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和孙平两本延安日记，哪本更好看

萧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作家，1932年结识女作家萧红并共同生活，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6年，任鲁迅出殡万人队伍总指挥，作为鲁迅的忠实弟子，鲁迅的名字影响其一生。
    1938年应邀去山西第一次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袖。1940年，第二次赴延安，之后五年，在延安从事文学编辑及教育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参加了着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萧军是一个非党员作家，这是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体现。他是一个极少数之一与鲁迅和毛泽东都密切接触过的作家，而且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经是宪兵、编辑、作家、出版人、医生、文物专家，他的职业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戚戚相关。他与名作家萧红六年浪漫又苦难的婚姻及艺术成就，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不衰的话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长期遭到关押，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1988年6月22日，夏至，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2013年末出版的萧军1940-1945年这两卷近百万字日记，提供了第一手未公开过的资料。萧军说过：“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更没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如今这日记中偶尔记下来的某些不好的、坏的思想、语句，以及记录的片段，既然也成为了我的反党罪证，我也无话可说。”本文是作者启麦对本书的书评。
     “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然而，边区有着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大环境。很难想像，把宣传的作用看重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泽东，怎能容许其麾下一部士气如此低落？此处，再次触及一个历史命题：乌合之众能成大事吗？看来，只要他们手段够狠、敌人够弱，就能得胜利。历史的进程一再表明，正义、纯洁、高尚均非推动历史所必备，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杀抢掠两百年，没所向披靡哦，还歪打正着地铺垫了文艺复兴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平日及运动中不如人意的表现，党中央当然了然于心。其后不断地整顿、改造、打击这个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泽东更以”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一语讥讽他们，也有他们咎由自取、不争气的成分吧？

　　“大哥”毛泽东

    萧瑜有一部《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流传不广。多半因为书中所记之毛与当今人们的概念相距甚远。他写的是当年的一个屌丝，我们注意到毛时，这支“潜力股”已经“气冲斗牛”了。萧瑜与毛，是湖南师范的同学。那是建党之前，毛还是个大男孩，在在不入萧某法眼。连杨开慧都是他萧子升手下留情。但是，当人们惊讶于毛泽东终生崇尚暴力的时候，萧某可能在暗笑：本性难移、意料之中吗。
　牛津香港出版社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一大看点。据说，林斤澜曾“揭发”萧军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祇能算我大哥。此话狂则狂矣，细想一定有所根据。萧军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割据一方的枭雄阶段，帝王之相尚未显现。以萧军的阅历之广、境界之高，能称他一声“大哥”已经很给面子了。所以，从“日记”中萧/毛交往实录中看，此话真实度很高。

　　毛泽东也者，因其事功影响深远重大，人们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连其只言片语、一颦一笑都有史料价值。我们所知的毛泽东，善恶妍媸不是第N手的资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为我们与毛老爷子连一面之雅也不曾有过。所以，不得轻视那些第一手的资料。而一手资料中，以被接见、听报告的价值最小，再次为汇报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禀性最为直接的，则莫如待他放下身段与之闲谈、讨论事情。1938和1940年，萧军两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据细心人士统计，萧氏与毛谈话凡十三次，公事之外，两人虽不至于对坐扪虱，剪烛西窗则颇有几次哦。难得的是，每次谈话，萧军都有详细追记，同时记下本次毛给自己的观感。

　　十三次接谈，集中在延安整风之前，七大以后只有一次。这个分布提示了一个背景：萧军接触的毛泽东，是毛在其人格发生的一次划时代转变之前，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枭雄变领袖”的临界点。转变，不是蜕变，转过来的毛泽东带有许多前一阶段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如能确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较准确地理解其转变后的思路和作为。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带有凡人的质朴和诚恳。萧军《延安日记》里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是1941年7月18日。谈话是从“你是东北哪里人？”“锦县……”“唔……山海关外边那个锦县……”开始的。看来，问出生、晒地理知识，是毛泽东的一贯。然后“他抽出两支烟来，我们每人点了一支。我给他点火柴，他也并没谦让。这是自然而诚朴的。”（上卷P224）那次的话题很广泛，从鲁迅到萧军周围的人；萧军还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政治性的则如毛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类似的实在话还有：“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不愧是大作家，萧家接下来的场景描述，衬托了谈话的气氛：“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上卷P227）

　　反映毛泽东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功劳的，但是现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什么好……无论怎样好，也是不能说它好的……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的……”。对于这种做法，萧军表示了理解：“从这话中我懂得了一种政治上所以不能讲真话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打倒一个影响的手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上卷P227）

　　萧军给毛泽东的画像则“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个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上卷P227）如果萧军把毛泽东写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这部日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喽。

　　而萧军是平视这位已经成就为历史人物的中共领袖的：“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对他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脚蹚实地看本质的结果。”（上卷P226）

    就这样，面谈造就了私交，毛泽东显然乐意与萧军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给萧军的信是个证明：“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约谈是8月10日，还是那么轻松，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泽东轻车简从回访萧军，夜半方归（上卷P261）。江青也主动来过几次，如8月14日“蓝苹来，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她希望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也是这样希望着，他们的生活太枯寂。”（上卷P264）就这样，一来二去，萧军再想同毛泽东聊天，就不用预约，一度没时没会儿，想去就去了。在他们那里，喝过酒、打过牌，陪他们看过戏。有趣的是“看戏时，他常常冷眼看过来，因为我是和他女人并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萧军对江青的看法并没有进步“江青是浅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理解毛底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谈话，都颇有内容。如毛的“文化历史观”：“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上卷P316）毛还曾透露其为人的手腕道：“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的弱点……”（上卷P403）毛泽东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上卷P453）

　　萧军则逐次记下了他对毛的认识或感觉，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学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后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处，也有相关记录。

　　然而，萧与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风运动”的开展打断。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当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街上的人全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点自得的心情---这在他们看来是‘荣耀’。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和毛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 ……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是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随意不见了，萧军清醒地写道：“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下卷P769）

    在这三年的间隔里，不仅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还召开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庆谈判。在党内，这是毛泽东走向最高权力的三年；在外部，则是中共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力量，渐为国际国内承认的三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诤友，而是各方势力的加盟。萧军作为鲁迅的弟子、独立作家的旗帜，政治价值不菲，故为毛泽东“礼聘”。萧军则因不愿以自由为代价，几经犹豫，始终没有“入幕为宾”。

