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论中美全球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与中美中东合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2:32:14
论中美全球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与中美中东合作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竞争存在明显的战略错位。美国满足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20年和平崛起改变了中国持续遭受围困的窘境，中国崛起进入纵深。中东与中国陆海邻接，是中美和平兴衰的核心。中美中东战略协作应继续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展开，以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
[Abstract]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The Middle East is contiguous to China by both land and sea ways,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Sino –US power struggle. The Sino-US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关键词]战略错位；和平崛起；中东政策；美国衰落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Peaceful Rise; Middle-East Policy; US Decline
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大国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大国兴衰意味着世界权力与财富的持续流转，也意味着新旧主导力量的冲突与战争。数百年欧美强权的兴衰演绎出同样的模式，即大国崛起首先显示军事锋芒，依仗军事暴力打破既定权力格局，以战争与人类浩劫为代价强行突破。因而西方经典的观念，视战争为世界霸权更替的必要手段。
后冷战20年，中美携手驾驭大国权力转型。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滥觞，也没有重蹈美苏权力争夺的敌视与遏制的冷战覆辙。中美携手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让渡，树立了大国权力和平沿革的光辉先例。经济融合与竞争构成中美和平共生与和平兴衰的基础，经济竞争带来的财富转移也取代传统的军事暴力成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手段。
和平兴衰下的中美权力构造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竞争以战略兼容为背景。核均势与经济融合构成中美战略兼容的核心因素。战后核武器诞生，传统大国均势演化为核均势。中美竞争即在这一宿命下展开。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共同毁灭，确保中美竞争限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争夺上。互利双赢的经济融合缓冲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中美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形成了稳定变迁的动态权力结构。经济力量兼具变革与保守的性质，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趋势，即是这一双重属性的产物。中美和平兴衰在政经分离下展开，美国执迷于国际权力而中国在经济上凸显国家意志，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因而没有妨碍中美权宜合作与力量对比的缓慢变迁。
1. 核均势——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跨越冷战的中美竞争更像是战后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的核心，美苏冷战不过是这一世纪性竞争的序曲。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崛起。挟百年和平建设蓄积的国力，美国在西欧列强衰落的废墟上，成为与苏联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中国百年衰落，经过无数次的战乱、革命与外敌入侵，开始奠定坚实的中央权威。中美不对称竞争首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朝战与越战直接表现为中美冲突，更具有中美对抗的性质，美苏冷战不过是为这一斗争提供背景。70年代后中美战略携手，美国并未因中美战略趋同而弃持台湾这枚遏制中国的潜在棋子。围绕台海的折冲露骨地展示了中美争夺的性质。中美携手拖垮了苏联，中国的战略跃进被单极体系的炫目光辉遮蔽了。
苏联解体是新中美关系的起点。战后核武力渗入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大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权力争夺的经典模式失效，久远的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势下大国争夺被束缚在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变得理性和易于妥协。中美苏三大国共享核均势，变换敌友争夺半个多世纪而维持了整体和平。核均势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核均势的守护者。核均势铸定了中美竞争将延续冷战争夺这一和平传统。美国因苏联解体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胜利缺乏实质性意义，它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大国竞争。核均势决定了美国只是博弈型霸权，只能通过大国妥协取得霸主权威。[1]
和平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核均势给予中国基本的安全保障，也规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悬殊之下形成不对称竞争。中国保持战略克制，韬光养晦，目标稳健而务实，没有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明确界定，而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竞合的有利位置。这一规避隐忍战略，以寄生于单极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实现崛起，缓冲了美国的敌意。经过冷战洗礼，大国关系更具有理性与和平性质。中美拥有稳定成熟的竞争框架，没有使全球笼罩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煞中美斗争的绝对本质。相互依存的经贸利益缓冲、模糊了国家冲突，但不能消除中美与生俱来的竞争，潜在的结构性战略不妥协不时浮出，形成中美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冲突热点。
中美关系中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源于新老大国的结构性冲突，[2]伴随着后冷战中美关系的全过程。美国对华遏制是持续塑造中国崛起的因素之一。美国优势是长期的基本形态，也是相对的。中美竞争延续并凸显近代以来中国的宿命：即始终在西方强势下实施民族反围剿。和平崛起最初更像是长期的被动与无奈，中国被迫适应大国的角色。但中国享有上升大国的多重优势。中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唯一与美国战略冲突而没有落败的大国；中国发展带来的权力转移构成格局变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国的精神优势，比美国这个特权帝国更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部大国兴亡史即是一部以弱为强、以小克大的历史，巨大的不对称竞争压力激发出中国的进取精神与活力，时间在中国一边。
2．中美战略错位
核均势下中美战略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有限冲突与被迫合作并存的特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背景。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战略尝试，它刷新了大国兴衰血腥争夺的历史，使一项崇高的战略追求适合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并创造了隐忍待时、以弱为强的现代兵家传奇。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首先以军事扩张建立权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国竞争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与领土争夺。超越于此一根深蒂固的范式，中国和平崛起依托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触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而以经济缓进和平突围，将国家进取糅合在经济互利之中。经济累进蓄积国力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后冷战20年，中美战略取向存在明显的错位。美国满足于权力垄断，沉迷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不随美国起舞，依托核均势摆脱了传统大国崛起背负的沉重军备消耗，以务实的经济发展培植国力。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竞争并保持战略兼容，经济融合与政治安全对立并存。中美争夺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错位，双方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协调竞争，依靠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模糊形成了稳定但具有潜在冲突的权力结构。20年中美关系交替表现出冲突与缓和的倾向，呈现出竞争与依存的双重性质。争斗本身以及争斗带来的拖延，客观上成为一种权宜均衡，为中国意志在经济上展现提供了喘息。
战略错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物，它缓冲了中美长远的结构性冲突与竞争的不妥协性，避免中美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安全困境。相当长时间内，战略错位兼容中美冲突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趋向，安全局势的变化非常稳定，不易触发明显的对抗。尽管存在浓厚的战略猜疑，中美并未走上实质性对抗的道路。20 年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平衡下维持了总体和平，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战那样分明。中美陷入大国战争的宿命并未发生。[3]中美关系比曾经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享有单极尊荣，而中国崛起没有遭受持续的围堵与遏制。台湾得以在中美战略夹缝中维持现状，长期战略冲突并不妨碍中美功利性权宜并存。
多极化潮流与美国战略迟缓也促成了中美战略错位。和平崛起并不是自我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战争阴影挥之不去。多极化弱化了美国霸权的锋芒并缓冲了中美竞争，它始终是中美关系转型的牵制力量之一。美国背负全球霸权的重负，时时面对遍及全球的矛盾与冲突，不能持续集中关注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险恶的环境中韬光养晦，缔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美国囿于冷战经验，以军事威慑辅之于市场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企图以此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结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国崛起。反恐战争加剧了美国的战略混乱，缓解了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
和谐的中美权力消长
中美竞争不能撼动核均势铸造的战略宿命，战争作为传统大国竞争的权力转移手段失效，中美和平兴衰即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实现，即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差异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动力源泉。中国以经济累进蓄积国力，而美国由于经济衰落逐渐丧失霸权能力。拥有财富创造力的中国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战略潜力。
1．中美权力的和平过渡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共存以国际权势的转移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迁为背景。权力流转意味着中美关系不能固定在既定权力对比上，它将顺应无常的权力转移而起伏。核均势施加的抑制性约束，使中美关系排除了传统大国兴衰的军事暴力，经济力量因而成为破解中美竞争死结的变革因素，它兼具和平与变革、保守与进取的双重性质。这一奇特的稳定与变迁力量使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稳定的动态演化之中。美国满足于政治霸权与军事暴力，在围绕创造财富的竞争中逐渐落伍，而中国的经济进取则彻底扭转了被持续围堵的困局，将单极体系消弭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是500年来国际关系中空前的功业。
经济进取是中国对美遏制政策的战略回应，是打破美战略包围的突破口，它将战略上的持久与出奇制胜熔为一炉，给予中国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经济缓进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侵削美国强权，积弱为强，同时独辟蹊径，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以军事暴力强行突破的滥觞。迫于强敌，在国力不济的时候，避免即刻决战，采取拖延战略，通过持久的消耗削弱对手，促使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向我转移，最终逆转敌我优势对比。这是传统兵家转弱为强的经典智慧。而避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避免正面突击，选择阻力最弱的途径，以间接迂回达成战略奇袭，这种漫长而迂回的道路，经常是达成目标的捷径。[4]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5]
经济的和平性质缓解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妥协的终极共识，经济竞争取代军事暴力成为中美力量变迁的核心。中国的经济进取成为中美政治和军事权力运作之下的潜流，在霸权围堵中造成适应自身发展的和平稳定机制。经济缓进不会即刻导致单极体系的根本垮塌，可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中国崛起争取机会和空间。经济崛起的前景是模糊的，妥协与共同获利是经济竞争的方式，可以调和冲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两败俱伤。经济融合冲淡长远的安全隐忧，弱化安全威胁，避免相对优势流转触发动荡。中美在历史性的竟存中逐渐习惯并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崛起因而并未伴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
经济力量同时显示出变革的性质，促成中美权力交替。经济权力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续的经济流变引起实力变迁。中美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各异，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得均衡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渐改造旧有的力量体系和利益范围，潜移默化地改变中美整体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同时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与周边的和平共处，冲销美国同盟体系并促成自身军事现代化。经济实力缓慢地转化为对美关系的主动地位与政策杠杆，促成中美权力均衡。中国逐渐不再被动撑持，以模糊和妥协为特征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退出。单极体系的军事锋芒，被多极化的和平潮流所牵制，为中美这一权力转换铺平了道路。
20年经济力量消长产生了与传统大国战争一样的战略效应，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军事与政治平衡，促成中美军事力量变迁与地缘政治分野转换。核均势下中美军事力量转换的根基在市场，经济竞争决定军事优势的浮沉。中美军事力量消长，不是战场决胜的产物，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经济力量消长侵蚀了美国一度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推动中美军事权力不断变迁，美国军事权力流失而中国财富持续转化为军事效能。中国力量提升与美霸权存在感不断变弱相伴，固有的地缘政治分野逐渐落伍。适应不断更新的动态战略框架，中美需要经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和利益范围。中国重申南海主权，划定黄海战略红线，是中美权力消长的产物。这一模式将一再被重复。
