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雾霾，谈谈中国式绿党、工业党和一堂难得的民主课

有人总结说：这是中国绿党一次前台亮相的标志性事件，确实如此。
http://www.guancha.cn/petriv/2015_03_03_310824.shtml
【中国人很久没有为一部纪录片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了。对《穹顶之下》赞美与质疑同样铺天盖地，讲述女儿的故事是不是煽情？用的数据是不是故意裁选？应批评个人、企业还是批评政府？该骂北京中产还是河北工人？……当人们还在纠缠于道德评判、五毛与美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小清新与工业党等等，本文作者petriv看到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动作背后昭示的新政治派别意味。】
这两天，我们有幸上了一堂非常难得的民主课。与为了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这样的无聊议题而争吵相比，环保问题是个真问题。环保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如果所有人利益一致，就不会有争议了。
在环保上无论左一点还是右一点，都需要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福利付出代价。只有在不同利益群体和政府（内部也有不同利益导向）间求得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走下去。
面对一部关于环保的爆款纪录片，互相指控对方的动机并没有用。这绝不是什么五毛美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道德高低的问题，一边是城市中产要健康，另一边是相关从业人员要有工作，更高层面是一个国家要怎么判断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你能完全无视对方的诉求吗？用道德大棒一下子可以把对方打懵，但是很快对方会站起来反击。完全讲理性也片面。你工业党谈国家大发展说的再正确，那么多的中产阶级就是讨厌雾霾了，人家就不听你的。你社运党以为搞环保就能搞出这个花那个花运动，但钢厂工人真的听你的么？再说当政府也采纳环保议题，你能控诉政府不应该么？
与时俱进的中国人，可能不得不适应这样多元社会多元利益下的争议。如果做不到，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如果毫无妥协，那真要是斗（min）争（zhu）了，结果不会好。
也许跳出事件泛谈时，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但为什么舆论场还是被这部纪录片搞得如此沸沸扬扬呢？
它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几十年前的《河殇》另算）公开制作、堂而皇之登场并广泛传播、直言不讳的特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广告。环保在西方民主国家从来都是影响选票的重要议题，很多国家的绿党都已经进入议会，但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民众来说却是新鲜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环保才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前根本不是。
而柴静团队借助商业力量，带来了与长期单向性的政府刻板宣传和粗糙的反政府地下宣传不一样的东西，又直击关于雾霾的普遍民意（对于焦化厂的工人来说，如果不失业，也一定讨厌雾霾），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政治广告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新鲜的，所以不大容易会仔细分辨其广告的性质。
所以，在朋友圈里，一有人质疑柴静，就马上有人加以道德批判。然而，政治广告之所以成为广告，一定是会迎合最广大受众的诉求的，但是同时也一定会悄悄递进去宣传者需要贩卖的产品——即提出某种政治解决方案。宣传者希望受众在共鸣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接受其解决方案。更进一步的，宣传者也希望能够通过高明的营销手段，让受众认为质疑其解决方案，就是质疑受众的诉求。
我在朋友圈和微博看到了不少对《穹顶之下》的质疑，其中比较集中的观点是，第一，天然气替代煤炭不实际；第二，6300家竞争的企业不一定比一家中石油更有利于安全干净的天然气生产；第三，柴静有关远洋运输耗能巨大的数据有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过多投入环保资源可能会增加中国制造的运输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等。
这些质疑并不否认雾霾的危害，而是对治理雾霾的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无论对错，并不比纪录片更加的“处心积虑”。但是，很遗憾，对于这些质疑，很多网友将其等同于反对治理雾霾本身，从而大加挞伐。
这种效果一方面说明这部政治广告确实出色，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长期的特殊体制下，公民确实缺少民主的经验，本质上等于民意被操纵了。当然，相比我们经常能看到的CNN和FOX的互撕，相比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戈尔及其捧得奥斯卡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柴静团队的广告在“纸牌屋”里还很初级，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则足够高级了。