　　文娱活动 经济生活

    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经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做参考。因为，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

　　其实，毛泽东等虽以“匪”称，但其格局岂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历史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现实则需要制造这样的规模，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对于根据地内部，如果没有煞有介事的这么一套，只怕不能收编、安置、教育、训练、差遣、控制、改造……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居心叵测前来投奔、输诚的各色人等。

　　过去的延安书籍、回忆文章给读者的印象：好像那时的延安是个大军营，虽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们却士气高昂地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而百万字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诉我们，红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过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有市场、用货币，图书馆、展览会、电影、戏剧、演出，学校、医院、幼儿园……，司法也有“三级三审制度”（上卷P11）。而其举办舞会的频率，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超越。在延安“过日子”，一样既很无聊也有诱惑。他们呼朋唤友聚餐、喝酒，也会逛街购物，下馆子；幽会女友，串门聊天；花园散步、河畔练声……把延安生活细致地写到这个层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冯凤鸣的《狂飙时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极少几部吧？

　　文化生活贯穿萧军的延安五年，星罗棋布，散见于《日记》全篇。读者的印象是，地处偏远的延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内容除去苏俄也有欧洲题材。不言而喻，画展只能是聊胜于无的照片。

    戏剧，则新旧并存、中西参半。革命题材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出现。名剧如白毛女、茨冈、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萧军扫兴。经典平剧（即京剧）曲目与粗糙的秧歌戏同台献艺，郑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这里崭露头角、摇曳生姿……。

　　如果说，囿于条件所限，延安的艺术生活还算多彩，那么，延安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之丰，更差强人意。身为作家的萧军，素有博览群书之需，延安生活诸多不顺，唯有读书，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延安日记》有大量读书笔记，这样的书目琳琅满目：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契诃夫）、希勒（席勒）、歌德、服尔泰（伏尔泰）、莎氏比亚（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欧洲哲学著作、战国诸子百家，中外文学理论……。所以，这部日记，文学评论、作品解析、艺术见解、素材准备，占有很大篇幅。萧氏视野之广、见识之高，也不多见。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萧军建议下召开的一事，《萧军日记》也有记载。从萧军的审美情趣、文艺思想、创作历程上看，当初的提议，看似意在请中共明确一下自己的文艺立场而已。而毛泽东竟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一切政治资源，让“无产阶级文艺”取代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没有书看，萧军恐怕早就不顾而去了。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市场不大，酒肆饭店不多，物价却堪以“腾飞”喻之。可想而知，设机关、办活动、养军队……都要花钱。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而“大生产”开办之前，花销大多征自边区的乡间吧？其它的财路则如1942年2月6日所记“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上卷P399，据指出，此君即为南汉宸）萧军随手记下日常开销和家常用度的价格波动，也足令人吃惊。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这里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员：四元。”（上卷P56）萧军没说自己是“几等”，从“日记”中的一首诗看，似为“甲等”，间有稿费，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华书店把16.8元的《八月的乡村》版税拿到。芬去门诊部为小孩看病，请她了一顿馆子。”证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张棣赓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见那时边币币值尚可，十块钱不仅能帮助两个人，还可以买两只下蛋的鸡。（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销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场把旅费1500元取了，仅是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费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门外买了一斤肉回来----已长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过了五个月，“20元买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费已经涨到450元。（下卷P121）后来，物价上涨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万八千元稿费，只够买肉吃了。（下卷P721）

　　诚然，早已有人披露过，如李建国在“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中指出：“八路军没来以前猪肉比菜还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学院式枯燥、冰冷的数目罗列，怎比跟随一个具体的家庭，在父母的艰辛、孩子的成长中，看到收、支给他们造成的困扰，来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里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萧军日记》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官兵一致”当然是谎言，仅从《萧军日记》摘取一例即可想见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日军排列“延安一百单八将”，颇有几位也见于《萧军延安日记》，如：朱德（玉麒麟）、周恩来（智多星）、陈绍禹（入云龙）、林彪（小李广）、彭德怀（大刀）、贺龙（花和尚）、王明（公孙胜）张闻天（豹子头）、叶剑英（双枪将）、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扑天雕）、乃至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杨尚昆、凯丰、周扬……等等，处世为人各擅其趣。

　　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延河两岸舞翩跹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是现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话文“饱暖生闲事”，道尽原理。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轻松的日子里，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选择恋人机会渐多。盛产绯闻的艺术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恋爱、结婚、偷情、离婚的故事都有发生。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于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里，于是我们就在《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后来在文化、艺术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轻时候的爱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预备把延安的：妇女，儿童，革命党人，百姓，军人，各写一篇小说。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为《沉淀》。”（上卷P9）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安的党人踊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例如：夫妻吵架，时常发生在艾青、韦嫈夫妇之间；李昌、冯瑞兰夫妇并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过一段姻缘；欧阳山的结发夫人是草明；江丰、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吴奚如等人，都享受过爱情的折磨。他们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散见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者间或眼前发亮或掩卷而叹。

    这些是正常的夫妻、恋爱。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这里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上卷P409）

    《萧军日记》是一部“延安档案”，这部大容量的档案柜可以分为“橱窗”、内容与“夹层”。“橱窗”，是日记的“主题展示”除前述读书、观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儿女的家庭关系，也以极其坦诚、周详的方式“展现”。相信许多读者会在阅读中发现，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诸君自己的爱恋温存、七年之痒、情感纠缠、舔犊之情或无名烦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不易撷取的生动的素材。这部分内容因其诚实和坦然，直接地对应了其他部分（内容）所记人与事情的可靠性。

　　至于“夹层”，则显示是萧军先生虽然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其实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实姓，为他们隐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径，保护着他们的后人。却又无损于我们读懂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物、事件的数量还颇可观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与边区事，还是能从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谁是谁。例如上卷频繁出现的T，代指丁玲，因为“日记”中提到：T说，她的小说《韦护》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这个线索，上网一搜，作者就出来了。所以，看《萧军日记》还有探微索隐的挑战与乐趣哦。