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竞争更具有历史戏剧性。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结构性不同，美苏竞争是全方位的争夺，而不对称竞争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美苏较量势均力敌，彼此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下，以军事冲突为特征。美苏争夺持续半个多世纪，几度起伏，权力优势一再易手。中国崛起波澜不惊。中国以经济进取缓慢崛起，中美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似乎无所用心，浑不着意。没有强硬的军事对抗，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恶意敌视。只短短20年，中美竞争的基调即被逆转。中国摆脱依附性发展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而美元霸权和文化影响力等20世纪美国权力的标志几乎全部丧失。
中美竞争重演二战中中国以持久战拖垮日本的经典战例。在抵抗战争中，积弱贫穷的中国依靠人自为战的武装民众使日军陷入了灭顶的游击战泥沼，以8年漫长的持久战争挫败了日军兵锋，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在后冷战2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战中，中国以市场纽带协同自我进取的民众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通过持久战略对峙拖垮了单极体系。美国是本土财富支撑的消耗型帝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扩张都使其经济根基更为脆弱。在中美不对称竞争中，中国避开美国的军事锋芒，使美国在漫无目标的扩张中丧失了战略能力，同时避实就虚在经济竞争中击中了美国霸权的软肋。让渡与分享权力成为必然，单极霸权即和平过渡到中美均势体系。
2．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失
中美兴衰开辟了大国关系历史的新纪元。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兴衰，借助于经济力量的缓慢转移，以战略错位避免冲突，中美联手实现了大国权力的和平让渡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经济发展获得大国权力，中国崛起打破格局带来的冲击，被中美战略错位所缓冲。政经分离的战略错位同时造成中美权力的不完全演变，形成彼此残缺而互补的双重权力结构。中美共享大国权力，彼此均不能独立支撑国际体系，为中美继续联手驾驭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基础。和平崛起同时侵蚀了美国的财富基础，造成了美国政治与军事霸权悬空，预示着中美和平兴衰将继续向纵深演进。
在单极霸权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软弱。过去20年中国处于单极体系的边缘，时刻面临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锋芒，在意识形态上遭受持续的围攻和打压，被迫以经济迂回累积国力。迄今为止，和平崛起集中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并致力于经济成长，而不是关注国际权力体系所应采取的形式。传统大国崛起以弱为强，争锋于白刃之间，危然后安。和平崛起隐忍待时，依赖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与美国编织的国际关系获得经济与安全利益，没有权力基磐与缺乏内需市场的廉价崛起蕴涵着潜在战略风险。[6]中国经济利益遍及全球，而维持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国守护，注定了中国崛起的寄生性。
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权力构造的不平衡。迄今为止，中美权力交替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平崛起决定了军事力量对比是中美力量消长最为滞缓的领域，这一权力构造构成中美战略错位的客观基础。经济力量并非直接的战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转化为战略能力。经济力量向战略实力转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期，这一滞后效应形成后冷战20年难得的战略间歇期，为中美战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这一滞后期也使传统霸权一体化的权力构造分裂，形成中美并峙的经济与军事权力。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不能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只能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销，决定了中美军事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它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和平崛起包含着难于兼容的双重战略取向。中国需要促成权力的持续变迁，以弱化霸权围堵与既得利益障碍；同时参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护卫经济成长。[7]中美和平兴衰造成不完全权力转型，国际政治权力与经济秩序脱节，全球军事权力对比不能反映经济力量分布。伴随着20年财富转移而来的是中美畸形的权力构造，中美战略均势在权力分裂中形成。如经济力量向亚洲转移并未伴随着政治力量的直接跟进，覆盖东半球的大中华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中国缺乏支撑战略转型的大国军事资源，而美国拥有环球最强军事力量但丧失了财富基础。
大国争夺以财富为后盾，财富控制权力是国际体系铁的逻辑，丧失财富创造力注定了美国霸权的长期命运。在核均势之下，大国直接的军事较量被抑制，相对军事优势不再生死攸关，而经济力量免于军事打击，可以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成为大国实力的核心部分。经济力量消长为中美权力转移确立潮流，军事、政治等都在经济设定的轨道上运转。大国竞争摆脱了武力争夺，意味着美国不能以战争手段维持霸权，不能借助军事权力解决财政危机，如同苏联在军力巅峰时期不能阻止经济崩溃而解体。后冷战20年，经济衰落侵蚀了美国强权，过度战略扩张被迫收缩。中美力量对比随财富浮沉而变迁，全球权力体系日渐与此相适应。
残缺的权力构造为中美再度携手、继续协同权力和平让渡提供了客观基础，而美国固守独大地位也为中国避免战略冒进提供了契机。作为现存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中美可以以更对等的方式继续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规避与协作模式。中美协作为美国霸权续命，有效地克服后霸权时代的混乱和无序。对中国来说，战略转型是长期的，躁进不足为取。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为中美再度协作扫除了障碍。继续模糊中美间实质性的长期问题，联手驾驭世界转型，避免美国霸权在多极化潮流冲击下迅速崩溃，以最小代价维持体系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和平兴衰将展现最完美的大国权力转移，而中美竞争也将在历史性的进程中自然解决。
中美中东战略协作
新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阴影下诞生成长，后冷战时代中国以一国之力抗衡美国的单极体系。中国在6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中摆脱了被遏制的困境，实现了对周边态势的掌控，成为以经济重新聚合的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力量自然地突破狭小的东亚，转向与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区域。战略兼容缓解了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中美中东协作的客观基础。
中东是久远的东西方力量交汇的锋线，也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逐渐被侵蚀。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中东时代，如同在东亚，美国霸权更加力不从心。这种新的战略态势为中美中东协作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战略根基在东亚，而同时从海陆两线与中东邻接。中东是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起点，是中国深入全球事务的踏石，也成为新中美关系的实验场。
1. 促成中东多极均势
中东秩序转换是全球性历史巨变的一部分，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自然反应。单极体系是500年来第一个非欧亚权势取得全球霸权，也是200年欧美霸权的最后阶段，美国霸权的丧失对全球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东也由此处于深刻的权力重构之中。迷恋霸权的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成为中东矛盾与冲突的核心。美国得以在混乱中延续霸权，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对手的谨慎和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权和实力。如同在转型的多极化世界中，中国在新中东秩序中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中美在政经分离的大前提下，将竞争舞台推向中东，将成为中东新秩序的起点。
美国中东力量逐渐萎缩，让位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区域协作。遏制伊朗失败，失去对土耳其的控制与“阿拉伯风暴”后埃及外交的重塑，是美国中东霸权失落的集中反映。土耳其与伊朗重新占据失去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伊朗历经数十年围堵封锁，在逆境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消失之后，伊朗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核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游刃于多种力量之间，避免与西方对抗或敌视伊朗。阿拉伯国家视土耳其为平衡力量，欢迎新土耳其回归。力量均势正在伊土之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显现，中国与美保持竞合关系，作为离岸平衡者介入正当其时。
中东秩序变迁呼唤权力的有序调整。维护中东稳定、确保能源供应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后冷战20年，美国长期卷入中东混战而陷入冲突的夹缝中，经济影响力削弱与外交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8]美以特殊关系的困扰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夹缠不清的混乱政策，使美国丧失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中国的出现将加强中东多极和平格局。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和平崛起这一原则，超脱于地缘政治争夺，推行无冲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携手驾驭权力转型，中国发挥均衡作用，既通过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行为，又与美合作维持中东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经贸成长与权力的有序转移。
2.重建丝绸之路——成为新中东接触的核心
中东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区域，商业纽带是中国与中东更深远的地缘政治联系的核心。中国沿海陆两线同时迫近中东，复活与海洋生命线并立的大陆经贸系统。如同在全球层次，中美中东协作将在政经分离这一大原则下展开。美国中东政策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如反恐与以色列安全)，而中国与中东关系建立在务实的能源利益和贸易上。美国纠缠于权力争夺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以和平手段促成海湾国家摆脱对美经济与军事依附，促成伊土双元权力构造为核心的伊斯兰大协作，中国将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接触中心。伊朗大国地位是中东构建均势的关键，促成美伊和解是中国新中东政策的起点。中国不需要刻意做到这一点，中国日益强盛即成为伊朗强大的战略依托。
中东是中国周边的战略延伸，蕴藏着中国经济深度崛起的契机。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经济融合冲淡军事冲突，预示着经济进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为新兴的全球力量，致力于经济拓展的中国，没有浓烈的军事意味，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潜力。中国成为中东能源市场与投资对象，中东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将在中东获得推动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之一，海湾资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力量转移必然伴随着储备货币的变迁，中东与中国经济融合将孕育新的储备货币。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摆脱对美元依赖，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需求将造成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效应。中东是中美力量最终消长的节点。中美和平兴衰的权力让渡将在中东接受考验。核均势下大国争夺的根基在市场上，大国兴衰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如同在全球层次，中东也将在核均势的整体框架下实现国际权力的和平转化。经济缓进侧重于长期效果，不争一日之短长。地缘政治格局，军事与政治优势对比，将随经济力量消长的潜流而持续重塑。后冷战20年美国在中东滥用武力，美军淡出将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经贸主导的和平战略提供契机。中国在中东享有优越的地缘便捷，美国对中东的征服最终将让位于带来富裕和商机的新丝绸之路。
结语
中美竞争更像是冷战的余波，它以一种轻易的近乎传奇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未竟角逐。中美携手创造了大国和平兴衰的历史，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抑或是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美国崛起，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导权力，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也基本维持了全球格局的整体稳定，尽管没有避免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的敌视，——这种对抗有时甚至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摸着石头过河，权宜合作，在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之下，实现了近乎完美的权力交替。中美携手在自然的进程中消弭了大国争夺的破坏性后果。
和平崛起的阶段性为中国树立了新的目标。美国利用残存战略优势左右多极走势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为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提供了契机。扩大经济力量并逐渐培养战略根基，保持战略克制，避免美国霸权过早崩溃引起全球混乱，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积实力，促使强弱易位，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连贯战略整体。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将以此为基础。全球秩序尽管深受美国衰落的困扰，但中美和平兴衰决定了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是权力变革的基本模式。这是中国崛起所应继续秉持的行动原则，中东是这一原则的最前沿，也将是检验这一原则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1] 马杰：跨国公司：福祸兼备的经济怪物，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207.
[2] John Marshi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M]. W.W .Norton & Company，200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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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子：孙子兵法（军争篇）[M].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92）.
[6]（日）寺岛实郎.成熟太平洋国家日本的构想［J］中央公论（日本），1996（3）：20-38.
[7]（奥）陆克文：西方应对中国崛起需建立新汉学［N］. 参考消息，2010-4-29（16）.
