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的反思：政治上的正确性正在阻碍反恐战争

作者：Jennifer Oriel 珍妮弗·奥丽尔（澳大利亚）2015年4月14日

        “罪名全部成立”。当陪审团上周对波士顿爆炸案主犯Dzhokhar Tsarnaev进行判决的时候，整个法庭一片沉默。该暴恐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并不是判决本身，而是让我们怀着忧郁的心情认识到，西方必须抛弃政治上的正确性，否则将无法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波士顿爆炸案件不光是一场对无辜的平民的恐怖屠杀，也是国家未能履行其保护本国公民之根本义务的一次重大失败。当Tsarnaev的家庭来到边境时，反恐部门应该采纳俄罗斯当局的意见，拒绝给他们提供政治避难。当他们走进清真寺时，政府的反极端化部门应该阻止他们接受极端思想。而当他们在网上发布恶毒的反西方言论时，情报机构应该及时逮捕他们。

        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家庭在充分享受了美国的种种福利和优惠后，培养出了两个从事恐怖袭击的兄弟和一个因为炸弹威胁正在受审的妹妹。他们靠着美国公民缴纳的税金（救济金）生活，住着免费的救济房，领取免费的食物券，而最后只是用仇恨和屠杀来报答这一切。

        据统计，加入伊斯兰国的澳洲人中96%也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反恐专家Patrick Poole认为，正是左派的政治文化使恐怖主义得以在澳洲生根发芽。而这种文化的根源便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不断恐吓所导致的一场全面的政治正确运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奥巴马政府所说的“反对任何企图把伊斯兰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包括最激进的版本）联系起来的做法”。在这场运动中，澳洲的联盟党政府顶着政治正确的潮流，率先通过了其颇具开拓性的反恐法案，并且引起全球各地的立法者纷纷效仿，推出自己的反恐立法。但该项法律通过以来，还没有被用来起诉任何个人，也没有压制住使本土恐怖主义发展壮大的伊斯兰文化。

        近日，英国保守党政府也承诺如果当选重新执政的话，将通过改革公民入籍考试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以保护英国的价值观不被外来移民改变。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在阻止穆斯林极端化的措施上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由于大体忽略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导致了这些措施的结果都是浪费巨大，自欺欺人。例如，法国内阁官员和社会党议员Thierry Mandon曾建议修建更多的清真寺以阻止穆斯林极端化。这只需要基本的逻辑推理就知道行不通，因为如果清真寺能阻止恐怖主义，伊斯兰国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了。

        导致目前状况的，除了左翼政府那些行不通的解决方案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清真寺往往起到了颠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针对各地100所清真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Mordechai Kedar和David Yerushalmi发现，81％的清真寺里存在推崇伊斯兰暴力的材料。而那些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沙里亚法的阿訇尤其喜欢向礼拜的人推荐这些极端材料。

        在丹麦，仅仅一所清真寺的常客中就涌现出了该国五分之一的加入伊斯兰国的圣战者。澳洲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同墨尔本和悉尼的几所强硬路线的清真寺关系密切。

        虽然穆斯林极端化的过程我们目前已经较为清楚的了解，但对抗极端化的解药却还在研究中。目前只有一个常用的测量去极端化措施是否有效的指标，那就是长期再犯率。

        致力于去极端化研究的德国HAYAT项目提出了一种早期干预加辅导的模式，获得了一些国际好评。这种模式主要是训练易感人群的家属尽早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并努力纠正他们。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能证明该方案具有长期功效。

        同许多科学实验一样，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研究去极端化失败的原因以更多地了解如何去极端化。其中英国前工党政府就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其耗资1.6亿英镑的预防计划是一项成本可观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正确性导致了能否得到政府拨款主要取决于申请者的少数族裔身份，而不是申请人所提供方案的价值。这导致了腐败的穆斯林社区专家们利用公共资金资助伊斯兰恐怖组织和满足其一己私利。

