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有条件投降”及其消极影响

    无条件投降政策是反法西斯同盟在二战转折阶段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它明确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鼓舞了同盟国广大军民的斗志，成为战胜敌人的有力政治武器。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掌握作战主导权的各主要盟国间的不同利害关系日益暴露，在它们之间竞争逐渐取代了合作。这种变化导致反法西斯同盟对先后败降的意、德、日三国，执行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宽严程度差别很大。三国投降情况的不同，对战后三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乃至国际形势，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多年后的世纪之交，实事求是地总结当年执行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经验教训，分清历史是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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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制订

    面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猖狂侵略，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法西斯强盗。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签字各国为了“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和“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而承担“使用其军事的和经济的全部资源”，“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的义务。 ①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以苏、美、英、中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宣言有力地表达了同盟各国团结对敌，完全战胜法西斯侵略集团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同盟国后来制订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共同政治基础。

    美、英在面临德、意、日三个大敌，并在欧洲—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线作战的形势下，制订并始终坚持执行“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力量在欧洲击败德国，然后回过头来在远东对付日本。在三个法西斯国家中，德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最强，其侵略野心也最狂妄。美、英将德国作为头号敌人，认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固然是为它们本身的利益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但这一决策在客观上符合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因而，不但肩负抗德重任的社会主义苏联赞同这一战略方针，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对“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也给予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的1943年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命运。”②

     1943年，各个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相继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形势的转折，给盟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战败的可能性终于排除了。但是胜利还有待于争取，而在彻底打败德国道路上的以后几步，还有待于达成协议。”③ 为了协调战略，共同对敌，主要盟国领导人在1943年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

    1943年1月，美、英两国首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谈后，罗斯福于1月2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他说：“惟有彻底消灭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世界才能获得和平。”“消灭德日意的战争力量就是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那意味着未来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证。它并不意味着消灭德日意的人口，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国家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基础的那种哲学的毁灭。”④ 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建议，最初是美国政府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所属的安全问题小组委员会于1942年5月6日提出的，当即得到罗斯福的赞同。此后8个月间，美国有关军政领导人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反复讨论，赞成和反对者均不乏其人。在此期间，罗斯福对于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目标与原则逐步明确坚定。他在1942年10月12日的“炉边谈话”中指出：“今天的目标是明确的和现实的。这就是要彻底消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务求使这些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不能重新威胁我们和所有其他的联合国家。”⑤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提出无条件投降主张一事与丘吉尔进行了磋商。丘吉尔赞同“将战争毫不容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但出于分化轴心国集团的策略考虑，主张不必提出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目的“是有意促使三国早日散伙”。⑥ 罗斯福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还反复考虑如何向苏联通报：“联合国家将一直打到柏林，惟一的条件是无条件投降”，⑦ 以平息苏联对英、美拖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不满。

罗斯福关于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的主张，相继得到反法西斯各主要盟国的赞同。丘吉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当即表态支持罗斯福的讲话。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发布的命令中宣布：“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⑧ 1943年反法西斯联盟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制订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列入了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内容。10月30日，苏、美、英、中四国联合发表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开宗明义就庄严宣布：四国一致决心“对它们现正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⑨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重申，三大盟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⑩ 由于苏、美、英、中四大反法西斯盟国多次就共同对各轴心国坚持作战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正式承担了义务，最初由美国提出的这一主张就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政治决策。

要求德、日、意无条件投降，向全世界表明了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集团，争取并维护世界和平的明确目标和坚强信念，成为团结盟友、鼓舞斗志、战胜敌人的有力政治武器。这一政治决策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

    一石激起千重浪。自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主张之日起，即不断有美、英军政官员和舆论界人士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敦促修改以至放弃这一政策。罗斯福力排众议，“对于要他收回这句话或者把它说得缓和些的一切建议，他都予以拒绝，而且一直这样坚持到他逝世之时”。?

丘吉尔信守自己在卡萨布兰卡的诺言，同罗斯福一道维护无条件投降政策，并多次阐释了这一政策的含义。1943年6月30日，他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强调：“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 1944年1月14日，丘吉尔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写道：“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至于是否应当提出具体条件，“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再次谈到：“‘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以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我们并不因订立契约的结果而对德国人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这是反法西斯盟国领导人对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含义所作的最明确、最精辟的说明。



