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长篇：环保的价值取向（写在《穹顶之下》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4:31:58
在哲学话题的谈论中，立场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事物，就如同斯蒂芬·霍金在《伟大设计》一书中所阐述的“可以选择的历史”，量子的不可观察性使得一切观察的结果都已经被观察的行为本身所篡改。哲学家无论多么努力地宣称自己观点的公正性，但是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改变已经发生，而无论是对于受到思想影响的任何一个派别、团体或者个人都可以据此产生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一套方法论，这就是哲学无可避免的立场选择问题，从微观一些的方面来说，就是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性转折点的今天，一个及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可能无时不刻不被讨论着，那就是“雾霾”。也许是南方沿海人较少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公害，但小时候还是有见过印染厂排放出来一种飘絮状的颗粒物，这种附着能力极强的颗粒物一时间令全城已经晒出去衣服被子全部重洗。那是幼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大气污染。但这种污染不能和PM2.5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不是单纯的弄脏了衣服或者被子，而是长时间地笼罩在一个区域的上空，像一堆厚厚的水泥灰，直接盖住了所有人的生活。
柴静在《穹顶之下》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记录下硫化物、氮氧化物、芳烃类化合物的产生，聚集，形成雾霾的过程，并提出了技术改进方案和执法强化手段来实现对对雾霾的缓解和控制。纪录片也道出了当前利益格局下治理污染的现实阻力。当然也招来了毁誉不同评说。这些评说许多是带着政治立场的色彩来看问题，当然正如开篇所说，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其宣称多么客观，也难以保证在客观上不去助推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有些人认为柴静代表某一利益集团或者海外仇视中国现代化的某种势力，在此我不想去过多牵扯政治，但不妨谈谈历史。历史常常以轮回的形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当英国人在上海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风水问题而被拆除时，当时估计没有任何人想到，140年后的英国人也在为居住环境担忧而极力拒绝一条能够大力改善不列颠岛南北交通状况的伦敦-伯明翰高速铁路，而施工者正是当年惧怕龙脉被拖着隆隆黑烟的钢铁怪物所截断的中国人，历史的轮转常常令人头晕目眩。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恐惧中接受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焦虑的情绪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达到顶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种生活模式的确立支持着一种生产交易模式，反之亦然。当这一模式从它的底层被重重打击时，一定会在它的外在也就是文化行为上更加极端地表达，这就是义和团运动，我们可以看做是农业文化最后的挣扎。之后中国人热情地拥抱了工业，就像断了母乳的婴儿从不情愿到主动寻找其他食物，当他经历过习惯与饥饿的痛苦挣扎之后，生存的本能令他去接受曾经害怕的食物，这是一个肌体生命自然而有之的过程。到了2010年，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1840年列强海上的炮声到2010年行驶在西方土地上的中国制高速机车，这170年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个落后民族在生存本能与恐惧中奔跑冲刺的历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经历，没有文明与落后，富足与贫穷直观到视觉上的对比，也许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疯狂的PM2.5排放，这就是奔跑中的中国呼出的空气，这也是柴静的纪录片一经放映就会受到大量“工业党”抨击的原因，这是思想层面的本能反应。当然如果思想可以战胜敌人，我们就不需要原子弹了。如果用肌体运转来评价治理污染物的现实阻力问题，我想可以用”多巴胺”的概念来理解，一个为了进入工业文明而拼命奔跑的中国除却最初的痛苦之后，产生一种奔跑带来的快感，这就是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因生活模式而存在，因而依靠复制生活而延续。如同多巴胺一样愉悦着大脑，带来价值的感受。我生活在一座钢铁城市，每当下午下班时刻，钢铁工人成群地离开厂房，他们的面容带着疲惫与坚毅，这样的面容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它时时刻刻告诉着我：我们依靠什么而生存。是的，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我们这个城市也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也许吧。因为这种多巴胺的刺激，我们重复建设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一间间相似或者根本相同的厂房，因为大脑的快乐需要它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的尊严，带来了许多人的工作和利益，但是工业化不是静态的，不是一层不变的，正如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的种种可以很可观地改善污染排放的技术方案，我们一样也可以提升工业生产的层次和水平，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环境的改善，提高经济效益。之所以转型面临着如此痛苦的徘徊，我想除却利益得失的考量，更多的是生活模式的惯性，义和团也许不是不知道铁路与电线带来的利处，婴儿本质上也不可能不能接受母乳外的其他食物，如果说“工业党”乐于看到中国的进步，那一定不是重复的钢铁堆积起来的进步，如果说环保科技是新的利益集团，那么历史的车轮迭迭不尽地向前行驶也不是谁能够固守不变的利益格局的。1840年的炮声带来了后面170年的奋进，而如今环境状况差异的对比是否也可以激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去有所作为？我想最后用一个印度交通部官员在看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后发出的感慨来结束对于环保价值取向的探讨：原来铁路也可以是这样的。
