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明实败于税政，亡于东林论

   

在历史记述中，东林党所谓“清流”，总是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正面的印象。但个人透过史书却认为：明的败亡，败于税政，亡于东林。

明朝的史书是清朝编撰，而清朝修史的这帮人就是东林党投降清朝的贰臣，所以，我们看明史，就会留下:“明朝皇帝多怪僻，东林党人多君子”。而清代没有史书，却有清代遗臣所著清史稿，清史稿中大清皇帝几乎个个英明神武，比如“康熙日射三百兔，乾隆江南锄贪官”。甚至清代为了为了保证正史的权威，严查私人修史，搞了文字狱，很是杀掉了一批文人，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宁古塔与皮甲人为奴。所以个人认为明史是二十四史中修的最差的，许多东西都需要透过史书的营造的层层迷雾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

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工商资本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工商资本家通过与读书人联姻，资助读书人，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贿赂官僚，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从而工商资本家们在朝堂之上获得了代言人。东林党与江南工商资本家，浙党与走私海商，都是如此。至于晋商朝中虽然没有形成代言人，但是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与蒙古后金，等于资敌，等同叛徒。

史书上明万历给我们的印象是，贪财，收矿税，往各地派遣大量的驻守太监收工商税，与民争利。万历皇帝收矿税，结果那帮大臣没人去收，结果没办法皇帝，派太监去收，好不容易收上了，户部居然不要，只好收到自己内库里。贪财的万历朝能够完全压制住女真，支持三大征。无他，银子尔。万历朝三大征军费消耗甚巨，但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余万两，远超三大征。而而对后金的战事，崇祯朝基本上落在了农税上。
而明末有点理想的地主要不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就不用交税，而没有理想的自耕农和小地主为了合理避税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拥有光荣纳税资格的自耕农越来越少，而国家因为后金的军事压力，税赋越来越重。这一边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那一边税赋越来越大。结果自耕农负担越来越大，破产甚多，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最终遭遇天灾人祸，农民起义。而朝廷税政不改，还是在农税上打转转，这边农民破产造反，那边工商资本家们歌舞升平粮满仓，银满屋。国家呢，财政枯竭，发不出粮饷，军队哗变已成家常便饭。而外面后金时不时过来抢一把。最终，李闯王进京，明崇祯自挂于煤山。

冯梦龙《燕都日记》记载：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岂不奇哉？

但遗憾的是，东林党人掌握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后来许多东林党人又投靠了满清，还主持修史，所以东林党人屯私财却多正面，而万历收矿税维持国家，那就是贪财，各地驻守太监也是欺男霸女，无所不为，为世人所恶。但国家却正是这些人在支撑。岂不讽刺？？？


这里再来妄加揣测所谓倭寇，为何对抗倭功臣胡宗宪被下毒手，甚或及于妻女受辱。个人妄想，倭寇是有，但真正日本的真倭不多，主要却是一批沿海的巨商假借倭寇之虚名，实则进行走私之利。而且这些走私商在朝廷内部有代理人，那就是浙党。而之所以浙党反对开海之策，不是其因为没看待海洋贸易的利益，也不是怕皇帝好大喜功。而是想通过禁海之策独霸海洋贸易，利用官商一体，禁止他人分享海洋贸易的利益，之所以这么说，我察觉明代虽然号称禁海，但实际上当时中东欧洲的中国特产品，丝绸、茶叶、瓷器等并未短缺，相反数量巨大，导致硬通货币大量流向中国。可实际上当时依靠中国那点朝贡体系赐下那点零头，根本无法形成帐目的平衡。那么这么巨大的差额，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光依靠葡萄牙澳门那点转口贸易显然无法弥补这么大的缺口。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沿海存在巨大的走私贸易。而同时存在巨大的走私贸易，浙党反对开海，如果证据链还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再来加上胡宗宪，今天我们把戚继光俞大猷举为抗倭工程，民族英雄，可实际上剿灭倭寇最大的英雄却是吴宗宪，此人诱杀倭寇首领徐海等历史这里就不详述。但是吴宗宪为啥最后身败名裂，甚或妻女受辱？所以个人大胆假想，吴宗宪因为剿灭了名为倭寇，实为走私巨商的走私武装。得罪了沿海走私的后台浙党。当严嵩被扳倒后，受了浙党的严酷报复。这正是，你断我财路，我辱你妻女。

掩卷而思，不寒而栗。真正的，被掩盖的历史就是这么无耻和残酷。




2015/1/17于沈阳明实败于税政，亡于东林论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七日读史有得

在历史记述中，东林党所谓“清流”，总是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正面的印象。但个人透过史书却认为：明的败亡，败于税政，亡于东林。

