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道德风气的堕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27:55
十六世纪中期即明朝嘉靖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的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首先,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说。明朝人认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有不少著书的人指出了嘉靖时期社会风俗的变化。在嘉靖以前,妇女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了,很华丽,讲究漂亮了。宴会请客,原来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汤,后来变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东《郓城县志》记载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朴素、很老实,嘉靖以后变了,讲排场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齐,向读书人看齐。穷人饭都吃不上,找人家借点钱也要讲排场。总之,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看到一些老实朴素的人,大家反而认为不好,耻笑他。《博平县志》讲嘉靖以后过去好的风气没有了,过去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变了,到处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人有名,有字,还要起别号。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不但知识分子起别号,就连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演的是正剧,嘉靖以后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词主要是讲男女恋爱的。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处修假山、建花园,光南京就有园亭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华园这些地方都是过去的园亭。明朝前期有一条规定,官员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后,这个纪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为她们写诗、写文章,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榜眼、探花。戏剧方面,过去只有男戏,嘉靖以后就有女戏了。很多作过大官的人写剧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一个官。明朝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甚至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次,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另以方面政治上比较清明,好官比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贯》里面有个况钟,连做十几年的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另外一个周忱也是个好官,他作苏州巡抚二十一年,在《十五贯》里被刻划坏了,这是不对的。此外,像于谦连作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抚连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是明朝后期所没有的情况。明朝后期好官就少了。作官讲资格,一讲资格就坏事了,只要活的长就可以作大官;相反,真正能给老百姓作点事情的人就到处碰壁。像海瑞就是这样,想修点水利还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办不了好事情。因为这些财主想趁着水灾吞并别人的土地和放高利贷。

明朝后期有个知识分子陈帮彦对吏治的这种变化作了总结,他说: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还讲个名节,做官回到家里,人家问他赚多少钱,他要生气;嘉靖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官等于做买卖,计较做这个官赚钱多还是赚钱少,在这个地方做官赚钱多,另外换一个赚钱少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亲友设宴庆贺;如果到穷地方去,大家就叹息。念书,做官和发财紧密联合起来了,念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

十六世纪中期即明朝嘉靖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的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首先,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说。明朝人认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有不少著书的人指出了嘉靖时期社会风俗的变化。在嘉靖以前,妇女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了,很华丽,讲究漂亮了。宴会请客,原来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汤,后来变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东《郓城县志》记载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朴素、很老实,嘉靖以后变了,讲排场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齐,向读书人看齐。穷人饭都吃不上,找人家借点钱也要讲排场。总之,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看到一些老实朴素的人,大家反而认为不好,耻笑他。《博平县志》讲嘉靖以后过去好的风气没有了,过去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变了,到处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人有名,有字,还要起别号。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不但知识分子起别号,就连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演的是正剧,嘉靖以后南曲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词主要是讲男女恋爱的。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处修假山、建花园,光南京就有园亭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华园这些地方都是过去的园亭。明朝前期有一条规定,官员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后,这个纪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为她们写诗、写文章,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榜眼、探花。戏剧方面,过去只有男戏,嘉靖以后就有女戏了。很多作过大官的人写剧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一个官。明朝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甚至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次,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另以方面政治上比较清明,好官比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贯》里面有个况钟,连做十几年的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另外一个周忱也是个好官,他作苏州巡抚二十一年,在《十五贯》里被刻划坏了,这是不对的。此外,像于谦连作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抚连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是明朝后期所没有的情况。明朝后期好官就少了。作官讲资格,一讲资格就坏事了,只要活的长就可以作大官;相反,真正能给老百姓作点事情的人就到处碰壁。像海瑞就是这样,想修点水利还遭到地主阶级的反对,办不了好事情。因为这些财主想趁着水灾吞并别人的土地和放高利贷。

明朝后期有个知识分子陈帮彦对吏治的这种变化作了总结,他说: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还讲个名节,做官回到家里,人家问他赚多少钱,他要生气;嘉靖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官等于做买卖,计较做这个官赚钱多还是赚钱少,在这个地方做官赚钱多,另外换一个赚钱少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亲友设宴庆贺;如果到穷地方去,大家就叹息。念书,做官和发财紧密联合起来了,念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

不用追溯那么远了,1991年12月25日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轰然倒下了,这段历史足够我们执政党加强戒备和吸取教训的,但党真的以史为鉴了么?从来不否认党在经济建设中的能力,但在社会管理,民族问题上,真的差的太多,很多很多模式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在照抄照搬一成不变的沿袭前苏联的那套,没法多说,天佑中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