　　尾注：本文着重介绍了“《萧军日记》中的延安。至于”萧军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萧军百万字日记揭開延安一角》、陈小雅的《萧军”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戴新伟的《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萧军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  延安日记》》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绍，可以参看。萧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着名作家，1932年结识女作家萧红并共同生活，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6年，任鲁迅出殡万人队伍总指挥，作为鲁迅的忠实弟子，鲁迅的名字影响其一生。
    1938年应邀去山西第一次到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袖。1940年，第二次赴延安，之后五年，在延安从事文学编辑及教育工作，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参加了着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萧军是一个非党员作家，这是特点也是他性格的体现。他是一个极少数之一与鲁迅和毛泽东都密切接触过的作家，而且对他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曾经是宪兵、编辑、作家、出版人、医生、文物专家，他的职业与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戚戚相关。他与名作家萧红六年浪漫又苦难的婚姻及艺术成就，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不衰的话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长期遭到关押，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1988年6月22日，夏至，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2013年末出版的萧军1940-1945年这两卷近百万字日记，提供了第一手未公开过的资料。萧军说过：“写下这些日记时，并没想到给第二个人，连我妻子也在内，更没想到后来会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为罪证。如果那时我会预想到今天的后果，也许就不会写日记了。如今这日记中偶尔记下来的某些不好的、坏的思想、语句，以及记录的片段，既然也成为了我的反党罪证，我也无话可说。”本文是作者启麦对本书的书评。
     “延安时代”在中党史上的重要性无庸赘言，而其史料之缺页断篇、真假难辨也颇令人无奈。介绍延安方方面面的书籍文章虽称汗牛充栋，却多属云山雾罩的政治宣传；既如风行一时的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也在此列。有点研究价值的如当年苏联塔斯社延安特派员彼德·符拉吉米洛夫（孙平）、美国“延安观察组”成员等、长期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的外国人的相关著作，则嫌太“隔”。至于那些到此一游的边区访客，虽有立场比较超然、角度比较个人者，怎奈浮光掠影，失之表浅。文革以后，“延安老人”可以讲话了，回忆文章时见报端，细读仍有隔靴搔痒之感：毕竟，年淹代远，故事的真实度、完整性，不是从“记忆的筛子”遗漏过半；就是被变迁的时代、转变的立场，潜移默化偏离了本来面目。

　　终于，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在牛津香港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洋洋百万言的现场实录，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上述延安史料的遗漏、断档，纠正了许多偏颇。历史，是人的故事，身为作家的萧军，长于观察、分析人的音容笑貌、行为举止；记录需要深入，萧军长住边区，与“党人”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劳动；客观需要距离，萧军不是党员，他是共产党的朋友、客人，被“允许”以其个人为一方与中共来往、交涉、周旋；他以超越政党信条的理想主义，观察中共的政治事业；评人论事，则以深厚、广博的中西古今哲学、社会学、文艺学说为支点。举凡中共历史关键的那五年中，延安的政治、人物、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许多侧面，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看到大量生动详实的第一手的资料。萧军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刊出过分日记，这里更全。

　　延安整风

   党史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在“后记”中无奈地叹到：“在写作此书的七年里，我一直怀有深深的遗憾，这就是，我无法得到更重要的原始资料。……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延安整风”，曾是中共禁忌的话题。文革中毛泽东本来是笑看“二月逆流”的，只因陈毅以“文革”比拟“延安整风”，致使毛泽东大怒。于是，我们知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其特色，其做法被历次政治运动沿用。后来，针对“延安整风”的揭发、控诉，也都围绕着无端被怀疑、长期受打击的主题。然而，那次整风更深层次的悲剧则鲜为人知-----读了萧军的《延安日记》可知：“党人”大多怯于“坚持真理”、不能“实事求是”。为了解脱困境，他们自我批判不遗余力；一经胁迫即胡供乱咬、诬陷同志朋友……，搅得气更浊水更混。此等行径的直接后果，使党员与党的事业之间离心离德、党员与党员之间仇怨暗结，对于党风和社会风气、行为方式的影响至为深远。
　　萧军日记中，初始提到“整风运动”正式开展，大约在1943年2月25日（下卷P45，以下所有引用的页数，均出自牛津香港版之《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文抗在开讨论宗派主义大会，每个人全在发言，说自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他们却不能勇于举出实例来。”响应号召是“党性强”的体现。但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相信党、维护党，党却并不领情。领导整风的“学委会”一看，既然唾面自干，肯定心里有鬼！加码、再干！为严肃气氛，各单位的运动封闭进行（下卷P78）。此举施于本性懦弱的文化人，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4月9日：参加杨家岭特务反省大会，……这是个特务自白的会，一共五个青年人，一个青年女人。” （下卷P81）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都有。主持其事的是任弼时、康生和刘少奇。（下卷P82）从此，运动进入“肃反”，特务大批涌现，罪行则无奇不有、证据确凿。如工业局长，使边区损失两千多万，政府秘书，借参加舞会绘制王家坪的地图；还有特意来延安熟悉生活习惯和术语的变节工人等等，不一而足（下卷P86）。

　　在1943年7月27日“抢救结束大会”上，“李富春报告直属十余个机关关于十二天抢救中，共抢救了二百六十人。最多的是中央招待所（九十一名），其次是中央医院（八十一名）。”（下卷P192）大会开得热烈而煽情，看似人们以“落水”为荣了：“趁了这机会，他们竟得到了三百六十人自愿坦白的条子。……这一千多共产党人中怀着两条心、三条心、半条心……的人，竟占了三分之二！”（下卷P193）敌特分子现身说法的大会经常召开，“日记”时有记述，故事量大且繁、具体而微。特务之所以会暴露，不乏：“一起工作的人提供材料”。（下卷P165）