[8]（美）彼得拉斯. 美外交军事化只因丧失经济影响力［N］. 参考消息，2010-8-23（3）.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论中美全球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与中美中东合作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竞争存在明显的战略错位。美国满足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20年和平崛起改变了中国持续遭受围困的窘境，中国崛起进入纵深。中东与中国陆海邻接，是中美和平兴衰的核心。中美中东战略协作应继续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展开，以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
[Abstract]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The Middle East is contiguous to China by both land and sea ways,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Sino –US power struggle. The Sino-US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关键词]战略错位；和平崛起；中东政策；美国衰落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Peaceful Rise; Middle-East Policy; US Decline
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大国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大国兴衰意味着世界权力与财富的持续流转，也意味着新旧主导力量的冲突与战争。数百年欧美强权的兴衰演绎出同样的模式，即大国崛起首先显示军事锋芒，依仗军事暴力打破既定权力格局，以战争与人类浩劫为代价强行突破。因而西方经典的观念，视战争为世界霸权更替的必要手段。
后冷战20年，中美携手驾驭大国权力转型。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滥觞，也没有重蹈美苏权力争夺的敌视与遏制的冷战覆辙。中美携手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让渡，树立了大国权力和平沿革的光辉先例。经济融合与竞争构成中美和平共生与和平兴衰的基础，经济竞争带来的财富转移也取代传统的军事暴力成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手段。
和平兴衰下的中美权力构造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竞争以战略兼容为背景。核均势与经济融合构成中美战略兼容的核心因素。战后核武器诞生，传统大国均势演化为核均势。中美竞争即在这一宿命下展开。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共同毁灭，确保中美竞争限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争夺上。互利双赢的经济融合缓冲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中美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形成了稳定变迁的动态权力结构。经济力量兼具变革与保守的性质，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趋势，即是这一双重属性的产物。中美和平兴衰在政经分离下展开，美国执迷于国际权力而中国在经济上凸显国家意志，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因而没有妨碍中美权宜合作与力量对比的缓慢变迁。
1. 核均势——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跨越冷战的中美竞争更像是战后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的核心，美苏冷战不过是这一世纪性竞争的序曲。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崛起。挟百年和平建设蓄积的国力，美国在西欧列强衰落的废墟上，成为与苏联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中国百年衰落，经过无数次的战乱、革命与外敌入侵，开始奠定坚实的中央权威。中美不对称竞争首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朝战与越战直接表现为中美冲突，更具有中美对抗的性质，美苏冷战不过是为这一斗争提供背景。70年代后中美战略携手，美国并未因中美战略趋同而弃持台湾这枚遏制中国的潜在棋子。围绕台海的折冲露骨地展示了中美争夺的性质。中美携手拖垮了苏联，中国的战略跃进被单极体系的炫目光辉遮蔽了。
苏联解体是新中美关系的起点。战后核武力渗入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大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权力争夺的经典模式失效，久远的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势下大国争夺被束缚在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变得理性和易于妥协。中美苏三大国共享核均势，变换敌友争夺半个多世纪而维持了整体和平。核均势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核均势的守护者。核均势铸定了中美竞争将延续冷战争夺这一和平传统。美国因苏联解体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胜利缺乏实质性意义，它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大国竞争。核均势决定了美国只是博弈型霸权，只能通过大国妥协取得霸主权威。[1]
和平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核均势给予中国基本的安全保障，也规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悬殊之下形成不对称竞争。中国保持战略克制，韬光养晦，目标稳健而务实，没有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明确界定，而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竞合的有利位置。这一规避隐忍战略，以寄生于单极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实现崛起，缓冲了美国的敌意。经过冷战洗礼，大国关系更具有理性与和平性质。中美拥有稳定成熟的竞争框架，没有使全球笼罩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煞中美斗争的绝对本质。相互依存的经贸利益缓冲、模糊了国家冲突，但不能消除中美与生俱来的竞争，潜在的结构性战略不妥协不时浮出，形成中美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冲突热点。
中美关系中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源于新老大国的结构性冲突，[2]伴随着后冷战中美关系的全过程。美国对华遏制是持续塑造中国崛起的因素之一。美国优势是长期的基本形态，也是相对的。中美竞争延续并凸显近代以来中国的宿命：即始终在西方强势下实施民族反围剿。和平崛起最初更像是长期的被动与无奈，中国被迫适应大国的角色。但中国享有上升大国的多重优势。中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唯一与美国战略冲突而没有落败的大国；中国发展带来的权力转移构成格局变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国的精神优势，比美国这个特权帝国更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部大国兴亡史即是一部以弱为强、以小克大的历史，巨大的不对称竞争压力激发出中国的进取精神与活力，时间在中国一边。
2．中美战略错位
核均势下中美战略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有限冲突与被迫合作并存的特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背景。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战略尝试，它刷新了大国兴衰血腥争夺的历史，使一项崇高的战略追求适合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并创造了隐忍待时、以弱为强的现代兵家传奇。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首先以军事扩张建立权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国竞争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与领土争夺。超越于此一根深蒂固的范式，中国和平崛起依托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触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而以经济缓进和平突围，将国家进取糅合在经济互利之中。经济累进蓄积国力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后冷战20年，中美战略取向存在明显的错位。美国满足于权力垄断，沉迷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不随美国起舞，依托核均势摆脱了传统大国崛起背负的沉重军备消耗，以务实的经济发展培植国力。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竞争并保持战略兼容，经济融合与政治安全对立并存。中美争夺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错位，双方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协调竞争，依靠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模糊形成了稳定但具有潜在冲突的权力结构。20年中美关系交替表现出冲突与缓和的倾向，呈现出竞争与依存的双重性质。争斗本身以及争斗带来的拖延，客观上成为一种权宜均衡，为中国意志在经济上展现提供了喘息。
战略错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物，它缓冲了中美长远的结构性冲突与竞争的不妥协性，避免中美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安全困境。相当长时间内，战略错位兼容中美冲突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趋向，安全局势的变化非常稳定，不易触发明显的对抗。尽管存在浓厚的战略猜疑，中美并未走上实质性对抗的道路。20 年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平衡下维持了总体和平，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战那样分明。中美陷入大国战争的宿命并未发生。[3]中美关系比曾经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享有单极尊荣，而中国崛起没有遭受持续的围堵与遏制。台湾得以在中美战略夹缝中维持现状，长期战略冲突并不妨碍中美功利性权宜并存。
多极化潮流与美国战略迟缓也促成了中美战略错位。和平崛起并不是自我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战争阴影挥之不去。多极化弱化了美国霸权的锋芒并缓冲了中美竞争，它始终是中美关系转型的牵制力量之一。美国背负全球霸权的重负，时时面对遍及全球的矛盾与冲突，不能持续集中关注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险恶的环境中韬光养晦，缔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美国囿于冷战经验，以军事威慑辅之于市场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企图以此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结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国崛起。反恐战争加剧了美国的战略混乱，缓解了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
和谐的中美权力消长
中美竞争不能撼动核均势铸造的战略宿命，战争作为传统大国竞争的权力转移手段失效，中美和平兴衰即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实现，即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差异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动力源泉。中国以经济累进蓄积国力，而美国由于经济衰落逐渐丧失霸权能力。拥有财富创造力的中国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战略潜力。
1．中美权力的和平过渡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共存以国际权势的转移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迁为背景。权力流转意味着中美关系不能固定在既定权力对比上，它将顺应无常的权力转移而起伏。核均势施加的抑制性约束，使中美关系排除了传统大国兴衰的军事暴力，经济力量因而成为破解中美竞争死结的变革因素，它兼具和平与变革、保守与进取的双重性质。这一奇特的稳定与变迁力量使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稳定的动态演化之中。美国满足于政治霸权与军事暴力，在围绕创造财富的竞争中逐渐落伍，而中国的经济进取则彻底扭转了被持续围堵的困局，将单极体系消弭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是500年来国际关系中空前的功业。
经济进取是中国对美遏制政策的战略回应，是打破美战略包围的突破口，它将战略上的持久与出奇制胜熔为一炉，给予中国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经济缓进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侵削美国强权，积弱为强，同时独辟蹊径，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以军事暴力强行突破的滥觞。迫于强敌，在国力不济的时候，避免即刻决战，采取拖延战略，通过持久的消耗削弱对手，促使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向我转移，最终逆转敌我优势对比。这是传统兵家转弱为强的经典智慧。而避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避免正面突击，选择阻力最弱的途径，以间接迂回达成战略奇袭，这种漫长而迂回的道路，经常是达成目标的捷径。[4]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5]
经济的和平性质缓解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妥协的终极共识，经济竞争取代军事暴力成为中美力量变迁的核心。中国的经济进取成为中美政治和军事权力运作之下的潜流，在霸权围堵中造成适应自身发展的和平稳定机制。经济缓进不会即刻导致单极体系的根本垮塌，可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中国崛起争取机会和空间。经济崛起的前景是模糊的，妥协与共同获利是经济竞争的方式，可以调和冲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两败俱伤。经济融合冲淡长远的安全隐忧，弱化安全威胁，避免相对优势流转触发动荡。中美在历史性的竟存中逐渐习惯并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崛起因而并未伴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
经济力量同时显示出变革的性质，促成中美权力交替。经济权力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续的经济流变引起实力变迁。中美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各异，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得均衡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渐改造旧有的力量体系和利益范围，潜移默化地改变中美整体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同时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与周边的和平共处，冲销美国同盟体系并促成自身军事现代化。经济实力缓慢地转化为对美关系的主动地位与政策杠杆，促成中美权力均衡。中国逐渐不再被动撑持，以模糊和妥协为特征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退出。单极体系的军事锋芒，被多极化的和平潮流所牵制，为中美这一权力转换铺平了道路。
20年经济力量消长产生了与传统大国战争一样的战略效应，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军事与政治平衡，促成中美军事力量变迁与地缘政治分野转换。核均势下中美军事力量转换的根基在市场，经济竞争决定军事优势的浮沉。中美军事力量消长，不是战场决胜的产物，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经济力量消长侵蚀了美国一度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推动中美军事权力不断变迁，美国军事权力流失而中国财富持续转化为军事效能。中国力量提升与美霸权存在感不断变弱相伴，固有的地缘政治分野逐渐落伍。适应不断更新的动态战略框架，中美需要经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和利益范围。中国重申南海主权，划定黄海战略红线，是中美权力消长的产物。这一模式将一再被重复。