        在遍及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去极端化方案中，那些拿着政府经费来进行去极端化工作的宗教领袖和专家们，实际利用这些机会向青年穆斯林灌输了极端伊斯兰文化。Ayaan Hirsi Ali在她的新书《异端》（Heretic）中详细讨论了伊斯兰教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表明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需要对伊斯兰教义进行改革。

        但至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拒绝承认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国的诞生中所扮演的任何角色。这意味着对在美国伊斯兰教义的改革不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政治精英和学术权威们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极端化之间的关系忌讳莫深。这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危险的。很多实例和研究表明，圣战者的信念和行为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文化密切相关。例如，在丹麦针对一千多名穆斯林的一项调查显示，是否参与伊斯兰圣战、对圣战者的同情程度、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度、对西方价值观的敌视程度，这四项参数成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最虔诚的穆斯林也往往是最极端的那些人。

       研究人员Marco Goli和Shahamak Rezaeit发现，好战的极端穆斯林和他们的支持者是最倾向于拒绝同化，拒绝接触社会，不愿同丹麦本地人住在一起的人群。他们在选择如何生活，如何抚养子女及如何投票时，往往基于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对于他们所在国家的反感。他们对世俗的法律不尊重，更喜欢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沙里亚法，并且崇尚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基于目前的研究以及对以往去极端化工作失败原因的分析，我的结论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伊斯兰文化、伊斯兰宗教的教义、以及极端穆斯林群体。简而言之，西方的恐怖主义是一个伊斯兰问题。与任何宗教一样，伊斯兰存在一个连续的信仰程度的差别，从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到最不信仰的叛教者，因此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很危险很极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处理伊斯兰问题上的政策平衡性，伊斯兰的恐怖主义核心就会破坏我们的自由，而这些宝贵的自由正是我们的祖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得来的。

作者 Jennifer Oriel 珍妮弗·奥丽尔 是一位政治学家和评论家。 @jenniferoriel

原文地址：http://m.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political-correctness-shackles-the-war-on-terror/story-e6frg6zo-1227302424772
作者：Jennifer Oriel 珍妮弗·奥丽尔（澳大利亚）2015年4月14日

        “罪名全部成立”。当陪审团上周对波士顿爆炸案主犯Dzhokhar Tsarnaev进行判决的时候，整个法庭一片沉默。该暴恐案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并不是判决本身，而是让我们怀着忧郁的心情认识到，西方必须抛弃政治上的正确性，否则将无法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

        波士顿爆炸案件不光是一场对无辜的平民的恐怖屠杀，也是国家未能履行其保护本国公民之根本义务的一次重大失败。当Tsarnaev的家庭来到边境时，反恐部门应该采纳俄罗斯当局的意见，拒绝给他们提供政治避难。当他们走进清真寺时，政府的反极端化部门应该阻止他们接受极端思想。而当他们在网上发布恶毒的反西方言论时，情报机构应该及时逮捕他们。

        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家庭在充分享受了美国的种种福利和优惠后，培养出了两个从事恐怖袭击的兄弟和一个因为炸弹威胁正在受审的妹妹。他们靠着美国公民缴纳的税金（救济金）生活，住着免费的救济房，领取免费的食物券，而最后只是用仇恨和屠杀来报答这一切。

        据统计，加入伊斯兰国的澳洲人中96%也是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反恐专家Patrick Poole认为，正是左派的政治文化使恐怖主义得以在澳洲生根发芽。而这种文化的根源便是恐怖分子对西方的不断恐吓所导致的一场全面的政治正确运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奥巴马政府所说的“反对任何企图把伊斯兰恐怖主义同伊斯兰教（包括最激进的版本）联系起来的做法”。在这场运动中，澳洲的联盟党政府顶着政治正确的潮流，率先通过了其颇具开拓性的反恐法案，并且引起全球各地的立法者纷纷效仿，推出自己的反恐立法。但该项法律通过以来，还没有被用来起诉任何个人，也没有压制住使本土恐怖主义发展壮大的伊斯兰文化。