阿尔·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慷慨陈词
其实这也不奇怪，80年代90年代刚有商业广告的时候，酒精兑水的某些“名酒”不也是大卖么？时间久了，抵抗力强了，这些简单粗暴的广告也就连同其产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政治广告和商品广告的最大区别是，政治广告贩卖的商品一旦被卖出去，影响巨大且很难退货。很多人的代价可能就是一生的幸福。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如果追求民主，那么就需要重点训练自己“抵抗”政治广告的能力，要逐步学会区分自己的诉求和广告主贩卖的解决方案的区别，然后要学会货比三家，看一看针对自己的诉求，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而且不能看口碑，还要看“商品”也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历史业绩、信誉等多个因素，好好挑一挑。大家在选择手机的时候都比来比去，把魅族小米华为中兴什么的从硬件配置到操作系统翻来覆去地比，对于重大政治议题，也得有货比三家的耐心才行。
当然有人会指出中国不是选票社会，但是中国同样是一个政府要承受民意压力的社会，每个人的意见或者怨气集合起来同样能够影响决策。儿童时代的我眼睁睁看着愤怒的家长们不断声讨，让政府整个铲除了电子游戏机产业，直到去年才恢复。
100多分钟的广告引起了大家关于雾霾危害的共鸣，这些意见无疑也会形成对政府的压力。雾霾肯定要治理，但是方法呢？可不一定是纪录片里的方法妙，我个人认为很不妙，除了普京没人开心。《穹顶之下》是一个开始，以后类似的政治广告会越来越多，民众会有个适应的过程，也一定会在某些问题上吃苦头，这是社会民主化的必经阶段，躲不过去。这时候只能靠那些不合时宜唱反调的人来提醒自己了。所以，也请朋友们对质疑柴静的人宽容一些，多听一个意见，多一个选择总没错，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有多个选择权的民主吗。有人总结说：这是中国绿党一次前台亮相的标志性事件，确实如此。
http://www.guancha.cn/petriv/2015_03_03_310824.shtml
【中国人很久没有为一部纪录片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了。对《穹顶之下》赞美与质疑同样铺天盖地，讲述女儿的故事是不是煽情？用的数据是不是故意裁选？应批评个人、企业还是批评政府？该骂北京中产还是河北工人？……当人们还在纠缠于道德评判、五毛与美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小清新与工业党等等，本文作者petriv看到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动作背后昭示的新政治派别意味。】
这两天，我们有幸上了一堂非常难得的民主课。与为了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这样的无聊议题而争吵相比，环保问题是个真问题。环保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益问题，如果所有人利益一致，就不会有争议了。
在环保上无论左一点还是右一点，都需要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的福利付出代价。只有在不同利益群体和政府（内部也有不同利益导向）间求得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走下去。
面对一部关于环保的爆款纪录片，互相指控对方的动机并没有用。这绝不是什么五毛美分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道德高低的问题，一边是城市中产要健康，另一边是相关从业人员要有工作，更高层面是一个国家要怎么判断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你能完全无视对方的诉求吗？用道德大棒一下子可以把对方打懵，但是很快对方会站起来反击。完全讲理性也片面。你工业党谈国家大发展说的再正确，那么多的中产阶级就是讨厌雾霾了，人家就不听你的。你社运党以为搞环保就能搞出这个花那个花运动，但钢厂工人真的听你的么？再说当政府也采纳环保议题，你能控诉政府不应该么？
与时俱进的中国人，可能不得不适应这样多元社会多元利益下的争议。如果做不到，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如果毫无妥协，那真要是斗（min）争（zhu）了，结果不会好。
也许跳出事件泛谈时，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但为什么舆论场还是被这部纪录片搞得如此沸沸扬扬呢？
它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几十年前的《河殇》另算）公开制作、堂而皇之登场并广泛传播、直言不讳的特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广告。环保在西方民主国家从来都是影响选票的重要议题，很多国家的绿党都已经进入议会，但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民众来说却是新鲜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环保才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前根本不是。
而柴静团队借助商业力量，带来了与长期单向性的政府刻板宣传和粗糙的反政府地下宣传不一样的东西，又直击关于雾霾的普遍民意（对于焦化厂的工人来说，如果不失业，也一定讨厌雾霾），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政治广告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新鲜的，所以不大容易会仔细分辨其广告的性质。
所以，在朋友圈里，一有人质疑柴静，就马上有人加以道德批判。然而，政治广告之所以成为广告，一定是会迎合最广大受众的诉求的，但是同时也一定会悄悄递进去宣传者需要贩卖的产品——即提出某种政治解决方案。宣传者希望受众在共鸣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接受其解决方案。更进一步的，宣传者也希望能够通过高明的营销手段，让受众认为质疑其解决方案，就是质疑受众的诉求。
我在朋友圈和微博看到了不少对《穹顶之下》的质疑，其中比较集中的观点是，第一，天然气替代煤炭不实际；第二，6300家竞争的企业不一定比一家中石油更有利于安全干净的天然气生产；第三，柴静有关远洋运输耗能巨大的数据有问题，如果在这方面过多投入环保资源可能会增加中国制造的运输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等。
这些质疑并不否认雾霾的危害，而是对治理雾霾的方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无论对错，并不比纪录片更加的“处心积虑”。但是，很遗憾，对于这些质疑，很多网友将其等同于反对治理雾霾本身，从而大加挞伐。
这种效果一方面说明这部政治广告确实出色，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长期的特殊体制下，公民确实缺少民主的经验，本质上等于民意被操纵了。当然，相比我们经常能看到的CNN和FOX的互撕，相比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戈尔及其捧得奥斯卡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柴静团队的广告在“纸牌屋”里还很初级，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则足够高级了。

阿尔·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慷慨陈词
其实这也不奇怪，80年代90年代刚有商业广告的时候，酒精兑水的某些“名酒”不也是大卖么？时间久了，抵抗力强了，这些简单粗暴的广告也就连同其产品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政治广告和商品广告的最大区别是，政治广告贩卖的商品一旦被卖出去，影响巨大且很难退货。很多人的代价可能就是一生的幸福。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如果追求民主，那么就需要重点训练自己“抵抗”政治广告的能力，要逐步学会区分自己的诉求和广告主贩卖的解决方案的区别，然后要学会货比三家，看一看针对自己的诉求，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而且不能看口碑，还要看“商品”也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历史业绩、信誉等多个因素，好好挑一挑。大家在选择手机的时候都比来比去，把魅族小米华为中兴什么的从硬件配置到操作系统翻来覆去地比，对于重大政治议题，也得有货比三家的耐心才行。
当然有人会指出中国不是选票社会，但是中国同样是一个政府要承受民意压力的社会，每个人的意见或者怨气集合起来同样能够影响决策。儿童时代的我眼睁睁看着愤怒的家长们不断声讨，让政府整个铲除了电子游戏机产业，直到去年才恢复。
100多分钟的广告引起了大家关于雾霾危害的共鸣，这些意见无疑也会形成对政府的压力。雾霾肯定要治理，但是方法呢？可不一定是纪录片里的方法妙，我个人认为很不妙，除了普京没人开心。《穹顶之下》是一个开始，以后类似的政治广告会越来越多，民众会有个适应的过程，也一定会在某些问题上吃苦头，这是社会民主化的必经阶段，躲不过去。这时候只能靠那些不合时宜唱反调的人来提醒自己了。所以，也请朋友们对质疑柴静的人宽容一些，多听一个意见，多一个选择总没错，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有多个选择权的民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