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竞争更具有历史戏剧性。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结构性不同，美苏竞争是全方位的争夺，而不对称竞争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美苏较量势均力敌，彼此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下，以军事冲突为特征。美苏争夺持续半个多世纪，几度起伏，权力优势一再易手。中国崛起波澜不惊。中国以经济进取缓慢崛起，中美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似乎无所用心，浑不着意。没有强硬的军事对抗，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恶意敌视。只短短20年，中美竞争的基调即被逆转。中国摆脱依附性发展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而美元霸权和文化影响力等20世纪美国权力的标志几乎全部丧失。
中美竞争重演二战中中国以持久战拖垮日本的经典战例。在抵抗战争中，积弱贫穷的中国依靠人自为战的武装民众使日军陷入了灭顶的游击战泥沼，以8年漫长的持久战争挫败了日军兵锋，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在后冷战2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战中，中国以市场纽带协同自我进取的民众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通过持久战略对峙拖垮了单极体系。美国是本土财富支撑的消耗型帝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扩张都使其经济根基更为脆弱。在中美不对称竞争中，中国避开美国的军事锋芒，使美国在漫无目标的扩张中丧失了战略能力，同时避实就虚在经济竞争中击中了美国霸权的软肋。让渡与分享权力成为必然，单极霸权即和平过渡到中美均势体系。
2．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失
中美兴衰开辟了大国关系历史的新纪元。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兴衰，借助于经济力量的缓慢转移，以战略错位避免冲突，中美联手实现了大国权力的和平让渡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经济发展获得大国权力，中国崛起打破格局带来的冲击，被中美战略错位所缓冲。政经分离的战略错位同时造成中美权力的不完全演变，形成彼此残缺而互补的双重权力结构。中美共享大国权力，彼此均不能独立支撑国际体系，为中美继续联手驾驭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基础。和平崛起同时侵蚀了美国的财富基础，造成了美国政治与军事霸权悬空，预示着中美和平兴衰将继续向纵深演进。
在单极霸权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软弱。过去20年中国处于单极体系的边缘，时刻面临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锋芒，在意识形态上遭受持续的围攻和打压，被迫以经济迂回累积国力。迄今为止，和平崛起集中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并致力于经济成长，而不是关注国际权力体系所应采取的形式。传统大国崛起以弱为强，争锋于白刃之间，危然后安。和平崛起隐忍待时，依赖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与美国编织的国际关系获得经济与安全利益，没有权力基磐与缺乏内需市场的廉价崛起蕴涵着潜在战略风险。[6]中国经济利益遍及全球，而维持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国守护，注定了中国崛起的寄生性。
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权力构造的不平衡。迄今为止，中美权力交替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平崛起决定了军事力量对比是中美力量消长最为滞缓的领域，这一权力构造构成中美战略错位的客观基础。经济力量并非直接的战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转化为战略能力。经济力量向战略实力转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期，这一滞后效应形成后冷战20年难得的战略间歇期，为中美战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这一滞后期也使传统霸权一体化的权力构造分裂，形成中美并峙的经济与军事权力。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不能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只能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销，决定了中美军事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它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和平崛起包含着难于兼容的双重战略取向。中国需要促成权力的持续变迁，以弱化霸权围堵与既得利益障碍；同时参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护卫经济成长。[7]中美和平兴衰造成不完全权力转型，国际政治权力与经济秩序脱节，全球军事权力对比不能反映经济力量分布。伴随着20年财富转移而来的是中美畸形的权力构造，中美战略均势在权力分裂中形成。如经济力量向亚洲转移并未伴随着政治力量的直接跟进，覆盖东半球的大中华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中国缺乏支撑战略转型的大国军事资源，而美国拥有环球最强军事力量但丧失了财富基础。
大国争夺以财富为后盾，财富控制权力是国际体系铁的逻辑，丧失财富创造力注定了美国霸权的长期命运。在核均势之下，大国直接的军事较量被抑制，相对军事优势不再生死攸关，而经济力量免于军事打击，可以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成为大国实力的核心部分。经济力量消长为中美权力转移确立潮流，军事、政治等都在经济设定的轨道上运转。大国竞争摆脱了武力争夺，意味着美国不能以战争手段维持霸权，不能借助军事权力解决财政危机，如同苏联在军力巅峰时期不能阻止经济崩溃而解体。后冷战20年，经济衰落侵蚀了美国强权，过度战略扩张被迫收缩。中美力量对比随财富浮沉而变迁，全球权力体系日渐与此相适应。
残缺的权力构造为中美再度携手、继续协同权力和平让渡提供了客观基础，而美国固守独大地位也为中国避免战略冒进提供了契机。作为现存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中美可以以更对等的方式继续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规避与协作模式。中美协作为美国霸权续命，有效地克服后霸权时代的混乱和无序。对中国来说，战略转型是长期的，躁进不足为取。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为中美再度协作扫除了障碍。继续模糊中美间实质性的长期问题，联手驾驭世界转型，避免美国霸权在多极化潮流冲击下迅速崩溃，以最小代价维持体系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和平兴衰将展现最完美的大国权力转移，而中美竞争也将在历史性的进程中自然解决。
中美中东战略协作
新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阴影下诞生成长，后冷战时代中国以一国之力抗衡美国的单极体系。中国在6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中摆脱了被遏制的困境，实现了对周边态势的掌控，成为以经济重新聚合的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力量自然地突破狭小的东亚，转向与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区域。战略兼容缓解了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中美中东协作的客观基础。
中东是久远的东西方力量交汇的锋线，也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逐渐被侵蚀。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中东时代，如同在东亚，美国霸权更加力不从心。这种新的战略态势为中美中东协作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战略根基在东亚，而同时从海陆两线与中东邻接。中东是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起点，是中国深入全球事务的踏石，也成为新中美关系的实验场。
1. 促成中东多极均势
中东秩序转换是全球性历史巨变的一部分，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自然反应。单极体系是500年来第一个非欧亚权势取得全球霸权，也是200年欧美霸权的最后阶段，美国霸权的丧失对全球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东也由此处于深刻的权力重构之中。迷恋霸权的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成为中东矛盾与冲突的核心。美国得以在混乱中延续霸权，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对手的谨慎和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权和实力。如同在转型的多极化世界中，中国在新中东秩序中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中美在政经分离的大前提下，将竞争舞台推向中东，将成为中东新秩序的起点。
美国中东力量逐渐萎缩，让位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区域协作。遏制伊朗失败，失去对土耳其的控制与“阿拉伯风暴”后埃及外交的重塑，是美国中东霸权失落的集中反映。土耳其与伊朗重新占据失去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伊朗历经数十年围堵封锁，在逆境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消失之后，伊朗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核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游刃于多种力量之间，避免与西方对抗或敌视伊朗。阿拉伯国家视土耳其为平衡力量，欢迎新土耳其回归。力量均势正在伊土之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显现，中国与美保持竞合关系，作为离岸平衡者介入正当其时。
中东秩序变迁呼唤权力的有序调整。维护中东稳定、确保能源供应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后冷战20年，美国长期卷入中东混战而陷入冲突的夹缝中，经济影响力削弱与外交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8]美以特殊关系的困扰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夹缠不清的混乱政策，使美国丧失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中国的出现将加强中东多极和平格局。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和平崛起这一原则，超脱于地缘政治争夺，推行无冲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携手驾驭权力转型，中国发挥均衡作用，既通过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行为，又与美合作维持中东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经贸成长与权力的有序转移。
2.重建丝绸之路——成为新中东接触的核心
中东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区域，商业纽带是中国与中东更深远的地缘政治联系的核心。中国沿海陆两线同时迫近中东，复活与海洋生命线并立的大陆经贸系统。如同在全球层次，中美中东协作将在政经分离这一大原则下展开。美国中东政策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如反恐与以色列安全)，而中国与中东关系建立在务实的能源利益和贸易上。美国纠缠于权力争夺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以和平手段促成海湾国家摆脱对美经济与军事依附，促成伊土双元权力构造为核心的伊斯兰大协作，中国将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接触中心。伊朗大国地位是中东构建均势的关键，促成美伊和解是中国新中东政策的起点。中国不需要刻意做到这一点，中国日益强盛即成为伊朗强大的战略依托。
中东是中国周边的战略延伸，蕴藏着中国经济深度崛起的契机。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经济融合冲淡军事冲突，预示着经济进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为新兴的全球力量，致力于经济拓展的中国，没有浓烈的军事意味，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潜力。中国成为中东能源市场与投资对象，中东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将在中东获得推动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之一，海湾资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力量转移必然伴随着储备货币的变迁，中东与中国经济融合将孕育新的储备货币。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摆脱对美元依赖，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需求将造成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效应。中东是中美力量最终消长的节点。中美和平兴衰的权力让渡将在中东接受考验。核均势下大国争夺的根基在市场上，大国兴衰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如同在全球层次，中东也将在核均势的整体框架下实现国际权力的和平转化。经济缓进侧重于长期效果，不争一日之短长。地缘政治格局，军事与政治优势对比，将随经济力量消长的潜流而持续重塑。后冷战20年美国在中东滥用武力，美军淡出将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经贸主导的和平战略提供契机。中国在中东享有优越的地缘便捷，美国对中东的征服最终将让位于带来富裕和商机的新丝绸之路。
结语
中美竞争更像是冷战的余波，它以一种轻易的近乎传奇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未竟角逐。中美携手创造了大国和平兴衰的历史，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抑或是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美国崛起，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导权力，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也基本维持了全球格局的整体稳定，尽管没有避免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的敌视，——这种对抗有时甚至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摸着石头过河，权宜合作，在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之下，实现了近乎完美的权力交替。中美携手在自然的进程中消弭了大国争夺的破坏性后果。
和平崛起的阶段性为中国树立了新的目标。美国利用残存战略优势左右多极走势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为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提供了契机。扩大经济力量并逐渐培养战略根基，保持战略克制，避免美国霸权过早崩溃引起全球混乱，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积实力，促使强弱易位，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连贯战略整体。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将以此为基础。全球秩序尽管深受美国衰落的困扰，但中美和平兴衰决定了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是权力变革的基本模式。这是中国崛起所应继续秉持的行动原则，中东是这一原则的最前沿，也将是检验这一原则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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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竞争存在明显的战略错位。美国满足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20年和平崛起改变了中国持续遭受围困的窘境，中国崛起进入纵深。中东与中国陆海邻接，是中美和平兴衰的核心。中美中东战略协作应继续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展开，以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
[Abstract]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The Middle East is contiguous to China by both land and sea ways,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Sino –US power struggle. The Sino-US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关键词]战略错位；和平崛起；中东政策；美国衰落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Peaceful Rise; Middle-East Policy; US Decline