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反法西斯同盟制订无条件投降政策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日本的。因为德、日法西斯分别是西方的欧洲——大西洋战线和东方的亚洲——太平洋战线的主要敌人。共同对德作战的苏、美、英三大盟国折冲樽俎，消除矛盾，粉碎了纳粹头目“东拚西让”的阴谋，取得了对德战争的彻底胜利，对德国严格地执行了无条件投降政策。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都是协调对德作战的战略和战后的对德政策。斯大林在两次会议上都主张根据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明确规定具体条件并通知德国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执政集团。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使必将发生的事情为整个德国人民所承受”。? 丘吉尔仍然主张“没有必要同任何德国人讨论任何有关他们未来的问题——无条件投降给了我们决定德国未来的权利，德国未来的问题最好在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阶段去解决”。“没有必要把我们将来的政策告诉德国人——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后等待我们的决定”。? 罗斯福的态度则是既要“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公式”，又要保持“行动的自由”。? 三巨头一致同意事先不将德国投降的具体条件公布于众。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宣布：“我们已就共同的政策与计划商得同意，以便实施在德国武装抵抗最后被击溃后，要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这些条款，在最后击溃德国之前，将不使人知道。”公报重申：“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不能够再扰乱世界和平。”“我们的宗旨决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但是只有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已经根绝了的时候，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生活的希望，他们才有在国际交往中占有自己地位的希望。”?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军和美英盟军从东西两线深入德国本土，德军主力大部就歼，大多数重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均被攻占或遭到严重破坏，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土崩瓦解。在彻底失败前夕，希姆莱等纳粹头目仍千方百计寻找渠道同美英接触，继续策划“东拚西让”的阴谋，企图投靠西方，逃避惩罚，但这一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4月25日，丘吉尔致信斯大林表示：“毫无疑问，只能有一种投降办法，那就是同时向三个主要国家实行无条件投降。”斯大林于同日回信说：“我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建议。”?杜鲁门与斯大林也就此进行了通信。

    4月30日，纳粹元凶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他在“遗嘱”中指定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其“继承人”。邓尼茨在德国最北部的弗伦斯堡建立了他的“政府”，下令德军在东线继续顽抗苏军，在西线向英美军队投降。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同日，邓尼茨派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与盟军第21集团军群司令蒙哥马利元帅接触，并于5月4日签署了在德国西北部和驻丹麦、荷兰的德军投降的协议。5日，邓尼茨又派弗里德堡到兰斯的盟军总部，企图说服艾森豪威尔签订在整个西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与此同时，在德国南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纷纷向其面对的美、英、法军队投降。显而易见，邓尼茨当局企图以单方面谈判争取时间，尽可能将东线的德军转移到西线，投降西方盟军。艾森豪威尔识破了这一阴谋，一面将情况通告苏军，一面警告德方停止拖延，尽快签署全面投降书。5月7日2时41分，在兰斯的盟军总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向美、英、苏代表签署了德国武装部队全部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书。

    斯大林对在兰斯以美、英为主举行的受降仪式不满意。他认为，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是苏军攻克的，应该由苏联代表主持，在柏林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在兰斯进行的只是投降书的草签。经苏、美、英三国政府商定，于5月8日24时在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举行了德国投降书的签字仪式。仪式由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代表参加。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陆军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斯图普夫空军上将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第1条规定，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5月23日，在弗伦斯堡苟延残喘的邓尼茨政府及武装部队统帅部全体人员被逮捕监禁。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宣布：“德国的陆海空武装力量已被彻底击败并已无条件投降”，“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或当局能够承担维持秩序、国家行政和执行战胜国要求的责任”，四大国政府“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所有的一切权力”。宣言共15条，其中第1—11条是德国必须立即遵行的一系列规定。第12和13条宣布“盟国代表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决定，在德国的任何部分或全部，驻扎部队和设置行政机构”。“四个盟国政府将采取它们认为对于将来的和平安全所需要的步骤，包括将德国彻底地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盟国代表将向德国提出政治、行政、经济、财政、军事等方面或其他由于德国的彻底战败而产生的补充要求……一切德国当局和人民应该无条件地遵行盟国代表的要求。”21 同一天还签署了《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和《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将四国达成的分区占领德国和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等“在德国执行无条件投降的基本条件”的有关安排明令公布。

    在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首脑以欧洲咨询委员会经过长时期工作拟定的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为基础，就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军舰商船的处置，以及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等问题达成了更为具体的协议。其基本精神是：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消灭德国的战争潜力；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使之将来参与国际的和平与合作。反法西斯同盟彻底击败纳粹德国并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使欧洲恢复了和平，结束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预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即将来临。



三、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在东方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对日作战的主力之一。太平洋战争又是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的总爆发。美国对日作战性质的这种两重性的矛盾统一及其消长变化，是决定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因素。太平洋战争初期和中期，由于大敌当前，反法西斯同盟团结对敌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美国主要致力于联合中、英等盟国共同对日作战。随着胜利的临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度被抑制的霸权欲望日益膨胀，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战前任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的格鲁于1944年重新得势，出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并升任副国务卿，主管对日政策，是发生变化的信号。但罗斯福本人直到逝世前夕仍然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情况时重申：“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德国战败是一样重要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像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22

罗斯福于4月12日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时，德国法西斯的崩溃指日可待，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已成定局，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基础日渐消失，美、苏之间的利害分歧日益暴露。杜鲁门政府视苏联为美国战后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成为美国修改对日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杜鲁门政府竟然不惜背弃反法西斯同盟一致同意和一贯坚持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单方面放宽日本投降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以便同日本统治集团进行政治交易。在格鲁主持下起草的劝降文告中写上了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的内容，即保证“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这一主张被杜鲁门誉之为“真知灼见”，并得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杜鲁门决定将它留待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表。23

