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79对越作战打得不理想与文革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1979年发生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经10年文革动乱后的首次实战。靠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高昂士气，中国军队强攻硬打，攻坚必克，基本攻占了预定的所有军事目标和达到了主要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国军队在这场28天的战争中伤亡严重，战场表现多有可指摘之处，虽然取胜，不过也是一场低水平的惨胜，因而在日后多年中一直遭到坊间的批评。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文革破坏了中国军队建设，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要负1979年打得不够理想的主要责任。反驳的声音也不小，认为不能什么都往文革里装，同样在文革时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打得都不错，军队怎么就没受文革的影响？两种观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那么孰是孰非呢？在此，笔者从探讨史实的角度出发，略作分析，看看文革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大影响。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相关研究著作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了。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遭到了政治狂潮横扫之时，军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正如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中批示所言：“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和多抓了一点训练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甚至是“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

空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军队。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生生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文革后的1977年，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海军航空兵在文革10年间共发生一、二等飞行事故70起，报废飞机70架，牺牲飞行员62名，事故率和损失大大超过了文革前时期。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中外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61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机构臃肿现象就突显出来。如东线参战的第41军121师，师领导成员有师长郑文水、政委周开源，副师长王凤春、李德瑞、李培江、孙学文、杨均和、彭富信、姜洪年、于俊久，副政委丁文奎、冯志功、孔庆仕、李作章、宋永林、孙胜佐、王仕诚，参谋长张朴岳，副参谋长宋传家、王守城，政治部主任孙甫、副主任单琦，后勤部长李华成等；第42军125师领导成员有师长李庭阁、政委刘栋，副师长胡英、张全斌、王夫仁、隋宝峰、李新良、杜奉武，副政委马少仁、刘文奎、刘德信、李显明，参谋长杨凤玉，副参谋长张永申、吴宪德，政治部主任于景昌、副主任张中发，后勤部长张奎炳等；第55军163师领导成员有师长边贵祥、政委吴恩庆，副师长仲继先、李万余、周锡明、丁文龙、王润、宋宝胜，副政委官勇、唐荣群、李盛福，参谋长邢世忠、副参谋长戴伦喜，政治部主任王展翼等。这一大票干部！邓小平后来形容得好：“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器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装甲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要么不设防，要么在十多年间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而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曾发出号召：“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及受其牵连的群众的镇压屠杀中，死亡和失踪人员达10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说实话，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  

综上所述，文革对军队建设确实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再看1979年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在这场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在诸多方面都遭到了诟病，下面择其主要分析一下：

如军事思想落后、思维僵化、指挥粗糙、战术不当、作战水平低，1970年代末却打了一场一战水平、至多是解放战争水平的边境战争。实际上，这些指责主要与中国军队的整体建设程度有关。在长期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过于迷信自己的经验，轻视外军经验，不能主动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发展潮流，自我设限，自我封闭，是造成中国军队整体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斗争而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军队中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精英，就已经开始走了弯路。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进步的6、70年代，国家却又陷入了文革动乱之中，军队不得不被政治风潮所左右，无法进行正常建设，不是卷入地方派系斗争，就是去施工种地，连基本军事业务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还何谈军事思想进步呢？况且，在文革年代，政治高压当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动辄得咎，起码的思想自由都没有，军队又能如何作为呢？小说《亮剑》中的赵刚仅仅是说了几句支持彭德怀的真话，就被扒了军衣打入另册，到了文革中又被整死。他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那不只是个小说故事，其反映的是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蛮横的手段错误批判迫害了300多万党内军内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从此党内党外变得鸦雀无声。其直接后果就是继续盲目推行已造成灾难的“大跃进”运动，终于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和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使得无数鲜活生命变成了饿殍。在这种不唯实只唯上的左倾狂潮下，甚至连谈几句苏军的“十大打击”就有里通外国之嫌，普通的同志间接触也要被指责为“小组织活动”，平时说话都要小心翼翼，还能自由讨论军队现代化吗？开国中将万毅，当时是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立即就被撕掉领章帽徽看管起来，他就是小说中赵刚的原型。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一会被造反派撵得上山避难，一会变成自己大打“五一六”，一会又奉领袖旨意猛批人民的好总理，成天忙这些事，还能指望他去领会世界先进军事思想吗？在先进国家军队大搞机械化、合成化、远距离打击、精确打击时，中国军队的建设反而大大倒退。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中国军队的建设方向是摩托化、装甲化、合成化，强调在作战理论、编制、装备、训练、技术、科研等方面稳步发展。而从1962年开始，又提出了轻型化、骡马化、步兵化的口号，建军方向发生倒退。结果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还在强调“200米内硬功夫”，“步兵要靠两条腿”，团以下搞“骡马化”，步兵连钢盔都未装备，建军成果还不如50年代，终于在1979年打出了一场30年前技战术水平的战争，这又能怨谁呢？没有基本的社会土壤，当然也就不会结出先进的军事果实。

