仍不予受理。“领导换了几届了，你让我们处理，这不是难为我们吗？”赵殿记如是说。
翟振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翟振海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时间为2014年6月19日。其中称，1992年6月，市人大办公室的确组建了济宁市达发实业公司，但人员大多为“聘用”。 1996年8月23日，达发实业公司正式脱钩人大并入济宁市中区化建实业公司，化建公司规定原达发公司人员不到公司报到、不到公司上班的一律不接收。
翟振海在人大信访回复中“签字”表达不满
对此，翟振海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翟振海进入该公司时，济宁市人大下发了调函，并写明是“任命”而非“聘用”。企业改制后，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他自然不会去公司报到，但他曾多次前往济宁市人大和乡镇企业局要求恢复工作。
如今，济宁市人大曾这样回复翟振海：“现在，用人制度严格，程序公开、透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解决此问题。你要正确对待，放下思想包袱，安心生活。”
“我的一辈子被耽搁了，谁应该为这事负责？”翟振海说，济宁市人大的调查结果完全歪曲了事实。因为干部商调函等材料，可以证明他是国家公职人员。当初未完成分配的直接原因为档案丢失，可档案属于机密，由组织进行调取
翟振海的问题仍无进展
据翟振海介绍，2014年年初，济宁市人大曾向他建议：以救助申请的形式，先解决生活问题，由信访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遭到翟振海断然拒绝。
接着，济宁市人大直接将翟振海推给了济宁市信访局。“我很不解，无论官大官小，都是国家公务员，我稀里糊涂的这么一折腾，没有违法没有辞退，反而工作不知在哪里，我寻求组织解决，可20年后却将我推给了信访部门。”翟振海说，目前，他仍租住在不足8平方的房子里，生活亟待保障。
事后，本网记者就此事电话联系了济宁市人大信访处一位张姓处长。他表示，对于翟振海的事情表示知情，对于其为公职人员并不否认。目前，他们正在积极配合解决，但协调处理此事的主动权并不在他们。济宁市委市政府计划以听证会的形式，由人社局、法制办等部门参与，共同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最后，他们会根据研究结果来做出处理。（文/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