　　所以，也有不祥之兆向萧军袭来：“陈云给招待所信中在我的名字下面连‘同志’两个字全没加”。（下卷P95）却原来，“康生在大会上说有人过去曾替王实味辩护过，招待所的人们就说这‘有人’是我了。”（下卷P184）；更有“黑丁在坦白大会上曾指我为日本特务，并说敢于我对证。”（下卷P459）还“从阅读雪苇的材料中，知道三部有人报告，把我，罗烽，舒群全算为‘特务’了，雪苇并肯定我和丁玲组织了反‘党’的活动”。（下卷P564）（后来，雪苇向萧军表示了惭愧-----下卷P571）：“抢救时……全要咬我一口来滋补自己”的还颇有些人，而且都是萧军的东北老乡、朋友、同事。以致一度“去街上买物，据说组织部已经注意了，从此我知道他们对我似乎还在作一种无谓的‘怀疑’和监视”。（下卷P255。按：当年被派去“侦查”萧军的社会部干部、解放后官至边防保卫总局局长的慕丰韵，曾为文专述此事）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至于经过肃反和复查等阶段，延安到底有没有日寇、国民党的派遣特务？有多少敌特？朝野人士好像从来没有具体的交待。倒是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抢救运动”因过于严酷而被毛泽东叫停，并向受害者鞠躬道歉；或曰毛开大会，向与会的受害者敬礼，还说：你们不原谅，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云云。一路追述“整风运动”的“萧军日记”中相关的记载是这样的：“闫达开传达毛泽东关于抢救时犯的错误报告：1.在国民党调统局登记领薪水的特务在边区有六百七十余人。2.政治问题的种类：特务、叛徒、自首、党派。……4 .抢救运动中缺乏：调查研究，个别对待，以至犯了‘左’的错误。但政治路线是无错的，一贯的。有获得，消灭了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下卷P542）所以，紧接“抢救运动”的是“复审”，又搞了两个阶段，历时经年。其间，还是一样的坦白交待，逼死逼疯。每个故事都足令人胆寒。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被整者多半有过失态、不妥之举，不敢面对同事、朋友和战友。心里的酸痛苦楚又需要倾泄，于是纷纷来找未卷入此事、全身而又清白的萧军。诸人的诉说给萧军的印象，并非如中央所说：队伍更纯洁、“党人”更坚硬了。“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下卷P657）“共产党此次‘抢救’削尽了一个作为人底尊严，一个作为党员的尊严---逼迫他们捏造，承认各种可耻的卑劣的事：奸细、堕落、无耻的行为等---这也是堕落了它自己的尊严，以至对它蔑视的冷淡，因为它对构成自己的份子蔑视，也就因轻贱蔑视了它本身！”（下卷P681）怀着羞愧和愤怒，在延安被“抢救”过的那些文化人，多有一走了之的想法。但是“外面”不是沦陷区就是国统区，不易立足。犹豫间时间来到了，“日军投降”。方才便离开边区，但是他们心里的怨恨并未稍减。此情此景，对理解这些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事件中的表现，有所提示。

　　边区的文化人

   篆刻大家陈巨来出了一本集子《安持人物琐忆》。其在沪上艺术圈交游广泛，所涉亲知之溥心畬、吴昌硕、吴湖帆、赵叔儒、张大千等等，多为后人敬仰的一时之选。文中内容却为善良人士不解：他怎么专门揭人隐私啊？却不知，陈著的史料价值恰在于此，亏他不吝道出了亲历亲见，我们才知道了那些人的另一面、才见真实的他们啊。

　　《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谈人，亦因能及人所未道，而称“边区文化艺术人物史料大观”。他们是解放后身居各级各地，文化局、教育局、作协、报社、出版社、大学、剧团……担任要职，构成党和政府文化艺术干部之骨干、具体运作宣传工作。上网一查，人均一部光荣史。如：艾青、丁玲、罗烽、舒群、张仃、陈布文、曾克、黑丁、李又然、朱丹、张仲实、杨松、柳湜、阿甲、魏东明、冯兰瑞、周文、寒十坡、师田手、鲁藜、张石光、崔斗辰、金紫光、白朗、匡亚明、陈唯实、欧阳山、草明、王匡、苏镜、吴伯萧、陈凡、吴奚如、刘雪苇、何思敬、薛尔、邓泽、张如心、杜谈、王天铎、岳平、赵文藻、潘虎茨、程追、尚伯康、刘披云、李一云、石林、徐敬君、徐懋庸、闫达开、杜矢甲、郑律成、金默生、高阳、王大化、塞克、周而复、江丰、王禹夫等等等等。萧军记述了他们生活里的音容笑貌、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于今来看，弥足珍贵。间或也记录了他们中一些人的“另一面”。
　　延安时期，这些“党人”中的大多数年纪还轻，不仅信仰未坚、斗志不强，其为人也还未臻圆滑成熟。因尚未取得相当职务地位，无需装模作样，接人待物本色出演。幸得萧军随手描记，我们得以知道这些“党的文艺战士”生活中的真性情。颇有助于认识后来文化艺术领域风云如何变幻、事件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作为的部分缘由、原理。略举几例，锥指管窥，以喻一般：

　　“雪韦原来是那样一个无正义感怯懦的东西！他袒护‘自己的人’，他在洛甫面前竟不肯说一句公正话！庄启东原来是那样一个卑怯的小动物，他竞不敢到洛甫那里给我送个信！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上卷P28）

    “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上卷P187）

　　“欧阳山来谈了一些闲话。我回来他又到我的屋子来，提议给我们四人----艾青、罗烽、舒群----每月每人五十元钱，算作《文艺月报》的编辑费，我拒绝了。1、边区无此例。2、我们是食住在公家。3、有坐地分赃之嫌。……”（上卷P229）

　　这样的文化人，对“革命圣地”的态度，也很暧昧。“日记”中基本见不到他们因投身革命而热情、忘我乃至亢奋。常见的是气馁、失望、抱怨……，如：

　　丁玲：“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心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人初到延安，感到延安是冷酷的……慢慢自己就变得冷酷了。”“作家到这里，也好像失去彩色和作用了。”（上卷P60）

　　“赵文藻告诉我，她初来抗大时，抱着怎样的光明理想，结果她被偷……被欺负……她背地里去流泪，现在她说，她已经懂得了革命法了。光明越大，黑暗越显，它将过去”（上卷P171）
  
　　“夜间作家俱乐部开观摩会，吃了酒。每个人全疯狂了，在地上跳着、叫着、滚着……这是人性和兽性的倾泄！李又然几乎成了狂人，他凄惨地叫了又叫，他因会上遭了凯丰的评论，黑丁底谋害而痛苦了！ “（上卷P302）