在哲学话题的谈论中，立场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事物，就如同斯蒂芬·霍金在《伟大设计》一书中所阐述的“可以选择的历史”，量子的不可观察性使得一切观察的结果都已经被观察的行为本身所篡改。哲学家无论多么努力地宣称自己观点的公正性，但是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改变已经发生，而无论是对于受到思想影响的任何一个派别、团体或者个人都可以据此产生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一套方法论，这就是哲学无可避免的立场选择问题，从微观一些的方面来说，就是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性转折点的今天，一个及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可能无时不刻不被讨论着，那就是“雾霾”。也许是南方沿海人较少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公害，但小时候还是有见过印染厂排放出来一种飘絮状的颗粒物，这种附着能力极强的颗粒物一时间令全城已经晒出去衣服被子全部重洗。那是幼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大气污染。但这种污染不能和PM2.5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不是单纯的弄脏了衣服或者被子，而是长时间地笼罩在一个区域的上空，像一堆厚厚的水泥灰，直接盖住了所有人的生活。
柴静在《穹顶之下》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记录下硫化物、氮氧化物、芳烃类化合物的产生，聚集，形成雾霾的过程，并提出了技术改进方案和执法强化手段来实现对对雾霾的缓解和控制。纪录片也道出了当前利益格局下治理污染的现实阻力。当然也招来了毁誉不同评说。这些评说许多是带着政治立场的色彩来看问题，当然正如开篇所说，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其宣称多么客观，也难以保证在客观上不去助推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有些人认为柴静代表某一利益集团或者海外仇视中国现代化的某种势力，在此我不想去过多牵扯政治，但不妨谈谈历史。历史常常以轮回的形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当英国人在上海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风水问题而被拆除时，当时估计没有任何人想到，140年后的英国人也在为居住环境担忧而极力拒绝一条能够大力改善不列颠岛南北交通状况的伦敦-伯明翰高速铁路，而施工者正是当年惧怕龙脉被拖着隆隆黑烟的钢铁怪物所截断的中国人，历史的轮转常常令人头晕目眩。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恐惧中接受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焦虑的情绪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达到顶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种生活模式的确立支持着一种生产交易模式，反之亦然。当这一模式从它的底层被重重打击时，一定会在它的外在也就是文化行为上更加极端地表达，这就是义和团运动，我们可以看做是农业文化最后的挣扎。之后中国人热情地拥抱了工业，就像断了母乳的婴儿从不情愿到主动寻找其他食物，当他经历过习惯与饥饿的痛苦挣扎之后，生存的本能令他去接受曾经害怕的食物，这是一个肌体生命自然而有之的过程。到了2010年，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1840年列强海上的炮声到2010年行驶在西方土地上的中国制高速机车，这170年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个落后民族在生存本能与恐惧中奔跑冲刺的历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经历，没有文明与落后，富足与贫穷直观到视觉上的对比，也许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疯狂的PM2.5排放，这就是奔跑中的中国呼出的空气，这也是柴静的纪录片一经放映就会受到大量“工业党”抨击的原因，这是思想层面的本能反应。当然如果思想可以战胜敌人，我们就不需要原子弹了。如果用肌体运转来评价治理污染物的现实阻力问题，我想可以用”多巴胺”的概念来理解，一个为了进入工业文明而拼命奔跑的中国除却最初的痛苦之后，产生一种奔跑带来的快感，这就是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因生活模式而存在，因而依靠复制生活而延续。如同多巴胺一样愉悦着大脑，带来价值的感受。我生活在一座钢铁城市，每当下午下班时刻，钢铁工人成群地离开厂房，他们的面容带着疲惫与坚毅，这样的面容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它时时刻刻告诉着我：我们依靠什么而生存。是的，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我们这个城市也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也许吧。因为这种多巴胺的刺激，我们重复建设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一间间相似或者根本相同的厂房，因为大脑的快乐需要它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的尊严，带来了许多人的工作和利益，但是工业化不是静态的，不是一层不变的，正如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的种种可以很可观地改善污染排放的技术方案，我们一样也可以提升工业生产的层次和水平，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环境的改善，提高经济效益。之所以转型面临着如此痛苦的徘徊，我想除却利益得失的考量，更多的是生活模式的惯性，义和团也许不是不知道铁路与电线带来的利处，婴儿本质上也不可能不能接受母乳外的其他食物，如果说“工业党”乐于看到中国的进步，那一定不是重复的钢铁堆积起来的进步，如果说环保科技是新的利益集团，那么历史的车轮迭迭不尽地向前行驶也不是谁能够固守不变的利益格局的。1840年的炮声带来了后面170年的奋进，而如今环境状况差异的对比是否也可以激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去有所作为？我想最后用一个印度交通部官员在看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后发出的感慨来结束对于环保价值取向的探讨：原来铁路也可以是这样的。