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大国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大国兴衰意味着世界权力与财富的持续流转，也意味着新旧主导力量的冲突与战争。数百年欧美强权的兴衰演绎出同样的模式，即大国崛起首先显示军事锋芒，依仗军事暴力打破既定权力格局，以战争与人类浩劫为代价强行突破。因而西方经典的观念，视战争为世界霸权更替的必要手段。
后冷战20年，中美携手驾驭大国权力转型。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滥觞，也没有重蹈美苏权力争夺的敌视与遏制的冷战覆辙。中美携手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让渡，树立了大国权力和平沿革的光辉先例。经济融合与竞争构成中美和平共生与和平兴衰的基础，经济竞争带来的财富转移也取代传统的军事暴力成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手段。
和平兴衰下的中美权力构造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竞争以战略兼容为背景。核均势与经济融合构成中美战略兼容的核心因素。战后核武器诞生，传统大国均势演化为核均势。中美竞争即在这一宿命下展开。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共同毁灭，确保中美竞争限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争夺上。互利双赢的经济融合缓冲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中美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形成了稳定变迁的动态权力结构。经济力量兼具变革与保守的性质，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趋势，即是这一双重属性的产物。中美和平兴衰在政经分离下展开，美国执迷于国际权力而中国在经济上凸显国家意志，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因而没有妨碍中美权宜合作与力量对比的缓慢变迁。
1. 核均势——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跨越冷战的中美竞争更像是战后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的核心，美苏冷战不过是这一世纪性竞争的序曲。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崛起。挟百年和平建设蓄积的国力，美国在西欧列强衰落的废墟上，成为与苏联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中国百年衰落，经过无数次的战乱、革命与外敌入侵，开始奠定坚实的中央权威。中美不对称竞争首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朝战与越战直接表现为中美冲突，更具有中美对抗的性质，美苏冷战不过是为这一斗争提供背景。70年代后中美战略携手，美国并未因中美战略趋同而弃持台湾这枚遏制中国的潜在棋子。围绕台海的折冲露骨地展示了中美争夺的性质。中美携手拖垮了苏联，中国的战略跃进被单极体系的炫目光辉遮蔽了。
苏联解体是新中美关系的起点。战后核武力渗入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大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权力争夺的经典模式失效，久远的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势下大国争夺被束缚在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变得理性和易于妥协。中美苏三大国共享核均势，变换敌友争夺半个多世纪而维持了整体和平。核均势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核均势的守护者。核均势铸定了中美竞争将延续冷战争夺这一和平传统。美国因苏联解体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胜利缺乏实质性意义，它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大国竞争。核均势决定了美国只是博弈型霸权，只能通过大国妥协取得霸主权威。[1]
和平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核均势给予中国基本的安全保障，也规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悬殊之下形成不对称竞争。中国保持战略克制，韬光养晦，目标稳健而务实，没有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明确界定，而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竞合的有利位置。这一规避隐忍战略，以寄生于单极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实现崛起，缓冲了美国的敌意。经过冷战洗礼，大国关系更具有理性与和平性质。中美拥有稳定成熟的竞争框架，没有使全球笼罩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煞中美斗争的绝对本质。相互依存的经贸利益缓冲、模糊了国家冲突，但不能消除中美与生俱来的竞争，潜在的结构性战略不妥协不时浮出，形成中美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冲突热点。
中美关系中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源于新老大国的结构性冲突，[2]伴随着后冷战中美关系的全过程。美国对华遏制是持续塑造中国崛起的因素之一。美国优势是长期的基本形态，也是相对的。中美竞争延续并凸显近代以来中国的宿命：即始终在西方强势下实施民族反围剿。和平崛起最初更像是长期的被动与无奈，中国被迫适应大国的角色。但中国享有上升大国的多重优势。中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唯一与美国战略冲突而没有落败的大国；中国发展带来的权力转移构成格局变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国的精神优势，比美国这个特权帝国更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部大国兴亡史即是一部以弱为强、以小克大的历史，巨大的不对称竞争压力激发出中国的进取精神与活力，时间在中国一边。
2．中美战略错位
核均势下中美战略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有限冲突与被迫合作并存的特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背景。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战略尝试，它刷新了大国兴衰血腥争夺的历史，使一项崇高的战略追求适合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并创造了隐忍待时、以弱为强的现代兵家传奇。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首先以军事扩张建立权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国竞争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与领土争夺。超越于此一根深蒂固的范式，中国和平崛起依托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触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而以经济缓进和平突围，将国家进取糅合在经济互利之中。经济累进蓄积国力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后冷战20年，中美战略取向存在明显的错位。美国满足于权力垄断，沉迷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不随美国起舞，依托核均势摆脱了传统大国崛起背负的沉重军备消耗，以务实的经济发展培植国力。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竞争并保持战略兼容，经济融合与政治安全对立并存。中美争夺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错位，双方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协调竞争，依靠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模糊形成了稳定但具有潜在冲突的权力结构。20年中美关系交替表现出冲突与缓和的倾向，呈现出竞争与依存的双重性质。争斗本身以及争斗带来的拖延，客观上成为一种权宜均衡，为中国意志在经济上展现提供了喘息。
战略错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物，它缓冲了中美长远的结构性冲突与竞争的不妥协性，避免中美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安全困境。相当长时间内，战略错位兼容中美冲突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趋向，安全局势的变化非常稳定，不易触发明显的对抗。尽管存在浓厚的战略猜疑，中美并未走上实质性对抗的道路。20 年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平衡下维持了总体和平，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战那样分明。中美陷入大国战争的宿命并未发生。[3]中美关系比曾经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享有单极尊荣，而中国崛起没有遭受持续的围堵与遏制。台湾得以在中美战略夹缝中维持现状，长期战略冲突并不妨碍中美功利性权宜并存。
多极化潮流与美国战略迟缓也促成了中美战略错位。和平崛起并不是自我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战争阴影挥之不去。多极化弱化了美国霸权的锋芒并缓冲了中美竞争，它始终是中美关系转型的牵制力量之一。美国背负全球霸权的重负，时时面对遍及全球的矛盾与冲突，不能持续集中关注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险恶的环境中韬光养晦，缔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美国囿于冷战经验，以军事威慑辅之于市场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企图以此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结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国崛起。反恐战争加剧了美国的战略混乱，缓解了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
和谐的中美权力消长
中美竞争不能撼动核均势铸造的战略宿命，战争作为传统大国竞争的权力转移手段失效，中美和平兴衰即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实现，即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差异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动力源泉。中国以经济累进蓄积国力，而美国由于经济衰落逐渐丧失霸权能力。拥有财富创造力的中国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战略潜力。
1．中美权力的和平过渡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共存以国际权势的转移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迁为背景。权力流转意味着中美关系不能固定在既定权力对比上，它将顺应无常的权力转移而起伏。核均势施加的抑制性约束，使中美关系排除了传统大国兴衰的军事暴力，经济力量因而成为破解中美竞争死结的变革因素，它兼具和平与变革、保守与进取的双重性质。这一奇特的稳定与变迁力量使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稳定的动态演化之中。美国满足于政治霸权与军事暴力，在围绕创造财富的竞争中逐渐落伍，而中国的经济进取则彻底扭转了被持续围堵的困局，将单极体系消弭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是500年来国际关系中空前的功业。
经济进取是中国对美遏制政策的战略回应，是打破美战略包围的突破口，它将战略上的持久与出奇制胜熔为一炉，给予中国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经济缓进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侵削美国强权，积弱为强，同时独辟蹊径，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以军事暴力强行突破的滥觞。迫于强敌，在国力不济的时候，避免即刻决战，采取拖延战略，通过持久的消耗削弱对手，促使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向我转移，最终逆转敌我优势对比。这是传统兵家转弱为强的经典智慧。而避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避免正面突击，选择阻力最弱的途径，以间接迂回达成战略奇袭，这种漫长而迂回的道路，经常是达成目标的捷径。[4]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5]
经济的和平性质缓解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妥协的终极共识，经济竞争取代军事暴力成为中美力量变迁的核心。中国的经济进取成为中美政治和军事权力运作之下的潜流，在霸权围堵中造成适应自身发展的和平稳定机制。经济缓进不会即刻导致单极体系的根本垮塌，可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中国崛起争取机会和空间。经济崛起的前景是模糊的，妥协与共同获利是经济竞争的方式，可以调和冲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两败俱伤。经济融合冲淡长远的安全隐忧，弱化安全威胁，避免相对优势流转触发动荡。中美在历史性的竟存中逐渐习惯并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崛起因而并未伴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
经济力量同时显示出变革的性质，促成中美权力交替。经济权力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续的经济流变引起实力变迁。中美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各异，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得均衡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渐改造旧有的力量体系和利益范围，潜移默化地改变中美整体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同时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与周边的和平共处，冲销美国同盟体系并促成自身军事现代化。经济实力缓慢地转化为对美关系的主动地位与政策杠杆，促成中美权力均衡。中国逐渐不再被动撑持，以模糊和妥协为特征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退出。单极体系的军事锋芒，被多极化的和平潮流所牵制，为中美这一权力转换铺平了道路。
20年经济力量消长产生了与传统大国战争一样的战略效应，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军事与政治平衡，促成中美军事力量变迁与地缘政治分野转换。核均势下中美军事力量转换的根基在市场，经济竞争决定军事优势的浮沉。中美军事力量消长，不是战场决胜的产物，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经济力量消长侵蚀了美国一度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推动中美军事权力不断变迁，美国军事权力流失而中国财富持续转化为军事效能。中国力量提升与美霸权存在感不断变弱相伴，固有的地缘政治分野逐渐落伍。适应不断更新的动态战略框架，中美需要经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和利益范围。中国重申南海主权，划定黄海战略红线，是中美权力消长的产物。这一模式将一再被重复。
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竞争更具有历史戏剧性。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结构性不同，美苏竞争是全方位的争夺，而不对称竞争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美苏较量势均力敌，彼此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下，以军事冲突为特征。美苏争夺持续半个多世纪，几度起伏，权力优势一再易手。中国崛起波澜不惊。中国以经济进取缓慢崛起，中美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似乎无所用心，浑不着意。没有强硬的军事对抗，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恶意敌视。只短短20年，中美竞争的基调即被逆转。中国摆脱依附性发展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而美元霸权和文化影响力等20世纪美国权力的标志几乎全部丧失。
中美竞争重演二战中中国以持久战拖垮日本的经典战例。在抵抗战争中，积弱贫穷的中国依靠人自为战的武装民众使日军陷入了灭顶的游击战泥沼，以8年漫长的持久战争挫败了日军兵锋，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在后冷战2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战中，中国以市场纽带协同自我进取的民众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通过持久战略对峙拖垮了单极体系。美国是本土财富支撑的消耗型帝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扩张都使其经济根基更为脆弱。在中美不对称竞争中，中国避开美国的军事锋芒，使美国在漫无目标的扩张中丧失了战略能力，同时避实就虚在经济竞争中击中了美国霸权的软肋。让渡与分享权力成为必然，单极霸权即和平过渡到中美均势体系。