　　至于以个性乖张而不为人们所喜的王实味，这部日记也颇提到了几次。其实，萧军不仅并不认识他，也未因其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假以颜色。不顾安危地为王实味辩护，完全是打抱不平、对事不对人。
　诚然，萧军比较熟悉的”延安人“多半隶属文化艺术圈，军队和机关中人较少涉及。而大凡革命队伍，参与者中最狂热的部分多为文化者、艺术人，他们的兴奋点较低。这个圈子氛围不过如此，其他单位和部门中人的政治热情恐怕也高不到哪儿去。然而，边区有着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大环境。很难想像，把宣传的作用看重到”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程度的毛泽东，怎能容许其麾下一部士气如此低落？此处，再次触及一个历史命题：乌合之众能成大事吗？看来，只要他们手段够狠、敌人够弱，就能得胜利。历史的进程一再表明，正义、纯洁、高尚均非推动历史所必备，就像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烧杀抢掠两百年，没所向披靡哦，还歪打正着地铺垫了文艺复兴呢

　　文化人的平均素质，平日及运动中不如人意的表现，党中央当然了然于心。其后不断地整顿、改造、打击这个圈子和圈子中人，毛泽东更以”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一语讥讽他们，也有他们咎由自取、不争气的成分吧？

　　“大哥”毛泽东

    萧瑜有一部《我和毛泽东行乞记》，流传不广。多半因为书中所记之毛与当今人们的概念相距甚远。他写的是当年的一个屌丝，我们注意到毛时，这支“潜力股”已经“气冲斗牛”了。萧瑜与毛，是湖南师范的同学。那是建党之前，毛还是个大男孩，在在不入萧某法眼。连杨开慧都是他萧子升手下留情。但是，当人们惊讶于毛泽东终生崇尚暴力的时候，萧某可能在暗笑：本性难移、意料之中吗。
　牛津香港出版社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一大看点。据说，林斤澜曾“揭发”萧军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祇能算我大哥。此话狂则狂矣，细想一定有所根据。萧军来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还在割据一方的枭雄阶段，帝王之相尚未显现。以萧军的阅历之广、境界之高，能称他一声“大哥”已经很给面子了。所以，从“日记”中萧/毛交往实录中看，此话真实度很高。

　　毛泽东也者，因其事功影响深远重大，人们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连其只言片语、一颦一笑都有史料价值。我们所知的毛泽东，善恶妍媸不是第N手的资料，就是人云亦云的概念移植，因为我们与毛老爷子连一面之雅也不曾有过。所以，不得轻视那些第一手的资料。而一手资料中，以被接见、听报告的价值最小，再次为汇报工作；了解毛之思路、禀性最为直接的，则莫如待他放下身段与之闲谈、讨论事情。1938和1940年，萧军两次去延安，居停逾五年。据细心人士统计，萧氏与毛谈话凡十三次，公事之外，两人虽不至于对坐扪虱，剪烛西窗则颇有几次哦。难得的是，每次谈话，萧军都有详细追记，同时记下本次毛给自己的观感。

　　十三次接谈，集中在延安整风之前，七大以后只有一次。这个分布提示了一个背景：萧军接触的毛泽东，是毛在其人格发生的一次划时代转变之前，不妨相似地看作是“枭雄变领袖”的临界点。转变，不是蜕变，转过来的毛泽东带有许多前一阶段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如能确定地知道一些，可助比较准确地理解其转变后的思路和作为。

　　那是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带有凡人的质朴和诚恳。萧军《延安日记》里第一次与毛泽东谈话是1941年7月18日。谈话是从“你是东北哪里人？”“锦县……”“唔……山海关外边那个锦县……”开始的。看来，问出生、晒地理知识，是毛泽东的一贯。然后“他抽出两支烟来，我们每人点了一支。我给他点火柴，他也并没谦让。这是自然而诚朴的。”（上卷P224）那次的话题很广泛，从鲁迅到萧军周围的人；萧军还抱怨了“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政治性的则如毛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得三年、五年，或二十年”等。（上卷P225）类似的实在话还有：“现在苏联也还是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不愧是大作家，萧家接下来的场景描述，衬托了谈话的气氛：“他说完，自己泰然地笑了，用手指在一个白瓷杯里捡着泡过的茶叶吃。”（上卷P227）

　　反映毛泽东政治思路的如：“比方陈独秀，在历史上是有他的功劳的，但是现在政治上就不能提他……就像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什么好……无论怎样好，也是不能说它好的……因为他们是侵略我们的……”。对于这种做法，萧军表示了理解：“从这话中我懂得了一种政治上所以不能讲真话的理由，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打倒一个影响的手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上卷P227）

　　萧军给毛泽东的画像则“为了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下巴上有一个小瘤，生着几根毫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骜的光，他是个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上卷P227）如果萧军把毛泽东写成神采奕奕、魅力四射，这部日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喽。

　　而萧军是平视这位已经成就为历史人物的中共领袖的：“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对他夫人江青，观感也转变了一些。这大概就是‘人怕见面，树怕剥皮’脚蹚实地看本质的结果。”（上卷P226）

    就这样，面谈造就了私交，毛泽东显然乐意与萧军交朋友。1941年8月2日毛给萧军的信是个证明：“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上卷P250）

　　下一次约谈是8月10日，还是那么轻松，甚至聊到茶花女。次日，毛泽东轻车简从回访萧军，夜半方归（上卷P261）。江青也主动来过几次，如8月14日“蓝苹来，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她希望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也是这样希望着，他们的生活太枯寂。”（上卷P264）就这样，一来二去，萧军再想同毛泽东聊天，就不用预约，一度没时没会儿，想去就去了。在他们那里，喝过酒、打过牌，陪他们看过戏。有趣的是“看戏时，他常常冷眼看过来，因为我是和他女人并排坐的……”（上卷P278）但是萧军对江青的看法并没有进步“江青是浅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不理解毛底为人。”（上卷P312）

　　另如1941年10月29日、11月26日；1942年元旦、2月10日等次的谈话，都颇有内容。如毛的“文化历史观”：“中国党是在老百姓中间产生的，中国老百姓落后它也落后。”（上卷P316）毛还曾透露其为人的手腕道：“一个人要懂得尊敬人，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的弱点……”（上卷P403）毛泽东也有抱怨：“我真不自由啊，随便做篇文章，随便做一篇演说，随便走动走动……哈哈，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过……在我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上卷P453）

　　萧军则逐次记下了他对毛的认识或感觉，如1942年1月1日：“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刻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

　　1942年2月8日：“他是很好地一个中学教师，有一种能融解别人感情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他特殊的地方。他讲话是通俗的没有学究气，也没有艰涩或深奥的地方，那是一般的。如果说他是领导者，还莫如说是教育者。”（上卷P400）