    7月26日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就是在格鲁主持炮制的对日劝降文告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公告全文共13条。其中第1—5条是前言部分。第1条首先表示，三大国“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第2—4条警告日本如果继续顽抗，将在三大国庞大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完全毁灭，必须立刻决定何去何从。第5条说明“以下为吾人之条件”。第6—13条是日本投降的具体条件，在这些条件中，一方面要求清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第6条）；由同盟国占领日本领土的一些指定地点（第7条）；根据开罗宣言关于剥夺日本以暴力或贪欲攫取的所有土地的规定，限定日本的领土范围（第8条）；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第9条）；惩治战争罪犯（第10条）；废除军需工业（第11条）。另一方面，又允诺解除武装以后的日军“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第9条）；“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第11条）；由现行日本政府来实施保障人民民主和基本人权的任务（第10条）；并“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第13条）；一旦“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24

     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敌人投降之前，不对其提出任何具体条件或承担任何义务，更不允许敌方对投降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战胜国在受降时和受降后提出的任何条件，战败国只有毫无保留地接受的义务，而无讨价还价的权利。反法西斯同盟在接受意大利和德国投降时均遵循了这些原则。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国为了谋求战后霸权，力图独占日本，凭借自己在亚洲—太平洋战线上的有利地位，把持了处理日本投降问题的主导权。《波茨坦公告》从起草到发表，主要是由美国政府一手包办的，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也在形式上征求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而有意将苏联撇在一边。公告不但在日本仍在负隅顽抗之时将具体的投降条件公之于世，而且这些条件的内容比起向德国提出的条件宽大得多。特别是公告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现行政府并通过它来处理一系列重大事务，这就给日本统治集团继续拖延战争、进行讨价还价以可乘之机。

    德国败降后，日本陷入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凶残顽固的军部头目不肯正视日本已到穷途末路，坚持进行“本土决战”，为此不惜“一亿玉碎”。以一部分重臣和宫廷官僚为核心的“稳健派”则更为阴险狡诈，在战局不利之后即着手调整策略，主张以战求和。文武两派的主张殊途同归，目的都是“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裕仁天皇以这些文臣武将为左膀右臂，一面坚持战争，一面试探求和，寻求维护天皇制的途径。日本除了在欧洲各中立国多方设法与美英接触之外，主要寄希望于敦请苏联出面调停，甚至不惜对苏联作出若干重大让步。在所有外交试探中，日本均坚持以“维护国体”即保存天皇制度为根本不能让步的条件，拒绝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对日作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日本外务省对公告内容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将公告提出的日本投降条件与雅尔塔会议公报关于德国的条款、《开罗宣言》的有关条款进行了对比。外相东乡茂德的结论是：“发出这一公告的美、英、中三国，已放弃以前的绝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代之提出了同日本建立和平的八个项目的特定条件。无条件投降一词，在这个公告中，只用过一次，而且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日本武装部队。”25 因此东乡主张不要表示拒绝，仍寄希望于通过苏联的调停，放宽公告的条件。军部头目一致主张应表明反对公告的立场。7月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声明说：“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26 日本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宣扬铃木声明。同盟国认为这一声明是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加强了对日攻势。日本军政头目的顽固和愚蠢之举，使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前夕蒙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牺牲。

    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将广岛夷为一片废墟。翌日，杜鲁门宣布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的声明，警告：“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而降，类似的情况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27 美国动用原子弹的直接目的，是抢在苏军参战之前迫降并独占日本，其更深远的目的是炫耀原子弹威力以谋求战后世界霸权。铃木政府宣布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顽抗到底，给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提供了借口，对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也难逃其罪责。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远东苏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28 同日，美国又在长崎投掷了第二枚原子弹。

在反法西斯同盟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日本统治集团连日开会商讨对策。面对走投无路的严酷现实，与会的军政头目不得不同意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对提出哪些附加条件，早已存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两派对于维护天皇制国体这一根本要求没有分歧。军部头目坚持除此之外，还要增加由日本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同盟国军队不进占日本本土或仅限于象征性驻兵等条件，否则就不惜进行本土决战。外相东乡认为，如果向同盟国方面提出维护国体之外的其他附加条件，就会导致谈判破裂，同盟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将更恶劣的条件强加于日本的严重后果。在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及内阁会议上，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陷于僵局。由于形势紧迫，不容许双方无休止地争执下去，遂在9日夜间的御前会议上，由铃木首相提请天皇裁决，采取了东乡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根据这一决定，日本政府于8月10日通过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转达致美、英、中、苏四国的照会，以《波茨坦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作为接受公告的先决条件。照会强调：“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29《波茨坦公告》第5条明确提出：“吾人之条件，吾人绝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日本政府在犹豫迁延长达半月之后，又提出了重要的先决条件，要求对公告作出极其重大的修改，明目张胆地置公告的警告于不顾，要求实现有条件投降。