2．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失
中美兴衰开辟了大国关系历史的新纪元。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兴衰，借助于经济力量的缓慢转移，以战略错位避免冲突，中美联手实现了大国权力的和平让渡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经济发展获得大国权力，中国崛起打破格局带来的冲击，被中美战略错位所缓冲。政经分离的战略错位同时造成中美权力的不完全演变，形成彼此残缺而互补的双重权力结构。中美共享大国权力，彼此均不能独立支撑国际体系，为中美继续联手驾驭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基础。和平崛起同时侵蚀了美国的财富基础，造成了美国政治与军事霸权悬空，预示着中美和平兴衰将继续向纵深演进。
在单极霸权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软弱。过去20年中国处于单极体系的边缘，时刻面临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锋芒，在意识形态上遭受持续的围攻和打压，被迫以经济迂回累积国力。迄今为止，和平崛起集中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并致力于经济成长，而不是关注国际权力体系所应采取的形式。传统大国崛起以弱为强，争锋于白刃之间，危然后安。和平崛起隐忍待时，依赖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与美国编织的国际关系获得经济与安全利益，没有权力基磐与缺乏内需市场的廉价崛起蕴涵着潜在战略风险。[6]中国经济利益遍及全球，而维持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国守护，注定了中国崛起的寄生性。
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权力构造的不平衡。迄今为止，中美权力交替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平崛起决定了军事力量对比是中美力量消长最为滞缓的领域，这一权力构造构成中美战略错位的客观基础。经济力量并非直接的战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转化为战略能力。经济力量向战略实力转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期，这一滞后效应形成后冷战20年难得的战略间歇期，为中美战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这一滞后期也使传统霸权一体化的权力构造分裂，形成中美并峙的经济与军事权力。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不能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只能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销，决定了中美军事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它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和平崛起包含着难于兼容的双重战略取向。中国需要促成权力的持续变迁，以弱化霸权围堵与既得利益障碍；同时参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护卫经济成长。[7]中美和平兴衰造成不完全权力转型，国际政治权力与经济秩序脱节，全球军事权力对比不能反映经济力量分布。伴随着20年财富转移而来的是中美畸形的权力构造，中美战略均势在权力分裂中形成。如经济力量向亚洲转移并未伴随着政治力量的直接跟进，覆盖东半球的大中华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中国缺乏支撑战略转型的大国军事资源，而美国拥有环球最强军事力量但丧失了财富基础。
大国争夺以财富为后盾，财富控制权力是国际体系铁的逻辑，丧失财富创造力注定了美国霸权的长期命运。在核均势之下，大国直接的军事较量被抑制，相对军事优势不再生死攸关，而经济力量免于军事打击，可以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成为大国实力的核心部分。经济力量消长为中美权力转移确立潮流，军事、政治等都在经济设定的轨道上运转。大国竞争摆脱了武力争夺，意味着美国不能以战争手段维持霸权，不能借助军事权力解决财政危机，如同苏联在军力巅峰时期不能阻止经济崩溃而解体。后冷战20年，经济衰落侵蚀了美国强权，过度战略扩张被迫收缩。中美力量对比随财富浮沉而变迁，全球权力体系日渐与此相适应。
残缺的权力构造为中美再度携手、继续协同权力和平让渡提供了客观基础，而美国固守独大地位也为中国避免战略冒进提供了契机。作为现存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中美可以以更对等的方式继续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规避与协作模式。中美协作为美国霸权续命，有效地克服后霸权时代的混乱和无序。对中国来说，战略转型是长期的，躁进不足为取。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为中美再度协作扫除了障碍。继续模糊中美间实质性的长期问题，联手驾驭世界转型，避免美国霸权在多极化潮流冲击下迅速崩溃，以最小代价维持体系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和平兴衰将展现最完美的大国权力转移，而中美竞争也将在历史性的进程中自然解决。
中美中东战略协作
新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阴影下诞生成长，后冷战时代中国以一国之力抗衡美国的单极体系。中国在6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中摆脱了被遏制的困境，实现了对周边态势的掌控，成为以经济重新聚合的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力量自然地突破狭小的东亚，转向与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区域。战略兼容缓解了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中美中东协作的客观基础。
中东是久远的东西方力量交汇的锋线，也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逐渐被侵蚀。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中东时代，如同在东亚，美国霸权更加力不从心。这种新的战略态势为中美中东协作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战略根基在东亚，而同时从海陆两线与中东邻接。中东是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起点，是中国深入全球事务的踏石，也成为新中美关系的实验场。
1. 促成中东多极均势
中东秩序转换是全球性历史巨变的一部分，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自然反应。单极体系是500年来第一个非欧亚权势取得全球霸权，也是200年欧美霸权的最后阶段，美国霸权的丧失对全球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东也由此处于深刻的权力重构之中。迷恋霸权的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成为中东矛盾与冲突的核心。美国得以在混乱中延续霸权，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对手的谨慎和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权和实力。如同在转型的多极化世界中，中国在新中东秩序中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中美在政经分离的大前提下，将竞争舞台推向中东，将成为中东新秩序的起点。
美国中东力量逐渐萎缩，让位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区域协作。遏制伊朗失败，失去对土耳其的控制与“阿拉伯风暴”后埃及外交的重塑，是美国中东霸权失落的集中反映。土耳其与伊朗重新占据失去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伊朗历经数十年围堵封锁，在逆境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消失之后，伊朗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核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游刃于多种力量之间，避免与西方对抗或敌视伊朗。阿拉伯国家视土耳其为平衡力量，欢迎新土耳其回归。力量均势正在伊土之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显现，中国与美保持竞合关系，作为离岸平衡者介入正当其时。
中东秩序变迁呼唤权力的有序调整。维护中东稳定、确保能源供应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后冷战20年，美国长期卷入中东混战而陷入冲突的夹缝中，经济影响力削弱与外交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8]美以特殊关系的困扰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夹缠不清的混乱政策，使美国丧失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中国的出现将加强中东多极和平格局。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和平崛起这一原则，超脱于地缘政治争夺，推行无冲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携手驾驭权力转型，中国发挥均衡作用，既通过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行为，又与美合作维持中东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经贸成长与权力的有序转移。
2.重建丝绸之路——成为新中东接触的核心
中东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区域，商业纽带是中国与中东更深远的地缘政治联系的核心。中国沿海陆两线同时迫近中东，复活与海洋生命线并立的大陆经贸系统。如同在全球层次，中美中东协作将在政经分离这一大原则下展开。美国中东政策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如反恐与以色列安全)，而中国与中东关系建立在务实的能源利益和贸易上。美国纠缠于权力争夺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以和平手段促成海湾国家摆脱对美经济与军事依附，促成伊土双元权力构造为核心的伊斯兰大协作，中国将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接触中心。伊朗大国地位是中东构建均势的关键，促成美伊和解是中国新中东政策的起点。中国不需要刻意做到这一点，中国日益强盛即成为伊朗强大的战略依托。
中东是中国周边的战略延伸，蕴藏着中国经济深度崛起的契机。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经济融合冲淡军事冲突，预示着经济进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为新兴的全球力量，致力于经济拓展的中国，没有浓烈的军事意味，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潜力。中国成为中东能源市场与投资对象，中东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将在中东获得推动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之一，海湾资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力量转移必然伴随着储备货币的变迁，中东与中国经济融合将孕育新的储备货币。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摆脱对美元依赖，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需求将造成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效应。中东是中美力量最终消长的节点。中美和平兴衰的权力让渡将在中东接受考验。核均势下大国争夺的根基在市场上，大国兴衰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如同在全球层次，中东也将在核均势的整体框架下实现国际权力的和平转化。经济缓进侧重于长期效果，不争一日之短长。地缘政治格局，军事与政治优势对比，将随经济力量消长的潜流而持续重塑。后冷战20年美国在中东滥用武力，美军淡出将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经贸主导的和平战略提供契机。中国在中东享有优越的地缘便捷，美国对中东的征服最终将让位于带来富裕和商机的新丝绸之路。
结语
中美竞争更像是冷战的余波，它以一种轻易的近乎传奇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未竟角逐。中美携手创造了大国和平兴衰的历史，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抑或是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美国崛起，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导权力，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也基本维持了全球格局的整体稳定，尽管没有避免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的敌视，——这种对抗有时甚至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摸着石头过河，权宜合作，在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之下，实现了近乎完美的权力交替。中美携手在自然的进程中消弭了大国争夺的破坏性后果。
和平崛起的阶段性为中国树立了新的目标。美国利用残存战略优势左右多极走势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为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提供了契机。扩大经济力量并逐渐培养战略根基，保持战略克制，避免美国霸权过早崩溃引起全球混乱，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积实力，促使强弱易位，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连贯战略整体。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将以此为基础。全球秩序尽管深受美国衰落的困扰，但中美和平兴衰决定了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是权力变革的基本模式。这是中国崛起所应继续秉持的行动原则，中东是这一原则的最前沿，也将是检验这一原则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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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彼得拉斯. 美外交军事化只因丧失经济影响力［N］. 参考消息，2010-8-23（3）.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论中美全球战略利益的兼容性与中美中东合作
On Sino-US Global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竞争存在明显的战略错位。美国满足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20年和平崛起改变了中国持续遭受围困的窘境，中国崛起进入纵深。中东与中国陆海邻接，是中美和平兴衰的核心。中美中东战略协作应继续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展开，以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
[Abstract] Under the nuclear equilibrium, Sino-US competi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manifest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United States contents itself wi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upremacy, while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expansion. Through the twenty years of peaceful rise, China has ridden itself of the risky situation of imminent military pressure, and enters into a new phase in its peaceful rise. The Middle East is contiguous to China by both land and sea ways, and serves as the key to Sino –US power struggle. The Sino-US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continue the mode of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The transfer of power will be conducted smoothly as what is going on on the global level up to now.