明朝的史书是清朝编撰，而清朝修史的这帮人就是东林党投降清朝的贰臣，所以，我们看明史，就会留下:“明朝皇帝多怪僻，东林党人多君子”。而清代没有史书，却有清代遗臣所著清史稿，清史稿中大清皇帝几乎个个英明神武，比如“康熙日射三百兔，乾隆江南锄贪官”。甚至清代为了为了保证正史的权威，严查私人修史，搞了文字狱，很是杀掉了一批文人，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宁古塔与皮甲人为奴。所以个人认为明史是二十四史中修的最差的，许多东西都需要透过史书的营造的层层迷雾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

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工商资本家有钱，但没有势力。所以想方设法与能够掌握舆论与未来朝政的读书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工商资本家通过与读书人联姻，资助读书人，投入巨大的投资培养举人进士，贿赂官僚，或者官僚干脆自己寻找代理人从事收益巨大的工商业。从而工商资本家们在朝堂之上获得了代言人。东林党与江南工商资本家，浙党与走私海商，都是如此。至于晋商朝中虽然没有形成代言人，但是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与蒙古后金，等于资敌，等同叛徒。

史书上明万历给我们的印象是，贪财，收矿税，往各地派遣大量的驻守太监收工商税，与民争利。万历皇帝收矿税，结果那帮大臣没人去收，结果没办法皇帝，派太监去收，好不容易收上了，户部居然不要，只好收到自己内库里。贪财的万历朝能够完全压制住女真，支持三大征。无他，银子尔。万历朝三大征军费消耗甚巨，但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余万两，远超三大征。而而对后金的战事，崇祯朝基本上落在了农税上。
而明末有点理想的地主要不捐个功名或者考个功名就不用交税，而没有理想的自耕农和小地主为了合理避税将田地投献给举人进士。再加上皇室勋贵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拥有光荣纳税资格的自耕农越来越少，而国家因为后金的军事压力，税赋越来越重。这一边交税的自耕农却越来越少，那一边税赋越来越大。结果自耕农负担越来越大，破产甚多，成为流民，从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乃至社会崩坏。最终遭遇天灾人祸，农民起义。而朝廷税政不改，还是在农税上打转转，这边农民破产造反，那边工商资本家们歌舞升平粮满仓，银满屋。国家呢，财政枯竭，发不出粮饷，军队哗变已成家常便饭。而外面后金时不时过来抢一把。最终，李闯王进京，明崇祯自挂于煤山。

冯梦龙《燕都日记》记载：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却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墓址就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崇祯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调兵遣将上，居然还有闲心做一件与御敌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岂不奇哉？

但遗憾的是，东林党人掌握了当时的社会舆论，后来许多东林党人又投靠了满清，还主持修史，所以东林党人屯私财却多正面，而万历收矿税维持国家，那就是贪财，各地驻守太监也是欺男霸女，无所不为，为世人所恶。但国家却正是这些人在支撑。岂不讽刺？？？


这里再来妄加揣测所谓倭寇，为何对抗倭功臣胡宗宪被下毒手，甚或及于妻女受辱。个人妄想，倭寇是有，但真正日本的真倭不多，主要却是一批沿海的巨商假借倭寇之虚名，实则进行走私之利。而且这些走私商在朝廷内部有代理人，那就是浙党。而之所以浙党反对开海之策，不是其因为没看待海洋贸易的利益，也不是怕皇帝好大喜功。而是想通过禁海之策独霸海洋贸易，利用官商一体，禁止他人分享海洋贸易的利益，之所以这么说，我察觉明代虽然号称禁海，但实际上当时中东欧洲的中国特产品，丝绸、茶叶、瓷器等并未短缺，相反数量巨大，导致硬通货币大量流向中国。可实际上当时依靠中国那点朝贡体系赐下那点零头，根本无法形成帐目的平衡。那么这么巨大的差额，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光依靠葡萄牙澳门那点转口贸易显然无法弥补这么大的缺口。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沿海存在巨大的走私贸易。而同时存在巨大的走私贸易，浙党反对开海，如果证据链还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再来加上胡宗宪，今天我们把戚继光俞大猷举为抗倭工程，民族英雄，可实际上剿灭倭寇最大的英雄却是吴宗宪，此人诱杀倭寇首领徐海等历史这里就不详述。但是吴宗宪为啥最后身败名裂，甚或妻女受辱？所以个人大胆假想，吴宗宪因为剿灭了名为倭寇，实为走私巨商的走私武装。得罪了沿海走私的后台浙党。当严嵩被扳倒后，受了浙党的严酷报复。这正是，你断我财路，我辱你妻女。

掩卷而思，不寒而栗。真正的，被掩盖的历史就是这么无耻和残酷。




2015/1/17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