如士兵冲锋时队形密集、不会看地图、不会认路、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等。说到底就是军事业务不熟和训练不够的问题，而这与文革中的政治冲击军事、军队管理教育受到严重干扰有关。你不能指望成天去打派仗的军校学员很精通参谋业务、平时热衷于政治学习的干部有很高的军事水平、士兵提拔成的军官生出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指挥思维、长期训练不够的士兵能迅速变成技战术熟练的优秀战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14军40师118团某连攻击越南小曹地区越军驻守的高地，因没有炮火支援，也不会多路攻击，导致连续10次进攻受挫。连长这时才向团里要求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却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弄得团里也没办法。通信员对他说：“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这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使用连里的60炮。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当这些短板集中到实战中，也就出现了一连串串的不能、不能，不会、不会……。

如战时众多副职干部逐级向下加强指挥，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像50军150师448团回撤时遭敌袭击受到较大损失，其重要原因就是军驻师工作组的包办代替、指挥失误、处置不当等。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副职干部现象，与文革时期的机构臃肿、部队冗员有直接关系。

如很多参战部队多年从事施工生产，拿锄头比拿枪熟练，临时训练上阵，表现不佳。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就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军队按照这种指示进行建设，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和经济活动来挤占军事业务时间，心有旁鹜，以此为荣，比1980年代的军队经商还要“思想先进”，那么出现众多生产部队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到了1979年时，因为预备役建设工作落后，临战前中国军队只好紧急将大量新兵补充到部队，未经充分训练就上阵作战，导致发生了大量伤亡。在战中向部队里补充减员时，也只能临时征召退伍军人和武装基干民兵，经过短期集中统一训练后再送到部队。如此种种，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了当时军队建设的落后，平时缺少整体的规划，战时需要紧急应付，没有建立健全常备不懈的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机制。

如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靠牵引且缺少火控装置，通信联络薄弱，没有步战车，步兵要跟上只有绑在坦克上，行军主要靠两条腿等。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开始了摩托化、装甲化建设。而到了1970年代末先进国家已普遍实现机械化并向信息化迈进时，中国军队还在搞摩托化，多数部队都是骡马化水平，整体军队建设被人家远远甩在了身后。这耽误的20年哪去了？答案显而易见，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政治冲击军事去了，三支两军去了，施工种地去了，备战备荒去了，宣传军管去了。在武器和技术装备领域，一种装备在研制时期就受到了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时断时续，而研制出来后要么没有钱搞列装，要么在批量生产时质量问题重重，多次返工，迟迟不能实现更新换代，一拖十几年就过去了。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中国军队还穿着胶鞋上阵，而先进国家军队早在30多年前就实现了军靴化，怪不得要被西方军事专家称之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不可否认，在文革期间，因为长期受到霸权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中国军队大力加强了战备工作，包括修建了大量国防工程，军队紧急大搞“三打三防”训练，尖端武器研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两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等，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际上与国家的应激反应不可分割。正如没有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也就不会那么匆忙地与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握手一样，战备工作的加强和尖端武器研制的突破也主要是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反应，而不是一以贯之追赶世界先进潮流、面向现代化的强国强军路线，并不能完全消解文革运动给军队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因此，反映到了日常军队建设上，就出现了集中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种种诟病。回顾这段历史时，要对军队建设的落后和两弹一星的突破进行辩证分析，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当代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核弹已经爆炸，军队数量和武器拥有量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国家贫困落后，军队建设实际是靠倾国之力的“先军政治”来维持，军力水平仍然只够打一场上世纪的战争，离拥有打信息化、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远矣。