[关键词]战略错位；和平崛起；中东政策；美国衰落
[Key words] Sino-US Strategic Compatibility; Peaceful Rise; Middle-East Policy; US Decline
一部国际关系史就是大国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大国兴衰意味着世界权力与财富的持续流转，也意味着新旧主导力量的冲突与战争。数百年欧美强权的兴衰演绎出同样的模式，即大国崛起首先显示军事锋芒，依仗军事暴力打破既定权力格局，以战争与人类浩劫为代价强行突破。因而西方经典的观念，视战争为世界霸权更替的必要手段。
后冷战20年，中美携手驾驭大国权力转型。中美关系摆脱了历史上大国权力交替陷入战争与冲突的滥觞，也没有重蹈美苏权力争夺的敌视与遏制的冷战覆辙。中美携手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让渡，树立了大国权力和平沿革的光辉先例。经济融合与竞争构成中美和平共生与和平兴衰的基础，经济竞争带来的财富转移也取代传统的军事暴力成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手段。
和平兴衰下的中美权力构造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竞争以战略兼容为背景。核均势与经济融合构成中美战略兼容的核心因素。战后核武器诞生，传统大国均势演化为核均势。中美竞争即在这一宿命下展开。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共同毁灭，确保中美竞争限定在和平范围之内。中美竞争由此转移到经济争夺上。互利双赢的经济融合缓冲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中美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形成了稳定变迁的动态权力结构。经济力量兼具变革与保守的性质，中美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并存的趋势，即是这一双重属性的产物。中美和平兴衰在政经分离下展开，美国执迷于国际权力而中国在经济上凸显国家意志，潜在的结构性冲突因而没有妨碍中美权宜合作与力量对比的缓慢变迁。
1. 核均势——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约束
跨越冷战的中美竞争更像是战后一脉相承的国际关系的核心，美苏冷战不过是这一世纪性竞争的序曲。中美同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崛起。挟百年和平建设蓄积的国力，美国在西欧列强衰落的废墟上，成为与苏联比肩的西方世界的核心。中国百年衰落，经过无数次的战乱、革命与外敌入侵，开始奠定坚实的中央权威。中美不对称竞争首先在冷战背景下展开。朝战与越战直接表现为中美冲突，更具有中美对抗的性质，美苏冷战不过是为这一斗争提供背景。70年代后中美战略携手，美国并未因中美战略趋同而弃持台湾这枚遏制中国的潜在棋子。围绕台海的折冲露骨地展示了中美争夺的性质。中美携手拖垮了苏联，中国的战略跃进被单极体系的炫目光辉遮蔽了。
苏联解体是新中美关系的起点。战后核武力渗入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大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权力争夺的经典模式失效，久远的大国竞争的安全困境也被打破。核均势下大国争夺被束缚在有限而又单纯的选择之中，变得理性和易于妥协。中美苏三大国共享核均势，变换敌友争夺半个多世纪而维持了整体和平。核均势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消失，中俄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核均势的守护者。核均势铸定了中美竞争将延续冷战争夺这一和平传统。美国因苏联解体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胜利缺乏实质性意义，它不能一劳永逸地结束大国竞争。核均势决定了美国只是博弈型霸权，只能通过大国妥协取得霸主权威。[1]
和平竞争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核均势给予中国基本的安全保障，也规定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中美在力量落差的巨大悬殊之下形成不对称竞争。中国保持战略克制，韬光养晦，目标稳健而务实，没有对自身权力和利益明确界定，而寻找与美国战略利益竞合的有利位置。这一规避隐忍战略，以寄生于单极体系的依附性发展实现崛起，缓冲了美国的敌意。经过冷战洗礼，大国关系更具有理性与和平性质。中美拥有稳定成熟的竞争框架，没有使全球笼罩在战争随时爆发的恐怖中。但和平崛起依然不能抹煞中美斗争的绝对本质。相互依存的经贸利益缓冲、模糊了国家冲突，但不能消除中美与生俱来的竞争，潜在的结构性战略不妥协不时浮出，形成中美关系中此起彼伏的冲突热点。
中美关系中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源于新老大国的结构性冲突，[2]伴随着后冷战中美关系的全过程。美国对华遏制是持续塑造中国崛起的因素之一。美国优势是长期的基本形态，也是相对的。中美竞争延续并凸显近代以来中国的宿命：即始终在西方强势下实施民族反围剿。和平崛起最初更像是长期的被动与无奈，中国被迫适应大国的角色。但中国享有上升大国的多重优势。中国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唯一与美国战略冲突而没有落败的大国；中国发展带来的权力转移构成格局变革的因素，具有上升大国的精神优势，比美国这个特权帝国更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一部大国兴亡史即是一部以弱为强、以小克大的历史，巨大的不对称竞争压力激发出中国的进取精神与活力，时间在中国一边。
2．中美战略错位
核均势下中美战略冲突与结构性矛盾，在现实中表现为有限冲突与被迫合作并存的特征，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有效的战略背景。和平崛起是史无前例的战略尝试，它刷新了大国兴衰血腥争夺的历史，使一项崇高的战略追求适合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现实，并创造了隐忍待时、以弱为强的现代兵家传奇。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崛起，首先以军事扩张建立权力根基，崇尚赤裸裸的暴力掠夺，大国竞争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与领土争夺。超越于此一根深蒂固的范式，中国和平崛起依托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避免触动既定地缘政治格局，而以经济缓进和平突围，将国家进取糅合在经济互利之中。经济累进蓄积国力是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
后冷战20年，中美战略取向存在明显的错位。美国满足于权力垄断，沉迷于地缘政治扩张，而中国不随美国起舞，依托核均势摆脱了传统大国崛起背负的沉重军备消耗，以务实的经济发展培植国力。中美各取所需，和平竞争并保持战略兼容，经济融合与政治安全对立并存。中美争夺形成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略错位，双方通过开放市场的和平机制协调竞争，依靠经济利益诉求与战略模糊形成了稳定但具有潜在冲突的权力结构。20年中美关系交替表现出冲突与缓和的倾向，呈现出竞争与依存的双重性质。争斗本身以及争斗带来的拖延，客观上成为一种权宜均衡，为中国意志在经济上展现提供了喘息。
战略错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物，它缓冲了中美长远的结构性冲突与竞争的不妥协性，避免中美陷入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安全困境。相当长时间内，战略错位兼容中美冲突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趋向，安全局势的变化非常稳定，不易触发明显的对抗。尽管存在浓厚的战略猜疑，中美并未走上实质性对抗的道路。20 年中美关系在脆弱的平衡下维持了总体和平，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均势退居背景中，不像冷战那样分明。中美陷入大国战争的宿命并未发生。[3]中美关系比曾经的美苏关系更加稳定。美国享有单极尊荣，而中国崛起没有遭受持续的围堵与遏制。台湾得以在中美战略夹缝中维持现状，长期战略冲突并不妨碍中美功利性权宜并存。
多极化潮流与美国战略迟缓也促成了中美战略错位。和平崛起并不是自我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中美和平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上，战争阴影挥之不去。多极化弱化了美国霸权的锋芒并缓冲了中美竞争，它始终是中美关系转型的牵制力量之一。美国背负全球霸权的重负，时时面对遍及全球的矛盾与冲突，不能持续集中关注中国的崛起。中国在险恶的环境中韬光养晦，缔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中国崛起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力量造就的。美国囿于冷战经验，以军事威慑辅之于市场开放，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企图以此促成中国和平演变，结果更快地助推了中国崛起。反恐战争加剧了美国的战略混乱，缓解了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
和谐的中美权力消长
中美竞争不能撼动核均势铸造的战略宿命，战争作为传统大国竞争的权力转移手段失效，中美和平兴衰即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实现，即以经济为核心的和平竞争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法则。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差异构成中美和平兴衰的动力源泉。中国以经济累进蓄积国力，而美国由于经济衰落逐渐丧失霸权能力。拥有财富创造力的中国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战略潜力。
1．中美权力的和平过渡
后冷战20年，中美和平共存以国际权势的转移与国际体系的深刻变迁为背景。权力流转意味着中美关系不能固定在既定权力对比上，它将顺应无常的权力转移而起伏。核均势施加的抑制性约束，使中美关系排除了传统大国兴衰的军事暴力，经济力量因而成为破解中美竞争死结的变革因素，它兼具和平与变革、保守与进取的双重性质。这一奇特的稳定与变迁力量使中美关系始终处于稳定的动态演化之中。美国满足于政治霸权与军事暴力，在围绕创造财富的竞争中逐渐落伍，而中国的经济进取则彻底扭转了被持续围堵的困局，将单极体系消弭于无形而未引发战争，这是500年来国际关系中空前的功业。
经济进取是中国对美遏制政策的战略回应，是打破美战略包围的突破口，它将战略上的持久与出奇制胜熔为一炉，给予中国在困境和危局中的突破力量。经济缓进以温水煮蛙的方式侵削美国强权，积弱为强，同时独辟蹊径，避免历史上大国崛起以军事暴力强行突破的滥觞。迫于强敌，在国力不济的时候，避免即刻决战，采取拖延战略，通过持久的消耗削弱对手，促使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向我转移，最终逆转敌我优势对比。这是传统兵家转弱为强的经典智慧。而避开自然期待的进攻路线，避免正面突击，选择阻力最弱的途径，以间接迂回达成战略奇袭，这种漫长而迂回的道路，经常是达成目标的捷径。[4]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人发，先人至。[5]
经济的和平性质缓解了中美竞争的不妥协性。核均势决定了中美妥协的终极共识，经济竞争取代军事暴力成为中美力量变迁的核心。中国的经济进取成为中美政治和军事权力运作之下的潜流，在霸权围堵中造成适应自身发展的和平稳定机制。经济缓进不会即刻导致单极体系的根本垮塌，可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为中国崛起争取机会和空间。经济崛起的前景是模糊的，妥协与共同获利是经济竞争的方式，可以调和冲突的力量，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两败俱伤。经济融合冲淡长远的安全隐忧，弱化安全威胁，避免相对优势流转触发动荡。中美在历史性的竟存中逐渐习惯并顺应这一潮流，中国崛起因而并未伴随着中美冲突的升级。
经济力量同时显示出变革的性质，促成中美权力交替。经济权力是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持续的经济流变引起实力变迁。中美经济基础与发展潜力各异，不能通过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取得均衡发展。中国在经济领域打破既得利益，逐渐改造旧有的力量体系和利益范围，潜移默化地改变中美整体经济力量对比。中国同时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与周边的和平共处，冲销美国同盟体系并促成自身军事现代化。经济实力缓慢地转化为对美关系的主动地位与政策杠杆，促成中美权力均衡。中国逐渐不再被动撑持，以模糊和妥协为特征的韬光养晦政策逐渐退出。单极体系的军事锋芒，被多极化的和平潮流所牵制，为中美这一权力转换铺平了道路。
20年经济力量消长产生了与传统大国战争一样的战略效应，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军事与政治平衡，促成中美军事力量变迁与地缘政治分野转换。核均势下中美军事力量转换的根基在市场，经济竞争决定军事优势的浮沉。中美军事力量消长，不是战场决胜的产物，而是财富转移的结果。经济力量消长侵蚀了美国一度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推动中美军事权力不断变迁，美国军事权力流失而中国财富持续转化为军事效能。中国力量提升与美霸权存在感不断变弱相伴，固有的地缘政治分野逐渐落伍。适应不断更新的动态战略框架，中美需要经常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和利益范围。中国重申南海主权，划定黄海战略红线，是中美权力消长的产物。这一模式将一再被重复。