　　1942年4月28日“昨夜读了毛泽东在学校开学时演讲的文章，这是一篇流畅的有才华见解的文章，但我总感到他缺乏一种沉潜的，深刻的，艺术的力量！他是太中国式的，感觉式的，他应该更深沉，锻炼成一种深刻的，悲剧似的力量。马克思是不同的。”（上卷P453）

　　此后如1942年4月28日、5月25日，1943年4月24日、6月21日等处，也有相关记录。

　　然而，萧与毛的交往，看似被“整风运动”的开展打断。直到1945年11月9日：“上午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当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街上的人全以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似乎也有点自得的心情---这在他们看来是‘荣耀’。三年多了，这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看他。……和毛谈话中，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尽可能说得轻松。” “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 ……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是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磨擦……。”以往的随意不见了，萧军清醒地写道：“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下卷P769）

    在这三年的间隔里，不仅经过了整风、肃反、抢救、复审；还召开了“七大”，日本鬼子投降和重庆谈判。在党内，这是毛泽东走向最高权力的三年；在外部，则是中共作为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力量，渐为国际国内承认的三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诤友，而是各方势力的加盟。萧军作为鲁迅的弟子、独立作家的旗帜，政治价值不菲，故为毛泽东“礼聘”。萧军则因不愿以自由为代价，几经犹豫，始终没有“入幕为宾”。

　　文娱活动 经济生活

    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1941年写过《赤色中国的究明》一书，其第六卷为《延安水浒传》，曾经作为“必读文件”在侵华日军中发行。以一百单八将的顺序，排列毛泽东（呼保义）所部诸将，并有简要的人物介绍，给日军指挥官做参考。因为，在日本人眼里：以延安为中心，纵横二十余县，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陕甘宁边区”约等于“红色梁山泊”。

　　其实，毛泽东等虽以“匪”称，但其格局岂为宋江一夥可比？水泊梁山连个压寨夫人都没有，天罡、地煞，兄弟相称，喝酒、吃肉，平均主义。陕甘宁边区则制度罗列、等级森严-----党政军，分系列、按部门，相当完整、俨然国中之国。历史上，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现实则需要制造这样的规模，与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分庭抗礼。对于根据地内部，如果没有煞有介事的这么一套，只怕不能收编、安置、教育、训练、差遣、控制、改造……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居心叵测前来投奔、输诚的各色人等。

　　过去的延安书籍、回忆文章给读者的印象：好像那时的延安是个大军营，虽然吃的是小米加黑豆，人们却士气高昂地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而百万字的《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告诉我们，红色延安的居民基本上过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有市场、用货币，图书馆、展览会、电影、戏剧、演出，学校、医院、幼儿园……，司法也有“三级三审制度”（上卷P11）。而其举办舞会的频率，直到改革开放才被超越。在延安“过日子”，一样既很无聊也有诱惑。他们呼朋唤友聚餐、喝酒，也会逛街购物，下馆子；幽会女友，串门聊天；花园散步、河畔练声……把延安生活细致地写到这个层面里的，此前可能只有冯凤鸣的《狂飙时代》（香港新潮出版社1967）等极少几部吧？

　　文化生活贯穿萧军的延安五年，星罗棋布，散见于《日记》全篇。读者的印象是，地处偏远的延安不时举办艺术展览，内容除去苏俄也有欧洲题材。不言而喻，画展只能是聊胜于无的照片。

    戏剧，则新旧并存、中西参半。革命题材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已出现。名剧如白毛女、茨冈、第四十一都不成熟，至少是令萧军扫兴。经典平剧（即京剧）曲目与粗糙的秧歌戏同台献艺，郑律成、符律衡（阿甲）、杜矢甲等在这里崭露头角、摇曳生姿……。

　　如果说，囿于条件所限，延安的艺术生活还算多彩，那么，延安的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之丰，更差强人意。身为作家的萧军，素有博览群书之需，延安生活诸多不顺，唯有读书，好像没有给他造成太多困扰。《延安日记》有大量读书笔记，这样的书目琳琅满目：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柴霍甫（契诃夫）、希勒（席勒）、歌德、服尔泰（伏尔泰）、莎氏比亚（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巴尔扎克……；欧洲哲学著作、战国诸子百家，中外文学理论……。所以，这部日记，文学评论、作品解析、艺术见解、素材准备，占有很大篇幅。萧氏视野之广、见识之高，也不多见。

    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萧军建议下召开的一事，《萧军日记》也有记载。从萧军的审美情趣、文艺思想、创作历程上看，当初的提议，看似意在请中共明确一下自己的文艺立场而已。而毛泽东竟在后来的日子里，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动员一切政治资源，让“无产阶级文艺”取代所有文学艺术形式，为人始料不及。
　要是没有书看，萧军恐怕早就不顾而去了。因为，延安的物质生活实在贫乏。市场不大，酒肆饭店不多，物价却堪以“腾飞”喻之。可想而知，设机关、办活动、养军队……都要花钱。钱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而“大生产”开办之前，花销大多征自边区的乡间吧？其它的财路则如1942年2月6日所记“听了财政厅长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他说。”（上卷P399，据指出，此君即为南汉宸）萧军随手记下日常开销和家常用度的价格波动，也足令人吃惊。

    先看待遇：1940年9月26日“这里的作家共分------1、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2、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3、乙等：八元。4、丙等：六元。5、工作人员：四元。”（上卷P56）萧军没说自己是“几等”，从“日记”中的一首诗看，似为“甲等”，间有稿费，如1941年1月14日“下午去新华书店把16.8元的《八月的乡村》版税拿到。芬去门诊部为小孩看病，请她了一顿馆子。”证之1941年2月20日“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张棣赓和高原寄去，……”（上卷P125）可见那时边币币值尚可，十块钱不仅能帮助两个人，还可以买两只下蛋的鸡。（上卷P152）

    到了1942年，支取和花销就成百上千了。如1942年3月24日“上午去南市场把旅费1500元取了，仅是买了几支铅笔，簿子等就费去了三百元。”（上卷P427）4月2日“北门外买了一斤肉回来----已长到十二元……。”（上卷P435）又过了五个月，“20元买了半斤羊肉。”（上卷P594）