有人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为例，认为看不出军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实际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影响巨大、规模却很小的边境冲突。双方集结的兵力各均是师级规模，真正投入战斗兵力的只是加强营级规模，战场限制在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火力打击范围不超过边界两侧1、2公里。无论是战争规模、兵力和武器投入，还是战斗烈度、组织协同难度都无法与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相比。当时中国军队投入作战的除了部分边防驻军外，主要使用了沈阳军区所属部队的野战步兵团和多支精锐侦察连，这与1979年参战部队补入了大量缺乏训练的新兵作战不可同日而语。说这场战斗打得好，只是相对苏军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而言，并与中国军队精心准备的先下手为强和参战官兵的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密不可分。而就战斗过程来说，仍然是只有少量步兵和炮兵、装甲兵参与的野战攻防，并未体现更高的技战术水平。就战斗结果来说，双方都声称控制了珍宝岛，其实是指用炮火控制，而双方步兵此后都脱离了战斗。在1969年9月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谈后，双方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谅解，苏军此后未再上岛，珍宝岛才逐渐转为彻底由中方所控制。在人员伤亡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当年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亡58人，负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共牺牲71人，而沈阳军区后勤前指在战后总结中称，在三次战斗中就接受了伤员200多名，非战斗减员还不在其内。由此可见，在人员伤亡上中国也没占便宜。至于说到西沙海战，中国海军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甚至在海战中出现了使用手榴弹、火箭筒等步兵武器打敌军舰的场面，靠着参战官兵的英勇无畏取得了胜利，创下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观。值得一提的是，西沙海战的总指挥也是许世友。那么为什么他这次指挥得好，到了1979年却又备受指责呢？实际上这次海战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偏巧赶上了南越海军这样一支弱军，海战过程中又集中了一些偶然因素，如有较其更强的敌方出现，就战斗概率来说是有百败而无一胜，以为能靠此而成为海军强国，那实在是天方夜谭了。总的来看，这两次作战规模较小、情况特殊，在微观层面上并未显出文革对军队的如何影响出来。但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军队建设的短板暴露无遗。和苏军相比技术装备落后也就罢了，和南越海军比还有较大差距，仍要官兵们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血肉之躯和英勇精神来制胜，这在建国25年之后真是不应该了。如果从1950年代起就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像搞改革开放那样一心一意搞军队建设，还会出现步兵与坦克拼刺刀、小艇打大舰的事情吗？至少，不会比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更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革为一大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难辞其咎。

结论，虽然文革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实事求是，就事论事，1979对越作战打得不够理想，与文革脱不了干系，甚至是千丝万缕相连。如果不是文革耽误了宝贵的10年时间，甚至如果不是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中国军队的建设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落伍，是中国在发展强国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历史上欠了账，在一段时期内就只能还债，受限重重，即使明白了发展的真谛，也不能应付裕如。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军队建设也强大不了，为了发展经济，军队建设就要让路。19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军队就是这样，一边要打两山轮战，一边还要进入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部队不得不自谋生路大搞经商。当时如此决策，除了中共中央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外，也有中央军委领导对于中国遭受外来威胁的减小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水平估计不足有关。能连续教训打跑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越南军队，中国军界一度还有沾沾自喜的情绪。一直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开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像打电子游戏那样地玩飞机超视距攻击和导弹精确打击，百万伊拉克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的脆败，双方伤亡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军队高层才在“狼来了”的大呼中猛醒，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甩下了有多远。由此，中国军队建设重新提速，军事思想开始转型，掀起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重点关注高技术战争和信息化技术，并于1997年之后军费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一直成长为今日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军队建设终于厚积薄发，在进入21世纪后突飞猛进，日新月益，各种新式武器纷纷上天，入地，下水，列装，并在新的认识水平下多次调整编制体制，军队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令国人无比自豪。