在美国政府要员讨论如何答复日本照会时，杜鲁门问道：“我国有许多人认为天皇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曾保证要摧毁这种制度。我们能不能一面保留天皇同时却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呢？我们能不能把附有这样大的‘保留条件’的答复当作我们不惜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呢？”30 尽管杜鲁门政府明知日本提出重大保留条件并非无条件投降，仍然于8月11日以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名义，代表同盟国答复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愿确定之。”31 这一答复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占领军司令官控制下继续统治国家的权力，并为战后保留天皇制留下了后路，从而基本上满足了日方关于维护天皇制的要求。因此，美国的答复不但背离了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原则，而且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关于绝不更改吾人之条件的明确规定，擅自对日本作出了超越公告规定条件的实质性重大让步。

    日本统治集团一面向同盟国发出讨价还价的照会，一面对本国军民隐瞒求降真情，继续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布署负隅顽抗，根本没有诚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收到美国的复文后，持反对与接受两种主张的军政头目仍然争论不休，活动频繁。在继续迁延两天之后，裕仁天皇在8月14日上午的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他说：“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还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32 当晚11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复照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照会的主要内容是：“（1）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诏书；（2）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及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必要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33 稍加对照即不难发现，这个照会几乎逐字逐句照抄美国11日复文的有关内容，表明日、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彼此的意图心领神会，配合默契。照会处处突出天皇的最高地位和统治大权，但通篇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二字。

    8月15日中午，日本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停战诏书。诏书中没有片言只字明确承认日本战败投降，更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表示丝毫悔过之意，反而声称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强词夺理地把侵略说成自卫，同当年的宣战诏书如出一辙。诏书最后宣称：“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号召其臣民“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 35 这是裕仁利用其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开脱日本军国主义和他本人的战争罪责，把维护天皇制作为既成事实公之于世。铃木内阁于当天宣布总辞职。铃木在广播讲话中宣称，他是“把帝国存在的根基天皇陛下统治大权不变作为条件”，并确信其无误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36 外务省应陆军省的要求，于15日下午将同盟国仅对日本实行象征性占领、由日本自主解除武装等要求通过瑞士提交给同盟国。37 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日本统治集团始终是两面三刀，根本没有投降的诚意。

美国政府在8月15日下午6时（华盛顿时间）正式收到日本政府14日发出的照会。美国不顾其他盟国的异议，杜鲁门于一个小时后即公开宣布：“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38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完全把持了受降主导权，操纵了对日占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美军从8月底开始进占日本。日本统治集团利用美军进占之前的半个月左右时间，抓紧进行瓜分军用物资和军费、自行复员军队、销毁战争罪证、镇压民主力量等活动。这些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有关规定的非法行为，极大地妨碍了战后彻底揭露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之后，保存和利用日本的大部分政权机构，通过它们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一大批旧政权的官吏，改头换面成为战后各级政府机构的骨干。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一面以民主化指令来迫使日本统治集团就范，一面又保存和利用除军部之外的天皇制度及其政权机构，以便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控制日本的战略目标。日本统治集团既不得不充当美国占领军的工具，又尽可能利用其由此而保留的权力，进行维护天皇制、阻挠民主化的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美、日交易导致的日本有条件投降及其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的历史根源，并给少数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予可乘之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正本清源，分清是非，对于日本正视历史，反省侵略，处理好战后遗留问题，取信于国际社会，发展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

    无条件投降政策是反法西斯同盟在二战转折阶段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它明确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目标，鼓舞了同盟国广大军民的斗志，成为战胜敌人的有力政治武器。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后，掌握作战主导权的各主要盟国间的不同利害关系日益暴露，在它们之间竞争逐渐取代了合作。这种变化导致反法西斯同盟对先后败降的意、德、日三国，执行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宽严程度差别很大。三国投降情况的不同，对战后三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乃至国际形势，产生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影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多年后的世纪之交，实事求是地总结当年执行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经验教训，分清历史是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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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制订

    面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猖狂侵略，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法西斯强盗。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签字各国为了“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和“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而承担“使用其军事的和经济的全部资源”，“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的义务。 ①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署，标志着以苏、美、英、中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宣言有力地表达了同盟各国团结对敌，完全战胜法西斯侵略集团的信心和决心。这是同盟国后来制订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共同政治基础。

    美、英在面临德、意、日三个大敌，并在欧洲—大西洋和亚洲—太平洋两线作战的形势下，制订并始终坚持执行“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力量在欧洲击败德国，然后回过头来在远东对付日本。在三个法西斯国家中，德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最强，其侵略野心也最狂妄。美、英将德国作为头号敌人，认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固然是为它们本身的利益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但这一决策在客观上符合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因而，不但肩负抗德重任的社会主义苏联赞同这一战略方针，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对“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也给予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在战争局势发生根本转折的1943年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的命运。”②