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性转折点的今天，一个及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可能无时不刻不被讨论着，那就是“雾霾”。也许是南方沿海人较少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公害，但小时候还是有见过印染厂排放出来一种飘絮状的颗粒物，这种附着能力极强的颗粒物一时间令全城已经晒出去衣服被子全部重洗。那是幼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大气污染。但这种污染不能和PM2.5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不是单纯的弄脏了衣服或者被子，而是长时间地笼罩在一个区域的上空，像一堆厚厚的水泥灰，直接盖住了所有人的生活。
柴静在《穹顶之下》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记录下硫化物、氮氧化物、芳烃类化合物的产生，聚集，形成雾霾的过程，并提出了技术改进方案和执法强化手段来实现对对雾霾的缓解和控制。纪录片也道出了当前利益格局下治理污染的现实阻力。当然也招来了毁誉不同评说。这些评说许多是带着政治立场的色彩来看问题，当然正如开篇所说，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其宣称多么客观，也难以保证在客观上不去助推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有些人认为柴静代表某一利益集团或者海外仇视中国现代化的某种势力，在此我不想去过多牵扯政治，但不妨谈谈历史。历史常常以轮回的形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当英国人在上海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风水问题而被拆除时，当时估计没有任何人想到，140年后的英国人也在为居住环境担忧而极力拒绝一条能够大力改善不列颠岛南北交通状况的伦敦-伯明翰高速铁路，而施工者正是当年惧怕龙脉被拖着隆隆黑烟的钢铁怪物所截断的中国人，历史的轮转常常令人头晕目眩。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恐惧中接受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焦虑的情绪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达到顶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种生活模式的确立支持着一种生产交易模式，反之亦然。当这一模式从它的底层被重重打击时，一定会在它的外在也就是文化行为上更加极端地表达，这就是义和团运动，我们可以看做是农业文化最后的挣扎。之后中国人热情地拥抱了工业，就像断了母乳的婴儿从不情愿到主动寻找其他食物，当他经历过习惯与饥饿的痛苦挣扎之后，生存的本能令他去接受曾经害怕的食物，这是一个肌体生命自然而有之的过程。到了2010年，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1840年列强海上的炮声到2010年行驶在西方土地上的中国制高速机车，这170年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个落后民族在生存本能与恐惧中奔跑冲刺的历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经历，没有文明与落后，富足与贫穷直观到视觉上的对比，也许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疯狂的PM2.5排放，这就是奔跑中的中国呼出的空气，这也是柴静的纪录片一经放映就会受到大量“工业党”抨击的原因，这是思想层面的本能反应。当然如果思想可以战胜敌人，我们就不需要原子弹了。如果用肌体运转来评价治理污染物的现实阻力问题，我想可以用”多巴胺”的概念来理解，一个为了进入工业文明而拼命奔跑的中国除却最初的痛苦之后，产生一种奔跑带来的快感，这就是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因生活模式而存在，因而依靠复制生活而延续。如同多巴胺一样愉悦着大脑，带来价值的感受。我生活在一座钢铁城市，每当下午下班时刻，钢铁工人成群地离开厂房，他们的面容带着疲惫与坚毅，这样的面容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它时时刻刻告诉着我：我们依靠什么而生存。是的，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我们这个城市也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也许吧。因为这种多巴胺的刺激，我们重复建设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一间间相似或者根本相同的厂房，因为大脑的快乐需要它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的尊严，带来了许多人的工作和利益，但是工业化不是静态的，不是一层不变的，正如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的种种可以很可观地改善污染排放的技术方案，我们一样也可以提升工业生产的层次和水平，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环境的改善，提高经济效益。之所以转型面临着如此痛苦的徘徊，我想除却利益得失的考量，更多的是生活模式的惯性，义和团也许不是不知道铁路与电线带来的利处，婴儿本质上也不可能不能接受母乳外的其他食物，如果说“工业党”乐于看到中国的进步，那一定不是重复的钢铁堆积起来的进步，如果说环保科技是新的利益集团，那么历史的车轮迭迭不尽地向前行驶也不是谁能够固守不变的利益格局的。1840年的炮声带来了后面170年的奋进，而如今环境状况差异的对比是否也可以激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去有所作为？我想最后用一个印度交通部官员在看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后发出的感慨来结束对于环保价值取向的探讨：原来铁路也可以是这样的。