这，就是波诡云谲的历史。


众所周知，1979年发生的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经10年文革动乱后的首次实战。靠着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不怕牺牲的高昂士气，中国军队强攻硬打，攻坚必克，基本攻占了预定的所有军事目标和达到了主要的政治目的。但是，中国军队在这场28天的战争中伤亡严重，战场表现多有可指摘之处，虽然取胜，不过也是一场低水平的惨胜，因而在日后多年中一直遭到坊间的批评。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就是文革破坏了中国军队建设，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要负1979年打得不够理想的主要责任。反驳的声音也不小，认为不能什么都往文革里装，同样在文革时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打得都不错，军队怎么就没受文革的影响？两种观点看上去都很有道理，那么孰是孰非呢？在此，笔者从探讨史实的角度出发，略作分析，看看文革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大影响。

对于文革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乱，相关研究著作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做解释了。在当年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都遭到了政治狂潮横扫之时，军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正如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中批示所言：“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加上毛泽东的军队要支持工农业生产、对学生实行军训、对乱的单位实行军管的批示，这就是留名历史的“三支两军”。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政治运动中，由此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总的来看，文革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政治冲击了军事训练。在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提议下，196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部队和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由此，军队中凡是不赞成“突出政治”和多抓了一点训练的人，都要被扣上“单纯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甚至是“否定政治力量，妄图以技术压革命”的政治帽子，遭到冲击和批判。当时军队和地方中都推崇又红又专，实际上是以红为主，专则没有多大地位。如果有人肯于钻研业务，就要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这样，就在军队中造成了军事干部不敢抓训练、战士不敢学技术的普遍现象。同时为了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全军先后派出了280万名干部、战士介入政治运动，占到了6、70年代全军最高员额的40%以上，由此大量占用了军队本来就不多的训练时间，导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军军事训练的低谷。在这种情况下，说军队战斗力没有受到削弱，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据1969年5月对一个大军区中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进行的调查，其中有半数人不会组织本级战斗演习；2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中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

空军更是重灾区。在1964年，空军飞行员年平均飞行小时数达到了120小时，不逊于美苏军队。而到了1966年，这个数字居然锐减到23.5小时，有的部队甚至不到18个小时！文革期间，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飞行小时数只有不到40小时，不足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1970年代，作为台海战斗第一线的广州军区空军，其飞行员居然有超过98%没有打过空靶，超过80%的飞行员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术训练，大部分飞行员甚至连航炮实弹射击都没有参加过。著名的海军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原本是三种气象能打、四种气象能“走”的优秀海军航空兵团，历经文革10年后，生生被折腾成了只能在一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文革后的1977年，空军恢复了中断近10年的“飞行甲种团”评定，对空军进行了全面摸底。结果全军仅有一个航空兵团能达到甲种团标准，而空靶、地靶射击全军命中率不到1%，全军飞行员仅有7%具备夜间飞行作战能力，甚至超过60%的飞行员在返场降落时无法在地面塔台不提示的情况下找到飞机跑道，这种军事训练水平是何其触目惊心！

2．军队管理和教育体制受到严重干扰，机构臃肿，冗员严重。在文革期间，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大批高级将领被打倒，不少军事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建国以来逐渐形成和制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条令、条例被否定和破坏，导致军队的日常管理工作无章可循，部队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逐年增加。仅1969年全军由于行政责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多达2436人，其中汽车事故一项就死亡1359人。海军航空兵在文革10年间共发生一、二等飞行事故70起，报废飞机70架，牺牲飞行员62名，事故率和损失大大超过了文革前时期。同时，因支左而造成了军队中派性严重，一些单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盛行，严明的纪律遭到了践踏，内耗现象不断发生，极大地危害了军队的团结和稳定。军队院校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员遭到揪斗和迫害，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停止，陷入了长期的派性斗争之中。到1969年，全军院校由125所锐减为43所，除军政大学和一所海军水面舰艇学校外，其余指挥院校和部分专业技术院校被撤销。经过十几年努力建立起来的指挥院校实行初、中、高三级制，专业技术院校实行中等和高等两级制的院校体系遭到破坏，一大批优秀教员被处理，长期积累的珍贵的中外教学资料和图书被销毁或散失，大量仪器设备损坏严重，校舍也都改作他用。陈赓大将创建的著名的哈军工，就是在文革中期遭到肢解而消失的。