     1943年，各个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相继由战略相持阶段转入战略反攻。“形势的转折，给盟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战败的可能性终于排除了。但是胜利还有待于争取，而在彻底打败德国道路上的以后几步，还有待于达成协议。”③ 为了协调战略，共同对敌，主要盟国领导人在1943年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

    1943年1月，美、英两国首脑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会谈后，罗斯福于1月2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他说：“惟有彻底消灭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世界才能获得和平。”“消灭德日意的战争力量就是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那意味着未来世界和平得到合理的保证。它并不意味着消灭德日意的人口，但它的确意味着这些国家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基础的那种哲学的毁灭。”④ 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建议，最初是美国政府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所属的安全问题小组委员会于1942年5月6日提出的，当即得到罗斯福的赞同。此后8个月间，美国有关军政领导人对这一建议进行了反复讨论，赞成和反对者均不乏其人。在此期间，罗斯福对于无条件投降政策的目标与原则逐步明确坚定。他在1942年10月12日的“炉边谈话”中指出：“今天的目标是明确的和现实的。这就是要彻底消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事力量，务求使这些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不能重新威胁我们和所有其他的联合国家。”⑤

    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提出无条件投降主张一事与丘吉尔进行了磋商。丘吉尔赞同“将战争毫不容情地进行到底，直至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但出于分化轴心国集团的策略考虑，主张不必提出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目的“是有意促使三国早日散伙”。⑥ 罗斯福在会议前夕和会议期间还反复考虑如何向苏联通报：“联合国家将一直打到柏林，惟一的条件是无条件投降”，⑦ 以平息苏联对英、美拖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不满。

罗斯福关于要德、日、意无条件投降的主张，相继得到反法西斯各主要盟国的赞同。丘吉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当即表态支持罗斯福的讲话。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发布的命令中宣布：“只有希特勒军队被彻底歼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⑧ 1943年反法西斯联盟在多次国际会议上制订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列入了要求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内容。10月30日，苏、美、英、中四国联合发表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开宗明义就庄严宣布：四国一致决心“对它们现正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⑨ 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重申，三大盟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⑩ 由于苏、美、英、中四大反法西斯盟国多次就共同对各轴心国坚持作战直至敌人无条件投降正式承担了义务，最初由美国提出的这一主张就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政治决策。

要求德、日、意无条件投降，向全世界表明了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集团，争取并维护世界和平的明确目标和坚强信念，成为团结盟友、鼓舞斗志、战胜敌人的有力政治武器。这一政治决策对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先欧后亚”的军事战略。

    一石激起千重浪。自罗斯福提出无条件投降主张之日起，即不断有美、英军政官员和舆论界人士提出批评和反对意见，敦促修改以至放弃这一政策。罗斯福力排众议，“对于要他收回这句话或者把它说得缓和些的一切建议，他都予以拒绝，而且一直这样坚持到他逝世之时”。?

丘吉尔信守自己在卡萨布兰卡的诺言，同罗斯福一道维护无条件投降政策，并多次阐释了这一政策的含义。1943年6月30日，他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强调：“我们这些同盟国，要求纳粹、法西斯以及日本的专制政权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必须彻底粉碎它们的抵抗意志，它们必须完全听任我们的处理。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有远见的措施，以保证不使世界因为它们那些处心积虑的阴谋和凶暴的侵略，而再度陷于动荡，再度遭到破坏和再度被战火所烧毁”。? 1944年1月14日，丘吉尔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写道：“所谓‘无条件投降’，是意味着德国人绝对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例如，大西洋宪章就不能作为权利问题应用在德国人身上。反之，战胜国是否遵守人道与文明的义务，则由它们自己决定。”至于是否应当提出具体条件，“恐怕应当先看一看德国实际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然后再断定公布更具体的投降条件是否会促使他们投降”。? 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再次谈到：“‘无条件投降’一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将受到奴役或灭亡。但是它却意味着盟国在受降时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可以自由行动，它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可以横行霸道，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把德国从欧洲的国家中抹掉。如果说我们是受着什么义务约束的话，我们只凭着自己的良心对文明负有义务。我们并不因订立契约的结果而对德国人负有义务。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这是反法西斯盟国领导人对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含义所作的最明确、最精辟的说明。



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



反法西斯同盟制订无条件投降政策主要是针对德国和日本的。因为德、日法西斯分别是西方的欧洲——大西洋战线和东方的亚洲——太平洋战线的主要敌人。共同对德作战的苏、美、英三大盟国折冲樽俎，消除矛盾，粉碎了纳粹头目“东拚西让”的阴谋，取得了对德战争的彻底胜利，对德国严格地执行了无条件投降政策。