与美苏冷战相比，中美竞争更具有历史戏剧性。中美关系与美苏冷战有着结构性不同，美苏竞争是全方位的争夺，而不对称竞争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核心特征。美苏较量势均力敌，彼此拥有独立的经济空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之下，以军事冲突为特征。美苏争夺持续半个多世纪，几度起伏，权力优势一再易手。中国崛起波澜不惊。中国以经济进取缓慢崛起，中美竞争集中在经济较量上，似乎无所用心，浑不着意。没有强硬的军事对抗，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恶意敌视。只短短20年，中美竞争的基调即被逆转。中国摆脱依附性发展形成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系，而美元霸权和文化影响力等20世纪美国权力的标志几乎全部丧失。
中美竞争重演二战中中国以持久战拖垮日本的经典战例。在抵抗战争中，积弱贫穷的中国依靠人自为战的武装民众使日军陷入了灭顶的游击战泥沼，以8年漫长的持久战争挫败了日军兵锋，拖垮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在后冷战2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战中，中国以市场纽带协同自我进取的民众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通过持久战略对峙拖垮了单极体系。美国是本土财富支撑的消耗型帝国，每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扩张都使其经济根基更为脆弱。在中美不对称竞争中，中国避开美国的军事锋芒，使美国在漫无目标的扩张中丧失了战略能力，同时避实就虚在经济竞争中击中了美国霸权的软肋。让渡与分享权力成为必然，单极霸权即和平过渡到中美均势体系。
2．和平崛起的战略得失
中美兴衰开辟了大国关系历史的新纪元。核均势下的中美和平兴衰，借助于经济力量的缓慢转移，以战略错位避免冲突，中美联手实现了大国权力的和平让渡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中国在单极体系中崛起，以依附性的经济发展获得大国权力，中国崛起打破格局带来的冲击，被中美战略错位所缓冲。政经分离的战略错位同时造成中美权力的不完全演变，形成彼此残缺而互补的双重权力结构。中美共享大国权力，彼此均不能独立支撑国际体系，为中美继续联手驾驭国际体系转型提供了基础。和平崛起同时侵蚀了美国的财富基础，造成了美国政治与军事霸权悬空，预示着中美和平兴衰将继续向纵深演进。
在单极霸权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的软弱。过去20年中国处于单极体系的边缘，时刻面临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锋芒，在意识形态上遭受持续的围攻和打压，被迫以经济迂回累积国力。迄今为止，和平崛起集中于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并致力于经济成长，而不是关注国际权力体系所应采取的形式。传统大国崛起以弱为强，争锋于白刃之间，危然后安。和平崛起隐忍待时，依赖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与美国编织的国际关系获得经济与安全利益，没有权力基磐与缺乏内需市场的廉价崛起蕴涵着潜在战略风险。[6]中国经济利益遍及全球，而维持这一利益的安全秩序由美国守护，注定了中国崛起的寄生性。
和平崛起造成中美权力构造的不平衡。迄今为止，中美权力交替更多地局限在经济领域。和平崛起决定了军事力量对比是中美力量消长最为滞缓的领域，这一权力构造构成中美战略错位的客观基础。经济力量并非直接的战略能力，也不能即刻转化为战略能力。经济力量向战略实力转化存在明显的滞后期，这一滞后效应形成后冷战20年难得的战略间歇期，为中美战略兼容提供了可能。中美各得其所，促成和谐的权力交替，这一滞后期也使传统霸权一体化的权力构造分裂，形成中美并峙的经济与军事权力。核均势下的大国竞争不能借助于战争手段解决，只能依赖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销，决定了中美军事平衡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崛起的阶段性，它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和平崛起包含着难于兼容的双重战略取向。中国需要促成权力的持续变迁，以弱化霸权围堵与既得利益障碍；同时参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以护卫经济成长。[7]中美和平兴衰造成不完全权力转型，国际政治权力与经济秩序脱节，全球军事权力对比不能反映经济力量分布。伴随着20年财富转移而来的是中美畸形的权力构造，中美战略均势在权力分裂中形成。如经济力量向亚洲转移并未伴随着政治力量的直接跟进，覆盖东半球的大中华区与美国同盟体系相互覆盖。中国缺乏支撑战略转型的大国军事资源，而美国拥有环球最强军事力量但丧失了财富基础。
大国争夺以财富为后盾，财富控制权力是国际体系铁的逻辑，丧失财富创造力注定了美国霸权的长期命运。在核均势之下，大国直接的军事较量被抑制，相对军事优势不再生死攸关，而经济力量免于军事打击，可以持续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力量，成为大国实力的核心部分。经济力量消长为中美权力转移确立潮流，军事、政治等都在经济设定的轨道上运转。大国竞争摆脱了武力争夺，意味着美国不能以战争手段维持霸权，不能借助军事权力解决财政危机，如同苏联在军力巅峰时期不能阻止经济崩溃而解体。后冷战20年，经济衰落侵蚀了美国强权，过度战略扩张被迫收缩。中美力量对比随财富浮沉而变迁，全球权力体系日渐与此相适应。
残缺的权力构造为中美再度携手、继续协同权力和平让渡提供了客观基础，而美国固守独大地位也为中国避免战略冒进提供了契机。作为现存秩序的利益攸关者，中美可以以更对等的方式继续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规避与协作模式。中美协作为美国霸权续命，有效地克服后霸权时代的混乱和无序。对中国来说，战略转型是长期的，躁进不足为取。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为中美再度协作扫除了障碍。继续模糊中美间实质性的长期问题，联手驾驭世界转型，避免美国霸权在多极化潮流冲击下迅速崩溃，以最小代价维持体系稳定，符合中国利益。中美和平兴衰将展现最完美的大国权力转移，而中美竞争也将在历史性的进程中自然解决。
中美中东战略协作
新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的阴影下诞生成长，后冷战时代中国以一国之力抗衡美国的单极体系。中国在60年艰难的战略防御中摆脱了被遏制的困境，实现了对周边态势的掌控，成为以经济重新聚合的区域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力量自然地突破狭小的东亚，转向与自身安全和利益密切相关的临近区域。战略兼容缓解了中美在全球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构成中美中东协作的客观基础。
中东是久远的东西方力量交汇的锋线，也是夹在东西方之间广阔的中间地带。冷战后美国在中东的独霸地位逐渐被侵蚀。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中东时代，如同在东亚，美国霸权更加力不从心。这种新的战略态势为中美中东协作提供了契机。中国的战略根基在东亚，而同时从海陆两线与中东邻接。中东是中国全球大国地位的起点，是中国深入全球事务的踏石，也成为新中美关系的实验场。
1. 促成中东多极均势
中东秩序转换是全球性历史巨变的一部分，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自然反应。单极体系是500年来第一个非欧亚权势取得全球霸权，也是200年欧美霸权的最后阶段，美国霸权的丧失对全球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中东也由此处于深刻的权力重构之中。迷恋霸权的美国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成为中东矛盾与冲突的核心。美国得以在混乱中延续霸权，更多的是出于竞争对手的谨慎和克制，而不是自身的威权和实力。如同在转型的多极化世界中，中国在新中东秩序中也将扮演关键角色。中美在政经分离的大前提下，将竞争舞台推向中东，将成为中东新秩序的起点。
美国中东力量逐渐萎缩，让位于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区域协作。遏制伊朗失败，失去对土耳其的控制与“阿拉伯风暴”后埃及外交的重塑，是美国中东霸权失落的集中反映。土耳其与伊朗重新占据失去的历史舞台，成为影响中东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伊朗历经数十年围堵封锁，在逆境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消失之后，伊朗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核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土耳其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游刃于多种力量之间，避免与西方对抗或敌视伊朗。阿拉伯国家视土耳其为平衡力量，欢迎新土耳其回归。力量均势正在伊土之间、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显现，中国与美保持竞合关系，作为离岸平衡者介入正当其时。
中东秩序变迁呼唤权力的有序调整。维护中东稳定、确保能源供应符合中美共同利益。后冷战20年，美国长期卷入中东混战而陷入冲突的夹缝中，经济影响力削弱与外交军事化加剧了这一困境。[8]美以特殊关系的困扰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夹缠不清的混乱政策，使美国丧失了与伊斯兰世界建立有效联系的能力。中国的出现将加强中东多极和平格局。中国的中东政策体现和平崛起这一原则，超脱于地缘政治争夺，推行无冲突外交。如同在全球舞台，中美携手驾驭权力转型，中国发挥均衡作用，既通过多边合作制约美国的行为，又与美合作维持中东基本的安全秩序，以利经贸成长与权力的有序转移。
2.重建丝绸之路——成为新中东接触的核心
中东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区域，商业纽带是中国与中东更深远的地缘政治联系的核心。中国沿海陆两线同时迫近中东，复活与海洋生命线并立的大陆经贸系统。如同在全球层次，中美中东协作将在政经分离这一大原则下展开。美国中东政策继续陷于地缘政治利益驱动(如反恐与以色列安全)，而中国与中东关系建立在务实的能源利益和贸易上。美国纠缠于权力争夺而中国致力于经济拓展，以和平手段促成海湾国家摆脱对美经济与军事依附，促成伊土双元权力构造为核心的伊斯兰大协作，中国将成为新中东秩序的接触中心。伊朗大国地位是中东构建均势的关键，促成美伊和解是中国新中东政策的起点。中国不需要刻意做到这一点，中国日益强盛即成为伊朗强大的战略依托。
中东是中国周边的战略延伸，蕴藏着中国经济深度崛起的契机。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经济融合冲淡军事冲突，预示着经济进取在中东新秩序中的核心角色。作为新兴的全球力量，致力于经济拓展的中国，没有浓烈的军事意味，更富有国家竞争力并拥有长期的战略潜力。中国成为中东能源市场与投资对象，中东成为中国制造的消费地。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将在中东获得推动力。石油支配地位是美元霸权的核心力量之一，海湾资本流向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力量转移必然伴随着储备货币的变迁，中东与中国经济融合将孕育新的储备货币。建立多元金融秩序，摆脱对美元依赖，符合双方利益。
中国需求将造成深远的政治与外交效应。中东是中美力量最终消长的节点。中美和平兴衰的权力让渡将在中东接受考验。核均势下大国争夺的根基在市场上，大国兴衰系于经济力量的消长。如同在全球层次，中东也将在核均势的整体框架下实现国际权力的和平转化。经济缓进侧重于长期效果，不争一日之短长。地缘政治格局，军事与政治优势对比，将随经济力量消长的潜流而持续重塑。后冷战20年美国在中东滥用武力，美军淡出将释放区域经济活力，为经贸主导的和平战略提供契机。中国在中东享有优越的地缘便捷，美国对中东的征服最终将让位于带来富裕和商机的新丝绸之路。
结语
中美竞争更像是冷战的余波，它以一种轻易的近乎传奇的方式完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未竟角逐。中美携手创造了大国和平兴衰的历史，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抑或是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美国崛起，和平取得了西半球的主导权力，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也基本维持了全球格局的整体稳定，尽管没有避免军事对抗与意识形态的敌视，——这种对抗有时甚至走到战争的边缘。中美摸着石头过河，权宜合作，在维持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之下，实现了近乎完美的权力交替。中美携手在自然的进程中消弭了大国争夺的破坏性后果。
和平崛起的阶段性为中国树立了新的目标。美国利用残存战略优势左右多极走势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为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提供了契机。扩大经济力量并逐渐培养战略根基，保持战略克制，避免美国霸权过早崩溃引起全球混乱，以水滴石穿的耐心累积实力，促使强弱易位，构成中国和平崛起的连贯战略整体。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将以此为基础。全球秩序尽管深受美国衰落的困扰，但中美和平兴衰决定了延续性而非断裂性仍是权力变革的基本模式。这是中国崛起所应继续秉持的行动原则，中东是这一原则的最前沿，也将是检验这一原则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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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