在文革期间，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军队的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各种名目的运动办公室，诸如专案组、审干组、大批判组、清查办公室、三支两军办公室等，美其名曰为“需要就是编制”。加上当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很不好，既反帝又反修，战争危险日益临近，因而军队大量扩编，增加编制定额，各级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这就造成了军队的组织编制混乱，比例失调，机构臃肿，干部严重超编，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到了1970年代，中国军队总员额最高时达到了661万人，成为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大量的军费用于人员开支，影响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机构臃肿现象就突显出来。如东线参战的第41军121师，师领导成员有师长郑文水、政委周开源，副师长王凤春、李德瑞、李培江、孙学文、杨均和、彭富信、姜洪年、于俊久，副政委丁文奎、冯志功、孔庆仕、李作章、宋永林、孙胜佐、王仕诚，参谋长张朴岳，副参谋长宋传家、王守城，政治部主任孙甫、副主任单琦，后勤部长李华成等；第42军125师领导成员有师长李庭阁、政委刘栋，副师长胡英、张全斌、王夫仁、隋宝峰、李新良、杜奉武，副政委马少仁、刘文奎、刘德信、李显明，参谋长杨凤玉，副参谋长张永申、吴宪德，政治部主任于景昌、副主任张中发，后勤部长张奎炳等；第55军163师领导成员有师长边贵祥、政委吴恩庆，副师长仲继先、李万余、周锡明、丁文龙、王润、宋宝胜，副政委官勇、唐荣群、李盛福，参谋长邢世忠、副参谋长戴伦喜，政治部主任王展翼等。这一大票干部！邓小平后来形容得好：“打麻将都得凑好几桌。”

3．国防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武器装备更新缓慢。在文革期间，军队系统中有的科研机构被撤销，有些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武器装备的科研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装备建设的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及科研工作的协作与交流都遭到了破坏。这一时期生产的各种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和不配套问题。如著名的63式自动步枪，研制定型时质量不错，但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乱改工艺、粗制滥造，装备到部队后问题成堆，被迫于1970年代末从部队撤装；海军接收的5型主要舰艇，遗留的质量问题和关键性技术问题就达 469项；空军接收的700多架歼6战斗机，有50%缺少必要的配套器具等。另外，在先进国家武器装备研制和列装日新月益的同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新缓慢，军备建设大大落后。如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的56式75无坐力炮、56式40火箭筒和56式85加农炮都无法有效击穿苏军T-62坦克的正面装甲，给作战造成了严重困难。战后，中国军工部门不得不奉命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坦克武器会战，紧急研制出了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69式40火箭筒和75式105无坐力炮等应急武器装备，以对抗苏军可能入侵时的装甲洪流；而空军就更有意思了，新型飞机研制过程困难重重，时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却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歼6可以包打天下”。结果就是，歼6成为了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20余年间中国空军唯一的主力装备，而且在1977年重新仿制生产的新歼6甲服役之前，中国的夜空要么不设防，要么在十多年间只能由原本是拿来应急的歼5甲来守护。文革结束后，当先进国家的第三代战机已经批量服役时，中国军队的主力战机还是1950年代水平的歼6，而在雷达电子设备上的差距，则几乎落后了整整两个时代。