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会议上讨论的主要议题都是协调对德作战的战略和战后的对德政策。斯大林在两次会议上都主张根据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明确规定具体条件并通知德国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执政集团。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利于使必将发生的事情为整个德国人民所承受”。? 丘吉尔仍然主张“没有必要同任何德国人讨论任何有关他们未来的问题——无条件投降给了我们决定德国未来的权利，德国未来的问题最好在无条件投降后的第二阶段去解决”。“没有必要把我们将来的政策告诉德国人——他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后等待我们的决定”。? 罗斯福的态度则是既要“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公式”，又要保持“行动的自由”。? 三巨头一致同意事先不将德国投降的具体条件公布于众。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英美苏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宣布：“我们已就共同的政策与计划商得同意，以便实施在德国武装抵抗最后被击溃后，要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这些条款，在最后击溃德国之前，将不使人知道。”公报重申：“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不能够再扰乱世界和平。”“我们的宗旨决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但是只有当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已经根绝了的时候，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生活的希望，他们才有在国际交往中占有自己地位的希望。”?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军和美英盟军从东西两线深入德国本土，德军主力大部就歼，大多数重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均被攻占或遭到严重破坏，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土崩瓦解。在彻底失败前夕，希姆莱等纳粹头目仍千方百计寻找渠道同美英接触，继续策划“东拚西让”的阴谋，企图投靠西方，逃避惩罚，但这一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4月25日，丘吉尔致信斯大林表示：“毫无疑问，只能有一种投降办法，那就是同时向三个主要国家实行无条件投降。”斯大林于同日回信说：“我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建议。”?杜鲁门与斯大林也就此进行了通信。

    4月30日，纳粹元凶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他在“遗嘱”中指定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其“继承人”。邓尼茨在德国最北部的弗伦斯堡建立了他的“政府”，下令德军在东线继续顽抗苏军，在西线向英美军队投降。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同日，邓尼茨派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与盟军第21集团军群司令蒙哥马利元帅接触，并于5月4日签署了在德国西北部和驻丹麦、荷兰的德军投降的协议。5日，邓尼茨又派弗里德堡到兰斯的盟军总部，企图说服艾森豪威尔签订在整个西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与此同时，在德国南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德军，纷纷向其面对的美、英、法军队投降。显而易见，邓尼茨当局企图以单方面谈判争取时间，尽可能将东线的德军转移到西线，投降西方盟军。艾森豪威尔识破了这一阴谋，一面将情况通告苏军，一面警告德方停止拖延，尽快签署全面投降书。5月7日2时41分，在兰斯的盟军总部，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向美、英、苏代表签署了德国武装部队全部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书。

    斯大林对在兰斯以美、英为主举行的受降仪式不满意。他认为，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是苏军攻克的，应该由苏联代表主持，在柏林举行正式的受降仪式，在兰斯进行的只是投降书的草签。经苏、美、英三国政府商定，于5月8日24时在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举行了德国投降书的签字仪式。仪式由苏联元帅朱可夫主持，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代表参加。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陆军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斯图普夫空军上将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第1条规定，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5月23日，在弗伦斯堡苟延残喘的邓尼茨政府及武装部队统帅部全体人员被逮捕监禁。6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在柏林签署了《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宣布：“德国的陆海空武装力量已被彻底击败并已无条件投降”，“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或当局能够承担维持秩序、国家行政和执行战胜国要求的责任”，四大国政府“从此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和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所有的一切权力”。宣言共15条，其中第1—11条是德国必须立即遵行的一系列规定。第12和13条宣布“盟国代表将按照他们自己的决定，在德国的任何部分或全部，驻扎部队和设置行政机构”。“四个盟国政府将采取它们认为对于将来的和平安全所需要的步骤，包括将德国彻底地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盟国代表将向德国提出政治、行政、经济、财政、军事等方面或其他由于德国的彻底战败而产生的补充要求……一切德国当局和人民应该无条件地遵行盟国代表的要求。”21 同一天还签署了《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和《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将四国达成的分区占领德国和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等“在德国执行无条件投降的基本条件”的有关安排明令公布。

    在7月17日至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首脑以欧洲咨询委员会经过长时期工作拟定的德国无条件投降条款为基础，就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德国的赔偿、德国军舰商船的处置，以及将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等问题达成了更为具体的协议。其基本精神是：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消灭德国的战争潜力；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使之将来参与国际的和平与合作。反法西斯同盟彻底击败纳粹德国并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使欧洲恢复了和平，结束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预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即将来临。



三、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在东方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对日作战的主力之一。太平洋战争又是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的总爆发。美国对日作战性质的这种两重性的矛盾统一及其消长变化，是决定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因素。太平洋战争初期和中期，由于大敌当前，反法西斯同盟团结对敌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美国主要致力于联合中、英等盟国共同对日作战。随着胜利的临近，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度被抑制的霸权欲望日益膨胀，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战前任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的格鲁于1944年重新得势，出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并升任副国务卿，主管对日政策，是发生变化的信号。但罗斯福本人直到逝世前夕仍然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雅尔塔会议情况时重申：“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同德国战败是一样重要的。”“日本军国主义必须像德国军国主义一样被彻底铲除。”22