　　1943年5月，伙食费已经涨到450元。（下卷P121）后来，物价上涨不但没有得到遏止，反而加快了速度，1945年夏天，一万八千元稿费，只够买肉吃了。（下卷P721）

　　诚然，早已有人披露过，如李建国在“试论陕甘宁边区的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措施”中指出：“八路军没来以前猪肉比菜还便宜”，“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但那学院式枯燥、冰冷的数目罗列，怎比跟随一个具体的家庭，在父母的艰辛、孩子的成长中，看到收、支给他们造成的困扰，来得感同身受、印象深刻？

　　恰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经济细节里学到的东西，比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多，《萧军日记》中的其它史料亦可作如是观。

　　所谓“官兵一致”当然是谎言，仅从《萧军日记》摘取一例即可想见一般：1941年6月24日“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是四元或五元。”（上卷P200）

    日军排列“延安一百单八将”，颇有几位也见于《萧军延安日记》，如：朱德（玉麒麟）、周恩来（智多星）、陈绍禹（入云龙）、林彪（小李广）、彭德怀（大刀）、贺龙（花和尚）、王明（公孙胜）张闻天（豹子头）、叶剑英（双枪将）、林伯渠（美髯公）、徐特立（扑天雕）、乃至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杨尚昆、凯丰、周扬……等等，处世为人各擅其趣。

　　革命圣地的近郊区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论证过一件事：经年不断的革命和战争，使老根据地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趋于枯竭。以至“转战”出去的红军已经回不去了。那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江西苏区、鄂豫皖和四川北部等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工农红军，四海为家，指东打西，收场烂摊子的则是当地农民。杨炳章这本书，只写到红军开进陕甘宁。在这个新的根据地，中共有没有反省过去、爱惜边区的人民了呢？《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回答了这个接踵而来的问题。

　　1943年11月10日至1944年3月6日，萧军携妻子儿女，到距离延安十几里地的川口区碾庄、王家沟、刘庄一带，做了四个月农民。届时的延安已经堪称“文明社会”，在这个解放了七八年的郊区，他们看到的农村是何景象？农民对于边区政府和共产党又是何等印象？（下列引言均出自《萧军延安日记》下卷P270至P359中）

　　此地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一个女孩没裤子穿。

　　剪发的女人有一双明亮灵活的大眼，米脂人，今年只有二十五岁，她悲叹自己的命苦，丈夫不准她读书，她会纺线，但不能生产。把一个六岁的女儿典出去了一石粮，现在全家就食此粮。

　　看到农民们辛苦的获得一粒粮食，由早到晚，却被一些革命的痞子和奸细吃了，这使我非常痛恨。

　　晚饭后到村长家，他那个小儿子问我：“你又来要什么来了啊？”“我来要你-----”我虽然和他玩笑着，但孩子这话却给了我启示，这说明，‘公家人’到百姓家中是‘索要’没有给予。

　　此地人种地不得法：不上粪，不积肥，锄谷子时不培根，以至根不固，容易被风吹摆磨擦。……一般农民是固执的，听天由命，保守，掩盖在诚实下面的小狡猾，诉苦等。

　　在王家一个脸肉肿、纹理乱的姓仁的短工，被人们怂恿着唱了“三杯酒”，“十二月送郎”，“十月盼郎”人们虽然带着不怀好意地笑着，但他却唱得很庄严。

　　晚间到姓刘的家里去，两个拖着鼻涕的孩子，光屁股坐在冷土炕上，而这些清苦农民们对孩子以虐待为爱惜！这真是半动物性的生活。

　　冯老汉……村长两个青年劳动力，只出了七斗公粮，是个滑头；他却出了一石。

　　离延安仅十几里路的村庄，竟像隔了千百里，这里的人民除开送粮草的义务以外，似乎什么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宣传也接不到，看不出他们和这革命政府有什么思想、感情等联系。没有报纸，没有经常的宣传，一句话，看不到政府的工作，党的工作在哪里。

　　听说冯老汉的儿子冯文英在这村里当教员时打了一份报告，就有了被托派利用的嫌疑。

　　房主人姓刘，有五十二岁，老夫妇，老婆性燥，口利，曾生过十六个娃儿，竟一个也没活。

    我很不敢问一些人们的生活情形，因为他们总是诉说公粮的数目多，而我又是吃公粮的人。

　　代耕主任刘永庭……他的女人生过五个娃，但全没活。

　　这里离延安仅二十里路，但却像隔了一个世界。这些县政府的人们办事缓慢得惊人！

　　这一家人的命运使人们全感动！因为两年中竟把四个孩子全死了。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有‘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啊！

　　第一年六斗，二年一石五，三年三石，七千贷金---这是李老汉的纳粮。他是李鼎铭的孙子辈。

　　一元法币可换十元边币，一元白洋一百元法币。

　　夜间替高虎家算帐，本乡共出了二十几万慰劳费---唱戏三万，给军队二口猪，三头羊----算为新年慰劳费。刘庄共摊了一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称了二斤枣，一百五十元称了二斤葱，吃了一百元枣糕，给鸣儿及芬带回了两个火烧一百元……

　　那老人忽然和我谈起前清……光绪年间……有主子，有地的纳粮，无地的纳税，官兵全有饷，馍只六个麻钱一个……今刻……

　　夜间在刘怀民家，他说在革命前自己有近三百垧地，一年能打三十石粮。牛、羊被东北军杀了，粮吃了，地被共产党分了，自己以中农身份参加了革命，……

　　刘永廷的老婆……幼年时曾在天主教堂读了二年书，供吃、住，……她对于洋堂存着留恋，过门时曾给过一对银耳环、首饰，却被贼偷了。

　　这里的人民正在深深地被鸦片和赌博困迷着。

　　王兴甲大声地述说自己听过吴满有（按：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演说的意见：这吴满有就是拦羊的吴XX的儿子，他上台说话了……我们出的粮多不算多，少也不算少……我们要好好生产，一年要打下三年的粮食……。我听了手也没拍就走了，他在说风凉么！他并不劳动啊，公家却还给他一头牛，一头马，还有种地的刈……。