4．军地矛盾突出，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文革中的“三支两军”，军队大量介入地方的派系斗争，支一派压一派，造成军队与地方、军队与军队间的严重对立。在席卷全国的武斗中，就不同程度地有军队参与，严重恶化了军队与群众间的关系。据《王力反思录》披露，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73岁寿辰的宴席上曾发出号召：“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由此挑起了天下大乱。如此背景下，军队成为了稳定的柱石，在长期的支左和军管中，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的命令，中央政策对了，军队就对了，中央政策错了，军队就错了，军队被推上了第一线，与地方和群众的矛盾盘根错节，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遗留问题。如文革中震动全国的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前后在武斗中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就达18.4万人；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军队开枪导致了300多名群众死伤；1968年广西军区数万军队参与的对反对派组织及受其牵连的群众的镇压屠杀中，死亡和失踪人员达10万之众；因为分别支持云南的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八二三”和“炮兵团”，昆明军区内部、昆明军区和14军之间也造成了很大矛盾，严重影响了部队团结。到1978年底准备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铚秀在军区内部和部队中做统一思想工作，不得不说出了狠话：“现在中心工作是准备打仗，其他一切问题打完仗再说。如有制造矛盾延误作战的行为，一律从严处置！”而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则承受了被临阵换将的无奈命运。邓小平在战后说得好：“说实话，经过这十多年，军队的名誉是不好的，经过这一仗，名誉会恢复一下，仗要打才会。”  

综上所述，文革对军队建设确实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再看1979年战争期间发生的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在这场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中国军队在诸多方面都遭到了诟病，下面择其主要分析一下：

如军事思想落后、思维僵化、指挥粗糙、战术不当、作战水平低，1970年代末却打了一场一战水平、至多是解放战争水平的边境战争。实际上，这些指责主要与中国军队的整体建设程度有关。在长期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过于迷信自己的经验，轻视外军经验，不能主动学习世界先进国家军队的发展潮流，自我设限，自我封闭，是造成中国军队整体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早在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斗争而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军队中强调现代化建设的精英，就已经开始走了弯路。在世界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进步的6、70年代，国家却又陷入了文革动乱之中，军队不得不被政治风潮所左右，无法进行正常建设，不是卷入地方派系斗争，就是去施工种地，连基本军事业务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还何谈军事思想进步呢？况且，在文革年代，政治高压当道，人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动辄得咎，起码的思想自由都没有，军队又能如何作为呢？小说《亮剑》中的赵刚仅仅是说了几句支持彭德怀的真话，就被扒了军衣打入另册，到了文革中又被整死。他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那不只是个小说故事，其反映的是曾经发生的真实历史。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蛮横的手段错误批判迫害了300多万党内军内敢说真话的有识之士，从此党内党外变得鸦雀无声。其直接后果就是继续盲目推行已造成灾难的“大跃进”运动，终于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饥荒发生和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使得无数鲜活生命变成了饿殍。在这种不唯实只唯上的左倾狂潮下，甚至连谈几句苏军的“十大打击”就有里通外国之嫌，普通的同志间接触也要被指责为“小组织活动”，平时说话都要小心翼翼，还能自由讨论军队现代化吗？开国中将万毅，当时是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立即就被撕掉领章帽徽看管起来，他就是小说中赵刚的原型。许世友这样的高级将领，一会被造反派撵得上山避难，一会变成自己大打“五一六”，一会又奉领袖旨意猛批人民的好总理，成天忙这些事，还能指望他去领会世界先进军事思想吗？在先进国家军队大搞机械化、合成化、远距离打击、精确打击时，中国军队的建设反而大大倒退。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中国军队的建设方向是摩托化、装甲化、合成化，强调在作战理论、编制、装备、训练、技术、科研等方面稳步发展。而从1962年开始，又提出了轻型化、骡马化、步兵化的口号，建军方向发生倒退。结果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还在强调“200米内硬功夫”，“步兵要靠两条腿”，团以下搞“骡马化”，步兵连钢盔都未装备，建军成果还不如50年代，终于在1979年打出了一场30年前技战术水平的战争，这又能怨谁呢？没有基本的社会土壤，当然也就不会结出先进的军事果实。