罗斯福于4月12日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这时，德国法西斯的崩溃指日可待，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已成定局，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基础日渐消失，美、苏之间的利害分歧日益暴露。杜鲁门政府视苏联为美国战后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成为美国修改对日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杜鲁门政府竟然不惜背弃反法西斯同盟一致同意和一贯坚持的无条件投降政策，单方面放宽日本投降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以便同日本统治集团进行政治交易。在格鲁主持下起草的劝降文告中写上了日本的“政权形式可以包括现行皇统之下的君主立宪制”的内容，即保证“允许保存日本天皇为国家元首”。这一主张被杜鲁门誉之为“真知灼见”，并得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杜鲁门决定将它留待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发表。23

    7月26日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就是在格鲁主持炮制的对日劝降文告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公告全文共13条。其中第1—5条是前言部分。第1条首先表示，三大国“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第2—4条警告日本如果继续顽抗，将在三大国庞大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完全毁灭，必须立刻决定何去何从。第5条说明“以下为吾人之条件”。第6—13条是日本投降的具体条件，在这些条件中，一方面要求清除“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第6条）；由同盟国占领日本领土的一些指定地点（第7条）；根据开罗宣言关于剥夺日本以暴力或贪欲攫取的所有土地的规定，限定日本的领土范围（第8条）；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第9条）；惩治战争罪犯（第10条）；废除军需工业（第11条）。另一方面，又允诺解除武装以后的日军“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第9条）；“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第11条）；由现行日本政府来实施保障人民民主和基本人权的任务（第10条）；并“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第13条）；一旦“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以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24

     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敌人投降之前，不对其提出任何具体条件或承担任何义务，更不允许敌方对投降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战胜国在受降时和受降后提出的任何条件，战败国只有毫无保留地接受的义务，而无讨价还价的权利。反法西斯同盟在接受意大利和德国投降时均遵循了这些原则。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国为了谋求战后霸权，力图独占日本，凭借自己在亚洲—太平洋战线上的有利地位，把持了处理日本投降问题的主导权。《波茨坦公告》从起草到发表，主要是由美国政府一手包办的，并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也在形式上征求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而有意将苏联撇在一边。公告不但在日本仍在负隅顽抗之时将具体的投降条件公之于世，而且这些条件的内容比起向德国提出的条件宽大得多。特别是公告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现行政府并通过它来处理一系列重大事务，这就给日本统治集团继续拖延战争、进行讨价还价以可乘之机。

    德国败降后，日本陷入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凶残顽固的军部头目不肯正视日本已到穷途末路，坚持进行“本土决战”，为此不惜“一亿玉碎”。以一部分重臣和宫廷官僚为核心的“稳健派”则更为阴险狡诈，在战局不利之后即着手调整策略，主张以战求和。文武两派的主张殊途同归，目的都是“维护国体，保卫皇土”。裕仁天皇以这些文臣武将为左膀右臂，一面坚持战争，一面试探求和，寻求维护天皇制的途径。日本除了在欧洲各中立国多方设法与美英接触之外，主要寄希望于敦请苏联出面调停，甚至不惜对苏联作出若干重大让步。在所有外交试探中，日本均坚持以“维护国体”即保存天皇制度为根本不能让步的条件，拒绝无条件投降。

《波茨坦公告》发表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对日作战进入了最后阶段。

日本外务省对公告内容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将公告提出的日本投降条件与雅尔塔会议公报关于德国的条款、《开罗宣言》的有关条款进行了对比。外相东乡茂德的结论是：“发出这一公告的美、英、中三国，已放弃以前的绝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代之提出了同日本建立和平的八个项目的特定条件。无条件投降一词，在这个公告中，只用过一次，而且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日本武装部队。”25 因此东乡主张不要表示拒绝，仍寄希望于通过苏联的调停，放宽公告的条件。军部头目一致主张应表明反对公告的立场。7月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声明说：“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26 日本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宣扬铃木声明。同盟国认为这一声明是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加强了对日攻势。日本军政头目的顽固和愚蠢之举，使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前夕蒙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牺牲。

    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将广岛夷为一片废墟。翌日，杜鲁门宣布对日本使用了原子弹的声明，警告：“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人民免遭彻底的毁灭。他们的领袖迅速地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自空而降，类似的情况地球上从来不曾有过。”27 美国动用原子弹的直接目的，是抢在苏军参战之前迫降并独占日本，其更深远的目的是炫耀原子弹威力以谋求战后世界霸权。铃木政府宣布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顽抗到底，给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提供了借口，对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也难逃其罪责。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远东苏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28 同日，美国又在长崎投掷了第二枚原子弹。