　　二斤盐四万元，一碗面条一百元，一斤饼一万元，一斤羊肉七百元。玉米一千二，黑豆二千元。

　　听王兴姚说碾庄剧团中又发现了一百多有政治嫌疑的人。

　　刘光喜原来是赌徒和巫神出身，最近还在贩卖鸦片烟。他向那戏子比着手势，买了六两鸦片 三万多一两……

　　烟和赌在这村几乎公开流行着。

　　王兴甲是难民，革命后来碾庄，革命给了他土地和窑，如今多出几斗公粮，他却怨恨起政府来了。这就是说，一个农民一到了满足状态，他们的革命性就消灭了，甚至变成了革命的敌人……这倒是一篇小说的主题。

    边区政府征收公粮，激起逃亡和民变的事，“日记”也有记载。如1942年2月8日“第一年增征救国公粮五万石，激起了民变。第二年九万石，有的自杀、怨难。第三年……二十万石……”（上卷P401）从《萧军日记》中物价等处看，1943年成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只打造了“陕北的好江南”屯田基地南泥湾，并未惠及边区百姓。

　　其实，萧军下乡不是以此为题做社会调查，故其所见所闻完全意外、匪夷所思。看来，地不分南北，共产党根据地的人民，为革命做出巨大牺牲是一样的；工农红军虽然改编成八路军，在根据地竭泽而渔的惯例则一仍其旧。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率部转战而去，根本就没打算回来，随即将供养了他们十年的老区人民抛诸脑后。直到六七十年代，边区人民只能以其极度的贫困，迎接北京等地前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瞠目结舌云云。

　　延河两岸舞翩跹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是现象。一句老百姓的白话文“饱暖生闲事”，道尽原理。1940至1945，虽然全国都在抗战，除了敌机轰炸过几次，延安基本未见硝烟。人们吃着公粮，白天看戏、晚上跳舞。轻松的日子里，夫妻矛盾不免暴露，选择恋人机会渐多。盛产绯闻的艺术界、多愁善感的文化人，恋爱、结婚、偷情、离婚的故事都有发生。这一切落在了一位善于观察生活、收集素材的作家眼里，于是我们就在《萧军 延安日记1940 - 1945》（牛津香港出版社2013）中，看到了一些后来在文化、艺术界主持工作的人，年轻时候的爱情片段------1940年8月19日“我预备把延安的：妇女，儿童，革命党人，百姓，军人，各写一篇小说。要留心各方面的材料，定名为《沉淀》。”（上卷P9）
    交际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以文明娱乐、休闲方式的名义介绍给毛泽东的。但在一般人眼里，舞会就是公开的情场，让红男绿女在这里放射魅力、表意传情，故令延安的党人踊跃前往。虽然舞池、音乐、灯光等等因陋就简，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干部战士还是乐此不疲。想也难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即使身在上海，也未必去得起舞厅。有此名正言顺拥男抱女的机会，能不趋之若骛。各机关频繁举办的舞会上的众生相，则网上已有专文，如叶德浴的《萧军与交际舞》等，将《萧军日记》中的相关内容辑出过半。此处不赘。

　　当然，两情两性真正的悲欢离合，发生在舞场以外的家庭、河边、树林乃至工作场所。例如：夫妻吵架，时常发生在艾青、韦嫈夫妇之间；李昌、冯瑞兰夫妇并非原配；曾克和黑丁有过一段姻缘；欧阳山的结发夫人是草明；江丰、舒群、李又然、塞克、高原、吴奚如等人，都享受过爱情的折磨。他们的故事点点滴滴地散见于《日记》的字里行间，读者间或眼前发亮或掩卷而叹。

    这些是正常的夫妻、恋爱。不太正当的事情也发生了不少，比如：1940年9月18日“这里的女人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势利，虚荣，向上爬……。她们有高的就不要低的。T解说这是因为女人不容易造地位，所以必须要借助丈夫的光。这只能说是一面的理由，另一面是女人不争气，男人下劣也不能否认。……有些情人和丈夫怨恨边区占有了他们的情人和老婆，……他们利用革命的特殊地位占有下级的女人，这现象是很普遍的，……”（上卷P40）

　　1940年9月28日“文协有一个高身高鼻，黑眉大眼的马夫，他是在乡下有着很多情人的。他给她们的仅是一只镶铁的油罐子。”（上卷P60）

　　1942年1月25日“延安正在流行生孩子和结婚的问题。有些男女先有了性关系才结婚，生孩子，政府消费大，为了人道又不能打胎……。”（上卷P390）

　　1942年2月19日“这里是十九个男人分一个女人……”（上卷P408）

　　1942年2月20日“几个苏联的记者把中国的一个女人借了跳舞的名义强奸了，而且有了孩子，只给了一百元。这里正陷在一种性底混乱和婚姻潮。”（上卷P409）

    《萧军日记》是一部“延安档案”，这部大容量的档案柜可以分为“橱窗”、内容与“夹层”。“橱窗”，是日记的“主题展示”除前述读书、观察、感悟、反思……之外，妻子儿女的家庭关系，也以极其坦诚、周详的方式“展现”。相信许多读者会在阅读中发现，那些段落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诸君自己的爱恋温存、七年之痒、情感纠缠、舔犊之情或无名烦躁……。婚姻、家庭、子女的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不易撷取的生动的素材。这部分内容因其诚实和坦然，直接地对应了其他部分（内容）所记人与事情的可靠性。

　　至于“夹层”，则显示是萧军先生虽然嫉恶如仇、脾气火爆，其实宅心仁厚，用字母和XX代替了一些人的真名实姓，为他们隐去了不宜曝光的行径，保护着他们的后人。却又无损于我们读懂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物、事件的数量还颇可观呢。

　　若是有心人或者熟悉延安人与边区事，还是能从雪泥鸿爪、蛛丝马迹中辨析出字母和XX是谁是谁。例如上卷频繁出现的T，代指丁玲，因为“日记”中提到：T说，她的小说《韦护》男主角是瞿秋白（上卷P2）。有了这个线索，上网一搜，作者就出来了。所以，看《萧军日记》还有探微索隐的挑战与乐趣哦。

　　尾注：本文着重介绍了“《萧军日记》中的延安。至于”萧军先生在延安“，已有高伐林的《老作家萧军百万字日记揭開延安一角》、陈小雅的《萧军”延安日记“中的毛泽东》、戴新伟的《对自己的人也不要脱下掩心甲--萧军在延安》和邢小群的《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  延安日记》》等文章，有精彩的介绍，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