如士兵冲锋时队形密集、不会看地图、不会认路、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不会严密组织排雷、不会边打边搜索、不会多面攻击、组织协同松散等。说到底就是军事业务不熟和训练不够的问题，而这与文革中的政治冲击军事、军队管理教育受到严重干扰有关。你不能指望成天去打派仗的军校学员很精通参谋业务、平时热衷于政治学习的干部有很高的军事水平、士兵提拔成的军官生出了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指挥思维、长期训练不够的士兵能迅速变成技战术熟练的优秀战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14军40师118团某连攻击越南小曹地区越军驻守的高地，因没有炮火支援，也不会多路攻击，导致连续10次进攻受挫。连长这时才向团里要求炮火支援，团里要他报坐标，他却说：“我知道球的坐标，你往太阳这方打不就得了！”弄得团里也没办法。通信员对他说：“连长，我们自己还有炮嘛！”他这才想起来：“龟儿些有炮为啥不打呀？”其实是他没下命令使用连里的60炮。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当这些短板集中到实战中，也就出现了一连串串的不能、不能，不会、不会……。

如战时众多副职干部逐级向下加强指挥，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像50军150师448团回撤时遭敌袭击受到较大损失，其重要原因就是军驻师工作组的包办代替、指挥失误、处置不当等。之所以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副职干部现象，与文革时期的机构臃肿、部队冗员有直接关系。

如很多参战部队多年从事施工生产，拿锄头比拿枪熟练，临时训练上阵，表现不佳。实际上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就发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军队按照这种指示进行建设，以简单的体力劳动和经济活动来挤占军事业务时间，心有旁鹜，以此为荣，比1980年代的军队经商还要“思想先进”，那么出现众多生产部队也就不足为怪了。而到了1979年时，因为预备役建设工作落后，临战前中国军队只好紧急将大量新兵补充到部队，未经充分训练就上阵作战，导致发生了大量伤亡。在战中向部队里补充减员时，也只能临时征召退伍军人和武装基干民兵，经过短期集中统一训练后再送到部队。如此种种，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了当时军队建设的落后，平时缺少整体的规划，战时需要紧急应付，没有建立健全常备不懈的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机制。

如武器装备落后，火炮靠牵引且缺少火控装置，通信联络薄弱，没有步战车，步兵要跟上只有绑在坦克上，行军主要靠两条腿等。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就开始了摩托化、装甲化建设。而到了1970年代末先进国家已普遍实现机械化并向信息化迈进时，中国军队还在搞摩托化，多数部队都是骡马化水平，整体军队建设被人家远远甩在了身后。这耽误的20年哪去了？答案显而易见，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了，政治冲击军事去了，三支两军去了，施工种地去了，备战备荒去了，宣传军管去了。在武器和技术装备领域，一种装备在研制时期就受到了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时断时续，而研制出来后要么没有钱搞列装，要么在批量生产时质量问题重重，多次返工，迟迟不能实现更新换代，一拖十几年就过去了。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中国军队还穿着胶鞋上阵，而先进国家军队早在30多年前就实现了军靴化，怪不得要被西方军事专家称之为“穿帆布胶底鞋的军队”。不可否认，在文革期间，因为长期受到霸权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中国军队大力加强了战备工作，包括修建了大量国防工程，军队紧急大搞“三打三防”训练，尖端武器研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两弹爆炸，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等，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际上与国家的应激反应不可分割。正如没有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中国也就不会那么匆忙地与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握手一样，战备工作的加强和尖端武器研制的突破也主要是对于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的反应，而不是一以贯之追赶世界先进潮流、面向现代化的强国强军路线，并不能完全消解文革运动给军队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因此，反映到了日常军队建设上，就出现了集中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的种种诟病。回顾这段历史时，要对军队建设的落后和两弹一星的突破进行辩证分析，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误区。当代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核弹已经爆炸，军队数量和武器拥有量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国家贫困落后，军队建设实际是靠倾国之力的“先军政治”来维持，军力水平仍然只够打一场上世纪的战争，离拥有打信息化、高技术战争的能力远矣。