在哲学话题的谈论中，立场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事物，就如同斯蒂芬·霍金在《伟大设计》一书中所阐述的“可以选择的历史”，量子的不可观察性使得一切观察的结果都已经被观察的行为本身所篡改。哲学家无论多么努力地宣称自己观点的公正性，但是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改变已经发生，而无论是对于受到思想影响的任何一个派别、团体或者个人都可以据此产生出符合自己利益的一套方法论，这就是哲学无可避免的立场选择问题，从微观一些的方面来说，就是价值取向。
在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历史性转折点的今天，一个及沉重又敏感的话题可能无时不刻不被讨论着，那就是“雾霾”。也许是南方沿海人较少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公害，但小时候还是有见过印染厂排放出来一种飘絮状的颗粒物，这种附着能力极强的颗粒物一时间令全城已经晒出去衣服被子全部重洗。那是幼时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大气污染。但这种污染不能和PM2.5相提并论，因为后者不是单纯的弄脏了衣服或者被子，而是长时间地笼罩在一个区域的上空，像一堆厚厚的水泥灰，直接盖住了所有人的生活。
柴静在《穹顶之下》中用大量翔实的数据记录下硫化物、氮氧化物、芳烃类化合物的产生，聚集，形成雾霾的过程，并提出了技术改进方案和执法强化手段来实现对对雾霾的缓解和控制。纪录片也道出了当前利益格局下治理污染的现实阻力。当然也招来了毁誉不同评说。这些评说许多是带着政治立场的色彩来看问题，当然正如开篇所说，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其宣称多么客观，也难以保证在客观上不去助推某一方而打压另一方。有些人认为柴静代表某一利益集团或者海外仇视中国现代化的某种势力，在此我不想去过多牵扯政治，但不妨谈谈历史。历史常常以轮回的形式反反复复地出现，当英国人在上海建设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因为风水问题而被拆除时，当时估计没有任何人想到，140年后的英国人也在为居住环境担忧而极力拒绝一条能够大力改善不列颠岛南北交通状况的伦敦-伯明翰高速铁路，而施工者正是当年惧怕龙脉被拖着隆隆黑烟的钢铁怪物所截断的中国人，历史的轮转常常令人头晕目眩。从1840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恐惧中接受着西方工业文明，这一焦虑的情绪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达到顶点。从经济的角度看，一种生活模式的确立支持着一种生产交易模式，反之亦然。当这一模式从它的底层被重重打击时，一定会在它的外在也就是文化行为上更加极端地表达，这就是义和团运动，我们可以看做是农业文化最后的挣扎。之后中国人热情地拥抱了工业，就像断了母乳的婴儿从不情愿到主动寻找其他食物，当他经历过习惯与饥饿的痛苦挣扎之后，生存的本能令他去接受曾经害怕的食物，这是一个肌体生命自然而有之的过程。到了2010年，中国的制造能力已经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从1840年列强海上的炮声到2010年行驶在西方土地上的中国制高速机车，这170年的历史可以看做是一个落后民族在生存本能与恐惧中奔跑冲刺的历程。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经历，没有文明与落后，富足与贫穷直观到视觉上的对比，也许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疯狂的PM2.5排放，这就是奔跑中的中国呼出的空气，这也是柴静的纪录片一经放映就会受到大量“工业党”抨击的原因，这是思想层面的本能反应。当然如果思想可以战胜敌人，我们就不需要原子弹了。如果用肌体运转来评价治理污染物的现实阻力问题，我想可以用”多巴胺”的概念来理解，一个为了进入工业文明而拼命奔跑的中国除却最初的痛苦之后，产生一种奔跑带来的快感，这就是利益集团的产生。这些利益因生活模式而存在，因而依靠复制生活而延续。如同多巴胺一样愉悦着大脑，带来价值的感受。我生活在一座钢铁城市，每当下午下班时刻，钢铁工人成群地离开厂房，他们的面容带着疲惫与坚毅，这样的面容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它时时刻刻告诉着我：我们依靠什么而生存。是的，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我们这个城市也许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的生活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也许吧。因为这种多巴胺的刺激，我们重复建设着一座座高楼大厦，一间间相似或者根本相同的厂房，因为大脑的快乐需要它们，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工业化带来了中国的尊严，带来了许多人的工作和利益，但是工业化不是静态的，不是一层不变的，正如柴静在纪录片中提到的种种可以很可观地改善污染排放的技术方案，我们一样也可以提升工业生产的层次和水平，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环境的改善，提高经济效益。之所以转型面临着如此痛苦的徘徊，我想除却利益得失的考量，更多的是生活模式的惯性，义和团也许不是不知道铁路与电线带来的利处，婴儿本质上也不可能不能接受母乳外的其他食物，如果说“工业党”乐于看到中国的进步，那一定不是重复的钢铁堆积起来的进步，如果说环保科技是新的利益集团，那么历史的车轮迭迭不尽地向前行驶也不是谁能够固守不变的利益格局的。1840年的炮声带来了后面170年的奋进，而如今环境状况差异的对比是否也可以激发起我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去有所作为？我想最后用一个印度交通部官员在看到中国的高速铁路后发出的感慨来结束对于环保价值取向的探讨：原来铁路也可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