        近日，英国保守党政府也承诺如果当选重新执政的话，将通过改革公民入籍考试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方式，以保护英国的价值观不被外来移民改变。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在阻止穆斯林极端化的措施上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由于大体忽略了伊斯兰恐怖主义在文化层面的各种因素，导致了这些措施的结果都是浪费巨大，自欺欺人。例如，法国内阁官员和社会党议员Thierry Mandon曾建议修建更多的清真寺以阻止穆斯林极端化。这只需要基本的逻辑推理就知道行不通，因为如果清真寺能阻止恐怖主义，伊斯兰国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了。

        导致目前状况的，除了左翼政府那些行不通的解决方案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那就是清真寺往往起到了颠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作用。在美国进行的一项针对各地100所清真寺的研究中，研究人员Mordechai Kedar和David Yerushalmi发现，81％的清真寺里存在推崇伊斯兰暴力的材料。而那些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沙里亚法的阿訇尤其喜欢向礼拜的人推荐这些极端材料。

        在丹麦，仅仅一所清真寺的常客中就涌现出了该国五分之一的加入伊斯兰国的圣战者。澳洲恐怖主义的发展，也同墨尔本和悉尼的几所强硬路线的清真寺关系密切。

        虽然穆斯林极端化的过程我们目前已经较为清楚的了解，但对抗极端化的解药却还在研究中。目前只有一个常用的测量去极端化措施是否有效的指标，那就是长期再犯率。

        致力于去极端化研究的德国HAYAT项目提出了一种早期干预加辅导的模式，获得了一些国际好评。这种模式主要是训练易感人群的家属尽早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并努力纠正他们。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能证明该方案具有长期功效。

        同许多科学实验一样，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通过研究去极端化失败的原因以更多地了解如何去极端化。其中英国前工党政府就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其耗资1.6亿英镑的预防计划是一项成本可观的失败。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政治上的正确性导致了能否得到政府拨款主要取决于申请者的少数族裔身份，而不是申请人所提供方案的价值。这导致了腐败的穆斯林社区专家们利用公共资金资助伊斯兰恐怖组织和满足其一己私利。

        在遍及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去极端化方案中，那些拿着政府经费来进行去极端化工作的宗教领袖和专家们，实际利用这些机会向青年穆斯林灌输了极端伊斯兰文化。Ayaan Hirsi Ali在她的新书《异端》（Heretic）中详细讨论了伊斯兰教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并表明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在于需要对伊斯兰教义进行改革。

        但至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拒绝承认伊斯兰教在伊斯兰国的诞生中所扮演的任何角色。这意味着对在美国伊斯兰教义的改革不会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政治精英和学术权威们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极端化之间的关系忌讳莫深。这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危险的。很多实例和研究表明，圣战者的信念和行为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文化密切相关。例如，在丹麦针对一千多名穆斯林的一项调查显示，是否参与伊斯兰圣战、对圣战者的同情程度、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度、对西方价值观的敌视程度，这四项参数成高度正相关。这意味着最虔诚的穆斯林也往往是最极端的那些人。

       研究人员Marco Goli和Shahamak Rezaeit发现，好战的极端穆斯林和他们的支持者是最倾向于拒绝同化，拒绝接触社会，不愿同丹麦本地人住在一起的人群。他们在选择如何生活，如何抚养子女及如何投票时，往往基于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对于他们所在国家的反感。他们对世俗的法律不尊重，更喜欢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沙里亚法，并且崇尚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基于目前的研究以及对以往去极端化工作失败原因的分析，我的结论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伊斯兰文化、伊斯兰宗教的教义、以及极端穆斯林群体。简而言之，西方的恐怖主义是一个伊斯兰问题。与任何宗教一样，伊斯兰存在一个连续的信仰程度的差别，从最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到最不信仰的叛教者，因此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很危险很极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处理伊斯兰问题上的政策平衡性，伊斯兰的恐怖主义核心就会破坏我们的自由，而这些宝贵的自由正是我们的祖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得来的。

作者 Jennifer Oriel 珍妮弗·奥丽尔 是一位政治学家和评论家。 @jenniferoriel

原文地址：http://m.theaustralian.com.au/opinion/political-correctness-shackles-the-war-on-terror/story-e6frg6zo-1227302424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