有人举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海战为例，认为看不出军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实际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影响巨大、规模却很小的边境冲突。双方集结的兵力各均是师级规模，真正投入战斗兵力的只是加强营级规模，战场限制在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火力打击范围不超过边界两侧1、2公里。无论是战争规模、兵力和武器投入，还是战斗烈度、组织协同难度都无法与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相比。当时中国军队投入作战的除了部分边防驻军外，主要使用了沈阳军区所属部队的野战步兵团和多支精锐侦察连，这与1979年参战部队补入了大量缺乏训练的新兵作战不可同日而语。说这场战斗打得好，只是相对苏军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而言，并与中国军队精心准备的先下手为强和参战官兵的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密不可分。而就战斗过程来说，仍然是只有少量步兵和炮兵、装甲兵参与的野战攻防，并未体现更高的技战术水平。就战斗结果来说，双方都声称控制了珍宝岛，其实是指用炮火控制，而双方步兵此后都脱离了战斗。在1969年9月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谈后，双方达成了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谅解，苏军此后未再上岛，珍宝岛才逐渐转为彻底由中方所控制。在人员伤亡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当年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亡58人，负伤94人；中国方面公布共牺牲71人，而沈阳军区后勤前指在战后总结中称，在三次战斗中就接受了伤员200多名，非战斗减员还不在其内。由此可见，在人员伤亡上中国也没占便宜。至于说到西沙海战，中国海军运用小艇打大舰的战法，甚至在海战中出现了使用手榴弹、火箭筒等步兵武器打敌军舰的场面，靠着参战官兵的英勇无畏取得了胜利，创下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观。值得一提的是，西沙海战的总指挥也是许世友。那么为什么他这次指挥得好，到了1979年却又备受指责呢？实际上这次海战奇迹是不可复制的，偏巧赶上了南越海军这样一支弱军，海战过程中又集中了一些偶然因素，如有较其更强的敌方出现，就战斗概率来说是有百败而无一胜，以为能靠此而成为海军强国，那实在是天方夜谭了。总的来看，这两次作战规模较小、情况特殊，在微观层面上并未显出文革对军队的如何影响出来。但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军队建设的短板暴露无遗。和苏军相比技术装备落后也就罢了，和南越海军比还有较大差距，仍要官兵们靠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血肉之躯和英勇精神来制胜，这在建国25年之后真是不应该了。如果从1950年代起就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像搞改革开放那样一心一意搞军队建设，还会出现步兵与坦克拼刺刀、小艇打大舰的事情吗？至少，不会比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更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文革为一大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难辞其咎。

结论，虽然文革不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但实事求是，就事论事，1979对越作战打得不够理想，与文革脱不了干系，甚至是千丝万缕相连。如果不是文革耽误了宝贵的10年时间，甚至如果不是从1950年代末就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冲击，中国军队的建设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落伍，是中国在发展强国过程中遭遇的重大挫折。历史上欠了账，在一段时期内就只能还债，受限重重，即使明白了发展的真谛，也不能应付裕如。没有经济上的强大，军队建设也强大不了，为了发展经济，军队建设就要让路。1980年代中期后的中国军队就是这样，一边要打两山轮战，一边还要进入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部队不得不自谋生路大搞经商。当时如此决策，除了中共中央对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规划外，也有中央军委领导对于中国遭受外来威胁的减小和对世界军事发展水平估计不足有关。能连续教训打跑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的越南军队，中国军界一度还有沾沾自喜的情绪。一直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开打，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像打电子游戏那样地玩飞机超视距攻击和导弹精确打击，百万伊拉克军队几乎无还手之力的脆败，双方伤亡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军队高层才在“狼来了”的大呼中猛醒，知道自己已经被别人甩下了有多远。由此，中国军队建设重新提速，军事思想开始转型，掀起了新一轮的军事变革，重点关注高技术战争和信息化技术，并于1997年之后军费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每年保持增长12-20％的增幅，一直成长为今日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军队建设终于厚积薄发，在进入21世纪后突飞猛进，日新月益，各种新式武器纷纷上天，入地，下水，列装，并在新的认识水平下多次调整编制体制，军队的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令国人无比自豪。

这，就是波诡云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