在反法西斯同盟雷霆万钧的打击下，日本统治集团连日开会商讨对策。面对走投无路的严酷现实，与会的军政头目不得不同意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对提出哪些附加条件，早已存在的“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两派对于维护天皇制国体这一根本要求没有分歧。军部头目坚持除此之外，还要增加由日本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同盟国军队不进占日本本土或仅限于象征性驻兵等条件，否则就不惜进行本土决战。外相东乡认为，如果向同盟国方面提出维护国体之外的其他附加条件，就会导致谈判破裂，同盟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将更恶劣的条件强加于日本的严重后果。在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及内阁会议上，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陷于僵局。由于形势紧迫，不容许双方无休止地争执下去，遂在9日夜间的御前会议上，由铃木首相提请天皇裁决，采取了东乡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根据这一决定，日本政府于8月10日通过瑞士和瑞典两个中立国转达致美、英、中、苏四国的照会，以《波茨坦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作为接受公告的先决条件。照会强调：“日本政府真诚地盼望这一谅解能得到保证并迫切地希望能很快地获得对上述谅解的明确指示。”29《波茨坦公告》第5条明确提出：“吾人之条件，吾人绝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日本政府在犹豫迁延长达半月之后，又提出了重要的先决条件，要求对公告作出极其重大的修改，明目张胆地置公告的警告于不顾，要求实现有条件投降。

在美国政府要员讨论如何答复日本照会时，杜鲁门问道：“我国有许多人认为天皇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曾保证要摧毁这种制度。我们能不能一面保留天皇同时却指望消除日本的好战精神呢？我们能不能把附有这样大的‘保留条件’的答复当作我们不惜进行战斗以求实现的无条件投降呢？”30 尽管杜鲁门政府明知日本提出重大保留条件并非无条件投降，仍然于8月11日以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名义，代表同盟国答复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须之投降条款”。“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愿确定之。”31 这一答复在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占领军司令官控制下继续统治国家的权力，并为战后保留天皇制留下了后路，从而基本上满足了日方关于维护天皇制的要求。因此，美国的答复不但背离了无条件投降的基本原则，而且违反了《波茨坦公告》关于绝不更改吾人之条件的明确规定，擅自对日本作出了超越公告规定条件的实质性重大让步。

    日本统治集团一面向同盟国发出讨价还价的照会，一面对本国军民隐瞒求降真情，继续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布署负隅顽抗，根本没有诚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收到美国的复文后，持反对与接受两种主张的军政头目仍然争论不休，活动频繁。在继续迁延两天之后，裕仁天皇在8月14日上午的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他说：“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还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32 当晚11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复照美、英、中、苏四国政府。照会的主要内容是：“（1）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诏书；（2）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及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必要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33 稍加对照即不难发现，这个照会几乎逐字逐句照抄美国11日复文的有关内容，表明日、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对彼此的意图心领神会，配合默契。照会处处突出天皇的最高地位和统治大权，但通篇没有一处提到“投降”二字。

    8月15日中午，日本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停战诏书。诏书中没有片言只字明确承认日本战败投降，更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表示丝毫悔过之意，反而声称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强词夺理地把侵略说成自卫，同当年的宣战诏书如出一辙。诏书最后宣称：“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号召其臣民“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 35 这是裕仁利用其天皇在日本国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开脱日本军国主义和他本人的战争罪责，把维护天皇制作为既成事实公之于世。铃木内阁于当天宣布总辞职。铃木在广播讲话中宣称，他是“把帝国存在的根基天皇陛下统治大权不变作为条件”，并确信其无误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36 外务省应陆军省的要求，于15日下午将同盟国仅对日本实行象征性占领、由日本自主解除武装等要求通过瑞士提交给同盟国。37 这些事实充分暴露了日本统治集团始终是两面三刀，根本没有投降的诚意。

美国政府在8月15日下午6时（华盛顿时间）正式收到日本政府14日发出的照会。美国不顾其他盟国的异议，杜鲁门于一个小时后即公开宣布：“我认为这个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答复中没有任何保留。”38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完全把持了受降主导权，操纵了对日占领政策的制订和执行。

美军从8月底开始进占日本。日本统治集团利用美军进占之前的半个月左右时间，抓紧进行瓜分军用物资和军费、自行复员军队、销毁战争罪证、镇压民主力量等活动。这些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有关规定的非法行为，极大地妨碍了战后彻底揭露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美军单独占领日本之后，保存和利用日本的大部分政权机构，通过它们对日本进行间接统治。一大批旧政权的官吏，改头换面成为战后各级政府机构的骨干。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一面以民主化指令来迫使日本统治集团就范，一面又保存和利用除军部之外的天皇制度及其政权机构，以便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控制日本的战略目标。日本统治集团既不得不充当美国占领军的工具，又尽可能利用其由此而保留的权力，进行维护天皇制、阻挠民主化的活动。

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美、日交易导致的日本有条件投降及其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的历史根源，并给少数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予可乘之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这段历史正本清源，分清是非，对于日本正视历史，反省侵略，处理好战后遗留问题，取信于国际社会，发展与亚洲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